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被

由春博，家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免渡河镇工人路1302号，生于1963年2月15日。
 
2014年3月6号，正值全国两会时期，居住在北京的由春博在东堂子胡同公安部信访接待处旁边，被户籍所在地牙克石驻京办事处政府和警方人员联合挷架拖入车内，拉出北京，交给牙克石建设派出所的警察李玉龙等人，被他们开着一辆写有北方药业字样的车，由5人押送，连夜直接送往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在此期间遭到他们大打出手，头发被拽掉几缕；脑袋上全是大包；左眼被打青；脸被打青肿，身上的电脑包、摄像机包、大小背包、现金、身份证等物品统统被抢走。送入医院时不用鉴定、不用检查、警察签字、民政出钱，直接收住入院，这套标准的流程已经陪伴者他第三次被关在这里。
 
3月6日由春博被强制送入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7日开始，护士康刘丽让她吃药，被她拒绝，后果就是被该护士拽着头发往下灌，由春博对他们说你们看我身上这些伤，你就知道我是冤假错案被拘禁在这里的，你为啥要给我这么拽头发、打针、灌药，这不是属于故意伤害吗，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她说完后，她遭到了一次更为严重的殴打，在这样的情况下给她灌了两天药后，迫于殴打的伤痛，她合作了，开始自觉的吃药，他们也停止了暴力灌药，但是要看着她吃，就这样吃了十天精神病的药。短短十天的吃药效果，后遗症非常厉害，到她出来后好几天，身上还感觉像药物中毒，全身骚痒红肿。
 
3月15日晚上，由春博要上厕所，值班护士王艳（音）不让，并把她从走廊推回后，4个护士、2个患者，共计6个人将她挷在椅子上做电刺。这种折磨下，致使由春博大小便失禁，屎尿都拉在裤子里。由于齐臭难闻。护士找人把她推到一个角落不再管她。直到下一班护士接班，由春博说明情况，给她松绑后，当着60多患者和护士面脱下裤子。让大家看拉在裤子里屎尿后，才被允许上厕所梳洗。
 
由于在进入医院之前就遭到群殴，腰部被踹的伤比较严重，进入医院后又被他们暴打一顿，导致腰伤一直没有好起来。而被他们绑起来搜走所有的随身物品也出现损坏和短少，由春博说身上本来整整拿着16000元钱，结果经过护士清点，变成了14691.5元，当时她就提出要对数，遭到拒绝，并被他们强拉着手在扣押清单上按上了指纹。而且在出来的时候电脑、摄像机、麦克风、两部手机都被损坏，存折没给。
 
3月17日，她被免渡河派出所接放了出来，有好心的警察告诉她，你快走吧！活着出来不容易，《本刊》记者对她进行了电话采访时她说，现在吃药的副作用还没有完全消退，全身红肿，生活都快不能自理了，腰上一直美好，现在回忆起这个事情，晚上都能吓得哭醒。心里恍恍惚惚的。出来十多天没睡一个安稳的觉！这次短短的十天，竟遭遇了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而这已经是在她呼伦贝尔精神卫生中心遭遇的第三次迫害了。
 
2009年3月5日，由春博去北京203医院看病，在西长安街取钱的时候，被北京警察024123、024160两位抓走，然后把她带到西长安街派出所，一直关押到晚上5点多，再把她转交给牙克石市负责信访的刘玉龙等人，后被他们带到牙克石住北京办事处的宾馆，由春博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打电话报警，出警的警号为028988、029591的两位警官没做笔录，也没带走她，询问完毕就走了。
 
刘玉龙等发觉她报警后，在宾馆内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完后，把身上的钥匙、手机、现金、医疗卡等物品全部收走，2009年3月9日，被他们四个人抬出宾馆，送上北京通往满洲里的火车上，到免渡河车站的时候，又上来四五个人，没有一个穿警服的，也不知道干啥的，把她抬出火车站，蒙住眼睛，打了一个出租车，直接送到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家属签字一栏由免渡河政府工作人员签字、免渡河民政局出钱，
 
由春博说“在送我进去的时候给我的左脚套上绳子拉，导致骨头变形，在精神病院里面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一直疼痛着，精神病院在一次宣传时，他们说医院怎么怎么的好，对病人负责什么的，然后我就往镜头里面闯，让别人看到了告诉我女儿，我女儿知道后，就去争取把我放出来了，里面的情况很复杂，有很多都是冤假错案被关押的，我是6月5日被放出来的，这次关押了96天，在里面拽头灌药，打针，最重要的是左腿治疗不积极，等我出来找大夫看的时候，因为延误已经无法权益，造成终身残疾”。
 
出来后，由春博长时间治理身体，而院方出示的医疗材料显示，她还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不能离开户籍市区的管辖范围，一直被控制在老家，直到2013年11月8日才返回北京。
院方的会诊资料同时也说明了由春博此次以偏执性人格障碍收入治疗，并说明在2007年由春博首次在该院治疗出院以后人不知去向，2009年3月9日在北京上访告状，被免渡河政府、司法所、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送入医院，该院再度以偏执性人格障碍收入院。
 
那么2007年的首次入院治疗是在什么情况下造成的，又是如何鉴定出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呢？又是如何开始这一切迫害的呢？由春博提供的资料说，2005年11月14日由春博夫妇去牙克石市委门口申诉被城建扎坏的买鱼车时，被牙克石市委保安杨金辉。郑晓凯等5人在市委大庭内打伤。其丈夫经医院诊断为脑委缩，入住呼伦贝尔市医院住院治疗，可中途还没治疗出院人却丢了，由春博向辖区建设派出所报案后一直没有任何调查结果，随后由春博到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检查院等机构控诉。
 
迫于压力，2007年2月28日，牙克石市委辖区的居委会，找到由春博，说人找不到你也别告了，给你办个低保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吧！由春博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说人丢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又立不上案，你们就这样的给我处理，我不同意你们的条件，结果他们就连哄带骗的说，到建设派出所去，所长在等你，去了能办低保说不定还能立案，当她去的时候并没有人提出什么立案或者低保的事情，她就往回走，刚走到门口，建设派出所李华、陈春生、海香莲、孙喜娟、还有两位不知姓名者，共6人将她强制压倒，然后挷架上满州里通往北京火车。
 
由春博介绍到“上车以后，我就向列车长和乘警报警，说被牙克石办假案的人绑架，我丈夫丢了，要报警，他们抓我要灭口。乘警跟列车长把我叫到包间，询问事情经过，然后叫看押的我的人对质，这个李华竟然说是我丈夫，称另外两位是我家人，说我有病，要带我看病去，就这样火车警方没管，就这样被他们送到黑龙江齐齐哈尔车火车站，到车站后，他们三个连拖带拽的把我给拽下车，然后叫来在火车上就联系好的出租车，一脚把我踹进出租车内，因为这个点已经很晚了，我喊救命没人管，他们就把我押送到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昂昂溪精神病院，当大夫检查的时候，我就跟大夫说我的情况，说他们要灭口，请你们一定要救我，我被绑架，那个不知姓名的女警听到我说的，把我拉出来就打，骑到身上打，打完后拿绳子把我绑上，他们从一楼把我抬到三楼精神病院的病床上，他们什么手续都没有，把我身上的手机、现金、存折、钥匙等所有物品都收走”。
 
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医院的院长、主治大夫、护士等七八个人查房，查房时把由春博叫到办公室给她单独会诊，发现她并没有病，在看她身上打的全是伤，昂昂溪精神病院负责人就把她放了，并说你快跑吧，你不跑没活路了，由春博告诉他们自己身无分文，半夜把她带到这里，荒山野岭的打不到车，跑不出去，医院的人说你自己想办法吧，我们只能帮到你这一步了。就这样她被放出来，而在那边，医院的人正在召集李华等人谈话拖延时间，等她跑出200米的时候，李华等人发现她被精神病院放了，就发疯似的找她，最终她还是让抓了回来，抓回来后，负责带队的李华拿出1000快钱给院长，说让他无论如何收下，院长没有收，而是让主任叫来一个出租车，带着李华跟由春博到齐齐哈尔是火车站附近，到电力宾馆跟前停下，让他们远离自己的责任区。就是碰到一个有责任心的医院领导，所以由春博躲过了这次迫害，而等待她的另一次迫害紧随其后。
 
由春博介绍到“出租车停下后李华上来就捂我嘴，我一激灵跳下车，跳下车就对着老百姓喊救命，这时候老百姓就把他们这些办假案的人围住了，我就近到这个辖区派出所报警，结果这个派出所没做笔录，还有他们抢我的东西没给我要，还把我又交给这些人，把我关到宾馆，我就拿宾馆的电话报警、告诉服务员我被绑架报警，结果他们就带着我到处转移，换了几家宾馆后，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内，也没有电话，也不知道过了几天，在一个夜晚，他们用一个没有牌照的出租车，把我带出黑龙江齐齐哈尔，送往内蒙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终于把我拘禁在里面了”。
 
碰到了有责任心的昂昂溪精神病院，政府人员两次把她送进去都遭到该院的拒绝。碰到无责任的呼伦贝尔精神卫生中心，主要的诊断材料还是来自于政府工作人员的陈诉，就把她变成了“精神病”。同样的精神病医院、同样的诊断，前者守住了良知和道义，后者屈服于权力和贪婪。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给出的住院病案上显示的时间是2007年2月28日晚10时（其实此时间把她被迫害的几日全部算在内了），关押至2007年4月9日下午16点30分放出，就是这次的关押，给她扣上了“偏执性人格障碍”的帽子，为她以后的两次再被关押打开了迫害的闸门。
 
2014/3/26 《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晋贤

回目录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曾多次关注湖南省湘乡市辜湘红上访被精神病的情况，2014年3月，笔者一月内先后多次接到辜湘红和她妈妈徐美姣打来的电话，介绍辜湘红在精神病院内的情况。
 
辜湘红到现在还在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中，她是偷偷往外打的电话。辜湘红说，3月3日两会开幕的第一天，她和妈妈被北京警察抓住送往了久敬庄，当天母女二人所在的湘乡市龙洞镇政府的人员就出现在了久敬庄，其中有杨海湾（音）、周国江（音）等辜湘红母女认识的官员。随即，辜湘红母女就被这些人员带回到了湘乡市。到湘乡后，辜湘红没有被送回家，而是又进了她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辜湘红曾在这晨被关押过（[组图]辜湘红又进精神病院了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68/201208/2013/0615/7661.html）。当时送她到医院的龙洞镇政府官员说：“给你治治病”。
 
3月29日，辜湘红再次给笔者打来电话。这次她情绪很激动，语带哭声。辜湘红说：“我被戴手铐十几天了”“还被打”。笔者忙问：“为什么会这样？”
 
辜湘红说：“3月19日那天中午11点左右，女护士谭丹过来说我往外给打电话了，我当时还正在睡觉”“谭丹说着就骂我娘，并抢走了我手机”“她还动手打我”。“后来，谭丹又叫来了医院的医生等许多人，他们当时就给我戴上了手铐，直到今天我妈妈来看我，我还被戴着手铐”。
 
辜湘红说，她这次被关进精神病院，不知又要关到什么时候才能重获自由。她妈妈向医院提出要求让她回家，可医院说只有龙洞镇政府同意后辜湘红才能离开。
 
辜湘红是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小田村人，1966生。1991年，已结婚生了二个小孩的辜湘红被人贩子卖到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一户人家，途中辜湘红遭人贩子多次强奸。到清丰后辜湘红又生下了一小孩，在买家辜湘红经常遭到买主的殴打虐待。
 
1995年不堪虐待的辜湘红逃回了老家湘乡和父母兄弟生活在一起。回湖南后，辜湘红要求公安惩处人贩子未果。同时，由于辜湘红生了多个小孩，她被指违反了计划生育遭到湘乡当局的惩处，辜湘红兄弟家饲养的多头猪因此被政府强行赶走。而在辜湘红被拐卖期间的1992年，辜湘红母亲徐美姣的房子也被政府“抢去了”。
 
为此，这些年来，辜湘红和母亲徐美姣一直走在上访路上。谁知上访是条不归路，辜湘红因此被关“黑监狱”，被殴打，而更令她没想到的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成为了精神病院的常客。民生观察曾派人到医院探访过辜湘红，医院的精神科主任明确说辜湘红没精神病（精神病院SOS：救援第九次被关“疯人院”的辜湘红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3/0615/5338.html）。
 
这次辜湘红专门计算了下，她已是第十三次被送进精神病院了。
 
 
文风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网络月刊》   2014-3-31

回目录

瘦小的谢勋英显得胆小而羞怯，说起话来也有点扭捏。但是，这个其貌不扬、腿脚有些不便的女人，她的遭遇，却让听者大为动容。这是怎样的遭遇啊：92年因为一场车祸，造成些许残疾；在家养病期间，被同村人拐卖到内蒙古土木特左旗，一年后，扔下年幼的女儿逃出。谁知刚出虎口，又遭遇歹徒强奸。千辛万苦回到家中，又被再次拐卖至内蒙古察右中旗，这次直到99年才设法逃回。两次被拐，虽然悲惨，但命运似乎还在有意刁难，因对人贩子的从轻量刑判决不满，谢勋英开始了上访。2007年9月4日，又被住地黄丝派出所非法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这是《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第一次采访谢勋英时留下的印象，然而悲剧的发生并没结束，2014年3月10日，她再次被地方政府送入了精神病院，维稳的需要、冷漠的人性、恐惧的阴影再次把她推向深渊……
 
出生于1963年4月20日的谢勋英这两年一直在北京流浪，来逃避地方的迫害，并寻求司法解决自己遭遇的途径，还结识了同样被关过精神病院的湖南何芳武，相同的遭遇让他们彼此惺惺相惜依靠着对方，对他们来说，北京虽然缺吃少穿，但比起生活在恐怖阴影的环境下也算是一个“天堂”享受。
 
2014年3月8日，谢勋英到北京火车东站的邮局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寄控告信，希望获得他们的关注，因此时正值两会期间，戒备森严的北京到处都是巡逻的警察，谢勋英不幸的遇到他们的盘查，搜查完她携带的上访资料后，警方通知了贵州福泉市的驻京办，随后她被遣送回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福泉市黄丝镇鱼酉村。3月10日早晨，她被镇政府带走，关入贵州省黔南州安康精神病专科医院。
 
3月24日下午两点，谢勋英在北京的精神病难友何芳武，为了寻找失踪的她，依然在脖子上挂着寻人启事走上王府井街头，被稍后赶来的北京东方广场派出所抓走。湖南省驻京办在知道这个情况后，主动联系了何芳武，表示愿意协助寻找谢勋英，因为何芳武告诉负责人孟主任两个车牌号（分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要乘坐的车），他们知道，作为曾经拦截过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车的访民，何芳武有可能再次作出类似的或者他们无法控制的举动，就这样在湖南驻京办的“帮助”下，他和湖南驻京办工作人员踏上了探寻谢勋英的征途。
 
在经过联系位于北京纪家庙的贵州地方驻京办后，了解到谢勋英已经被送回，他们陪着何芳武来到了谢的户籍所在地黄丝镇政府，湖南省陪同何芳武来访的工作人员和该镇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在双方政府的协商下，黄丝镇开出了放人条件，何芳武介绍说“他们让谢81岁的老父亲签字，作为谢勋英不再上访的担保人，二是何芳武必须娶她作为释放条件”。这样做的理由无非就是给老人施加压力和把这个负担给“嫁”出去。
 
听到这样的条件，协同探访的湖南省工作人员不干了，他们陪同何芳武来此的目的是出于维稳的需要，现在却又要多嫁过来一个“负担”，及此，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谢勋英可以嫁给何芳武，但是何芳武必须签字递交保证书不再上访，否则对他将从重追究责任。于是何芳武户籍地的湖南江山县允山镇人民政府和谢勋英户籍地福泉市马场坪街道办事处共同起草了一份承诺保证书（保证书内容附后），何芳武签字完毕，在满足了“两省”政府的条件下，谢勋英走出了精神病院，这次总共关押22天。
 
本刊记者电话联系了在何芳武家养伤的谢勋英，她介绍到，进精神病院第一天就打毒针，打的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过了两天又给抽了大拇指那么粗、比中指还长的的三管血做化验，这对本来就身体非常虚弱的她更是雪上加霜。而持续性最强的是吃药，一天三次，一次6颗，有一种是长长的，其它是圆形的，在每天中午的时候要在原来药物的剂量上再加一片黄色的药片。
 
这样的日子，她以前已经生活过四年，所以明白其中的艰难，她说自己在内衣里面藏了一根针，如果这次超过三个月自己还不能自己的话，就打算把那根针吃下去！
 
因为一个寄信的举动，一个正常的公民，只因为随身携带了上访控告的材料，只因为她是个访民，在并没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就能以“维稳”的名义，不顾国家法律规定；利用国家机器；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把她随意的带走，然后再关入精神病院。这严重背离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准则，也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更致中国《宪法》规定的人生自由非经检察机关批准不能剥夺的条款形同虚设。
 
此时正值《精神卫生法》颁布近一年之际，然而，在没有专家鉴定、没有家属授权、没有法律凭证的情况下，一个无任何违法行为的公民就这样被关进疯人院！此时的《精神卫生法》像那乌托邦一样成为了一个摆设！没有任何实质的约束力。北京警方送走她，是出于两会的维稳需要，交给地方后，只要限制她在两会期间到北京即可，然而负责此事的领导，缺少了一颗人性的同情心，其实只要他不直接说关在精神病院的话，谢最多也就是被控制在家里的问题，由于一个人性的冷漠，她的命运再次面对生死存留之间。这让笔者想起她第一次精神病院的迫害经历，从2007年9月6日送进去，直到2011年11月18日才放出。她被送入精神病院后，医院按照程序对她作了检查，结果认定思绪正常，不属精神病人。由于住地公安机关已变成对她施害的工具，自然不认同。还与精神病院沟通，肆意对她施害，如：强迫服药、随意打电针。“治疗”的结果是：谢的乳房因此而消失，身患多种疾病，像灰指甲、手嘴不停地动、淋巴结结核、脖子长瘤、脑积水加重、子宫癌（需进一步观察），上一次精神病院的遭遇是4年之久！
 
法律缺失！监管不力！政府乱作为！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还能依靠的只有家庭，可本刊在谢勋英还没有释放之前采访谢的妹妹后（以下简称谢妹），了解到无力跟无奈成了她家人迈不过去的坎！！
 
记者：你好，谢勋英的妹妹吧，她现在怎么样？
谢妹：镇里边办事处的人把她抓走了，我听说她回来了，就回家去看她一眼，等回去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说政府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了，我就没见到她，我们也没有时间管她。
 
记者：您知道她在里边吃饭、睡觉等生活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吗？
谢妹：我只知道以前，现在的情况我没去过，不知道！就是政府派人去跟我爸爸妈妈说的，带她到精神病院去治病，
 
记者：有你们家里人的授权吗？你爸爸妈妈给他们签字了吗？
谢妹：没签，他们抓走后，就来打个招呼，没签字，我也没听说叫家人签字。
 
记者：有没有说要关她多久？
谢妹：没有，意思就是不想放她出来了，怕她老是去上访，麻烦。上次去上访就在精神病院关她四年。
 
记者：您的家人有没有找政府要人去？有想过给她请律师吗？
没有，给她请律师？就是我们家人没有谁管她，这些年就是她自己跑来跑去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和公安局的人还打她呀，我们家里面没有人管她。
 
记者：为什么不管她呢？
谢妹：父母年龄大了管不过来，作为姐妹，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我怎么管呀，老公也不允许我们去管，我们也没有哪个能力去管，你说是不是！
 
记者：其他的姐妹也无能为力管不了她吗？
谢妹：那个都有自己的家庭，那个都怕连累自己，所以那个也管不了她。以前抓她进精神病院四年，这次也不知道要多久，他们（指政府）就是怕她去上访。
 
在结束的交谈的时候，她的妹妹特意提到，说老公不在，才敢接电话，如果他回来，是不允许她参与这些事情。
 
我们需要关爱，在一个冷酷的世界里，有一个值得依靠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如果社会、行政机关、家人都像何芳武一样给受害者一份关怀，谢勋英这次的遭遇可能就会避免，如果医院、政府、司法机关能守住一份程序，谢勋英也不会沦落到如此悲惨境地。
 
2014/4/1《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佐真
 

回目录

刘新玲，女，1965年出生，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人。2009年9月，因遗产分配问题与大姐刘新香没有达成一致，44岁精神正常的刘新玲受刘新香的强迫，被送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荣复医院进行强制性住院治疗至今。期间，刘新玲曾在荣复医院绝食抗议两天，要求医院承认她没有精神病并放她回家，但院方不予理睬。
 
近日，笔者通过朋友的帮助设法进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荣复医院，看望被精神病人刘新玲。因为院方工作人员的无理阻拦，与刘新玲女士的对话只持续了几分钟，所获取的信息也很有限。
 
2009年，因考虑到二女儿刘新玲没有稳定工作而大女儿刘新香在人民医院工作，刘新玲的父母去世前把位于凤凰古城的商铺（华华粉店）留给了儿子刘新华和刘新玲（还有三女儿为聋哑人，住在疗养院）。因为地势原因，这家商铺一楼和二楼都可作为门面使用，根据父母的遗嘱，一楼门面留给了儿子刘新华，二楼门面留给了二女儿刘新玲，大女儿刘新香和三女儿则没有。没想到作为大姐的刘新香，为了霸占二楼门面，公开违背父母的遗愿，而且违背她人意志，在从刘新玲那获得商铺房产证后，竟不顾亲情和人道将她扭送至位于吉首市雅溪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荣复医院强行其接受住院治疗。至于刘新香通过何种手段将刘新玲送至荣复医院进行住院治疗，请待本刊的后续报道。
 
通过采访笔者了解到，从2009年9月到目前，刘新玲一直被当做精神病人困在州荣复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达四年半的时间，期间从未被允许离开。一次她曾绝食两天要求院方承认她精神正常并放她回家，院方没有答应。
 
因为长时间接受一种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氯氮平的“药物治疗”，笔者见到刘新玲的时候，目光有些许呆滞，身体已经浮肿得很严重，但说话还比较正常清晰。在与她独自谈话的一开始，她激动地对我说：“你能带我出去吗？”当时，我的内心也是一阵心酸。不想，我们在房间角落的谈话引起了院方工作人员的警觉，对话刚一开始，我们就受到了院方工作人员的打扰和驱赶。后来笔者与她隔着走廊铁门又聊了两句，她告诉我，只要民政局停止给院方拨款给她治疗（州荣复医院属于民政局下属机构），州荣复医院就会让她离开。并说可以让我去找她弟弟和弟媳。话没说完，就有一位医生过来要求她去房间休息，谈话遂不得不结束，无奈离开。
 
据一位四年前曾见过刘新玲的“病友”说，刘新玲那时候虽然偏胖，但不至于胖到现在这种程度。而且，据了解，在精神病院如有病人反应强烈不肯服药，会有几个工作人员按住病人给病人灌药，严重的甚至会用电棍击晕病人再给病人服药或者打针。
 
因为此次谈话屡遭院方工作人员打扰与阻挠，导致采访没有按预想的那样顺利地进行，目前尚不确定刘新玲在荣复医院是否遭到暴力以及其他不公平不人道的对待。
 
根据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并于2013年5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将非精神障碍患者故意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治疗的，给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他公民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初步来看，笔者认为院方和刘新香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可能。但在事情还没有完全水落石出前，笔者将继续跟踪了解，让事实说明一切。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目前笔者尚不能确定刘新玲是否是被强迫做了精神障碍的诊断，敬请关注本刊的最新报道。
 
刘正良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2014-3-31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