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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新波遭涉黑团伙打击警方不作为

    【民生观察2021年4月20日消息】辽宁省庄河市女店主张新波,长期遭涉黑团伙打击报复致倾家荡产,报警后,警方立案但不抓捕涉黑人员,派出所所长称“个人纠纷管不了”;去法院起诉遭推诿,案件至今没有下文;无奈之下张新波只好进京上访,却被当地警方判刑入狱。其全文内容如下:

    我叫张新波,家住辽宁省庄河市木兰小区,身份证21022519681107050X,电话17610170288,之前,我曾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自从遇到涉黑人员潘可桃后,我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生意破产,丈夫离婚,一个家庭因此而变得四分五裂。

    2012年,我与大连潘仕经贸有限公司老板潘可桃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未来购物广场一二层房屋,用于经营服装商城。

    本以为这是事业的新起点,谁知道这才是我事业的终结点。因为我张新波,很不幸的遇到了黑社会。

    缴纳了每年一百多万房租后,我又花数百万资金对房屋整体进行了装修,但八个月后,潘可桃才将一楼700平米的房屋交付给我使用,二楼2000平米的铺面,直到合同期满,都未予以交付。

    也就是说,我花了数百万租金再花了数百万装修的2700平米铺面房,我至始至终只得到一楼700平米的实际使用权,而且还被延迟了八个月。

    2014年4月16日,面对我的步步紧逼,潘可桃与我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潘可桃在协议书里承诺,自2013年10月20日起,每耽误我经营一日的时间,他负责赔偿我二日时间的损失,以此类推。

    我本以为有了“耽误一日赔二日损失”的协议,承租的铺面很快就会回来了。但我打破脑袋也没有想到,等待我的,居然是狂风暴雨般的报复,以及秋风扫落叶般的残忍。

    2016年10月,三年租房合同期满了,我核算了一下,潘可桃一楼延迟交付房屋时间为250天,二楼延迟交付房屋时间高达980天。加上装修损失等等,潘可桃即将面对的,是高达2000多万的索赔。

    面对我的索赔要求,潘可桃彻底脱下了“正经商人”的外衣,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迫害。

    2016年5月份后,我经营的服装城屡遭黑恶势力砸门,锁门、焊门、停电等打击迫害;

    2016年12月6日,一蒙面的男子,将我停在楼下的白色车辆,喷上了红油漆;

    2016年12月8日和2016年12月16日,有蒙面男子,将我经营的店面玻璃砸碎;

    2016年12月22日晚,潘可桃带领社会人士数十人,将我经营的“大家庭服装城”一二层的所有服装,鞋全部扔到外面,造成我经济损失50余万元。

    潘可桃采用的种种黑恶手段,无非是要告诉我,“小样,敢问大爷要赔偿,再不知趣滚出服装城的话,老子让你损失更多的钱。”

    八天后的2016年12月30日,潘可桃伙同徐海锋,带领一群手持凶器的社会闲散人员,逼迫我重新签订了一份为期五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并用暴力手段强行收取了两年房租225万元。而参与持刀逼迫我给钱的潘红宝,当即得到其中30万元。

    潘可桃的想法很简单,“你不是不想滚出服装城吗?那老子就继续租给你,协议你必须签,钱你必须付,但铺面你休想用。”

    面对潘可桃暴力收租的时候,派出所还有民警站出来公开为潘可桃站台,“张姐,这钱你就给了吧。”

    面对黑恶势力的欺压,我数次向辖区派出所报警,然而派出所所长却称“这是个人纠纷,派出所管不了”,由此再无下文。

    黑社会不可怕,有警方罩着的黑社会才是真正让人害怕的地方啊。

    那一刻,我悲哀的发现,曾经在我眼中代表着“白”的有关单位,会变得“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让我绝望到窒息。

    2017年11月,在向警方求助无望的情况下,我将潘可桃,徐海锋等一干人告上了法庭,向他们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判决潘可桃,徐海锋等人共同赔偿我因二层房屋延迟交付四年时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万元;判决潘可桃返还我被迫缴纳的房屋租金225万元;将潘可桃,徐海锋等人涉嫌故意损害财物罪、逼迫交易犯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生活秩序的犯罪行为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并追究其违法犯罪责任;要求将充当潘可桃,徐海锋等人背后保护伞的庄河市兴达派出所有关领导和办案人员涉案的犯罪线索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并追究其违法犯罪责任。

    庭审当日,我从北京请来代理该案件的高律师信心满满的告诉我,“这官司,赢定了,人要抓,钱也要赔,你就安心的等着好消息吧。”

    律师回京后,我没有等来好消息,我等来的,是一瓢冰水。

    在我提交了65张照片证据,37个视频证据,19名证人指证潘可桃,徐海锋等人打砸事实的情况下,庄河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3民初7486号之一做出裁定:本案有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的范围,应移送相关主管部门处理,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

    根据法院判决结果给出的理由,我的代理律师改变了策略,于2018年3月6日将案件变更为刑事附带民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奈何法院根本就不将案件送刑事审判,民事审判也不开庭进行实体审理。我不服一审判决,不服变更诉讼后法院依然不开庭审理,逐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同样无果。

    面对黑恶势力的猖獗,面对警务人员的包庇,面对法院审理的不尽人意,我实在无路可走了。悲催的遭遇,将我逼成了一个访民。

    2019年5月27日,最高法接访法官于长冬在了解我案件的情况后称,“这是公诉案件,一审法院应该予以审理,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审法院是有责任的。”

    奈何,一审法院至今未对此案予以纠错。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因信访的行为,付出了坐牢的代价。

    2019年7月26日,我再一次信访归来时,被庄河市公安局兴达派出所传唤、抓获,随后被刑事拘留、批捕。

    理由是,被我起诉到法院的另一当事人徐海锋,2019年3月冲到我店面对我殴打侮辱的过程中,被我用晾衣杆自卫还击时,将其面部打伤了,构成了轻伤二级。

    这起事件的奇葩之处就在于,事发当时,我是受害人,对我进行侮辱殴打的徐海锋,被公正无私的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200元的处罚。事隔四个月我到北京信访后,事情就颠转过来了,我这个受害者成了施暴者,当初殴打侮辱我的施暴者变成了“受害人”。

    最终,我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时至今日,我悲哀的发现,自己因一起租房纠纷,进而引发一系列的遭黑恶势力打击报复事件,在蒙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后,天下之大,居然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了。

    去报警,警方立案,不抓捕涉黑人员,理由是:个人纠纷,派出所管不了。

    去法院起诉,法院又说这是刑事犯罪,应移送相关主管部门处理。

    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后,又迟迟不见下文。

    当前,正值中央政法系统教育整顿正进行得轰轰烈烈之际,希望有关单位能听见并重视我的求助和呼声。

    如果法律都不能保护我们这些守法经营的弱者,如果正义都不能普照那些心怀正念的良人,那么,这个世界,还会有真正的阳光吗?

    在中央政法系统教育整顿正进行得轰轰烈烈之际,希望有关单位能听见并重视我的网络求助和呼声,竖起一道道铁规和铜律,亮出一张张王牌和底线,惩戒保护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清除“害群之马”,保护无辜和弱小!

    恳请社会关注我!

    2021年4月15日
    张新波

  • 王和英被打伤警方不予受理

    【民生观察2021年4月4日消息】2021年4月1日,江苏昆山维权人士王和英就2019年2月24日在北京被打伤报案后至今没有受理的案件,再次去北京丰台区洋桥派出所作受案笔录和伤残鉴定,却遭北京警方推诿。

    因有2019年2月24日在北京被打伤报案后至今没有受理的案件,2021年4月1日下午四点,王和英再次去北京丰台区洋桥派出所:派出所手机号是18518867655的警察在年前电话告知,她随时都可以去派出所找他作受案笔录,并给找相关部门做伤残鉴定。

    到派出所后王和英电话联系上该警察,该警察让她在接待处等着。后来还是那位在年前应付她的警号为003427(罗阳)的警察出来再次口头告知王和英:“你这个行政案件属于接访事项,我们已经移交你户口所在地昆山公安局新镇派出所了”。王和英告知此警察:被打伤打残属刑事案件,不是行政案件,再者案发地是在北京,我首先是向北京报的案,案件就该北京受理,为何移交给昆山?就算移交也请出具书面证明。该警察说:没有书面的,只是口头告知。

    无奈之下,王和英用手机向北京市公安局警务督察反映情况,又向北京12345反映此事,均被告知等答复。

    据悉,2019年2月24号王和英在北京大兴区青云店镇的公交车站,突然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架住两只胳膊强行推进旁边停好的中巴车里,同时手里的包被抢走,那些人当中她只认识当时村里的村长唐辉。

    据王和英讲,“车子开了一个来小时,到了南站附近的丰台区洋桥店合家宾馆大门外,这时又换上来五个身手矫健的陌生人,把先前那些人都赶下车。他们看上去像便衣警察或是雇佣的黑保安。反正不像普通人,上来之后就打我,其中两个人左右两边摁着我的胳膊,还是让我一动不能动,另外一个人上来就恶狠狠用尽全力打我一耳光,当时就把我打蒙了,只感觉天旋地转,头疼欲裂,左耳嗡嗡响。接着就是对着我的肚子猛踹了一脚,这时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虽然回到家看到肚子上一大块淤青,好多天才消下去。打完之后再把先前的那些人叫过来,换了一辆14人座的中巴车(车牌号是京EM9805)。”

    车上共有十个人押送,车子连夜赶回昆山,25日凌晨三点左右把王和英送回政府安排的一间屋子里呆着,门外有人看守,王和英的手机和身份证都被没收。

    25日王和英借用其表妹手机向北京警方报案,北京警方让她本人去北京才行。怎奈当时她没有身份证,更失去自由。

    报警后第二天,昆山市政府就派人强行把王和英押进一辆用报纸糊起来的车子上,前面几个人再用黑伞挡在前面,车子绕了一个多小时后送进一家没有窗子的宾馆里。

    王和英说,“在宾馆里每天有十来个人轮流看守。被打的头疼耳朵疼一直不好,再加潮湿等原因,留下后遗症。二十多天出来后,4月3日到北京被打时的案发地(合家宾馆洋桥分店)报案,洋桥派出所出警后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让我去医院做鉴定后再去。”

    随后,王和英去北京耳鼻喉医院就诊,诊断为左耳神经性聋。头疼去北京协和医院被告知,诊断头疼最先进的仪器得预约几个月后,就没做。只是在另外一家医院看病时,医生诊断为神经性头痛。

    等王和英拿着耳聋诊断证明再去派出所报案时,派出所只是简单的记录了一下,记录了什么也不让她看,不给她做受案笔录,也不给她受案回执单,更不立案。洋桥派出所不理,王和英就多次给丰台公安分局局长去过多次监督执行申请书,但都石沉大海。

    王和英表示,“这次被打可能是因为关注苏州戈觉平和吴其和,让苏州公安局恼羞成怒借机报复我的可能性很大,这么多年虽然拘留、劳教、关黑监狱等,但一直很温和地对我,连说话都比较客气,更不要说动手打了。但是案发地是北京,报案在北京,北京警方依据什么法律要把案件移交给作案的昆山警方呢?”

    王和英电话:18210898908

  • 王义翠被非法拘禁警方不予立案

    【民生观察2021年4月2日消息】2021年1月,王义翠在成都市遭遇地方维稳人员绑架并限制人身自由,随后王义翠报警要求警方立案调查,成都市锦江区督院街派出所在受理登记后,对王义翠进行两次询问笔录,认为该案没有违法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2021年4月1日,王义翠从内江来到成都,领取了不予立案通知书。

    据悉,2021年1月30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王义翠从四川省人大附近旁边路过,正在路上正常行走,突然冲上来一群不明身份人员,二话不说就强行将她控制,强行抬上车,王义翠极力反抗并拨打110,刚接通手机就被对方抢走,不让她报警,把她强行拉回内江家中非法拘禁。在车上王义翠被殴打,后发现参与非法绑架、限制她人身自由的人有: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政府信访局局长代晔、市中区全安镇政府镇长陈茂均、党委副书记刘希贵、全安镇派出所民警刘卫以及村委会书记陈宝川等等,还有不明身份的其他人员五六余人,一共10余人,这些人开着一辆大警车,一辆小车共两辆车。

    2021年2月5日,王义翠向事发地公安机关报案请求立案调查,并申请及时调取保全2021年1月30日10时30分许至2021年1月30日11时案发地四川省人大附近旁边道路上的监控视频资料。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督院街派出所接警后决定立案调查,前后两次给王义翠作了询问笔录。2个月后,督院街派出所认为该案没有违法犯罪事实,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2021年4月1号,该派出所电话通知王义翠来领取了不予立案通知书。

    王义翠表示,这样的人民警察不仅不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更是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嫌疑人,让他们更加嚣张猖狂的残害无辜的百姓,最不理解的是,还违法做出了不予立案通知书,还不愿意给她邮寄过来,非要她本人亲自来派出所领取。

    据了解,今年45岁的王义翠是四川省内江市全安镇凤鸣村人。2009年携全家在外省打工的王义翠,意外听说内江老家的房子被人破坏焚烧。经过了解,是有背景的邻居看中了她的宅基地,又看他们全家人很老实,便有欺负一下再霸占一部分的占有欲望。赶回来处理问题的王义翠,向地方派出所报警报案,但是源自这个邻居有村霸和内部关系的原因,王义翠成了无人帮助和政府不管的弱孤女子。不惹事也不怕事的王义翠,面对乡村恶霸的官匪勾结,一改柔弱的外表,举起法律政策和乡村民约的规矩,向邪恶权贵势力挑战。从内江乡村开始举报投诉,一直走到北京,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放弃过,期间遭到当地维稳人员的维稳打压。

    2014年在当地上访,被乡镇府工作人员殴打受伤,还在住院中被颠倒黑白行政治安拘留十日。

    2015年8月去北京上访,被内江凤鸣乡、区信访局和内江政府驻京办事处等多人,拦截绑架拘禁在地下室宾馆。

    2015年10月再去北京反应问题,被政府高价雇佣的带有黑社会行为的黑保安绑架回内江。

    2015年12月去北京投诉举报黑恶势力问题,再一次被内江政府雇佣的黑社会性质的不明身份人员,绑架殴打送回四川,在半途遭遇遗弃。

    2016年3月,计划在北京一边上访喊冤,一边工作谋生,被内江政府、派出所、信访局、驻京办等一行众人,先是殴打后是关押在川良宾馆和大自然景园宾馆多日,最后用回去解决问题的欺骗方式送回内江。

    在2016年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时被以“寻衅滋事罪”入狱服刑三年。2019年底带着疲惫和病痛的身体出狱至今不到一年,出来之后依然遭到内江政府官员与公安的各种干扰阻挠,使用各种手段打压限制和禁锢,让她的生活和治疗一直回归不到正常状态。

    2020年5月去省会医院检查身体时,被内江政府、公安、凤鸣村委10多人强行带回,将永远限制人身自由,包括限制外出打工。迫于身体和生活的压力,2020年5月19日再次到成都,结果再次被强行带回,给予监视居家的生活方式。9月10日派出所警察和几个不明身份人员,暴力抢夺她的手机、毁坏电脑、损毁监控设施等。

    王义翠电话:18783249919

  • 中共两会将至上海警方严控重点人员

    【民生观察2021年2月23日消息】2021年2月19日17时许,上海维权人士顾国平在18日成功脱逃守在家楼下的社区人员监控后,本已成功到达北京,却因糖尿病发作不得不赶回上海家中。没想到辖区警察立马追上门来,欲送其去度假村软禁一个月,顾国平夫妇与警察一番理论,要警察负责其糖尿病发作的后果,警察暂时撤离,说明天再来。

    第二天下午13时零5分,顾国平在家附近被一辆警车带走。顾国平被带走前讲:“它们四五个警察和两个保安来的……刑拘是刑拘,单子已经开出了,它们把我两部手机都收去了,说要找证据,让它们找好了,我没有什么的,它们抓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这是顾国平最后在警车上的情景,说正在去派出所的路上。随后电话就再也没人接听了。不知道他这次会被刑拘多久?他现在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大概半个月前刚出的院,之前被上海警察打折的三根肋骨还在作痛,现在又要被失去自由,带病关押?

  • 湖北王守安因发帖被警方“追逃”

    【民生观察2021年1月29日消息】2021年1月26日下午,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村民王守安被辖区维稳书记廖琴(电话:13872849816)带领多人找到他出租房“维稳”,但此时王守安不在出租房内,书记廖琴就打电话给王守安要求见面“谈话”,但王守安害怕再次被绑架稳控就拒绝了。

    27日,十堰市公安局信访科副科长王桂新又给王守安打电话索要王守安现在的貝体方位,警方称找他有事要处理。王守安因害怕再次被绑架拘禁,就不肯告知对方自己的位置。随后,王桂新警官就在电话中斥责王守安说“你不该在微信群里和朋友圈转发别人的材料,这对政府的负面影响很大。你为什么管别人的事?你现在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村书记廖琴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了?………”,王守安说:“我也是在群里看到的维权消息,我只是转发了一下又没有违法,全国各地访民都在微信群里转发维权信息,为什么不准我转发呢?”。此后,负责维稳的廖琴书记和警方又轮番致电王守安要求见面,但王守安因害怕绑架、殴打,就开始四处躲藏,而维稳当局就开始到他的亲友家里四处“追逃”。

    王守安介绍说,近期自己的同城好友姜天禄被政府强行关进了精神病院稳控,而他的妻子皮道英为营救丈夫也被县维稳警方抓走了,为了帮助姜天禄夫妇维权,自己就将姜家夫妇被抓走的消息转发到了维权微信群里,但是26日竹山县维稳官方就开始找自己麻烦,斥责王守安“不该多管闲事!不该散布政府的负面消息。”并且要求面见维稳官员,接受处理。

    事情是这样的:1月26日下午,我们湖北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罗家坡村负责维稳的书记廖琴(电话:13872849816)带领一班子人赶到十堰市内到处打听我租住房的住处,还给我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里说给我买了两条好烟叫我去拿,我说我现在没有在十堰市内,拿不成,但她们不相信,仍然到处找我。

    27日上午,我们麻家渡镇的一名官员和书记廖琴又找到我女儿王丽(音)(电话:18963932414)租住的房屋处敲门,我女儿把门打开后发现,是镇政府的人提着一条香烟走进来,政府人员对我女儿说:“我们给你爸爸买了一条烟,想来看望一下王守安!”我女儿王丽说“我爸爸没在这里住,他在别处租了房子居住”,官员不信,就开始在我女儿屋内到处查找王守安。最后我女儿王丽说我要上班了,要锁门了,这时,廖琴书记他们才走出女儿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十堰市公安局信访科副科长王桂新又给王守安打电话,要求王守安告知警方所在的具体方位,官方要过去找王守安面谈一些事情。又过了一会儿,麻家渡镇分管政法的徐书记(电话:15172265688)也给王守安打来电话,也要求见面谈事情。王守安因害怕再次被绑架拘禁,就不肯告知警方和政法书记自己所在的位置。随后,警官就在电话中斥责王守安说“你不该在微信群里和朋友圈转发别人的材料,这对政府的负面影响很大。你为什么管别人的事?你现在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村书记廖琴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了?………”,王守安说:“我也是在群里看到的维权消息,我只是转发了一下又没有违法,全国各地访民都在微信群里转发维权信息,为什么不准我转发呢?”。此后,负责廖琴书记和警方又轮番致电王守安要求见面,但王守安因害怕在被绑架、殴打,就开始四处躲藏,而维稳当局就开始到他的亲友家里四处“追逃”。

    王守安接继续反映说,自己因家中贵重财物绿松石于2005年8月28日被盗,随后王守安向辖区麻家渡派出所报案,警方在得知嫌疑人杨秀珍与杨奎书记(该镇政法委书记)是兄妹关系后,开始偏袒嫌疑人并打击报案人。此后王守安开始上访反映问题,但当地政府及警方却将王守安列为维稳对象,接连把几次将其绑架到精神病院、“培训班”、拘留所等处殴打、拘禁。

    比较严重的一次是2015年那次。在2015年11月15日,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政法委书记、派出所教导员等多人,为了防止王守安出门上访就把他绑架到县福利院关押,11月17日政府工作人员刘兵(音)把王守安打晕以后又把他送进了竹山县精神病医院关押“治疗”。

    押送到精神病院以后,王守安又被打针催醒,醒来后王对医生说自己没有精神病,医生说“管你有没有精神病,到这里来了,再烈的人都得服从安排。”然后多名医护人员就把王守安的手机、身份证、现金、钥匙、上访材料等物品统统没收。之后就又把他按倒,用铐具铐到床上,脚手都铐起来了,然后就强行打针灌药。先是在臀部注射小针,后是在静脉注射治疗精神疾病发药物,注射完毕后医护人员问王守安服不服?王说不服!就这样医护人员又动手暴打他,打的王守安受不了了,就只好投降说“服了!服了!”,以后就每天都强迫他打针吃药,稍有不从就暴力相向。

    王守安说:“把我打的很严重,医生和护士用拳头击打我的脸和头,只要我拒绝打针吃药,他们就会动手打我,直到打的我配合以后才会住手。有一次我因为胃疼不止,就坚决不肯吃药,他们就派来了几个人殴打我,把我打的满脸是血,四颗牙齿也都打掉了。”

    因为有过多次被官员欺骗、绑架、殴打、拘禁的经历,王守安再也不敢轻信维稳官方的见面要求了。这次竹山县维稳部门再次要求见面,但王守安宁愿流浪也不愿被他们欺骗、绑架、稳控。

    王守安电话:18120379178;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罗家坡村书记廖琴(电话:13872849816);麻家渡镇政法委书记徐磊(电话:15172265688)

  • 常玮平家人遭警方上门骚扰

    【民生观察2021年1月15日消息】近日,陕西人权律师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接连2天晚上遭深圳警方上门骚扰,被警告以后发微博要言论得当。陈紫娟表示,对于深圳警方的这种骚扰行为她将维权到底。

     

    据陈紫娟微博消息:又是惊魂一夜。2021年1月14日晚九点,又有人敲门,开门,是以刘通警官(警号:066297)为首的三位警察。说是给我普法来了,让我以后发微博要言论得当。我问他辖区这么多人,这么晚了为啥要到我家来普法?他们没有回答。我就关门了。昨晚十二点半来关心我,今晚又来我家普法,对深圳警方的这种骚扰行为我将维权到底。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陕西人权律师常玮平在2019年末参与“厦门聚会”之后被两度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遭遇酷刑。妻子陈紫娟于今年一月打破沉默,在推特上为常玮平鸣冤,并向宝鸡国保提出控告。

     

    从2020年10月22日到12月23日,宝鸡国保先后八次到深圳以剥夺工作为由威胁陈紫娟,要求其噤声。2021年1月8日,她选择在推特上悲愤发声,“我的忍耐服从换来的却是律师不许会见玮平,玮平父母被禁足禁声在宝鸡,其他亲人也不被允许与我联系。”

     

    2021年1月6日,陈紫娟给宝鸡市人民检察院投寄控告信,控告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孟麦绪局长和向贤宏副局长,指使或纵容下属对常玮平实施酷刑,并要求检察院调取2020年1月常玮平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录像和16份讯问笔录的同步录像。

     

    此前,张庭源和张科科律师分别受到重庆市和湖北省司法局的压力,被迫退出常玮平的案件。

     

    记者联络到常玮平目前的代理律师付爱玲和陈进学,对方表示目前压力过大,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二人曾到宝鸡申请会见,但是呆了一天就被广州市司法局召回。

     

    自2020年12月14日到高新分局举牌后,常玮平父母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多次传唤,被迫上缴手机。凤翔县老家的斜对门被装上摄像头,村委会里设有监控室,多名警察实时监控,盘问探访者。常玮平的大姐夫和岳父手机也被收走,二姐夫被县教育局安排全天24小时驻扎在他父母家,负责上报二老的日常活动。

     

    常父常栓明的最后一条微博发布于12月14日,“我总在想为我儿子做点事,不能这样的苟活着。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我儿子发声,不然我儿子不知什么时候不明不白的死了也无人知晓。”

     

    12月1日,常栓明还曾哀叹酷刑下的儿子任人宰割,“这让我想起了马戏团的狮子,棍棒,皮鞭,电击之下,会让狮子连最原始的恐惧都突破,火圈什么的都可以跳过去,酷刑的威力可见一斑。不敢想,今夜无眠。我的儿子!”

     

    常父目前与外界隔绝,常玮平姐姐也被禁止探望,陈紫娟已与之失联近半个月。

     

    陈紫娟目前孤身一人为夫维权。多位亲属被严密监控,剥夺手机后与外界失联,甚至软禁在家。哪怕没有涉入案件的律师和公民圈的朋友,只是捐款、转帖、和她有所联络,就被约谈训诫,甚至上门骚扰,“他查你所有的社会关系。他把你所有的声音都关掉。我有一个朋友在西安上班,就是因为微信跟我聊天,也被收走手机。”

     

    与此同时,据陈紫娟透露,中国当局在全国各地寻找与常玮平接触过的人,搜刮笔录,并且歪曲常玮平的原话。

     

    “比如说,他说我律师证遇到了麻烦。他们就编成: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反对共产党。”她说,不能再沉默下去助长邪恶,”他们在不遗余力地置常玮平于死地,我必须要站出来了。”

     

    常玮平的亲友表示,他平和、理性、善良,无意推翻中共。“这在大陆是常态化现象,一人受难,全家株连,七大姑八大姨、同学朋友都会受牵连,渗透到你所有的社会联系和日常交往网络。”湖北异议作家黎学文与常玮平认识多年。他说他心中的常玮平,试图以个案维权,稳健有序地推进法治进步。

     

    “在维权律师群体中,他不是最温和的,也是比较温和的。他对自我的定位,也不是做一个反抗者,也没接太多良心犯的案子。他的侧重点还是关于法律技术、公民权利的坚守。”

     

    陈紫娟强调,常玮平只是一个为弱者发声、无法泯灭良心的维权律师。他曾为艾滋歧视、性少数群体、访民代理多起案件,还起诉过咸阳机场违法收费、陕西省客运站侵犯公民隐私。

     

    “常玮平没有要推翻共产党。他只是要帮助弱势群体。好像行政诉讼做多了,陕西方面就是在上纲上线,把他推到中共的对立面。”

     

    常玮平的监视居住将于今年四月迎来六个月的期限,届时或被无罪释放或者正式批捕移送检察院。

     

    常玮平简介:

     

    出生于1984年4月14日,陕西凤翔人,中国维权律师,多次代理敏感人权案件。

     

    2000年就读于凤翔中学。2003年考上重庆大学。2007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化学系材料化学专业。毕业后先在海南海马汽车工作。2009年开始自修律师资格,2011年通过考试,2013年取得律师执照。

     

    取得律师职业资格后,常玮平挂靠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常玮平介入了很多公益和敏感案件,例如:无锡413寻衅滋事案、 江苏无锡访民王金娣寻衅滋事案、 南京王健寻衅滋事案、 焦作李玉凤寻衅滋事案、 沈阳林明洁寻衅滋事案、 郑州曹春生杀人案、维护江苏昆山访民王和英合法权益等。

     

     

    2014年7月17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站派出所民警王军干命案嫌疑人许有臣、张小玉夫妇聘请常玮平作为他们的代理律师。21日,常玮平到焦作市公安局中站分局递交委托手续,却被警方要求提供和张小玉的通话记录。常玮平根据律师法保密原则坚持回绝,双方僵持到晚上10点时,焦作警方已涉嫌故意杀人罪强制传唤常玮平讯问并提取了所有手机通话记录,至22日上午10点,传唤被解除。常玮平在被传唤的12小时一直被锁在审讯椅上。焦作警方的明显违法行为引起了大量舆论关注。《中国青年报》在25日对此事做了详细的报道。

     

    2018年10月14日,常玮平被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停业3个月。2018年11月22日,其所执业的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被注销。2019年1月14日,其停业三个月期满后,在陕西省内与至少十家律师事务所接洽,但长达6个月的时间,其接洽超过十家律所,不是即将签约时突然变卦不再签约,就是将申请转所手续交到司法厅办事窗口后十几分钟就接到律所解聘的电话。

     

     2019年12月8日,常玮平参加了厦门会议 。

     

    2020年1月12日晚10时左右,常玮平在西安自己的住处被警察带走。13日,宝鸡市司法局注销常玮平律师证。14日早8点左右,常玮平妻子接到宝鸡高新分局国保大队电话,被告知常玮平因危害国家安全,已经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月21日下午5点左右,常玮平获释回家。

     

     

    2020年1月23日,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常玮平取保候审,并以不可离开取保候审地为由,限制常玮平离开宝鸡。

     

    从2020年3月15日开始,常玮平开始每日录制一个生活日志短视频,取名“趣宝日志”,并开始上传到名为Danny Crane的个人YouTube频道。

     

    2020年10月14日晚,常玮平在趣宝日志209期末尾表示,“今天宝鸡的国保还是在六营村见了我一面,考虑到当前的形势,我明天会对我今年的事情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布”。

     

    10月15日晚,常玮平表示身体不适,推迟发布声明。

     

    10月16晚趣宝日志211期,常玮平做出声明,披露自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到了酷刑。“我被锁在宝钛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

     

    10月22日,常玮平失联。2020年10月22日晚,常玮平的妻子接到宝鸡市张姓警察的电话,称“由于常玮平违法犯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1月3日,常玮平家属收到宝鸡警方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涉嫌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常玮平父亲常拴明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常玮平为家中老小,大姐叫常文平,还有一个二姐。常玮平妻子陈紫娟,两人为凤翔中学同学,育有一子。

  • 常玮平家人遭警方上门骚扰

    【民生观察2021年1月15日消息】近日,陕西人权律师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接连2天晚上遭深圳警方上门骚扰,被警告以后发微博要言论得当。陈紫娟表示,对于深圳警方的这种骚扰行为她将维权到底。

    据陈紫娟微博消息:又是惊魂一夜。2021年1月14日晚九点,又有人敲门,开门,是以刘通警官(警号:066297)为首的三位警察。说是给我普法来了,让我以后发微博要言论得当。我问他辖区这么多人,这么晚了为啥要到我家来普法?他们没有回答。我就关门了。昨晚十二点半来关心我,今晚又来我家普法,对深圳警方的这种骚扰行为我将维权到底。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陕西人权律师常玮平在2019年末参与“厦门聚会”之后被两度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遭遇酷刑。妻子陈紫娟于今年一月打破沉默,在推特上为常玮平鸣冤,并向宝鸡国保提出控告。

    从2020年10月22日到12月23日,宝鸡国保先后八次到深圳以剥夺工作为由威胁陈紫娟,要求其噤声。2021年1月8日,她选择在推特上悲愤发声,“我的忍耐服从换来的却是律师不许会见玮平,玮平父母被禁足禁声在宝鸡,其他亲人也不被允许与我联系。”

    2021年1月6日,陈紫娟给宝鸡市人民检察院投寄控告信,控告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孟麦绪局长和向贤宏副局长,指使或纵容下属对常玮平实施酷刑,并要求检察院调取2020年1月常玮平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录像和16份讯问笔录的同步录像。

    此前,张庭源和张科科律师分别受到重庆市和湖北省司法局的压力,被迫退出常玮平的案件。

    记者联络到常玮平目前的代理律师付爱玲和陈进学,对方表示目前压力过大,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二人曾到宝鸡申请会见,但是呆了一天就被广州市司法局召回。

    自2020年12月14日到高新分局举牌后,常玮平父母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多次传唤,被迫上缴手机。凤翔县老家的斜对门被装上摄像头,村委会里设有监控室,多名警察实时监控,盘问探访者。常玮平的大姐夫和岳父手机也被收走,二姐夫被县教育局安排全天24小时驻扎在他父母家,负责上报二老的日常活动。

    常父常栓明的最后一条微博发布于12月14日,“我总在想为我儿子做点事,不能这样的苟活着。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我儿子发声,不然我儿子不知什么时候不明不白的死了也无人知晓。”

    12月1日,常栓明还曾哀叹酷刑下的儿子任人宰割,“这让我想起了马戏团的狮子,棍棒,皮鞭,电击之下,会让狮子连最原始的恐惧都突破,火圈什么的都可以跳过去,酷刑的威力可见一斑。不敢想,今夜无眠。我的儿子!”

    常父目前与外界隔绝,常玮平姐姐也被禁止探望,陈紫娟已与之失联近半个月。

    陈紫娟目前孤身一人为夫维权。多位亲属被严密监控,剥夺手机后与外界失联,甚至软禁在家。哪怕没有涉入案件的律师和公民圈的朋友,只是捐款、转帖、和她有所联络,就被约谈训诫,甚至上门骚扰,“他查你所有的社会关系。他把你所有的声音都关掉。我有一个朋友在西安上班,就是因为微信跟我聊天,也被收走手机。”

    与此同时,据陈紫娟透露,中国当局在全国各地寻找与常玮平接触过的人,搜刮笔录,并且歪曲常玮平的原话。

    “比如说,他说我律师证遇到了麻烦。他们就编成: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反对共产党。”她说,不能再沉默下去助长邪恶,”他们在不遗余力地置常玮平于死地,我必须要站出来了。”

    常玮平的亲友表示,他平和、理性、善良,无意推翻中共。“这在大陆是常态化现象,一人受难,全家株连,七大姑八大姨、同学朋友都会受牵连,渗透到你所有的社会联系和日常交往网络。”湖北异议作家黎学文与常玮平认识多年。他说他心中的常玮平,试图以个案维权,稳健有序地推进法治进步。

    “在维权律师群体中,他不是最温和的,也是比较温和的。他对自我的定位,也不是做一个反抗者,也没接太多良心犯的案子。他的侧重点还是关于法律技术、公民权利的坚守。”

    陈紫娟强调,常玮平只是一个为弱者发声、无法泯灭良心的维权律师。他曾为艾滋歧视、性少数群体、访民代理多起案件,还起诉过咸阳机场违法收费、陕西省客运站侵犯公民隐私。

    “常玮平没有要推翻共产党。他只是要帮助弱势群体。好像行政诉讼做多了,陕西方面就是在上纲上线,把他推到中共的对立面。”

    常玮平的监视居住将于今年四月迎来六个月的期限,届时或被无罪释放或者正式批捕移送检察院。

    常玮平简介:

    出生于1984年4月14日,陕西凤翔人,中国维权律师,多次代理敏感人权案件。

    2000年就读于凤翔中学。2003年考上重庆大学。2007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化学系材料化学专业。毕业后先在海南海马汽车工作。2009年开始自修律师资格,2011年通过考试,2013年取得律师执照。

    取得律师职业资格后,常玮平挂靠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常玮平介入了很多公益和敏感案件,例如:无锡413寻衅滋事案、江苏无锡访民王金娣寻衅滋事案、南京王健寻衅滋事案、焦作李玉凤寻衅滋事案、沈阳林明洁寻衅滋事案、郑州曹春生杀人案、维护江苏昆山访民王和英合法权益等。

    2014年7月17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站派出所民警王军干命案嫌疑人许有臣、张小玉夫妇聘请常玮平作为他们的代理律师。21日,常玮平到焦作市公安局中站分局递交委托手续,却被警方要求提供和张小玉的通话记录。常玮平根据律师法保密原则坚持回绝,双方僵持到晚上10点时,焦作警方已涉嫌故意杀人罪强制传唤常玮平讯问并提取了所有手机通话记录,至22日上午10点,传唤被解除。常玮平在被传唤的12小时一直被锁在审讯椅上。焦作警方的明显违法行为引起了大量舆论关注。《中国青年报》在25日对此事做了详细的报道。

    2018年10月14日,常玮平被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停业3个月。2018年11月22日,其所执业的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被注销。2019年1月14日,其停业三个月期满后,在陕西省内与至少十家律师事务所接洽,但长达6个月的时间,其接洽超过十家律所,不是即将签约时突然变卦不再签约,就是将申请转所手续交到司法厅办事窗口后十几分钟就接到律所解聘的电话。

    2019年12月8日,常玮平参加了厦门会议。

    2020年1月12日晚10时左右,常玮平在西安自己的住处被警察带走。13日,宝鸡市司法局注销常玮平律师证。14日早8点左右,常玮平妻子接到宝鸡高新分局国保大队电话,被告知常玮平因危害国家安全,已经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月21日下午5点左右,常玮平获释回家。

    2020年1月23日,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常玮平取保候审,并以不可离开取保候审地为由,限制常玮平离开宝鸡。

    从2020年3月15日开始,常玮平开始每日录制一个生活日志短视频,取名“趣宝日志”,并开始上传到名为DannyCrane的个人YouTube频道。

    2020年10月14日晚,常玮平在趣宝日志209期末尾表示,“今天宝鸡的国保还是在六营村见了我一面,考虑到当前的形势,我明天会对我今年的事情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布”。

    10月15日晚,常玮平表示身体不适,推迟发布声明。

    10月16晚趣宝日志211期,常玮平做出声明,披露自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到了酷刑。“我被锁在宝钛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

    10月22日,常玮平失联。2020年10月22日晚,常玮平的妻子接到宝鸡市张姓警察的电话,称“由于常玮平违法犯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1月3日,常玮平家属收到宝鸡警方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涉嫌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常玮平父亲常拴明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常玮平为家中老小,大姐叫常文平,还有一个二姐。常玮平妻子陈紫娟,两人为凤翔中学同学,育有一子。

  • 被警方非法传讯李翘楚提出控告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17日消息】2020年2月16日至6月16日,许志永女友李翘楚被连坐煽颠、监视居住长达120天。上月李翘楚在网上公开自己被北京警方指定监视居住的经历。

    11月26日李翘楚被北京警方以“公开指定监视居住经历就是串供”为由传讯十几个小时。其父母在被威胁、过度惊吓后将她“看管”在家中仅20天,却亲眼看见12月8日至11日国保以传讯名义在小区物业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12月15日,李翘楚对北京市公安局的一系列违法行为向检察院提出控告。同时表示,被侵犯的权利决不轻易让渡,沉默不是她的本色。

    附:控告书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暨检察长敬大力:

    现将北京市公安局的违法行为控告如下:

    1.请北京市检察院依法监督并纠正北京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中的违法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纠正、记录、通报及责任追究。
    2.请北京市检察院依法监督北京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归还控告人相关法律文书和被非法扣押的物品。

    事实和理由:

    控告人于2020年11月26日14:20分收到《传讯通知书》和《搜查通知书》,并被要求在通知书上签字、填写到案时间。但传讯通知书和搜査通知书并没有按照规定给控告人保留。14:25分并未出示工作证件的鄂姓警察对控告人住所进行搜查,扣押控告人2部手机、1部笔记本电脑、3部录音笔、1个U盘,并让控告人在扣押物品清单上签字,但扣押物品清单并未按照规定给控告人留存。期间扣押的关于控告人未婚夫许志永缴纳社会保险的纸质材料并未写在扣押物品清单上,而是被鄂姓警察无任何理由及说明的强行拿走。11月26日15:00至27日凌晨3:00,控告人在大钟寺派出所接受讯问,甚至在晚间22:00之后仍然长时间接受讯问,并未被保证休息、睡眠时间。结束传讯后也并未按规定让控告人在传讯通知书上填写结束时间讯问期间,鄂姓警察、李姓警察和王姓警察都没有向控告人出示过工作证件,也未在笔录开头注明身份信息,他们在过程中不断用“把你关进看守所”、“看守所、监狱多可怕”对控告人进行言语威胁,要求控告人承认自己在取保期间违反了相关规定。

    北京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在传讯控告人的过程中通知了控告人父母前往大钟寺派出所,一位不知姓名的警察对控告人父母使用“嫌疑人的父母”这一侮辱性称呼,并以“你女儿有可能被收监”对控告人父母进行威胁,要求他们写下与事实情况不符、且超出取保监管范围实质上限制控告人人身自由的申请书,申请书大致内容包括“我们作为父母,没有在李翘楚取保期间对她进行监管。让她跟不法组织和不法人员进行接触,触犯了取保期间的相关规定。我们恳请民警同志能够再给她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们保证:1.要求她与我们同住;2.监管她的手机和电脑,不让她发布有损国家利益和违法的言论;3.禁止她与不法组织和不法人员接触:4.继续心理治疗;5.配合民警进行教育转化

    与此同时,在讯问室中的鄂姓警察和王姓警察向控告人表示“这是你父母主动提交的申请书,如果你同意做到申请书中提到的要求,可以向领导申请不对你进行收监”,并一再用“你父母身体不好”、“你父母快要给我们下跪”等话语用亲情胁迫控告人同意做到申请书中的要求。控告人患有抑郁症,鄂姓警察在对控告人心理治疗情况进行提问时表示“为了你能按时吃药接受稳定的心理治疗,我们都得把你关进去”。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重证据,重调査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控告人认为,如果北京市公安局相关办案人员查明控告人有取保期间违反规定的行为或新的罪行,可以依法对控告人变更强制措施,但不得以“变更强制措施”作为威胁恐吓控告人及其父母并胁迫作出超出取保规定的不合理保证、变相侵犯控告人合法权利的手段。强制措施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不是办案人员进行威胁的“口头语”。

    12月8日中午12:30至晚间22:30,控告人被北京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孙姓警察、朱姓警察(警号039966)、王姓警察(警号036323)、李姓警察以“约谈”名义叫去通州区蓝山国际小区物业办公室非法限制人身自由10小时,并未出示传讯通知书。且在结束时被朱姓警官(警号039966)以“监管”名义非法抢夺控告人的1部手机,并未出具扣押物品清单。

    12月9日上午7:30,控告人收到《传讯通知书》,并被要求在通知书上签字、填写到案时间,但传讯通知书并没有按照规定给控告人保留。在4小时的传讯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办案人员鄂姓警察未出示工作证件并拒绝告知姓名和警号。且鄂姓警察和王姓警察(警号036323)传讯期间以“问话的人还没到”为理由大部分时间让控告人在通州区蓝山国际小区物业办公室坐着,并未进行问话。传讯结束后未按照规定让控告人填写结束时间。

    12月8日中午12:30至12月11日晚20:00,控告人家门口的楼道里、楼门口、小区内都有不穿制服、不出示工作证件的北京市公安局人员看守,非法限制控告人的出行自由。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控告人认为北京市公安局相关办案人员的上述行为侵犯了控告人的合法权利,是变相拘禁控告人。

    此外,《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有关传讯过程中的法律文件、执法人员身份告知、物品扣押等相关的法律规定,上述的11月26日、12月8日、12月9日传讯过程中,相关办案人员也从未遵守,严重侵犯了控告人的合法权利。

    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检察机关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纠正、记录、通报及责任追究的规定》第三条“检察机关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中发生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应当依照本规定进行纠正、记录、通报及责任追究。”《人民警察法》第四条“人民警察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纪律严明,服从命令,严格执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査处,并将査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控告人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监督并纠正北京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中的违法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纠正、记录、通报及责任追究。并依法监督北京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归还控告人相关法律文书和被非法扣押的物品。

    控告人:李翘楚
    日期:2020年12月15日
    联系电话:15001138708

  • 艾滋社群联名致信警方关注常玮平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1日消息】“世界艾滋病日”前夕,由6名来自艾滋感染者的联名信通过圆通快递寄向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在这封名为《艾滋感染者关注常玮平状况希望宝鸡警方能依法办案》的联名信中,表达了艾滋社群对公益律师常玮平安危的担心,同时呼吁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能够依法办案。11月29日下午,这封信已经通过特快专递寄出。

    公益律师常玮平在今年10月16日的一段Youtube视频中披露其曾遭受酷刑的一些情况,包括被剥夺睡眠权利,每天铐老虎凳等虐待。视频发布6天之后,常玮平再次被抓,家属委托的律师迄今不能会见。

    常玮平律师多年来曾代理多起艾滋就业歧视方面的公益诉讼案件,是艾滋社群所熟知的人权律师。他在2019年10月份代理的“茅台子公司拒录HIV感染者”一案是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增加“平等就业权纠纷”纠纷案由以来的中国“平等就业第一案”

    常玮平律师也是“就业歧视律师团”、“彩虹律师团”、“问题疫苗志愿团”的成员,还倡议发起“艾滋就业歧视法律咨询月”活动,常年为遭受就业歧视的艾滋感染者等群体提供各种法律咨询服务。

    艾滋感染者们在这封给宝鸡市公安部门的联名信中写道:他(常玮平律师)基本每次代理的案子都被媒体关注报道,使得社会有更多机会关注艾滋感染者群体的存在,了解艾滋感染者的平等就业权,让用人单位也学习了相关法律,减少对艾滋的偏见和对感染者的歧视。可以说,每次诉讼都成为改变艾滋感染者命运的案例。

    在联名信的最后,艾滋社群希望宝鸡公安能够依法办案,保障常律师各项权利。

    公益机构长沙富能联合创办人杨占青认为,这些艾滋就业歧视案很少有商业律师愿意代理,一方面有顾虑和艾滋感染者接触,一方面很容易得罪地方势力,导致艾滋感染者遭遇就业歧视后常常因被告的强势显得更加单薄孤立。常律师能积极提供各种法律服务,非常可贵,不仅最大限度保障了艾滋感染者权利,也促进了相关平权法规落实。这样热心又专业的律师却被公安抓捕,不仅让社群难以置信,我们也认为常律师并没有违法,当地警方对他的抓捕完全是一种打击报复,希望警方能及时终止此案,避免一错再错,立即释放常玮平律师。

  • 在中国,即使是名字也不安全

    此文章为民生观察网站转发来自于保护卫士的文章:
    原文链接: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node/317

    中国警方有一种新型消失人权捍卫者的方式,即完全违法剥夺他们的名字。

    我们今日发布的最新报告《嫌疑人的消失》,是《强制隔绝》系列报告三部曲的第一部,研究警方如何强迫为受害者(大多数是人权维护者)在看守所以假名登记,以阻止他们会见律师。根据中国法律,被羁押人员有权在登记进入看守所48小时内会见指定的律师,然而,用假名登记意味着:

    ·律师根本无法找到被羁押人员
    ·有权给其存钱存物的家、朋友根本无法找到被羁押人员

    在我们的研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案件受害者从未予以会见自己指定的律师。

    被以假名失踪于看守所,受害者更有可能遭受酷刑、虐待和逼供。使用假名也有助于警方隐藏敏感人权案件的拘留细节,而不被其他监友向外泄露,也可能有助于让警方掩盖重伤或杀害受害人的案件。

    我们的研究表明,许多被迫在看守所使用假名登记的人,此前曾在中国的秘密监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体系中度过数月,在那里,除了看守和审讯人员,他们被单独关押,完全与世隔绝。当受害者被转移到看守所,再次以假名为他们登记,他们失踪的时间就会更长,因此也延长了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折磨。

    中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曾被多个联合国机构谴责为等同于酷刑和非自愿失踪。

    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黑暗时光结束后,受害者仍然无法与亲人取得联系,一些家人甚至只能担心最坏的情况,即他们的家人已经死亡。

    当人权活动人士翟岩民被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转移到天津的看守所时,警方以翟天成这个假名为他登记。当他的妻子试图要求会见时,看守所回答说,他们的登记簿上没有叫翟岩民的人。当时已经97岁高龄的父亲急于寻找儿子,他恳求翟岩民的妻子每天推着轮椅带他出去,甚至晚上也要上街找他。

    通常受害者被迫与假名相伴长达半年,但也可能是几年。人权律师王全璋在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秘密监禁后,他以假名在两个不同的拘留场所(即使被判刑后)生活了长达三年零四个月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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