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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4年5月20日消息】近日，武汉公民李勇因转发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关于张展案的声明》，遭到武汉国保的警告，不许他再发关于张展的帖子。

2024年5月13日，是公民记者张展被囚4年刑满获释的日子，但目前没有任何人联系到她，不知道她到底身在何处，境况如何。

2024年5月17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发布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关于张展案的声明》。其全文如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关于张展案的声明

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2024年5月16日

有报道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记者张展女士因在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爆发的相关指控而入狱四年，本应于5月13日从上海女子监狱获释。但她却在获释后失踪，美国对此深表关切。美国一再表示，我们严重关切对她的任意拘押和当局对她的虐待。我们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尊重张女士的人权，包括立即停止对她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记者所面对的限制性措施，包括监视、审查、骚扰和恐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者理应是安全的，能够自由报道。

张展因去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爆发后的状况而于2020年5月被捕，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刑期。羁押期间，张展拒绝认罪，并拒绝进食，长期处于绝食和半绝食状态，多次传出病危，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5月13日是张展刑满出狱的日子，众多网友关注她是否能按时获释。

上海公民沈艳秋欲前往接其出狱，遭到国保警察的多次警告和约谈，出行受限。

另外，河南公民贾灵敏在郑州火车站欲乘坐火车前往无锡，再转去上海接张展出狱，在火车站被地方维稳人员拦截了。因她买不到上海票，就买到无锡再转上海。

天津公民张兰英等一行人，于5月11日从北京奔赴上海，接张展出狱。但之后就没有了消息。

美国财长耶伦近期访华时针对中国产能过剩向全球倾销问题，敦促中国“有供应，也有需求”，“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刺激需求，让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获得更大份额。”耶伦的敦促中国促进国内消费而不是试图通过出口来实现快速增长的敦促表面上确是中国摆脱目前经济困境的良方，但对黔驴技穷的中国政府来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事实上，从去年至今，中国政府已推出了一系列刺激国内需求的措施。去年七月底，国务院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20条措施，企图以刺激居民消费拉动整体经济增长；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前的4月11日，国务院公布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方案，以拉抬经济成长。

这些刺激措施在市场反应寥寥，同样业界也不看好。4月14日，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消博会一场活动上公开表示，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收缩期，消费业同样进入一个转折点，此前经历的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基本结束，“穷人消费不起，中产不敢消费，有钱人不知道消费什么”的情况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想象。

在中国国内社交网络小红书上一位网友对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评价说：“是我不想消费，还是不会消费，我傻么，消费还用刺激？我的问题是没钱消费。”这是一种共同的社会情绪，就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与消费相关的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消费降级”，讨论热度与日俱增。

在微博热搜上“说一件事证明你消费降级了”是热门话题；在小红书上，“消费降级”话题吸引了超过百万条帖子，浏览量动辄达数千万；在豆瓣上，“今天消费降级了吗”小组成员达35万人。抖音、B站上，消费降级“薅羊毛”“拼团”“平替”成为购物搜索的关键词。

“消费降级”的洪流滚滚而来，正在成为席卷中国的社会风向。小红书上的热门帖子《2024民众消费降级7大现象》总结了年内正在发生的消费降级现象有：1.不敢花钱只存钱；2.买东西从京东转向拼多多；3.节假日旅游从国外回归国内；4.餐馆选择性价比高的排队；5.被动发财、主动返贫，中产阶级现在成了廉价货批发市场的主顾；6.教育经费节衣缩食、货比三家；7.自媒体低成本创业模式大行其道。

在北上广深这些中国特大城市里，“消费降级”最典型的标志就是被作为都市白领精致中产生活象征的上星巴克喝咖啡流行风潮的消退，而以廉价着称的瑞幸咖啡大行其道，即使瑞幸咖啡曾因财务造假而声名狼藉，但仍然挡不住被“消费降级”所困被迫削减开支只能退而求其次的中国人。

“消费降级”的段子充斥着中国网络，譬如最近民粹主义狂潮爆发，流行的讽刺段子就是：如何一句话证明消费已经降级了？十年前大家爱国，砸的是日本车。五年前大家爱国，砸的是苹果机。现在大家爱国，砸的是农夫山泉。

“消费降级”盛行表面上看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下行轨道，国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急剧减少，大众捂紧钱包大幅削减消费的结果，实质这是中国繁华年代终结的典型标志，显示中国已进入漫长的衰退阶段。之所以如此，深层次原因为：

一、习家王朝加剧挑战西方，意图改变世界现行秩序体系，重新定义规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导致西方世界与中国进入全面的脱钩阶段，中国自从“改开年代”开始得以经济腾飞的全球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三大启动要素不复存在，发动机熄火了。而尤其在习近平连任党魁后，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正在组成新的世界邪恶轴心，政治上影响未来的风险、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社会陷入普遍的幻灭甚至绝望的情绪，这种看不到终点的绝望感进一步影响了社会对未来的预期，对经济前景、政治前景完全失去信心，在各种不确定的因素下，民众认为捂紧钱包才是眼前最应该做的事。

二、中国国民积累的财富被中国政府完全掏空。中国政府多年来主导经济增长模式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高度垄断模式，以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加重了国民的经济负担，陷入“教育把父母逼疯，住房把钱包掏空，医疗把生命送终”状态，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在近两年来房地产超级泡沫全面崩盘下，中国民众的家庭财富大部分为住房，超过了60%，房地产市场下滑使国民面临的不仅仅是储蓄归零的境遇，甚至背负上更大的负资产。不敢消费、不能消费就成为困境中的不二选项。

三、“消费降级”折射的是财富分配之痛。目前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属于世界上最严重之列，高达0.704。官方的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表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三成以上的社会财富被顶端1%的家庭所占有，而底端25%的家庭仅拥有一成社会财富，形成”顶层强，中间弱，底层大”的极端畸形结构。中国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与北京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在去年12月26日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5.47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至1090元的人口数为5250万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总人口为6亿人，占总人口的42.85%。此外根据中金公司的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口累计13.28亿，占14亿总人口的94.8%。也就是说，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9.64亿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如何消费得起一个畸形的官家盛世。

“穷人消费不起，中产不敢消费，有钱人不知道消费什么”这种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描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民众对未来丧失了信心，没有了任何对未来的期待感。困惑、悲观与焦虑象黑云压城一样笼罩在所有中国人头上。这从中国社会早前流行的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楼、不生子的“四不青年”一举进化到今年的“十不”可见一斑。新“十不”就是不捐血、不捐款、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不买彩券、不入股市、不买基金、不扶老人及不感动。新“十不”不再只是对生活压力消极说不，而是对这个畸形、冷漠、极端的极权主义社会的控诉和否定。

所以，“消费降级”只是中国社会危机爆发前夜的象征之一，是一个王朝末期社会治理失败的典型病征。

一切刚刚开始。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结束了对台湾的访问后，随着中共前期随时开战的调子的失音，以及共军在台湾周边展开军演在8月10日的落幕，此次台海危机终于暂告一段落。

此次台海危机，中共不会开战，而只是恫吓基本上是大众意料之中的事，毕竟中共目前还付不起与美国、西方彻底撕破脸的代价，而在年初的乌克兰危机中，实力弱小的乌克兰在西方的援助下，居然与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打得旗鼓相当，已给中共敲响了警钟，所以在中共军事及国力没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对台湾发动战争。

然而，这并不就代表高枕无忧。事实上，对极权主义来说，是难以常理去推测的，否则历史就不会常常充满了意外。或许可以说，此次台海危机中，中共出乎意外的高调反应，各种强硬恐吓，以及随后的军演，已经预示了未来台海出现战争的概率的增加。

中共在香港悍然实施国安法后，香港的自由消失殆尽，“一国两制”轰然破产，在台湾也彻底失去了信用，2020年蔡英文的高票当选就说明显的信号。既然“一国两制”的骗局无效，所谓“和平统一”台湾就失去了可能性，那么“武统”就成为中共唯一的选项，“武统”的时间表就看中共的意愿了。

由于极权主义难以克服的统治危机，中共下定意愿“武统”，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或许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早。原因在于：

一.习近平的个人野望需要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个人野望是早就众所周知的事情。对习近平来说，在任上收回台湾将是个人独裁生涯的巅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奠基者，在中共党史的地位将真正超越毛泽东，成为前所未有的“千古一帝”，这对这位独裁者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力，为此他可能不惜一切代价。

在2021年中共百年大庆的七一庆典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到解决台湾问题时，罕见地说道：“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这就是这位独裁者内心意志的流露，显示了习近平对统一台湾的野心。作为独裁者，对个人终身掌权的野望和对历史地位的渴望，促使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发动战争行险一博的概率说非常大的。

二.中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需要

对中共来说，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早就成为笑话，它现在执政的合法性建立于领导“民族复兴”上，所以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共的旗帜。民族主义、民族复兴必然要求其统一台湾，而在中共宣扬自己已成为足以抗衡西方世界的强国时，就面临着必须尽早收复台湾的压力，否则“强国”、“复兴”就成为口炮，成为被自己一手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的攻击的靶子。而当“统一台湾”时，中共建基于民族主义的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就安然无恙了。

三.军方利益需要

自江泽民时代始，中共党魁以利益收买军方，换取政治支持和政治稳定的做法绵延不绝。在中共国力增长后，更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军事领域，军费年年创新高。在“统一祖国”的旗帜下，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队利益集团，在不断投入的庞大军事费用下获得了难以计数的利益。

这个军事利益集团必须以不断的军事挑衅，制造不断的冲突摩擦来显示军事投入的合理性，以及不断增加的危机来促使更多的军事投入来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此因素下，台海危机擦枪走火导致战争的概率也在大为增加。

四.转嫁国内矛盾需要

由于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中国的国内矛盾不断积累，民怨沸腾，虽然在中共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下并没有大规模爆发，但这种矛盾仍然在未来有可能导致出现社会大动荡。在这种因素下，中共为了维护其统治，极有可能选择发动台海战争，以“统一祖国”旗帜来进行民族主义动员，从而转嫁社会危机。

以上种种因素相互混杂，中共越来越使台海成为未来世界战争的策源地。战争的残酷性有目共睹，要防止最坏的局面出现，有赖于世界认清中共的面目，杜绝绥靖主义，在危机形成之前改变中国的现状。

自由了，程渊妻女！

复活节刚过，我和女儿终于告别了黑暗国度，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美国国务院、大使馆、对华援助协会傅牧师，将我和5岁的女儿带到自由、光明的国度—美国！

今年的除夕夜，万家灯火，在无数次挣扎之后，我决定带女儿离开。
于是我们踏上了这背井离乡的遥远路程。疫情出行并不容易，一关又一关，孤独、恐惧又煎熬。出了中国的那一刻，心里又难过又激动，
大哭一场。

然而，“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今天，我们终于来到美国。
今天是我的丈夫程渊和他的两个同事刘大志、吴葛健雄被任意羁押的628天。这628天的时间，长沙公益仨、我和女儿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来自中共秘密警察的威胁和迫害。

我的丈夫程渊是长沙富能NGO的公益工作者，他过去十几年时间都在从事权益倡导，弱势群体平权的工作：程渊曾为1亿的乙肝携带者争取平等就业权、平等教育权，他参与推动了乙肝反歧视劳动法的出台；
-他全力呼吁生育权回归，倡导结束计划生育，开放二胎，并为几百万失独家庭争取合法权益，推动了失独家庭救助金的立法，使每年几百亿的社会抚养费（超生罚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失独家庭因此可以每个月领取1500元的救助金；
-他亦关注7500万残障群体的平等权益，曾援助中国第一例盲人上大学的法律诉讼，推动残障群体的平等教育权；
-他关注艾滋病群体，代理艾滋病反就业歧视第一案，为他们的平等权益而奋斗；
-他关注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化问题，倡导流动人口的孩子们的平等受教育权，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等。

程渊是中国民间社会参与的一个典型，积极建设公民社会，推动法治进步。然而，我的丈夫并没有因为他所做的公益事业，他推动的社会进步，他倡导的公民权利而被表彰，被支持。相反，在中共党内极左思潮的回归，斗争思维的回潮之下，他的机构变成了以“国家安全”之名被重点打压的对象。长沙公益仨的被抓捕，标志着中共政权对民间社会的进一步打压，权益类的NGO机构在中国的空间已经荡然无存。

然而，黑白顛倒的指控，只不过更加揭示着办案单位知法犯法、践踏人权、迫害NGO人士的作为。而长沙公益仨家属们600多天的抗争，更证实了办案单位长沙市国安局，长沙市检察院，长沙市法院办案人员完全无视法律，随意践踏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卑鄙行径。

程渊和刘大志、吴葛健雄#长沙公益仨于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国安以颠覆国家政权之罪名抓捕。至今623天，一直被剥夺律师会见，被剥夺通讯权，被指派官派律师并将官派律师作为秘密拒绝告知家属，2020年8月底到9月初长沙公益仨被秘密审判，至今没有通知过律师和家属任何信息。

在程渊被抓之日，只因我是他的妻子，即使我过去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商业公司上班，从未从事过NGO领域的工作，秘密警察随即给我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逼我写保证书，审讯我20多个小时，期间以3岁女儿威胁我。随后长沙国安和深圳国安对我监视居住180天，2019年7月23日，长沙国安任意冻结我的银行账户，扣押我的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等一切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并多次威胁我要将我抓走，如果我不闭嘴的话。

至今我仍记得2019年7月22日，拿我女儿威胁我的长沙国安办案人员，那个提着LV包包招摇过市来办案的女国安：“老实点，施明磊！你不好好交待，要不要我把你女儿带来一起审？！”，赤裸裸的威胁。我更记得2020年1月，长沙国安林圣新警官对我们的律师说：“如果不是她有个孩子，我向你保证，她1000%百分之一千，已经在看守所了！”，律师反问：“抓人家老婆干啥？她违法了吗？”，林圣新冷笑：“哼！哼哼！”。我亦不会忘记，林圣新警官多次对我、我的律师、我的家人，暗示如果我不闭嘴，我就有麻烦了，我的家人也会有麻烦，不但我家人有麻烦，连我姐姐家的女儿（一个残障孩子）也有麻烦了。

2019年7月27日，在我对外公开了我先生被抓捕的信息后，深圳国安韩警官一行5个人，在夜晚冲进我家，当着我三岁女儿的面审讯我，威胁我，辱骂我。
2019年8月13日，长沙国安林圣新警官、赵倩警官，两人从长沙到深圳威胁我，他们给我放了我老公的视频，视频中程渊眼神充满恐惧，不住求他们放过我。
2019年8月31日，我前去索要我的被任意扣押的物品，并要求解除对我银行账户的非法冻结，被长沙国安林圣新威胁，如果我不立刻回家，就要变更强制措施—逮捕我。
2019年9月29日，深圳国安韩警官两人又来到我深圳家中，审讯我，警告我违反监视居住规定，随时可以对我变更强制措施—抓我。我问韩警官我是因为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而被监视居住，那么我到底是如何颠覆的？我做了什么构成颠覆？事实和依据在哪里？韩警官答：“不要跟我谈法律，你们碰了政治，不要谈法律。”我不解，继续问他：“中国不是依法治国吗？难道我老公他们的案子不是依法审理吗？我没有违法，却对我监视居住，还冻结我银行账户，限制我人身自由，依法了吗？这个监视居住本身就是违法的！”韩警官答：“我不管它违法不违法，我只负责执行你的监视居住！我再警告你一遍，你违反监视居住规定，后果很严重！”

2019年11月，长沙市检察院邓峰、易丹两位检察官从长沙到深圳来，说要调查我控告长沙国安办案人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一事。我们在华侨城的一个茶馆见面，一见面，邓峰便对我发火，并威胁我我已经违反监视居住规定，让我回去查查刑法，他们可以随时对我变更强制措施—逮捕。我又诧异又气愤，本来我是原告，控告办案单位对我的监视居住不合法，检察院应该调查办案人员做了什么，而邓峰检察官却反复威胁我我违反监居规定，可以抓我。晚上回家路上，又收到邓峰检察官的威胁短信，我当时又恐惧又绝望。

就是这样，我和女儿渡过了600多个随时被威胁被迫害的黑暗的日日夜夜。
然而，迫害远不止于此。2019年9月，我女儿刚入学的基督教幼儿园便遭到深圳警察的骚扰，逼迫他们搬家。2020年6月，我女儿的幼儿园因多次收到威胁和打压，不堪重负，只好解散。从2020年7月至今，我们只好在家教育。

我的工作亦受到影响，秘密警察们向我的雇主们施压，出于对雇主的珍视和尊重，我选择了妥协和消声。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知道长沙的秘密警察们干的龌蹉的见不得人的事，而他们的意图便是要我和女儿，乖乖地做他们的人质，闭嘴，消声，逼迫程渊认罪。为了达到这目的，他们手段用尽，要将我变成一座孤岛：
2020年9月国安跟踪审讯我的朋友，而我只不过去探望刚生了二胎的他们；2020年3月，通过我老家的政法委给我母亲施压，试图通过威胁来逼我放弃依法维权；更不可思议的是，连我的前同事亦被他们反复审讯问及与我及程渊的关系，善良如斯的同事期间被威逼利诱，不堪重负而离开仍不罢休，又被迫离职，长沙国安的黑手，伸得太长了！！！
所有这一切，都记在账上了。

长沙市国安局局长李传思、办案人员林圣新、赵倩、张磊、吴钊，张鲁浩等。
长沙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勋爵、承办人韩冰囡、检察官邓峰等。
长沙市法院院长肖新平、法官赵喆、审判长刑庭负责人黎军。
长沙市司法局局长尹小英，律管处处长何沐。

这628天，你们参与迫害长沙公益仨的每一笔，都记在账上了。你们作为司法人员，却知法犯法，任意践踏法治，今天你们的作为，我会尽我所能，让全世界珍视自由和生命的人们都知道！

最后，我要致郑建新市长：
所有该案的办案人员，司法人员：
长沙公益仨的合法权利一天得不到保证，我们家属们一天都不会放弃
维权的脚步！
长沙公益仨一天不得释放，我们家属们一天不会停止发声！
“这世上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行在黑暗里的，是见不得光，但光终究会穿透黑暗，照亮黑暗。伤人者自伤，你们今天深挖的井，明天必落入自己挖的陷阱。”

#立即释放长沙公益仨！

编按：7月24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中共当局要求关闭，当天下午一白衣男子在美领馆门口燃放鞭炮以示“庆祝”，但被警察迅速带走。后来有民众发现该男子乃中共便衣，而这场闹剧也实属当局自导自演。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9日消息】本网获悉，因涉及“厦门聚会案”的湖南长沙人权律师（已被吊证）文东海目前正处于逃亡之中，与之同时离开长沙的妻儿三人在众人的帮助之下于几日前已经成功抵达美国，而母子三人在离开中国后曾一度在日本停留了两个半月。

据悉，2019年12月26日，“厦门聚会案”大抓捕全线展开，多地同时抓捕包括丁家喜、张忠顺等人在内的聚会参与者，并成立“12·13”专案组，指定由山东烟台警方办案，被捕者被控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带回烟台后均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律师被禁止会见。

大抓捕事件发生后，包括文东海在内的多名参与者开始无限期逃亡生涯，而考虑到以往政治犯家属频有被牵连迫害的例子，文东海的妻子与两名未成年子女被安排离开中国，由上海飞抵日本暂避，终在日本短暂居住两个半月后在国内外众多人士的帮助之下于3月16日成功抵达美国德克萨斯州，目前母子三人平安且由在美义人安排妥当。

正在逃亡的文东海至今未有公开露面，而逃亡者之一的“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永于2月中在广州友人家中被捕，同时其女友亦在北京家中失踪至今。

公开资料显示，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文东海曾在交警部门工作多年，后通过司法考试加入律师行业，多年来曾代理多宗维权（人权）案件，2018年5月，文东海遭到政治迫害，被湖南省司法厅吊销律师执业证，同年7月，文东海公开发出“退党声明”，8月末，文成立法务公司，以提供法律服务为业维持生计，2019年12月因参与“厦门聚会”而被迫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