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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湘乡访民辜湘红险被送精神病院

    [访民之声2017/1/29消息] 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访民辜湘红,因上访十数次被关精神病院,今年农历的大年三十,在京上访的辜湘红被拦截回乡后,又差点被送到精神病院关押。

    辜湘红表示:“1月25号,湘乡市龙洞镇政府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外,把我们母女拦截到宾馆,说给过年的钱也没给。大年三十上午10点左右,龙洞镇政府综治办的人把我母女截回来,要送到精神病院去。我给他们吵起来,吵了好长时间,快到精神病院了综治办的人才说,今天就不送你们了,年后再上访就把你们送到精神病院去关起来。”

    据悉,辜湘红是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小田村人,因年青时被拐卖、计划生育、房屋拆迁问题而上访,在上访过程中,政府强制将她送进精神病院十余次,进行强制治疗。其家人也倍受恐吓及骚扰。

    相关报道:维权律师代理辜湘红被精神病案 赴院交涉要求放人
    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ershisiqi/2014/0703/10313.html

    2016年夏天在京上访的辜湘红


  • 被关精神病院两年多的浙江访民李家富获释

    [访民之声2017/1/27消息] 浙江温岭市访民李家富,在精神病院被关押两年多,近日终于获得释放。李家富称,他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在医院遭到捆绑、殴打,现在身体状况非常糟糕。

    据李家富叙述,他原本在北京准备与女友结婚,2014年5月8日无故被温岭市泽国镇派出所李姓所长带领多人抓回原籍,直接送到温岭大理康复医院(精神病院)。因为他拒绝使用任何治疗精神病的药物,经常被殴打、捆绑,每次捆绑2、3个小时。由于长期被殴打、捆绑、虐待,他身体越来越差,出现了肌肉痿缩症状,手臂、大腿最为明显。身体无名状的难受,视力模糊不清,头脑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与人交流困难等症状。医院担心他病死,于1月23日让泽国镇政府把他接出来,期间他一直被限制与外界通信联系。

    李家富表示,会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他被精神病一事,请李姓所长归还他手机内存卡,请精神病院的林医生归还他的超市购物卡。

    据悉,李家富原是一名伤残退伍军人,退伍后开门市以卖香烟为生,因受到地痞流氓骚扰导致生意萧条难以维持生计,李家富被迫从1995年开始一直持续控告骚扰他的人。2000年时,被告答应给予李家富78万元赔偿,但协调此事的泽国镇政府却把被告代为转交李家富的78万元扣下,李家富为此上访被多次强制关进精神病院 “治疗”。

    相关报道:官员称李家富神经没问题,但拒不释放
    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sanshiqiqi/2015/0810/12947.html



  • 2016年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总结

    一、前言
     
    由全国人大2012年10月26日发布,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到2016年已经过去三年多了,然而,中国精神卫生领域有精神病者得不到医治与无精神病者被强迫医治(即“被精神病”)的总体状况并无改变,相反在日趋恶化。
     
    所谓“被精神病”就是指政府权力部门或利害关系人把无精神疾病或不该被收治的个人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的行为。在此行为里,公民的人身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受到了严重侵害。
     
    中国维稳体制推行以来,各种上访维权民众、异议人士、独立作家等等,即不顺从于权力意志的人,在遭致当局各种迫害时,一些人就纷纷被当局施以“被精神病”。

    举世公认,2016年是中国人权与法治继续大倒退的一年。中国当局不仅于2015年7月9日对律师展开大抓捕后,在2016年中以完全抛开法制、禁绝任何律师介入的形式枉法审判,而且一如既往地在2016年中对维权律师如江天勇等,维权人士如刘飞跃、黄琦等,公民活动人士如广东深圳邓洪城、肖兵、王威、火焱、沈力等,独立作家熊飞骏、王飞等进行拘捕,以及北京检方对雷洋案涉事警察的免于起诉,山东当局对毛左于年底从网络到现实的围攻教授邓相超的纵容,无不显示着这个国度在离弃法制、颠覆文明、践踏人权上正高歌猛进。
     
    在如此严酷的大背景下,中国精神卫生领域人权与法治状况理所当然地出现了极其严酷而吊诡的现象:
     
    一则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因医疗条件、制度等所限而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治。据人民网2016年11月18日报道: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缺口近2万名。而中国精神病人总况却极为严峻:中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目前,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重症者超1600万人。截至2015年底,全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10万人。(来源: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118/c1001-28877679.html  2016年11月18日)。在中国精神疾病人数增加的同时,扩大医疗保险范围的举措并未跟上。根据一些统计数据,近年来,在北京享受免费门诊治疗的只有4.5万人、享受免费住院治疗的仅7000人。在北京,近90%的精神疾病患者未住院治疗,一是费用太高、二是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由于精神疾病治疗需求巨大,未注册的、未接受过足够训练的心理医生日益增加,但他们无法为病人提供适当的诊断和治疗。因此,许多病人症状日益严重。(来源:参考消息网http://news.china.com.cn/2016-11/19/content_39739653.htm 2016-11/19)
     
    一则是广泛存在无精神病者被随意收押于精神病院强迫医治。据长期来关注中国精神卫生与“被精神病”人权状况的“民生观察”的有限的报道,2016年全年每月均有“被精神病”案例发生,其中既有曾经被精神病者继续被精神病,也有曾经从未被精神病而因上访或践行自己的权利遭到“被精神病”的,还有被精神病后起来维权被有关方面置之不理的。这些被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所遭受的酷刑触目惊心,其中野蛮、反法制、反人权、反文明程度让人匪夷所思。
     
    这种需要医治者得不到治疗而不需要医治者被强制治疗的诡异状况,显明了中国在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严重违法侵权现实。而其中“被精神病”问题更是测试中国当下人权法治真实高度的量尺。值得世人密切关注!
     
    二、2016年中国精神卫生法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1、对《精神卫生法》普及落实不力
     
    虽然到2016年《精神卫生法》发布了三年多,其中规范精神障碍患者治疗、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和促进精神障碍者康复的目的也较明确,而提出患者自愿就医等原则,更是意在避免“被精神病”的发生,然而,现实中有关从事精神卫生领域工作人员对《精神卫生法》普及了解却远远不够。
     
    据2016年6月20日网易新闻公布的一项对湖北黄石市一从事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人员对《精神卫生法》掌握情况的调查结果是,该中心里的护士们对《精神卫生法》的认知度非常低。89.10% 的人的知晓程度都处于较差的水平,7.93% 的人处于非常差的水平,只有 2.97% 的人知晓程度为一般;对《精神卫生法》各部分内容的知晓正确率也比较低,最高的正确率也只有 51.49%。(来源:网易新闻http://view.163.com/16/0620/17/BQ15S1IS00012Q9L.html 2016-06-20)如此低的认知率,当然不能指望在精神卫生领域能很好落实有关《精神卫生法》。而导致从事精神领域工作人员对《精神卫生法》如此低的认知率,则与当局不重视及不曾着力普及推广紧密相关,说明《精神卫生法》虽然出台几年,但仍悬于纸上,而没有落实。
     
    2、国务院、最高检虽就精神卫生领域强制医疗情况出台有关办法、条例,但轻于对制造“被精神病”机构及人员的惩治,也使“被精神病”现象持续泛滥。
     
    2016年6月最高检审议通过了《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执行检察办法(试行)》(下称“检察办法”)已于7月初开始实施。其中规定“检察院发现强制医疗机构收治未被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人的,应当依法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检察院发现被强制医疗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法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可能错误的,应当将有关材料转交作出强制医疗决定法院的同级检察院公诉部门进行审查,并将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书面反馈负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检察院。”“检察机关依法对强制医疗机构的医疗、监管活动及解除强制医疗活动进行监督。发现有殴打、体罚、虐待或者变相体罚、虐待被强制医疗人,违反规定对被强制医疗人使用约束措施,对于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被强制医疗人没有及时向法院提出解除意见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从这《检察办法》来看,对剥夺公民自由权利,强制进行医疗,及医疗中侵害公民身体生命的行径,只是简单“提出纠正意见”,而不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此没有惩罚的检察办法,怎么能起到惩治制造“被精神病”效果?
     
    同样,2016年6月12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关于《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也缺少提出对制造“被精神病”医疗机构及人员的依法惩治。
     
    可见,精神领域的“被精神病”问题虽然已经成为政府及执法部门无法回避而不得不承认的问题。但是,诚如《精神卫生法》颁布一样,这些办法、条例出台事实并没有改变中国制造“被精神病”状况。
     
     
    三、2016年持续的千奇百怪的“被精神病”现象
     
    2016年中共当局延续着过往严控维稳统治模式,利用精神卫生领域医疗机构,广泛对上访维权民众采取“被精神病”手段,通过限制上访者人身自由,从肉体与精神上报复迫害上访者,以阻止威吓公民,使其息访罢诉,放弃维护自己权利。
     
    1、将上访者多次重复关入精神病院,使“被精神病”成为控制上访的常规手段。
     
    1月23日,江苏省无锡北塘拆迁户访民汪荷娣,第五次被强制关押到精神病医院。当日上午8时许,汪荷娣在回家的路上路过无锡妇幼保健医院旁边的小公园时,被居委会的彭小林、书记耿爱琴,无锡市公安局北塘分局惠龙派出所民警郁剑及保安顾福林一起抓住,手脚绑起来,拖到警车上,送到无锡市精神病医院,医院不给她吃饭,还将她左手殴打致伤,并对她强制喂药,直到2月1日,她的丈夫找到医院,医院才让他付清药费,办理出院手续。汪荷娣此前四次“被精神病”时间分别是:2014年2月15日至24日,被关9天;2014年12月27日至2015年1月15日,共19天;2015年2月2日至2月16日,共14天;2015年7月13日至8月4日,共22天。由此可见,无锡当局为控制汪荷娣上访而频繁使用“被精神病”手段情况。(来源:自由亚洲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ql2-021120161015)
     
    4月15日,湖南省永州市访民何芳武再次被关精神病院。 据何芳武说,当日8点在永州车站被公安局抓回来,第二天关进了精神病院。何芳武说,他是为了救自己被关在精神病院的老婆才出去的,现在老婆没能救出来,他自己又被关进了永州芝山(零陵区)精神病院,还给用药,他很是无奈。直到7天后获释。 据悉,何芳武是在北京上访期间和贵州访民谢勋英相识,并结为了夫妻。2015年6月谢勋英被截访人员从北京截回福泉县后,关押在当地的精神病院中,何芳武多次救妻未果。(来源民生观察网: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6/0417/14268.html)
     
    8月26日上海访民丁建勇再次被政府绑架至精神病院强制住院治疗。丁建勇,2016年53岁,居住在上海宝山区泗塘四村,因为和宝山区泗塘民警发生争执被打断肋骨后得不到依法处理而上访。2012年丁建勇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58天。今年7月,警方以涉嫌妨碍公务罪将其刑事拘留后,又于8月26日把丁建勇绑架至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接受强制治疗。(来源: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yiqi/2016/1013/15060.html)
     
    2、长期关押上访者于精神病院,对媒体、民众声援呼吁置之不理,将精神病院当作超越法制无限期囚禁上访者之地。
     
    据“维权网”报道:2016年1月23日,有湖南邵阳市隆回县山界回族乡黄羊村村民夏先生(电话:18163811688)和山界回族乡坳头村村民丁先生(电话:15897391257)投诉说:山界回族乡黄羊村村民夏付年(男,70岁)因对隆回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徇私枉法,陷害他的行为不服而长期上访。由于上访无果,夏付年转而以在集市,大街上等人流较多的地方张贴控告书的形式揭露地方政府的黑暗以示抗议。其行为引起隆回县政府的仇视,为了阻止他揭露官员的腐败丑态,2013年12月,隆回县政府竟然以带他到医院检查为名,对他强制进行精神病检查,最后政府对外宣称检查出夏付年患有严重的“精神病”,而将夏付年送进隆回县魏源精神病医院进行关押,至今3年多仍不释放。(维权网: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6/01/70.html)
     
    3、继续制造新的“被精神病”,将精神病院当作临时控制迫害上访者场所,以此躲避“非法拘禁罪”的法律制裁。
     
    据民生观察报道:2016年2月9日下午5点左右,上访维权人士陆立明把控告材料投进中南海院内。 被警察抓住送进了府右街派出所,遭致毒打,头、手都肿了起来,腿上也有伤。当晚8、9点钟左右,警方把他送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救助社会精神病患者的定点医院,隶属于北京市政法委)。入院后,医生给陆立明量了血压,做了心电图、脑CT。陆立明问医生:“为什么共产党把我一个正常人当精神病治?”医生说:“你还算好的呢,刘少奇都被他们整死了”。检查完后医生把陆立明衣服扒光,换上了病号服,绑在6号床上,双手都绑着。第二天又把陆立明绑在3号床上,和真正的精神病人在一起。就这样被绑着他们给陆立明灌药,把药塞进嘴里灌水。10日那天给陆立明灌了两次,11日灌了3次。 直到11日下午4点56分被他的亲人与访民前往接出。(来源: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sishisanqi/2016/0215/13950.html)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报道:四川雅安精神病院关押10余访民。2016年4月11日下午19时,雅安访民杨志祥拿到刑事拘留释放证明书后走出雅安市看守所大门,随即被沙坪镇政府七八个人拉上车送往雅安精神病院。人权义工前往医院,两名医生和杨志祥与大家坐谈。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沙坪镇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有大红公章,他们拒绝接受。直到当晚24时,镇政府补盖公章后,才办完入院手续。义工问两个医生,用没有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有我们用药的规矩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到今天也没有强行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个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义工问多少,他们说有10来个。两个医生还当着义工的面劝说杨志祥,安心在这里养精神,反正政府全报销。两个医生还叮嘱杨志祥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公安局局长,否则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你的好果子吃。(来源:http://www.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5-id-22601-page-1.htm)
     
    另据民生观察报道:福建福州访民雷宗林被关精神病院近一月“给治傻了”!。雷宗林是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宦溪镇人,他父亲7月18日下午告诉本工作室,他们头天刚刚把雷宗林从精神病院要回来,雷宗林经过在福州新店神康精神病院近一个月的“治疗” “给治傻了”,回来后不得不在其它医院进行诊治。
    (来源: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6/0718/14658.html)
     
    再据民生观察报道:维护祖宅权益:福州硕士工程师叶钟被关精神病院72小时。
    2016年10月27日,叶种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递交上诉材料,由于没有渠道送进去,就把材料给了在府右街执勤的民警,随后被民警送到久敬庄服务中心,晚上就被福州政府找的保安连夜驱车接走,48小时后车到福州,29日下午,即被镇政府人员直接送到福州神经康复医院关押72小时。(来源: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erqi/2016/1112/15198.html)
     
    4、国家重大会议、节日、活动等敏感日期间,对上访维权人士集中打压,一批上访维权者被集中关入精神病院。
     
    据民生观察报道:2016年两会期间,江苏南通市访民许金华, 乘火车于2月29日上午8点多钟到达南通火车站。在其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南通崇川公安局和平桥派出所朱东平等3名警察强行押往南通第四医院(精神病院),按在椅子上欲强行作精神病检查,并声称是许金华女儿要求给她作精神病鉴定的,但遭到其女儿的否认,后来外界联系不上许金华,结果她遭“被精神病”。
     
    3月4日下午,两会召开的第二天,江西访民许大金和女朋友在北京开阳桥被江西劫访人员雇佣的黑保安绑架,被驱车送回许大金户籍地上饶市弋阳县,许的女友被扔在离上饶市弋阳县24公里处的高速公路上,许大金被关进上饶市弋阳县精神病院。
     
    3月8日上午,湖南辜湘红致电民生观察工作室,说她在北京西红门地铁站被派出所抓住,要求协助调查被带走,当日交给湖南截访人员被送回老家,10日民生观察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她被送入了湖南娄底市康乐医院(精神病院),这已经是她第16次被关精神病院了。据悉,跟她们一起被抓关到康乐医院的有十个访民,他们有来自娄底本地的,也有来自湖南辖区周边其他城市的访民。
    (来源: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sishisiqi/2016/0312/14084.html )
     
    5、利用“被精神病”迫害异议与宣传民主的人士。武汉大学生拒再当“五毛”,在网络宣传民主,结果被学校与家人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被强迫服药,要求签保证书才能释放。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曾是拥护共产党的网络“五毛”的武汉大学学生劳业黎,因为接受了民主思想,自2015年起,转而在校园宣传民主理念,主张再造共和。经同学举报后,他被学校和父母强制送进精神病院。他对本台记者表示,校方让他写保证书后才允许他返回学校。江苏籍武汉大学学生劳业黎,因为把自己的QQ头像设定为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在QQ群组宣扬民主理念,2016年3月17日被学校强行送到医院心理科进行精神治疗。(来源: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eiti/xl1-03292016100958.html)
     
    6、权力任性,肆意将不顺从权力者“被精神病”,而根据需要也随意将被定性为精神病者又改为无精神病而苛以刑罚。
     
    据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年4月14日报道:内蒙访民张春艳被鉴定有精神病仍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内蒙古包头市访民张春艳,因到中南海上访2016年3月11日被昆都区检察院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准逮捕。张春艳是在包头市包钢公司上班,因为经理孟志泉心怀不轨,借口帮助她调动工作对她实施非法行为得不到依法处理而上访,上访期间张春艳被拘留5回,关了几次精神病院。而2016年2月29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说,张春艳有偏执性精神障碍,辨认能力不完全。但检察院居然对她采取逮捕。
    (来源: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6/0316/14101.html)
     
    同样,民生观察工作室报道:山东访民被送精神病院,判刑前又被鉴定“无精神病表现”。 10年前,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人徐学玲为了给被打伤的妹妹讨一个公道,开始上访。期间,她被鉴定为患有“癔症”,被镇政府送入精神病院。等到妹妹的事情协议解决之后,徐学玲再次上访,这次的原因是:她认为自己是“被精神病”,要讨一个说法。随后,她再次被送入精神病院。2015年5月,上访多年的徐学玲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随后,当局居然鉴定她:无精神病表现。2016年4月1日,年已53岁的徐学玲一审被山东省新泰市法院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理由是其在“非正常上访”过程中“强拿硬要”新泰市泉沟镇镇政府37700元现金:(来源: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sishibaqi/2016/0713/14635.html)
     
    7、虽然《精神卫生法》颁布实行三年多,2016年《检察办法(试行)》、《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相继发布,但中国“被精神病”情况依然普遍,而那些“被精神病”者在这些法规面前却找不到任何维护自己权利的途径,即“被精神病”人依然得不到法律救济。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5/22消息:湖北访民王树英诉“被精神病”未获立案。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因抓到大奖被政府部门抢走而维权的访民王树英,2013年6月21日,她被街道办事处曾主任以及另外三个派出所的人送到精神病院关押4天。2014年10月11日再次被关精神病院,2015年3月31日获释。在2015年5.1实行立案登记制后,于6月她开始向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起诉被精神病,但到2016年仍未获立案。(来源: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sanshiwuqi/2015/0610/12605.html)
     
    8、地方政府为了所谓治理政绩,或有配合精神病院检查及拨款需要,而人为发起一些关押精神病人活动,甚至在四川出现政府出台政策奖励村民举报精神病,这使“被精神病”几率更进一步增加。
     
    据官方南方网2016年07月18日报道:“有奖摸排精神病”要防“被精神病” :7月14日,成都双流区卫计局官微“健康双流”发布题为《确诊1例奖励350元》的微博称,“如果发现身边有符合以下11条中任何1条的人士,请及时告知……爆料奖50元,经专业鉴定确诊1例精神病患者,再奖励300元。”由于11条精神病患者“症状”中,含有“什么事情都不做,甚至整天躺在床上”“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等常见现象,不少网友直呼躺枪。(7月17日《现代快报》)。(来源:南方网http://gd。people。com。cn/n2/2016/0718/c123932-28682899。html )
     
    9、中共当局利用“被精神病”来维稳已经成为普遍现实,甚至有精神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直接参与地方维稳截访工作。
     
    据民生观察2016年10月21日报道:安徽访民石传凤欲进京上访,在车站发现精神病院工作人员与地方维稳人员一起截访。 石传凤是安徽省广德县邱村镇谈里村百上组村民,因上访曾多次被关精神病院。石传凤在致电本网时说,她来到广德县车站时,发现关押她的广德县第二人民医院(精神康复中心)四名工作人员出现在车站,与维稳人员阻止她出行。 (来源:民生观察网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erqi/2016/1108/15178.html)
     
    四、导致普遍持续“被精神病”状况的原因
     
    从2016年“被精神病”状况可见,“被精神病”是严重侵犯公民权利,践踏国际人权准则,违反中国自己《宪法》、《刑法》等法规中有关尊重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的极其恶劣的行径。中国普遍而持久的利用“被精神病”来剥夺公民自由,迫害公民身心的劣迹,早已举世瞩目,对此,中共当局也无可否认,并在形式上通过3年前发布《精神卫生法》及2016年发布《检察办法(试行)》、《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以示着力改变强制医疗状况,然而,整个2016年的现实却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这其中原因虽然很多,但如下几方面显然是极为重要的。
     
    其一、专制极权无视法制、践踏人权的本性是制造“被精神病”最根本的原因。世界所有极权国家,都出现过统治集团对公民“被精神病”的现象。据媒体披露,1978年时总人口不到3亿的苏联,就有450万名登记在册的精神病人。而到80年代末苏联政治解冻时,有200万人被改判为精神正常。(来源:网易新闻 http://news.163.com/16/0614/16/BPHMAD5F00011229.html?f=resysBcold 2016-06-14 16:55:01)
     
    其二、以维护权力统治为宗旨的不择手段的维稳体制,必然制造出大批“被精神病”人。在一个公权肆意侵害公民人权的国度中,公民奋起维护或践行自己的权利,就必然遭致高举“稳定压倒一切”旗帜的公权镇压。而在众多镇压手段中,“被精神病”就是较能规避法制、欺世盗名、掩人耳目的手段。
     
    其三、精神病确诊的特殊性,它不象其他病症可以通过直接的各种化验显示出来,而只能通过一些含糊而有争议的精神分析来断定。这就给了权力专断下的任意胡为的可乘之机。专横的权力利用精神卫生医疗来达成控制、迫害不顺从自身的公民,就是顺理成章的选项。
     
    其四、中国精神病医院性质: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这就使精神医疗机构形成对权力的依赖,从而决定了它们难逃沦为政府维稳的机构的命运。所以“被精神病”普遍横行还带有精神医疗机构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其五、由于极权愚弄,人权知识宣传普及受限,中国公民保护自身权利的意识仍普遍薄弱,而极权严酷统治下沙化的社会,也使公民奋起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欠缺。在这种情况下,公民防御“被精神病”的能力缺乏,难以阻止“被精神病”的泛滥。
     
    五、结语
     
    既然导致中国“被精神病”普遍而持久泛滥的主要原由如上,那么针对此症结而要从根本上解除“被精神病”现象,就必须使中国尽快实现从违法侵权的专制极权向守法尊权的民主宪政的转型,以促使公权力真正践行国际人权准则,兑现《宪法》承诺,落实《精神卫生法》及其相关法规。在全社会普及公民权利知识,启蒙公民权利意识,结成公民维权力量,从而在根本上筑起防范公权对公民权利侵犯的围栏,切实实现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以期最终根绝制造“被精神病”之后患。
     

  • 重庆访民邓光英被关精神病院 警方阻家属会见

    [访民之声2017/1/23消息] 被绑架失踪三个多月的重庆市合川区访民邓光英,被确认关押在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接受强制治疗。

    邓光英的妹妹邓小利告诉本网人权观察员,她1月4日在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三楼见到了邓光英,邓光英在里边被强制喂药。护士发现她后把她赶走,之后就再不让家属见面,提出有警方出具证明才可以会见。她找到合川区土场镇派出所要求警方出具证明,遭到拒绝。

    日前,邓小利和几名访民一起到三庙精神病医院看望邓光英再次遭到阻挠。和邓小利一同去的访民蔣勋兰说:“门都没进得去,邓光英辖区派出所所长带人在那里,不让我们进去。”

    重庆访民表示,为了保护贪腐势力,地方政府和北京勾结,消耗大量资金违法暴力截访,滥用警车警权进京拦截上访,私设黑监狱、非法关押、殴打、致伤、致残、致死上访人。残害不计其数的上访人无家可归,倾家荡产。

    邓光英就是地方和北京勾结被绑架到精神病院的。2016年10月20日23点50分,北京市丰台区朱家坟派出所将暂住北京市丰台区吕村的邓光英强行带走,后将邓光英交给重庆驻京办。重庆驻京办把邓光英遣返重庆后,关到了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三楼。政府多次要求家属签字同意送医遭到拒绝。

    邓光英是因为被活摘器官上访。网络记载,2010年以卖水果为生的邓光英被公安机关无辜抓捕,爆打一顿后带她去检查身体,随后被强行带到医院活摘器官。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医生拿起手术刀的关键时刻,一名刑警赶到告知医生,这个手术不能做,其家人是政府官员,邓光英才免于此难。邓光英为此上访之后,遭遇各种酷刑虐待,还曾被劳教。

    相关报道:重庆张芬被关精神病院朋友探望受阻 邓光英失联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6/1126/15232.html


  • 外媒:中国精神疾病患者超1亿 多数未接受过治疗

    外媒称,中国官媒18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目前,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重症者超1600万人。截至2015年底,中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10万人。
    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1月18日报道,据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缺口近2万名。
    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认为,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根源在于补偿机制不合理。政府对医院的投入集中在基础建设上,医院的收入主要依靠医疗设备收费和医生开药,由此导致精神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中国将完善精神卫生服务的整合保障机制,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治等制度衔接,发挥整合效应,不断提高贫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为他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康复服务。
    绝大多数精神病患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
    据《日本时报》网站2015年5月25日报道,《柳叶刀》周刊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平均每8.3万人才有一名精神疾病医生——这个比例大约是美国的1/20。
    但对精神疾病医生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柳叶刀》周刊说,2003年至2008年,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增长了50%以上。大多数病例源于生存压力增大。这些精神疾病可能是实施暴力犯罪的人数日益增加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精神疾病人数增加的同时,扩大医疗保险范围的举措并未跟上。根据一些统计数据,近年来,享受免费门诊治疗的只有4.5万人、享受免费住院治疗的仅7000人。在北京,近90%的精神疾病患者未住院治疗,一是费用太高、二是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
    由于精神疾病治疗需求巨大,未注册的、未接受过足够训练的心理医生日益增加,但他们无法为病人提供适当的诊断和治疗。因此,许多病人症状日益严重。
    (来源:参考消息网http://news.china.com.cn/2016-11/19/content_39739653.htm 2016-11/19)
     
    【视频】奇葩!少女遭校园暴力母亲将其送至精神病院
    少女因在学校遭到同学的欺负不愿上学,母亲却觉得孩子不上学有问题,于是强行将孩子送到精神病院,给女儿脆弱的心灵造成更严重的心理创伤。
    (来源:北京时间http://btv.btime.com/btvsh/20161116/v1525013.shtml  201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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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人作案都不负刑事责任?NO!

     “杨佳案”、“邓玉娇案”、南京宝马肇事案……近几年,随着精神病犯罪案件频繁被媒体曝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精神病司法鉴定。但在外行人看来,这一专业领域依旧有些神秘,信息也很少。昨天,“2016年度江苏省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人培训”在无锡举行,吸引了省内13家司法鉴定机构及湖南脑科医院、河北唐山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等8家省外机构共140余人参加。
      精神病鉴定结果是怎么出来的?科学性何在?记者采访了无锡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以期揭开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神秘面纱。
      鉴定过程曲折鉴定并非简单“话聊”
      一个案件平均耗时一个月
      什么是精神病司法鉴定?无锡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所长袁国桢介绍,精神病司法鉴定,是介于精神病医学和法学之间的交叉学科,鉴定人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通过对被鉴定人的精神检查,并辅助以仪器设备手段,综合判定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等,从而为相关法律的适用提供依据。
      近年来,每当有恶性杀人案件发生,均能听到为犯罪嫌疑人进行精神鉴定的呼声,这其中既有来自当事人家属或辩护律师的申请,也有来自公检法机构或专家学者的需求。那么,精神病鉴定是如何得出结论的?袁国桢介绍,精神病司法鉴定特别是民事、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有一套科学、严谨的证据链条。每次精神病司法鉴定,必须由两名以上具有司法、卫生部门批准的执业司法鉴定人资质的专家参与。碰到重大、复杂的案件需要5个以上鉴定人共同鉴定。
      每接受一起鉴定,首先都要审查申请鉴定的材料是否合法。通过阅读材料、谈话、观察、倾听正反两方意见等手段先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在“案头工作”中,鉴定人需要仔细从问答笔录中观察被鉴定人的逻辑思维等情况。资料包括的内容很多,有病历、病史、笔录等,以此考察被鉴定人的认知、思维、智能、综合分析能力、自我控制能力等。鉴定过程中,还会利用仪器分析被鉴定人的脑电图等技术手段,再结合被鉴定人的心理测验,经专家综合考察结果得出鉴定意见。期间如有不同意见,还需再交给小组讨论。
      “这么复杂的程序是为了确保司法鉴定准确、公正。”袁国桢说,一般一个案子鉴定下来需要一个月,有的甚至更久,光是案头资料就多达一本数百页厚的书。
      鉴定常遭难题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怎么破?难逃鉴定人“火眼金睛”
      不少人认为精神病患者杀人或伤人不犯法,于是一些案件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或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故意把自己伪装成精神病患者试图“钻空子”。如果遇到被鉴定人说谎、装病,鉴定人能否做出准确的判断?
      “其实,这种伪装基本都逃不过鉴定专家的‘火眼金睛’”。袁国桢介绍,精神病共有十大类206种,每一种疾病都有一个症状群,而且有规律可循。“好比精神分裂症,有五大症状群,每个症状群中又包含6种元素,正常健全的大脑是表现不出来的。即使是伪装,虚构的大量症状堆积起来就模糊了任何一类精神病状的特点,最后搞得四不像露出马脚。”
      多年前,在无锡戒毒所出现了一名神秘男子。这名男子平时不说话,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个“哑巴”。当时公安部门怀疑这名男子与一起重大杀人案件有关,并找到了无锡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希望为其申请精神病司法鉴定。袁国桢作为本次司法鉴定的“主考官”,同时有18个工作人员参与。见到男子的时候,他缄默不语,开展鉴定工作十分困难。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麻醉分析,让男子处于潜意识的状态,不受自己控制,结果他开口说话了,一下就揭开了“装哑”的真相。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经过3—4小时的谈话,男子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住址、买凶器、物品存放地等片段。办案部门到当地调查了解到,原来,这名男子竟然是辽宁营口一起命案的杀人疑犯,已经在逃三年。当司法部门将所有证据摆在男子面前时,他竟无言以对,只好投降招供。不过,整个谈话过程可不像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么简单顺利,被鉴定人往往只会说出只言片语,几个字,或者一个点头和摇头。最终,鉴定人要凭借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利用这些信息为司法部门提供线索,直到每个“推断”都找到了证据。
      鉴定结果如何部分精神病人要负刑责,醉酒、吸毒肇事责任难逃
      据了解,随着大家法律意识的提高和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增强,精神病司法鉴定数量也在逐年增多。近两年,无锡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每年接受公、检、法等单位司法鉴定委托近1000例,其中不乏徐州、镇江、扬州、南通、常州等地在国内造成广泛影响的重大、疑难案例。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常常发现当事人精神异常,或者作案动机不明、作案手段奇特、行为具有不可理解性等表现,就直接委托鉴定所鉴定。从案件的类型来看,主要以交通事故、危害公共安全、遗产遗嘱争议类等为主。
      “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人作案后都可以不负刑事责任的。”袁国桢说,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既是司法精神医学问题,又是法学问题。好比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需要提醒的是,吸毒或醉酒后通常会产生幻觉或妄想,部分人认为这属于精神障碍所致。袁国桢还记得,几年前,有六七个年轻小伙子在一家饭店喝酒吃饭,结果都喝醉了。走出饭店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敢捅人吗?”结果,其中的一个小伙子把街上的一个路人捅死。事情发生后,杀人男子还喊冤,认为是饮酒过量而致神志不清,根本无法辨别和控制的自己行为,属于精神病发作的状态。“醉酒和精神病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醉酒前完全可以预见并可以得到控制。”袁国桢解释说,这种状态是由于主动醉酒导致的,是一种“自陷性”行为,最终杀人男子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同样,吸毒后产生幻觉或妄想从而导致行为失控实施暴力犯罪,这种情况下,也要承担完全刑事责任。
    (来源:江南晚报http://www.wxrb.com/news/mszx/201611/t20161119_1246155.shtml  2016-1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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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患者权益不容忽视 第二代针才是出路

    据政府数据估计,现时全港约有100至170万人患有精神病患者,当中约20万人属于严重精神病。面对为数不少的精神科药物需求,政府医疗资源却未足够令每一位有需要的病患,得到最好的药物治疗。公共医疗机构往往以资源有限为由,要求精神病患者先服用副作用较多和较严重的第一代抗精神病针剂(俗称旧针),直至患者出现副作用,才转获外国已广泛使用、可减低病患复发风险的第二代抗精神病针剂(俗称新针)。服药的病患无权选择更好的药剂,医疗机制又受限于资源问题,故此,重新思考现时的精神病患服针指引,是减轻病患负担的重要一步。
     
    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认为,只有由政府增拨资源,以新针取缔旧针,才可减低病患因服药而有副作用的风险。协会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新针虽然成本较高,但效用更佳,病患康复较快,长远而言,可以每年节省港币3.9万元的医疗成本。当七成使用旧针的精神病患,需要承受肌肉抽搐、吐舌、视觉模糊等副作用的时候,新针却能将副作用机率减低至1%,为一时的成本考虑而放弃长远的优势,实在是得不偿失之举。外国如澳洲、美国、英国等地,均渐渐以新针代旧针,其中澳洲的新针使用率更高达82%,而香港却只有仅仅5%的病患可以接受新针注射。
     
    在精神病患数字持续增加且未见回落的当下,病患的权益实在不容忽视,从长远的角度看来,医疗拨款的数量,以及资源分配的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改善,以提升患者的生活质素,免受不必要的痛苦。
    (来源:独立媒体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6198a 2016-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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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家界市精神病院患者收到“温暖包裹”

    天气渐寒,当得知湖南省张家界市精神病院患者急需御寒衣物后,近日,张家界市慈利县冬泳协会一行来到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为患者送上“温暖包裹”,帮助患者度过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寒冬。
    “我们协会才成立不到两年,这是我们一点点心意。”几句简单的话语,却能温暖人心。慈利县冬泳协会会长赵方君、秘书长杜斌、副会长候延军一行10人来到张家界市精神病院,为精神病患者送来了干净的被套,新的保暖鞋和衣裤。
    此前,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通过红网张家界分站发出“征集令”,发布了一篇题为《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他们,期待您的爱心过“暖冬”》的稿件,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帮忙捐赠冬季衣服,帮助张家界市精神病院患者过“暖冬”。在获悉讯息后,先后有很多爱心志愿者、部分爱心商家为患者送去了过冬衣物。
    张家界市精神病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非常感谢爱心人士对精神病患者的关心和关爱,真诚邀请充满爱心的您,与大家一起携手,为该院的贫困患者送一份关注,赠一份真情,献一份温暖。
    (来源:红网http://news.163.com/16/1115/18/C5UBK1UB000187VG.html  201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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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关精神病院 乌独裁者千金:对待我比狗更差

    乌兹别克已故独裁总统卡力莫夫的千金古莉娜拉(Gulnara Karimova)据传遭毒杀、草草埋葬,但早在2014年,一间英国公关公司曾发照片,指古莉娜拉遭穿迷彩服的守卫粗暴对待,并指她「纯粹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软禁逾7个月,甚至传出是被关进精神病院。
    古莉娜拉遭守卫拉扯的照片,被认为是在首都塔什干拍摄,照片中古莉娜拉被多名守卫包围,她看来尝试反抗。同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取得的录音显示,古莉娜拉说:「与女儿受到的对待『比狗更差』,需要紧急医疗协助」,她当时表示:「如今房内外,基本上被数以百计的镜头及特别器材围绕,阻止任何方式的沟通。因此这对我及女儿施加了巨大压力。」
    古莉娜拉曾经是爸爸核心圈子的成员,被视为卡力莫夫的继承人,后来却失宠,并因涉嫌与犯罪组织有联系而被起诉。瑞士当局2012年曾调查古莉娜拉洗钱的指控,去年更在美国当局的要求下冻结怀疑与她有关的资产。
    一名曾参加她葬礼的国家保安厅消息人士表示,古莉娜拉的一对子女仍在乌兹别克,不过一名家庭成员则否认相关说法。
    (来源:苹果日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124/996143/   2016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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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合国人权专家对南非37名精神病患者因转院而死亡的事件深

    据报道,南非豪登省(Gauteng)卫生厅早些时候解除了与当地一家精神病院的合约。在对其中2300多名患有心理或智力残疾的病人进行转移安置过程中,由于计划存在严重缺陷,至少有37名需要不间断护理的病患不幸死亡。
    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残疾人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吉拉尔(Catalina Devandas Aguilar)、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卡拉马德(Agnes Callamard)、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普拉斯(Dainius Pūras)以及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足住房问题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法哈(Leilani Farha)12月2日发表联合声明,对此深表震惊,同时呼吁当局建立一个明确和可持续的“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政策和行动计划,以避免今后悲剧重演。
    四名联合国人权专家2日在共同声明中指出,南非豪登省卫生厅在与埃斯蒂梅尼(Esidimeni)医院解除合同后,计划将其中超过一半的精神病患者转移到省内其他多个非政府机构。然而,这些机构在能力和资源上存在严重不足,无法照顾需要高水平、专门和密集的不间断护理的患者。同时,相关行动在缺乏适当支持、而且没有与相关人员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仓促执行,由此造成病患死亡的悲剧发生。
    声明称,在未经同意和充分支持的情况下,将残疾人转移到不适当的地点,可能会对其获得身心健康和福利、包括适足住房在内的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进一步造成严重侵犯,并使他们处于极端贫困、无家可归和丧失尊严的风险之中。声明就此提醒南非当局,国家有义务通过阻止和防止非国家行为者的侵权行为来保障残疾人的生命权。人权专家表示,尽管联合国鼓励为改善精神障碍者的生活而推进“去机构化”工作,但如果执行过程中缺乏以人权为基础的计划、充足的住房和财政资源以及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就可能导致和此次事件一样的致命后果。
    联合国人权专家对豪登省卫生厅截至目前所进行的“没有任何结论的调查”以及由此导致的医患僵局深表关切,敦促当局尽快提供相关司法和其他独立调查的结果,并就如何防止进一步的死伤和保护受影响者的权利而采取的措施进行明确解释。同时,声明呼吁南非尽快建立一个政策框架,以对“去机构化”进程进行指导,包括制定有时间表和基准的行动计划,明确将公共资金重新分配给社区服务的途径,并为残疾人提供适当的社区支助,例如住房援助、家庭支持以及短期暂替护理等。
    声明强调,《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残疾人有权选择在何处、与何人一起生活,不被迫在特定的居住安排中生活。南非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必须尊重并遵守相关义务,为残疾人提供一系列社区支助服务,以防止其被社会孤立和隔绝。
    (来源:联合国新闻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7198  2016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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