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武汉面馆发生一起持刀杀人事件。22岁无业青年胡河东（化名）因与面馆老板姚庆（化名）发生口角，一气之下将其手刃。先前有消息称，口角起因是面馆老板姚某涨价引发胡某不满，后据《澎湃新闻》报道，真实原因可能是胡某试图在面馆找一份活干而不得所致。
从胡某母亲口中得知，胡某近年来精神时有反常表现，会无端发火，曾在家中因琐事打伤父亲。据《华西都市报》报道，胡某患有精神疾病，曾于2016年在宣汉县精神病医院接受过相关治疗。经县市两级残联认定，胡某属于二级精神残疾，持有由官方签发的《残疾人证》。
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胡某的冲动之举或许会被认定为与其所患的精神疾病有关。
有关精神病的法律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若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年龄上而言，胡某会被认为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然而，对于精神病患者的责任认定并不以年龄为依据。
法律上而言，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者即使实施了客观上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责任能力减弱者，其刑事责任也要相应地适当减轻。
有关胡某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依赖于司法鉴定部门携相关卫生机构作出的权威报告，在这里过多讨论并无多大意义。但问题是，若胡某确实被认定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话，那么从法理上来看，胡某就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换句话说，胡某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延续其过去的生活。
胡某这起事件应被算作极端个案，因为并非所有精神病患者都会在发生口角时做出如此极端行为。但我们也不能假装以为精神病患者不会带来公共安全隐患，毕竟精神病患者无法控制自身行为是一项事实。
有人担心，如果法律无法对这种潜在威胁采取控制，那么它就会升级成一种社会危害。
作为社会问题的精神病
据《华商报》2015年的一篇报道，2011年，我国重症精神病人已超过1600万，而住院接受治疗的却不超过12万。次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又指出，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430万人。
像胡某这样的群体在中国绝非少数，从数据上来看，重症精神病患者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已超过百分之一。这意味着，如果分布密度平均，我们每天走在马路上，都会不经意地遇上若干个胡某。与我们同住一个小区的邻居们，也总会有若干个胡某，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从《澎湃》的报道中得知，胡某因其母说了一句自己“找不到工作”而离家出走。虽然我们不能把这起事件归因于这样一句话，但这句话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精神病患者所遭遇的现实境况，即处在一种“被抛弃的”状态中。
由于缺乏来自公共部门的支持，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往往无力负担将其送进特殊医院的治疗费用。为了防止意外，精神病患者往往会被锁在家中。这既有可能是出于家人的担忧，也有可能是出于家人的保护。由于精神上的不稳定，在缺乏专业指导的情况下，精神病患者通常无法掌握有效的生存技能以养活自己。
在行为表现上，因异于大多数，他们也无法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但是，长期的外部隔离，非但无法缓解甚至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加重患者的病症——从心理学上来看，这会造成他们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当他们进入公共场所，稍微遇点刺激时，立马就会做出各种强烈甚至难以预料的反应，有时候还会伴以攻击的形式。
精神疾病种类繁多，相差迥异。造成精神疾病的原因也不确定，既有可能缘于基因遗传，也有可能受后天刺激所致。尽管相关假说众多，但因缺乏理想的对照实验环境，研究者们往往难以达成共识。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如何面对这样的群体?
问题是需要被解决的，我们怎么看待问题决定了我们应采取何种解决手段。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和其它所有疾病一样，精神病是不可能被永久性消灭的，任何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有些表现为自杀，有些表现为恐惧，有些则表现成自恋。但是，他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共同特征，比如，患者往往拥有强烈的孤独感，缺乏但渴望来自主流社会的认同，易陷入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想法会过于极端等等。
精神病患者是一个巨大的群体，而非零星的个体，他们有着独立的人格。按照福柯的逻辑，他们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副现象而必然存在的，之所以被称为精神病患者，只是因为作为多数的群体根据自身标准定义了这些少数者。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他们本身是问题，不如说他们所处的状态才是问题。如前所述，精神病患者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其所处的被抛弃状态。既然如此，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机构建立来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才是正确之道。
其次，我们必须相信，帮助精神病患者融入主流社会是可能的。关于此，我们可以参考Creativity Explored的做法——尽管和我们所谈及的对象不同，不过可以共享某些理念。
Creativity Explored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艺术教育机构，他们专门为先天性智力障碍者提供免费的艺术教育，旨在于将他们培养成有独特表达能力的艺术家。该机构通过组织广泛的社会渠道——包括各种公共和商业渠道——销售那些特殊艺术家的作品，获得的资金用于供养他们以及维持机构的运营。通过一系列的巧妙做法，他们创造了一种可持续的生态，并且将那些在大众眼里“无用的人”变成了有创造力的群体。
近年来，这样的机构在西方社会越来越普遍，有些学者把他们称作社会企业，即旨在于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开发各种尖端技术，以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实体。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所以即便他们做的是"公益"，但也可持续发展。
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听到胡某杀人事件之时，我们与其忙着各种批判、各种指责、各种道德站位，不如设身处地想一想，胡某到底遭遇了什么。请注意，提出这样的问题绝非为胡某开脱，而是请大家尝试着站在更高的位置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以为，社会企业之路可以用作借鉴。在无法彻底解决精神病问题的当下，唯有想尽办法帮助那些受精神病困扰的人们重新融入社会，而非将他们作为异己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才是正道。我也愿意相信，如果胡某接受一定的专业辅助，能顺利得到工作，从而换取更多的社会认同，这场杀人事件或许也可以避免。
（来源：凤凰号 http://wemedia.ifeng.com/8670823/wemedia.shtml 2017-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