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时间最长达13年，出院问题至今无解决途径 近日记者从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了解到，该院现有107名长期滞留的“三无”精神病患者，年政策性亏损达到近500万元。
“三无”病人多曾肇事肇祸 据了解，三院是中山市流浪乞讨精神障碍患者的定点收治医院，多年来收治了过百名无赡养和监护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或有家无业且支付精神病基本医疗费用有困难的人员，这些人员也被称为“三无”精神病患者。三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该院有120多名“三无”精神病患者，其中107名病人长期滞留医院。“经常会有进进出出的，但这107名是这么多年沉淀下来，一直出不去的。”该工作人员介绍说。据介绍，多数的“三无”精神病患者都是在社会上发生肇事肇祸行为后，由公安、民政部门送到医院。据悉，一些“三无”精神病患者在治疗后，可以说出自己是“哪里人”或者“住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医院通过公安或当地民政部门联系后，也得以将这一部分康复病人送回家。但另一部分“无家可归”或无法治愈的，则往往不得不滞留医院。
配置78名医护人员 精神病康复者回归社会难，始终是患者、医院乃至社会的一个“心头痛”，其中，“三无”精神病患者回归难更是“痛中之痛”，他们的出院问题至今还无相应的解决途径。据了解，这些长期滞留在院的病人中，最长一位在2000年就已经入院，住院时间已长达13年。据介绍，这些长期滞留医院的“三无”精神病患者大多精神疾病已经处于稳定状态，但部分为痴呆或精神发育迟缓者，需要看护。目前对于“三无”精神病患者的管理仍存在不少困境，相关规定对具体的收治对象以及出院问题仍然缺乏详细的操作流程。由于大量病人经治疗后仍长期滞留在院，这一方面加剧了精神卫生医疗资源的进一步紧缺，同时也使得一些亟待收治的急性病人无法如愿入院。据介绍，按照合格标准，要照顾这百余名的滞留“三无”精神病患者，需要配备78名人员。按成本核算，该院流浪病人一年政策性亏损达到了492万元，治疗经费不足。（来源: 天山网(乌鲁木齐) http://news.163.com/13/1217/18/9GANE4A500014AEE.html2013-12-17 1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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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三无”精神病患滞留 医院一年亏损492万
武汉被精神病者胡国红获医院证明仍讨不到说法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年1月2日消息：武汉市江岸车辆厂工人胡国红因上访多次被关进精神病院，他和妻子程雪一直在为此讨说法，并索要在精神病院的证据。
程雪近日向本工作室反映，经多方讨要，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和武汉市武东医院分别向他们提供了住院证明。武东医院还称胡国红因和妻子频繁上访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二次入院都是武汉江岸车辆厂领导胡恩雄送进去的。
有了这些证明，胡国红、程雪再到武汉法院、信访局、公安局等各个部门申诉，要求摘掉“精神病”的帽子，但这些部门至今仍不受理，更谈不上解决问题。湖北被精神病者金汉琴断药政府讨说法遭殴打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17消息：今天下午本工作室得到消息，湖北省十堰市访民、被精神病者金汉琴今天在十堰市政府前讨说法时遭保安辱骂、痛打。
金汉琴下午哭着告诉本工作室，因为上访被政府关进精神病院，她身体被搞坏了，出院后一直靠吃药维持。近日她的药再次没有了，她自己又无钱购买，今天上午她就来到十堰市政府希望找到有关官员解决这一问题，结果十堰市政府门前的保安看到她后竟用下流的语言辱骂她。
下午，金汉琴再次来到十堰市政府门前要求进去见领导，结果这名保安不仅拦着不让进，还对她拳打脚踢，金汉琴当场被打倒在地。报110后，110虽然来了，但却拒绝处理，当场离开了。随后，金汉琴所在的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的官员来到了十堰市政府门前，将金汉琴强行带到了十堰市信访局，下午四点多金汉琴还在信访局内。浙江被精神病者钟亚芳就告公安案的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钟亚芳，女，196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桐庐镇惠民小区7幢510室,电话15306516215。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法定代表人柯良栋，局长，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华光路35号。
申请人钟亚芳因与被申请人杭州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2）杭上行初字第31号行政裁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行终字第196号行政裁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2条、73条之规定（具体条文内容见本再审申请书第14页)，申请再审。
再审请求：
1、依法再审，纠正错案，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2）杭上行初字第31号《行政裁定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行终字第196号《行政裁定书》；
2、被申请人承担案件的全部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一、钟亚芳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应按“从知道之日” 并“自2011年7月22日解除强制收容治疗”起不超过2年计算，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提起的行政诉讼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一、二审裁定认定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提起的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错误，没有事实根据，违反法律规定。
1、钟亚芳因给单亲核污染被害女儿钟知含讨公道被逼上访而于2009年12月9日至2011年7月22日一直被杭州市公安局以“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精神病人”非法关押在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强制收容治疗”（见证据1、2、10、17），人身自由被限制，直到2011年7月22日解除“强制收容治疗”。
2、钟亚芳没有经过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009年12月8日，杭州市公安局作出第139号《肇事精神病患者收容治疗通知书》对钟亚芳收容治疗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并未告知钟亚芳，也未向钟亚芳送达第139号《肇事精神病患者收容治疗通知书》（注：此一审、二审裁定书已载明“经审理查明：该通知书于次日留置送达钟亚芳家属<钟亚芳之父钟宜根>”）,也未告知诉权与起诉期限（见证据1）。
因此，结合上述1、2点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之规定，钟亚芳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应按“从知道之日”并“自2011年7月22日解除强制收容治疗”起不超过2年计算（即至2013年7月21日止），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即距离解除强制收容治疗仅11天）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见证据3），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一、二审裁定认定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即距离解除强制收容治疗仅11天）提起的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错误，没有事实根据，违反法律规定。
另注：一审裁定认定钟亚芳于2012年8月30日提起行政诉讼错误，此二审裁定已纠错，确认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提起行政诉讼。
二、钟亚芳依法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存在法定代理人之说，钟亚芳的父亲钟宜根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一、二审裁定以“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6日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法定代理人作出的违法无效、且未向被非法关押在安康医院内的钟亚芳送达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计算起诉期限、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已超过15日的法定起诉期限而驳回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提起的行政诉讼”，违法、错误。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明确“无民事行为能力”与“无受处罚能力”是二个完全不同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概念（见证据9）。非常遗憾地是，杭州市公安局、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二者混为一谈，以为鉴定钟亚芳的所谓“无受处罚能力”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见证据 8），对科学的无知酿成了将被世人耻笑的典型案例。杭州市中级法院于2011年12月14日依法撤销了杭州市中级法院于2010年4月22日违法错误认定钟亚芳“无民事行为能力”的（2010）浙杭民终字第412号民事裁定书（见证据 6），依法确认了钟亚芳的“民事行为能力”，恢复审理了钟亚芳诉浙一医院的医疗损害赔偿案（见证据7——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此证明钟亚芳从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申请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申请行政复议”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九条“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精神病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之规定，认定与宣告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的职权，其他任何机构和组织不具有这一职权（包括杭州市人民政府），钟亚芳没有经过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存在法定代理人之说，钟亚芳的父亲钟宜根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资格，杭州市人民政府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钟亚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以钟亚芳的父亲钟宜根为钟亚芳的法定代理人身份受理案件并于2010年3月26日以钟亚芳的父亲钟宜根为法定代理人作出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无效（见证据4）。更何况，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未向被非法关押在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内的钟亚芳送达（见证据5）。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不服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申请人的拘束，不适用于钟亚芳。所以，钟亚芳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不适用15日的时效。
因此，钟亚芳依法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存在法定代理人之说，钟亚芳的父亲钟宜根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资格，一、二审裁定以“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6日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法定代理人作出的违法无效、且未向被非法关押在安康医院内的钟亚芳送达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计算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已超过15日的法定起诉期限而驳回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提起的行政诉讼”，违法、错误。
三、 二审裁定认定“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法定代理人作出的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有效”是错误、背离事实、违反法律，且弄虚作假、断章取义、故意隐瞒有关“《行政复议决定书》是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法定代理人作出不具法律效力、且未向被非法关押在安康医院内的钟亚芳送达”的上诉内容。
在《行政上诉状》和2013年6月7日二审当庭书面提供并陈述的《对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6日以钟亚芳父亲钟宜根为法定代理人作出的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不具法律效力以及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提起的诉讼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补充说明》、以及二审庭审笔录中(见证据 11、12、13 ），白纸黑字载明：有关“钟亚芳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存在法定代理人之说，其父亲钟宜根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6日以钟亚芳父亲钟宜根为法定代理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不具法律效力、且未向被非法关押在安康医院内的钟亚芳送达”的上诉内容，但在二审裁定书中却被弄虚作假、断章取义、故意隐瞒而找不到有关这些上诉内容的描述，被荒唐成“钟亚芳不服原审裁定提起上诉称，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非经本人授权，任何人无权代为行事，本案所涉及行政复议未经上诉人授权，由上诉人父亲代为提出，其行政复议决定对上诉人不产生任何效力”。甚至在一、二审裁定书中均被弄虚作假而找不到任何有关“《行政复议决定书》是以钟亚芳的父亲钟宜根为法定代理人作出且未向钟亚芳送达”这一客观事实的描述，而在《行政复议决定书》和钟亚芳提供给一审法院的《证据说明》、以及《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清单中也都白纸黑字载明着这一客观事实（见证据4、5 、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四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之规定，“法定代理人”是法律的规定，以“钟亚芳父亲钟宜根为钟亚芳法定代理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的效力”并不是钟亚芳认可或者不认可的问题，而是需法院依法审查“钟亚芳究竟是否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亲钟宜根究竟是否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资格？”并予以确认的问题，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理应知道这一基本常识 ！起诉状中（见证据14），钟亚芳述明“由于被羁押，进行复议时，由原告父亲（钟宜根，７１岁）代为进行。复议决定作出后，他病恨交加，再也无力支撑，今年7月底，原告终于离开了精神病院，得以提起本次诉讼。”这只是描述了一种事实，用以介绍提起诉讼的背景情况，并不代表钟亚芳认同父亲的行为、认可《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效力，否则钟亚芳就无需提起诉讼了。然而，二审裁定却如获至宝,竟荒唐以此作为认定《行政复议决定书》效力的依据，表述为：“本院认为，关于案涉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的效力，本院注意到上诉人钟亚芳在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时，曾特别说明：‘由于被羁押，进行复议时，由原告父亲钟宜根代为进行’，因此，相关行政复议的效力应予认可”。
“原告父亲代为进行”与“授权原告父亲进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相互替代；况且《行政复议决定书》白纸黑字载明“是以钟亚芳父亲钟宜根为法定代理人作出、而不是钟亚芳授权其父亲钟宜根作出”；二审裁定挑出的“毛病”，不能改变钟亚芳父亲钟宜根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事实，不能改变《行政复议决定书》产生于“无权代理”的事实，反而暴露出其认定“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法定代理人作出的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有效”是错误、背离事实、违反法律，也说明以《行政复议决定书》有效作为维持一审裁定的理由不能成立。
另特别说明：钟亚芳对其父亲钟宜根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之事，毫不知情。
四、 一审裁定认定“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9日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钟亚芳”错误，没有任何依据，二审裁定以“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9日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人（即法定代理人钟宜根，系钟亚芳父亲）”而维持一审裁定错误，背离事实，违反法律。
1、由于钟亚芳依法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009年12月9日至2011年7月22日钟亚芳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强制收容治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条“行政复议期间的计算和行政复议文书的送达，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期间、送达的规定执行”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受送达人被监禁的，通过其所在监所转交。受送达人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通过其所在强制性教育机构转交”之规定，杭州市人民政府2010年3月29日应当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转交并钟亚芳签收，才视为送达钟亚芳。
但杭州市公安局提供给一审法院杭州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清单白纸黑字载明：2010年3月29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用挂号信邮寄的地址是“桐庐县桐君街道惠民小区7幢501室” (见证据5，注此邮寄地址7幢501室也是错误，正确应是7幢510室)， 而此时钟亚芳却被非法关押在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内。
因此，一审裁定认定“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9日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钟亚芳”错误，没有任何依据。
2、二审裁定认定“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9日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人”，而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白纸黑字载明：行政复议申请人是法定代理人钟宜根，系钟亚芳父亲。且钟亚芳没有经过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存在法定代理人之说，钟亚芳的父亲钟宜根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资格。
因此，二审裁定以“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9日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人（即法定代理人钟宜根，系钟亚芳父亲）”而维持一审裁定“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9日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钟亚芳”错误，背离事实，违反法律。
五、一、二审裁定是个自相矛盾的荒唐错误裁定，把钟亚芳的民事行为能力视为儿戏，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内容相互矛盾，同时与一、二审法院在本案中自身的行为也自相矛盾、荒唐不堪。
同一个钟亚芳，同样的法院，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适用完全不同的法律判断标准，在钟亚芳诉浙一医院医疗损害民事诉讼一案中，二审杭州市中级法院认定钟亚芳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见证据7 —— <2011>浙杭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而在钟亚芳诉本案<杭州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中，二审杭州市中级法院却又认定钟亚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更为荒唐在本案中，一审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与二审杭州市中级法院一边认定钟亚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采信以其父亲钟宜根为钟亚芳法定代理人（监护人）作出且未向钟亚芳送达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作为本案定案证据计算起诉期限，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已超过‘15日’的法定起诉期限驳回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提起的诉讼”；一边却又自相矛盾地认定钟亚芳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钟亚芳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认可、且杭州市公安局也对钟亚芳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认可，钟亚芳作为本案一审原告与二审上诉人不仅参加了一、二审法院对本案的庭审（注：钟亚芳的委托律师只是一般授权委托<见证据13、16> ），而且一、二审法院都对钟亚芳送达了本案裁定书”。以上足以证明一、二审裁定是个自相矛盾的荒唐错误裁定，把钟亚芳的民事行为能力视为儿戏，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内容相互矛盾，同时与一、二审法院在本案中自身的行为也自相矛盾、荒唐不堪。
另需说明：钟亚芳不仅依法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根本没有精神病。这份由不具主体资格的桐庐县公安局委托并提供虚假鉴定材料于2009年12月2日伪造出的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2009）司鉴字第148号《司法精神疾病鉴定意见书》不仅程序严重违法、且实体内容虚假、鉴定结论错误、甚至内容不齐全连鉴定人员签名都没有，根本不具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见证据8）。
六、在庭审中未出现、更没有经过法庭质证的非法证据入案卷，败露后破坏案卷加以隐藏 。
1、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４日，钟亚芳去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查阅案卷时，发现在案卷中有“①桐庐县公安局李建华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出具的关于钟亚芳与其代理律师会见的情况说明１页； ②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对钟亚芳的监控记录值班巡视记录摘录7页；③钟宜根的行政复议申请书1页； ④证明钟亚芳系钟宜根女儿的村委证明1页 ；⑤签钟宜根名的行政复议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１页（见证据18 ）；⑥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２０１０年２月３日将杭政复受（２０１０）２３号邮寄给桐庐县桐庐街道惠民小区７幢５０１室钟宜根的邮寄清单１页（见证据 19）；⑦２０１０年２月３日有签钟宜根名的送达回证１页（见证据 20）”，而在2013年６月７日二审庭审中上述“证据材料”均未出现，更没有经过法庭质证，钟亚芳被蒙在鼓里。钟亚芳提出要求复印这些非法证据，主审法官李洵却加以反对。两天后，钟亚芳再次去杭州市中级法院档案室要求复印，却被告知这些非法证据中的“李建华情况说明以及安康医院的监控记录等”已经不存在（已被行政庭书记员重新装订到当事人不能查阅复印的副卷中了），封装好的卷宗也被破坏！此由钟亚芳复印的两份“补充说明”编号不同（前后相差10页）而证明（8月14日复印编号为81—86, 8月16日复印编号为71—76，见证据22）。 2、在钟亚芳去一审杭州市上城区法院查阅案卷时发现，在杭州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材料卷宗中同样有在2012年12月5日一审庭审中没有出现、更没有经过法庭质证的非法证据（钟宜根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等）夹在案卷中（见证据21）。
另特别说明：一、二审法院案卷中的非法证据——“钟宜根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落款处钟亚芳的签名不是钟亚芳本人所签，钟亚芳对申请书的内容也毫不知情（见证据21）。
综上所述，这是一起惊天错案！一、二审裁定是个弄虚作假、自相矛盾的荒唐错误裁定。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即距离解除强制收容治疗仅11天）提起的行政诉讼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钟亚芳没有经过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存在法定代理人之说，钟亚芳的父亲钟宜根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资格，一、二审裁定弄虚作假以“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6日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法定代理人作出的违法无效、且未向被非法关押在安康医院内的钟亚芳送达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计算起诉期限，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已超过15日的法定起诉期限而驳回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即距离解除强制收容治疗仅11天）提起的行政诉讼”，不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把钟亚芳的民事行为能力视为儿戏、且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内容相互矛盾、同时与本案中一、二审法院自身的行为也自相矛盾、荒唐不堪！由于本案证据确凿、事关重大又特殊——事关上访“被精神病”受害者钟亚芳的“民事行为能力”！其父亲钟宜根究竟是否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资格等问题，依法应当再审,纠正错案，撤销一、二审错误裁定，以维护再审申请人钟亚芳的合法权益、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以维护司法公正！
此致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 钟亚芳
2013年 10 月 22日
附： 1、本申请所涉及相关法条。
2、 对杭州市公安局第139号《肇事精神病患者收容治疗通知书》与杭州市人民政府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存在严重造假的说明2页。
3、一、二审裁定书。
4、证据目录及相关证据。
本申请所涉及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是否再审。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
（三）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三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2年内提出。
对杭州市公安局第139号
《肇事精神病患者收容治疗通知书》
与杭州市人民政府杭政复决（2010）29号
《行政复议决定书》存在严重造假的说明
1、钟亚芳不仅依法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根本没有精神病。这份由不具主体资格的桐庐县公安局委托并提供虚假鉴定材料于2009年12月2日伪造出的杭七院司鉴所（2009）司鉴字第148号《司法精神疾病鉴定意见书》不仅程序严重违法、且实体内容虚假、鉴定结论错误、甚至内容不齐全连鉴定人员签名都没有，根本不具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再有，钟亚芳虽被杭州市公安局非法关在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精神病强制所）591天，但却因言行、思维正常，而并没有被安康医院使用任何精神病药物进行治疗，说明钟亚芳根本没有精神病。
2、 杭七院司鉴所（2009）司鉴字第148号《司法精神疾病鉴定意见书》第7页白纸黑字载明：桐庐县公安局2009年10月25日是以“关于对重点信访对象钟亚芳有无精神疾病进行鉴定的报告”而申请鉴定——此证明桐庐县公安局自认钟亚芳是合法公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但杭州市公安局2009年12月8日作出的第139号《肇事精神病患者收容治疗通知书》却载明以“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精神病人对钟亚芳收容治疗”。——而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6日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法定代理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却公然造假、荒唐以“杭州市公安局第139号《肇事精神病患者收容治疗通知书》是以存在多次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肇事精神病人对钟亚芳收容治疗”而维持杭州市公安局作出第139号《肇事精神病患者收容治疗通知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这前后自相矛盾的虚假罪名，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
3、2010年5月26日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在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明确：强制医疗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强制措施，是由我国《刑法》作出规定的。《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决定强制医疗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被强制医疗人员已发生了触犯刑法的行为，涉嫌犯罪；第二，被强制医疗人员是经法定鉴定程序，确认无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安康医院的收治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所收治的必须是法定对象，对没有发生触犯刑法行为的普通精神病人，安康医院一律不得接收。本案钟亚芳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强制医疗的条件，杭州市公安局2009年12月8日作出第139号《肇事精神病患者收容治疗通知书》和杭州市人民政府2010年3月26日作出维持的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违法无效的。
说明人：钟亚芳
沈阳被精神病者陈沈群北京押回后被关派出所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11消息：今天凌晨，沈阳访民、被精神病者陈沈群（访谈辽宁被关精神病院的助理经济师陈沈群http://msguancha.com/a/lanmu68/201303/2013/0615/7754.html）被从北京押回沈阳后，一直关在沈阳苏家屯民主派出所不放，面临被拘留。
据陈沈群致电本工作室说，她昨日一直在北京上访，昨天被关到久敬庄，现在被押到民主派出所好几个小时了一直被看着，也不给饭吃。被精神病的女商人张霞英——辛劳苦半世 人权不如狗
这是一名饱受家庭暴力的“被精神病”女士，受传统封建迷信的影响，张霞英从小就被家人“借婚”，当作有官相的三哥的赚钱工具，好不容易长大有自己的家庭还是不幸的，遭受家庭暴力离婚后的楼房被冒充拆迁，从新创业家园半夜遭砸抢，要求起诉因其被关过精神病院，又没有可依靠的监护人出面，法院以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为由而不立案，从2004年4月6日离婚起，张霞英每看一次孩子需要向丈夫支付8000千元的费用，生活磨难的遭遇让我们知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有人活在封建迷信的社会里。2013年10月底，本刊编辑对正在北京上访的张霞英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尽管张霞英有些顾虑，她还是讲述了她的离奇遭遇。
张霞英，女 1968年2月21日出生，身份证号420984680221752，现45岁，曾与2003年8月2日至2003年10月24日在武汉市精神病医院救治，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注：下文中涉及的每小节前面的对白都出自张霞英的作品。
感谢马家楼接济中心
上访来到马家楼，能吃火腿白馍馍。虽不能办冤假案，管吃管住感涕流。夏有空调冬暖气，远胜露宿在街头。蒙冤苟活栖贵地，苦盼还钱洗冤愁。
2013年9月底，张霞英来北京上访反映让自己受到伤害的家庭暴力和房屋被冒领偷拆事情，被送到马家楼后写下上面的词，来调侃自己的遭遇，笔者跟她联系见面后发觉她是一个思维非常敏捷、性格乐观的女士，但是慢慢的了解让我发觉在她坚强面对社会的身后是封建毒害和家庭暴力的深渊！甚至在这个世界上她找不到一个亲人！
弥补童年不读书的遗憾
偷读少年书被焚，欲成大器必通文；不甘失学终身恨，重拾书包进校门。
张霞英的出生是悲惨的，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兄妹中面相最好的三哥被家里认为有官相，其他人的生活都以帮助他为前提，就这样学习非常好的她初二被母亲强迫撤学，中断学业的她到姨夫家学习维修电器，勤奋苦学加上头脑好使，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掌握了这门技术，并且在业余时间稍带的看些不着边际的书，给自己筑奠起一点知识的基础。
孽缘难脱遭狂虐，逃脱亲婚被借婚
张霞英姨夫家的孩子因为打架被判刑，快出狱的时候，两家人在瞒着张霞英的前提下，达成亲婚的形式，准备在姨夫家孩子出狱的当天就为他们举行婚礼，冲喜。就在这时，常常到他们维修铺来逛的魏某，看中了张霞英，并且到她家去提亲，张霞英的母亲以为魏某是有钱人，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并且告诉了亲朋好友，由于姨夫家的事情没有公开，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咽到肚里了，后来张霞英的母亲在知道魏某家很穷的情况下，告诉魏某张霞英可以嫁给他，但是她结婚后赚的钱都是要交到他们母亲这边供三哥使用的，就这样从亲婚到借婚，成了张霞英悲惨人生的开始。
巨资难买官梦圆，嫂怒施刑咆怨言；斥我命中带风水，压哥官运阻财源。罚关疯院破风水，电击五官口耳连；伪造休书财子掠，嫂夫如意喜洋洋。
结婚生子后生活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张霞英赚的很多钱给了三哥这边，但由于三哥这边花钱也没有买到理想中的官，三哥三嫂就抱怨张霞英命中带风水，阻断了三哥的财运。而跟丈夫这边，由于家庭暴力的关系，遭到她的斥责，感情开始恶化，在家兄和前夫的共同努力下，把她送进了武汉市精神病院，正常的她拒绝吃药打针，遭到了医生强制的电击，电击的时候 电打的嘴唇都拉到耳根的位置了。在关押期间，张霞英还意外得知现在的母亲并非其亲生母亲，她是从小让现在的家庭抱养的，真正的亲人到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就现在的情况看，抱养她的唯一价值就是为三哥赚钱。她不像上访者被政府关进去那样是迫于各方压力才释放，而是由于丈夫跟三哥这边都不愿意再为她支付医疗费用，医院下催款单多次后，三哥才不情愿的签字把她放出来。
告状被当精神病，处处要带监护人；祸端全因监护起，蓄意霸房早预言。
由于这次被丈夫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张霞英正式与2004年4月6日法院判决离婚，当时房子不值钱，丈夫在拿走几十万后只给她分得一套面积约2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位于武汉汉西苗圃新村61号，其后张霞英把它装修好并出租出去，然而后来张霞英才知道，当初丈夫跟三哥抢着送自己进精神病院，是为了抢夺自己的监护权，从而达到霸占自己的财产预谋，也因为这次被医院鉴定为精神病，在状告医院时，法院以没有民事权而拒绝了她的诉状。
而最关键的是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丈夫阻断了探看儿子的权利，张霞英说在2003年开始，每看一次儿子需要支付丈夫8000元人民币，一直持续有七八年之久，由于最近三年一直在伸张权利上访，所以没有多余的钱来看儿子，也就三年没见儿子了。
2007年政府开始拆迁修建，房屋编号是B2—-35号，房屋证件时《土地租约证》式，当时离婚时房产证户名是前夫的，张霞英多次找前夫把房产证的名字修改成自己的，但是前夫拒不履行职责。张霞英要做生意，所以过户的事情就耽搁了，2007年4月底，武汉城投之铁拆迁办利用职权，逼走张霞英房子的租户，并弄虚作假搞的“保证字”派人冒领张霞英的拆迁款，到现在房子被拆，钱被别人领走。
有过惊天动地之经历，受过胜似长征之疾苦；创过延续生命之奇迹，难过人财全失之残忍。再经过从小被迫撤学，从亲婚到借婚，被三哥、前夫联合关精神病院，财产全部被抢，自己不是亲生的一切苦难之后，她依然坚持替自己维权，在房屋被拆迁一年多后，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调查到拆迁自己房子的拆迁主体，可拆迁款已被别人领走，法院当初判决她离婚房产归她个人所有的判决书成为一纸空文。历经六年的艰难上访，还没有任何收获，不过她开朗的笑声终能化开心中难以承受的苦难，现在的她没有一个亲人，何去何从！透过乐观的态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单的灵魂！！
一切的迫害，没有任何人来帮助这个无助的妇女，现在一纸精神病鉴定，剥夺了所有的民事权，告状没权，上访不受理，家暴没人管，给三哥做奴隶那么多年，还被迫关到疯人院，如此的环境，也许逃避也是一种解脱!!可有些东西这个大的社会已经把你束缚在这个画好的圈子里，用张霞英文章的一小段来结束她走过的45年，也用这一小段体现她对生活的感受
我想迁户口，条件不达标。进城三十万，种地五十亩。城中有楼房，留待转户口。被盗充拆迁，半夜遭砸抢。欲哭已无泪，诉讼更无门，彷徨大街上，忽见宠物狗。主人亲如子，随时上户口。辛劳苦半世，人权不如狗。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 佐真
2013年11月份
回目录精神病人地铁上捅乘客十几刀 不负刑事责任
精神病人在轨道交通上面用水果刀袭击乘客，致其重伤，因王某患有精神分裂症，闸北检察院向闸北法院申请对王某强制医疗。由于王某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接闸北法院法援通知书，为保护涉案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闸北区法律援助中心决定为王某提供法律援助，指派何贤春律师事务所何贤春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王某家住普陀区。2012年10月14日，在轨交三号线上，王某无故谩骂并用矿泉水瓶砸击乘客余某，双方发生争执，在争执中，王某持随身携带的水果刀，连捅余某十余刀，致余某左上腹外伤性锐器创、腹腔积血、失血性休克，经鉴定构成重伤。后余某同行人员将王某制服并移交公安人员处理。2013年3月20日，上海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作出鉴定，王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对本案无刑事责任能力。今年5月初，接受指派后，何贤春律师在查阅卷宗后，即赶到王某所在的上海市公安局安康医院会见，但由于王某正处于发病期，不具备会见条件，何律师便向王某的主管医生了解王某的相关情况；随后，何律师又约见了王某的法定代理人，了解王某的既往情况。通过调查取证，何律师了解到：王某之前也有过两次伤人行为，致一死一伤。但本案案发前，王某已有一段时间没服药了。今年5月20日，闸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闸北区检察院详细展示了本案的经过及王某的发病过程、个人生活状况、家庭监护情况、治疗现状等方面的情况，认为王某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主张对王某强制医疗。何贤春律师认为，综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王某符合强制医疗的相关规定，同意对其强制医疗，但要注意保护王某作为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闸北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王某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又因王某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肯能，因此决定对王某予以强制医疗。
（来源：新闻晚报http://health.eastday.com/zyw/n1078/n2783/u1ai174147.html
发布日期：济南精神病人出院难续:“三无”精神病人不能自愿出院
此前，本网记者以《济南一老人精神病院生活14年 无亲无故出院成难题》为题报道了张贞(化名)在精神病院生活多年，想出院无人认领的事情，日前，记者陪同李玉峰老人先后来到济南市历下区司里街派出所和济南市精神病院，与李玉峰老人一起咨询张贞女士的出院问题。
派出所：是否出院应由院方鉴定 李玉峰告诉记者，自己去年曾求助司里街派出所一位姓范的警官，希望他能把张贞从医院接出来，当时范警官说帮忙问问，并开玩笑地说“事成之后要请我吃喜糖”。记者和李玉峰在司里街派出所见到了范警官。范警官称，张贞是三无人员，患上精神病后，2000年派出所联合民政部门将张贞送到济南市精神病院进行免费救助。“把她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是公安机关的责任，如果派出所不出面，她可能无家可归甚至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由于李玉峰和住院部刘医师联系多次，刘医师曾到派出所找过他，希望派出所可以把人接出或者出具相关证明。对此，范警官表示病人能否出院应以医院的诊断结果为准，派出所无法出具相关证明。“再说，假如病人真的可以出院，她已经无家可归，让她住在哪里呢?”
院方：三无精神病人由医院监护不能出院 随后记者和李玉峰来到济南市精神病院，由于记者到达时正值中午病人休息时间，记者没有采访到张贞，之前李玉峰一直联系的刘医师也不在医院，医院办公室的杨主任对此事做出了回应。杨主任称，由于之前刘医师为此事来找过他，他对这件事并不陌生。对于李玉峰说张贞的病已经好了的说法，杨主任说，精神病患者较难完全康复，一般只是暂时性康复，必须适当服药才能控制病情。杨主任表示，张贞属于三无精神病人，三无精神病人与普通精神病人在出院问题上有很大差别。普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是亲属，他们被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如果病人病情稳定，办理相关手续后亲属可以将病人领走。 “三无精神病人由精神病院、公安局、民政局、残联联合进行救助，精神病院为其提供免费的食宿及医疗。医院是他们的监护人，对他们负全部责任。刘医师之前说找派出所开证明病人就可以出院是不合理的，这件事和派出所没有关系。”今年5月1日出台的《精神卫生法》中指出，除非有自残自杀或伤害他人的行为，否则精神病人住院实施自愿原则。对此，杨主任说，《精神卫生法》中的规定比较宽泛，碰到具体情况还需要采取具体的解决方式。此外，条文中的“自愿原则”也主要针对普通精神病人，并且出院必须经监护人同意。“如果老人家(指李玉峰)想和张贞交个朋友，我们欢迎他定期来院探望。”杨主任说。（本文来源：中国山东网http://news.163.com/13/1119/10/9E1ORJ5300014AEE.html 2013-11-19 10:44:56）
回目录社会防卫与精神病人权力的平衡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以上，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600万人，也就是说，我国平均每13个人中，就有一个精神障碍者，不到100人中，就有一个重性精神病患者，而在重性精神病患者中，有暴力倾向的就有10%，相当于160万人有暴力倾向。他们的治愈情况如何？最新的统计数字称，中国的重症精神病患者享受到良好的治愈的情况都不到30%，也就是说有70%的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完整的治疗。就算是完整的治疗，复发率也在40%以上，非常的高。近年来，精神病人实施杀人、伤害等暴力性案件时有发生，并逐渐呈上升趋势。据统计，最近每年精神病人实施的刑事犯罪案件超过1万起，其中30%是杀人、伤害等严重暴力案件，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死1.85人，最多的杀死70余人。暴力型精神病人实施犯罪的手段大多残忍，后果也很严重，不但极大地危害到社会个体的人身安全，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同时，因为长期治疗，精神病人给其家庭也带来了严重的心理负担和经济压力，然而，由家庭看管甚至治疗精神病人往往难以落实，有些家庭采取长期囚禁措施，有些则是放任不管。精神病人肇祸日益成为影响我国社会治安的重大隐患。正如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指出的，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暴力型精神病人“散落民间”，成为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非定时炸弹”。由“被精神病”到人权保障 如何从根本上有效控制和治疗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避免其再次危害社会？对此，政府可有所作为，承担起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责任，以保障公共安全，这也是强制医疗制度的基本功能。当然，即使是需要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也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基本人权。但由于缺乏强制医疗的相关程序规定，实践中，对于肇祸精神病人，主要由公安机关通过行政程序送交隶属于公安机关的安康医院进行强制医疗，其全过程，包括搜集证据证明精神病人实施了肇事肇祸行为、对行为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送交指定的安康医院予以隔离治疗，都由公安机关完成，没有检察机关的审查和监督，没有律师的参与，也不经过法院的审判，缺乏透明度，不仅在正当性上颇受非议，其标准不明、抗辩保障不足等缺陷的存在，也使得强制医疗的适用抗外力干涉能力较差，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朱金红、徐林东、彭宝泉等“被精神病”事件的发生，引起社会巨大反响，正集中反映出修改前强制医疗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人们所反对的不是剥夺人身自由本身，而是任意的和非法的剥夺。这就要求国家立法机关准确地界定允许剥夺自由的情况以及适用的程序。”立法通过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申请和决定主体、监护人参与、审理程序、解除程序等内容的规范，正是出于有效避免程序的恣意和强制医疗措施的滥用的考虑，这对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防止“被精神病”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新刑诉法据此增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第一次在基本法中确立了强制医疗的法律程序，这既是我国当前社会治安状况的实际需要，也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精神的体现和落实，对于完善我国强制医疗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侧重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目前，对强制医疗程序的价值定位，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强制医疗系政府与公民契约视角下的权利保护措施，即政府根据精神病人的需要而作出的一种保护措施，强制医疗与否以及程度如何都基于精神病人的利益。二是认为强制医疗系公共安全视角下的社会防卫措施，即强制医疗关注的是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避免精神病人行为失控而带来社会风险。三是认为强制医疗系人权视角下的干预措施，即强制医疗虽然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而启动，但仍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国家干预。我们认为，从新刑诉法规定看，我国强制医疗程序既是政府对公民的一种保护措施，也是维护公共利益不受进一步破坏的手段，但总体偏重于社会防卫。最集中的表现，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对象的界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规定。根据新法第248条的规定，我国强制医疗仅适用于“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 的精神病人，而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第433条规定：“如果精神病人对本人或者他人构成危险，或者可能造成其他重大损害，则判处医疗性强制措施。”联合国《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第16项也规定，非自愿住院的条件之一，是“因患有精神病，很可能即时对他本人或者他人造成伤害”。相较国外的诸多规定，我国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不包括可能自杀、自残的精神病人，这清晰地表明其侧重于保卫社会的一面。上海的探索与经验 新刑诉法实施以来，上海市检察机关在办理强制医疗案件时，加强了对审查、诉讼、监督三个环节的规范与完善。截至2013年7月，共受理强制医疗案件14件14人，经审查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10件10人。通过这些案件的办理，在案件审查、文书制作、出庭履职等重点环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法。上海市院还成立了“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研究”课题组，着手理论研究及域内外实践经验，分析检察机关办理强制医疗案件的实际需要和可能障碍。强制医疗程序有其特殊的法律特点和要求，在过程中，如何既要确保有人身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不致再次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又要确保精神障碍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还要确保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公民不被强行收治，是实践中必须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为此，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准确把握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全面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作为强制医疗程序的“入口”，精神病鉴定因其司法鉴定自身主观性较强，实践中常出现鉴定意见异议等问题。近几年，媒体报道中出现的正常人“被精神病”以及犯罪分子“装精神病”的事件，经常会触动公众敏感的神经。其实，精神病现象十分复杂，是现有科学尚未完全认知的生命现象。精神病司法鉴定是凭鉴定人员经验，事后对行为人实施行为当时的精神状态及责任能力做出的评价，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和经验性。鉴定意见的得出，主要依靠的不是仪器、科技手段，而是鉴定人的主观判断，因此更容易受到鉴定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严格遵守鉴定程序和要求的情况下，对同一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不同鉴定人也会得出不同的意见，这是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存在的客观现象。但我们仍然可以采取一些手段和措施来预防和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在办理强制医疗案件时，检察机关应围绕鉴定的专业技术及鉴定程序等问题，加强与专门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的沟通、咨询，审慎审查精神病鉴定意见。同时，应当询问主治医生了解治疗情况，向法定代理人了解病人的发病原因、诱发因素、生活环境、治疗过程。对不一致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应优先借助有关专家的意见帮助进行审查判断。对精神病的重新鉴定应慎重，一般不应多次、反复地去进行，否则可能会增加对案件事实认定的难度。对“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的审查是强制医疗案件审查和审理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法律对危害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没有作出明确规定，需要司法实践人员结合个案予以分析论证。（来源：作者：文/皇甫长城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作者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研究”课题组成员 http://www.jcfyzz.com/zt/2013/11/01/5137.html 发布时间：2013年11月
回目录＂被精神病人＂的救赎:维权遭遇挫折 从沉默到发声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故事。他们曾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欲维权却遭遇挫折，原本以为孤立无援的他们却因为精神卫生法的出台而走到了一起，从沉默到发声。江苏女孩阿莉（化名）每次外出时，总会把一堆精神医学的资料和书籍带在身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她指了指脚边那包沉重的行李。很难想象，这个爽朗的女孩曾经“被精神病”。由于服用精神药物的缘故，如今阿莉的身材还是有点臃肿。一年前，她和其他十几位“被精神病”的经历者相识，并组成了“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简称CNUSP）。成员们的经历大多相似——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维权诉讼不成功。他们将自己称为精神医学的“幸存者”。这一年，她忙着参加各种与精神医学有关的公益活动，还做出了一份《精神医学体验报告》。今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报告在网络上正式发表。“我想告诉所有的人，我们所遭遇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面对记者，阿莉时不时重复这句话。在公益律师黄雪涛看来，阿莉所做的事情“是一种自救互助、实现自我价值的模式”。这些原本孤立无援的“幸存者”们互相分享自身的经历、帮助精神病人维权、为精神卫生法提建议，从沉默到发声，走上了一条自救互助之路。
体验报告 在写《精神医学体验报告》之前，阿莉经历了一段长达六年的“诉讼”。2007年4月，当时还是江苏镇江某外企公司部门经理的阿莉，出现了一些类似中毒的症状。她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看病后，被诊断为“精神病”，并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服用了大剂量的精神药品。不久后，阿莉因“得病”被公司解除了职务。但其后，另外两家医院诊断认为她只是“急性中毒”。她便将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和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但却接连遭遇了一审和二审败诉。2012年8月，在二审判决的两个月后，第一届“非自愿收治亲历者见面会”在深圳举行，当时“很纠结”的阿莉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参加见面会的成员都有过和阿莉相似的经历。“当时绝大部分人还没进入司法程序，就觉得有必要做一份自救手册，介绍一些医学和法律知识，对自己维权会有好处。”由于阿莉曾经自学过精神病学教材，大家就推荐她来带头写这份自救手册。然而，刚刚经历败诉的阿莉并不太情愿去做这件事情。“我花了这么多心血打官司维权都没有成效，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去救别人呢？”自救手册被暂时搁置了起来。今年6月，即将成立一周年的CNUSP举行年会。此时，《精神卫生法》已经正式实施了一个月，此时的阿莉想起了被搁置的自救手册：“也该对这些年的学习和经历进行一个总结了。”对于阿莉来说，这已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六年来她查阅了大量与精神病学有关的书籍和法律条文。“她特别关注精神药物滥用的问题，经常在QQ群里分享《为药疯狂》之类的专业书籍。”阿莉的好朋友、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教师何玲丽说。经过一个月断断续续的写作和修改，自救手册最终以《精神医学体验报告》的形式出现。在报告中，阿莉从《精神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精神病学》等资料中总结了精神药物的风险问题，并从《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38部国内外法律法规中摘录了相关的规定。其他幸存者的经验则被总结成了自救攻略。
寄信维权 2013年7月底，当阿莉还在为《精神医学体验报告》的撰写做准备的时候，她的“伙伴”李世杰开始为远在上海的徐为奔走呼吁。两年前，李世杰在韶关的一家酒店与工作人员出现纠纷，报警后他被强行押送到了韶关退伍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院）长达96天。出院后他分别对该精神病院和公安机关提起民事和行政诉讼。李世杰第一次听到徐为的名字是在自己的案子开庭前夕。“当时有志愿者跟我说，你比较幸运还可以立案，上海有一个求助者叫徐为，在精神病院待了十年，到现在都没办法立案。”据悉，曾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1年的徐为在回国之后，与家人出现矛盾，自2003年被送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以来一直无法出院。今年5月，徐为委托律师杨卫华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医院和徐兴（徐为的哥哥）起诉至上海闵行区法院。但这份诉状被法院当场拒绝立案。对于徐为的经历，李世杰感到不可思议。“很想去帮他，其实也是在帮我自己发声”。李世杰托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转交了徐为。7月下旬的一天，他接到了徐为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他说话很正常。他说他很想出去，我就安慰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帮他，不要太着急，然后就说了一下我的案子，我们相互鼓励对方不要放弃。”在第二次通电话时，李世杰向徐为提出建议：首先是拍照，“很多幸存者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公开，但是我告诉他，要想得到法律援助和关注，就要站出来告诉大家，这就是我，我就发生了这种事”。第二是开通微博，“他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回国之后又住在精神病院，对这些东西都不了解，但他说自己愿意去学”。7月30日，“上海徐为”发出了第一条微博，并配上了杨卫华律师在医院为他拍下的照片。照片中，徐为双手拿着信封和一张“请上海闵行区法院立下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标语。8月2日，远在韶关的李世杰向上海寄出了第一封信，以CNUSP的名义呼吁上海法院为徐为立案，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在随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隔两三天便到邮局去寄信。至8月21日，已经寄了六封信到上海。与此同时，律师杨卫华也在上海为徐为的案子积极奔走。在他看来，李世杰和CNUSP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案件。最近，杨卫华为徐为和李世杰带来了一个消息：案件已经进入诉调阶段，“立案的可能性又推进了一步”。
集体发声 近年来，和阿莉和李世杰一样开始发声的“幸存者”越来越多。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是公益律师黄雪涛。自2006年代理深圳邹宜均的“被精神病”诉讼案件以来，她开始接触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类似的案例。“有时一天甚至有两三个求助，有的人正在被送到往精神病院的路上，就打电话过来说快快救救我！”面对越来越多的求助，黄雪涛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她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群体的社会问题”，推动受害者之间互相帮助、互享资源会是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法。在黄雪涛看来，最终让这些“幸存者”们真正走到一起的是一部法律的出台。2011年6月，经过26年酝酿的精神卫生法草案首次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11月，当时广受舆论关注的五位“被精神病”受害人彭宝泉、徐武、陈国明、高作喜和周铭德，联合致信全国人大法工委，呼吁法学专家关注《精神卫生法》中的无行为能力认定程序与监护权问题，并建议增加保障精神残障者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这次行动被多家媒体报道，成为精神医学当事人参与立法的第一次发声。2012年8月，第一届“非自愿收治亲历者见面会”在深圳举行。除了阿莉和其他十几个遭遇“被精神病”的经历者之外，不少律师、医生、社工等也加入了进来。何玲丽是当时的参会者之一。在她的回忆中，这场会议是以灰暗开始的，“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会到底能取得什么成果，能对自己的案子有什么作用。”然而，会议的进程超出了大家的预期。这些“幸存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分享感受和经验，“从不被接纳到获得共鸣。”黄雪涛说，很多人在现场流下了眼泪。会议的氛围开始热烈起来，站在一起成为大家的共识。“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就这样成立了。此时，精神卫生的立法进程也开始加快。“幸存者”们开始加入了为立法建议的队伍中。2012年8月30日，精神卫生法第二次审议，10位来自CNUSP的幸存者联名呼吁修改精神卫生法，防止监护权滥用；10月19日，精神卫生法第三次审议，“幸存者”陈丹向全国人大寄出自己的立法建议。2013年4月25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前夕，三位“幸存者”将《精神卫生法民间评分报告》分别寄给全国人大法工委、卫生部和残联，倡导立法过程应有利益相关者多方参与。在黄雪涛看来，这些声音很重要。“利益相关者需要说话，需要发表他们的切身感受，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忽略。2012年12月，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释义》一书出版。在附录中，这些“幸存者”们寄来的信和他们的意见被写进了里面。（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我有话说http://news.sina.com.cn/o/2013-11-04/075628613149.shtmlhttp://www.dajia.net.cn/wqxwa-23694/ 2013年11月04日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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