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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地铁8号线平西府站以北约一公里的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很可能是北京唯一一处以治疗精神病为由强行将访民，流浪人员集中关押的精神病医院。如果在网络上搜索关键词“华一医院”地图上会出现A与B两个位标，其中坐标A指示的是华一医院（总院）位于8号线地铁霍营东北方向约500米远。它是附近居民众所周知的原北京北郊医院。建院于1974年的二甲综合医院。而坐标B指示的即是上述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 2012年11月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局批复更名为“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至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实际作用，医院附近居民鲜有人知。《本刊》记者实地探察发现，此地点没有高楼大厦，民房厂房混杂，所以非常隐秘.
 
华一医院1995年被卫生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授予“爱婴医院”，2001年成为北京市首批医保定点单位，2001年被市残联指定为北京市精神病人康复基地，2003年被市政府定为收治救助精神病人的定点医院。医院分为综合和精神病两个部分，医院占地总面积约10.2万平方米。其中精神病分院下属精神科12个。据华一医院副院长欧阳秀革介绍，华一精神分院有床位1500余张，其中1000张用于救助流浪精神病人，救治流浪精神病人的费用由市财政拨款，由市民政局与定点医院定期结算。据欧阳秀革介绍：目前全北京90％以上的精神病人救助工作，都由华一精神分院承担。
 
与著名的马家楼和久敬庄不同，访民可以自由离开或是被接访截访人员带离机构。并为访民提供免费的住宿和饮食。而据记者了解，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并未有明确的释放在押人员的时间，也并无法律文件说明关押时长。这使分院中的被押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威胁。
 
与全国各地的其他关押访民的精神病院不同，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中关押着来自全国各地在京上访人员，而非特定某个地方的人士，在收容访民方面它与马家楼和久敬庄类似，但不同的是被押人员并无自由离开的权利，并在其中遭遇肉体与精神的虐待。
 
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在管理上未必与华一医院属于同一系统。记者以被关押者家属的身份曾拨通了华一精神病医院在网络上公开的电话，对方接到电话在未问明来电者身份的情况下回应道：“你是找警察送来的人吧？你打01058596500。”并且否认两个电话同属一个机构。当记者拨打后者提供的电话时，接听者又向记者提供另一个被称为是救助办公室的电话。该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据记者了解，如果没有地方或家属前来接走被关押者，被关押者无权自由离开医院，并将遭受不同程度的虐待。
 
2014年2月21日，山东省海阳市留格镇张家庄核电区的张玲玲走出华一精神病院，附带出来一份关押的公民家属联系电话，本刊记者随后对该名单电话进行逐一访谈，结果发觉大多数人 还在关押当中。其中包括黑龙江黑河公民石井之；广东韶关公民兰丝青；广西周道芝等。
 
如此集中的迫害，从侧面证明了华一精神病院对公民非法关押迫害已经不是短期的问题了，而警方能轻易把一个正常公民送进去，也从侧面反映出警方跟医院存在某种契约性的约定。至于里面对公民的迫害有多么惨烈，《本刊》前几期采访的华一精神病院受害者资料也许能说明这个问题。
材料如下——
 
我们说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是在北京的访民被精神病的“大本营”并非空谈，本刊多期采访的来自全国各地在北京被精神病的访民，他们被关的医院几乎都是这座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
 
案例一彭兰岚 ：2013年12月20日，正在北京的彭兰岚再次来到北京右安门一带散发国家人权计划、人权信息登记表，被警察抓住要求彭随他们走，彭兰岚对此予以了拒绝，结果警察竟对彭兰岚动手殴打，打得彭兰岚多处受伤。最终，彭兰岚被带到了北京右安门派出所，到派出所后，警察在对她进行了询问并且查阅了她的身份信息后，结果发现彭兰岚是名“精神病人”，因为彭兰岚此前因上访曾被关过精神病院，警察当天即将她送到了北京昌平华一精神病院。
 
到华一后，精神病院对彭兰岚进行了验伤，但验伤时要求彭兰岚脱光衣服去洗澡，旁边还有包括男医生在内的医护人员在侧。彭兰岚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结果一名男医生对她进行了殴打，旁边的女护士还对她骂道：“傻Ｘ”。医护人员随即将她拖到病房里用五根绳子将她绑了起来。彭兰岚说：“我就这样被绑在床上四天，屎、尿都在床上当着人拉，丢死人了”。
 
彭兰岚这次在昌平华一精神病院总共被关了26天，在整个关押期间，她都被医院方面强迫吃治疗精神病方面的药物。彭兰岚说每天要吃两大颗药丸，直吃得人非常难受。就这样一直到2014年1月4日，长沙方面来人将她从昌平华一精神病院接了出来。摘录《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第十九期。
 
案例二张玲玲：山东省海阳市留格镇张家庄核电区的张玲玲, 来北京反映情况，谁知年前被送入了北京昌平华一精神病院，遭受了“疯人”的待遇，张玲玲说“昌平区华一医院精神一科，我刚进去的时候要求回家，他们把我四肢捆绑起来，让我吃药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能不能不吃药啊？他们就来骂我，你妈个逼的、你吃不吃？说着就撕着我的头发，把我的头都挖破出血了，还往我脸上倒水，太可怕了”！她在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于2014年2月21日释放。摘录《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第二十期。
 
案例三唐学成：湖南郴州市北湖区芙蓉乡廖家洞村五组村民，因矿产资源被诈骗贩卖来到北京上访，2013年8月8日早上，唐学成像平常给各机关部委寄信一样，准备好材料，为了安全，坐车离开自己住处，跑到较远的地方找邮局，可在北京这个无缝监控的城市，就是你入地三尺，只要政府想找，就没有你的藏身之地，当他自认为安全的找到邮局刚踏入大门时，三位穿着制服的人就出现在他面前，就这样他被带到北京市丰台区洋桥派出所，下午由该所警官石志凯等三人押送至北京市昌平区华一医院（精神病院），从8月8日唐学成一直关押到9月5日，期间没有给予任何书面检查报告或法律依据，只有一张出院时的物品扣押清单。

 
案例四方道明：2013年11月 10日上午，万寿路派出所刘涛警官（警号037854）把安徽访民方道明送到了北京昌平区华一中西结合医院精神病四科，医院用四根绳子把他捆绑在病床上，当天晚上方道明被精神四科的哑巴护士殴打，导致胸部受伤，右肋骨疼痛吃不下饭。由于方道明一直抗争，13日被再次拿绳子捆绑，直到两手、两脚发紫、发黑，才将绳索略松一点。14日中午，解除绳索捆绑的方道明松了一口气，唱起了自己谱曲改编的“万岁中国梦”等歌曲，傍晚时分遭到了最严厉的惩罚—电刑迫害，护士在给方道明上电刑时问他，你还敢到北京上访吗？由于受不了这种折磨，方道明只能说“今后再也不敢上访了”在关押的这21天里，每天要吃药，方道明介绍说“吃药时间为每天三次共8片，早上两大两小的四片精神病人专服用药，晚上中午各两片。
 
在网名为“爱心天使点点”的博主博客中（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9a087101018hew.html）
提到： 刚去的几天，我在监护室里，一日三餐有人送来，很难吃可是又不得不吃，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何时出院的问题，医生非常没有耐心，一次我就问了一下出院的问题，他居然说：“再说我把你给捆起来”
 
关于院中的饮食及日常生活情况，“爱心天使点点”提到：
 
“早上六点就得起床，到餐厅，一上午得排七八次队，什么发手纸，洗手，发两次药，点人数，吃早餐和午餐等等，都得排队，快累死了，一直折腾到中午12点才可以回去睡两个小时，随后得起来从两点在餐厅坐到晚上九点，下午少折腾一点，也就三点多吃晚餐时排一次队，晚上八点半吃药时排一次队，吃过药后再排一次队，点一下人数，差不多九点时就可以睡觉了”.
 
而此前也有媒体报道，2013年6月26日陕西籍打工青年郝雷曾被作为“流浪精神病人”被关押与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并猝死。从尸检鉴定书上看：郝雷在医院期间，服用了治疗精神障碍的吩噻嗪类药物（氯丙嗪），出现多器官淤血，“部分心肌纤维断裂，窦房结临近组织内灶性出血，肺淤血、水肿”。鉴定认为：“符合吩噻嗪猝死综合征的病理学改变特点”。
 
鉴定认为：“四肢多发性皮肤挫伤，符合钝性外力所致的特点，该损伤较轻，尚不足以导致死亡。未见其他机械性损伤以及机械性窒息的征象。”结论是：“考虑因吩噻嗪猝死综合征而死亡。”公开资料显示，吩噻嗪类药适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躁狂症以及其他重症精神病。而在各类可引起猝死的药物，最主要的是吩噻嗪类。
华一精神病医院正门

华一精神病医院侧门

工厂、大树、高墙围堵的精神病院

大门口照的医院内景

正在扩建的精神病院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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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美娥，家是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民丰村胜利街芦埠塘沿5-6号，现居住于永康市华丰西路。2004年因为违法拆迁，裘美娥到永康市政府上访。刚要上楼的时候，被门卫发现把她拖出去，扔到在地上。
 
裘美娥痛的喊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以为裘美娥耍无赖，过来照她胸部踢了一脚。这时政府大楼里又出来了几个人围着看，有人通知了裘美娥的弟弟，说她又疯了，她弟弟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把她送精神病院。任裘美娥怎么解释，说她没疯，是昨天刚做的阑尾炎手术，现在伤口也痛，胸部也痛都不管用。她的弟弟只知道她刚做了手术，并不知道她被踢的事，以为她在说疯话，还是强制把她送进了永康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科。
 
 到了医院裘美娥质问大夫“来人你们就收吗？我是做了阑尾炎手术刀口痛，这个病你们也收吗？”大夫一脸冷漠的说“来了就由不得你了”。裘美娥忍住痛，揪住大夫就给了他一耳光。大夫马上还击，把她的胳膊拧到了背后，腿压在裘美娥的背上，给她屁股上来了一针。这个过程就这一个大夫就完成了，裘美娥懊恼的说，“我是太没用了”。
 
 一针下去裘美娥再没力气闹，不一会就昏昏的睡了。醒来后已是第二天，她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头晕的发胀，浑身无力，连床都下不了。她哀求陪在身边的姐姐，要么把我背走，要么我就死在这里。她的姐姐怕她出事，才把她背了出来。
 
裘美娥说起她的家人就用“无知”来形容，不是她对他们有偏见，而是两次关精神病院的经历让她对她的家人太失望了，“别人说什么他们都信，老是让别人利用了”，裘美娥如是说。
  这事还得从1983年说起，那时裘美娥已经19岁了，女孩那点“好事”却姗姗来迟。好容易来了，肚子痛的实在难受，当时裘美娥并不知道是“好事”带来的反应，就到本村医疗站就诊。医生是浙江省永康市双溪村退伍军人潘洁，在给裘美娥检查时，潘洁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做了不该做的动作。裘美娥起身躲避，潘洁就简单了事，卖给了她一瓶“驱回灵”，说一次吃7、8颗。裘美娥吃了7、8颗还是难受，就又到医疗站去问潘洁，潘洁告诉她还能吃，但没给裘美娥说清用量，裘美娥不懂药性，就把一瓶100多颗驱蛔灵的药都吃了。
 
第二天她难受的更厉害了，她再次到医疗站找到潘洁，告诉他吃了药更难受，肚子里又烧又痛，身上也好难受。潘洁给了她一瓶“阿托品”的药水，说喝了就好了。裘美娥把药水喝下去没一会肚子里那种烧灼感愈加强烈，难受的她无法控制，又喊又叫起来。潘洁怕惹出事来，给闻讯赶来的裘美娥的家人说，裘美娥得了精神分裂症，得赶紧送精神病院。
 
裘美娥的家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把裘美娥送到了永康市精神病医院（现永康市第三人民医院）。裘美娥无奈的说“她的家人特别听别人的话”。
 
到医院裘美娥一看不对，就给大夫解释“我没精神病，我是药物中毒”。大夫不相信，也没做体检直接收入病房。4、5个大夫按住她给她打电针，一次就打了3针。每次打电针的时候太阳穴都跟有冰块一样，第一针、第二针的时候裘美娥还再讲“我没精神病，是药物中毒了”没人理会。第三针的时候就不会讲话了，跟死人一样，医院宣布她死亡。
 
家里人见她还有体温，就要坚持在医院救治，给她在鼻子里插管灌流食，打吊针，半月之后她才醒过来。
 
裘美娥回忆这段“死亡”经历时说，当时他们说什么她也能听见。就是睁不开眼，也说不出话，表面看她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跟死人一样。
 
她醒来后医院继续让她吃药，不吃就灌，还要让她翘起舌头来检查她的嘴里。她害怕这样吃的没命了，就央求大夫自己吃，不用他们灌了，然后把药藏在舌下，趁去厕所的机会偷偷扔掉。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家人才把她接出来。
  
裘美娥说，在里边生不如死，吃了药特别难受，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头老是晕的，别人上午、下午可以到院子里放1个小时的风，她就只能在病床上躺着。别的病人老盼着有人来给开门，对她来说门锁着、开着是一样的。听话的病人才有热水喝，才能洗热水澡，她却没有心思争这个，因为她被折磨的跟死人一样，没力气动。
 
现在裘美娥还在上访，她现在不但反映违法拆迁，补偿不合理的问题，还举报永康市规划局局长骗取国家防洪资金，又将防洪堤改变性质出租等问题。
 
更让她不能释怀的则是被关精神病院的事，她说，这件事影响了她的一生，让她无法找到她心仪的老公。新的《精神卫生法》出台后裘美娥觉得有了希望，她写了材料投诉到卫生部，在她提出的一项诉求中这样表述;制度改革，医疗在发达，但让没有医德、品行的人就诊，永远谈不上医学界的政绩。
 
这不是一项简单的诉求，而是用她自身遭遇对医生具不具备行医资格的一种严肃的考量，更是对现行体制下权力的错位导致她悲惨命运的谴责。裘美娥的青春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毁掉了，她希望中央机关能以身作则，正视百姓诉求，还她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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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成，家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西溪乡（现雅溪镇）潘柏潘村。他的父亲朱官兴因不满1981年3月潘白潘村村党委书记朱忠良单方撕毁和朱官兴签订的开荒协议开始上访。
 
2007年7月13日朱官兴被人投毒致死，朱汉成经抢救康复。朱汉成报警后，东莞市虎城镇派出所未经家属同意匆匆把尸体火化。朱汉成不服公安机的处理也走上了上访路。
 
2007年5月朱汉成来北京上访，回家后被莲都区公安局非法拘留10天，5月25日获释。
到5月28日早上7时许，雅溪镇政府李裁慧和莲都区公安局信访科科长付作勤等5、6个人找到朱汉成的租住房内，说要带他去解决问题，朱汉成没想到是骗局，高高兴兴上了车。到了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后，朱汉成开始疑惑不安，问随行人员，付作琴才说是给他检查身上有没有毒。经过5个医师会诊，给他做了全身检查，直到下午4点，医生做出了结论，朱汉成身体没任何问题，叫他回家去。李裁慧把他拦住，说还有事，莲都区公安局信访科科长付作勤随行人员过来强制把他扭送到了精神病科。
 
主管医生朱贵东作为朱汉成的老乡，给他说了实话“你没病，但我帮不了你，你还是老老实实在这呆着吧，这是公安局稳控你才把你关这的”。还给了他口服药，说是解毒的，一天三次。
 
朱汉成吃完两粒黑黑的药后就感觉房子再转，昏昏沉沉的就想睡觉。第三天早上朱汉成越想越不对，找到朱贵东，朱贵东还在骗他说是解毒的药就这样。朱汉成再也不相信他，拒绝服药，朱贵东让人把他绑在床上，告诉他“到这就得服药，是付作勤安排的”。
 
朱汉成早就见过别人不吃药让灌的样子，几天之后不敢再反抗，假装吃的挺好，大夫一走，就偷偷把药扔掉，有时喝水时不小心会咽一颗。大夫以为他都吃了，也不再检查。朱汉成说，他让绑了3次，手脚都让绑着，都是因为不吃药。
 
这期间他一直担心自己死在医院家里也没人知道，3个半月的时候，朱汉成终于找到机会，有一天出去放风他悄悄让在医院干活的人带话给家里，说他被绑架到了精神病院。
 
朱汉成的三姑妈听说侄子在医院就赶过来看他，护士拦着没让见。同病房的人正好见家人回来看到，告诉了朱汉成。第二天那个护士上班后，朱汉成给她理论，护士蛮横无理的说“就不让见你能怎么样”。朱汉成和她争执起来，几个人过来把他绑在床上就打毒针。精神病科徐主任还说“药量大点，打死也没关系，公安局付作勤安排的”。
 
打完针朱汉成就感觉口干舌燥，走路也不稳，衣服穿反了也不知道，头都是昏昏沉沉的。第二天，医生看他病的厉害了就给他输液，输了10天。还有口服药，一天三次。这10天他几乎每天都在昏睡，醒来一会就看见房子再转。
 
过了几天朱汉成的三姑妈和朱汉成的妈妈、妹妹再次来，见到了朱汉成。姑妈看他病成这样子，就给医生说，“不能在这样了，在这样就搞死了，他是没病的”，并要带朱汉成走。医院坚称谁送来谁接走，家属无权管。并打110报了警，110来后通知了付作勤。付作勤和几个民警过来，把朱汉成的姑妈带走拘留了7天，家里再没人敢出面管他。以后的日子朱汉成看没有希望了只好老老实实呆着，所幸的是医生没在逼他吃药。
 
到6个多月的时候，由于医院伙食太差，加上身体又不好，朱汉成再也忍不住，强行闯了出去，找到主管医生说“要求见院领导，再不让走我就要打人了，我是精神病人，打了没事的，然后你们一针打死我也晚了”。朱贵东联想他以前的表现，当天就联系了公安局，到下午5点，他告诉朱汉成星期五就可以走了，星期三公安局来问话。
 
星期三公安局的人果真来了，朱汉成责问“为什么没病把我送这来”？朱贵东赶紧把他扯走悄悄给他说“你这么说我这一天就白忙了，不管怎么样你能出去就行了，你出不去真要把人打了，我要给你陪命呀”。星期五朱汉成的弟弟、莲都区公安局、雅溪镇政府来人才把他接走，至此朱汉成才结束了他被精神病的生活。
 
但是被精神病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后遗症，他每天服药维持，已经没了劳动能力，就这样整个身体都是疼的，有时还头晕，好多事都记不起来了。他说这是在医院吃药的毒性解不掉造成的，医院把他一个好人给制成了废人，关在那比关在监狱还难受。
 
朱汉成出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又开始进京上访，他咽不下这口气，人财两空任是谁都接受不了的现实。
 
当年村书记朱忠良看他们父子把荒地经营好了就眼红，单方撕毁协议，把开好的荒田和鱼塘强行收回，刚养成准备要出售的鱼也让朱忠良带村干部全部抢走，经济损失达60多万元。不仅如此还谎报开垦荒田亩数，骗取国家钱财。
 
朱汉成的父亲为此上访，受到排斥，父子俩只好到外地谋生。2000年7月13日他的父亲被人投毒致死，他本人经抢救活了过来。家中东西被人抢走，房屋被烧毁。朱汉成只好向所在地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报警求助，被驱逐。再次报警后被警方来人打伤，他父亲的尸体也被东莞市虎城镇派出所送去火化，如此匆忙了事，让他觉得是两地合谋害死了他的父亲。
 
他为了弄清真相，找回损失还被关进精神病院，2012年政府还想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他被扣在政府的东西都没敢要，趁他们休息时跑了。他跑后政府还派人到他的姑父家搜查，说抓住他一定要把他送精神病院。朱汉成说，这是政府用的维稳手段，他们想治死我就不用上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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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翁钢粮院长：
审判委员会各位成员：
审监庭朱梅、危薇、夏明贵法官：
     您们听到、看到被荒唐枉法第2次“无民事行为能力”成为“活着的废人”的惊天错案受害弱女子钟亚芳的呼冤、呼救了吗？！——此惊天错案不纠，法理不容！天理难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要求“对于错案，各级法院要坚持依法纠正，发现一起、查实一起、纠正一起”；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翁钢粮在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工作报告中称“2014年，强化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信服裁判。坚守法治，敬畏法律，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铁面无私，秉公审判，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强化司法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信赖法院。做到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
    5月14日，打电话给主审朱梅法官，朱法官说“你这个案子肯定是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再审，应该快了，就要出结果了”。
本案（2013年11月25日立案，案号<2013>浙杭行审字第55号）是一起触目惊心的惊天错案！是一起把核污染与上访“被精神病”受害者钟亚芳的民事行为能力随心所欲视为儿戏的骇人听闻司法笑话！一、二审裁定是个弄虚作假、自相矛盾的荒唐错误裁定。钟亚芳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应按“从知道之日” 并“自2011年7月22日解除强制收容治疗”起不超过2年计算（即至2013年7月21日止），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即距离2011年7月22日钟亚芳解除强制收容治疗仅11天）提起的行政诉讼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钟亚芳没有经过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存在法定代理人之说，钟亚芳的父亲钟宜根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资格。一、二审裁定弄虚作假“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钟亚芳的法定代理人作出的违法无效、且未向被非法关押在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内的钟亚芳本人送达的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计算起诉期限，而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不服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已超过15日的法定起诉期限而驳回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即距离2011年7月22日钟亚芳解除强制收容治疗仅11天）提起的诉讼”，不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把钟亚芳的民事行为能力视为儿戏、且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内容相互矛盾、同时与本案中一、二审法院自身的行为也自相矛盾、荒唐不堪！——此惊天错案不纠，法理不容！天理难容！
本案荒唐、枉法错误（例举）：
一、 一份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钟亚芳的法定代理人作出的违法无效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竟荒唐被一审上城区人民法院与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合法有效”，成为本案定案证据。
二、同一个钟亚芳，同样的法院，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适用完全不同的法律判断标准。在钟亚芳诉浙一医院医疗损害民事诉讼上诉一案中，二审杭州市中级法院于2011年12月14日再审纠错依法确认钟亚芳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不存在法定代理人之说，恢复审理了钟亚芳诉浙一医院核素误注案”（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 而在钟亚芳诉本案（诉杭州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上诉一案）中，二审杭州市中级法院于2013年6月21日却又自相矛盾地认定钟亚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需法定代理人钟宜根（系钟亚芳父亲）代为行政复议”（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行终字第196号《行政裁定书》）。
 三、 本案中一审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与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身的行为也自相矛盾、荒唐不堪。一审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与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边认定钟亚芳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钟亚芳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认可，不仅受理了钟亚芳提起的诉讼与上诉，且杭州市公安局也对钟亚芳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认可，钟亚芳作为本案一审原告与二审上诉人不仅参加了一、二审法院对本案的庭审（注：钟亚芳的委托律师只是一般授权委托），而且一、二审法院都对钟亚芳送达了本案裁定书”; 一边却又自相矛盾地认定钟亚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采信以钟亚芳父亲钟宜根为钟亚芳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作出且未向钟亚芳本人送达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作为本案定案证据计算起诉期限，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已超过15日的法定起诉期限而驳回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即距离2011年7月22日钟亚芳解除强制收容治疗仅11天）提起的诉讼” 。
四、 本案一、二审裁定都弄虚作假故意隐瞒了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6日作出的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钟亚芳的法定代理人作出、且未向钟亚芳本人送达”的这一客观事实，在一、二审裁定书中都找不到任何有关对这一客观事实的描述言语。
五、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竟在距离2011年12月14日再审纠错依法确认钟亚芳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不到2年的时间内，又故伎重演于2013年6月21日再次制造惊天冤假错案，荒唐枉法认定钟亚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使钟亚芳再度成为“活着的废人”！
   另特别说明二点：
一、 只要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在一审上城区人民法院与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钟亚芳又岂会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难道人民法院可以荒唐到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开庭审理案件？！
二、 本案不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如何弄虚作假，都无法改变一个铁的客观事实——钟亚芳没有经过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存在法定代理人之说，钟亚芳的父亲钟宜根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资格，一、二审裁定弄虚作假“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钟亚芳的法定代理人作出的违法无效、且未向被非法关押在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精神病强制所）内的钟亚芳本人送达的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计算起诉期限，而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不服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已超过15日的法定起诉期限而驳回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即距离2011年7月22日钟亚芳解除强制收容治疗仅11天）提起的诉讼”， 不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把钟亚芳的民事行为能力视为儿戏、且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内容相互矛盾、同时与本案中一、二审法院自身的行为也自相矛盾、荒唐不堪！
有关本案一、二审裁定的荒唐与枉法错误，以及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本人在《行政再审申请书》中已清楚载明，今不再复述！——此惊天错案不纠，法理不容！天理难容！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任何理由不依法再审本案、纠正此惊天错案！——还我钟亚芳“民事行为能力”！还我钟亚芳诉权！还社会公平正义！
此惊天错案不纠，法理不容！天理难容！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坚持违法不依法再审本案，不依法纠正此惊天错案，则，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涉案法官刘晓辉、李洵等荒唐第2次凭空枉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成为“活着的废人”的惊天错案受害弱女子钟亚芳，只要一息尚存，定会坚持维权到底，哪怕付出生命，直至依法再审本案、纠正此惊天错案——还我钟亚芳“民事行为能力”！ 还我钟亚芳诉权！还社会公平正义为此！
身为审判委员会负责人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翁钢粮院长与审判委员会的各位成员以及审监庭朱梅、危薇、夏明贵法官：尽管您们都是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领导与精英，发现错案、纠正错案、依法办案、公正司法，是您们各位应尽的职责与义务，但鉴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而再无法无天地制造惊天冤假错案，闹骇人听闻司法笑话！
为此，惊天错案受害弱女子钟亚芳今只能再次忍着全身病痛、含着血泪来信强烈要求您们各位：在中央与翁钢粮院长本人都在强调“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当下，能真正“依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尽快依法作出再审本案、纠正此惊天错案的审查决定——还我钟亚芳“民事行为能力”！还我钟亚芳诉权！还社会公平正义！
                        
 强烈要求人：钟亚芳
 电话15306516215 ， 2014年5月18日
作者：钟亚芳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4-05-19 08:49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4/0519/99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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