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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警方二审迟未判 河南“被精神病”农妇拒调解 39岁的吴春霞，是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小桥街办事处高庄村民。曾因家务和村务纠纷上访，被当地视为维稳对象。2008年，被周口市公安局第二分局带走并拘留十日，随后被送入河南省精神病院，住院132天。出院后，吴春霞开始为“被精神病”讨说法。2009年，吴春霞将河南省精神病院和参与送治的周口市川汇区小桥办事处告上法庭。2012年6月，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小桥办事处及河南省精神病医院侵犯吴春霞人格权和身体健康权，赔偿15万元。2012年10月，吴春霞将主要送治人周口市公安局第二分局告上法庭，2013年5月，一审法院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公安局参与将吴春霞送往精神病院的行为存在过错，行为违法。2013年5月17日，对方不服上诉至河南省高院。7月18日，河南省高院开庭审理此案。从案件被受理到如今，已有半年，吴春霞迟迟收不到判决。“期间，法官多次进行调解，说让当地公安局认个错，给点赔偿。”吴春霞告诉记者说：“我不同意调解，一定要个公正判决，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法制进步。”吴春霞说，她多次催问办案法官，都被告知延期了，具体原因和延期的时间，她不得而知：“延期也得有个时间啊，什么都不透明，是什么意思？”河南省高级法院行政庭长宋炉安回复称：在审委会排不上号，无法判决，并称“我们有一些案件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对此，吴春霞认为是敷衍，“案件在审判委员会排不上号是'拖延结案期限'的理由吗？！”她百思不得其解。“审委会没有排上号？呵呵，这种说法一点道理都没有，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不能因为审委会没时间就没完没了，延期也该有期限。” (来源： 中国新闻网http://www.workercn.cn 2013-11-24 )
女工程师“被精神病”诉医院:父母雇人强行扭送 女工程师陈丹（化名）因婚恋分歧，被父母及其雇来的四名陌生男子强行扭送至北京回龙观医院，非自愿留院近72小时。其间，自称意识完全清晰的她，在精神病房内被要求脱得一丝不挂，强制接受各种身体检查。2012年6月5日下午6点左右，正当陈丹准备下楼购物时，远在老家的父母突然出现，陈丹当即关门回屋，父母在外敲门10多分钟也没有开。此后不久，门外传出拆除门锁的声音，情急之下陈丹报警，但很快，四名自称精神病院护工的男子，跟随其父母身后冲入家里，并强行将陈丹抬走，男友迫不得已陪送到北京回龙观医院。据陈丹回忆，她被要求脱光全部的衣服，并前后转身查体，记录身体是否有疾病伤痕。随后，院方收走其衣服，让她换上一套病号服。她曾多次表示自己是被强制送进医院的，对方告知需耐心等待医院的鉴定流程。直到6月8日，陈丹因被确诊无须住院得以办理出院。7月11日，陈丹向昌平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认为回龙观医院侵犯其自主权、人身自由及身体权，索赔20万并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此外，医院向法庭提出了反诉，称陈丹多次在各大网络媒体上公布自己的住院经过，歪曲其就诊的整个过程，回避自己是由父母亲自送往医院进行精神诊疗的事实。医院认为，陈丹在多家网络媒体上发布虚假新闻信息，给医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舆论影响，直接影响到了医院的公众形象，损害了医院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因此提出反诉，向陈丹索赔20万，要求其删除、停止发布不实内容，并赔礼道歉。昨天，此案没有当庭宣判，法官告知陈丹需要择日再次开庭。（来源： 京华时报 http://news.hsw.cn 2013-11-16 07:31 ）
煤老板投1.26亿搞旅游 2次被家人强送精神病院 今年45岁的冯学光曾参股几个小煤矿的开采，经过多年积累，家产已经上亿。但小煤窑采煤技术低，事故发生率高，每天都在担心出事。小煤窑整合后，冯学光想做点“正事”。经朋友介绍，他来到了距离塞北大同五六十公里的乌龙峡，这个杂草丛生、牛粪遍野、火山石横七竖八的破败峡谷吸引了他。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冯学光告诉记者，刚开始，他和家人都觉得投资几千万元不算什么，然而，乌龙峡大石遍野，开发难度极大，再加上旅游业投资大，见效慢，越来越多的钱开始滚滚卷入了这个“无底洞”。有一天，他被突然冲进办公室的一群医生模样的人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急脾气的他大声叫喊，然而，哭骂和挣扎只换来了一针针的镇静剂和一天天的昏睡。一个月后，冯学光“安静了”，家人将他接出了医院。可没过多久，他再次被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这次，他不吵不闹，跟医生护士讲他自己的故事。终于，在护士的帮助下，他“逃”出了精神病院。冯学光决定，断绝与家人的关系，一头扎进自己的旅游事业。如今，经过四年的发展，乌龙峡生态旅游度假区已初具规模。该景区占地约5000余亩，水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植被覆盖面积达80万平方米，湖面荡舟、峡谷漂流、林间骑射等独具特色的旅游休闲项目每年吸引20多万游客。“百战归来再读书。”冯学光不愿像人们眼中的煤老板那样没文化。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完哲学班后，他现在又走进北京大学学习国学，希望用更多知识武装自己。他说，自己会坚守理想，将乌龙峡品牌化、集团化，逐渐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源：博讯网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11/201311301750.shtml）
江苏省无锡市交通银行员工王坚被精神病事件简单经过  王坚辞了个职，被其母怀疑有忧郁症。王坚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被其母瞒着其父其妹骗至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被后者强关，未做检查就被强绑强迫吃药，“被无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主治医生为石磊），被造了许多谣，被侵犯人身自由权利、身体健康权利。关了二个月，成为半死人，出院。逃至云南普洱市，被抓，其母要求普洱市精神卫生中心给他打昏睡针，后者言不行的要在那儿治，王坚被强关，未做检查就被强迫吃药，被侵犯人身自由权利、身体健康权利。关了一个半月，出院。第二天就被关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依然是被强关，未做检查就被强迫吃药，挨了电休克失去很多记忆，“被精神分裂”（主治医生为方贻儒、江开达、彭代辉），被侵犯人身自由权利、身体健康权利。关了八十一天，出院。没到一年，王坚又因发电子邮件向有关子部门投诉信访被廉伟红领导精神病，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派车上门抓人，王坚又“被无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主治医生为朱华），被造了许多谣，被侵犯人身自由权利、身体健康权利，被强关一百三十多天，这次王坚失了智，不知以后怎样活。附：我国首部《精神卫生法》5月1日起施行，住院将实行自愿原则，自愿原则只有两种情况例外，一是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是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这些正是王坚第四次被强关时反复向医生解释不得关的部分理由）。（来源：天涯论坛http://bbs.tianya.cn/post-free-3779548-1.shtml）
刘霞严重抑郁 怕“被精神病”  今届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在即，前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刘霞，自丈夫获奖后被软禁两年多，其夫及弟弟被判监双重打击下，精神严重抑郁，但不敢看医生﹐以免被关进精神病院。家人透露，正替刘霞申请恢复工作，希望她的精神状况回复正常。（海蓝报道）（来源：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dissident-120320130919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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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故事。他们曾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欲维权却遭遇挫折，原本以为孤立无援的他们却因为精神卫生法的出台而走到了一起，从沉默到发声。江苏女孩阿莉（化名）每次外出时，总会把一堆精神医学的资料和书籍带在身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她指了指脚边那包沉重的行李。很难想象，这个爽朗的女孩曾经“被精神病”。由于服用精神药物的缘故，如今阿莉的身材还是有点臃肿。一年前，她和其他十几位“被精神病”的经历者相识，并组成了“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简称CNUSP）。成员们的经历大多相似——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维权诉讼不成功。他们将自己称为精神医学的“幸存者”。这一年，她忙着参加各种与精神医学有关的公益活动，还做出了一份《精神医学体验报告》。今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报告在网络上正式发表。“我想告诉所有的人，我们所遭遇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面对记者，阿莉时不时重复这句话。在公益律师黄雪涛看来，阿莉所做的事情“是一种自救互助、实现自我价值的模式”。这些原本孤立无援的“幸存者”们互相分享自身的经历、帮助精神病人维权、为精神卫生法提建议，从沉默到发声，走上了一条自救互助之路。
体验报告 在写《精神医学体验报告》之前，阿莉经历了一段长达六年的“诉讼”。2007年4月，当时还是江苏镇江某外企公司部门经理的阿莉，出现了一些类似中毒的症状。她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看病后，被诊断为“精神病”，并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服用了大剂量的精神药品。不久后，阿莉因“得病”被公司解除了职务。但其后，另外两家医院诊断认为她只是“急性中毒”。她便将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和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但却接连遭遇了一审和二审败诉。2012年8月，在二审判决的两个月后，第一届“非自愿收治亲历者见面会”在深圳举行，当时“很纠结”的阿莉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参加见面会的成员都有过和阿莉相似的经历。“当时绝大部分人还没进入司法程序，就觉得有必要做一份自救手册，介绍一些医学和法律知识，对自己维权会有好处。”由于阿莉曾经自学过精神病学教材，大家就推荐她来带头写这份自救手册。然而，刚刚经历败诉的阿莉并不太情愿去做这件事情。“我花了这么多心血打官司维权都没有成效，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去救别人呢？”自救手册被暂时搁置了起来。今年6月，即将成立一周年的CNUSP举行年会。此时，《精神卫生法》已经正式实施了一个月，此时的阿莉想起了被搁置的自救手册：“也该对这些年的学习和经历进行一个总结了。”对于阿莉来说，这已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六年来她查阅了大量与精神病学有关的书籍和法律条文。“她特别关注精神药物滥用的问题，经常在QQ群里分享《为药疯狂》之类的专业书籍。”阿莉的好朋友、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教师何玲丽说。经过一个月断断续续的写作和修改，自救手册最终以《精神医学体验报告》的形式出现。在报告中，阿莉从《精神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精神病学》等资料中总结了精神药物的风险问题，并从《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38部国内外法律法规中摘录了相关的规定。其他幸存者的经验则被总结成了自救攻略。
寄信维权 2013年7月底，当阿莉还在为《精神医学体验报告》的撰写做准备的时候，她的“伙伴”李世杰开始为远在上海的徐为奔走呼吁。两年前，李世杰在韶关的一家酒店与工作人员出现纠纷，报警后他被强行押送到了韶关退伍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院）长达96天。出院后他分别对该精神病院和公安机关提起民事和行政诉讼。李世杰第一次听到徐为的名字是在自己的案子开庭前夕。“当时有志愿者跟我说，你比较幸运还可以立案，上海有一个求助者叫徐为，在精神病院待了十年，到现在都没办法立案。”据悉，曾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1年的徐为在回国之后，与家人出现矛盾，自2003年被送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以来一直无法出院。今年5月，徐为委托律师杨卫华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医院和徐兴（徐为的哥哥）起诉至上海闵行区法院。但这份诉状被法院当场拒绝立案。对于徐为的经历，李世杰感到不可思议。“很想去帮他，其实也是在帮我自己发声”。李世杰托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转交了徐为。7月下旬的一天，他接到了徐为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他说话很正常。他说他很想出去，我就安慰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帮他，不要太着急，然后就说了一下我的案子，我们相互鼓励对方不要放弃。”在第二次通电话时，李世杰向徐为提出建议：首先是拍照，“很多幸存者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公开，但是我告诉他，要想得到法律援助和关注，就要站出来告诉大家，这就是我，我就发生了这种事”。第二是开通微博，“他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回国之后又住在精神病院，对这些东西都不了解，但他说自己愿意去学”。7月30日，“上海徐为”发出了第一条微博，并配上了杨卫华律师在医院为他拍下的照片。照片中，徐为双手拿着信封和一张“请上海闵行区法院立下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标语。8月2日，远在韶关的李世杰向上海寄出了第一封信，以CNUSP的名义呼吁上海法院为徐为立案，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在随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隔两三天便到邮局去寄信。至8月21日，已经寄了六封信到上海。与此同时，律师杨卫华也在上海为徐为的案子积极奔走。在他看来，李世杰和CNUSP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案件。最近，杨卫华为徐为和李世杰带来了一个消息：案件已经进入诉调阶段，“立案的可能性又推进了一步”。
集体发声 近年来，和阿莉和李世杰一样开始发声的“幸存者”越来越多。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是公益律师黄雪涛。自2006年代理深圳邹宜均的“被精神病”诉讼案件以来，她开始接触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类似的案例。“有时一天甚至有两三个求助，有的人正在被送到往精神病院的路上，就打电话过来说快快救救我！”面对越来越多的求助，黄雪涛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她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群体的社会问题”，推动受害者之间互相帮助、互享资源会是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法。在黄雪涛看来，最终让这些“幸存者”们真正走到一起的是一部法律的出台。2011年6月，经过26年酝酿的精神卫生法草案首次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11月，当时广受舆论关注的五位“被精神病”受害人彭宝泉、徐武、陈国明、高作喜和周铭德，联合致信全国人大法工委，呼吁法学专家关注《精神卫生法》中的无行为能力认定程序与监护权问题，并建议增加保障精神残障者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这次行动被多家媒体报道，成为精神医学当事人参与立法的第一次发声。2012年8月，第一届“非自愿收治亲历者见面会”在深圳举行。除了阿莉和其他十几个遭遇“被精神病”的经历者之外，不少律师、医生、社工等也加入了进来。何玲丽是当时的参会者之一。在她的回忆中，这场会议是以灰暗开始的，“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会到底能取得什么成果，能对自己的案子有什么作用。”然而，会议的进程超出了大家的预期。这些“幸存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分享感受和经验，“从不被接纳到获得共鸣。”黄雪涛说，很多人在现场流下了眼泪。会议的氛围开始热烈起来，站在一起成为大家的共识。“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就这样成立了。此时，精神卫生的立法进程也开始加快。“幸存者”们开始加入了为立法建议的队伍中。2012年8月30日，精神卫生法第二次审议，10位来自CNUSP的幸存者联名呼吁修改精神卫生法，防止监护权滥用；10月19日，精神卫生法第三次审议，“幸存者”陈丹向全国人大寄出自己的立法建议。2013年4月25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前夕，三位“幸存者”将《精神卫生法民间评分报告》分别寄给全国人大法工委、卫生部和残联，倡导立法过程应有利益相关者多方参与。在黄雪涛看来，这些声音很重要。“利益相关者需要说话，需要发表他们的切身感受，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忽略。2012年12月，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释义》一书出版。在附录中，这些“幸存者”们寄来的信和他们的意见被写进了里面。（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我有话说http://news.sina.com.cn/o/2013-11-04/075628613149.shtmlhttp://www.dajia.net.cn/wqxwa-23694/ 2013年11月04日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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