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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思想家福柯曾指出，在精神病的发现、诊治过程中，表面上看是知识、科学的作用，实则透出权力和统治的魅影。这一论断，曾经在前苏联得到了事实的印证。1967年，为压制不同意见者，克格勃在安德罗波夫主导下，曾经大规模将正常人投入精神病院。前苏联解密资料显示，直到1988年，情况才发生转变。苏联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1998年，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列别捷夫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一书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并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终止了，而刑法典第128条规定了将他人非法关入精神病院的刑事责任。”

在我国，一些权力部门也使用“被精神病”这一手段来让维权者及不同观点者噤声。据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称：“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这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的风险。”为了整治精神病诊疗领域的乱象及纠正“被精神病”的情况，全国人大于常委会于2013年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新法施行后，被精神病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有一些权力部门花样百出的规避新法，以所谓的“疗养”、家属同意等为名，把执意维权及坚持发表不同意见的正常公民，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关押“治疗”。

2020年11月14日，本网志愿者应约采访了江西访民张云华先生，他向本网介绍了他因到北京上访，被江西维稳部门强行关押到精神病院整治的过程。采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张云华你好！请问你为什么事情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呢？

张云华：我是因为劳资纠纷，在2008年6月19日上午来到北京市在全国人大信访处递交信访材料。在递交材料的途中，我被新余市一名高姓驻京办人员拦住说“省高级法院有个副院长正在省驻京办，你的信访问题涉法涉诉，我安排你去向他反映诉求好不好？”我信以为真，就跟着他上车直奔江西省驻京办事处。

但是，我刚一下车就被我原单位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森林实验中心（简称亚林中心）两名副场长、一名护林员以及多名江西省新余市驻京办人员暴力推进并关押在新余驻京办的四楼，关押到19日19时30分许时，我又被一名警察和三名截访人员乘车押送到北京西火车站，登上了Z133次直达特快列车。次日（20日）清晨抵达南昌后，一出站就被塞进了另一辆警车。20日10时许，警车停在了亚林中心森林公安分局。一下车，我就被几名警察推进并控制在该分局会议室。

20日16时许，分局长赖发兴叫我捡好东西上车，我以为是送我回家，没想到却被6名警察乘坐一辆面包警车押送到了宜春市精神病院。在门诊部门口，一名白大褂医生与赖发兴局长耳语了几句后，然后我就在未问明病情也未做任何检查的情形下，直接推搡进了住院部第四病区强行关押“收治”。

志愿者：他们怎样强制关押的？

张云华：就是我说我没有精神病，不愿意进去，警察和医院护工就强行推搡我进去，把我推到住院部的大铁门里锁住，不让我离开这铁门。我被关进去以后，森林公安分局长赖发兴，还搜走了我身上的手机、现金、银行卡、身份证、信访材料等随身物品，不让我与家人和外界通讯联系。我一进病房，就感到这里好可怕，那些真疯子们一拥而上，找我要烟抽、要酒喝、要东西吃，就像花果山群猴一样，各种怪异举动令其毛骨悚然。

志愿者：你被关押了多久？

张云华：关了483天，一年多。

志愿者：入院后，医生是怎样给你治疗的？

张云华：一开始，我向医生声明我没有精神病，但医生完全不予理会，他们拿来了不明药物让我吞服，我害怕药物有毒副作用，就拒绝服用。没想到，医生却叫来了几个男性护工，强行把我按倒在病床上，然后用绳子把我四肢捆绑在床上，再用筷子撬开我的嘴巴，把药物塞进我的嘴里，再用水灌进去，最后他们还拿来手电筒照我的嘴里，检查我有没有把药埋藏在舌根处，在确认完全吞下去以后他们才离开。他们硬是把我捆绑在床上两天两夜，把我的全身肌肉都捆麻木了。

志愿者：你被捆绑起来，那吃饭、喝水、上卫生间怎么办？

张云华：吃饭的时候，他们给我解开一只手，让我用一只手凑合着吃；喝水的时候他们会让其他精神病人给我喂水，这些真正的精神病人大都神志不清，常把水杯里的水泼洒在我的脸上、身上、床铺上，让我睡在上面很难受，医院居然让精神病院护理其他病人，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精神病人本身就是病人，况且他们还有精神问题，万一他们病发袭击被护理的人怎样办？这非常危险，我也非常担惊受怕。还有，这里面喝水的杯子都是医院让病人们混用的，非常不卫生，有的病人有感冒啊、口疮等等疾病也都是共用一个杯子喝水，真不知道卫生监督管理局是怎样监管这家医院的，万一哪个病人得了传染病，然后共用一个杯子喝水就有可能相互传染。我原本不想喝混用水杯里的水，但是我被捆绑在床上两天两夜，期间我让医生给我拿一个一次性的水杯喝水，但医生不理睬，在口渴难耐的情况下，我也不得不喝下这混用水杯里的水。

我小便的时候，医生不肯给我松绑，而是让其他病人拿来尿壶给我接尿。那些接尿的精神病人们神志不清，手脚不便，他们一次次的把尿液撒漏在我的裤子和床上，把我身上搞的异味很大，并且打湿的裤子和床单我睡着特别难受，我叫医生护士给我更换他们也不换。大便的时候，医生就派来几个人给我松绑一会儿，但他们会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我，等我解完了立刻就把我拉上床，再次捆绑起来。

志愿者：对你的所谓治疗，就是强迫你吃药吗？还有没有其他方式？

张云华：有啊，他们还多次电击我。电击是相当难受的，就是把我捆绑在床上，然后拿来所谓的电疗仪，对着我的太阳穴，胸口等部位电击。仪器通电后，我的脑袋就嗡嗡做响，身体止不住的抽搐，头晕目眩想呕吐。看得出来，他们这是假借所谓的电疗，对不听话的人实施迫害恐吓，那个所谓的电疗仪，它的电压是可以由医护人员掌控的，而医护人员会对不听话的上访举报人加大电击力度，让他们感到害怕而停止上访。在这一百多天里，我从来没用看到那个病人是用电疗治好病的，这个电疗仪纯粹是用来打击震慑不听话的人的，你如果不听话、不服从他们，他们就会用高强电流，把打的你投降为止，而且还不留下什么伤痕证据，让你将来想控告他们都没有证据；还有，在这一百多天的时间里我都被关在病房里，从不准我出门散步、晒太阳，也不许我的亲友来看望我，对我实施精神折磨。

志愿者：他们关押你，通知你的家属没有？

张云华：没有，我辖区的公安分局局长赖发兴搜走了我的手机、现金、银行卡、身份证、信访材料等随身物品，还交代医院不许我与外界通讯。我是在被关几周后，同病室的病人亲属来探望时，我央求其帮我打电话告知家人的。我二哥得到消息后，很快找到医院要求放人，但是医院却声称“没有警方的同意不能放人”，随后我二哥又找到辖区警方表示我从来没有精神病，并要求放人，但警方又推脱到医院身上，就这样相互踢皮球不肯放我。

志愿者：你为什么被关押了483天这么久呢？

张云华：我听医院的人说，原本只想关押3个月就放人的，但是他们在询问我出去后还会不会上访，我就说还想到北京去上访，结果医生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警方和社区。不久，维稳部门就通知医院，延长关押我到次年国庆大庆以后再放人，目的是防止我再到北京上访，影响政府举办国庆节大庆活动。

志愿者：你被强制治疗长达483天，医药费谁出的？

张云华：我又不是自愿来治疗的，我不会出一份钱，我也没有钱给付这么长时间的医疗费。费用是押送我来的维稳部门出资的。

志愿者：你被抓进精神病医院后，医院有没有给你体检、做精神病鉴定？有没有筛查你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被收治条件？

张云华：没有，医院根本就没有给我做体检，更没有做精神病鉴定，我被抓进去后医院直接给我强行打针、灌药。我告诉医生我没有精神病，不能被强行收治，但医生根本不听我辩解，他只说是政府让收治的，也是维稳部门缴纳住院费的，所以他们只听维稳部门的安排。

志愿者：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此外，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据您所讲，你曾强烈要求医院放人，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放人呢？

张云华：医院说我的送医、监护人是政府部门，没有政府领导的同意医院是不会放人的。显然，地方政府和医院的做法是违法的，他们这是在找借口非法拘禁、迫害上访人员，他们是想以关精神病院的方式恐吓上访人，阻止他们上访举报地方政府的不法行为。

志愿者：在你被关精神病院之前，你的日常生活都正常吗？有没有自残或殴打他人的暴力伤害情况？

张云华：我的家人和邻居多人给我出具了书面证明，证明我的日常生活一切正常，我家也没有精神病家族史，更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和自残的情况，这可以到警方的出警记录中查询到，他们把我绑架进精神病院“整治”，就是想迫害我，阻止我上访维权。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院的？

张云华：我被关在精神病院一年多，我二哥等人多次尝试营救我都不成，直到09年10月国庆大庆活动结束以后，警方和社区工作人员才来到医院让我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到北京上访才会放我，我迫切希望出院就被迫写了保证书。之后，政府人员就给医院结账，最后开车把我送回家的。

志愿者：你回家以后生活恢复正常了吗，可以自由出行吗？

张云华：回家以后，我被警方警告，出行要事先报告，获批后才能前往。

志愿者：你出院后想过依法起诉他们吗？

张云华：想过，我被非法关押精神病院一年多，身心备受摧残，日常工作无法完成，给我造成了重大损失，我本想找律师控告警方和医院，但无奈拿不到住院证明、证据。我曾经找医院索要住院证明、病例记录、出院证明等手续，但医院说是政府送医并付的住院费，所以住院证明只能交给政府部门，不会交给我的。最终，由于难以取证，加之中国的公检法是一家，我和朋友认为控告警方和医院的胜算不高，最后就不了了之。

志愿者：好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愿你早日维权成功！

张云华：谢谢大家关心！

采访地点：江西新余市仙女湖
采访时间：2020年11月14日
张云华联系电话：13036280341

法国思想家福柯曾指出，在精神病的发现、诊治过程中，表面上看是知识、科学的作用，实则透出权力和统治的魅影。这一论断，曾经在前苏联得到了事实的印证。1967年，为压制不同意见者，克格勃在安德罗波夫主导下，曾经大规模将正常人投入精神病院。前苏联解密资料显示，直到1988年，情况才发生转变。苏联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1998年，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列别捷夫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一书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并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终止了，而刑法典第128条规定了将他人非法关入精神病院的刑事责任。”

在我国，一些权力部门也使用“被精神病”这一手段让维权者，及不同观点者“消声”。据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称：“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这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的风险。”为了整治精神病诊疗领域的乱象及纠正“被精神病”的情况，全国人大于常委会于2013年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新法施行后，被精神病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有一些权力部门花样百出的规避新法，以所谓的“疗养”、家属同意等为名，把执意维权及坚持发表不同意见的正常公民，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疗养、治疗”。

2020年8月27日，本网志愿者应约采访了重庆不同政见者张吉林（网名：岳家枪）先生，他向本网介绍了他因为发表不同政见，被重庆警方以“疗养”为名，强行关押到精神病院整治的过程。采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张吉林你好！请问你为什么事情被关进精神病院治疗的呢？

张吉林：我是因为发表宪政民主网贴，呼吁罢免部分领导人的言论，被重庆警方先处以刑事拘留，后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治疗”的。

事情起因是，2019年1月17日晚，我在微信群“川渝一家”中，以“公民言论自由的责任”为题，对中国时局发出了一些个人看法及网络文字，主要内容是呼吁建设民主中国，罢免部分领导人。1月18日下午2时左右，我又在微信群里告诉群友，我即将到重庆市观音桥广场做街头演讲，呼吁民主中国。虽然有朋友劝阻过我还是小心点为好，但我并未恐惧，我说“任何公民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法律并没有被禁止公民言论自由，所以任何人都无权干涉我到街头演讲”。

18日大约下午4时许，我来到了人流密集的观音桥广场，正当我站在广场上向人们宣讲自由民主，呼吁罢免部分领导人之际，早已埋伏在四周的便衣、着装警察和特警几十个人一拥而上，将我牢牢围困住，随后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押上一辆银色无牌照小轿车，送到了附近派出所审讯。

1月19日，重庆国保警方以我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对我处以刑事拘留，后被送进了重庆江北区看守所羁押。羁押期间，我辖区派出所警察曾把我带到重庆市一家精神病医院做精神病鉴定，鉴定的过程中，医生对我做了心理测试，她们询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我的家族有没有精神病史，我平时有没有精神病症状，以及我对爱国主义、民主政治的看法，最后医生告诉我说，鉴定结论是我没有精神病，并且还是一位非常不错的爱国人士。鉴定结束，警察又把我送回了看守所继续羁押。

羁押37天后，重庆警方多人来到看守所接我出所，离开看守所后他们直接把我押送了精神病院关押。

志愿者：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你在被抓的时候有没有暴力伤害自身，或者暴力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

张吉林：没有，我们没有自伤和伤害他人的行为，警方审讯时也没有说我伤害他人及自伤的行为。

志愿者：既然你没有暴力伤害行为，那么警方有什么权力送你到精神病医院治疗？

张吉林：我认为这就是不择手段的打压不同声音，侵犯人权。

志愿者：你被关进精神病院多少天？在里面都有哪些经历？

张吉林：这一次我被关押了28天，我在里面被逼迫吃药，每天吃三次，如果不吃医护人员就要给我强制注射。

志愿者：给你吃的什么药？吃药后身体有什么反应？

张吉林：医护人员没有告诉我吃的是什么药，我感觉有两种，一是促使人亢奋的药物，二是镇静剂之类的。吃了亢奋的药物之后我就觉得心跳加速，总想活动身体，老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直到劳累后昏睡。镇静药物吃了之后，我就无精打采，老是昏昏欲睡，睡醒后还头痛眼花，肌肉酸痛。

志愿者：你感觉这些药物有无副作用？对身体有没有伤害？

张吉林：肯定有。常言“是药三分毒”，更何况这是精神类的药物，我每次吃药之后都会头晕恶心，并且在刚开始吃药时，还有几次呕吐了，我的呕吐物里都带有血丝。直到现在，我的肝肾功能都不好，我怀疑是吃了这些药物造成的，因为以前我的身体很棒，每天都会做体育运动，身体各项功能都不错。

志愿者：你在住院期间能否下楼活动，比如下楼锻炼身体？

张吉林：完全不能，他们根本就不让下楼，整整28天都是关在病房里发呆。我整天都只能与病房里的精神病人相处，他们有的人疯疯癫癫、大喊大叫，有的人随地大小便，搞的臭气熏天；还有的人有暴力倾向，冷不丁就会袭击他人，这导致我精神紧张，深怕被人无故打伤，这28天我过的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

志愿者：警察把你送去“疗养、治疗”，期间的住院费用谁出？

张吉林：警察出钱的，我身无分文不可能出钱。我被关进去以后，警察还对我说“你就当是疗养身体吧！”被送进病房后我听其他病人说，现在被政府送来的所谓精神病人好多都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只是政府和医院勾结搞社会维稳，或者套取财政经费谋取私利，听说政府送来一个人，医院会给政府人员八百元左右的好处费。

志愿者：中国精神卫生法还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你在住院期间要求过出院吗？医院有没有同意你自行出院？

张吉林：我被关进去的第一天就告诉医院，我没有精神病，我是一个正常人，我要回家。但是，医院工作人员却说，没有警察的同意，绝对不会放你走的。在关押了几天以后，几名医生告诉我说“与你接触了几天发现，你确实没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这只能说你得罪了警察，你是不是跟警察作对了？不然不会把你被他们送进来的。你要听警察的话，只要听话，警察就会同意放你出去”。

在我被关精神病院20多天后，我实在是受不了折磨了，就拼命呼喊放我回家，医院向警方反映情况后，两名警察来到医院告诉我说，想出院也可以，但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发反动文字，要听警方的话。迫不得已，我写了保证书，向他们保证以后不搞这些事了。最后，警察通知医院放行。这期间，警察还透露说，这是警方向医院疏通才放我出来的，医院一般要强制治疗三个月以上才会放人，人家医院也要追求经济效益。

志愿者：出院后你就自由了吗？

张吉林：没有完全自由，警察把我送回家后，要求我不准擅自离开社区，不准上网发表政治言论，并且还要我的家人监督我，禁止我再与民主圈的朋友往来。就这样，我在家里被困了约四个月时间。到了2019年7月16日，我忍不住上网浏览了时政新闻，无意间看到了香港爆发“反送中”大游行，期间又看到一位学者写的一篇“反送中”时评，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好，就情不自禁的转发到了网贴中，并且还告诉好友我会再去街头宣讲。

到了7月17日，我发现我的微信账号、微信群全部被封杀掉，我已经不能转发文章了，于是我就来到重庆市观音桥广场向路人口述这篇文章，不久，就跑来十几名警察再次把我抓进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警方收走了我手机，翻查了手机内容。翻查完后，他们又把我送进了重庆市渝北区中医院精神病科关押。

志愿者：你被抓和被送精神病院的过程中，警方是否按法律程序办案，有没有依法出示法律文书？

张吉林：我被抓的时候，十多名警察都没有出示警官证，到了派出所我要求依法开具传唤证及通知家属，但警察未予理会。在抓我上警车的过程中，警察还粗暴的把我的双手反转背部，然后扣上手铐推搡上车。在押送到精神病院后，我强烈反对关精神病院，几名警察就推搡我进到医院大厅内，然后叫来了医护人员强行给我注射镇静剂，最后把我拉进了病房锁在了屋内。

志愿者：这一次你再被关精神病院都有哪些遭遇？

张吉林：这一次比上一次更惨，我被关进去以后，他们还拿来了绳索粗暴的把我捆绑在床上一天一夜，直到我投降，答应安心住下治疗，医护人员才给我松绑，并且恫吓我说如果不听话就会再次捆绑，一直这样捆下去。

我被捆的受不了，就被迫答应配合治疗，也口服了他们的药物。此后，如同上一次一样，每天被迫服药三次，每次服药后也都是浑身难受。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了多久？

张吉林：第二次被关了37天。

志愿者：这次你是怎么出来的？

张吉林：这一次是因为我身体实在吃不消了，几次晕厥，重庆江北区国保警察吕显荣（音）得知情况后，就叫我一个朋友到医院给我传话，说必须要给警方写一份保证书才能释放出院，如果不写保证书，那就要关押到10月国庆节以后。由于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关在里面实在太苦了，而且我非常想念我的老婆孩子，所以我就写了一份保证书给国保。最后，一名渝北区国保警察与我辖区派出所是一名警察，两人一起来医院给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并送我回家的。

志愿者：保证书的内容是什么？

张吉林：内容是警察让人带话给我，叫我按警方的要求写的，主要就是向警方保证以后不再发表反专制言论，不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话题，不准再到观音桥广场。

志愿者：你回家以后生活恢复正常了吗？

张吉林：回家以后，我的家人被警方指使监督我，严禁我离开社区、严禁我与民主人士见面，如果到其他地方探亲，需提前向维稳部门申请，获批后才能前往。此外，由于我被限制出行，所以难以就业，警方就与社区协调，把我安排到辖区菜市场打扫卫生及维护治安。

志愿者：你工作以后，警方还来找你吗？你现在能不能自由出行了？

张吉林：我工作以后警方还是会时常找我谈话，警告我不许发表政治言论。我现在也还是没有出行的自由，不久前我的一位亲戚家里聚餐，打电话叫我去，但是由于亲戚家不在我居住的辖区范围，所以警方就不让我去，目前我还是只能在居住地辖区内走动。

志愿者：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张吉林：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采访地点：重庆市盛景路体育馆旁
时间：2020年8月27日

采访对象：邓福全
时间：2020年6月17日
地点：四川成都

“被精神病”是指正常公民或无攻击性的精神病人，被违背本人意愿强制送进精神病院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

“该收治者不收治，不该收治者却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遭受严重威胁。

“被精神病”的社会危害性：1、侵犯公民权利：人身自由、财产权、名誉权等；2、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家庭关系不美满，公民内心恐惧，怕“被精神病”故对不良现象不敢指出；3、恶化医患关系：医生误诊或谋取私利，恶意收治；4、影响政府形象（针对政府送治的情形）政府公信力下降。

为了克服“被精神病”的恶行，中国2013年生效的《精神卫生法》加入了很多针对性的条款，在那之后如果再发生“被精神病”案件，相关人员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然而，现实非常残酷，一些地方政府及当事人的亲属，依然会利用权力与金钱打通各处关系，以貌似程序合法的方式，把他们认为的“麻烦”人士投入精神病院强制关押、整治。

2020年6月3日，民生网志愿者获悉四川维权人邓福全在2019年曾被精神病关押两个多月，就于6月17日对他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做了采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邓福全你好！请你介绍一下你关进精神病院的情况。首先，请你简介一下你为什么事情开始上访？是什么人把你关进精神病医院的？

邓福全：我是四川南充蓬安县人，今年50岁，曾于1986年入伍服役16年，由于我所在的炮兵部队在实弹训练和演习中缺少保护措施，导致我的双耳听力严重失聪，身体残疾。复员后，我多次向南充市民政局提出抚恤补助等正当要求，但都石沉大海，后被逼开始上访，之后就被南充市警方列为维稳对象。2019年8月12日，我去北京探访战友，很快被跟踪而至的蓬安县三名国保警察抓住，并遣返回南充市。回到南充后警察先把我行政拘留15天，期满后又被转为刑事拘留20余天，出了看守所又被送进了南充市第二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了两个多月。

志愿者：警方拘留你的理由是什么？行政拘留15天的罪名是什么？

邓福全：理由是“担心我在外面跑可能会惹事”。行政拘留我15天的罪名是“寻衅滋事”。事实上，这完全是凭空捏造，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在我离开南充到北京之前，曾主动向国保提出申请，后经他们同意我才出行的，如果没有他们同意，我购买火车票都会遭到拦截。

再说，我到北京后完全没有违法，只是探访老战友叙旧，北京警方就从来没说我违法，南充国保追踪到北京抓我，主要还是所谓的预防性维稳，将没有违法犯罪的我提前控制起来，以达到他们绝对安稳的不法目的。所谓的“寻衅滋事”，完全是子虚乌有，我从离开南充到北京的日子里，一路都没有扰乱社会秩序，全程都是平和处事，甚至连上访都没有去，纯粹是找战友叙旧，警方为了绝对的维稳，就以宽泛的口袋罪“寻衅滋事”为由，把我带回四川南充拘留稳控，如果我在北京违法了，那也应由北京警方处置，四川警方怎么会跑到北京抓我拘留呢？

志愿者：你被行政拘留15天后为什么没有获释，反而又被转为刑事拘留了呢？

邓福全：我听几名警员之间谈话说，2019年10月1日，北京要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庆，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活动，中共领导人要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所以全国的维稳任务非常重，要提前将各地的维稳对象控制起来，以防止他们跑到北京或重要地点制造“杂音”，给中共庆典添乱。所以，在我被行政拘留期满后，他们再次找借口把我转为刑事拘留，送进了看守所羁押稳控。

志愿者：你刑事拘留了多少天？
邓福全：刑事拘留了20天。

志愿者：为什么刑拘20天后又被转去精神病医院关押呢？

邓福全：因为刑事拘留一般不超过37天，此时北京的国庆大典仍没有办完，并且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还将在2019年10月18-27日在武汉举行，所以四川南充警方为了延长对我的稳控，就再次找借口把我转去了精神病医院控制，一直要等到这两个重大维稳期结束他们才会释放我。

志愿者：是谁把你送进精神病医院的？

邓福全：是南充市蓬安县警察把我从看守所接出来的，出了看守所就直接把我转送到精神病医院隔离关押了。为了完成表面上的合法性，他们还跑到我家里，游说我家人同意送我就医，警方告诉家人说，住院的费用不用我家出资，由警方全部承担，家人拗不过警察的纠缠，只好配合他们了。

志愿者：有媒体报道，长期以来我国精神病医疗有制度性弊端，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和医疗，而且政府不断强化家庭责任，用"医疗看护"制度将这种责任推到极致。因此，当家人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进精神病院时，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而"医疗看护"制度完全没有防范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能力。其次，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作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实际上是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还有，我国卫生系统收治标准过低、范围过宽，在现实中，卫生机构的行业规则也没有对收治程序作出要求，乃至医院无须事先见过当事人，无须事先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无须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医院就可以把人强行收治起来，这种收治方式与绑架无异。或者医生直接把持谁有精神病的特权，而一旦被送治，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监护人"宰割的对象，无疑加重了被关押公民的痛苦和伤害。你认为，你是否也遭遇了这种情况？

邓福全：是的，我就是这种被强制收治的被精神病者。我平日里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和自残的情况，警方甚至我的家人都无权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整治，这严重违背了我“自愿治疗”的意愿，也严重侵犯了我的人身自由权利。

志愿者：你在精神病医院被关了多久？期间是如何治疗的？

邓福全：我被关了2个月之久，所谓的治疗就是强制吃药，至于吃的什么药医生也不告诉我，只是每天逼迫我吃，不吃就会被捆绑灌药，严重时还会电击“治疗”。

捆绑灌药，就是把病人按倒在床上，再用绳索把病人四肢捆绑在床上，再用钳子或筷子撬开病人的嘴巴，然后把药物塞嘴里，再用水灌进去，最后再用手电筒照看，在确认完全吞下去以后医护人员才离开。有些倔强的病人嘴巴都被撬流血了。

电击“治疗”，就是用电疗仪电击病人的头部，电疗仪的电压是由医护人员掌控调节的，常被用来打击报复那些不听话的人。你如果不听话、不服从他们，他们就会调高电压，用高强电流把打的你投降为止，而且还不留下什么伤痕证据。

志愿者：你被关了2个月之久，是每天都关在病房里吗？能不能下楼散步、晒太阳？

邓福全：就是每天都被关在病房里，楼道里有大铁门锁着，根本就不让我们出门下楼，完全没让我们出去散步、晒太阳。关在病房里2个月时间，几乎与世隔绝，每天只能与精神病医患接触，时间久了，真的就变抑郁了，没有病也关出病来了。精神病医院比看守所还残酷，我被拘留期间，看守所还让我们放风、散步、晒晒太阳，还可以与正常人交流。但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完全就是囚禁，周围都是精神病患者，他们疯疯癫癫，甚至时有暴力行为，这让我无法与他们正常交流，还导致我时常恐惧，致使我身心饱受摧残。

志愿者：据悉，很多药物都有毒副作用，服药前，医生应告知你注意事项，他们告诉你了吗？你服药后，身体有什么感觉？

邓福全：我问过医生给我服的什么药物，但他们一概不理。我也担心药物会有毒副作用，曾拒绝服药，但医护人员强迫我服药，如果不服，他们就会捆绑强行灌药。我被迫吞服了药物后，主要就是大脑昏昏沉沉，意识模糊，全身乏力，长时间的昏昏欲睡，也时有恶心呕吐的感觉。

志愿者：关押两个多月时间，你在精神病院里适应吗？想家吗？要求过出院吗？

邓福全：我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非常难过，比关在看守所里还难受，每天被囚禁在病房里没有自由，每天被真正的精神病人包围着，时常看到病人被捆绑、被电击的痛苦哀嚎，我的精神压力很大。我被关在里面非常想家，非常想念外面的朋友，我曾多次要求出院，但是医院就是不放，医生说除非警方通知放人，医院才可能放行。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院的？谁接你出院的？住院费用是谁付的？

邓福全：我是被关了2个多月后，直至“国庆大典”和“世界军运会”结束后，南充市蓬安县国保才通知医院放人。起初，警察让医院放人的时候，医院还不肯，院方为了延长收治时间，增加创收获利，找出各种借口拖延放人，最后，不得已，警察找熟人疏通关系才释放我出院的。住院费用是警方出资的，我自己和家人都没有出钱，是警察把我接出来的，警察不来，医院是不会放我的。

现在的医院都以盈利为目的，在利益的驱使下，将精神病医疗当作一大赚钱渠道，有的医院把非自愿收治视为普通消费，只要有人送上门，管他是否有精神病，只要有人出钱，就视为有病收治。而往往送病人进院的是维稳官方或者亲属，政府或亲属送来的“病者”入院，即使是“被”精神病了，也有政府或家属撑腰负责，医院只管收治赚钱，不管病情是否属实。不仅如此，有些医院甚至千方百计的延长关押收治时间，以赚取更多的不义之财。实际上，将没有暴力危害的人强行送到精神病医院隔离治疗，这属于剥夺他人自由权利的犯罪行为，无论是强行送医的警察或者亲属，还是强行收治的医院，他们都涉嫌严重违法犯罪。

志愿者：你出院后，想过依法起诉他们吗？

邓福全：想过，我被无缘无故的拘留、被关押精神病院近三个月时间，身心备受摧残，日常工作无法完成，给我造成了重大损失，我本想找律师控告警方和医院，但无奈拿不到住院证明、证据。我曾经找医院索要住院证明、病例记录、出院证明等手续，但医院说是警方送医并给付住院费的，所以住院证明只能交给警方，不会交给我的。最终，由于难以取证，加之中国的公检法是一家，我和朋友认为控告警方和医院的胜算不高，最后就不了了之。

志愿者：好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愿你早日维权成功！
邓福全：谢谢大家关心！

采访对象：吕千荣
时间：2019年11月17日
地点：浙江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28弄

前言：由于中共大搞一党专政垄断，严防死守一切可能反对其专有特权的国民，就不择手段的大搞恐怖镇压统治。为了保有其专政特权，他们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在实施的过程中常罔顾人权法治、漠视人道、泯灭人性的殴打、拘禁、判刑（党治法庭）、甚至以关精神病院、强迫服药等手段来打击报复镇压“反党”人士。2019年11月17日，本网志愿者应邀探访了安徽籍异议人士吕千荣先生，对他因为参与维权及发表不同政见被警方强制关入精神病的遭遇做了一次访谈。全文如下：

志愿者：吕千荣先生你好！据悉你因为参与维权以及上网发表不同政见，被维稳警方以精神病为由强制关入精神病院整治，请问确有其事吗？

吕千荣：有，确有其事。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人，1995年间我出于正义感，开始举报本地镇村干部使用殴打、关押、赶牛、拉猪、抢粮等手段，随意摊派加收农民税费，且涉嫌贪污挥霍公款，之后我就开始遭受长时间的打击报复,并在1年多后把我送进了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劳教了3年多，直到2000年才获释。释放后，我又因为发表不同政见给民众听，后被以“政治犯”的名义监控维稳。

2010年以来，我开始上网撰写政论文章，其代表作有《中国只有结束共产主义独裁暴政，中华民族才能新生》、《全面揭秘中共的卖国史和杀人史(上)》、《全面揭秘中共的卖国史和杀人史(下)》、《六.四，今夜我无眠》、《是谁一次次让中华民族蒙羞》，这些文章在天涯杂谈、凤凰论坛、百度空间发表后，曾被全国许多网站转载、《取消城管，是中国人民的血泪期盼》、《到底是谁给了奸杀少女、摔死幼童的李昌奎免死的金牌》、《如果药家鑫不判死刑,就会给中国判了死刑》、《如果枪毙了夏俊峰,就是枪杀了中国弱势群体对社会正义的期盼》、《孔庆东的荒诞言论和“重庆模式”，其实都是文革余孽在作怪》、《支持任志强，揭露共产主义给我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等。2014年下半，我的政论及时评文章开始被国内论坛、博客全面封杀。2014年前后，我又翻墙转到海外网站撰写政论。2016年5月，我在江苏常州市租住地遭国保传讯警告、禁言。

2018年开始，我又在境外网站发表了不同政见，其中主要是纪念1989年6月4日学生运动的。当年7月4日，我户籍地安徽霍邱县临水镇副镇长、派出所警察和张庙村的中共支部书记等人，突然来到我在江苏常州的暂住地找我，说是来关心看望我的，期间警方及村支书问我精神方面有没有问题？并且说政府可以出资帮我免费检查治疗。我回答说“我没有精神病，你们想让我去我是不会去的，你们要抓我就抓，不要找借口关我精神病院”。随后，这些官员要求我今后不要再在网络上发表所谓对国家不利的言论。我反驳说，自己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监督政府、抨击邪恶、对国家社会有利的，中共是体制性独裁邪恶的，自己只不过是说出了事实而已。

除此之外，这些官员在找我之前，已经先到我妻子打工的工厂威胁了我妻子，逼迫她签字同意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诊治”。我妻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农村家庭妇女，她直接给官员说：“不同意把吕千荣关进精神病院”。官方反问说你如果不同意，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吕千荣给抓走、整治的。至于你，你现在精神还正常，以后你精神也不正常了，你想送吕千荣进精神病院也没法送进去了。至此，当局已经公开威胁要把我关进精神病院，以制止我撰文反对共产极权统治。

志愿者：那你是什么时间，为什么事情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整治的？是什么人把你关进去的？他们以什么理由关你精神病院的？

吕千荣：2018年8月1日，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警察沈斌和王震找到我，指责我发表了一些“对国家不利的言论”，以及纪念六四学运，以我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对我进行传唤、抄家。警察在抄家的过程中扣押了我家的监控摄像头、录像机、笔记本电脑等物品。之后，又把我带到了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留置。至晚上7时许，多名警察决定把我强制送进了“常州市德安医院精神病科”整治。

志愿者：你被关进精神病医院后都有哪些遭遇？

吕千荣：关押期间，常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警察多次到医院强行要求我删除自己的推特、脸书、谷歌邮箱、博客等账号，医生也每天强迫我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在被关押了50多天后，警察再次来到医院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出院，如果不想继续被关押，就得给警方写一份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发表“对国家不利的言论”，以及不给常州市警方添乱尽快搬离常州市。我由于被长时间关押、迫害，身心俱疲，最后被迫给警方写下了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在网上发表对国家不利的敏感言论了，并且尽快搬离常州市。

志愿者：他们是怎样强迫你吃药的？

吕千荣：他们先是几个人把我按倒在病床上，然后用约束带把我的四肢捆绑在床上，再动手扒开我的嘴巴，然后就把不明药物塞进我的嘴里，再用水灌进去，最后他们还拿来手电筒照我的嘴里，检查我有没有把药埋藏在舌根处，在确认完全吞下去以后他们才离开。他们硬是把我捆绑在床上两天两夜啊，把我的全身肌肉都捆麻木了。

志愿者：你被强制灌药后，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吕千荣：被灌药后不久，我就开始头昏又头痛，之后就出现昏昏欲睡的症状，整天精神萎靡不振，估计药物里含有镇静剂之类的东西，那些药物应该是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的。

志愿者：你被关精神病医院后你和家人有没有要求出院？

吕千荣：有啊！我多次向医院表明我没有精神病，医院也为我做了精神病测试及鉴定，结果显示我没有问题，而且测试我的智商还不低。平日里我也没有暴力攻击他人。最后，医院只是说不管你有没有精神病，只要是警方让收治的我们都得收治，如果你及家人要求出院，那必须得到警方的同意并且由警方来接走，否则医院是不会放人的。

志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此外，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据您所讲，你和你的家人都曾强烈要求医院放人，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放人呢？

吕千荣：医院说，我的送医人和住院费用是常州市维稳警方办理的，所以没有警方或政府的同意医院是不会放人的。家属要求放人没用，只有警方说什么时候放人，医院才能什么时候放人。显然，警方以及医院的做法是违法的，他们这是在找借口非法拘禁、迫害我这个“政治犯”。

志愿者：那你最后是怎么出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吕千荣：2018年10月16日，在我被关进精神病院75天后，才被常州警方通知医院释放的。出院前及出院的时候，警方都一再要求我向他们保证，以后不在网上发表对党和国家不利的言论，否则会延期释放或者再次抓进来“诊治”。

志愿者：你出院时有没有拿到病例及缴费单据？

吕千荣：没有，我找医院要了，但是他们说是警方送医并且诊疗费也警方出资的，所以病例和缴费单要交给警方，不会交给我个人的。

志愿者：你出院后害怕再次被关进去吗？

吕千荣：是的，我是害怕再次被关进去，所以被迫按照常州警方的非法要求，尽快搬离了江苏省常州市。由于我对言论自由的向往，出来后我又断断续续的发表一些不同政见，但又因为害怕再次被关押整治，所以就四处流浪，以摆地摊卖老花镜为生。在中共一党统治下，公民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你只要发表了不同政见，维稳警察就会不择手段的打压你、迫害你。

志愿者：由于时间有限，今天的访谈就此结束。谢谢你接受了这次访谈！

吕千荣：不用谢！我希望中国早日结束垄断专制，让中国人民早日获得言论自由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自由民主！

采访对象：王树英（女）
时间：2019年9月8日
地点：湖北省孝感市王树英家

前言： “被精神病”意指本非精神病人，却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被当成精神病患者来治疗。在中国众多的“被精神病”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公权力的身影，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对待有违稳定大局者的“非常之道”。被认定的“精神病”患者无法自证正常。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任何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路。将一个正常人收治到精神病院，隔离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的现实土壤，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背后的恶毒逻辑令人发指，为其撑腰的公权力令人胆寒。
2012年10月，中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13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填补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确定了精神障碍住院治疗自愿原则，被认为将终结“被精神病”事件发生。然而，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一种美好希冀，各地被精神病案例仍层出不穷，如：2013年6月21日，湖北省孝感市女访民王树英，因为准备出门上访，被街道办事处曾主任以及三名派出所的人强行抓进孝感市精神病院关押。 6月24日，社区综治办汤主任等人来到精神病院，要求王树英写保证不上访就放她出院。王树英不肯，她只写了“听领导的话”，这样她才被释放出来。2014年10月11日，王树英在孝感火车站展示申诉材料的时候，其辖区“三里社区”工作人员及派出所警察突然从一辆车里冲下来了，粗暴的把她抬上车再次扭送到精神病院关押了数月之久。
法律未出台前，基层政府尚可以法无可依为由，而法律出台后“精神病”标签的撕贴由人，使基层公权力滥用再无遮羞布。事实上，一些手握公权者借“被精神病”来实施打击报复，用来解决影响地方稳定大局的“刺儿头”，已经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一种野蛮的非法手段。强行“宣判”一个健康人为“精神病人”，反映出公权力不受制约下对公民私权的肆意摧残和践踏。

2019年9月8日，本网志愿者来到了孝感市对王树英被精神病的情况做了一次专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王树英你好！请介绍一下你被精神病的经历。

王树英：我是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广场街三里棚社区居民，1962年3月16日出生，原是河北秦皇岛人，上世纪90年代随亲戚搬到孝感市居住，之后在孝感柴油机厂以理发为业。在2002年11月29日，我参加在孝感市玉泉路举行的即开型福利彩票抽奖活动，当时我在售票处幸运摸到一张梅花奖票，这是特等奖票，不幸的是，该特等奖票当场被举办此次彩票摸奖活动的民政局现场女工作人员抢走，我随即向三里棚派出所报了案。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接到报案后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后认为王树英报案情况与实际不符，于2003年4月2日作出不立案的决定。对此决定我表示不服，开始逐级申诉、上访，至今已十多年了。
因为坚持上访，孝感市公安局就把我列为维稳打击对象，一次次的逼迫我停访、息诉。严重的时候，当局不惜指示闲散人员对我下黑手，例如2011年4月6日，我正准备出门上访，却莫名其妙地被人驾驶摩托车撞伤了腿，直到现在还留有后遗症。2012年间，我又两次去上访，却两次被当局指示闲散人员绑架到宾馆关押囚禁，一次17天，一次一个月之久。

志愿者：那你什么时候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呢?

王树英：是在2013年6月下旬，当时我们三里棚街道办的几个人突然找到我，逼迫我签署永远不再上访的《停访息诉保证书》，我坚决不签，随即遭到他们殴打，被打伤后，我去找街道办事处的书记理论，去了街道后却又被几个人像土匪一样给拽出来了。被打伤之事未能解决，我休息了个一周后又去找区政府投诉。2013年6月21日，当我在孝感市孝南区区政府门口准备找区领导时，我们街道办维稳办的郑（音）主任以及三里派出所的一名刑侦警察和一名不认识的人突然赶来，他们一下车就凶狠的把我按倒在地上殴打，把我身上都打的清淤，然后就七手八脚的把我抬上汽车扭送到了孝感市东门精神病院关押。
期初我被扭送进去的时候，一位有良知的医院负责人还斥责他们说“现在《精神卫生法》规定坚决不准收治上访人员，你们把她送来我们怎么办？”后来我们社区的叶金刚（音）书记说“绕开这个负责人让医院收治。”最后还是把我关进去整治了4天时间。

志愿者：关在精神病院有没有给你打针吃药？

王树英：开始医院要给我打针，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根本没有精神病，只是上访被非法维稳关进来的，最后就没有打。我在里面明显感觉到被维稳部门指示医院折磨我，因为我被单独关在一间紧邻厕所的杂物间里，睡觉都不给铺盖，只有一张草垫子铺在板床上睡。

志愿者：关押期间你有没有给你做精神病鉴定？没有病例等手续？

王树英：没有，没有，根本就没有做精神病鉴定，完全没有任何手续，就这样无缘无故的关押了4天，离开医院时叶没有给我任何手续。

志愿者：那收治在精神病医院里的费用谁出的？

王树英：政府出的。

志愿者：《中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按照你说的情况，你就不是自愿治疗的。

王树英：我不是自愿的，完全就是绑架进去的，几个维稳人员殴打我，把我抬上汽车强行关进来的。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王树英：是在6月24日，我们社区综治办汤主任等人来到精神病院，再次要求我书写息访的保证书就放我出院。对此我表示拒绝，因为我根本没有精神病，上访也是我的合法权利，但鉴于不写保证书就会被一直关押，最后就折中的写了一份“我以后要听领导的话”，就这样才被街道办领导同意释放出来。

志愿者：现在向你了解一下，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什么时间？

王树英：第二次是在2014年10月11日。当天上午我准备在孝感火车站向路人展示我的冤情材料，在我还没有摆放好材料的时候，一辆汽车突然驶来急停到我身边，然后车里就冲下来了几个人，不由分说的就把我粗暴的往车上抬。抬的过程中我看到这些人当中有我辖区派出所的人，还有我们三里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开车直接把我送到孝感精神病院新院区强制关押。随后，我所在的孝感市三里棚社区的维稳人员和公安、信访局的多名人员来到精神病院，明确告诉我要关我一个月，当局还给精神病医院交了一万元的“药费”，还说“药费”不用完是肯定出不来的，最后关了我六个月时间，2015年的新年我都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度过的。

志愿者：维稳人员把你送去精神病院，该院不问明情况就收治了吗？

王树英：直接就接受关押了，维稳部门与该院副院长早就沟通好了的，并且这个精神病医院是民政局开设的，副院长又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收治一个访民的话，民政局会给医院支付费用，他们有利可图。

志愿者：你被突然送进精神病院，你的家人没有去寻找你吗？

王树英：找了，我女儿四处打听，最后得知我再次被维稳部门关进了精神病院，我女儿要求去探望，但是社区维稳人员不让。大约一个月后，我女儿偷偷找到精神病院要求探视我，但是医院不准，并且医院还通知了社区维稳办，社区维稳人员立即赶来把我儿女也抓起来打了一次“电针”，还恐吓她说“不许私自来探视，不然把你也关进去。”，之后，我女儿也被维稳办主任唐文胜（音）关押了一个月。此后，汤文胜（音）陪同我女儿到医院来看过我一次，要我女儿劝我以后不要上访了，并且强迫我女儿在我的入院证明上签名“家人同意把王树英送入精神病院治疗”。维稳部门是想把我非法关进精神病院一事，以家人送医的名义合法化处理。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在里面都有哪些遭遇？

王树英：第二次医院强行给我打针喂药了，也不知道他们给我打的什么药物，最后导致我的脖子右侧长出了一个大包块，现在还隐隐作痛。我不想打针吃药，但是如果拒绝打针吃药，医院就会暴力处置，因为我看到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就被他们强行用筷子撬开嘴巴喂药，有的人嘴巴都被撬出的流血。医护人员还恐吓我说必须要打针，如果不打针就会向其他病人一样，强行捆绑起来注射，而且捆绑还不是一两个小时，而是一整天，直到值班医生下班才会松绑，我亲眼所见其他病人被捆绑时的痛苦，所以就不敢拒绝了；还有，医护人员还故意让其他精神病人跑到我的床铺边拉屎拉尿，弄的臭气熏天也不让人打扫，让我恶心的要命，导致我根本就吃不下去饭；医院还专门在我的头顶上安装了一盏亮灯，24小时不熄灯，一直照射了我半年，让我睡觉都睡不好，不得已我只好蒙着被子入睡，呼吸很困难，夏天又热的难受；我认为，这是维稳部门与医院专门针对我实施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让我知道被关精神病院的厉害，以后就不敢去上访了。

志愿者：在里面有没有挨打的情况？

王树英：精神病院的医生没有打过我，但是病房里的精神病人莫名其妙的打过我。刚进去进医生给我吃精神病药，我不吃，偷偷藏着。主治医生给还我打针了，说是我有心脏病，但有别的医生说我不是心脏病，是心急病。针打了之后我头昏的很，特别难受，想死的心都有了，想自杀，有几次我难受的拿头撞墙。关在里面，我坐不住，站不住，身心极度疲惫。晚上灯泡也照着，还有精神病人捶门，睡不着觉，我要睡眠药吃，医生说不能吃多了，吃多了对身体有害。我在里面哭，眼泪住下流。在里面我还遇到一个上访的，已经关了七、八年了，我恐怕自己也是叶出不去了，非常绝望。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王树英：我是在关了半年以后的2015年3月31日出来的，当时正直2015年的全国两会开完。出来的时候是综治办的汤文胜、三里派出所的白刚（音）副所长和我女儿三人来接我的，他们带着我女儿强迫她在出院手续上签字后才释放我的。出院第二天，综治办的汤文胜、三里派出所白刚（音）副所长再次找到我，他们提前给我买了火车票，强行送我到老家秦皇岛。我老家是秦皇岛人，小时候随舅舅落户孝感，还有妹妹在老家。他们威胁我一年内不能回孝感”。 当局还要求我不能再上访，不能再“乱说乱动”，否则会再次整治我。我在老家是秦皇岛住了几个月后，为了控诉非法维稳，我再次到北京市上访了。

志愿者：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王树英：没有。政府部门后来说以“救助”的方式给我解决一部分钱款，但是我没有同意，我不要救助，我要的是依法处理这些非法侵权问题，要依法惩办这些违法人员及给予我合法的赔偿。

志愿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访谈就此结束。谢谢你！

采访对象：杨志祥
时间：2019年7月12日
地点：四川省雅安市客运站

前言：在中国,当弱势群体执着于捍卫公民政治权利、私有财产权利之时，中共当局除了会罗织罪名抓捕他们外，还会采用强关精神病院的方式迫害他们。中共治下的公安、检察院、法院以及医院等部门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最核心利益就是自己政权稳固，因此他们制定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目标。“稳定压倒一切”就可以压倒人权、法治、公民权利以及人性良知，一旦有人执着于维护公民权益，坚持上访，并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中共维稳当局就会不择手段予以打击、稳控，这当中就包括将信访人员强送精神病院稳控迫害，医院由于必须接受党的维稳命令，就罔顾事实的配合政府维稳迫害。

2019年7月12日，本网志愿者对四川雅安被精神病人杨志祥做了一次专访，内容如下：

志愿者：杨志祥你好！据悉你因为坚持上访维权，被雅安市维稳当局两次关进精神病院稳控，能请你介绍一下事情经过吗？

杨志祥：好的，我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是2016年4月11日，因为我们地方政府批办的煤矿发生采空区塌陷，导致我家房屋受损成为危房，以及地方政府盗伐我家林产不予赔偿，我开始四处上访告状。2016年2月间，我来到北京市上访，在刚刚邮寄完材料的时候，雅安市沙坪镇镇政府的几名工作人员及警察，就在北京市邮电总局门前拦住了我，说是带我回家解决问题，但是回到雅安市后他们就把我关进了雅安看守所，拘留了43天。拘留结束后，政府和警方人员又把我转移到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关押。关进去以后，医护人员就把我捆绑在床上，试图给我强行打针灌药，后被我的亲友知晓，家人赶到医院严正声明我没有精神病，禁止给我胡乱打针吃药，最终才制止了强行治疗。这一次我被关在医院里27天才得以释放。

志愿者：押送你进精神病院的时候，有没有政府人员或警方人员签字送医？

杨志祥：当时没有官方人员签字，我们沙坪镇的党委副书记对医院说，先把人收治起来，一切由他们负责。之后，政府人员找到我母亲说是我得了精神病要治疗，让我老母亲签字，我母亲不识字，他们就诱骗她按了一个手印算是亲属签字。再之后，我的亲友得知了这一情况后都对我老母亲说，杨志祥哪里有精神病？根本没有，这是政府为了打击报复他上访，在非法构陷他、迫害他。老母亲清醒后赶忙跑到医院要求放人，但是医院不肯，最后老母亲就呆在医院里一直陪我到出院。

志愿者：你被关在精神病院27天，这期间的费用是谁缴纳的？你出院时有没有拿到病例及诊疗证明？

杨志祥：住院费用我是没有缴纳过，不知道谁缴费的，估计是政府部门缴纳的。我出院时找医院索要过病例和诊断用药证明，日常看病，病人的病例等资料都是病人所有，但是医院就是不肯给我，只说是“这是政府行为，资料不给我个人。”

志愿者：你认为政府把你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的目的是什么？

杨志祥：我认为他们就是想阻止及恐吓我以后不要去上访，状告地方政府。

志愿者：你关在精神病院27天时间里都有哪里经历？

杨志祥：我在里面感到很恐怖，我亲眼看到好多精神病人自虐，他们有些人会自食自己的大小便；有些人会殴打他人或暴力自残，这让我完全没有安全感，夜晚都不能安心的睡觉，由于睡眠不好加上精神紧张，导致我每天都头昏脑涨。还有，我还担心自己会从此失去人身自由，会被常年关押在此，因为我病房里就有多名被常年关押的上访访民，其中一位老人被关在这里十七八年了，他是林山县（音）人，所以我非常害怕。

志愿者：《中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请问你自愿治疗了吗？你此前有没有暴力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

杨志祥：我不是自愿治疗的，我根本就没有精神病，是政府人员和警察把我强行扭送进去的，是他们暴力绑架我上车押去的。我此前也没有暴力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这完全就是政府为了阻止我上访，对我实施的非法稳控和迫害。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事情？

杨志祥：第二次是2019年4月9日那天，我离开雅安准备到北京边打工边上访，当我乘车途径河北石家庄站的时候，被我们乡政府人员谭青才（音）和警察刘健（音）等多人在列车上拦截，他们要求我跟他们回家解决问题，我不同意，他们就拉拉扯扯准备绑架我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乘警赶来干预才没能得逞，一直到河北保定站后，雅安警察与列车乘警协商完毕，并且拍照留下证据后，乘警才答应雅安警察和政府人员押着我下车返回雅安市。结果，一回到雅安市他们强行把我扭送进精神病医院，进院后就被立刻绑住手脚。在此期间，医院的领导跑来问政府人员说“人家（指杨志祥）的亲人找来了怎么办？”政府人员说“一切后果我们负责。”我被捆绑在床上后，医护人员准备给我强行用药，我激烈的反抗，他们就暂时作罢。此后，我宣称我会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维稳，没想到，医护人员就真的故意不给我饭吃，饿了我五六天时间。一段时间后，雅安市的几位访民朋友找到医院看我，我当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被饿的快死了，经朋友们与医院交涉后才得以进食。

探望过程中，朋友们找到两名主治医生探讨我的问题。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雅安沙坪镇政府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公章，医院也曾拒绝收治杨志祥。但到了当晚24时许，镇政府人员补盖公章后，这才办完了入院手续收治了杨志祥”。朋友问两名医生“有没有给杨志祥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的，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用药规矩和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强行给他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名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我们知道哪些该用药，哪些不能用药的”。朋友又问“有多少人？”，医生说“有10来个人“。之后，两名医生还当着众人的面劝说我称：“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修养精神，反正是政府给你全额报销医药费”。医生最后还叮嘱我说“你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主要领导，否则就算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有你的好果子吃的！”。

在我即将出院的时候，医院的院长助理张秉志（音）跑来对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要把医院里面的丑陋事情说出去”，我说我只实事求是的讲问题，我没有精神病，又不是自愿治疗，你们把我绑在精神病医院里，没有经过我和亲人同意，并且你们医护人员都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我要揭露这种违法行为。

在我出院后我才得知，那几位来探望我的朋友都被警方集中处置了，其中雅安访民谭晓华、刘钰、陈德平三人还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了。现在，仅陈德平一人取保候审了，谭晓华、刘钰、还被批准逮捕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朋友来医院探望我就“寻衅滋事”了？就要刑事拘留、逮捕？还有，来看我的万春秀（音）、高永刚（音）等四人还被警察在医院楼下抢走了手机。

志愿者：这一次被关了多少天？
杨志祥：这一次被关了38天。

志愿者：在这38天里你都有那些遭遇？

杨志祥：在里面被医护人员长期捆绑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上厕所，直接在床上排泄，由于臀部长时间浸泡在大小便里，导致了部分皮肤溃烂。还有，长时间的捆绑造成我手脚受伤，至今我的腿上还有严重的伤痕。在里面，我还被强制打针，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的什么药水，致使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几处肿胀的包块，尤其是肘部下的一个包块现在都又疼又痒。

志愿者：医护人员没有告诉你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吗？被注射者是有知情权的。

杨志祥：他们只说是给注射的是蛋白质、葡萄糖等营养药物，还说是一针都要几千元的进口营养药，医院是在挽救我的生命，不能让我绝食死在医院里面。但是，在我要查看药品名称时，他们就是不给我看。

志愿者：捆绑期间你吃饭怎么办？

杨志祥：捆绑的时候就没给吃饭。到了后来几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开始派人来给我在床上接着排便。在里面我受尽了折磨，刚进去的时候我体重八十多公斤，出院的时候还不到六十三公斤。我关进去以后还被政府人员没收了手机、上访材料等物品，导致我无法与家人和朋友通讯，我在里面非常思念亲友，精神上也备受折磨，最后我出院时强烈要求归还我的手机等物品，政府人员才驱车给我送来了手机，但是上访材料却没有归还。

志愿者：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费用是谁出的？出院以后你拿到病例或证明没有？

杨志祥：不知道是谁出的钱，反正我是没有出。我的病例我也没拿到，我曾找医院索要过病例，但是医院说“如果你要拿走病例，就让你大姐来把住院费用交齐了。”我回答说：“我没有精神病，况且住院又不是我和大姐要来的，是政府人员绑架我来的，凭什么要我和大姐交住院费？入院的时候政府人员说一切由他们承担，我大姐没有义务承担。”

志愿者：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法律途径去起诉政府和警方？

杨志祥：想啊！我一直都想起诉他们，但是政府和医院不给我证明、证据，缺乏证据我很难起诉的。

志愿者：有过两次被关精神病的经历，你还会继续上访维权吗？有没有可能会被再一次关精神病院？

杨志祥：我还会继续上访维权，因为维权不违法。问题必须要解决，一天不解决我就会坚持上访。以后上访，我估计还可能被关精神病院，甚至比前两次还可怕，但是我不会屈服的。

志愿者：好的，谢谢接受我们的采访！
杨志祥：也谢谢你们关注！

杨志祥电话：13111831365

采访对象：金汉艳
时间：2018年6月30日
地点：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金汉艳、金汉琴是湖北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六官坪村人，94年姐妹俩同时参加高考并被丹江农校录取。97年毕业后，二人满心希望有一份固定工作却被他人冒名顶替失去机会。为此，二人走上了上访的不归路。2009年8月，金汉艳、金汉琴姐妹来到了北京准备上访，在北京做了一段时间的钟点工后，2009年9月18日下午5点左右郧西县公安局邓和敏、徐建波等四人将姐妹两人在北京寿宝庄出租房内控制，随即给她们拷上手铐带到十堰市驻京办。9月19日郧西县公安局邓和敏又将金汉琴关押进十堰市郧西县看守所，金汉艳关押在郧西县神风宾馆。9月22日金汉琴、金汉艳分别被郧西县土门镇陈明山等人强行送到东风汽车公司茅箭医院（十堰市精神病医院）和十堰市红十字医院（惠民医院）精神病科。在外界和媒体的关注下，姐妹俩在被关了210天后走出了精神病院。

2018年6月30日，民生观察网志愿者来到了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对金汉艳女士被精神病的经历做了一次专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金汉艳你好！本网想对你被精神病的情况做一次采访，可以吗？

金汉艳：可以。

志愿者：好的，那就请你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被维稳当局关进精神病院呢？

金汉艳：那是因为我们两姐妹（姐姐金汉艳、妹妹金汉琴）在1994年同时参加高考并被丹江农校录取。97年毕业后，我们满心希望有一份固定工作却因被他人冒名顶替失去机会。为此，我们姐妹俩开始逐级上访，2009年8月，我们两姐妹来到北京边打工边上访，2009年9月18日下午5时许，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公安局警员邓和敏、徐建波等四人，来到北京市寿宝庄我们的出租房内将我们俩姐妹强行控制，随后给我们拷上手铐带到了十堰市驻京办非法关押。9月19日，郧西县公安局邓和敏等人将我们绑架回湖北省十堰市，后将我妹妹金汉琴关押进十堰市郧西县看守所，把我关押进郧西县神风宾馆内非法稳控。9月22日我妹妹金汉琴又被郧西县土门镇领导陈明山等人强行带到了东风汽车公司茅箭医院（十堰市精神病医院）关押，而我被强行扭送到了十堰市红十字医院（惠民医院）精神病科关押。我们姐妹俩被关进精神病院210天后，才在家人、律师及媒体的关注呼吁下走出了精神病院。

志愿者：你被送进精神病院以后，医生有没有给你做医学诊断，鉴定你是否患有精神类疾病？

金汉艳：没有诊断。医生只说是政府送来的，政府让怎么整治他们就怎么整治，并且医院的王雪峰（音）主任还对我说“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呆着，政府什么时候接你出去，我们才能放你出去，你如果不息诉罢访，你就永远走不出我们医院的大门”。

志愿者：你在精神病院里有哪些遭遇？

金汉艳：我刚进去的时候，医院派来了三四个护工把我按到在病床上，然后象杀猪一样，用绳子把我的手脚和脖子都死死的捆在床上，我拼命反抗，他们就用拳头殴打我的头部，把我打昏了过去。等我醒来后发现，我已经被他们注射了不知名的药物，这之后我的大小便就失禁了，解手都解在床上，这时护工们也不肯给我松绑，也不给我更换衣物和床褥。7个月以后，北京来了几名记者和一名律师（刘士辉），记者来了解情况，刘士辉律师来找我们姐妹签法律委托书，第二天我妹妹所在的精神病院就报复她，强行给她注射不明药物，致使昏死过去，两天以后才苏醒，醒来之后，我妹妹还浑身抽搐，牙齿发抖，嘴巴都合不拢，口水不停的从嘴角往外流。

志愿者：刘士辉律师来找你们姐妹签法律委托书是什么情况？

金汉艳：刘士辉律师以前经常关注我们姐妹的维权事情，后来他发现我们失踪了几个月，就亲自来到十堰市找到我的父亲打听消息。我父亲是一位老实的农民，他原以为我们姐妹在北京打工很忙才没有联系家人，听刘士辉律师说我们失踪后，他就与刘律师四处寻找，我父亲几乎找遍了所有亲戚朋友向他们打听消息，但均一无所获。最后，刘士辉律师凭经验判断，我们姐妹可能是因为上访被非法关进精神病院了，于是刘律师和我父亲开始在十堰市寻找所有的医院精神病科室。有一天，刘士辉律师来到我所在的医院，站在铁门外高声呼喊我的名字，我听到后就立即应答，自此他们就找到了我。找到我以后，刘士辉律师当即以律师的身份要求进入医院与我签订维权法律委托书，但是医院却找各种借口不让进。医院工作人员讯问刘士辉律师是什么人，刘士辉律师说不管什么人，请依法办事！金汉艳的父亲有权探望自己的女儿，律师有权与她见面签订法律委托书，而医院的工作人员就是紧锁大门不让他们进去。

争执许久以后，我父亲愤怒了，对医院人员说“我女儿从来都没有精神病，你们在亲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她关在这里，今天我犯法也要进去见女儿，我这就去买大锤，砸烂你们医院的大门，即便坐牢我也要冲进去！”医院见老人怒不可遏，开始准许我父亲进入，此时刘律师紧随我父亲挤了进来。进入医院后，我告诉了父亲和律师我被绑架到这里的种种经历，父亲听后非常气氛，刘士辉律师当即拿出法律委托书让我签名，他要帮我们姐妹依法维权。不一会儿，医院来了多名领导，他们动手把刘律师的法律文书抢走了，之后刘律师又找准机会抢了回来。次日，刘律师来到十堰市法院起诉关押我的政府部门，但法院却不予立案，不但不给立案，法院院长还辱骂刘士辉律师叫他“滚”。

志愿者：我之前听你说，你们当地的政法委书记也赶到医院来阻扰你父亲和律师见你，这是什么情况？

金汉艳：是的，是我们郧西县土门镇政法委书记陈明山（音），他得到消息后就立马赶来到医院处置，他看到我后就呵斥说“你是怎么认识外地的律师和记者的？”，我回答说“不知道。”后来政法委书记就叫来多名不明身份人员，强行将我父亲和刘律师赶出了医院。

志愿者：你在精神病院里吃的好吗？

金汉艳：吃不饱，更吃不好，里面的伙食非常差，每次仅给我一个很小的馒头，蔬菜都是即将腐烂的菜叶子。

志愿者：你所在的病房卫生环境如何？

金汉艳：卫生状况非常糟糕，里面又臊又臭，那些真正的精神病人随地大小便，护工们也不及时清理。

志愿者：你跟精神病人住在一起有什么样的感受？

金汉艳：非常害怕，与他们同住一室，我的精神高度紧张，因为这里面有几个“武疯子”喜欢打人，他们随时都可能袭击他人，而且每当我要求出院的时候，医护人员就会指使精神病人殴打我。医院被政府买通了，政府指使医院在我不听话的时候，就派病人来打我、教训我。这样，即使我被打死，凶手也因是精神病人可以不负法律责任，医院和政府也可以推卸责任。还有，政府就是想用这些办法来恐吓我，让我以后不敢再去上访了；政府也想把我整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出院以后就没有人再相信我了，信访部门也就不接待我了。所以，我在这个精神病院里的200多天里，一直都生活的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哪一天会被药物毒害死，或者被其他病人打死。这200多天里，我真是生不如死啊！有一次我被殴打的很严重，我们郧西县公安局派来一名警察来查看，查看的过程中，这名警察对我说“金汉艳，你这辈子算是完了！只要你不答应息访罢诉，你就会被打死在这里。你死在这里，没人会知道你是被打死的，精神病院里的死亡事件是说不清楚的。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听政府的话，给政府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上访维权了，那么你或许还能有一条活路”。

志愿者：你在医院里都吃了哪些药物？吃药以后身体有什么反应？

金汉艳：我曾经问过医生给我吃的是什么药，但医生不告诉我，只说“不要问那么多，叫你吃就吃”。我被强制打针和吞服了不明药物后，生理反应很剧烈，我的腿都因此无法站立；我的牙齿也开始剧烈酸痛，吃东西不敢咀嚼，就连喝水都是酸涩的；还有睡眠也出现困难，打针吃药以后，我的四肢和头部就会长时间的疼痛，夜间根本无法入睡，只能半梦半醒的小憩一会儿。

志愿者：你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怎样被释放出来的？

金汉艳：我是2010年4月份，在被关了200多天后被释放出来的。医院之所以肯释放我们，主要是很多媒体得到了这个残忍的消息后，纷纷来到十堰市政府和警方了解情况，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才派人到医院将我们姐妹俩释放出来的。媒体在十堰市政府采访过程中，十堰市警方还派出便衣抢走了很多记者的记录仪器，并且还闯入记者们入住的酒店，强行没收了他们录制的光盘等资料。

志愿者：你出院时办理了出院手续吗？

金汉艳：办了，我入院和出院之时都办了手续，在《精神病人住院诊治协议书》家属及亲友签名一栏，签名的是我们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李某、陈明山（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政法委书记），他们与我非亲非故，完全不是我的家属和亲友，居然以我家属亲友的名义把我们送进精神病院关押，这是典型的知法犯法。我们出院的时候又是由政府人员签字把我们姐妹放出来的，政府不签字，医院就不肯放人，而且我们在里面被诊治了200多天，费用也是政府拨付给医院的，我们姐妹身无分文，而我们家属又没有接到通知，可见我们不是家属自愿送来治病的，而是地方政府和警方为了不择手段的维稳，才把我们姐妹俩残忍的关进精神病院里的。还有，政府释放我妹妹金汉琴时，她是被担架抬出来的，当时我妹妹已经被折磨的不省人事了。被送回家后，我们家人又请来医生给她治疗了两个多月，之后她才逐渐恢复知觉的。两个多月后，妹妹金汉琴身体再次犯病，主要症状是肚子疼、四肢无力，2010年8月26日她再次晕倒，后被送往郧西县医院治疗。由于病情严重，仅仅三天后，金汉琴就被转入了十堰市西苑医院治疗。在这里，金汉琴被查出患有结核性脑膜炎、胸膜炎。2011年1月26日，金汉琴病情又出现恶化，浑身出汗，不能行走。当天即被挂着氧气由120救护车紧急送往十堰市最好的医院——太和医院医治。早前金汉琴的药费一直由我和家人自己负担，共花去了二万多元。后来没有办法了，我就找到了十堰市和郧西县政府，才于2010年10月28日由政府支付药费。我和家人认为，妹妹金汉琴的病情是在精神病院内吃药打针引起的。此前金汉琴的身体一直很好，经咨询北京医生得知，氯氮平等精神病类的药物吃多了后，可引起继发性感染致脑炎等症状。

志愿者：你们姐妹现在身体都恢复了吗？

金汉艳：没有，自从在精神病院被虐后，我的身体就患上了多种疾病，时至今日我还在治病。我现在长期往来于武汉、十堰等多家医院治疗血管及脏器疾病，在精神病院里我被长期注射、逼迫吞服多种不明药物，导致我的血管及多器官受损。据武汉几名医生分析，精神病院里的药物毒副作用很大，长期注射可能导致我的肝肾等器官功能减退，进而引发全身系统性的病变。我的妹妹金汉琴，由于受虐严重，不得不前往北京治疗，她现在在北京边打工边治病，生活的十分艰难。

志愿者：你现在还上访维权吗？

金汉艳：我还会上访，我会坚持讨回公道。据我了解，2003年，农民徐林东帮助残疾人状告镇政府而被镇政府送进精神病医院，六年半里被捆绑48次、电击54次；2008年，农妇吴春霞一次“非正常上访”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132天；2010年，我们湖北省十堰市的网友彭宝泉，因拍摄了几张群众上访的照片被送进派出所，并被派出所送进当地的精神病医院关押。现在，这些被精神病人都通过上访或司法途径得以昭雪及赔偿，所以我也会坚持上访维权，讨回我的合法权益。

志愿者：好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祝你早日维权成功！

金汉艳：也谢谢你们的关注！谢谢！

采访视频：https://youtu.be/pHmFtni6l8s

采访对象：王效芳
时间：2018年5月23日
地点：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千秋镇村民王效芳访家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千秋镇74岁老人王效芳（女），因自家承包地及丈夫的劳资问题上访多年。2010年7月20日，王效芳在北京上访期间，被射阳县截访人员绑架回射阳国税局招待所关押了10天，此后又被绑架到射阳县精神病院（射阳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关押虐待了26天。在此期间，王效芳被电击整治、逼迫服药，牙齿被打掉8颗，并且还被多次处罚挨饿、睡地板。2018年5月23日，本网志愿者来到了王效芳家中对她进行了一次实地采访，内容如下：

志愿者：王奶奶你好！据维权人士吴林忠介绍，您因为上访维权，曾被政府派出的截访人员送进精神病院整治，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做一期视频采访可以吗？

王效芳：好啊！我希望媒体关注我的冤情，揭露那些暴徒们的罪恶行径。

志愿者：王奶奶您是因为什么事请开始上访的？

王效芳：我是因自家的承包地纠纷及丈夫的劳资问题开始上访的，上访以后我被政府派出的维稳人员多次绑架、殴打、非法拘禁。

志愿者：那您是什么时候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进精神病院整治呢？

王效芳：2010年7月20日,我因为再次进京上访，被射阳截访人员进京抓捕。抓捕以后，他们就把我绑架回了射阳县并非法拘禁在射阳县国税局招待所10天，10天以后他们又把被强行送进了射阳县精神病院（射阳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关押虐待了26天。他们关我精神病院，主要是为了惩罚我进京上访，因为我进京上访导致一些领导政绩受损，而这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前程，所以他们就想出这种办法来惩治我、稳控我，以达到威吓阻吓我，迫使我以后不敢再上访的非法目的。

志愿者：您还记得是谁把你送进精神病院的吗？

王效芳：记得，是射阳县千秋镇派出所的警察和居委会的领导把我强行送进去的，他们说是送我进去观察一段时间。

志愿者：您在精神病院里都有哪些遭遇？

王效芳：我被送进去以后，医生就逼迫我吃药，而我吃不下去，医生就叫来几个人强行把我按倒在床上，用绳子把我的手脚捆绑在床头四周，然后问我听不听话？我就说，你们这样整我，这是在要我的老命啊！他们又说，我们不要你的老命，我们就是要把你整的不死不活的，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去上访。

在这之后，他们就开始强行给我打针吃药，把我整了个半死。他们多次威胁我说，如果不听话，就会把我拖出去扔进小洋河淹死。

你知道我是怎么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吗？

志愿者：不知道。那你是怎么出来的呢？

王效芳：是我同病房的一个精神病人的家属，看到我被关在这里很可怜，就出于同情心帮我带话给我丈夫，告诉我丈夫我被维稳人员从北京绑架回来，关进了这个精神病院。

我丈夫得到消息后，立即来到医院救我，但医生却把我关进了一间有铁门的房间里隔离，致使丈夫无法救我出去。无奈，我的丈夫就找到辖区派出所和镇丈夫要人，但他们不肯放人，我丈夫控诉他们说“我妻子王效芳一直身体很好，从来就没有精神病，你们为什么要惨无人道的把她关进精神病院整治？”如果你们执意不肯放人，我就要跟你拼个死活。随后，我丈夫又把我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事情通知了我在河北警官学校的一个儿子，我这个儿子得到消息后非常气愤，他通过警校领导致电我们县领导，要求他们立即放人，千秋镇派出所和居委会随后才到医院把我接出来的。

志愿者：我之前听你说，医院还用点击针打你，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王效芳：是的。他们用点击针插进我两个耳朵下面，然后放电电击我，被电击的时候非常痛苦，我的耳朵都被电的流水出来了，我的牙龈也被电击打的极其疼痛，牙齿开始明显松动，当我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时候，牙齿全部脱落，最后不得不安装假牙来维持进食。这个电击针基本上就是用来打击震慑不听话的人的，你如果不听话、不服从他们，他们就会用高强电流，把打的你投降为止，而且还不留下什么伤痕证据，让你将来想控告他们都没有证据。

志愿者：您以前也没有精神病史？

王效芳：没有。在此之前，我的身体很好，我们夫妻两个几乎都没有吃过什么药。

志愿者：你在精神病院里的伙食好吗？

王效芳：他们给我吃的饭菜味道还是很好吃的，但是他们却在里面放了激素镇静剂之类的药物，我吃了以后就头昏脑胀，副作用还导致我的内脏受损，肝肾疼痛，我出院以后在家里躺了一个多月都起不来床。被强行送进去的访民们，他们都是“好着的人进去，病倒的人出来的”，一个正常人被送进去，就会被整成一个病重的人抬出来。这话我在出院的时候就对医院的院长说过，而他无话可说。

志愿者：你住的精神病院有打人的情况吗？

王效芳：打人。医院和维稳人员会对不听话的访民拳打脚踢,有一个从北京抓回来关在这里的五十多岁的男访民，他是射阳县富裕（音）镇人，因为一再违抗他们的命令，后来被四五个人掐住脖子给掐死了。那个访民被掐死以后，镇政府只给他的儿子赔付了22万元钱，然后就这么私了了这个事情。

志愿者：你被接出精神病院后，镇政府对你给予赔偿了吗？

王效芳：没有赔偿，不但不赔偿，千秋镇党委书记陈秀雷（音）还骂我说“你早死早好，你老是来找我麻烦，你以后再来找我麻烦，我就叫派出所警察把你关进地下室，关死你。”这个党委书记对我们访民非常反感，很多访民找他办事，他就开车到郊区去看花游玩，躲着访民不给办事。

志愿者：你出院以后，政府维稳人员也没有威胁你再把你送进去整治？

王效芳：有啊！我出来的时候，镇领导就警告我说，如果以后再到北京上访，就会再次把我送去关押整治。

志愿者：你知道你们镇里还有没有其他访民被关精神病院的？

王效芳：有，仅我知道的我们这里的就还有刘勋民（音）、刘亚琴（女）两个访民也被关了精神病院稳控。

志愿者：由于时间有限，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介绍，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王效芳：谢谢大家关注我的冤情！

采访视频：https://youtu.be/lm_xCw8fzks

采访对象：吴林忠

时间：2018年5月22日

地点：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海通镇中尖村吴林忠家

前言：在中国,当弱势群体执着于挑战强权利益及威严时，执着于捍卫公民政治权利、财产权利之时，中共当局除了罗织罪名抓捕他们外，还会采用强关精神病院的方式迫害他们。中共治下的公安、检察院、法院以及医院等部门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而共产党眼中最为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其政权稳定，因此他们的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就包含着维稳压倒人权、法治、公民权利以及人性良知。一旦有人执着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坚持上访，并有可能引发社会关注及群体事件，那么中共维稳部门就会不惜以非法手段打击、稳控，这当中就包括将正常信访人员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关押，或将本应自愿治疗者强行收押整治，而医院等部门也必须接受党的维稳命令，不论是非，仅唯命是从的助纣为虐。

2018年5月22日，本网志愿者对江苏射阳被强关精神病院的访民吴林忠进行了专访，内容如下：

志愿者：吴林忠你好！本网获悉你曾因上访，被政府维稳部门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整治，能请你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吴林忠：好的。我是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海通镇中尖村访民吴林忠，今年45岁。2005年我与亲戚陈教合伙投资，在射阳县开办了一家名为《林忠理发工具店》的商铺，并依法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执照法人是我本人。由于利益驱使，2007年陈教夫妇勾结串通射阳县工商局人员，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注销了我在工商局登记的注册号，从而剥夺了我的合法产权及经营权。为此，我从射阳县逐级信访反映问题，可射阳县多个管理部门均找借口推诿，根本不解决问题。无奈之下，我到公安局报警称有人冒用我的身份证去工商局将我的营业执照号注销，请求公安机关调查。可警察却不给我做笔录，只口头告知，冒用他人身份证不构成犯罪，就结案了。由于在射阳当地问题得不到解决，从2011年开始，我就进京上访状告射阳县工商局，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经营权。

2011年4月29日，我因进京上访，被射阳县海通镇综治办维稳人员强行从北京押回射阳，关进黑监狱，从此失去人身自由，甚至连上厕所也得请假。这些人每天强迫我学习、反省，长时间不许我与家人见面，最终导致我精神崩溃。2011年5月25日，我在他们的逼迫之下写下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进京上访，并被强行按上手印。之后，我被释放回家，获得了自由，但回家后我立即发出声明：吴林忠在被海通镇综合办非法关押胁迫期间写下的保证书和申请表，系被逼无奈之作，现立即作废。之后，我又开始上访反映情况，可一直无人理睬。

2012年9月26日，我再次进京上访，可第二天就被射阳县政府维稳人员强行带回射阳县，回来后就把我关进一家宾馆软禁。在关押期间，我借机逃出宾馆，可没跑多远，就被看守人员暴力抓回，造成我的手臂严重受伤出血。随后被紧急送往射阳县中医院治疗，当时医生说要进行手术，这些人也不通知我的家人，结果在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下就动了手术。在中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每天都有派出所便衣人员24小时盯着我，2012年10月17日，在我的手臂伤势还未痊愈的情况下，又被维稳办人员强行押送到精神病院关押。

志愿者：精神病院的名称还记得吗？

吴林忠：射阳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我在精神病院一共被关押了114天，那里可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被押送进去的时候，被他们死死的捆绑在床上完全不能动弹，之后就强行给我灌药。

志愿者：是政府人员要求捆绑你的吗？

吴林忠：是的，是政府维稳办人员指使医院捆绑我的。我被政府维稳人员押进医院的时候，政府人员交代医生说“他不听话就捆他，听话就可以松绑。”最后我被非法关在那里一百多天，而且我的家人，我哥、我姐、我老爸多次要求探视也被拒绝，我的家人强烈要求放人他们就是不放，还扬言说要关我一辈子。

志愿者：你那次关精神病院，是因为你上访维权被政府非法维稳送进去的吗？

吴林忠：对呀！我因为上访举报射阳多个政府部门涉嫌以权谋私，他们就打击报复我，把我强行抓进精神病院关押、恐吓，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以后再也不敢进京上访了。

志愿者：你被关进精神病院一百多天，期间都有哪些受虐的经历呢？

吴林忠：首先就是经常性的捆绑灌药，这些药物对我的脏器损害应该是很大的，因为“是药三分毒”嘛！何况医院随意加大剂量对我强行灌药，可想而知，这么大剂量的化学药物被灌服了一百多天，我的脏器应该是被毒副作用损害的不轻；再有，就是他们多次用所谓的电疗仪电击我，电击是相当难受的，有的人被电击后嘴巴都给电歪了，他们假借所谓的电疗，对不听话的人实施迫害恐吓，那个所谓的电疗仪，它的电压是可以由医护人员掌控的，而医护人员会按政府的授意，对上访举报人员加大电击力度，让他们感到害怕而停止上访。在这一百多天里，我从来没用看到那个病人是用电疗治好病的，这个电疗仪纯粹是用来打击震慑不听话的人的，你如果不听话、不服从他们，他们就会用高强电流，把打的你投降为止，而且还不留下什么伤痕证据，让你将来想控告他们都没有证据；还有，在这一百多天的时间里我都被关在病房里，从不准我出门散步、晒太阳，也不许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来看望我，对我实施精神折磨。

志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此外，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据您所讲，你和你的家人都曾强烈要求医院放人，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放人呢？

吴林忠：医院说，我的监护人是海通镇派出所民警王伟（音），没有警方和政府的同意医院是不会放人的。你的家属要求放人没用，只有警方说什么时候放人，医院才能什么时候放人。显然，射阳政府和警方以及医院的做法是违法的，他们这是在找借口非法拘禁、迫害上访人员，他们是想以关精神病院的方式恐吓上访人，阻止他们上访举报地方政府的不法行为。

志愿者：在你被关精神病院之前，你的日常生活都正常吗？有没有暴力自残或殴打伤害他人的情况？

吴林忠：在我被关精神病院之前，我的日常生活都很正常，也没有暴力自残和伤害他人的情况，就和我们现在的访谈状态一样，温和而理性。

志愿者：那你什么时候被放出的？什么人接你离开精神病院的？

吴林忠：我是2013年2月8日被放出来的，是我们村镇的干部把我接出来的，也只有干部才能接我出来，家人是接不出来的。

志愿者：你出院之后的生活都正常吗，有没有出现有些精神病人的那种暴力倾向？

吴林忠：一切正常，完全没有暴力倾向，没有因为殴打他人被公安机关处理过，这也反映出我是被地方政府为了阻止我上访，才将我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恐吓、维稳的。

志愿者：你离开精神病院后有没有再次上访？

吴林忠：有啊！我是不会被非法维稳给吓住的。2015年4月，我又一次去北京中南海上访，但却被射阳县政府人员截访回来行政拘留了5天；2018年3月15日，我坐车前往省会南京市上访，在南京火车站被射阳县截访部门强制带回，之后被以在两会期间“策划到中南海上访”为由，行政拘留8天，拘留期满以后，射阳警方到至今都不给我开具《释放证明》。

志愿者：现在还有没有政府人员威胁要把你关进精神病院吗？

吴林忠：有啊！海通镇政府一些官员已经多次传话给我说，我的上访行为已经威胁到了其官位和前途，官方十分憎恨我，如果我再到南京或北京上访，政府就要再次把我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志愿者：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吴林忠：我下一步准备再到北京去上访，因为在我们本地上访投诉没有用，我在本地几乎跑遍了所有的政府部门，但他们要么是官官相护，要么是踢皮球相互推诿，就是不愿得罪本地官员，所以我只能去北京上访。

志愿者：好的，祝你早日维权成功，谢谢你接受我的专访。谢谢！

采访视频：https://youtu.be/wnTJfl3PQ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