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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告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申诉18年的葛洪贵还漂泊在北京，等待着有一天会给侄儿争取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本刊记者在北京南站见到了这个位健谈的老者，语言犀利的他让记者也感到诧异，他说这是这些年控告当中学习的结果。
 
葛洪贵：男，1947年生，黑龙江鸡西市东海矿退休工人，身份证号230306194708254918，因为给侄儿申冤，上访近18年之久，遭遇多次殴打拘留，其中两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均因思路清晰被有良心的医生释放。
 
原本生活稳定的他，也向大多数人一样准时的赶着上下班点，努力奉献用青春点燃的工作，一向平和的葛洪贵也不是争强好胜之人，然而1995年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平和生活处事的原则。
 
1995年7月5日的星期三，鸡西广播电视报上放了葛洪贵的侄子葛福宁撰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然而，此文被葛福宁所在的时任鸡西恒山铁路劳动公司分公司经理兼卸车队长张文恒认为是借古讽今，是针对他的。
 
葛洪贵说“在八五验收房，张文恒的老婆王淑艳看了我侄儿刚从矿里买的7月5日的鸡西广播电视报，对上面我侄儿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她边看边骂骂咧咧的说，你写我们家老头子干啥？之后张文恒对我侄儿威胁说，你以后少说点，别看着白天好好的，晚上下班谁给你一枪，你都不知道。”
 
由于该文被当成讽刺领导的不作为素材，在以后的生活中葛福宁更是遭受多次骚扰，葛洪贵说“199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张文恒叼着烟走进油库，而此时修车工正在给铲车加油，我侄儿提醒他把烟灭了，结果，张文恒回答我这么一个大经理用的着你这个狗崽子管？说着就朝着他挥手打过去，侄子猛跑才逃离了这次殴打，而第二天却被7、8个人围住痛打一顿，现场至少四位职工看到了这个情况，还逼迫我侄子给其磕了二三十个头。”
 
因反复受到骚扰及殴打，葛福宁出现了精神异常，导致本来就有反应性精神病的他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同年12月8日晚上，在一帮年轻人距离逼近的喧闹声的刺激下，他大叫一声，昏倒休克。八、九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但是神智错乱、出现总是惊吓、恐惧、焦虑、烦躁、失眠、失望、口渴等精神问题，至此，葛福宁的反应性（间歇）精神病问题被刺激加重。
 
葛洪贵说“葛福宁是反应性精神病，却被私人精神病门诊与鸡东县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导致他一把一把的吃药片。吃的被害人数年口水直流。”
 
至此事件开始，葛福宁病情加重，班也无法上了，由于是在单位出的事，但是单位的治疗只是走了一下过程，根本没有具体针对性的治疗。葛洪贵鉴于侄儿的受害，被迫于1996年2月开始了漫长的上访控告之路，
 
持续多年的上访并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诉求，反而受迫害的遭遇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来京、递交材料、被接回、被殴打、被关押，在这十几年中已成为车轮式的家常便饭，最后，把他关押到精神病院也进入政府考虑的范围。
 
2008年8月22日,正在北京上访的葛洪贵，被所在矿信访科长从北京接回，送入城子河精神病院，在医生给他鉴定时，他递交了自己的上访材料，并说明自己的真实状况，因为思路清晰，医生在做完简短的交流后，拒绝了矿信访科长等人的要求，而直接将他释放。
 
葛洪贵回忆这段遭遇时说“当初信访科是铁定要把我送进去的，由于遇到好心的医生才避免了这次关押，政府对百姓的迫害真是没法说，当初鬼子来了，咱们可以跑了还能上井冈山，这现在都没地方可跑，警察哪儿都能找得到你！”
 
2012年3月2日，全国两会将召开之际，出于维稳的需要，葛洪贵被所在地的东海派出所、矿信访科、劳保科三家机构联合送到鸡东县精神病院，在做鉴定时，葛洪贵经过跟主治医生的交流，并叙说了自己第一次被送到医院的情况，这位医生在经过跟其他领导协商后，决定不收留他。但是迫于警方及外面其他单位的压力，医院出具了一份精神疾病鉴定书，鉴定结论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建议在有人监护下生活及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终究免去了精神病院的摧残。但是这一纸鉴定，为以后被精神病打开了大门，搞不好那天就会卷土从来。
 
这个案例值得指出的是，相关机构在对葛洪贵进行人身侵犯时，医院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守住了道德的底线，这在全国医院配合相关机构迫害人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是少见的，是值得提倡的。在此，应表扬那些具有正义感的医生和医院，他们守住已经被糟蹋的面目全非的医道。也让其他医生们看到，对相关机构说个“NO”是没有那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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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公理，到北京自杀被送入精神病院；在北京拿着谁来为民做主的牌子跪在天安门前，也送进精神病院；生活无望走投无路跳河自尽，还是送进精神病院；在北京写文章，再次被接回送入精神病院，主席啊！这就是您所说的“中国梦”吗？
 
这是许大金经历过坎坷的上访之路后发出的感慨，经过多年上访及被迫害的经历后，他终于明白，人——就应该为人格而活着！
 
许大金，男，汉族，小学文化，1972年3月18日生，住江西戈阳县漆工镇磨盘山总场机关23号。
 
许大金自己说从16岁懂事开始，就梦想着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生活中天不随人愿的他，依然是一个奋斗的青年，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承包长途客车做生意，后来因为事故放弃了这个行当，靠老家仅有的一个茶子山生活。
 
茶树成熟的时候可以摘回来，晒出油来，可以吃也可以卖，许大金家的茶树有碗口那么粗，正是茶树的黄金年龄段，靠着这个山头，许大金家一年能多收入近两万元。
 
2004年，许大金所拥有的茶树地下被勘查出萤石矿，时任镇党委书记吴升林命令开发，造成许大金赖以为生的茶子山地下水源干枯，茶山被毁，许大金就找政府叙说事实情况，然而政府的答复是山是国家的，村民无权干涉。许大金只能到山上找开矿负责人，让他减少损失，结果负责人不听他的唠叨，还动手打人。许大金的朋友听说后异常气愤，找了几个人上山把那个人凑了一顿，结果导致对方带着四、五十人拿着刀棍等器械冲入许大金家，由于没有找到人，就把家里砸了个稀巴烂，作为派出所所长的胡伟，没有制止这种行为的发生，还跟这些人一起寻找许大金的下落，后来许大金家属赔了一万块钱，才算了事。至此，他开始在外漂泊闯荡。
 
2008年，国务院在两会时，号召农民要敢想敢做，并提出了很多惠农政策，由项目扶持创业人，许大金就充满信心的回家，到了家就开始撰写了一份关于乡村专门养牛的一个申请报告递交给当地政府，申请报告特别提到，在老百姓养牛到一定规模，计划两年内办一个瘦肉加工厂，专门畅销国外，为国家创造一定的财富，但是当地政府根本不管这些事情，许大金于是跑到北京，在清华大学写了几篇文章，文章中提到，他们把国家（扶农）的钱骗下来不办实事，人才无法施展，有志之人无法报效国家等话题。
 
许大金说“不是说我非要做项目什么的，而是作为人来讲，首先的有人的尊严和人格，总想奋发图强，人没有奋斗是不完整的。”
 
2010年6月7日，许大金彻底绝望了，作为农民无田、无地，仅有可以打二三百斤的茶油的茶子山也给毁到没什么油可打，基本的生活失去保障，更因为事业和理想的绝望，他来到北京天安门前服毒自杀，被北京警方带走救活，当地政府人员和派出所听说后，派出汪百福、谢建平、应建军、谢志斌、黄姓警官把他从北京医院接回，直接以聚众闹事的理由送入拘留所，关押了8天，后来又被送往横锋县莲荷乡所在地的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康复中心，关押了5个多月。
 
许大金说“感觉就是作为人的话，应该有志向，有理想，有人格，一个人连家里的东西都保护不了，政府又剥夺了生存发展的权利，感觉真的很绝望！自己唯一的 山也被毁了，又没有生活来源，所以很绝望就自杀了，被他们关在精神病院出来后一直在家修养了大半年，来恢复药力对身体、脑子造成的伤害，由于关押时间长，药物副作用大，具体那天放出来的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大致的日期”。
 
身体稍微好转后，因为不服气，2011年10月28日，许大金拿着一幅“谁来为民做主”的牌子跪在天安门前，跪下没多久就被围过来的保安及武警围住，并把他的东西全部抢走，然后送到马家楼，当地政府又派出吴得胜、刘长富、杨习文、胡伟（派出所所长），谭主席几人把他接回去，送往精神病又被关了整整一个月。许大金说“因为这次关押时间短，所以还能清楚的记得关押的时间。”
 
看到黑暗面后，许大金怕受折磨，于是于2012年6月18日通过其它途径来到北京，本来想到北京找记者的，结果没找到，当地政府知道他来北京后，也派人来北京寻找他的下落，在北京西站那边被北京警方和当地政府前后挡住去路，他跳河自杀，由于水位只能到脖子跟前，被警察打捞了上来，又被地方政府接回，关押一个月精神病院。
 
2013年4月份，为了渴望获得一个公道，他再次来到北京，并写了些文章，引起了某些高层领导的注意，到7月11日，他被带到久敬庄，北京市公安局派比较高级别的官员来调查他的事情，他把前因后果介绍了一遍，他们为了证明许大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就提出带他到北京一所精神病医院做精神鉴定，鉴定结果完全正常，他要求大夫给开出一个没有精神病的说明，大夫表示这个不好操作。鉴定回来后，北京警方一个高级官员表示让他在家等着，这事情一定给解决。要相信他们。
 
许大金说“北京警察对我们老家接我的6个警察说，人家挨了打，还被关在精神病院，发句牢骚很正常的嘛，你们要这样搞的话，那又不多了个冤案嘛？晚上他还是被地方接回了老家。”
 
在家等了十多天，7月29日许大金去省信访办查询时，被告知信访已经终结，让他到市里去拿复合答复意见书，市里面并没有给许大金答复意见书。8月7日，他再次来到省信访局询问案件进展时，与上次截然相反的答复告诉他，信访没有终结。
 
9月25日，无奈的许大金再次来到北京，又撰写了两篇文章，分别是《谁来挽救人类》《反腐动态》，由于影响比较坏，同年11月9日时，从老家来了十多个人，其中五六个人强行把他按上车，还把衣服给撕破了，被羁押回家的路上遭到民警谢奔的殴打，用手胳膊死死卡住喉咙，用腿跪在背上，在派出所副所长叶徐峰和杨席文及另一名不知名的民警押送下，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一个月。
 
“第一次被关押5个多月，一个房间5—6个人，每天吃两顿的药，一顿有5到7片，开始不吃药就打针，打针完就糊里糊涂了什么都吃，就是给你屎你也就那样的吃着，”许大金接着说，“从精神病院放出来后，我家人跟医院要了一个鉴定，但是在家里丢了，具体的鉴定结果，由于当时出来的时候，头脑不清醒，所以没有记住，但应该是精神分裂。”
 
许大金还对本刊记者介绍到：吃饭的伙食很差，跟猪食差不多。里面吃的就是稀饭馒头，有些精神病人拉屎拉到手上也不洗，就过去拿碗筷，洗碗的人拿水一冲下次就用，有的根本冲不干净，就是跟畜生过得一样的，菜里面一点油都没有的。
 
在他第二次被关入精神病院后，吃药打针是继续的，而他形容第二次关押时候的主治医师很恶毒，他开的药很猛，因为第一次吃的药是缓慢的过程，他开的药吃下去立马上头，副作用更大。因为快过年了，他父亲来找政府部门，所以才被放了出来。
 
许大金四次全部被关押到这个医院，里面的护士从来不问他来龙去脉，都听医生的，医生开药，他就让你吃，你不吃他就绑起来喂你。而主任医生更狠，许大金进去的时候对徐水平主任说我没有精神病，结果徐主任说“我说你有你就有”，到这里来你就安心治病。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一直在北京漂泊告状的许大金，经历过如此多的坎坷，更懂得了人权的重要性，他说现在就是想为社会、为后代树立起一个公道，如果社会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国家还是人类的国家吗？这是畜生的国家嘛，后代支持不支持我们的所作所为，那是他们的事情，作为我们能为这个国家付出、挽救这个国家后代的，那么是值得的，我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不能让这些畜生就这样糟蹋这个国家，如果我认命了，我死了，那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些腐败分子还是会把灾难带到社会的。
 
在本刊最后需要许大金录一个简短的视频时，他考虑了好久，他说要录就得录让人看了有收获的视频，所以少谈自己，多谈社会成为他的主题，他在视频中说“他们用各种手段折磨和侮辱我，但我绝不会屈服在那些畜生手里，因为我是人，我所维护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在维护人类的人格和尊严！我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什么才叫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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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记者接到十堰访民、被精神病受害者金汉琴的电话，她说现在当地土门镇政府镇长李飞威胁她不要再到北京上访，如不配合政府的工作即使不当官也会收拾她们姐妹俩，并且针对其住院费、医药费、生活费等问题，口头承诺要到6个月后再谈。

目前被精神病受害者金汉琴和姐姐金汉艳在郧西县城租住，此前因为上访反应工作分配问题，作为正常人的两姐妹被当地政府多次非法关押或者送进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导致两姐妹现在经常出现头疼、无力等症状，无法在社会上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养活自己。如果政府承诺给的住院费、医药费、生活费等补偿费用没有及时到位，那会把金汉艳、金汉琴两位姐妹逼到生活的绝路。

金汉艳、金汉琴两姐妹上访得不到解决，被相关政府机构屡次非法关押和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前后长达近十年，事情还得从20年以前说起。

1994年，家住穷山沟、抱着考学鲤鱼跃龙门心态的姐妹俩一同考入十堰市丹江农校。姐姐金汉艳学的是烟草，妹妹金汉琴学的也是农业类的。入学之初，姐妹俩与郧西县农业局签订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定向包分配合同（金汉艳说这份合同至今还在自己的人事档案里面，但当地政府不让查）。家徒四壁的父母倾尽所有而且不惜举债供姐妹俩读书，图的就是这个学校是包分配的，将来国家能够给安排工作。1997年，姐妹俩中专毕业了，拿着学校的派遣证回到郧西县，等待安排工作。当地政府只有一句话：“回去等消息。”此时，户口已经转变为“城镇户口”、自己的承包地也已不复存在的姐妹俩回到父母身边，边等待“分配工作”的好消息，边帮助父母耕作着那几亩薄田。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眼看着自己昔日的中专同学一个个都已经进入了郧西县烟草局等大大小小的单位，甚至连一些外县的同学也靠着和县里头头脑脑的关系挤进了郧西县吃皇粮，两姐妹的工作还是毫无着落。尽管往县里跑了多趟，但是县里的答复依然是“等消息”。金汉艳强调，有的待分配人员因为等不起自己外出打工，结果错过了安排工作的机会。为避免出现这种遗憾，姐妹俩打定主意，就是要等下去。

时间到了2004年，已经等了7年，但是还没有等来工作的任何消息。已经三十岁上下的金汉艳、金汉琴姐妹偶然得到了“鄂毕［1997］009号”《关于做好1997年湖北省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分配就业工作的通知》一文。其中规定：“国家任务招生计划的毕业生仍由国家负责在一定范围内安排就业，通过供需见面和在一定范围内双向选择的办法落实就业方案；定向、委托培养毕业生严格按合同就业；毕业自费生自主择业。”姐妹俩因为入学前和郧西县农业局签订了定向合同，且不是自费生，所以铁定属于在郧西县农业口分配工作的对象。苦等七年没有安排工作，姐妹俩认为无非是因为家里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自己的工作机会被无端排挤掉了，法律面前工作机会不均等。

不平则鸣。姐妹俩抱定“总是有说理的地方”的信念，自从2004年起，开始了自县而市、自市而省、自省而京的长达五年多的信访长征。姐妹俩外出信访，当地政府给他们扣上“非正常上访”的帽子，多次兴师动众到外地将姐妹俩抓回。五六年下来，问题非但没有得到丝毫解决，反而屡屡受到当地政府的迫害和打压。

以下是姐妹俩的信访轨迹：
2004年3月开始向县里信访。
2004年6月11日，姐妹俩在县里信访，被治安拘留10天。
2005年8月25日，姐妹俩在北京信访被郧西县截访人员带回县里，次日到达郧西后，公安抢走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王定斌在京为姐妹俩出具的“2005年8月30日到县烟草上班”的承诺书，直接用囚车将姐妹俩送进郧西县看守所，姐妹俩被治安拘留15天；在该次治安拘留期满的2005年9月9日，姐妹俩直接转劳教1年零9个月。
刚刚解除劳教没几天的2007年5月21日，姐妹俩正在武汉上访，被当地政府抓回，关在寺沟烟草站“黑监狱”长达155天。期间因为奶奶于10月23日去世（按照两姐妹的说法：奶奶是得知两姐妹被关黑监狱的实情后被活活气死的），两姐妹的黑监狱生涯才告一段落，两姐妹强烈要求回家为奶奶发丧，才被从黑监狱中放出。
其后的2008年3月和8月，妹妹金汉琴又被关黑监狱两次计61天，关在土门镇政府内；姐姐金汉艳于2008年8月29日被从北京用囚车抓回，关黑监狱1次21天，被关在土门镇福利院内。
2009年9月18日，在北京边上访边打工已经两个多月的两姐妹，突然被天兵天降的郧西县公安局数名便衣捉回郧西。9月22日，姐姐金汉艳被当地政府（郧西县土门镇党委书记余建军、副书记陈明山为首）送进位于张湾区的十堰市红十字医院（惠民医院）精神科，妹妹金汉琴被送进位于茅箭区的十堰市精神病医院，两姐妹被“精神病”一直到2010年4月22日，时间长达7个月。
两姐妹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因为长时间的被当做精神病人治疗，药物的副作用渐渐显现出来，身体内部器官譬如胃、肝、肾等都遭到破坏，不时还会出现头痛、肚子痛等症状。
从2010年8月26日开始，金氏姐妹奔波在郧西、十堰、武汉等各大医院看病，其中大部分时间在十堰的太和医院住院治疗，妹妹金汉琴病情较为严重，两姐妹并没有麻烦家里人，病情较为轻些的姐姐金汉艳照顾妹妹。因为病情一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2011年12月27日，两姐妹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并向最高法院申诉郧西当地政府的暴行，最高法信访接待306室接待员给了一份接谈预约单，定于2012年3月22日接谈。
金氏姐妹于2012年3月20日由郧西县乘长途汽车到十堰市，再由十堰市转乘直达北京西客站的火车，一路由郧西县土门镇政法书记查东方、朱华连、梁咪等人跟踪监视，并美其名曰：“陪访”。
当3月21日中午到达北京西客站，姐妹俩刚一走出西客站出站口，就被十堰市政府驻京办副主任代化爱、十堰市信访局江局长、带领一帮人绑架到十堰市政府驻京办一辆挂公安警牌的专用囚车上，直接拉到驻京办317号房间关押。
3月22日早上，由代化爱等人将姐妹俩用警车押送到最高法，中午11时许，当姐妹俩走出最高法接待大门，这伙政府“陪访” 官员一拥而上，逼着她们上了一辆车牌照是京E47991的面包车上，将姐妹俩拉到十堰市驻京办附近丽泽桥时，押送的官员和司机都下车，跟着上来5男1女，首先抢走姐妹俩带的一部手机后，又强行搜身，再对姐妹俩一顿毒打，金汉琴的头部受伤严重，现还在当地医院治疗。
3月23日上午9时20分，政府雇佣的这6人将姐妹俩押送回郧西县高速路出口，等候在此的土门镇政府付给押送者一笔费用后，准备逃离，姐妹俩赶紧向郧西县公安局报警，半小时后，郧西县城关派出所才出警到场，而对姐妹俩实施殴打限制其自由的押送者早已逃之夭夭。
因妹妹金汉琴被政府雇佣黑社会将其头部打伤严重，3月26日，姐姐找土门镇政府要说法，镇长陈贵宝说：“黑车是县委书记胡俟请的，胡俟给的钱，打手也是他指示请的。”接着，金汉艳又去找县委书记胡俟，胡俟说：“你德性差，你想找哪去告，就往哪告就是。”金汉艳回答说：“你乱用职权，花钱将我们非法送进精神病院打毒针，吃毒药，摧残坏了我们的身体，你有钱送给精神病院；有钱请黑社会打手；有权安排陪访干部给补助；却无钱给我饭吃，究竞谁的德性差？”
金汉艳感慨道：“我妹妹关精神病院长期打毒针，吃毒药，几次差点死在里面，出来后一直医治不好，经武汉协和医院治疗和到北京同仁医院检查，专家都说我们姐妹俩都基本丧失免疫功能，长期忍受病痛折磨，丧失劳动能力，这就是依法维权的后果。在这有法不依，权大于法，执法犯法，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的邪恶社会下，我们为了公平而付出沉重代价，明知告官诉求无果，但我必须要作抗争，而且还要抗争到底，要让贪官知道，我的人权和尊严是不可侵犯。”
2012年2月6日，金氏姐妹对十堰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起控告，要求摘掉对两姐妹摘掉“精神病”的帽子，并对其进行赔偿。
（详见：http://msguancha.com/a/lanmu12/2013/0615/5305.html）

据维权网报道，2012年5月18日，访民金汉艳被郧西县土门镇司法所干部张志贵，土门镇派出所张谦及两名身份不明人强行从武汉市绑架回郧西县，关押到土门镇茅坪福利院，土门镇政法书记查方东抢走金汉艳身上手机，又搜走身份证。
当晚，郧西县土门镇政府干部张家发、童胜平、陈师刚、陈兴印等人，将正在十堰市太和医院住院治病等待手术的金汉琴也抓回郧西县，关押进茅坪福利院。在关押福利院期间，因金汉艳要求政府给妹妹金汉琴治病，而遭到政府看管干部的毒打，身上和腿部受伤严重，且得不到治疗，看管的土门镇镇政府政法书记查方东说，就是要致姐妹俩于死地。
2012年7月27日，因为姐妹俩的母亲去世，土门镇镇政府政法书记查方东要求金氏姐妹写保证后即用车载二金离开了土门镇福利院。至此，金汉艳金汉琴姐妹分别在土门镇福利院被关了三个多月、二个多月。
2013年5月26日，在十堰太和医院住院治疗的金氏姐妹被土门镇政府抓回土门镇，并强行办理了出院手续，停止给她们出住院费和医药费。
2013年11月8日，在北京上访的姐姐金汉艳被截访人员从北京带回十堰。
2014年2月28日，因为全国“两会”将近，金汉艳被当地政府关押到十堰市郧西县九龙寺村的黑监狱，一直3月13日“两会”结束才放出来。
2014年5月22日半夜，金汉艳和金汉琴在北京云岗南宫租住房內睡觉，有人口称查户口，一个人从窗子翻进屋内把门打开后，几个男的和一个女的闯进卧室，大声吼道起来不起来抬出去，不出示证件，手机笔记本电脑现金等全抢走。23日3:29分押到丰台区张郭庄派出所，编号为042605、041425的两名警察说：不是所决定的而是区领导决定的。
5月24日1点许押到北京市红十字医院钱抢走后，不给拘留证押到丰台区看守所扣押28天，在看守所受体罚，受虐待。6月20日十点多释放不给手续。编号为040441的警察吼叫说再来北京再抓再关和编号为042376的警察强行给她们带上手铐抓上车牌为鄂C2029警车上，被湖北省郧西县公安局张波以及土门镇政法书记黄永海、武装部长陈权地押回郧西。6月20日，两姐妹被释放。
2014年7月1日，金汉琴来电称她被叫到郧西县信访局二楼会议室，副局长陈德枪和土门镇镇长李飞都在，李飞对她说，她们姐妹的事情要到6个月后才给处理，如果她们不配合，就会想办法收拾她们。

金汉琴愤慨道，政府不让她们上访也不给她们住院治疗和基本生活费，这是要将她们逼向生活的绝路。

金汉艳、金汉琴姐妹俩的受害情况，迫切希望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助，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三级政府长期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的行为理应受到舆论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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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静珍，女，1972年出生，住在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局刘炮沟村，（身份证：230822197301017081）丈夫周怀龙常年在外打工，她和婆婆林淑霞、周怀春（苗静珍丈夫的哥哥）合住三间连脊房，因为房屋争议和法院枉法裁判苗静珍被迫离家上访。
 
据苗静珍说，她住的房子是和林淑霞、周怀春合伙盖得，共有三间，她住中间一间。各有各的厨房，各有各的通道，中间还有一走廊。 同在一个屋檐下难免发生一些小矛盾，从2000年开始，周怀春和林淑霞就打算把苗静珍住的一间房买下来，让苗静珍夫妻搬出去住。苗静珍深知盖房的不易坚决不同意卖，由此导致矛盾加剧，苗静珍被迫搬到外边居住。
 
2003年10月10日上午苗静珍要封堵原住处的房门被婆婆拦住，还唆使她的丈夫打她。当日晚上，苗静珍夫妻又一同去封堵厨房的门，在收拾厨房期间苗静珍忍无可忍和婆婆林淑霞、周怀春等人发生了争吵、撕扯，苗静珍拿刀欲砍婆婆被人夺下，打伤，苗静珍报案后警方并未依法处理。
 
2003年12月8日苗静珍一纸诉状把婆婆林淑霞和周怀春等人告到了桦南林区基层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她被打伤的医疗费用等共计1391.50元，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给苗静珍造成人身损害的理由不成立，因为苗静珍经常回原住地撒灰、挖坑、怄烟、钉封门，至使老人无法正常生活，婆媳之间的矛盾逐步升级，主要原因在原告，孝敬老人是传统美德，而原告制造事端”为由驳回了苗静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诉讼费用由苗静珍负担。
 
2004年苗静珍又因为房屋的所有权和婆婆林淑霞对簿公堂，苗静珍连连败诉。据苗静珍提供的她公公周殿民和媒人刘XX的证言显示，房子是1992年盖的，盖房时周怀龙（苗静珍的丈夫）已经年满22岁，他（周怀龙）13岁就不上学了，下地干活，房屋应属他的共有。另外苗静珍和小龙（周怀龙）结婚时儿媳妇（苗静珍）要三间砖瓦房，因条件不允许，经媒人刘XX说和，林淑霞答应把九二年盖的房中间一间给苗静珍和小龙，是给她们俩的，不是暂住房。
 
苗静珍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的财产归合伙人所有，更何况当时结婚时婆婆也把这间房子明确给她夫妻共有。苗静珍觉得根据这两点，怎么算这也是她的合法住房，“我的房子我为什么不能封？我去封门她们还打我，”岚棒派出所还帮着她们做假证，法院存在权钱交易才听信了一面之词做出了枉法判决，因此开始到各部门上访。
 
2006年4月12日苗静珍又因为和周怀春父子的斗殴行为被桦南林业公安局在医院带走以“故意伤害罪”刑拘，5月15日被检察院批捕。在桦南看守所关押期间，苗静珍越想越觉得冤屈，她地里的青苗被毁，周怀春父子拿木棒子打了她就趴沟里装死，她被人说成是杀人犯，公安局不分青红皂白就关她，她为此给看守所民警反映，哭闹、绝食。
  
10月24日桦南林业局法院、公安局把她从看守所接出来送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精神病院，做了各项检查之后就开始逼她吃药，每天吃3次药，不吃就要挨打或灌药，吃完药还要用小板把舌头翘起来检查，这样过了162天后，医院重新给她做了检查，确认苗静珍的“精神病”好了才又让她回了看守所。回看守所没多长时间，就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附带民事赔偿两万五千余元。苗静珍上诉后中级法院维持了原判。她的房屋财产也被侵占。
 
2012年苗静珍又开始上访，11月9日桦南林业局公、检、法3家联合接访，苗静珍从国家信访局出来经过陶然桥下时被他们抓住，几十个人连拖带拽把她拉上车连夜赶回原籍。第二天早上以她越级上访为由把她送到桦南林业局看守所拘留10天。11月19日上午抓她的那些人拖着她的手脖子、脚脖子，脊背挨地的从看守所拖出去100多米扔到车上，强制送到了七台河市七煤医疗中心精神病康复医院。还告诉大夫，苗静珍发病4个多月了，常去单位和邻居家砸玻璃、伤人，周围百姓为此常去找政府，他们才把她送到医院来的，也没有家属。医院给她做了各项检查，诊断为“妄想型障碍”，留院治疗。
 
苗静珍的丈夫听说苗静珍又被送到精神病院后找各部门反映苗静珍没精神病，要求释放她，被威胁再管这事就把他抓起来。
 
2013年1月10日苗静珍的丈夫借探视的机会把苗静珍放走。桦南林业局听说后派20多个人四处找她，最终在七台河市晶海旅馆把苗静珍抓住，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做检查，医院出具结果没精神病才放了她。
 
苗静珍说，在医院不吃药不行，吃完药头昏脚轻，说昏倒就昏倒，因为她吃不下饭去还把她绑在床上给她做“电蚂蚁”导致她大小便失禁。真正的精神病人几天不吃饭也不给做“电蚂蚁”，一说给谁做电蚂蚁都吓得嗷嗷叫，躲着跑。
  
苗静珍说，电蚂蚁是一种刑具，就是把电针扎在虎口和两腮过电，电一通就感觉有好多虫子再肉里爬，痒刺的难受，就忍不住咬牙，当时感觉牙响的都要碎了。
 
在苗静珍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期间，她的丈夫曾求助于维权人士和媒体，各界也曾寄希望与新的《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但新的《精神卫生法》没能阻挡住公权力践踏人权的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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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内容：桐庐县人民政府方毅县长、县公安局王建平局长、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叶忠华所长、县中医院刘柏洪院长，  
我是即将被“关起门来”停发病假工资断绝生活来源活活饿死、病死、迫害而死的桐庐县冤民钟亚芳。
    由于直至今日，各位领导仍坚持为掩盖违法犯罪事实而赶尽杀绝，一边继续公然违法在没有监视居住决定书等任何执法凭证下，每月花几万元雇请俞一丕、程晓蔚等监控人员（社会无业人员）天天24小时轮班以“监视居住”的方法，严密监控加非法限制身患重病的我钟亚芳的人身自由（已长达2年多）、强制我不准离开桐庐镇；一边又从4月起停发核污染与上访“被精神病”（上访被非法关黑监狱与精神病院近2年）致多种疾病危及生命（核污染病体长出几十个肿块、肝脏占位、甲状腺占位、高血压病等）的我钟亚芳的病假工资，断绝已被残酷迫害致负债累累且每天需靠服用药物与加强营养等维持生命的我与单亲核污染被害女儿钟知含维持生命的生活来源，且不准当地任何人帮扶借钱给我们，同时封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等的司法途径——要明目张胆地在中央强调“依法治国、保障民生”的当下，“关起门来”停发病假工资断绝生活来源活活饿死、病死、迫害死惊天之冤证据确凿的病重单亲核污染被害我钟亚芳、钟知含母女变相杀人灭口！
    官要民死，民不得不死！在这无法无天的浙江桐庐县，我钟亚芳没有能力讨回被各位领导公然非法限制的人身自由与公然被抢去维持我单亲核污染被害母女生命的病假工资。
    而我与女儿有权活在这世上，有权在中央强调“依法治国、保障民生”的当下不被”关起门来”断绝生活来源活活饿死、病死、迫害而死！身为母亲的我也有义务外出讨饭给年幼的核污染被害孩子吃。
所以，被逼绝路求生不能却又无处伸冤的弱女子钟亚芳我今特申请外出讨饭，恳请各位领导能看在你们也有父母和孩子的份上不要赶尽杀绝——放过我与女儿，同意我钟亚芳外出讨饭。    申请人：求生不能冤民钟亚芳     联系电话15306513215。
（来源：权利运动网 http://www.hrcchina.org/2014/07/blog-post_7526.html 2014-07-15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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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民生观察网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解到，因医疗事故纠纷在北京上访的江西宜春宋春生于7月1日被当地政府截访带回关押至看守所。
    2009年11月，在家人陪同下，当事人宋春生在江西省宜春人民医院花费3万多元钱完成手术——安装心脏起搏器。然而此后，他的病情并无好转，反而身体日渐出现出汗、乏力等症状。在听到街坊邻居说“可能是医院安装了一个已经坏了的起搏器”之后，宋家人多次赶到医院讨说法，漫漫维权抗争之路由此开始。
2010年上半年，宋家人找到当地一名律师，企图通过状告宜春市人民医院的正当法律途径讨个说法。说到这里，宋春生妻子无声叹息：“政府、法院和医院都是一伙的，怎么可能会判我们赢。”果不其然这场官司以宋家人败诉告终。
既然法律不能给自己一个说法，宋家人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2011年11月8日，宋春生独自一人来到宜春市人民医院，希望院方能够给自己病情日益加重、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情况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双方交谈几个小时后，突然有数十个青年人冲进医院，对着尚未反应过来的宋春生一阵猛打。
“一群后生拳打脚踢的，把他（宋春生）打得半死，然后丢到了住院楼后面的河边。”宋春生妻子说道，“最后还是政府的人把他（宋春生）带回家来。”
这次挨打事件的结果是，由政府充当调解人，医院赔偿宋春生医疗费2000元。据宋家人所言，那群打人的青年人是街上的一群小混混。“他（宋春生）说其中有几个看着眼熟，而且后来有个罗汉（流氓地痞）在街上（被问起时）自己也承认了。”
如此的赔偿方式与费用，在宋家人看来，简直就是草率和侮辱。2012年8月7日，宋春生和妻子再度来到宜春市人民医院，找到曾经的主治医生丁春平，要求他能站出来给个说法。交谈过程中，双方产生口角冲突，丁扬言“我有的是办法整死你”。
半个小时候，再次有一群青年人闯进医院。“打着赤膊，有些手上还提着木棍，上来就是一阵猛打。”宋春生妻子回忆道，“当时医院的人就在旁边看着，不管不理。”年过五十的夫妻二人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棍棒之灾，妻子被打得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而宋春生被打得满身是血后，再次被扔在河边。
这次挨打事件惹怒了整个宋家族人。不仅因为宋春生夫妻二人被当成重伤，更重要的是宜春市人民医院居然对受伤的二人拒绝救治。次日下午，宋家外亲内戚四十多号人愤怒地冲进医院。宋家人觉得人是医院打伤的，当然应该给予治疗。而院方的一方面并不承认那群青年人是其找来的打手，另一方面认为宋家人没有交医药费，当然不予救治。双方的矛盾再度激化，一场恶战一触即发。就在此时，市政府和公安局的人闻讯赶到，并再次充当调解人一角色。事件的结果是医院赔偿宋春生夫妻二人每人600元医药费。
有了两次挨打受痛的经历，宋春生学“乖”了。他不再到医院“闹事”，而是按照中国传统老百姓伸冤的办法，踏上了赶往北京的上访之路。从2013年3月始，宋春生先后数次进京，但每每呆了十天半个月后，总能被宜春市政府派人强行“接回”。
“第一次被带回来的时候，政府打电话到家里来让我们去接，顺便做一个他的思想工作。我和女儿当然不答应。他们要是心里没鬼，又为什么这么怕出事？”宋春生妻子说道，“我们普通老百姓受了这么大的冤屈，连个说法都没有，怎么说得过去？所以我们没有去接他（宋春生）。”
此后数次，当地政府派人将宋春生带回之后，并不再通知他的家人。而是直接送到宜春市公安局或看守所，关押数日后再放行。“有时候关他四五天，有时候关他七八天，这都说不定。”宋春生妻子道。
2013年1月10日，宜春市政府主动找到宋家人，表示通过和解的方式，让医院给宋家人一个交代，从而说服宋春生放弃进京上访的想法。在宜春市政府和猛辉村（宋春生所在村庄）村长的见证下，宜春市人民医院赔偿宋春生十万元。一个星期后，款项已经完全到账。
然而这样的最终和解结果并没有让宋春生满意。从2010年至今，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以前他是做泥匠的，每天还能干点活，可是现在，他连走路都感觉困难。”宋春生妻子哽咽着。
于是，尽管这笔看似数额不小的钱已经到账，宋春生还是坚持要去北京讨说法。有了之前的经验，宋春生北上寻求藏身的方法也变得更加灵活丰富。从刚开始的只能呆十天半个月，到后来“躲上一两个月都没人找得到”。面对这种状况，宜春市人民政府采取了新的措施——今年7月1日，宋春生再次被当地政府人员带回，关押在当地看守所。“他们说这次要关半年多。”宋春生妻子声音低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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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7-18消息：今天下午，湖北十堰郧西县维权上访人、被精神病者金汉艳的妹妹金汉琴致电本工作室说，她姐姐金汉艳昨天傍晚六点左右被郧西县土门镇政法书记黄永海（18971906299）打电话让到当地公园见一下，结果到今天金汉艳两个电话都不通，人不知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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