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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首阳镇杨桂芳、杨芳芸姐妹一家人被残害的三死两傻，一女童被辍学后遭拐骗强奸，家人在苦苦要求找出凶手的过程中，杨氏姐妹两因上访又被地方政府关进了精神病院，并被政府逼迫签字承认是政府帮着看病。6月15日我来到了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首阳镇南门村宋家庄社村民杨桂芳的家中，杨桂芳此时已经出院，她给我叙述了她和妹妹杨芳芸被关精神病院的经过和艰辛的上访路程。

杨桂芳说：我姐妹3个都上访。我是2015年元月8日，到天安门时，被北京警方查出是访民身份后，被送到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的。当天甘肃省驻京办来人把我接到驻京办，一直住到元月10日，后陇西县公安局和乡政府来人才把我接回老家，带到陇西县公安局关押、殴打。元月13日陇西县公安局说我到天安门非法上访，扰乱了天安门的公共秩序，把我拘留了10天。当天就送到了陇西县拘留所，到 23日上午，县、镇政府和公安局的8个人在拘留所强制把我带到了天水市精神病医院（甘肃省天水市第三人民医院）。

他们怕我喊，把我绑上，压到车的座位下边，嘴里还被塞上破布，不让出声，到医院也没给我松开，就直接送到病房。送我来的人和大夫、护士一起压着我给灌药、打针。后来护士把我的衣服全脱了，给我打针、灌药。两三天后，来了5、6个精神病院的专家，给我录像。当时我连外边衣服都没穿。住院部主任白爱民还说：“别告了！告状的人都有精神病”。我说：“习近平也告状来着。他也有精神病？”几个专家也这么说：“不要上北京告了，要不然长期关押在这不让你出去了”。我说：“事解决不了就要告”。他们走后医院还是天天给我用药，不吃药3、4个护士就会把嘴撬开给我灌药，一天3次，用完药后浑身发软、发抖、头晕的站不住。1个多月后，我借病人家属电话通知了家里，家里来人了，医院也不让见我。

后来医院大夫经常劝我：“别告了！你妹妹也被关精神病院了。告也没用，没人敢管他们”。我问大夫才知道我妹妹也被关在精神病院1个多月了。4月23日，镇政府的一个干部来医院给我说：“别告了！如果再告，我半路就杀了你”。

6月2日，为了早点出来，我没办法给他们签了协议，县政府把我姐也叫到医院让她在协议上签字，就是让承认是我家里有困难，有病看不起，他们给我看的病。医院大夫张学军见我们签协议说：“应该再治疗3—6个月”，并开了好多药让我带回了家。

从医院出来后，杨桂芳才知道妹妹是为了找她才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原来，杨桂芳被关进精神病院，她家人一点都不知情。她失去联系后，她的家人就到各政府部门打听她的下落，多日寻找无果后于元月25日，她妹妹杨芳芸打110报警。26日早上，杨芳芸在家中被县、镇两级政府还有公安局的6个人在家中打晕后抓走，送到了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第二医院（精神病院）。

杨桂芳的母亲回忆，抓杨芳芸的那天早上，正好她出去买面了，回来发现没了杨芳芸，就和她的大女儿及几个亲属四处寻找，但几次找政府和派出所，他们都矢口否认绑架了杨芳芸。好在当时绑架杨芳芸时，有村民看到并告诉了她们，她们心里才有了底，但一直打听不到她被关押在何处。直到杨芳芸被关押1个多月后，托人带话出来，家里才知道了她被关在了精神病院。之后她们找到医院，医院让家里人见了杨芳芸，因为杨芳芸是视力残疾（一级残疾，右手也残疾），她并没看清绑架她的是谁，只模糊看到了有穿警服的人。

6月16日上午，本刊志愿者跟随杨桂芳和她的姐姐及两个亲戚到安定区第二医院看望杨芳芸时，发现医院住院部的院子上方用铁丝连成的网罩着，几个精神病人在医护人员的看管下在院子里打扫卫生。我们一行刚进院门就被紧紧关上。在杨芳芸亲属强烈要求让其出院时，大夫说：“你说出院就出院？”，并当面给镇政府负责人打电话征求镇政府的意见，后医院答应让杨芳芸6月23日出来，但镇政府却坚持让等到24日。

6月24日上午，镇政府的4个人赶到医院，威胁杨芳芸的大姐，不签协议就不让杨芳芸出来，协议内容则和杨桂芳的一样——因为家庭困难政府给她们“看病”，并再三要求不能上访，声言“如果再上访就把你们杀了”。杨芳芸的大姐为了让杨芳芸出来，只好按政府的要求签了字，当天上午带妹妹回了家。

杨芳芸回到家中告诉家人，她被绑架那天，被绑架者用皮鞋底打头部、脸部，眼睛被打的出血，导致本就视力残疾的双眼视力更差。到医院又被打，也看不清是被谁打的。因为她不吃药，医院还把她绑上打了一个多小时，她被打的头痛眼花，还被灌药、打针，打完针后浑身都软的站不起来。

回家后，她的妈妈李玉兰找到镇政府，让他们给杨芳芸去看眼睛，但被告知：“再找就还把她送到精神病院”。

那杨家姐妹到底是为什么上访，让政府如此痛恨她们呢？杨桂芳提供的上访材料里记载，她控告的主要问题是， 1999年4月份，首阳镇南门村村委书记吴来生的亲戚何俊明等人，想要霸占杨芳芸的住宅。因为杨芳芸自身是一级残疾，离异后独自带着天生就瘫痪的儿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一切靠父母打点。她的父母不同意何俊明的要求，被村书记和何俊明等人多次毒打，镇派出所还带人翻墙进院打的杨芳芸和她的父母卧床不起，杨芳芸8岁的瘫痪儿子竟被打死，警方却不允许其亲属看死亡现场，最后房屋也被强行拆毁。后来杨家6亩多耕地的青苗被毁，地也被政府官员卖给内部人员建宅院与做药材生意用了。

2002年3月29日，杨桂芳的舅父家多人相继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症状，杨桂芳的舅舅认为是中邪了，便把杨桂芳的父亲杨子成叫去驱邪，岂料，第二天两人喝过自家的罐罐茶后，都出现了类似症状，两人被送到医院时已死亡。杨桂芳的舅母与小孙子经医院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成了傻子，生活不能自理。杨家报警后，经警方查验，他们均系毒鼠强中毒，但案件至今未获侦破。让人更加无法接受的是，杨子成的遗体送回家中时，被何俊明等人堵截，不让进杨芳芸的住宅。后又遭遇人为纵火，杨桂芳到镇政府报案，竟然被从镇政府的2楼扔下摔断胳膊。

杨桂芳姐妹3人为上述事件上访后，被以非法上访为由遭多次拘留。2011年7月8日，杨桂芳还被定西市劳教委决定劳教1年半。在甘肃省女子劳教所期间，杨桂芳被毒打、威胁。

杨桂芳被劳教后，杨芳芸继续进京上访，在中纪委信访接待室、国家信访局、北京南站等地多次遭遇地方政府暴力截访，将其打晕数次，抢走其现金1000元，后又被戴上手铐送到陇西县公安局，绑在老虎凳上毒打，威逼其不许上访后，还遭拘留10天。她们8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毒打成重伤。

杨桂芳因上访导致家庭矛盾离婚后，带着女儿回到了娘家居住。2013年，杨桂芳15岁的女儿杨红还被学校老师殴打后开除学籍。2013年5月20日，杨红被贾玉堂等人拐骗走。杨家人在杨红失踪后报警，警方始终不管。杨桂芳姐妹开始为此逐级反映到公安部。同年11月21日，杨桂芳接到公安局通知后，赶到公安局，得知杨红被贾玉堂等人拐骗到内蒙强奸。11月20日，杨红在被拐骗者控制下返回陇西时被带到公安局，但公安局却不让杨红说她被强奸的事。每次杨红开口都被警方打断，杨桂芳要把杨红带走，警方说她没资格，争执时杨桂芳和拐骗杨红的人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竟给杨桂芳戴上手铐录像，之后杨红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镇政府的信访答复资料显示，住宅拆迁和征地是用于首阳镇药都广场及福星路扩建工程用地，也已给了拆迁户安置房和安置地，不存在不安置问题。陇西县公安局一份没有公章的信访答复中称：杨子成死后因没有及时报警，家属没有要求尸检便处理了后事，故无法确定死因和案件性质。

杨桂芳一家认为这都是在撒谎。她家的土地、房屋都不在征地、拆迁范围，也没人通知她家的房屋、土地被征。是因为她家的地和房屋所占地势好，离药材市场很近，被现任副县长的外甥和本县渭河乡的书记等人看中，要建房做生意用，镇政府出面找杨桂芳的哥哥杨维私下签了卖地协议。因为地并没有杨维的，杨桂芳的母亲李玉兰起诉到法院后，法院判决李玉兰胜诉，但镇政府至今不肯执行生效判决，归还土地。

杨子成死后，他们报了警，镇政府也报了警，警方还做了毒物鉴定，是警方明知道杨子成是被人投毒害死而不破案。

对于杨红的事，镇派出所民警王永刚告诉杨桂芳，公安局每个月都能见杨红一次，她挺好的。杨芳芸在精神病院住院期间，镇政府工作人员鲁振亚（音）告诉杨芳芸：“你们不要再找孩子（杨红）了，她已经成家了，跟着别人走了，你们没那个权力，没那个资格了”。

杨桂芳近照
 
关押她们的医院

杨芳芸残疾证

她们吃过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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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玲，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人，2009年9月起被关在湘西荣复精神病院住院治疗长达五年，2015年6月26号，据知情人透露，她再度被她大姐以及其他政府人员送进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记者试图电话联系医院的护士长，但没能联系成功，民生观察工作室将继续对刘新玲进行后续关注。
 
从2009年9月到目前（2014年），刘新玲一直被当做精神病人困在州荣复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达四年半的时间，期间从未被允许离开。一次她曾绝食两天要求院方承认她精神正常并放她回家，院方没有答应。
 
因为长时间接受一种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氯氮平的“药物治疗”，笔者见到刘新玲的时候，目光有些许呆滞，身体已经浮肿得很严重，但说话还比较正常清晰。在与她独自谈话的一开始，她激动地对我说：“你能带我出去吗？”当时，我的内心也是一阵心酸。不想，我们在房间角落的谈话引起了院方工作人员的警觉，对话刚一开始，我们就受到了院方工作人员的打扰和驱赶。后来笔者与她隔着走廊铁门又聊了两句，她告诉我，只要民政局停止给院方拨款给她治疗（州荣复医院属于民政局下属机构），州荣复医院就会让她离开。并说可以让我去找她弟弟和弟媳。话没说完，就有一位医生过来要求她去房间休息，谈话遂不得不结束，无奈离开。
http://msguancha.com/a/lanmu12/2015/0703/127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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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小张单位工资卡换了新卡，需要女儿本人亲自到银行办理激活，可女儿患上精神病多年。6月26日，家住汉口武胜西路附近的陈婆婆致电武汉晚报称，“我女儿患病比较严重，我没有能力带她到银行办理业务。”她多次找银行，尽管自己提供的证明资料比较齐全，但银行均以“办理激活业务必须本人到场”为由予以拒绝。
    就事论事，要说银行有什么过错，倒也未必。但作为银行而言，偏执地让一位精神病患者亲自到柜台，由本人激活，往小了说是不察实情、不近人情，往大了说是“唯制度论”、患上了“政策病”，并且病得还不轻。
    事情其实很简单，女儿罹患精神病，客观条件决定了只有陈婆婆代为办理，更何况准备了齐全的证明材料。银行似乎不为所动，制度限制、囿于规定当然是个理由，但面对特殊情况、额外案例，是不是该有更加吻合的手段、更加温和的姿态与之匹配？纵可抛出“为客户保密，维护客户利益”的银行神圣职责，但罔顾特殊群体利益、无视小众难题，即便保守了客户秘密，又何谈维护客户利益？退一步说，作为母亲来说，患病女儿的银行卡信息非得要成为“不能说的秘密”？
    与“精神病患者本人激活”严苛要求相去甚远的是，银行对普通办卡信息审核的一路松弛、大开绿灯。今年4月，太原晚报记者曾“冒用”他人身份，对19家银行网点进行了暗访，结果令人吃惊，竟有13家银行“中招”。试想一下，倘若陈婆婆“聘请”他人扮女儿，来一场“本人”激活，银行看不出猫腻，是不是又是另外一幅图景？当然，这只是设想，不该成为事实，但银行冷热不均、软硬不一的态度，难道不是道出了一些端倪吗？
    既然陈婆婆已经提供了完备齐全的证明材料，银行仍然不吃这一套，如此看来，这恐怕比证明奇葩的“我妈是我妈”更为可怕。银行循章办事、保障客户利益当然应该成为一种常态，但不意味开通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就是病态，如果真把后者当病态，那银行病得着实不轻。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最终银行表示“会进行特殊处理”，将根据相关规定，来办理激活手续，甚至还附带了医院探望的福利。这样的结果，怕是都要归功于“记者的协调”，笔者倒忍不住追问一句，这其中的“相关规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规定，为何偏偏总是“事后诸葛”且总能在媒体介入之后柳暗花明？
(来源：网易网http://news.163.com/15/0628/00/AT5IN5PB00014AEE.html2015-06-28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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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8日，河北沧州肃宁县发生特大枪击案，犯罪嫌疑人刘双瑞持枪行凶，致4死5伤，震惊全国。据当地乡政府发布的通稿称，犯罪嫌疑人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
    近些年来，精神病人致人伤亡的事件屡见不鲜。就在6月1日，经衢江检察院申请，衢江法院依法作出决定：对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杀了人的重庆人赖某予以强制医疗。
    今年44岁的男子赖某是重庆市璧山区人，十多年前就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经常打人，连父母亲也不放过。2002年，赖某离家出走。直到发生杀人事件后，家人才知道他在浙江衢州。
    据衢江沈家大桥附近的村民反映，赖某在该大桥底下搭了一个小棚子，住在里面已经有3年了，主要靠捡破烂过日子。被害人程某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有时还要带点东西给赖某吃。可就在2014年9月17日中午11时许，程某在沈家大桥下被赖某用菜刀砍中左手臂、头面部等部位，倒地身亡。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在传唤赖某时，遭到赖某菜刀攻击，后赖某被制服。案发后，经法医鉴定：赖某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发病期。
 
法官说法
看管好精神病人，任重而道远
现状
    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一旦发病，其父母、亲人、邻里，甚至是陌生人的生命安全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由于发病的时间和地点不确定，精神病人特别是“武疯子”就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引爆，发生杀人伤人的恶性事件，危及公共安全。
    据了解，目前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约2000万人，其中约10%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即通常所说的“武疯子”。2011年，央视新闻调查曾有统计称：精神病患暴力事件每年造成的严重肇事案件超过万起。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危险。而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增加，各类精神障碍的发病率还会不断上升，如本文所述的严重精神病患者也会越来越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责任
    根据《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其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等按顺序担任监护人。监护人的监护职责除保护被监护人（精神病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外，还要承担因监护不力导致被监护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失。
可见，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所承担的责任重大，一旦被监护人行凶伤及他人，监护人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以，看管好精神病家人，既是自我保护的需要，也是法律责任。
建议
对于有关部门，办案法官建议：一是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坚持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双管齐下；二是要构建一个齐抓共管的有效机制，卫生、民政和公安部门要将收治管控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作为加强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三是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应自觉履行监护、治疗职责，决不能放任不管；四是国家应制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监护人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要增加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
(来源：人民网http://zj.people.com.cn/n/2015/0612/c186956-25215694.html2015-06-12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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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对精神病患者仍坚持“自愿就医”原则，加之精神疾病通常需要长期持续治疗，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由此造成相当一部分重症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00万人。如此庞大的精神疾患群体，家庭监管模式隐患的存在造成了精神病伤人从一种偶发事件演变成一种频发事件。
    为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免受精神病人侵害并让精神病人得到妥善安置，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增设为四个特别程序之一, 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强制医疗制度作出较为完整的规定。
    那么，什么是强制医疗，强制医疗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如何呢？
强制医疗需要哪些条件
    根据新刑诉法第284条的规定，适用强制医疗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二是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即实施危害行为时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如果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后，由其监护人或单位将其送医治疗，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从而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则没有必要进行强制医疗。
    因强制医疗程序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故程序严格。
强制医疗面临诸多难题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至今，强制医疗程序已经运行了不短的时间,该项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吴小军向笔者介绍说，第一个就是程序启动主体的范围较窄。
    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看，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权为公、检、法三机关所专有，分别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诉讼阶段，而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则无此权利。这样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当事人权利的充分保护。
    吴小军说，第二个难题是实践操作程序意见不统一。新刑诉法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法院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为其指派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提供法律帮助。法院应当会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要求出庭的，法院经审查其身体和精神状态，认为可以出庭的，应当准许。但在审理方式、审理程序、参与人等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
    第三个难题是执行监督有待细化。对于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如何具体执行和监督，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新刑诉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但对评估的期限、具体的评估程序等均无明确规范。另外，法律对于检察院的监督权只有简要的表述，使得强制医疗中的执行监督未形成稳定的模式，可能造成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无法具体有效的实施。
另外，法律对解除条件规定得太过笼统。现行法律对强制医疗规定了两种解除模式，即法院依职权主动解除和依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但在依申请解除的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规定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具体条件，比如是否应提供被强制医疗人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据；也没有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时间，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上述人员在强制医疗决定做出后不足2个月即提出解除申请的情况，从而导致了提出解除申请的主观随意性过强。
“强制医疗”应尽快完善
    针对上述现实问题，吴小军建议尽快完善新刑诉法中的强制医疗制度规定。
扩大强制医疗启动主体范围。将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均纳入启动主体范围，打破强制医疗启动权由国家机关专有的局面，实现对权力的制约。
细化强制医疗的庭审规范。对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方式、参与人员等进行明确规定，比如增加通知被害人和鉴定人出庭的程序，以确保庭审的参与性和公正性。
完善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措施。明确强制医疗机构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的周期或频率，同时明确检察机关对治疗过程监督、对定期评估监督等的具体程序，以促进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确保强制医疗制度能够真正得到执行和落实。
    规范强制医疗的解除条件。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申请的时间，并规定提出解除申请应符合的具体条件，避免申请解除的随意性。
(来源：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legal/2015-06/20/content_35869930.htm2015-06-20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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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10号)，公交分局民警和出租车司机一行从西安开车到三门峡，将丽丽送回家中，但是到了家门口，任凭母亲怎么劝她都不下车 记者 翟小雪 摄
　　“谁让咱是当母亲的呢，把孩子送回家咱也就放心了！”昨日下午，亲眼看着丽丽(化名)回到妈妈身边，53岁的的姐王建萍终于舒了一口气。
　　昨日清晨，王建萍刚出车，拉的第一个乘客是个年轻女孩，让她没想到的是，这名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精神异常。中午，王建萍放弃营运，与公交分局七大队民警一起，驱车往返500多公里，将女孩送回河南三门峡家里。
　　清晨拦车
　　女乘客神情异常
　　的姐求助民警
　　王建萍是万里出租车公司一名的姐。昨日5点40分，经过鱼化寨时，一名年轻女孩拦住了她的车，上车后，女孩说要到火车站。王师傅是个热心人，平时就喜欢与乘客聊天，“我问她几点的火车，她说要去北京，要到谁谁家里”，当时，王师傅就觉得这女孩说话有点莫名其妙，等车开到土门附近时，坐在后排上的女孩突然躺了下来，双肩还有点抽搐。
　　“我觉得不对劲，又问她要去哪里，她这次说去哪都行。问她叫什么，家在哪，她啥也不说。”王师傅意识到无法与女孩正常交流，早上6点刚过，王师傅将车开到了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七大队，向民警求助。
　　亲人在哪
　　民警多方打探
　　确认女孩精神异常
　　了解到情况后，值班民警刘文利、刘耀宏试着与女孩交流，但是不论问什么，女孩都一言不发。上车时，女孩随身携带有一个行李箱，在箱子里，两位民警发现了女孩的学生证，是去年从西安东郊一个大学毕业的，河南三门峡人。通过女孩的名字，民警查知，女孩户籍在西安，但是没有家庭详细住址。
　　上午上班后，两位民警便开着车先后到长安路派出所、市人才市场查询，但没有线索。民警从女孩身上的几张纸里发现有几个电话号码，便挨个儿打电话，但对方不是说不认识丽丽，就是电话没人接。9点多，一个电话回拨过来，对方称是丽丽的姐姐，从她姐姐那里，民警掌握了丽丽的家庭住址，也确认丽丽的确精神异常。
　　不想回家
　　女孩抱着的姐不松手
　　还一口一个妈叫个不停
　　丽丽的姐姐说，家里只有母亲一人，没有能力来西安接丽丽，这可难住了民警。“这孩子是个精神病患者，既然送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就要负责到底！”公交分局七大队副大队长赵辉得知情况后，决定带民警送丽丽回三门峡。
　　让民警奇怪的是，丽丽坐上王师傅的车后，就不愿意下来，还管王建萍叫妈，一口一个妈叫个不停，始终抱着王建萍不松手。看到丽丽的状态，王建萍动了恻隐之心，决定随民警一起送丽丽回三门峡。
　　王建萍所在的万里出租车公司经理吴春知道后，非常支持王师傅，还派公司稽查室主任赵双喜一同前往，叮嘱一定将丽丽安全送回家。
　　见到亲人
　　的姐和民警送她回到家
　　母亲一见女儿眼泪就流出来
　　11点40分，午饭都没顾上吃，赵辉就带着3名民警与王建萍等人出发了。一路上，丽丽时而平静时而狂躁，有时还突然去拉车门，用头撞车窗，嘴里更是不断念叨一个男孩的名字。记者试着与她交流，但不管问什么，她都一言不发。王师傅不断安慰丽丽，民警买来矿泉水、麻花等给丽丽吃。
下午3点30分许，民警一行驱车近300公里赶到河南三门峡，并顺利找到了丽丽的家。丽丽的家在一个破旧的厂区家属院，见到女儿第一眼，丽丽的妈妈张女士眼泪一下出来了。“闺女，你可回来了，咱们回家吧！”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丽丽面无表情，坐在出租车上死活不下来，妈妈伸手去拉，她甚至大喊着把妈妈往外推。一二十分钟过去了，妈妈无奈，只好打110请民警帮忙把丽丽往精神病院送。下午5点左右，在当地民警配合下，王建萍又开车将丽丽送到当地精神病院。(来源：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5/0611/c136657-27139499.html2015-06-11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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