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6日，在精神病院被关押68天后，岳丽娜回到了家中，这已经是她第三次被关押到精神病院了。出来后，她去法院起诉送她到精神病的郭建国乡长等领导，法院答复不受理，理由是县里有主要领导打了招呼，不让受理她的案子，寄希望于立案登记制改革后必须受理的原则泡汤了，申冤的路只能跟以往一样煎熬在遥遥无期中…….
岳丽娜，女，36岁，基督徒，家住：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寺庄乡豆村，单亲母亲（带着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及残疾的哥哥一起生活。因家中四亩土地被无端抢走，父亲更遭受村长带人的暴力殴打，退伍伤残军人哥哥的补助未能执行到位，于2007年开始上访，也正因为此，到目前遭受了劳教1年，拘留所关押9个月，被精神病三次（共计：233天）的噩运。
2015年2月27日两会前夕，岳丽娜就像一个战士一样，明知是万丈深渊也不能后退，带着这种精神进京上访，可此时的地方截访部门也像进入一场战斗一样严防死守着在各国家机关的上访人员。岳丽娜是不幸的，仅仅到北京一天，即2月28日就被户籍所在地寺庄乡政府截住强行带回，回来后副乡长郭建国、民政所长徐在省、信访办副主任郭庆勋等人把她强行抬进了河南濮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四楼。
进入精神病院后，院方并没有给她鉴定，而是直接把她投入精神病房，一个狭小的房间本来只能容纳四个病人居住，可医院为了节省开支，在一个房间又多加了两张床。院方知道她是上访人员，起初并没有给她吃药、打针。关押到16日时，不知因何故，莫名的要给她吃药，遭到她强烈抗争反对，院方最终出动多人强行对她实施捆绑，才顺利的完成打针、吃药过程，而这种强制连续三天，一直到19日中午才停止。
岳丽娜介绍里面的环境时说：“就是跟精神病人吃的是一个锅里的饭，早上有咸菜，有馒头，做饭的告诉我生活费一天是13块钱，我就跟精神病人住一个屋子，有时候半夜三更他们唱歌跳舞的，根本没法休息好，一个房间我们住6个人，很小的房子。平时，别的病人都能下去楼下晒太阳，他们就不让我下去，68天没让我晒过太阳，只能在走廊里走动，16——18日三天给我连续灌药时，用手绢捂住往下灌，我能感觉到有5、6颗吧。”
5月6日，在被关押了68天后，她被乡政府工作人员、村主任和村妇女主任接了出来，并告诉她上级让来接你出去。这次关押医院没有出示任何手续，但是医院的说法岳丽娜的鉴定结果就是精神病，当岳丽娜索要鉴定结果时遭到拒绝。而最让她难受的是父母去看她时遭到院方的搜身，这种赤裸裸的侵权行为，完全把医院当成了看守所。
岳丽娜介绍：“我在里面的时候，我父母去见我给我送衣服，他们就不让进，我父母就每次都坚持去，后来他们允许我父母进去了，可是还对他们搜身，说怕他们带什么东西，就全身搜，这不是完全把我父母当犯人吗！我出院后找县委书记黄守玺诉冤，他见我后针对我反映的问题说上两届书记都不给你处理， 我也不给你处理。”
这已经是因两会维稳她第二次被关精神病了，2014年2月25日同样是两会期间，岳丽娜去北京反映问题，遭到了驻京办工作人员的强行拦截，把她强制带到在一个招待所，2月27日被寺庄乡政府人大主任刘建波、-副乡长郭建国、民政所长徐在省、乡信访办副主任郭庆勋等人强行拉回南乐县城，直接拉到南乐县精神病院内，抢走了她随身携带的手机、身份证、钱财、资料等一切物品，让她自己走上楼去，她不肯配合，随即遭到轮番殴打，最后被几个大汉强行抬上二楼，抬到二楼的岳丽娜继续挣扎，直至被亲自出手的乡人大主任刘建波掐住脖子掐晕在床上。
3月1日，岳丽娜借用其他病人家属的手机给家里打电话让父母给送些日用品，等父母来看她时就用他们的手机给南乐县基督教会会长的张少杰牧师（现在服刑中）打了一个电话，却给她父母带来了灾难。
岳丽娜说：“当天晚上寺庄乡人大主任刘建波、副乡长郭建国、副书记王彦强等十几人强行闯入我家。王彦强用脚跺断了我家的门闩破门而入，王彦强打着我妈的脸问我妈：“我打你了吗？我打你了吗？”并抢走我家5部手机、户口本、我上访反映问题的相关手续、省领导给的手机号、电话本及电话本里的几百元钱。刘建波和王彦强给我父亲要身份证，我父亲不给，他们就打，然后就拧住我父亲的胳膊强行塞到车里，直接拉到乡政府大门外，停了一小会儿又往西走，大概有30多分钟车开到僻静的土路上的荒郊野外，他们从车里面把我父亲拖出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之后让我父亲跪着给他们磕着头继续打。刘建波还说把他绑住汆到河里，打完之后他们又把我父亲塞到车里，好大一会儿车停到南乐县拘留所门口，5-6分钟寺庄乡豆村村支书和另外一个人开着车来了，他们又强行把我父亲抬到村支书段相安的车上，将我父亲拉到豆村村委会门口，然后村支书步行把我父亲送到家，报警至今也未处理。”
而在医院关押的岳丽娜日子也同样难熬，3月5日下午，一个叫崔振平的主任说要给她打针，岳丽娜说不打，随即遭到该医生上前就扒她的衣服，岳丽娜就吐了该医生一脸唾沫，他很生气的走了，一会后来了4个人拧住岳丽娜的胳膊按倒在床上强行给她打了一针，随即昏昏沉沉的没了知觉。当她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这种煎熬的日子这次共计度过了135天，直到7月10日才出来。
为何每次关押她都不用鉴定呢？原来早在第一次关押她到精神病院时已经给她做过了所谓的鉴定，这还得从她因何上访和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说起。
岳丽娜的上访资料记载，2007年10月10日，以村长段平军为首的一帮人，以土地调整为名强行将她家的4亩耕地抢走，报警后得不到处理妥善处理，使对方以后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岳丽娜的哥哥岳忠伟是四级伤残军人（无儿无女），按国家政策退伍伤残军人待遇未能依法依规落实，也成为她上访的一条主要原由，随后被拘留10日、在河南女子劳教所劳教1年及在县拘留所非法关押9个多月，并于2012年开始了第一次被精神病的噩梦。
2012年6月13日，岳丽娜去北京上访，被驻京办截访人员拦截到，于当天连夜送回南乐县，14日，她被强行捆绑拉到河南新乡第二附属精神病院，由于某种原因当天被带到濮阳一个宾馆过夜，15日上午，副乡长郭建国、民政所长徐在省、乡纪检委副书记聚仓及乡领导孙晓蕾、赵护军、艳红、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王俊成、寺庄派出所民警郭献鹏又以强行绑架的方式将她重新带到新乡第二附属精神病院，在此期间副乡长郭建国说要给她做“精神病鉴定”，如果不配合就弄死她，当日下午鉴定完毕后回南乐县城直接把她关进拘留所，在拘留内她遭到了殴打、辱骂、威胁等非人的虐待，这还不算完。2012年7月2日才是噩梦的正式开始，那天副乡长郭建国、乡党委副书记王彦强、民政所长徐在省及派出所民警郭献鹏、侯东亮，从拘留所把她抬到南乐县精神病医院。
在把她送入精神病院后，医院刚开始并没有把她当精神病人对待，但是好景不长，2012年7月31日在南乐县精神病院副院长赵现民（音）的指使下的一帮人强行捆绑给她注射不知名的药物。
岳丽娜形容“打针后后浑身不舒服，睡不能安睡，坐立不安，心烦易怒，流口水，说话吐字不清，眼睛发直，眼酸眼累视物不清，吃饭呕吐，8月1日在南乐县基督教会会长张少杰等人的强烈要求下才把我和我的父亲岳怀民送回家”。
而这一次关押精神病院的不止岳丽娜自己，还有她年迈的父亲岳怀民，当她去北京后，她父母及有病的哥哥怕她出事也去了北京，乡政府强行把他们截回后，将她父亲强行带到新乡第二附属精神病院。
岳丽娜介绍“开始他们把我父亲带到住院部让他观看精神病人行为进行恐吓，回来后因为我父亲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就又一次把我父亲拳打脚踢强行带到新乡第二附属精神病院进行所谓的“精神病鉴定”，然后在乡政府大院一间小房子里关了一个多月。7月29日，我父亲被从乡政府带到南乐精神病院，7月30日一个叫李向（翔）的副院长伙同一帮人强行给我父亲过电、输液，输液后我父亲除与我的症状都一样外，可能是年老体弱的原因增加了手颤抖，走不成路的症状。”
我们父女二人回家后多次找乡党委书记郭振鹏索要我们的“精神病鉴定结果”。他不但不给还恐吓说“你小心点儿，不然把你们全家都关进精神病院，会有你好果子吃的”等威胁性语言，后来又说是新乡精神病院不让给我鉴定结果。后多次找人，才找到我们的鉴定书，我被鉴定为所谓的“偏执型精神障碍”，无责任能力，我父亲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无责任能力。
生活在没有法制的国度，这种噩梦不仅会影响年迈的父亲，当然只要你不符合某些官员的利益，那么未成年的孩子也难以逃脱被施压的命运，岳丽娜的孩子考入县实验中学就读，远离家有20华里左右，但是出于县内某些官员给学校领导施加压力不让她孩子住校，现在孩子成了被逼无奈离家最远的跑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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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最新被精神病受害者访谈之岳丽娜：医院成了看守所
2015年最新被精神病受害者访谈之王树英：我有家不敢回
笔者见到王树英时，她正在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卫生间旁席地而坐，一张防潮垫放置了生活起居用品，王树英说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半个月，警察、城管知道她的情况，没有管，任她继续住着。王树英为中奖彩票被抢警方不立案一事长年上访，曾两次被关精神病院。第一次是2013年，关了四天。第二次是2014年10月11日到2015年3月31日（全国两会结束后）。
王树英女士是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广场街三里棚社区居民，1962年3月16日出生，原是河北秦皇岛人，上世纪90年代随亲戚搬到孝感市居住。王树英此前在孝感柴油机厂理发，2000年厂子垮了后，她现在一个月有600多元的退休金。王树英称，她在2002年11月29日参加了在孝感市玉泉路举行的即开型福利彩票摸奖活动，她当时在售票处幸运摸到一张梅花奖票，这是特等奖票。然而不幸的是，王树英说奖票当场被举办此次彩票摸奖活动的民政局现场女工作人员抢走，王树英当时向三里棚派出所报了案。
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接到报案后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后认为王树英报案情况与实际不符，于2003年4月2日作出不立案的决定。王树英对此不服，于是开始了她的漫漫申诉、上访路，至今已十多年。
王树英在上访路上坚定不移，一级一级地上访，区、市、省、北京都去过了，因此，孝感市公安局一直想处理王树英。据王树英提供的一份孝感市公安局2009年5月19日的会议纪录显示：“鉴于王树英家庭困难，身患疾病，从社会稳定角度出发，从人道主义出发，市局要求孝南分局考虑王的实际困难，施之以情，用真诚关心去感化她，促其回归理性，实现停访息诉。2008年10月23日，在经过思想工作后，孝南分局筹措2万元现金，作为对一一的贫困资助。王非常感激，表示今后安心生活不再为此事上访，并现场写了停访息诉保证书。2008年12月，王树英开始反悔，认为孝南分局给其资助是理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仅多次向省厅、向人大书信投诉，而且到市局机关大吵大闹。”“组织专班收集固定王树英上访活动中违法行为证据，必要时依法进行处理”。
2011年4月6日，她莫名其妙地被摩托车撞了，腿上现在还有被撞后留下的后遗症。她怀疑是政府方面指使的人。2012年，两次被关宾馆，一次17天，一次一个月。
2013年6月，相关人员逼王树英签字永远别上访，王树英不签被打，被打伤后，王树英去找街道办事处书记理论，去了街道后被几个人人像土匪拽出来了。被打伤之事未得到解决，王树英休息了个把礼拜后又去找区政府。2013年6月21日，街道办事处曾主任以及另外三个派出所的人，他们就把王树英送到孝感市精神病院。 6月24日，社区综治办汤主任等人来到精神病院，要求王树英写保证不上访就放她出院。王树英不肯，她只写了“听领导的话”，就这样她被放出来了。
第二次送精神病院是在2014年10月11日。王树英进行维权宣传，在孝感火车站、公园等处摆申诉材料的时候，，突然从一个车里下来了几个人，把她抬上车的。来人有派出所的人还有三里社区的人，车直接送到孝感精神病院。她所在的孝感市三里棚社区的官员和公安、信访局的多名人员来到精神病院，明确告诉她要关她一个月，这就意味着王树英将在精神病院内度过2015年新年，当局还给她交了一万元的“药费”，这个“药费”不用完她是肯定出不来的。王树英遭遇引为其她访民的愤慨，同为孝感市的被精神病者余甘林向民生观察工作室发过一份证明材料，该材料由孝感十多位访民按手印签名，证实孝感市中级法院信访科一名法官此前曾亲口说王树英关在精神病院内，下一个就是余甘林。
实际上这一次被关了5个多月，直到2015年的全国两会开完。她说：“直到2015年3月31日出来。综治办的汤文胜、三里派出所白刚副所长和我女儿三人接我出来。提前给我买了火车票，强行送我到老家秦皇岛。我老家是秦皇岛人，小时候随舅舅落户孝感，还有妹妹在老家。他们威胁我一年内不能回孝感”。 当局还要求她不能再上访，不能再“乱说乱动”。
回忆在精神病院的生活，王树英说，虽然精神病院医生没有打她，但被里面的精神病人莫名其妙打过。刚进去进医生给她吃精神病药，她不吃，偷偷留着。“就是给我打针，说我有心脏病。有别的医生说我不是心脏病，是心急病。针打了之后想死，想自杀，想拿头撞墙，坐不住，站不住。晚上灯泡也照着，有精神病人捶门，睡不着觉，我要睡眠药吃，医生说不能吃多了，吃多了对身体有害。我在里面哭，眼泪住下流。在里面还遇到一个上访的，已经关了七、八年”。
谈及未来的计划，王树英说：“我要再回孝感法院要求立案、去精神病院取入院证明。我想起诉精神病院，但是超过了半年就不能起诉了，我要赶时间。三里派出所所长威胁我“你回来你没好处”，我不敢一个人回去，希望有记者或律师与陪我去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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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民运史振泰：曾因民主墙运动被关精神病两个多月
看到艺术派头十足已入古稀之年悠闲过退休生活的他，谁能想到在35年前的那个黑暗年代，他是一个极具公民意识、极具理想抱负的好青年。1978年，中国各地出现张贴大字报发表另类观点的氛围（被称为中国民主墙时期），其中不乏一些批评共产党的文章。79年初，史振泰也撰写了文章、并在此活跃时期张贴《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相比蒋经国无疑是爱国者》等文章， 来阐述自己对新观念、新世界的看法。
史振泰， 笔名：广砖，又名史中太，此名因为爆发朝鲜战争，所以用“中太”来祈盼中国太平，上海人，家住黄浦区小南门王家嘴角街26弄14号，曾是一名港务局电工，年轻时意气风发，跟志同道合的朋友积极倡导中国变革，实施民主化转变，并和上海诸多老民主运动人士积极联系，参与相关活动，79年冬被上海市警方送入宛平南路的上海市精神病总院关押两月有余。
1979年年初，正值全国大字报张贴如火如茶之际，家住上海的史振泰也来到上海人民广场民主墙上公开贴出政论性大字报《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相比蒋经国无疑是爱国者》；由于中共高层当时对张贴事件处理态度不统一，全国各地张贴氛围较好，史振泰也未过多受到当局的骚扰，同年8月他又贴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文章，当天即被上海黄埔区公安分局拘留。此后的风向标开始急转直下，而沉寂在启蒙写作当中的全国各地民主人士并未意识到当局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打压行动。
10月10日，史振泰于上海人民广场“民主论坛公开演讲《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评价”双十节“的历史意义》；三天后就被抓至宛平南路的上海市精神病总院关押，10月16日，著名的《探索》刊物负责人魏京生被抓后判处有期徒刑15年。11月，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即民主墙运动。随后在全国大肆抓捕自由知识分子。所有地下刊物被一网打尽。
史振泰被抓后，警方派遣上海港公安局秦书文到他家去骗家人签字，遭到史振泰父母严词拒绝，并说：“谁将我们的儿子当作精神病，他自己才是精神病患者”！
没有得到家属的签字，警方还是把他送到精神病总院关押，当时，医生们不肯收治，也不肯做病历，就这样拖着，后在迫于无奈下才收治了史振泰。他在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当天，为了防止他逃离门诊观察室，医院给他注射了大剂量氯丙嗪，随后的关押时间内也给他注射这种药物，致使原来吊环运动爱好者的他丧失了活动能力！
维基百科介绍：氯丙嗪也叫冬眠灵，是第一个抗精神病药，开创了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历史。从1950年代初氯丙嗪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该类药物一般都伴有锥体外系副作用。针剂的体位性低血压副作用较明显。长期服用后戒断会出现肌肉抽搐
除了肌肉的活动能力减少，在被当局关押精神病院里遭受迫害后，也留下了反映迟钝的后遗症。
以步入古稀之年的他，本来享受着退休后难得的狭义生活，老史家所在的董家渡，位于上海老城厢与黄浦江南外滩之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形成的城区之一，被誉为上海的发源地。因为这点，许多热衷于老城厢文化的摄影爱好者和国外游客纷至沓来。然而寸土寸金的上海城区发展触及到了他居住的地方，上海政府决定开发此地，征地公文已经下发，强拆的大戏就像全国很多地方上演的一样，这里也没有能逃脱。
2014年11月13日凌晨5点，一群未标明身份的人冲进史振泰家，把他暴打一顿后并绑架关押数小时。史振泰几代人居住的家业遭到强拆。老祖宗留下的黄金、银元、古董、名表等等贵重财产被抢劫一空，没有任何单位或人给予一个说法和任何补偿。
同为上海民主运动的民运人士胡可师、汪建华、高晓亮、杨勤恒、沈继忠、周琦冰、陆峰、张惠康、张化顺、张汝儁等联名向当局抗议这种打压民主人士的土匪行径。
在上海的董家渡，有一位艺术家派头十足的老人，胸前挎着一把手风琴，一把山羊胡须，一身保安服，一只吹萨克斯的小布偶老虎，还有一只名叫“宁宁”的流浪狗，走街串巷，将或激昂或忧伤或欢快的风琴曲带给老城厢的居民和游客——这是中新社2014年对他采访时的一段描述。
然而现在，描述的董家渡以不复存在，派头十足的老人也只能拿着陪伴他一生的手风琴，来到被拆房屋的废墟上，回忆着亲人和童年……
对被精神病说NO没那么难——从黑龙江葛洪贵的遭遇说起
从控告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申诉18年的葛洪贵还漂泊在北京，等待着有一天会给侄儿争取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本刊记者在北京南站见到了这个位健谈的老者，语言犀利的他让记者也感到诧异，他说这是这些年控告当中学习的结果。
葛洪贵：男，1947年生，黑龙江鸡西市东海矿退休工人，身份证号230306194708254918，因为给侄儿申冤，上访近18年之久，遭遇多次殴打拘留，其中两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均因思路清晰被有良心的医生释放。
原本生活稳定的他，也向大多数人一样准时的赶着上下班点，努力奉献用青春点燃的工作，一向平和的葛洪贵也不是争强好胜之人，然而1995年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平和生活处事的原则。
1995年7月5日的星期三，鸡西广播电视报上放了葛洪贵的侄子葛福宁撰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然而，此文被葛福宁所在的时任鸡西恒山铁路劳动公司分公司经理兼卸车队长张文恒认为是借古讽今，是针对他的。
葛洪贵说“在八五验收房，张文恒的老婆王淑艳看了我侄儿刚从矿里买的7月5日的鸡西广播电视报，对上面我侄儿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她边看边骂骂咧咧的说，你写我们家老头子干啥？之后张文恒对我侄儿威胁说，你以后少说点，别看着白天好好的，晚上下班谁给你一枪，你都不知道。”
由于该文被当成讽刺领导的不作为素材，在以后的生活中葛福宁更是遭受多次骚扰，葛洪贵说“199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张文恒叼着烟走进油库，而此时修车工正在给铲车加油，我侄儿提醒他把烟灭了，结果，张文恒回答我这么一个大经理用的着你这个狗崽子管？说着就朝着他挥手打过去，侄子猛跑才逃离了这次殴打，而第二天却被7、8个人围住痛打一顿，现场至少四位职工看到了这个情况，还逼迫我侄子给其磕了二三十个头。”
因反复受到骚扰及殴打，葛福宁出现了精神异常，导致本来就有反应性精神病的他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同年12月8日晚上，在一帮年轻人距离逼近的喧闹声的刺激下，他大叫一声，昏倒休克。八、九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但是神智错乱、出现总是惊吓、恐惧、焦虑、烦躁、失眠、失望、口渴等精神问题，至此，葛福宁的反应性（间歇）精神病问题被刺激加重。
葛洪贵说“葛福宁是反应性精神病，却被私人精神病门诊与鸡东县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导致他一把一把的吃药片。吃的被害人数年口水直流。”
至此事件开始，葛福宁病情加重，班也无法上了，由于是在单位出的事，但是单位的治疗只是走了一下过程，根本没有具体针对性的治疗。葛洪贵鉴于侄儿的受害，被迫于1996年2月开始了漫长的上访控告之路，
持续多年的上访并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诉求，反而受迫害的遭遇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来京、递交材料、被接回、被殴打、被关押，在这十几年中已成为车轮式的家常便饭，最后，把他关押到精神病院也进入政府考虑的范围。
2008年8月22日,正在北京上访的葛洪贵，被所在矿信访科长从北京接回，送入城子河精神病院，在医生给他鉴定时，他递交了自己的上访材料，并说明自己的真实状况，因为思路清晰，医生在做完简短的交流后，拒绝了矿信访科长等人的要求，而直接将他释放。
葛洪贵回忆这段遭遇时说“当初信访科是铁定要把我送进去的，由于遇到好心的医生才避免了这次关押，政府对百姓的迫害真是没法说，当初鬼子来了，咱们可以跑了还能上井冈山，这现在都没地方可跑，警察哪儿都能找得到你！”
2012年3月2日，全国两会将召开之际，出于维稳的需要，葛洪贵被所在地的东海派出所、矿信访科、劳保科三家机构联合送到鸡东县精神病院，在做鉴定时，葛洪贵经过跟主治医生的交流，并叙说了自己第一次被送到医院的情况，这位医生在经过跟其他领导协商后，决定不收留他。但是迫于警方及外面其他单位的压力，医院出具了一份精神疾病鉴定书，鉴定结论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建议在有人监护下生活及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终究免去了精神病院的摧残。但是这一纸鉴定，为以后被精神病打开了大门，搞不好那天就会卷土从来。
这个案例值得指出的是，相关机构在对葛洪贵进行人身侵犯时，医院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守住了道德的底线，这在全国医院配合相关机构迫害人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是少见的，是值得提倡的。在此，应表扬那些具有正义感的医生和医院，他们守住已经被糟蹋的面目全非的医道。也让其他医生们看到，对相关机构说个“NO”是没有那么难的！访谈两次被送精神病院均遭拒收的葛洪贵
从控告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申诉18年的葛洪贵还漂流在北京，等待着有一天会给侄儿争取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本刊记者在北京南站见到了这个位健谈的老者，语言犀利的他让记者也感到诧异，他说这是这些年控告当中学习的结果。
葛洪贵：男，1947年生，黑龙江鸡西市东海矿退休工人，身份证号230306194708254918，因为给侄儿申冤，上访近18年之久，遭遇多次殴打拘留，其中两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均因思路清晰被有良心的医生释放。
原本生活稳定的他，也向大多数人一样准时的赶着上下班点，努力奉献用青春点燃的的工作，一向平和的葛洪贵也不是争强好胜之人，然而1995年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平和生活处事的原则。
1995年7月5日的星期三，鸡西广播电视报上放了葛洪贵的侄子葛福宁撰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然而，此文被葛福宁所在的时任鸡西恒山铁路劳动公司分公司经理兼卸车队长张文恒认为是借古讽今的粉刺他。
葛洪贵说“在八五验收房，张文恒的老婆王淑艳看了我侄儿刚从矿里买的7月5日的鸡西广播电视报，对上面我侄儿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她边看边骂骂咧咧的说，你写我们家“坤头子”干啥，之后张文恒对我侄儿威胁说，你以后少说点，别看着白天好好的，晚上下班谁给你一枪，你都不知道。”
由于该文被当成讽刺领导的不作为素材，在以后的生活中葛福宁更是遭受多次骚扰，葛洪贵说“199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张文恒叼着烟走进油库，而此时修车工正在给铲车加油，我侄儿提醒他把烟灭了，结果，张文恒回答我这么一个大经理用的着你这个狗崽子管？说着就照着他打过了，侄子猛跑才逃离了这次殴打，而第二天却被7、8个人围住痛打一顿，现场至少四位职工看到了这个情况，还逼迫我侄子给其磕了二三十个头。”
因反复受到骚扰及殴打，葛福宁出现了精神异常，导致本来就有反应性精神病的他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同年12月8日晚上，受害人因遭长期危害，终于在一帮年轻人距离逼近的喧闹声的刺激下，他大叫一声，昏倒休克，请人相救。八、九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但是神智错乱、总是惊吓、恐惧、焦虑、烦躁、失眠、失望、口渴、精神、神经被伤害，反应性（间歇）精神病问题被刺激加重。
葛洪贵说“葛福宁是反应性精神病，却被私人精神病门诊与鸡东县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导致他一把一把的吃药片。吃的被害人数年口水直流。”
至此开始，葛福宁病情加重，班也无法上了，由于单位治疗的走形式过程得不到有效治疗，葛洪贵鉴于侄儿的受害，被迫于1996年2月开始了漫长的上方控告之路，
持续多年的上访并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诉求，反而受迫害的遭遇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来京、递交材料、被接回、被殴打、被关押，在这十几年中已成为车轮式的家常便饭，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精神病院也成为他被关押的考虑对象。
2008年8月22日,正在北京上访的葛洪贵，被所在矿信访科长从北京接回涂中，忽然转道送入城子河精神病院，在医生给他鉴定时，他递交了自己的上访材料，并说明自己的真实状况，因为思路清晰，医生在做完简短的交流后，拒绝了矿信访科长等人的要求，而直接将他释放。
葛洪贵回忆这段遭遇时说“当初信访科是铁定要把我送进去的，由于遇到好心的医生才避免了这次关押，政府对百姓的迫害真是没法说，当初鬼子来了，咱们可以跑了还能上井冈山，这现在都没地方可跑，警察哪儿都能找得到你！”
2012年3月2日，近全国两会前期，出于维稳的需要，葛洪贵被所在地的东海派出所、矿信访科、劳保科三家机构联合送到鸡东县精神病院，在做鉴定时，葛洪贵经过跟主治医生的交流，并许说了自己第一次被送到医院的情况，这位医生在经过跟其他领导协商后，决定不收留他。但是迫于警方及外面其他单位的压力，医院出具了一份精神疾病鉴定书，鉴定结论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建议在有人监护下生活及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终究免去了被强迫送到精神病里面的遭遇，但是这一纸鉴定，为以后被精神病打开了大门，搞不好那天就会卷土从来。
这个案例值得指出的是，相关机构在对葛洪贵进行人身侵犯时，医院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守住了道德的底线，这在全国医院配合相关机构迫害人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是少见的，是值得提倡的。在此，应表扬那些具有正义感的医生和医院，他们守住的已经被糟蹋的面目全非的医道。也让其他医生们看到，对相关机构说个“NO”是没有那么难的！
探访疯人院：访谈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近五年的刘新玲
刘新玲，女，1965年出生，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人。2009年9月，因遗产分配问题与大姐刘新香没有达成一致，44岁精神正常的刘新玲受刘新香的强迫，被送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荣复医院进行强制性住院治疗至今。期间，刘新玲曾在荣复医院绝食抗议两天，要求医院承认她没有精神病并放她回家，但院方不予理睬。
近日，笔者通过朋友的帮助设法进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荣复医院，看望被精神病人刘新玲。因为院方工作人员的无理阻拦，与刘新玲女士的对话只持续了几分钟，所获取的信息也很有限。
2009年，因考虑到二女儿刘新玲没有稳定工作而大女儿刘新香在人民医院工作，刘新玲的父母去世前把位于凤凰古城的商铺（华华粉店）留给了儿子刘新华和刘新玲（还有三女儿为聋哑人，住在疗养院）。因为地势原因，这家商铺一楼和二楼都可作为门面使用，根据父母的遗嘱，一楼门面留给了儿子刘新华，二楼门面留给了二女儿刘新玲，大女儿刘新香和三女儿则没有。没想到作为大姐的刘新香，为了霸占二楼门面，公开违背父母的遗愿，而且违背她人意志，在从刘新玲那获得商铺房产证后，竟不顾亲情和人道将她扭送至位于吉首市雅溪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荣复医院强行其接受住院治疗。至于刘新香通过何种手段将刘新玲送至荣复医院进行住院治疗，请待本刊的后续报道。
通过采访笔者了解到，从2009年9月到目前，刘新玲一直被当做精神病人困在州荣复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达四年半的时间，期间从未被允许离开。一次她曾绝食两天要求院方承认她精神正常并放她回家，院方没有答应。
因为长时间接受一种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氯氮平的“药物治疗”，笔者见到刘新玲的时候，目光有些许呆滞，身体已经浮肿得很严重，但说话还比较正常清晰。在与她独自谈话的一开始，她激动地对我说：“你能带我出去吗？”当时，我的内心也是一阵心酸。不想，我们在房间角落的谈话引起了院方工作人员的警觉，对话刚一开始，我们就受到了院方工作人员的打扰和驱赶。后来笔者与她隔着走廊铁门又聊了两句，她告诉我，只要民政局停止给院方拨款给她治疗（州荣复医院属于民政局下属机构），州荣复医院就会让她离开。并说可以让我去找她弟弟和弟媳。话没说完，就有一位医生过来要求她去房间休息，谈话遂不得不结束，无奈离开。
据一位四年前曾见过刘新玲的“病友”说，刘新玲那时候虽然偏胖，但不至于胖到现在这种程度。而且，据了解，在精神病院如有病人反应强烈不肯服药，会有几个工作人员按住病人给病人灌药，严重的甚至会用电棍击晕病人再给病人服药或者打针。
因为此次谈话屡遭院方工作人员打扰与阻挠，导致采访没有按预想的那样顺利地进行，目前尚不确定刘新玲在荣复医院是否遭到暴力以及其他不公平不人道的对待。
根据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并于2013年5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将非精神障碍患者故意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治疗的，给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他公民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初步来看，笔者认为院方和刘新香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可能。但在事情还没有完全水落石出前，笔者将继续跟踪了解，让事实说明一切。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目前笔者尚不能确定刘新玲是否是被强迫做了精神障碍的诊断，敬请关注本刊的最新报道。
刘正良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2014-3-31
曾经的土豪今日的访民――访谈飞越“疯人院”的唐学成
精神卫生法实施后，长沙市精神病医院医师朱炼说“你要还敢到北京告状，我们就把你关精神病院一辈子”
用现在的话说，曾经是土豪，或者叫暴发户，2005年前，经营着一家多金属矿，生活幸福家庭美满，然而从2005年后半年开始，唐失去了往日富裕无忧的生活，陷入一连串的侵占财产和行政、司法迫害案中，直至现在家破人亡，流落北京。2013年12月，笔者在北京对唐学成进行了采访，了解了他由“土豪”到访民，再成“精神病”的经历。
从富翁到访民
唐学成，1964年8月4日出生，初中文化，湖南郴州市北湖区芙蓉乡廖家洞村五组，身份证号：432821196408046817，曾任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矿长，法人代表。唐学成开采的有证矿山龙冒岭铅、锌、锡多金属矿，资产在千万之上。
2004年农历12月底，湖南省郴州市李姓官员告诉唐学成，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采矿许可证已被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吊销，政府将拟价一千二百万元的《公告》在郴州市北湖区党校拍卖。竞标者以一千三百万中标。中标后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又以二千一百万转让给别人开采。
2005年9月27日，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芙蓉乡乡长曾祥峰和北湖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田贤益对唐学成说：“你的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己被别人收购了，这是政府行为，请你在《矿山资产补偿协议书》上签名，如果你不签字，政府炸了你的机械设备和厂房就白炸了，你一分钱都得不到，考虑到唐学成是原投资者，经金华会计师事务所现场评估核定，最后收购成功的那家企业赔偿唐学成人民币壹拾壹万壹千捌百元整（111800元整），作为唐退出前的机械设备及生产设施补偿。
2005年10月8日，唐学成到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办证厅咨询了关于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采矿许可证的情况，工作人员从电脑上查阅了有关资料。然后说，省厅于2005年9月30日己下达了《湘国土资函[2005]342号文件和[2005]101号的有关通知》通知你单位（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在一个月之内前来省厅办理变更和年检延续手续…..
听到这个消息的唐学成傻了，自己的金属采矿许可证一直属于有效期内，矿产被卖，只是个别领导跟不法商人一起上演的诈骗剧罢了！！从那时开始，唐学成开始了地方法院的诉讼程序，结果两审两败，被迫走上了维权上访路！
维权路上的被拘留、劳教、精神病
2006年9月至11月初，唐学成两次到北京外交部立法司.行政司和新闻司讨伐副部长张业遂，讨伐的理由是张业遂于2003年12月21日，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就这样被芙蓉乡乡长曾祥峰从北京将唐以处理问题为由接回郴州，回去后问题没处理，却被行政拘留十天（2006年11月6日—11月16日）行政拘留的理由是“上访闹事”。
11月16日，在解除拘留之前，拘留所的干警问唐学成解除拘留后有什么打算，唐学成拿笔写下，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谁也不能剥夺公民的诉讼权。就是这一句话，没有让他获得受迫害之后本来应有的自由，16日早上7点半钟，北湖区芙蓉乡干部李鹏飞和曹新将等五人将唐学成从拘留所强行送入湖南省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在刚进去的四天里，唐学成拒绝吃药，遭到了强迫喂药，后来唐学成把一天两顿的药都压到舌头底下躲避护士的检查，并避免强迫灌药和吃药给自己造成的副作用。
然而这好比西天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过了一个坎还有一个在前面等着你，由于知道唐学成的情况，主治医师对他很不客气，唐学成描述“主治“医师”冯晓蓉说，她的丈夫是在检察院工作，她和他的丈夫都知道，如果我出了郴州精神病医院的大门，会给郴州市给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市长周政坤等人带来什么后果。因此，冯晓蓉就叫了十多个医师和护士把我用绳子捆绑在床上，然后用高强度的电针深扎我身体上的八个穴位（2个太阳穴.2个地仓穴.2个合谷穴.2个行间穴），并威胁我不准喊出院，不准上访，上诉，告状。否则天天给你扎电针，直到扎死你为止，看你到哪里去告状”。
在关押期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学成积极照顾其他病人，多数护士对他抱有好感， 2008年3月1日，他到护士办公室问本人每月体检一次（心电图，脑电图，肝功能，血常规）的报告是否正常。因护士正在忙着办理刚来的病人的入院手续，忙不过来，征得护士的允许，就自己去拿病历档案看。唐学成发觉自己入院以来每月的体检报告都是正常的，并在“病历”档案后面夹着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书》（2007）郴行监字第3号的《再审通知书》。印章上的打印时间是2007年6月20日。这就说明郴州精神病医院控制唐学成，直接帮助了非法占有自己的贪官，还剥夺了出庭申冤的机会。
尤其可笑的是在进院检查的时候检查结果是精神分裂症，入院的时候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出院的时候诊断为偏执性人格障碍。不知道在主任一栏签字的冯晓蓉医师要何等的精神分裂才能诊断出如此出神入化的病情变化！！！
唐学成说“我偷偷的拿出法院的裁定书，拿给我的病友李劲松看，他是中国航空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也是精神病医院行政腐败和职业道德败坏被误诊为“精神病”的。李劲松看了我的《再审通知书》后，说快过期了，并策划要我们如何逃生。我知道住在这郴州精神病医院是会非整死我不可。我亲眼看见一个16岁的男中学生叫邓文涛因服药剂量过大导致休克死亡的医疗事故。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却蒙骗其家属，说邓文涛是上吊“自杀”身亡的悲剧。这是多么黑暗，多么令人恐怖的社会啊！”
2008年3月7日晚上11：05时，唐学成和李劲松从湖南省郴州市全封闭式的精神病医院四病区四楼的卫生间里，从被他们扭开的防护窗网逃生，就这样结束了480多天的疯人院生活，而由于下至二楼时滑落，两人不幸坠楼致残，经郴州市旺昇司法鉴定所鉴定结果显示，唐学成跳楼导致左桡骨骨折、右肱骨骨折，为此唐曾多次向市政府各级职能部门反映，并向北湖区、苏仙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医疗费和伤残费等费用，均未予受理和立案，但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和杀人的、吸毒的等其它问题的病人一起生活，医院又没有相关隔离防护，让唐学成染上了乙肝这个一辈子都放不下的病症。
养好伤后被迫无奈的唐学成再次来到北京，于2010年3月5日凌晨3点多，带着一瓶白酒一个喇叭爬上中央民族大学操场内的探明等顶部抗议。这次的抗议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还给唐学成带来了一系列的侵权迫害，在3月6日被芙蓉乡政府送回郴州后，被郴州市北湖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距离十天，在3月17日减除行政拘留的情况下，又被芙蓉乡政府从拘留所劫持到郴州市今源宾馆软禁9天，紧接着又被郴州市人民政府处罚劳动教养一年，劳教期限是从被行政拘留开始的2010年3月7日至2011年3月6日。这一系列的处罚行为，显然违反了《行政处罚法》一案不能重复处理的原则，但是哪个机构又会在乎这些侵权行为！
2013年8月8日早上，来到北京的唐学成像平常给各机关部委寄信一样，准备好材料，为了安全，坐车离开自己住处，跑到较远的地方找邮局，可在北京这个无缝监控的城市，就是你入地三尺，只要政府想找，就没有你的藏身之地，当他自认为安全的找到邮局刚踏入大门时，三位穿着制服的人就出现在他面前，就这样他被带到北京市丰台区洋桥派出所，下午由该所警官石志凯等三人押送至北京市昌平区华一医院（精神病院），从8月8日唐学成一直关押到9月5日，期间没有给予任何书面检查报告或法律依据，只有一张出院时的物品扣押清单。
出院的唐并没有被释放，而是被湖南长沙市救助站在华一医院接走，连夜送回湖南老家，9月6日早上长沙市雨花区救助站又将唐学成送到长沙市精神病医院强制关押，由于有以前的住院经验，在吃药和配合的时候受到的伤害就减小了很多，并且把一天两顿的药全部偷偷保留下来作为将来审判的证据。这次跟上一次诊断结果差不多的一点是都遇到了有精神障碍的医生，因为在入院诊断一栏明确的写着精神障碍待查，而在治疗结果一栏却赫然写着“好转”，既然是待查，又何来好转一说！这次关押，唐学成一直到11月4日才获得释放。
中国的《精神卫生法》是实施了，但是该法律针对的医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并没有提高，在唐学成这次被关的时候，负责的主任医师朱炼说“你还敢要到北京告状，我们就要把你关进精神病院一辈子”。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说明了医生道德良知的缺失是何等的严重，也说明《精神卫生法》实施针对解决被精神病问题的局限性，如果国家行政权力继续以官本位运行，而缺少民众监督的话，再多的法律也是一直空文，再天使般的职业也会变成魔鬼摇篮！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佐真
2013年12月
反监控不服从系列访谈：张林父女“出逃”记
张林在2个月前的《安妮要上学》事件后即被20多位安全人员24小时软禁在家中，2013年6月11日在警方稍微松懈的监控下，带着女儿小安妮成功离开被监控的家，结束了长达2个月的软禁生涯。
7月1日，他在帝都北京一朋友所开的宾馆中被帝都安全人员发现并由所在地安徽蚌埠警方带回。在匆忙的回家过程中脚裸受伤，目前正在家中休养。
为了解有关张林“出逃”反监控的原因及经过，《民生观察》义工李其刚2013年7月初专访了张林，以下是访谈全文。
李：你好，张林，我是《民生观察》义工李其刚，对于你这次“出逃”全国朋友都很关心，我们《民生观察》也很关注，就此您可以接受我们的专访吗？
张：感谢全国朋友的关心，可以接受你们的专访。
李：好的，谢谢。《安妮要上学》事件后蚌埠国保把你们带回蚌埠后采取了什么措施？
张：他们把我们带回蚌埠后就实行了24小时软禁，楼下20几人24小时轮流上岗，出门买菜及采购生活用品都有人跟随。
李：对这样一种没有尽头的监控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对小安妮影响大吗？
张：我终身孜孜以求的就是自由，他们这种无端、非法的限制人身自由对我的伤害是极大的，更要命的是对于这样的伤害我还无权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助。至于对小安妮的伤害那就更大了，可以说小安妮应该是大陆年龄最小的良心犯之一。她当时就闷在家中不愿下楼，因为她害怕国保，不愿意看见国保露出凶光的眼神。
李：现在可以说说你们的逃亡路线和经历吗？在福建好像还发生了一些事情？
张：这次出逃主要被他们软禁在家中时间太久，想出去散散心。同时，小安妮上学期的学业已经被耽搁。虽然蚌埠当地学校在教育局的授意下发出了欢迎小安妮返校的邀请，但是在蚌埠的学校中，小安妮被同学们当成“怪物”，都不跟她交往，使安妮对蚌埠的学校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为此，我希望能为安妮找到一所能安心上学的学校。
我们是6月11号逃离蚌埠来到南京，刚好碰上我的朋友、《中国妇权》义工姚诚要去福建莆田为从全国各地拐卖到此作童养媳的女孩做“寻亲”活动，于是我便乘坐他的车经上海、浙江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到达莆田。由于我的身份证件被蚌埠警方没收，我们一路只能住不需要身份证件的小旅馆，可能是因为《德国第一电视台》将会对“寻亲”活动的采访吧，这里的空气突然紧张起来，我们所住的小旅馆来了很多不明身份的人要查住店旅客的身份证件，为了安全起见，姚诚不得不连夜把我们送离莆田，至此我们跟姚诚失去联系，后来得知姚诚为此被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7天。
离开莆田后，因为得知广东戒备森严，不敢进入广东境内，只能北上，在湖北武汉因为病情加重而休养了几日，也不敢见朋友，之后就直接北上到了帝都，住在朋友开的宾馆直到被他们发现带回蚌埠。
李：你们父女逃离当局的视线后，当局肯定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找你们，现在你了解的情况是这样吗？在帝都你是住在朋友开的宾馆，就是说没有用自己的身份证明文件，那你们最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张：是的，他们一直在到处找我们，他们是如何发现我们的不得而知，也许是网友认出了安妮或者是安全人员认出了安妮。临近7月1日，帝都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戒严状态，旅客住店行李都被要求打开检查。
李：是吗？他们这么恐惧啊！
张：对。
李：你们现在回家后情况如何？当局是不是监控得更严密了？
张：现在情况好多了，楼下的监控人员都撤走了。
李：是因为他们知道你脚裸受伤跑不了了？
张：不是的，我帝都的朋友很正直，当时她不允许蚌埠国保把我们带走，如必须把我带走那就把安妮留下，蚌埠国保不同意，他们交涉了2个多小时，我朋友直指他们对我们的软禁是非法行为，要求他们马上停止对我们的这种非法的、不人道的软禁行为。也许他们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
李：现在国内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监控是个普遍现象，你如何看待这种没人性的维稳与监控？
张：现在大陆治安一步步恶化，骗子满天飞，他们能把监控我们的实力的十分之一用于抓骗子的话，骗子早就消失了。
李：是啊，骗子满天飞受害的是普通民众，如果民主人士满天飞受害的就是他们政权了！哈哈。
张：是啊。
李：你如何评价你们这次“旅行”？你觉得国内人士该如何抗争这种监控与维稳？
张：当公权力胡作非为对公民实施侵害时，我们有权利反抗，至于反抗的方式方法就不好一概而论了，但是至少要他们明白我们不是逆来顺受的羔羊！
李：最后，请问下对于小安妮的上学问题你有何考虑和安排？
张：对于小安妮的上学问题我现在也很迷茫，在大陆可能很难解决，出国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李：前不久好像有台湾的政治家说欢迎小安妮去台湾上学？
张：那只是一种姿态，可操作性几乎没有。
李：问你一个私人的事，你可以不回答。
张：请讲
李：你好像也是离婚了的？
张：是的
李：那你为何不让女儿跟你前妻？那样估计受你影响要小很多。
张：小安妮从小我就是按照正常国家的方式进行教育培养的，她已经习惯了跟我的这种平等相待的生活方式，而她母亲却不这样，因此我们离婚时安妮选择跟我，同时她母亲打工也没有时间照顾小安妮。
李：哦，理解
李：好了，占用了你这么长时间，真不好意思
张：没事，老朋友了，多多联系
李：好的，你也保重，有事多多联系，拜拜
张：拜拜
《民生观察》义工李其刚报道
2013、7、3
附《维基百科》对张林的相关介绍：1979年9月，张林以安徽蚌埠考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曾担任《清华大学历史地理学社》社长，后肄业。于1986年辞去公职，在安徽、海南、云南等地宣传自由民主理念。
1989年，张林因组织领导皖北市民和学生，支持和参与89民运，被判刑两年；出狱后，又因在北京参与筹办“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被劳教三年。
1997年从劳教所出来后，张林获赴美签证，前往美国；但因张林立志要为民运事业献身，于第二年即从美国闯关返回中国，准备继续从事民运，结果回国第二天即被警察带走，再次被判劳教三年。
2005年，张林因进京参加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追悼会，被冠以“煽动颠覆罪”入狱。2007年，张林因其30万字的自传体作品《悲怆的灵魂》，被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授予“狱中作家奖”。诗人王一梁对该书高度评价，表示单凭这本书就可使张林入文学最高殿堂。
2009年3月，澳洲的《自由圣火》网站把2009年年度的自由文化奖之人权奖授予给尚在狱中的张林。同年8月，张林获释出狱。2012年7月，张林在湖南会友途中，曾突然失踪，后被证实是国保强制邀请“喝茶”。
2013年2月27日下午张林十岁女儿张安妮被四个国保从合肥琥珀小学带走，被单独关押3小时，后和张林被关在一起，小安妮共被关押20个小时。后来，张林父女被软禁在安徽蚌埠。
2013年4月6日至16日，律师援助团和网友围观团从全国各地来到合肥声援张安妮复学，4月8日张林父女被律师援助团和网友围观团从蚌埠解救到合肥，张林和律师网友护送张安妮至琥珀小学，要求复学被校方拒绝，校方要求张林提供警方的安全保证，显然张林无法提供。10日开始律师刘卫国宣布开始在琥珀小学绝食绝水24小时，绝食接力持续到16日被清场。期间有网友在广场举行烛光晚会，有网友在街头为安妮单独授课，还有网友在公安厅门前搭帐篷露宿，还有街头演讲等多种多样的声援活动。
2013年4月12日，琥珀小学公开回应张林，称张林未提供在合肥的暂住证、经商或务工证明等材料，张安妮不符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第二章第八条要求。对此张林发表声明给予反驳。
2013年4月16日,合肥声援张安妮复学现场遭清场，张林和女儿张安妮再被押回蚌埠。数百便衣参与行动，声援的网友被警方带走十余人，当天有些被释放，有些被户籍地国保接回原籍。还有一些下落不明。
湖南何芳武哭诉十年被关精神病院的遭遇（附视频）
何芳武，湖南永州市人，因时任村支书的父亲检举揭发所在乡副乡长蒋育祥贪污救灾款，竟遭致报复，以致家破人亡。在二十年的维权上访中，倔强的何芳武两次被送精神病院，时间共长达10年之久。
2013年6月初，何芳武来到北京，《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记者江河在北京对他进行了现场采访，并为他制作了视频。第一次见到他，黑瘦、单薄的何芳武显得焦躁、不安，以致于躁动。访谈期间，何芳武多次痛哭失声，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以下是记者与何芳武的对话内容：
何芳武：我在精神病院里呆了很长时间的，他们给我强行灌药，我现在脑子不很好使的。我还坐过水牢，受过竹签扎手指头的酷刑。何芳武用手在自己脖子下比划，水是这么深的。
问：是谁把您送进精神病院的？送进去几次？那家精神病院？那年？
何芳武：是永州市江永县政府。共关了我两次，第一次是2003年12月18日，我在北京上访，永江县县委副书记何绍云、永江县信访局局长黄应梦等人把我抓回来，编造谎言、伪造文件和证明把我强行关押在永州市零陵区芝山精神病院。他们每年5万块钱给精神病院的。我在里面吃的是玻璃饭，帮医生、护士洗衣服，叠被子，打扫卫生，查岗放哨，一天到晚忙着做事，没有休息时间。到了2006年1月9日，我终于走出了精神病院。第二次是在2007年12月13号进去的，2007年9月11日，我在北京上访，在温家宝家，我看到开过来5辆车子，有警车、有武警，当温家宝从第三辆车上下来时，我冲进去抱住了温家宝的腿，温家宝给我批示，要求依法解决好我的问题。结果是大难临头，湖南省委一个副书记、永州市市委副书记、永江县县委副书记、江永县公安局刘副局长、信访局局长黄应梦，允山镇何镇长一大批人跑到北京来抓我。9月13日我被押解回去，再次关进永州市零陵区芝山精神病院。2012年9月21日，我弟弟做保证、写假条，我是请了假才出来的。（接着，何芳武将保证和请假条拿出来，非得让我拍摄下来。）
问：在精神病医院里，有医生给您诊治过吗？做过鉴定吗？
何芳武：没有医生给我诊断、治疗的，他们也都知道我没有精神病。他们强行灌药给我吃，不吃他们就电击我，把我捆绑起来。（说着，何芳武两臂平伸，演示着被固定的姿势）。2010年的时候，给我做过一次司法鉴定，是允山镇政府委托的，鉴定说我有偏执性精神障碍。我是不服的。
问：出来后，你打算怎么办？
何芳武：我一家太惨了，我的父亲被打的吐血身亡，我的老奶奶活活饿死，我年仅十岁的弟弟何芳喜不幸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知。都是因为他们逼迫下，我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背井离乡、四处流浪造成的。
陈述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何芳武数度哽咽，竟至掩面哭泣。我不得不暂停录像。
何芳武最后说：我来到北京，想找个工作，但是不好找。我现在靠捡拾破烂为生。我是请假出来的，我真怕哪天再被他们抓回去。我来北京，我们乡书记威胁我说，再上访，就要了你的命。我现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之后，何芳武恳求我，问我能不能帮他联系一下北京的医院，他想再鉴定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精神病。“我想起诉允山精神病院，他侵犯了我的人身权利。”何芳武说。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2013年6月
以下是记者对何芳武的视频采访:
何芳武
访谈辽宁被关精神病院的助理经济师陈沈群
陈沈群原是位于辽宁沈阳苏家屯的中国第一砂轮厂的一名职工，大专文化，具有国家干部身份和助理经济师技术职称。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具有较高文化的国企职工，却多次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她有精神病吗？她为什么会进精神病院呢？获悉上述消息后，《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编辑刘飞跃电话采访了陈沈群，了解了她被精神病的遭遇，以下是访谈全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你好，陈女士，首先请你谈下你个人的基本情况。
陈沈群（以下简称陈）：好的，我1958年11月出生，祖籍是湖南省衡山县人，但我一直在沈阳生活、读书和工作。1981年我开始在第一砂轮厂供应处任工资员。1982年至1985年我在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后转沈阳广播电视大学带薪学习。1987年大专毕业后第一砂轮厂干部处下调令将我调到销售处担任货款管理员，后又调节到动力公厂任成本会计。1989年10月1日我还取得了助理经济师的技术职称。
刘：你是因为什么开始上访的？
陈：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2003年3月我被迫下岗，原因是动力公厂的供水、供电职能交到了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管理，我从这一天就开始放假，谁知这假一放就回不去了。当年第一砂轮厂进行了企业转制，第一砂轮厂留守处的负责人（原第一砂轮厂书记）胡作文让人顶替我工作，又不给我发工资，导致我十年来没工资、没工作，生活困难。第二个原因是家庭房产纠纷，我和我姐陈沈文打起了官司。苏家屯法院不按法律判决，错误判我败诉。
刘：上访是条不归路，上访期间听说你受到不少打压。
陈：是的，因为我上访，2008年9月，我先是在沈阳第一看守所关了一个月，2008年10月我又被劳教一年半关进了辽宁马三家劳动教养管理所。当时他们劳教我的理由是自2005年以来我多次进京到天安门等地非正常上访，时间长、次数多，“无理取闹”“扰乱了公共秩序和办公秩序”。你说我一个上访的怎么会扰乱了公共秩序，他们不就是不想我上访吗？难道国家规定的上访制度是假的吗？
刘：那你又是怎么进了精神病院的？
陈：我是被违法劳教的，他们捏造罪名扣在我的头上。劳教使我名誉上受到损毁，精神上受到伤害，身体上受到催残，这一切让我痛不欲生。到劳教所后，我对迫害我的苏家屯区信访办主任缪海峰等人继续举报，可马三家劳动教养管理所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捍卫法律进行维权控告。他们变着法整我。2009年6月22日8点我要上厕所，王艳萍队长不让我去厕所还把门锁上，逼得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裤子撒尿。为了不让我把材料寄出去，一中队二分队队长陈秋梅等人设置了种种障碍不凑效后，2009年5月21日，他们竟以看病为由将我骗到了孤家子精神病院做报谓的脑电图，后来就说我是精神分裂症，多次威胁我要送我到精神病院去。2009年6月30日，听说有中纪委官员要到劳教所车间检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放回了家。
虽然我回了家，但我并不高兴。有了这个精神病的帽子，他们就好整我了。后来我因此两次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刘：请说说你二次进精神病院的情况，你都是被谁送进去的？
陈：我上访维权却又被关进了劳教所，冤上加冤，你说我能就此算了吗？所以从马三家劳教所出来后，我继续上访告状。我第一次进精神病院是2011年1月31日，因我四处上访，这一天沈阳苏家屯法院执行庭庭长等人找到我后强行把我送到了红十字会沈阳苏家屯八一精神卫生院。这次关了我48天，一直到2011年3月18日才放我出来。
2012年10月22日下午，我从全国人大信访办出来走在大街上时，被苏家屯区公安分局赶到北京的警察给抓住了，他们强行把我绑架到车上。我用手机报警，他们抢了我的手机。就这样我被他押回了苏家屯。到苏家屯后，我先是在苏家屯民主派出所关了一夜。10月23日就又送进了红十字会沈阳苏家屯八一精神卫生院。这次直到当年的11月21日才被我哥陈沈建接回家。我哥接我时被迫写了保证，保证内容是我哥必须在所谓的精神病人病历上签字。
刘：你在精神病院的情况怎么样？
陈：2012年这次我被关进苏家屯八一精神卫生院时，第一天就逼着我吃药，结果吃得我昏迷了过去，后来就没再让我吃药了。我当时住在该院的一病室，这个病室只有11.5平方米，却关了四个人。这个医院条件很差，他们就是把它当黑监牢。
刘：最后想请问下你觉得自己真有精神病吗？
陈：我没有，你看看我哥哥写的材料是怎么说的就知道了。
在2012年11月23日，陈沈群的哥哥陈沈建写的一份材料中，我看到陈沈建如是说： 2012年11月4日我就要求放我妹妹陈沈群，可护士不让。后来一位自称是朱院长的人把我叫到医生办公室说让我到民主派出所李所长处，要派出所同意才能放人。找到李所长他们不仅不放人，还说我妹有精神病。可我要求他们拿出鉴定书，他们却始终拿不出来，且说十八大期间不能放人。我说我妹妹根本就不是精神病，好端端一个人被你们关到了精神病院。
2013-3
陈沈群自书的个人简历
助理经济师证
劳教书
陈沈群哥哥陈沈建的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