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2019年8月29日消息】自五月份香港爆发反送中的时代革命运动，影响迅速波及深圳广东各地。珠三角以掠夺中国农民工的世界血汗工厂著称。广东中共当局公安一方面在电视新闻媒体公开举行防范大规模农民工讨薪维权示威游行的镇暴演习恐嚇农民工，一方面扫荡迫害劳工维权人士。
之前佳士厂工人罢工中共当局己抓捕大批罢工工人与支持的学生，同时抓捕了张治儒等从事工人维权的劳工NGO人士。五月份将经过深圳的劳工维权人士李原风从宾馆抓走强行驱离深圳。七月十一日，广州当局又将在建筑工地做工的劳工维权人士陆显云驱赶回湖南。
陆显云是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人，苗族，在广东从事建筑行业，曾参与南周事件街头公民行动，长期在广东从事农民工医疗保障维权活动。八月十四返回麻阳县城的陆显云又被当地国保指称接上级指令为防范陆显云支持声援香港市民反送中示威游行，不允许他在麻阳县城生活，将其押回麻阳县老家深山苗村软禁。
劳工阶层手停口停，陆显云表示为生活仍要外出务工。
【民生观察2019年8月28日消息】本网获悉，本月8日刚刚刑满出狱的湖北籍人权活动家郭飞雄，今天欲乘车进京投靠朋友，被广州国保以维稳之名抓到鱼珠派出所，晚7点刚刚放出来。
今天下午，广州隋牧青律师发布消息称，本应今日到京的郭飞雄失踪，他本月8日刚刚六年刑满获释。
这是他二次牢狱之后的首次失踪，这既是他的命定，也是中国政治文明阙如的必然。
为了中国向政治文明转型，他已坐牢十一年，被酷刑、失踪更难计数。
值此中美贸易战、香港抗争、中共七十周年之际，郭君一出狱即告失踪，不仅再次展示权力的严重神经衰弱，其中寓意也似有无穷……
今天晚上9点左右，隋牧青又发布消息称，郭飞雄刚刚出来留言：今天中午12点10分我被广州市国宝以维稳之名抓到鱼珠派出所，晚7点刚刚放出来。明日继续上京。抓我的地点，在火车站候车大厅，损失车票，1380元，好在身上的钱还够用十次。传唤时拒绝给我传唤证。我将不断行使自己公民出行权利，直到身无分文，或被禁锢。我捍卫个人基本权利和理想的决心不可改变。今日已绝食两餐，这次如果监视居住，将绝食五十天，如果坐牢，将绝食两年。
据悉，郭飞雄，原名杨茂东，原籍湖北省谷城县，1988年7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居广州。因积极参与公民维权，推进中国人权民主进步，郭飞雄被两次重判，合计服刑11年，身心倍受摧残。自今年8月8日刑满出狱后，郭飞雄一直无法回到自己位于广州的家中休息调养。
后据了解，是当地警方为了维稳需要而指使租客霸占其房屋，不让郭飞雄回家。当局还对他明确表示，要他卖掉房屋，离开中国，前往西方与妻儿团聚。
【附：北行杨君简告】
原创：王德邦黑夜问灯
一
杨君再度入禁6载归来，竟遭衙役使租客拒入自家，致流落街头，无处安生。又因禁地严酷，身患多病，急需静养调理。故不得已准备北上投友，但虑乘车艰难，于是决定步行自广州至京*城。
杨君记得出禁前，有司曾托话明示：出去后，卖了广州的房，去西方，与妻儿团聚。
无奈，杨君意不在享西方妻儿相伴之天伦之乐，而志在行东方伸张权*利尊*严之普渡之功。结果遭际有家难归，有病难医。
二
杨君一向过着苦行僧般生活，衣食节俭至维系生命最低水平。
2012年11月底，我与友人前往广州拜访出禁不久的杨君，当晚大家谈到凌晨3-点左右，感饥肠辘辘，找东西吃。结果杨君在家中转了一圈，于厨房得半扎面与半棵白菜。当时我很惊讶地问：“你平日就吃这个？”他讪笑着说，自己孤身一人，外出买东西又不方便，平日有点面凑合着就行了，自己对生活本无所求，只是现在这么晚了，外出买有些不方便。最后杨君可能看面与菜太少，坚称自己不饿，就全让大家吃了。杨君平日每天只吃一餐，终日置身半饥饿状态，但却精神平和，情态自若。
杨君于友人情深义重。我曾亲听一朋友说，2011年杨出禁后，有朋友给他提*供点援助，他转身全数接济了另一朋友。而两次判禁之际，他于庭上将诸责一肩揽下，决不让朋友受累，也让有司瞠目。
三
杨君1966年8月2日生于湖北谷城，88年毕业于华东师大哲学系，后分武汉市职工医学院（该校后并入江汉大学）工作。曾积极参与巴陆、巴酒当年之事，早决志投身文明进步事业。1991年南下广东，从事出版、写作。
2003年弃做得成功的书商业，投入社*会公益活动，先后为两孙（孙大午、孙*志刚）案、蔡*卓华案、陕北油田案等等奔走呼号。
2005年4月底，在京发起对日“五四”走街申请，要求收回钓*鱼岛，被有司拘15天。7月，南下广东参与了南海三山的民间土地W权。7月底，参与广州番*禺太*石村选免村官事，只身住村二十多天，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9月13日被有司扣，后历59天“服气辟谷”，至12月27日“不予起诉”获释。
2006年2月3日，杨君与J城友人发接力“辟谷”以抗衙役黑*手加害。杨因此多次遭到衙役O打。8月，高被*捕，杨建法*律后援，展开营救。9月13日杨被*拘，以其曾出《沈阳政*坛地*震》的反*腐*败刊物为非法经营，判入禁5年，受尽折磨，落下一身伤病。
2011年9月13日杨君离禁，于严守中，至乌坎实地调研；参与邵阳铁汉之死调*查；深入两湖库区与农村普法；到南周门口演*讲声*援；支持友人多地表达反*腐与促人*大批*约。
2013年8月8日，杨君再遭有司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拘，并被*判入禁6年。2019年8月8日得释。
四
杨君自陈：
我本人可以说就是在“小阳春”（上世纪80年代中叶）中获得启*蒙的，是这些杮油的传播者大胆、开放、多*元的言-论的受益者。作为哲学专*业的求学者，我的知识库或许稍稍偏重于对中西古典名著中的理论资源的汲取和反刍，但从精神品格和Z治倾向的形成上，我是一九八零年代杮油精神的产儿。
巴酒—-，从此我决意，永远不向专制妥协；从此我决意，将生命投入到中国民主进步事业中，尽职尽力、受危受难、承天之意。后来我们知道了，从最黑*暗的时刻开始，中*华大地上无数不屈的心灵几乎在互不知晓的海洋孤岛状态中不约而同的展开了**反*对运*动的新一波原始探索。十余年间，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代奋斗者如同神农尝百草一般，尝试了各种**斗*争形*式。
作为权权运动的最初定义者之一、构形造势者之一和“炮灰级”直接行动者之一，我屡次首当其冲。从2005年4月至2015年10年中，我先后四次被刑拘，其中第三次被*判入禁，入禁“闭关”五年。在这四次拘-押中，我曾呆过六个看守所，两个省级、两个市级、两个区县级的。衙役对我所进行的共计二百余次的审讯可谓创纪录，有时甚至是一日数次让已判犯人用担架将“辟谷”中昏沉乏力的我抬上四楼，而后固定在铁椅上。在这四次关押期间，我曾五次“辟谷”，总时间为3天＋59天＋24天＋75天＋25天＝186天。
我爵士，不仅仅是为了向专制表达强烈抗议，而且，主要是为了自证——向我自己、向我内心永恒存在的最高神明见证我自己，我是真诚的，是在为纯正的自由民主理想而受难，为心田永远不可玷辱的洁白而担当。
民主运-动是人性的运*动，也是道*德的运*动、理想的运*动，它激励业已觉*醒的国民和正在走向觉*醒的国民正视每个人所拥有的无限珍贵的精神价值，表现出杮油MZ理想相称的主体自觉和道-德担当。这就是我在各种场合一直呼唤主体自觉、呼唤人*民&主&权和个人政*治主*权、呼唤堂堂正正履行国民政*治权&利的深层人学动因。至于个人爵士，对我而言，是高度内敛的自我激励、自我见证方式，是我“闭关”的功课之一。每次苦行受难，都让我的心灵得到了某种净化。我珍视这种与杮油民主理想共振的个人-体验。
在和平年代未曾料到的严峻考验面前，我守住了自幼就坚持的人生信条，守住了心田永恒的洁。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微笑着对他人、对我自己说，我在绝境中的行为，对得住“人”这个称号，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仅此而已，此生足矣！
我“经常被比喻为‘鸡蛋碰石头’。诚然，诚然，我是碰石头的鸡蛋。但鸡蛋又有何不可？它是生命，它无害人之心，它担当。你越恶意，我越善意。你越石头，我越鸡蛋。你越强横，我越和缓。”
我们所做的探索和付出并没有白白虚掷，我们脚下的路越来越宽，而心灵中理想的天空越来越辽阔空明。
承担某种构形造势兼冲锋陷阵的使命，并数次充任力扛逆流的受难担当者之一；进而在受难担当中得以窥见或体验人类精神世界里某些理想性、悲剧美学性或宗-教般圣洁的因素，是我凡俗生命的无上幸-运。在杮由的遐思中，这让我联想到了中-国古人所创设的那个脚踏大地、头顶天空的人字造型的无限深意。
五
今天，伤病一身的杨君，急需回到家中，舔伤疗疾。然而，如此最低要求竟无法实现。杨君只好不日抱病徒步北行投友求生。
乞望沿途友人给予照应！以免其倒毙于途，或曝尸于野，或失*踪于市。
2019年8月26日
（因微信遭永禁群聊群发。请师友帮转。谢谢！）
2017年9月7日，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会议召开,关于2004年的王伟入室抢劫杀人案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报告获评优秀案例且列在榜首。该案件的鉴定师管唯在接受每日人物采访时称，在司法鉴定中，眼见未必为实，耳听亦可察真，要下一个无精神病的判断，各方面的证据，每一点都少不了。
2004年，上海一户人家遭遇抢劫，其中姐弟二人当场死亡，另有一名受害者身中十三刀，高位截瘫，唯一没有受到伤害的是家里四岁的小儿子——被母亲用被子遮盖，逃过一劫。
2011年，警方抓到了犯罪嫌疑人王伟，面对警方指控，他却声称自己患有精神病，妄图以此逃过刑罚。在跟王伟的接触中，尽管其显露出疑似精神病的“症状”，但办案民警感觉这应该是一个“正常人”，期间也找了法医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是“王伟目前患有精神病，但做案期间是否患有精神病，不能确定。”最后，警方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现更名为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再一次鉴定。
经过五个月的鉴定、调查，司鉴所的鉴定师管唯等人得出结论：犯罪嫌疑人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和受审能力。
面对鉴定结果，王伟将通知单撕碎。最终，上海市二中院判处王伟死刑，立即执行。
“白宝山、张君是榜样，虽然厉害但也只是匹夫之勇”
每日人物：他是怎么被抓到的？
管唯：04年的这个案子现场只采集到了一枚血指纹，根据这个血指纹，警方获得了他的DNA信息，之后，我们国家开始建立罪犯DNA数据库，一些判了刑的罪犯，他们的DNA信息被陆续采集入库，未破的案子和已破的案子也进行比对，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上海入室抢劫杀人案的这个DNA信息与王伟的DNA一致，就从呼兰监狱办了手续，把正在那里服刑的王伟遣到上海。很巧的是，当时把他从呼兰监狱押过来的时候，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一张报纸，上面有一个豆腐块大的关于DNA入库来帮助破案的消息，王伟曾经尴尬地向警方表示，他知道自己在现场留有血迹的，但也有侥幸心理。
每日人物：这样严谨的作案过程，是不是也说明了他不是精神病？
管唯：这也是我接手这个案子时最初的疑点，但是也不能因此排除他没有精神病，因为有些精神病人的作案行为也有可能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这个人是病态的，比如偏执性精神病，这种病人的作案行为可以接近天衣无缝。
每日人物：接到这个案子，你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管唯：首先这是一个陈年案件，证据很少，当时在我们接手之前，公安机关已经把这个案子交由上海某大学鉴定机构去鉴定了，得出的结论是，他目前是有精神病的，至于几年前做案的情况，不好判断，公安机关就比较被动了。我拿到这个案件之后，看了他的录像，我直觉上觉得这个人不是精神病，但是上一家鉴定他是精神病，肯定是人家发现了什么吧，所以我就要认真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是我的直觉错了还是怎么回事。
每日人物：王伟这个人，大致有什么性格特点？
管唯：我粗粗看了笔录，发现他对做案的供认是不稳定的，一开始都是否认，抵赖，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又隐隐约约含含糊糊承认自己做案，也说过自己去过现场，又说是别人嫁祸，又说是别人让他去的，说着说着就说自己头晕了，脑子空了等等。
后来我看了一些录像，是审讯的录像带，一共十一盘，慢慢就比较清楚了，他有一定的文化程度，高中毕业之后做了武警，在看守所里看守犯罪嫌疑人，之后因为抢劫被判刑六年，是有前科的，对法律方面是比较了解的。所以他甚至说到一些法律术语，“我就是零口供，看你们怎么办。”包括他说白宝山（重大连续杀人案犯人），张君（渝湘鄂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首犯）这些人，都是国家比较臭名昭著的重大凶杀案件主犯，都是血腥大案，他在审讯中说这些人是他的榜样，同时他又很自大，觉得这些人虽然厉害，但不过是匹夫之勇。
无病强装疯，一个大男人，却蹲下去小便
每日人物：他出现了哪些疑似精神病的这些“症状”？
管唯：最开始的录像中，异常的东西不多，但是慢慢地多了，说自己“脑子不行，空了、有人指使、有人要害我、食物有毒了”等等。主要是模仿一些精神病症状，一个是幻觉，他说自己听见了什么，还有一个是妄想，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模仿，所以是一个不确切的，似有似无的东西，没有精神病人那种真实的病感。
每日人物：为什么说他是在模仿？
管唯：他的妈妈也是精神病人，他和他母亲的精神病现象是高度相似的，他说他们家是遗传的精神病，但是他在监狱服刑期间，他的弟弟也得了精神病，这是他不知道的，而且他弟弟的精神病表现和他母亲是大大不相同，但是他和他母亲的精神病现象高度相似，所以我们怀疑他模仿他的母亲。
每日人物：他还有别的破绽吗？
管唯：他会主动地跟看守所的警察去搭讪，让这些人去反映他在里面不正常，二十四小时他都在看守所里，看守所的干警会和他有交流，他希望看守所的干警反映他不正常。但其实他在看守所里没有太多的不正常，好像是让人家帮他圆一个谎话，在刑警面前，又表现出精神病，他一个大男人，像女性一样蹲下去小便，但是这些是他在刑警面前才会这样，在看守所里他不会这样。
我看审讯的录像，十一盘的录像，长的可能有两个小时，短的有十几二十分钟，我发现他的思维很敏捷，能够跟上警方的审讯，既能有针对性地回答问题，又不泄露自己，情感方面呢，他也是协调的，我记得一个情节就是，公安人员拍了他家人的视频，他父母啊，他姐姐等，在审讯过程中就把这些录像给他看，我观察到，他看这些视频非常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看了一遍之后又主动提出看了第二遍，看完之后甚至主动提要求，“就这么一点吗？还有没有了？”他对家人的这些关心说明他的情感很协调，不同于精神病人。包括他的眼神，他对周围的注意等，他也会为自己开脱责任，说了一个云南的人，说是人家把他扯进来的，就让警方浪费精力去调查这个人，发现人家当时就不在上海。综合这些，我高度认为他不是精神病。
要下一个无精神病的判断，各方面的证据，每一点都少不了
每日人物：没有给他做相关的脑电波检查吗？
管唯：给他做过CT检查，没有发现器质性的精神异常。但是社会上感觉精神病是有仪器检查的指标，但是很遗憾，到现在为止，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一种仪器能够鉴定某个人的精神状态，还是要开展广泛的调查和细致的精神检查，通过他的客观表现、现场反应来判断这个人的精神状态。
每日人物：如何去调查王伟的精神状态？
管唯：警方去帮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包括他的生长发育情况，重大疾病历史，入学情况，是不是遵守纪律等，包括和同学的交往情况，家庭和女友的交往情况，服兵役的情况，还有他在监狱里服刑的情况，客观地去了解这个人，要一个真相。
每日人物：在你对他的进一步调查中，有哪些发现？
管唯：比如说我们找到了他之前的狱友，除了在监狱里一起服刑之外，他们陆续出狱之后，又集体做案，所以他们的交集比较多，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有精神问题，都认为他非常精明非常狡猾的人。其中一个人就说了，他们这个团体之间有约定，谁被抓到，只说自己的事，不说同伴的事，说王伟也跟同伴流露过，做案被抓后，他打算靠装精神病来蒙混过关。
而他的家人讲的就是恨铁不成钢，当兵回来之后他有工作，但是他好吃懒做，拈轻怕重，想要来钱快，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走上了歪路，抢劫了之后被判刑六年，也责怪他说，第一次服刑之后，还是和那些人混在一起。我们也发现，他在呼兰监狱里，表现出自己非常遵守监规监矩、非常爱劳动，罪犯里他是领操员，而且他已经获得了一年三个月的减刑。
每日人物：那你做了这些多的调查，哪些证据是比较核心的？
管唯：要下一个无精神病的判断，恐怕每一点都少不了，首先，他的“症状”出现地非常突然，在监狱里一直都正常，怎么一到上海来，就出问题了呢？再一个是主动暴露性，他主动让人感受到他的“症状”，暴露出这些问题之后，总是要和这些事情和自己的犯罪挂钩，说自己迫不得已地去犯了罪等。所以，最后的结论非常简单，就是他无精神病。
（来源：每日人物 http://news.ifeng.com/a/20171128/53671194_0.shtml 2017年11月28日）
自由是所有生命锲而不舍的追求目标，自由是光！
2017年9月27日上午，徐为终于正大光明的离开了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相恋12年的女友迎春。杨卫华律师欣慰的见证了这一切。为了这一天，徐为花了14年设法逃离精神病院。“徐为”这个名字，是他为自己改的，“为”是“为自由”的意思。
过去14年，徐为很少见到夜幕一点点降临的样子，倒是每天把天空从黑暗到蒙蒙亮的过程看得清楚真切。对他来说，夜晚是漫长的。在他居住的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病人们被严格规定按照一套特殊的作息时间生活：
清晨6:30是早餐时间，10:45午餐，3:45晚餐，午睡到下午1:30，4点就要回病房睡到第二天。
长夜难捱，每天凌晨一点左右醒来后，徐为会打开广播，听听新闻，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然后等待天亮。
“一个正常人能忍受这样的生活吗？”他反问道。即便不愿忍受，从2003年7月12日入院以来，他已经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5000多个日夜。
2003年，徐为住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后，此处就成了他在上海唯一的“住所”。2001年到2002年，他在上海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住了近一年。
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当时说徐为可以出院了，他就借了1元钱坐公交车回了家。一年之后，当他再次住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后，就再也没这样的机会了。徐为形容自己“较有自制力”。之所以两次接受精神障碍的治疗，他认为都是一些琐碎的家庭小事引起的。
徐为曾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1年。23岁出国，34岁回国。2002年从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回家后找到过一份工作，为一位外国人做翻译。不过很快就辞职了，理由是“工资很低”。为此，他和父亲吵了起来，父亲坚持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争吵中，徐为伸手推了父亲，指甲划伤了父亲。
当时，70岁的父亲将徐为的举动告诉了居委会。居委会打算将徐为再次送到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但被院方拒绝。父亲也不同意将他转送往其他医院。那年37岁的徐为不清楚被拒绝的原因，也不知道父亲的想法。他记得，“有一天，一辆车开到家门口”，在警察和居委会人员的监督下，他住进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
2004年，徐为病情没有反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可以出院了”。但是当居委会代表来到精神病院准备接徐为回家时，院长却将居委会的人叫到一边交谈了一番。谈话结束后，居委会代表没有接徐为出院，也没有再主动提出接他出院。“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反正没让我回家！”
对于本刊提出的“当时父亲他们送你到精神病院有没有任何书面鉴定或依据？”的问题，徐为的回答很干脆：“没有”。
徐为知道的情况是，入院之初没有安排任何精神病诊断，入院一周后，徐为要求进行精神情况鉴定，再三催促下，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开始了为徐为“会诊”。这一过程就是双方的问答。徐为还记得的问题有：“树上有10只鸟，打死1只，还剩几只？”徐为当时开玩笑地回答：“还有几只鸟在等着被打……”医生还用手指比划着问：“这是几？”，或者直接问他“1加1等于几？”
徐为用“简单”来形容这次“会诊”，但他至今还不知道这次“会诊”的结果。徐为目前看到的书面诊断结果只有一份：2012年11月上海普陀区法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结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残留期。徐为本人对此并不“满意”
为了自由，为了回归正常的生活，徐为尽力抓住每一丝光亮：他求过亲人，苦心策划过出逃，但那些光亮，却总是从手中溜走——哥哥不愿接他出院，他出逃当天就被抓回，在2013年5月6日，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康复院和作为其监护人的兄长告上法院。官司经过一审、二审，以败诉告终，再审申请也被驳回。
媒体纷纷将徐为的故事冠以“中国版飞越疯人院”之名。使得徐为案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此类案件中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在电影《飞越疯人院》的结局中，主角迈克·墨菲历经曲折，最终没能摆脱现实的桎梏。徐为不愿要同样的结局，十几年来，他使尽浑身解数，只为一个结果：“能出去”和“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
入院头两年，徐为也试过一次跳楼，精神病院最高的楼层是5楼，到楼顶的通道是一扇天窗，攀爬天窗时徐为摔成了脚踝骨裂，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不敢告诉医生实情，只说是下楼时不小心磕到，“他们会认为你发病了，就更出不去了”。但徐为称帮助他爬天窗的病友最后翻墙逃了出去，从此结束了精神病院的生活。徐为曾踩着病友的肩膀意图翻墙逃跑，可是没成功。
后来，他发现，很多翻墙爬出去的病友，总是隔不了多久就回来了——家人不接纳，身上又没钱，只能流落街头，被警察送回来。他告诉自己，要出去，就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徐为开始帮康复院做事——为病友理发，采购点心、香烟等物品，顺便赚些跑腿费。徐为甚至获得自由出入精神病院的“特权”。
在和医生、守门阿姨搞好关系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是徐为的底线：医生让大家帮忙把发病的人绑起来，他从来不参与。为了存钱，他不乱花钱，他很节省，七八年下来，徐为一共存了两三万。
2011年2月，他特意挑了春节后的时间，因为“那时买火车票不用身份证”，准备带着女友迎春逃跑，他选择凌晨4点动身，靠徐为自由出入的“权力”，守门的阿姨打开了医院大门。他们打车直奔上海南站，买票进站。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候车室里，两人又冷又饿，手里握着的，是两张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票，徐为记得发车时间是早上8点，站票。但两人最终未能搭上南下的列车，早上7点，医院来人了，“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派药的，直接到我们的座位上把我们带了回去。”
徐为至今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落网”的。
徐为关注新闻，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学习能力非常强，他会使用网络，学习、购物，为生活的更便捷，还会下载各种软件，找房、共享单车等，在律师黄雪涛眼里，徐为是个“很有公民意识的人”。
在《凤凰周刊》记者曽鼎、杨卫华、黄雪涛和其他接触过徐为的社工的眼里，徐为一直克制、有礼貌，即使心里着急，也从不打夺命连环call，更不会像有的精神病人那样不管不顾地宣泄情绪。只有在得知判决结果时，徐为曾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地大声喊了几句，气得摔了手机。隔一个小时再见面时，他即使面色有些难看，也没了脾气。但对情绪的克制，也让徐为的崩溃、沮丧都郁结在心，没有出口，“没地方可以说。就是想死，但又死不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徐为被剥夺的，正是为自己做选择的权利。
父亲死后，被指定为徐为监护人的大哥徐兴（化名）从不肯答应接他出来。要想出院，徐为就必须放弃父亲留下的一处公房的租金，并将户籍迁出公房——徐为称，案件审理期间，大哥曾打来电话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不肯。徐为至今都不知道父亲的祭日。徐为已经没什么“亲人”，一家兄弟4人，两个哥哥一年来一两次，通常不说什么话就走。弟弟在他入院不久后，也因身体残疾住进了上海一家福利院。
为了出院，他试图变更监护人，联系上了半辈子没见面、连样子都记不清的生母。母亲出家多年，给他带来了一个半导体播放佛教音乐，徐为自己摆弄着，把它调到了别的电台听新闻，但法院判决认为，徐母年事已高，且无稳定经济收入来源，不适合担任徐为的监护人。
这次获准出院后，他给哥哥打电话，商量着拿家里的公租房开个棋牌室做生意，再把租金补给哥哥，“他不答应，说你就是没有房子，没有钱”。“我们那代人小时候，品德好就是一切，后来长大了，社会变了，什么都是有钱才行，全破碎了，只认钱。”在徐为眼里，哥哥对自己如此，部分病友的家属也一样。
徐为一直记得，有个跟他要好的病友爱抽烟，但是对方的哥哥只给他抽发霉的，“他哥哥做香烟生意，卖不出去的烟才给他抽”。还有同屋的一个病友，他母亲一个月只给20块钱，“这里伙食不好，20块钱根本吃不饱，我让她多给点，她说，反正他也不懂”。
“这样的亲人，就不是亲人。”徐为劝病友们维护自己的权益，把没履行好义务的监护人告上法庭。但大家只会无奈地回答他：“那他们要是不高兴了怎么办，现在一个月来一次，以后半年、一年都不来”
从36岁住到51岁，从正当年步入老龄行列，精神病院里的徐为掉了两颗门牙，眼睛也开始老花，看不清护肤品瓶子上的小字，好在，不管什么结果，他终于可以走出疯人院了，这一切不禁让人唏嘘！16年的光阴，人们不禁想问，当初在没有任何手续和书面诊断就把人给送进去并给收治了，象这样的一个特殊行业为何如此随意、不负责任。
徐为靠自己的劳动攒下了两万多块钱。这两万块钱，徐为一度想付给杨卫华做律师费，被拒绝了。杨卫华说，徐为在待人处事上一直有着自己的体面：不爱麻烦人，也不愿受人恩惠，庭审时跟律师、记者一起在外边吃饭，徐为总抢着买单。
黄雪涛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徐为的时候，徐为拿出一份经历介绍的材料——边缘上都是他用铅笔、圆珠笔写的批注，对于事情的细节，他回忆得清楚具体，逻辑完整。
徐为是在2012年底，通过网络联系到深圳衡平机构律师黄雪涛。也因此结识了后来向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杨卫华。徐为案是2013年5月6日作为依《精神卫生法》起诉、被法院受理的第一例案件，被称作“精神卫生法第一案”。此案中徐为欲携其恋爱了十余载的女友逃离精神病院失败后，而对康复院和其监护人的兄长发起的人身自由权力保卫战。
黄雪涛当初接触徐为的案子，觉得徐为的案子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但过程还是超过了她的想象——立案就花了将近一年，本以为可以胜诉的一审、二审也接连吃了败仗。这份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仅5天后就提交的诉状被上海闵行区法院当场拒绝立案，理由是：徐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促使法院立案，2013年7月29日开始，徐为每天写一封信给法官。2013年12月20日，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徐为已立案。2014年7月28日，该案首次开庭，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到庭应诉，但拒绝让徐为出庭。徐兴（兄长）出庭。11月17日，第二次开庭。2014年11月25日一审延期判决。2015年4月，海闵行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法院认为，“徐为属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不适用《精神卫生法》关于‘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规定。2015年7月23日，二审在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开庭，徐兴（兄长）同样没出庭。2015年9月，二审维持一审结果。
二审败诉之后，徐为在电话里求着杨卫华想办法，让自己再做一次司法鉴定，也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前，他曾做过两次鉴定，2012年的结果是“精神分裂症残留期，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014年是“症状基本缓解，具有诉讼能力。徐为已经下定决心，这一次，要么出去，要么杀死自己。如果这次的鉴定结果还不理想，他打算让自己有尊严的死去。
“他当时说的那些话，是很悲壮的。”为此，杨卫华把案由想了个遍——申请宣告徐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徐为生母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徐为大哥的监护权。2017年5月10日，徐为做了鉴定，结果为“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对徐为来说，总算有一寸光照进了现实。过去5年里，徐为把康复院告上法院，但同时他还住在这里——在这种微妙的关系里，徐为不得不处处谨慎权衡，让自己的行为不被挑出毛病。病友没来由地拿碗砸他的头，他不吭声；记者、律师和社工来找他，康复院不乐意，一度没收过他的手机。但这一切，徐为都能坦然面对。
2017年7月6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给出了对徐为精神状态和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经协商，院方同意在代理律师到场的情况下，为徐为办理出院手续。
得知鉴定结果的那一天，徐为立马联系了代理律师杨卫华，催促他赶紧帮忙把鉴定书取回来，“不能拖，一拖，不知道又出什么问题”，徐为害怕夜长梦多。
徐为说，只要出了精神病院，总有办法可以生活。他翻出一个已经四处脱线的背包，是从迎春的哥哥那要来的，里头放着手机、银行卡、身份证——为了准备好随时离开，2008年康复院组织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徐为找理由把身份证要到了自己手里。如果不是迎春想住的离儿子近，徐为最想去的是广东——“没人认识我，混得好不好都不怕，而且天暖和，睡在马路上也没什么问题。”
徐为不怕飘零，“哪怕流浪，那也是自由的”。
9月25日凌晨，徐为给本刊发来一条信息“星期三出院”（9月27号），短短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兴奋与期待！问起今后的规划，徐为说：“只有初步的，想往公益方面发展。”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帮助更多人。
祝福徐为今后的日子阳光灿烂。
来美后经历了很多文化冲击，其中一个便是我遇到的美国人中那种想与我深入交往的，都会坦白自己患有某种精神疾病。我朋友圈里的美国人屈指可数，但细想来，还真找不出一个精神正常的。他们要么说自己被抑郁症折磨多年，要么是多动症患者，女性大多自称有躁郁症。
刚开始对美国佬将精神病史这种隐私加入自我介绍的做法有些震惊。因为在我们老家，说人家有精神病是句骂人的话。只要是30岁以上，“公务员、已婚、有娃”其中一项没占到就有被骂的危险。不曾想，突然间生活圈子里新出现的精神病患者，比我以前在国内几十年遇到的还多。难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是不是我自己也有精神病，所以感召了这么多同类？不过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并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异常，后来也慢慢习惯了。
某天一位也在美国的老同学打来电话说要与正在交往的美国小男友分手，理由是那男孩儿有一天向她坦白自己患有抑郁症，得经常吃药。我急忙拦住了她，说“恭喜你，这是他想与你更进一步的标志”。于是我就把我的发现告诉了她，并说她想找个正常的美国人很难。患精神病、看心理医生、吃药对美国人来说再正常不过啦。这两个人现在还好着，没见因为男方自称精神病关系出现什么异常。
为了弄清美国为什么这么多人自称有精神病，我还上网做过一番研究。但未找到系统而理性的答案。我的直观感受是，与一群精神病人在一起，反而很放松：反正大家都把底细暴露啦，那我也坦诚相待吧。据我观察，有时自爆病史只是个引子，想让对方更加了解自己才是真正目的。
有次听到两个自称抑郁症的病人讲起病因。一个说是高中时代，由于内向和书呆子气，无法融入集体，自此患上抑郁症。另一个附和说，高中生活的确很让人沮丧，学习压力大，还有各种情感狗血剧，说自己那时也不是很开心。然后二人就顺势从高中一直往后聊到大学时吸大麻的迷茫日子，聊起生活中经历的种种无常，分享用药史，八卦附近有名的心理医生。
我发现把病情整合进个人故事中的好处就是在认识自己和他人的过程中有了现代医学作为依据，使大家对人的看法更加理性。比如当有人自我介绍时说他有多动症，我回头就上网查关于多动症的典型症状，得知其患者多伴有注意力不集中、好动、思维跳跃等，那么在与其今后的交往中就会原谅他可能由于多动症引起的社交不当，比如当你说话时他走神儿。再比如当你患有抑郁症的朋友超过半个月不回你微信、不接你电话，你就知道他也许不是想和你绝交，可能是抑郁症犯啦，导致了社交障碍。从医学的角度去观察别人，一是有理论可循，二是更能宽容别人社交上的失误。承认自己有病的社会挺好，比人人都觉得自己没病，都是别人有病的社会起码要进步。于是，有一天我决定也找下自己精神上的毛病，并分享出来。
经过研究，发现自己喜欢躺在床上玩手机的癖好很符合重度抑郁症的症状——木僵。其表现是，“自感肢体笨重无力抬举，肌张力正常，继而出现不言不食、整日卧床、缺乏要求和主动行动，对外界刺激难有反应，昼重夜轻”。心想，这下总算能得上一种精神病和大家一样啦。可转念一想，病因是什么呢？得从人生中翻出一个故事，它精彩到足以引起我内心的深刻变化，也能引起别人的共鸣。结果怎么也找不到。才惭愧地意识到自己的真实目的是将懒癌晚期这个道德毛病偷换成难以自我把控的病理缺陷，既能开脱自己，也能得到别人宽恕。这个病硬安不上。遂弃。
不久又找到一种精神病挺符合我的——广场恐惧症。就是成天宅在家里不出门，想到出门就会有危险。这病我出国前就有表现，比如宁可网购也不下楼去对面大又全的物美超市。这主要是因为新闻里有太多重型卡车造成的事故，而我要穿过的宽马路几乎每天都会有载着建筑材料的卡车来回飞驰，在十字路口也不给行人让路，我不想拖着沉重的菜筐和大卡车比谁快。来美国后，病情更加严重了，如无必要绝不出门。在美国，永远也不知道下一次恐怖袭击会在何时、在哪里发生。机场、酒吧、剧院，甚至学校都有可能。更不知道哪一天在路上会被人用枪谋财害命。对付广场恐惧症最有效的是暴露疗法。即让病人暴露在会引起其恐惧的环境中，多次以后当病人发现并没有经历危险就会消除或减轻对该环境的恐惧。可我还是觉得暴露疗法不太靠谱。比方说，天黑后独自一人光临贫民窟，以消除对贫民窟的恐惧和偏见，再忽视美国贫民窟的暴力犯罪新闻，很可能没等我的广场恐惧症好转就……不说啦，不吉利。
经上述推理，我想我的广场恐惧症是不能通过暴露疗法改善的。因为该疗法假设患者对特定环境的恐惧来自于错误的认知，如把某地1%的实际犯罪率错误地高估为80%。但是与美国绝大多数人一样，我不敢晚上进入贫民窟是建立在可靠的经验和官方犯罪率统计之上的。就是美国的一些警察，大晚上也不敢进贫民窟啊！这样一想便知，我其实没病。这个病也强安不上。
再后来我就不着急得精神病啦，因为发现事情并不简单。在美国如此多的精神病患者中，不是每个人都参演过悲剧，也不是每个人都因心病而深刻，并与你谈得更深入。有一部分自称患病的美国人其实是想合理合法地拿到处方药。治疗多动症的阿得拉（adderall）是比较泛滥的一种。美国高校学生在考试前服用阿得拉能一周不用睡觉。好莱坞明星们则用它来减肥。这是一种会令人上瘾的药物，但很多人为了它显著的药效就宣称自己有多动症，并能顺利骗过医生的心理测试得到处方药物，自己拿来服用和贩卖获利。这样谁有病，谁装病就难以辨认了。于是我也不刻意强调自己有病没病，因为太强调有病的话难免有药物滥用之嫌。
最后头疼地发现，在天朝当个正常人不容易，因为要努力符合社会规范；来美村得个精神病也有很多学问，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它认识真实的自己。
（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http://www.yinews.cn/article/4632445.shtm 2017-03-18）
日前，一名全身赤裸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在珠海一条街道上拦车，网友拍摄的短视频和照片在微信朋友圈里疯传，许多自媒体更是对照片进行了二次加工和恶搞，一时间让这名裸男成为了“网红”。对此，珠海市公安局“怒了”，通过微信公号发文斥责这种恶搞行为，怒斥曰“他真的有病，你呢？”是啊，被恶搞的裸男是真的精神病患者，那诸多将其裸照恶搞的自媒体犯的又是啥病？
首先，犯了缺乏同情心和公德心的“冷漠病”。作为一个精神病人，该裸男可谓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可以想见，其自身和其家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痛苦。对于这样的病人，大伙不给予关怀、理解和帮助也就罢了，怎么还能拿人家犯病时的荒唐行为来取乐恶搞呢？“消费”别人的病痛来取乐，相关人等难道不该为这种行为感到羞耻吗？
其次，犯了为炒作获利不择手段的“功利病”。许多自媒体之所以毫无犹豫地去恶搞一个精神病人，就是看准了这件事中有一些能够“吸睛”的元素，希望借此让更多人关注到自己的自媒体产品，说到底还是为了“名利”二字。但请别忘了老祖宗教育我们，对于“名利”要取之有道。拿弱势群体开涮和恶搞，这已经违背了这个社会的公序良俗，说严重点，有些“缺德”了！
再者，犯了低级趣味的“三俗病”。中国的互联网业界一直强调“反三俗”，何为三俗呢？就是低俗、庸俗和媚俗。一些自媒体运维者，一看到“裸奔”二字恐怕就已经精神莫名亢奋了，为了迎合部分网民不合时宜的低级趣味，当然要大炒特炒一番。只是千万莫忘了，总打这种擦边球，警察叔叔可能会找上门哦！
最后，犯了不尊重他人隐私和权益的“法盲病”。自媒体们在朋友圈里玩得嗨，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坦白说，笔者是十分希望看到精神病裸男的亲属勇敢站出来用法律来维护自己亲人的合法权益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任性惯了的自媒体们长点记性。
（来源：东方网http://pinglun.eastday.com/p/20151203/u1ai9123185.html 20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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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7/21消息：今天上午，辽宁省营口市访民、马三家教养院受害者朱晓明（辽宁营口朱晓明乘公交被拘留的事情经过http://msguancha.com/a/lanmu50/2014/0930/10946.html）的儿子告诉本工作室，昨天下午2点左右，朱晓明在自家门口突然被几个穿警服的人抓走了，今天也没回家，家人至今也没收到任何手续。
朱晓明因拆迁而上访，其二哥就死在拆迁现场。近日，朱晓明到当地纪委举报时被抬了出来，有人拍下了当时的视频并传至了网上。
另外，辽宁大连访民盛兰福（辽宁维权访民盛兰福刑拘期间连续十七天昼夜提审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4/1130/11377.html）就被非法集资要求北京朝阳法院立案，结果法官不仅不立案，还态度蛮横。悲愤之下，盛兰福今天爬到一高处喊冤，被警察抓到了六里屯派出所关押，到中午电话已不通。
自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的枪击案件已经大半个月过去了，一个又病又弱的中年访民徐纯合惨死在庆安火车站派出所警察李乐斌的枪口之下，死者手无寸铁，在他身边仅有高龄的老母和三个年幼的孩童。由于涉案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以及其结局的悲剧性，庆安枪击事件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网络和现实中的强力围观。在巨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之下，官方终于在14日公布了调查结论，与此同时CCTV也对此案进行了报道，他们一致认为：警察李乐斌开枪击毙徐纯合是正当合法的！
不过，CCTV并没拿出完整的监控录像，他们所播放的视频证据经过了明显剪辑和刻意篡改，其中隐含着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尽管不明原因→但徐纯合做出某种对抗行为→所以他活该被击毙……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思维再一次将庆安枪击案推向了舆论的峰尖浪口。一时间众说纷纭，其实公众想得到解释的仅仅是简单的三个问题：第一，警察为何与徐纯和发生冲突？第二，警察是在什么情况下开的枪？第三，徐纯合的惨死是否可以避免？
从国内众多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徐纯合的身份从最初的“暴徒”到后来确认为“访民”，的确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挣扎。财新网13日发出的深度报道《庆安枪击案死者徐纯合“无上访史”》中表示，徐纯合一家曾数次到北京乞讨，并希望通过上访使三个年幼的孩子进入福利院，因此他们名列当地重点稳控名单之中。仅在今年“两会”期间，村干部在上级的严令之下，曾看守徐纯合的母亲权玉顺不让其进京，并“到车站堵过几回”。财新网的报道尽管并没有触及枪击事件本身，但也足以解释徐纯合在火车站与警察发生冲突的原因。
那就是上了当地“维稳”黑名单的徐纯合一家人，5月2日欲乘车外出时被车站人员发现并阻止上车，双方矛盾与冲突由此产生。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所谓的“维稳”，导致了徐纯合事件的发生。
据庆安县工作人员透露，庆安县的信访局、法院、公安等均有专门的驻京人员，一般程序是由北京警方送至马家楼的接济服务中心中转，再由对应的地方政府接回。而稳控重点对象背后则涉及到信访工作的考核与问责，省内会根据各地的上访人数进行排名，相关责任人会受到“诫勉谈话”，甚至免职。因此像徐纯合一家这种“挂了号的”重点维稳对象出现在庆安火车站的时候，无疑在第一时间就引起维稳部门的“高度警惕”。
由于患有心脏病、肾炎、肺炎等疾病，徐纯合早已丧失劳动能力，妻子又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三个年幼的子女一直是权玉顺老人独自抚养，这一家人的生活长年处于社会贫困的最底层。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之中，徐纯合选择外出乞讨和上访纯属迫于无奈。在凤凰网15日发出的特稿《“暴徒”徐纯合前传》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至少在5年前，已经有人看见权玉顺带着3个孩子在庆安县街头乞讨……村里有一种说法，徐纯合是靠一个老人和3个小孩养活的。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事实，乞讨几乎成为这个六口之家唯一的收入来源。近几年，除了庆安本地及大连，权玉顺把乞讨地点延伸到了北京。”
也许徐纯合的上访诉求，在法律层面上存在两难的困境，但无论是上访还是乞讨，其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从徐纯合被截之后的几十分钟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尚且无从知晓，但人们仍然难以想象就是这样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又没有携带任何凶器，竟然能够成为庆安警察口中的“暴徒”，并且因“袭警”而被击毙？！对此当地村民也发出了质疑：“我都能把他制服，即便喝多了，铁路警察治他不很容易吗？”
然而警察之所以没有选择制服徐纯合，而是击毙他的原因，官方至今语焉不详。我们无从揣测警察李乐斌当时开枪的深层次心理活动，只是……“杀人什么感觉？”“感觉很爽！”国产电影《战狼》里的台词冷不丁的在耳边炸响，令人不寒而栗！也许就如同二十六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所谓“暴乱”，跟如今警察持枪击毙上访者的背后政治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出于极权统治者的“维稳”需要：任何不顺从权力者意志的人，权力者都可以无视法律规定，任意剥夺他们最基本的人权！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徐纯合绝不是倒在这个庞大维稳机器下的最后一人。在这个连乞丐也不放过的反人性的国家里，“稳定压倒一切”的暴力机器正无情地吞噬着生命，这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危机。
由此，我们必须指出，比枪击更严重的是当今的“维稳体制”， 这个“维稳体制”才是剥夺徐纯合生命的罪魁祸首。随着官方对庆安事件的定性，这个事件的热度正在快速下降。正是因为这一事件正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作为长期关注与抗争中国“维稳体制”的民生观察，想提醒和告戒广大民众的是，庆安事件将过去，但“维稳体制”还在中华大地上阴魂不散，我们对它的警惕与抗争不应就此停止。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5年5月21日
境外敌对势力、国外势力诸如此类的说法，是目前公共空间屡见不鲜的政治语汇。其所呈现的大致面貌是，言说者仿佛真理在握而毋庸置疑，且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故而可以居高临下、义正辞严，大有置人于卖国贼境地的气概；而听闻着则往往是为之一震，心中悚然，嚅嚅而不能言，一副不明就里，却百口莫辩之态。这种怪异的态势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时代背景，从历史经验看，这是一种在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冲突中，攻击竞争对手或者政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只要指责对手和境外敌对势力有瓜葛，那么对手就坐实了里通外国的嫌疑，然后顺理成章，戴上了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就有机会借此将对手一棍子打死且永世不得翻身。在当前狭隘的民族主义泛滥、爱国观念混乱不堪的现实背景之下，境外敌对势力不仅是一个立场判断和人身攻击的利器，而且是文过饰非、推诿责任的妙方，甚至成为滥权者、贪腐分子乃至流氓、商痞等违法违规者流最后的避难所。山东蓝翔技校校长兰荣祥，因指示学生跨省斗殴、家暴、多身份证、超生和婚外生子等违法违规行径败露，在饱受质疑之际，兰荣祥不顾事实，而是狡辩，大言不惭地断言，这是在"倒蓝翔"，而且这股倒蓝翔的风潮，有国外势力参与。如此荒诞无稽之言，他竟然还举证了"理据"，认为外国势力倒蓝翔的"原因是国家正在尝试职业教育改革，国外势力害怕改革成功。"(10月30日南方都市报)
蓝翔技校校长的这番自辨，但凡具备常识，有辨别基本是非能力的人，都不难一眼看出这是一番回避质疑、欲盖弥彰的胡言乱语。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这纯属缺乏国际政治基本常识，不知天高地厚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简要而言，蓝翔技校乃一个区区民办技校，就算是背景深厚，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便利，不把自己当外人，兼有被外国误认为多起网络攻击的据点，恐怕也难以跻身所谓的国外势力想攻击和颠覆的目标。换言之，他因办学而致富，因富有而目无法纪，在劣迹曝光后为自保，为规避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采取了如此自欺欺人的自辨，可谓无知而自大，荒谬绝伦，根本不值一驳。但饶有意义而值得一提的是，兰荣祥这番低劣的自辨，恰好暴露了当下公共空间歪曲和滥用"境外敌对势力"、"国外势力"的丑态。有助于公众认清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占据了共话语权的强势集团，为一己之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隐瞒真相、掩盖劣行、逃避责任，常常以这类话语压制质疑、打击异议，以达到搅混水、转移视线、欺瞒公众、嫁祸于人，堵天下悠悠之口的真面目。
国际政治的常识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只要民族之别、国家之界没有消除，为谋求生存发展优势，国与国之间，乃至国际国内各民族之间，就难免发生竞争；而竞争即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些势力无论境内境外，良性的竞争都应该在人类文明发展所形成的公认的道德、伦理、法律的规范之下进行；而恶性的竞争则是以战争、屠杀、种族灭绝等极端形势表现。纵观人类文明史，数千年来，虽然战争连绵不断，但和平不仅是主流而且是未来的大势所趋。过往惨痛的教训告诉人类，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只有立足和平，秉持理性和善意，遵守国际准则，采取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方式，才能真正利人利己。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是平的"，国与国之间应形成竞合关系才能平等公正有效的交流互惠，已经是全球共识。特别是在民主宪政政体的国家，社会开放，政务透明，公权力监督制衡机制健全，人权至上，言论、结社、迁徙自由，各种势力均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不会因为信仰、观念、政见的分歧，而给竞争对手简单粗暴地贴上"境外敌对势力"的标签，早已摒弃了容易被权力滥用、而没有证据的阴谋论、动机论——换一个角度说，只有在缺乏民主自由，社会封闭，信息封锁，人权缺乏保障的专制社会，才会频频出现"境外敌对势力"这样的充满冷战思维、观念陈旧的公共语汇。
每当权势集团违反法制、践踏人权，欺压百姓引起人民不满和抗争时，他们不检讨和反省是不是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事，是不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好，而是一股脑地把问题和矛盾推给是"境外敌对势力"“一小撮人挑拨”所为，这是一种经典的抹黑、转移视线和话题、逃避责任的手法，这是一种经典的愚民宣传和洗脑。这也是兰荣祥这鲜廉寡耻之辈层出不穷的原因。面对这样的局面，经常被爱国幌子、国家利益旗号所忽悠的公众，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提高警惕。
民生观察工作室特约评论员
2014/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