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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地铁8号线平西府站以北约一公里的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很可能是北京唯一一处以治疗精神病为由强行将访民，流浪人员集中关押的精神病医院。如果在网络上搜索关键词“华一医院”地图上会出现A与B两个位标，其中坐标A指示的是华一医院（总院）位于8号线地铁霍营东北方向约500米远。它是附近居民众所周知的原北京北郊医院。建院于1974年的二甲综合医院。而坐标B指示的即是上述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 2012年11月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局批复更名为“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至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实际作用，医院附近居民鲜有人知。《本刊》记者实地探察发现，此地点没有高楼大厦，民房厂房混杂，所以非常隐秘.
 
华一医院1995年被卫生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授予“爱婴医院”，2001年成为北京市首批医保定点单位，2001年被市残联指定为北京市精神病人康复基地，2003年被市政府定为收治救助精神病人的定点医院。医院分为综合和精神病两个部分，医院占地总面积约10.2万平方米。其中精神病分院下属精神科12个。据华一医院副院长欧阳秀革介绍，华一精神分院有床位1500余张，其中1000张用于救助流浪精神病人，救治流浪精神病人的费用由市财政拨款，由市民政局与定点医院定期结算。据欧阳秀革介绍：目前全北京90％以上的精神病人救助工作，都由华一精神分院承担。
 
与著名的马家楼和久敬庄不同，访民可以自由离开或是被接访截访人员带离机构。并为访民提供免费的住宿和饮食。而据记者了解，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并未有明确的释放在押人员的时间，也并无法律文件说明关押时长。这使分院中的被押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威胁。
 
与全国各地的其他关押访民的精神病院不同，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中关押着来自全国各地在京上访人员，而非特定某个地方的人士，在收容访民方面它与马家楼和久敬庄类似，但不同的是被押人员并无自由离开的权利，并在其中遭遇肉体与精神的虐待。
 
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在管理上未必与华一医院属于同一系统。记者以被关押者家属的身份曾拨通了华一精神病医院在网络上公开的电话，对方接到电话在未问明来电者身份的情况下回应道：“你是找警察送来的人吧？你打01058596500。”并且否认两个电话同属一个机构。当记者拨打后者提供的电话时，接听者又向记者提供另一个被称为是救助办公室的电话。该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据记者了解，如果没有地方或家属前来接走被关押者，被关押者无权自由离开医院，并将遭受不同程度的虐待。
 
2014年2月21日，山东省海阳市留格镇张家庄核电区的张玲玲走出华一精神病院，附带出来一份关押的公民家属联系电话，本刊记者随后对该名单电话进行逐一访谈，结果发觉大多数人 还在关押当中。其中包括黑龙江黑河公民石井之；广东韶关公民兰丝青；广西周道芝等。
 
如此集中的迫害，从侧面证明了华一精神病院对公民非法关押迫害已经不是短期的问题了，而警方能轻易把一个正常公民送进去，也从侧面反映出警方跟医院存在某种契约性的约定。至于里面对公民的迫害有多么惨烈，《本刊》前几期采访的华一精神病院受害者资料也许能说明这个问题。
材料如下——
 
我们说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是在北京的访民被精神病的“大本营”并非空谈，本刊多期采访的来自全国各地在北京被精神病的访民，他们被关的医院几乎都是这座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
 
案例一彭兰岚 ：2013年12月20日，正在北京的彭兰岚再次来到北京右安门一带散发国家人权计划、人权信息登记表，被警察抓住要求彭随他们走，彭兰岚对此予以了拒绝，结果警察竟对彭兰岚动手殴打，打得彭兰岚多处受伤。最终，彭兰岚被带到了北京右安门派出所，到派出所后，警察在对她进行了询问并且查阅了她的身份信息后，结果发现彭兰岚是名“精神病人”，因为彭兰岚此前因上访曾被关过精神病院，警察当天即将她送到了北京昌平华一精神病院。
 
到华一后，精神病院对彭兰岚进行了验伤，但验伤时要求彭兰岚脱光衣服去洗澡，旁边还有包括男医生在内的医护人员在侧。彭兰岚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结果一名男医生对她进行了殴打，旁边的女护士还对她骂道：“傻Ｘ”。医护人员随即将她拖到病房里用五根绳子将她绑了起来。彭兰岚说：“我就这样被绑在床上四天，屎、尿都在床上当着人拉，丢死人了”。
 
彭兰岚这次在昌平华一精神病院总共被关了26天，在整个关押期间，她都被医院方面强迫吃治疗精神病方面的药物。彭兰岚说每天要吃两大颗药丸，直吃得人非常难受。就这样一直到2014年1月4日，长沙方面来人将她从昌平华一精神病院接了出来。摘录《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第十九期。
 
案例二张玲玲：山东省海阳市留格镇张家庄核电区的张玲玲, 来北京反映情况，谁知年前被送入了北京昌平华一精神病院，遭受了“疯人”的待遇，张玲玲说“昌平区华一医院精神一科，我刚进去的时候要求回家，他们把我四肢捆绑起来，让我吃药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能不能不吃药啊？他们就来骂我，你妈个逼的、你吃不吃？说着就撕着我的头发，把我的头都挖破出血了，还往我脸上倒水，太可怕了”！她在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于2014年2月21日释放。摘录《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第二十期。
 
案例三唐学成：湖南郴州市北湖区芙蓉乡廖家洞村五组村民，因矿产资源被诈骗贩卖来到北京上访，2013年8月8日早上，唐学成像平常给各机关部委寄信一样，准备好材料，为了安全，坐车离开自己住处，跑到较远的地方找邮局，可在北京这个无缝监控的城市，就是你入地三尺，只要政府想找，就没有你的藏身之地，当他自认为安全的找到邮局刚踏入大门时，三位穿着制服的人就出现在他面前，就这样他被带到北京市丰台区洋桥派出所，下午由该所警官石志凯等三人押送至北京市昌平区华一医院（精神病院），从8月8日唐学成一直关押到9月5日，期间没有给予任何书面检查报告或法律依据，只有一张出院时的物品扣押清单。

 
案例四方道明：2013年11月 10日上午，万寿路派出所刘涛警官（警号037854）把安徽访民方道明送到了北京昌平区华一中西结合医院精神病四科，医院用四根绳子把他捆绑在病床上，当天晚上方道明被精神四科的哑巴护士殴打，导致胸部受伤，右肋骨疼痛吃不下饭。由于方道明一直抗争，13日被再次拿绳子捆绑，直到两手、两脚发紫、发黑，才将绳索略松一点。14日中午，解除绳索捆绑的方道明松了一口气，唱起了自己谱曲改编的“万岁中国梦”等歌曲，傍晚时分遭到了最严厉的惩罚—电刑迫害，护士在给方道明上电刑时问他，你还敢到北京上访吗？由于受不了这种折磨，方道明只能说“今后再也不敢上访了”在关押的这21天里，每天要吃药，方道明介绍说“吃药时间为每天三次共8片，早上两大两小的四片精神病人专服用药，晚上中午各两片。
 
在网名为“爱心天使点点”的博主博客中（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9a087101018hew.html）
提到： 刚去的几天，我在监护室里，一日三餐有人送来，很难吃可是又不得不吃，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何时出院的问题，医生非常没有耐心，一次我就问了一下出院的问题，他居然说：“再说我把你给捆起来”
 
关于院中的饮食及日常生活情况，“爱心天使点点”提到：
 
“早上六点就得起床，到餐厅，一上午得排七八次队，什么发手纸，洗手，发两次药，点人数，吃早餐和午餐等等，都得排队，快累死了，一直折腾到中午12点才可以回去睡两个小时，随后得起来从两点在餐厅坐到晚上九点，下午少折腾一点，也就三点多吃晚餐时排一次队，晚上八点半吃药时排一次队，吃过药后再排一次队，点一下人数，差不多九点时就可以睡觉了”.
 
而此前也有媒体报道，2013年6月26日陕西籍打工青年郝雷曾被作为“流浪精神病人”被关押与华一医院精神病分院并猝死。从尸检鉴定书上看：郝雷在医院期间，服用了治疗精神障碍的吩噻嗪类药物（氯丙嗪），出现多器官淤血，“部分心肌纤维断裂，窦房结临近组织内灶性出血，肺淤血、水肿”。鉴定认为：“符合吩噻嗪猝死综合征的病理学改变特点”。
 
鉴定认为：“四肢多发性皮肤挫伤，符合钝性外力所致的特点，该损伤较轻，尚不足以导致死亡。未见其他机械性损伤以及机械性窒息的征象。”结论是：“考虑因吩噻嗪猝死综合征而死亡。”公开资料显示，吩噻嗪类药适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躁狂症以及其他重症精神病。而在各类可引起猝死的药物，最主要的是吩噻嗪类。
华一精神病医院正门

华一精神病医院侧门

工厂、大树、高墙围堵的精神病院

大门口照的医院内景

正在扩建的精神病院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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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61岁在北京漂泊的谢梅英，斯斯文文的模样，身材异常消瘦，当她谈起自己的遭遇时，身体还在不由自主的颤抖，只因为一次善意的“抱怨”，招来了四次“被精神病”。20多年过来，冤屈没有平反，反而越压越重，儿子受不了家庭处境带来的压力，已经失踪几年了，现在的谢梅英只希望自己坚守一份做人的尊严，获得一份该有的公正。
 
1988年9月，谢梅英和丈夫一同调到广西藏族自治区管辖的来宾市来宾冶炼厂工作，她当时的工种是煤气工段循环水泵工，当时该水泵房有三组泵，其中两组有两台轮换使用，另一组是单独一台，开机时间长了，灭不了电机会发热，当热到一定程度时，电机就会自动跳闸，一旦跳闸不上水，担心煤气炉会发生爆炸，如果有爆炸，作为操作工肯定担当不起责任，于是。本岗位的工人都多次向工段长反映这个隐患问题，还要去多加一台预备泵，工段长从来没给一个回复。
 
据谢梅英介绍“后来开机时间长了，机子就发热，交接班的时候大家就写几号泵已发热，请下班注意。另外还写上需要一台预备泵，希望能获得相关领导的重视。然而领导从来没管过，由于员工们气愤就有人说“反映那么多次没人重视，留它爆炸算了”，我也就跟着说了一次，结果被人打小报告举报到时任厂党委书记欧阳自立那里，他认为我在搞破坏，从89年5月开始处处刁难我，这就是我受迫害的开始”。
 
1991年2月春节前四天，谢梅英所住的楼梯口高墙上写着某某住此单元，她当时费很大劲才用废硫酸泼到那些字上，用竹子扫把擦了三回才把这些字清理掉。过年春节的年初三，楼梯扶栏口又写着”二楼面上”四个字，她再次擦掉，3月6日中午，她发现自己的头像被刻在了自家的门前墙上。3月24日晚上，丈夫下夜班回家路上被三个青年殴打致骨折，因为警察到现在也没破案，谢梅英认为跟单位有很大的关系。
 
谢梅英说“1992年11月开始，单位以我搞破坏为由，开始克扣基本工资，美其名曰先罚款，当作以后的搞破坏的赔偿金！他们还给我下毒，1994年3月23日，我在单位吃的饭后异常难受，头痛的仿佛要炸开一样，从四月份起，所有手指甲和足指甲全部变形，每个指甲有一至三个白点，所有指甲纹都变成横纹。而这一年的类似食物中毒有三次，但有幸活了下来。”
 
内退后，她开始边治病边上访，2000年8月9日，单位派人开车到谢梅英八百多里外的贺州老家，找到他们娘家，告诉他们谢有精神病，很严重，要求他们开一个授权委托书，由于多年未见，娘家人并不知道实情，看到单位出示的证件确实是厂里的，就签了字，他们拿着这个授权，于2000年8月11日，把谢梅英送入柳州市龙泉山精神病院医院。谢梅英表示说“单位避开我身边成年的儿子，宁愿跑到八百里外拿授权，就能看出他们的真实意图。”
 
谢梅英的弟弟谢国华说“当时他们厂里来人，说她有精神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他们找我的时候，我已经有几年没有看到姐姐了，我们家里并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有病，那有病就的治疗啊，所以我哥哥代表我们家人签字了。说她有精神病不太可能啊，她从小很正常，1988年转移工作的时候，一直在我们这边工作很好的。”
 
当日关进去后，医生就给她吃药、注射，谢梅英就跟医生说自己没有病，并把遭遇告诉医生，并恳求医生放她回家，医生答应跟她的单位商量下。第二天，医生来查房的时候，谢再次恳请释放她回家，医生的回答却是“你到处告状干什么？影响人家！”。
 
谢梅英说“医生每天都给我吃药、打针，早晚各一次,一个月一个月的持续，当时就把我医傻了，药物副作用太大，造成大脑严重损害，关押四个月后，我再次恳请医生放我回家，他说主要是你单位的领导，你找你单位领导吧！2001年1月13日，我丈夫找单位领导，他们同意了，丈夫才接我出来的，这次关押155天，全身摧残！每天打针、吃药，副作用很大，出来的时候，大脑朦朦胧胧不懂得思考，反映迟钝，智力严重缺失，记忆缺失，不懂得困，晚上睡不着觉，坐着双腿都颤抖，将近一年的时间，症状才慢慢消失，但智商恢复了更长时间还是不能回复到以前的状态”。
 
为了阻止谢梅英上访，2002年11月13日早8点，单位工会主席带人砸烂她家两个窗户闯入后，把她双手反绑，然而注射了一种使人神智不清，全身瘫软的药物，等谢梅英缓过神来时，她已经第二次被送入柳州市龙泉山精神病院，跟此前一次一样，备受摧残，每天早晚两次定时吃药打针，过了一段时间,正好赶上有病友出院,谢委托她打电话给自己上大学的儿子,她儿子从千里之外跑回来于2003年1月27日才接她出来,这次遭受折磨达75天.
 
这次的迫害更严重，在医院检查时，肝功能损害至造血系统弱化，在同年7月份抽血化验肝功能时，竟然抽不出血，抬脚穿裤子时肝都疼的要命，全身神经开始萎缩，双腿萎缩到四个月不能行走，手脚苍白略带黄一年半。
 
噩梦并没有结束，养好身子后的谢梅英开始继续上访告状，2008年8月2日来北京上访，因为正值奥运前夕，单位派5人坐飞机到郑州火车站守候，于3日早上把她劫持下车，8月4日直接送入柳州市精神病医院，10月14日出院。又是71天的迫害。
 
身体恢复到刚刚可以行走。2009年3月4日再次被送入此医院，3月19日释放。这次释放出来后，她开始信佛念经，以平静心里遭受的创伤。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因为遭受家庭巨大的压力，她唯一的儿子与家人断绝了联系，至今以5年没人任何消息了！
 
因为本来就没有精神病，经过四次精神病院的迫害，也没有给她做一次精神病鉴定。现在的谢梅英身体状况非常差，但是她还是相信能获得一个公正的处理意见，她刚刚去了信访局递交材料，本刊记者在采访她时，她说目前还没有去其它机关登记，还在等信访局的消息，相信能获得一份公正的答复！
 
不管遭受多大的磨难，还依然坚持着最初对这个国家法制公平的信任，这成为众多受害者的精神支点，可国家并没有为他们的冤屈敞开大门，随之5月1日起《办法》的实施，更多的受害者将被交给施予他们受害的人处理，此时的谢梅英们坚持的精神支点正在卸下最后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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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美娥，家是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民丰村胜利街芦埠塘沿5-6号，现居住于永康市华丰西路。2004年因为违法拆迁，裘美娥到永康市政府上访。刚要上楼的时候，被门卫发现把她拖出去，扔到在地上。
 
裘美娥痛的喊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以为裘美娥耍无赖，过来照她胸部踢了一脚。这时政府大楼里又出来了几个人围着看，有人通知了裘美娥的弟弟，说她又疯了，她弟弟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把她送精神病院。任裘美娥怎么解释，说她没疯，是昨天刚做的阑尾炎手术，现在伤口也痛，胸部也痛都不管用。她的弟弟只知道她刚做了手术，并不知道她被踢的事，以为她在说疯话，还是强制把她送进了永康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科。
 
 到了医院裘美娥质问大夫“来人你们就收吗？我是做了阑尾炎手术刀口痛，这个病你们也收吗？”大夫一脸冷漠的说“来了就由不得你了”。裘美娥忍住痛，揪住大夫就给了他一耳光。大夫马上还击，把她的胳膊拧到了背后，腿压在裘美娥的背上，给她屁股上来了一针。这个过程就这一个大夫就完成了，裘美娥懊恼的说，“我是太没用了”。
 
 一针下去裘美娥再没力气闹，不一会就昏昏的睡了。醒来后已是第二天，她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头晕的发胀，浑身无力，连床都下不了。她哀求陪在身边的姐姐，要么把我背走，要么我就死在这里。她的姐姐怕她出事，才把她背了出来。
 
裘美娥说起她的家人就用“无知”来形容，不是她对他们有偏见，而是两次关精神病院的经历让她对她的家人太失望了，“别人说什么他们都信，老是让别人利用了”，裘美娥如是说。
  这事还得从1983年说起，那时裘美娥已经19岁了，女孩那点“好事”却姗姗来迟。好容易来了，肚子痛的实在难受，当时裘美娥并不知道是“好事”带来的反应，就到本村医疗站就诊。医生是浙江省永康市双溪村退伍军人潘洁，在给裘美娥检查时，潘洁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做了不该做的动作。裘美娥起身躲避，潘洁就简单了事，卖给了她一瓶“驱回灵”，说一次吃7、8颗。裘美娥吃了7、8颗还是难受，就又到医疗站去问潘洁，潘洁告诉她还能吃，但没给裘美娥说清用量，裘美娥不懂药性，就把一瓶100多颗驱蛔灵的药都吃了。
 
第二天她难受的更厉害了，她再次到医疗站找到潘洁，告诉他吃了药更难受，肚子里又烧又痛，身上也好难受。潘洁给了她一瓶“阿托品”的药水，说喝了就好了。裘美娥把药水喝下去没一会肚子里那种烧灼感愈加强烈，难受的她无法控制，又喊又叫起来。潘洁怕惹出事来，给闻讯赶来的裘美娥的家人说，裘美娥得了精神分裂症，得赶紧送精神病院。
 
裘美娥的家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把裘美娥送到了永康市精神病医院（现永康市第三人民医院）。裘美娥无奈的说“她的家人特别听别人的话”。
 
到医院裘美娥一看不对，就给大夫解释“我没精神病，我是药物中毒”。大夫不相信，也没做体检直接收入病房。4、5个大夫按住她给她打电针，一次就打了3针。每次打电针的时候太阳穴都跟有冰块一样，第一针、第二针的时候裘美娥还再讲“我没精神病，是药物中毒了”没人理会。第三针的时候就不会讲话了，跟死人一样，医院宣布她死亡。
 
家里人见她还有体温，就要坚持在医院救治，给她在鼻子里插管灌流食，打吊针，半月之后她才醒过来。
 
裘美娥回忆这段“死亡”经历时说，当时他们说什么她也能听见。就是睁不开眼，也说不出话，表面看她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跟死人一样。
 
她醒来后医院继续让她吃药，不吃就灌，还要让她翘起舌头来检查她的嘴里。她害怕这样吃的没命了，就央求大夫自己吃，不用他们灌了，然后把药藏在舌下，趁去厕所的机会偷偷扔掉。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家人才把她接出来。
  
裘美娥说，在里边生不如死，吃了药特别难受，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头老是晕的，别人上午、下午可以到院子里放1个小时的风，她就只能在病床上躺着。别的病人老盼着有人来给开门，对她来说门锁着、开着是一样的。听话的病人才有热水喝，才能洗热水澡，她却没有心思争这个，因为她被折磨的跟死人一样，没力气动。
 
现在裘美娥还在上访，她现在不但反映违法拆迁，补偿不合理的问题，还举报永康市规划局局长骗取国家防洪资金，又将防洪堤改变性质出租等问题。
 
更让她不能释怀的则是被关精神病院的事，她说，这件事影响了她的一生，让她无法找到她心仪的老公。新的《精神卫生法》出台后裘美娥觉得有了希望，她写了材料投诉到卫生部，在她提出的一项诉求中这样表述;制度改革，医疗在发达，但让没有医德、品行的人就诊，永远谈不上医学界的政绩。
 
这不是一项简单的诉求，而是用她自身遭遇对医生具不具备行医资格的一种严肃的考量，更是对现行体制下权力的错位导致她悲惨命运的谴责。裘美娥的青春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毁掉了，她希望中央机关能以身作则，正视百姓诉求，还她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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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5-20消息：5月1日，湖南省湘乡市访民辜湘红从北京抓回湘乡后第十四次被投入精神病院（湖南省湘乡市访民辜湘红第十四次被关精神病院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4/0503/9885.html）。
今天，仍在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的辜湘红设法致电本工作室说，她这次关在精神病院已二十天了，院方一直强迫她吃药，她不肯吃，即被威胁要给她戴手铐脚镣，无奈之下辜湘红被迫吃药。
今天上午，辜湘红母亲徐美姣来到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要求探望女儿，可至上午十点院方都不肯让母女相见，称有关方要求必须有辜湘红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能让见。
本工作室2010年曾专门派人到精神病院探访过辜湘红，当时医院精神科主任刘长礼曾亲口说辜湘红“对，她没精神病”“是信访局送来的”（详情请见：精神病院SOS：救援第九次被关“疯人院”的辜湘红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4/0520/9981.html）   （探秘“疯人院”之辜湘红：“对，她没精神病”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4/0520/9980.html）
作者：民生编辑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4-05-20 11:04 http://msguancha.com/a/lanmu12/2014/0520/99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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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翁钢粮院长：
审判委员会各位成员：
审监庭朱梅、危薇、夏明贵法官：
     您们听到、看到被荒唐枉法第2次“无民事行为能力”成为“活着的废人”的惊天错案受害弱女子钟亚芳的呼冤、呼救了吗？！——此惊天错案不纠，法理不容！天理难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要求“对于错案，各级法院要坚持依法纠正，发现一起、查实一起、纠正一起”；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翁钢粮在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工作报告中称“2014年，强化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信服裁判。坚守法治，敬畏法律，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铁面无私，秉公审判，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强化司法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信赖法院。做到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
    5月14日，打电话给主审朱梅法官，朱法官说“你这个案子肯定是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再审，应该快了，就要出结果了”。
本案（2013年11月25日立案，案号<2013>浙杭行审字第55号）是一起触目惊心的惊天错案！是一起把核污染与上访“被精神病”受害者钟亚芳的民事行为能力随心所欲视为儿戏的骇人听闻司法笑话！一、二审裁定是个弄虚作假、自相矛盾的荒唐错误裁定。钟亚芳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应按“从知道之日” 并“自2011年7月22日解除强制收容治疗”起不超过2年计算（即至2013年7月21日止），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即距离2011年7月22日钟亚芳解除强制收容治疗仅11天）提起的行政诉讼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钟亚芳没有经过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存在法定代理人之说，钟亚芳的父亲钟宜根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资格。一、二审裁定弄虚作假“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钟亚芳的法定代理人作出的违法无效、且未向被非法关押在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内的钟亚芳本人送达的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计算起诉期限，而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不服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已超过15日的法定起诉期限而驳回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即距离2011年7月22日钟亚芳解除强制收容治疗仅11天）提起的诉讼”，不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把钟亚芳的民事行为能力视为儿戏、且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内容相互矛盾、同时与本案中一、二审法院自身的行为也自相矛盾、荒唐不堪！——此惊天错案不纠，法理不容！天理难容！
本案荒唐、枉法错误（例举）：
一、 一份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钟亚芳的法定代理人作出的违法无效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竟荒唐被一审上城区人民法院与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合法有效”，成为本案定案证据。
二、同一个钟亚芳，同样的法院，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适用完全不同的法律判断标准。在钟亚芳诉浙一医院医疗损害民事诉讼上诉一案中，二审杭州市中级法院于2011年12月14日再审纠错依法确认钟亚芳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不存在法定代理人之说，恢复审理了钟亚芳诉浙一医院核素误注案”（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 而在钟亚芳诉本案（诉杭州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上诉一案）中，二审杭州市中级法院于2013年6月21日却又自相矛盾地认定钟亚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需法定代理人钟宜根（系钟亚芳父亲）代为行政复议”（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行终字第196号《行政裁定书》）。
 三、 本案中一审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与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身的行为也自相矛盾、荒唐不堪。一审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与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边认定钟亚芳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钟亚芳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认可，不仅受理了钟亚芳提起的诉讼与上诉，且杭州市公安局也对钟亚芳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认可，钟亚芳作为本案一审原告与二审上诉人不仅参加了一、二审法院对本案的庭审（注：钟亚芳的委托律师只是一般授权委托），而且一、二审法院都对钟亚芳送达了本案裁定书”; 一边却又自相矛盾地认定钟亚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采信以钟亚芳父亲钟宜根为钟亚芳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作出且未向钟亚芳本人送达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作为本案定案证据计算起诉期限，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已超过15日的法定起诉期限而驳回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即距离2011年7月22日钟亚芳解除强制收容治疗仅11天）提起的诉讼” 。
四、 本案一、二审裁定都弄虚作假故意隐瞒了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3月26日作出的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钟亚芳的法定代理人作出、且未向钟亚芳本人送达”的这一客观事实，在一、二审裁定书中都找不到任何有关对这一客观事实的描述言语。
五、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竟在距离2011年12月14日再审纠错依法确认钟亚芳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不到2年的时间内，又故伎重演于2013年6月21日再次制造惊天冤假错案，荒唐枉法认定钟亚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使钟亚芳再度成为“活着的废人”！
   另特别说明二点：
一、 只要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在一审上城区人民法院与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钟亚芳又岂会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难道人民法院可以荒唐到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开庭审理案件？！
二、 本案不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如何弄虚作假，都无法改变一个铁的客观事实——钟亚芳没有经过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存在法定代理人之说，钟亚芳的父亲钟宜根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资格，一、二审裁定弄虚作假“以不具备钟亚芳法定代理人资格的父亲钟宜根为钟亚芳的法定代理人作出的违法无效、且未向被非法关押在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精神病强制所）内的钟亚芳本人送达的杭政复决（2010）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计算起诉期限，而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不服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已超过15日的法定起诉期限而驳回钟亚芳于2011年8月3日（即距离2011年7月22日钟亚芳解除强制收容治疗仅11天）提起的诉讼”， 不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把钟亚芳的民事行为能力视为儿戏、且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内容相互矛盾、同时与本案中一、二审法院自身的行为也自相矛盾、荒唐不堪！
有关本案一、二审裁定的荒唐与枉法错误，以及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本人在《行政再审申请书》中已清楚载明，今不再复述！——此惊天错案不纠，法理不容！天理难容！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任何理由不依法再审本案、纠正此惊天错案！——还我钟亚芳“民事行为能力”！还我钟亚芳诉权！还社会公平正义！
此惊天错案不纠，法理不容！天理难容！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坚持违法不依法再审本案，不依法纠正此惊天错案，则，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涉案法官刘晓辉、李洵等荒唐第2次凭空枉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成为“活着的废人”的惊天错案受害弱女子钟亚芳，只要一息尚存，定会坚持维权到底，哪怕付出生命，直至依法再审本案、纠正此惊天错案——还我钟亚芳“民事行为能力”！ 还我钟亚芳诉权！还社会公平正义为此！
身为审判委员会负责人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翁钢粮院长与审判委员会的各位成员以及审监庭朱梅、危薇、夏明贵法官：尽管您们都是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领导与精英，发现错案、纠正错案、依法办案、公正司法，是您们各位应尽的职责与义务，但鉴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而再无法无天地制造惊天冤假错案，闹骇人听闻司法笑话！
为此，惊天错案受害弱女子钟亚芳今只能再次忍着全身病痛、含着血泪来信强烈要求您们各位：在中央与翁钢粮院长本人都在强调“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当下，能真正“依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尽快依法作出再审本案、纠正此惊天错案的审查决定——还我钟亚芳“民事行为能力”！还我钟亚芳诉权！还社会公平正义！
                        
 强烈要求人：钟亚芳
 电话15306516215 ， 2014年5月18日
作者：钟亚芳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4-05-19 08:49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4/0519/99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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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莉（化名）说，如果没有7年前的那次变故，现在的她应该有一份月收入过万元的工作，也应该已经成家，生了孩子，过着传统意义里幸福的生活。
   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
   2007年4月，曾在数家外企担任经理的阿莉被诊断为“急性短暂性精神病”。被贴上了“精神病人”的标签，阿莉丢掉了原来的高薪工作，社保也被冻结（因劳务纠纷）。
    在与这家诊断其为“精神病”的医院艰难“对峙”无果后，阿莉将该医院告上法庭，为的是让其修正诊断“恢复名誉”。
    结果事与愿违。这桩特殊的医患纠纷最终一审败诉，两年前二审法院又宣判驳回上诉，并为终审结果。
    但阿莉并未放弃。7年来，她始终奔波在诉讼维权的路上，掏空了将近20万元的积蓄，只能依靠年迈的父母接济。她为的只是，摘掉精神病的帽子，以及找回因此丢掉的工作。
    阿莉告诉记者，她正着手向江苏省高院提起申诉，“我手上有确凿的证据和材料，加上5月《精神卫生法》就正式实施一周年了，希望高院能给我一个客观公正的回复。”
    一脚踏进精神病科
    阿莉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
    2006年10月底，阿莉跳槽到了法资企业罗地亚(镇江)化学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地亚”)，担任部门经理。
    那年罗地亚将公司从无锡迁到镇江，办公大楼正在建设中。2007年3月12日，包括阿莉在内的少数员工首批搬入新楼。搬入的当天，阿莉便感觉不适。
    “当时刚上完第三遍油漆，整幢楼的设计又是封闭的，中央空调还开着暖气。”阿莉回忆道，“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当天头就非常晕。”
    接下来的日子，她陆续出现流涕、声音嘶哑、胸闷、眩晕、头痛、手指麻木等症状。在那里办公的同事，都有不适感，只是没她严重。
    由于当时正处于公司业务最繁忙的阶段，身为供应链方面经理的阿莉更是分身乏术，她只能咬牙坚持。直到4月10日，眩晕到不能起床的阿莉跟公司请了假去医院检查。
    “一量体温38.6℃，医生除了嘱咐我多休息外，还建议我做个脑CT。”但一想到第二天还要负责培训，又接到老板的“催工”电话，下午感觉稍好的阿莉也就没做CT检查，第二天接着去上班了。
    终于，接踵而至的不适在4月19日集中爆发。当天，法国大老板来华检查工作，阿莉陪同了一整天，并参加了晚上的聚餐。
    阿莉说，她一整天就像喝醉酒似的，她甚至不记得是怎么吃完这顿饭的。当天，阿莉父亲接到罗地亚人事经理的电话，被告知其女儿“不认识人了”，目光呆滞，言行怪异。当晚9点左右，阿莉被两名同事搀扶回家。其时，她神志不清，浑身发冷，瞳孔散大。夜里，甚至出现痉挛。
    到20日早上，种种症状并未缓解。阿莉形容整个人就是“濒死”的状态。
    父母随即打车带着女儿前往镇江四院。由于不知道要挂什么科，阿莉的父亲便就近咨询了一名医生。在简单说明女儿的症状后，该医生表示就挂他所在的科室——精神科。
问诊过程中，阿莉的父亲明确告诉医生，女儿在有毒环境工作过一个多月，身体多日不适，希望尽快解毒。医生当即要求阿莉住院治疗。
    记者看到，在阿莉的住院证上，清楚地标明了入院科别为精神科六病区，而门诊诊断为有机化合物所致精神障碍待定（苯）。
    病急乱投医的父母并没有多想，将阿莉送入了病房。入院时的医患知情谈话记录中写道：“待分类的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不排除器质性精神病可能。”
    当天，医院并没有安排阿莉做任何相关检查。一到病房，她便被绑在床上打了思瑞康、氟哌啶醇、东莨菪碱等药物。
    阿莉表示，由于药物作用，住院头几天她基本昏睡在床，“到了第四天，在我家里人的坚持下四院才让我到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做了脑电图，原因是其仪器坏了。而检查的结果为轻度异常”。
    从长期医嘱单上，记者看到4月25日医生修改了用药，只开了思瑞康。后来，阿莉猜测，原因极可能是这次脑电图检查，让医生意识到用错药了。
    之后逐渐恢复意识的阿莉发现自己身处医院，并在一个有着铁门不能自由出入的病区。神智渐清的她不断要求出院，想尽早上班，医生则建议多观察几天。适逢“五一”长假，她便同意继续住院。
    “五一”期间，经医院批准能回家休养的阿莉走出病区的一瞬间，彻底懵了。考虑到所住病区的特殊性，阿莉怀疑自己可能被当成精神病患者。与此同时，阿莉父亲仔细阅读思瑞康的说明书，才知那是专治精神分裂症的。
    回家的这几天，阿莉翻查了相关文献，又上网查了资料。5月8日，当阿莉拿着一叠资料找医生沟通，请对方考虑是否要做“急性中毒”的诊断时，“医生却暴跳如雷，指着我叫嚷说：你必须承认你有精神病！”
    阿莉完全没有料到是这样的结果。她没有继续与医生争论，而是通知了家人，赶紧于次日出院。
    此时，在《出院记录》中，阿莉的入院诊断变为了“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器质性精神障碍待排”，而出院诊断则为“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此外，虽然病情为“治愈”，但医嘱上仍然继续要求阿莉服用思瑞康。
    僵持之下的判决
    接下来的遭遇让阿莉认识到，精神病这顶帽子足以毁掉她的人生。5月11日，她重回罗地亚上班。几天后，公司领导突然通知她回家，当时的理由含糊其辞。公司后来透露，叫  她回家的原因是她的精神疾病。
    阿莉想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5月23日，她到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看病，被诊断为“急性脑功能障碍、苯中毒可能”，医生建议减停药物。她当天开始减药，3天后彻底停药。7月18日，她到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复诊，被确诊为“中毒性脑病”。她仍不踏实，又到上海的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急性中毒”。
    有数份“中毒”诊断做支撑，10月，阿莉又去了南京职业病防治院，希望对方能参考这几份诊断，以及按照《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神经系统疾病诊断标准》来鉴定她是否为“急性中毒性脑病”。岂料对方表示，他们的鉴定依据主要为初诊的病历。
    阿莉随后找到镇江四院，希望对方修正“急性短暂性精神病”的诊断，但多番协商未果。
记者就阿莉的情况采访了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精神学方面的专家。该专家指出，具体的诊断要看到病人本人才能判断，镇江四院最初的诊断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但如果病人明确告知有过毒物接触史，我会建议她先去神经科做相关的检查以排除器质性的原因”。
    随后，记者也查阅了作为8年制及7年制临床医学等专业用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的《精神病学》。在鉴别诊断的章节下，有这样一句话：“精神症状可以由精神疾病所致，也可以是躯体疾病的伴发症状。只重视精神症状而忽略体格检查往往会导致误诊。”
    上海仁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焰生则告诉记者，下中毒的诊断，更需要有典型的表现和确切的证据，“要看当时脑电图、腰穿、血的毒物化验等的检查结果”。
    无奈之下，2008年4月，阿莉将镇江四院告上法庭，同时申请对医院的过错及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
    5月，在与被告交换证据材料后，阿莉大吃一惊。首先，这家最初收治阿莉的医院，对阿莉病情有高度相关可能的环境污染接触史，没有做任何的检查与会诊，而直接认定其患的是精神类疾病。其次，这家医院的医生存在着伪造病历的嫌疑，因为有好几处患者家属告知材料上的家属签名部分并非是家属所签。第三，阿莉在这家医院住院不足20天，但医院的住院明细清单却显示：护理记录为21天，而患者家属的“陪床费”更是高达每天148元。
阿莉怀疑病历是被医院精心篡改过的。
    从法院的一份“谈话笔录”的内容显示，镇江四院的代理律师曾经承认，阿莉住院期间的一些材料上患者家属签名的地方是医院“代签”。但该律师辩称，已告知过患者家属，医院在装订病案材料时发现签名部分是空白的，就由院方代签。
    一审法院委托权威机构对病历进行文书鉴定，仅签名被确认系伪造，其余项目因涉及“精神病临床医学内容”，超出文书鉴定业务范围，未能鉴定。
    “病历被改得面目全非，根据它去做司法鉴定，结果能真实吗？”2008年11月，阿莉撤回起诉之初的鉴定申请，要求一审法院对病历的原始性、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一审法院认为，仅从记录内容矛盾认定被告伪造病历，太主观。此后，镇江四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希望阿莉配合。阿莉坚持己见：先鉴定病历真伪，然后配合做司法鉴定。
    僵持之间，一审法院于2010年9月做出判决：从医患知情谈话记录分析，尚难判断被告的伪造行为导致原告何种程度的损害，该判断有赖于临床法医学鉴定；虽然医疗侵权案实行举证倒置，医疗机构须证明自己无过错，但医方申请鉴定后，需患者配合。因原告不配合，导致无法得到专家意见，影响本案的法律判断，驳回原告请求。
    阿莉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在二审过程中，阿莉提交了一份由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报告。该报告指出，阿莉在镇江四院的门诊和住院病历，“出现多处前后矛盾、记录不一致和伪造签名的地方”，以及诊疗中有“服用药物剂量不符合用药规范”等问题。
    但该报告最终不被法院采纳，二审法院仍以“原告不配合鉴定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鉴定亟待规范
    自2007年“被精神病”之后，阿莉同时还就无故解约一事与罗地亚进行着劳动争议案。该案一路从江苏打到上海，五审两次劳动仲裁。而医疗侵权案从一审到二审，前后开庭审理已十几次。
    多年维权无果，阿莉身心极度疲惫。
    阿莉认为，此前的精神病治疗，给身体带来多重伤害，被迫服用的大剂量精神药物，使得身体明显发胖。“我原本是穿S或M号的衣服的，但现在，原来的衣服都穿不上了。除了发胖，这些年来我的头几乎每天都痛。”今年39岁的阿莉一直没有成家，“我的生活完全被毁掉了。成天忙着打官司，而且还戴了这样一顶帽子，谁会找你？”
    内心仅存的意念告诫她，不能就此沉沦。
    事实上，这几年，阿莉忙着参加各种与精神医学有关的公益活动，亲和、向上的她很快成为幸存者的“知心姐姐”。原本孤立无援的一群“被精神病人”开始分享各自的经历，相互帮助维权，并积极为精神卫生法修改提建议。
    为防止滥用精神医学侵犯公民权利，阿莉还撰写了一份《精神医学体验报告》，这份报告充分展示了经历过精神医疗的人们对精神医学的真实体验，相当于一份“被精神病人”的“自救攻略”。
    阿莉认为，公民接受精神医疗和自救的前提是充分了解相关医疗和法律知识，提高个人博弈能力，否则“被精神病”的危机还会蔓延。
    在她看来，精神病是一种特殊疾病，就目前来说还没有精确的仪器可以进行指标性诊断，只能凭借病史和临床表现进行诊断，在“患者”与“正常人”之间根本无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精神病鉴定不要轻易去做。”阿莉对那些急于摘帽的“被精神病人”如此建议，“一旦得出精神病诊断，这个鉴定结论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判断，‘精神病’的帽子就很难摘除了。”
    好在2013年5月，《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其中确立了“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除非达到“危险性”程度，精神障碍患者有权拒绝住院；其二，因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而住院的，患者或其监护人可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其三，“患者”受到侵害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这对防止“被精神病”做了比较充分的制度安排。不过，阿莉认为《精神卫生法》仍有不足之处。
    同时，新的一年，阿莉还打算为自救攻略补充一些内容和信息，以避免悲剧在其他人身上再次发生。
（来源：腾讯新闻2http://news.qq.com/a/20140513/027991.htm014-05-13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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