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访谈

刘淑梅是吉林省敦化市渤海街振兴社区6-3bg095号的居民，1953年4月4日出生。今年59岁的刘淑梅，在2012年却被关精神病院185天。2013年1月29日，本刊记者刘飞跃电话专访刘淑梅和她的老伴刘兴鲁，以下是访谈全文和录音。

刘飞跃：你好，请问你是刘淑梅的家人吗？

 

刘兴鲁：是的，我是她老头（丈夫）刘兴鲁。

 

刘飞跃：请问刘淑梅回家了吗？

 

刘兴鲁：回来了。12月25日回来的，被关了185天呀。

 

刘飞跃：她现在身体怎么样？

 

刘兴鲁：哎呀不太好，头发都掉了一大“团子”，跟大人拳头那么大的“团子”。她现在在家，具体情况你问她吧。

 

刘飞跃：好。

 

刘飞跃：你好刘淑梅，先请你说说这次是什么时候、怎么进精神病院的？

 

刘淑梅：2012年6月13日早上七点多，我又到了敦化市委门前上访，希望能碰到书记申冤。后来书记的车快来了，我因为腿刚做过手术站不住，就想坐下来，可一座腿不得劲就弯下了，于是当天就有警察把我抓走了，他们说我在市委门前“下跪”扰乱了社会治安，于是因此拘留我七天。

 

2012年6月19日早上，渤海派出所来了二名警察把我从拘留所里提了出来，用车送到了吉林省公安厅所属的公主岭安康医院精神病鉴定中心。到医院后，一名女警察将我带到一屋内，然后进行了所谓的鉴定。“鉴定”结束后，我问鉴定人结果，她不答，只是笑笑，我也从未见到鉴定报告。只到出院时，医院才给了我一个出院证，上面写我是精神分裂症，但我根本没精神病。

 

6月20日上午，我被带到了渤海派出所，当时我老伴也来了。渤海派出所警察瞿敬贺等人让我们上警车，我们不知道干什么，我和老刘进行了抗议。但还是被推上警车去往延吉。当时送我们的都是渤海派出所的警察，有四个人，他们骗我说去延吉做脑部检查。中午11时许到延吉后，他们把我送进了位于延吉的延边社会脑康医院四楼病房。他们根据本不是为我做检查，而是要把我关起来。我老头一看不对，就把我拽了出来，结果十几个人过来就把我老头围住，然后把我送进了病房。

 

刘飞跃：进医院后情况怎么样？他们给你吃药了吗？

 

刘淑梅：进去后他们就让我吃药，我不吃医生护士就把我绑到床上，手、腿、脚都捆住。就这样我被迫吃药，吃完药后护士还让把舌头伸直检查药是不是真的吃下去了。过了一个半月，我吃得实在受不了了，吃药吃得腿只哆嗦，就不肯再吃药。结果医生护士强行给我灌药，他们四、五个人骑在我身上，还有人拿钳子撬我的嘴巴，把我的牙都撬掉了一颗。他们就这样给我灌药灌水，当时弄得我满身都是水。

 

刘飞跃：听说你在医院里面还被过电了？当时是怎么情况？

 

刘淑梅：是的，大概是在医院里面关了三个月后，我给医生说要他放我回家，他一边说我唠叨，一边喊人给我过电。这次我被过了一个多小时电，当时来回在我两个腿上过电，过得我嗷嗷叫。我的主治大夫姓金，特别坏，他不让我说话，一说话他就要给我过电，后来有一次我不得不给他下跪才没过电。在医院里护士还揣了我二次，打人的是二个护士，都是三十多岁，一个汉族的一个朝鲜族的。

 

刘飞跃：医院为什么对你这么狠？

 

刘淑梅：在医院里面有护士曾对我说“你不是爱告状吗？”“就是要治治你”。

 

刘飞跃：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几个月住下来身体怎么样？

 

刘淑梅：我是2012年12月25日出来的，我儿子多次去找政法委、派出所、渤海街道，才放我出来的。一百多天药吃下来，把我身体搞坏了，都不像个人了，现在连端半脸盆水都端不动。我这次在医院里共花去了一万七千多元，都是民政局出的。

 

刘飞跃：最后请你谈谈你上访的原因吧。

 

刘淑梅：好的。我原在一校办工厂上班，可社保局一直不肯给我办退休手续。2001年我家里又三次被盗，公安不处理不抓人，有公安局内部警察说小偷有当官的亲戚。就是为这些事我一直在上访，去北京都几十次了，因上访我还被拘留了四次。

 

刘飞跃：你有在医院的相关材料吗？

 

刘淑梅：有，我把医院给我的出院证给你吧。

 

刘飞跃：好，谢谢。

 

刘淑梅：不客气。

 

2013-1-31

 

 刘淑梅的诉求信

 

刘淑梅的出院证

以下是刘飞跃与刘淑梅的对话录音：

 

 

回目录

席根安是湖北省襄州区东津镇合力村村民，2006年席根安因与原村支书席安贵发生了矛盾，走上了上访路，并因此两度被投入了精神病院。近日，本刊记者刘飞跃电话采访了席根安，请他谈了他被精神病的经历。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席根安，你好。首先想请你谈一下你上访的情况。

 

席根安（以下简称席）：上访难呀。吃的苦太多了，真的不想说了。这些年来我去北京去了四回，就被关了两回，政府关我就是不让我到处告状。不仅如此，平时就是我在家里，村里常派人对我进行监控，有时跟踪人员都跟到厕所里。他们还让我搞不成事。我做生意有人下你车轮子、偷你称，有时到饭馆吃饭人家都不卖。

 

我还多次被我殴打。2006年7月18日，席安贵指使他手下人跑到我家里对我进行了殴打。2007年冬，席安贵的亲属席付功找理由对我进行了殴打。2008年腊月23我到湖北省公安厅告状后，席付功又到我家里打我。

 

刘：说说你被精神病的经历吧。你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什么时候？

 

席：那是发生在2010年。我大哥在武汉东西湖做生意，这一年的3月5月，我送我的小孩到襄樊火车站准备去武汉我大哥那儿。当我正在车站时，合力村村支书李发明，还的东津镇政府和我们村其它干部三个人冲了过来，他们不仅不让我上车，还将我强行绑架并直接送一精神病院。当时我不愿意进到医院里去，他们和医院里的人就打我，最后将我抬进了医院。

 

刘：他们为什么送你到精神病院？他们给你做鉴定了吗？

 

席：他们就是要阻止我上访。我没精神病。2010年1月5日，他们骗我到襄樊市安定医院做了个假鉴定，鉴定结果说我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

 

刘：这次你就被关在襄樊市安定医院吧，关了多少天，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席：我是2010年3月5日被绑到襄樊市安定医院的，一直到当年的7月6日才被放出来的，总共被关了四个月。刚进去时我就被强迫打针吃药，我不吃就被医生护士打。吃了一个月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设法与护士搞好关系，把药藏起来或甩掉，这样才慢慢没吃药。

7月6日我能出来，全靠我大哥帮忙，他后来找到襄州区的副区长，最后才同意我出院。

 

刘：我们来谈谈你第二次送精神病院的情况，这次是什么时候被关进去的？

 

席：2011年4月20日，我在北京上访时被抓到了襄阳驻京办事处，我们村村主任陈登亮、还有襄州区刑警大队的警察以及席安贵的弟弟席安国，席安国是我们镇上一学校的校长。这些人来后的当天将我押回了襄阳，并且又直接送到了襄樊市安定医院。

 

刘：这次你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出来的？

 

席：这次我在医院里面没吃药，因为医院的医生护士知道我没精神病，我与护士们的关系又好，就没有被强迫打针吃药。我的视力一直不好，右眼早坏了，这次在精神病院里我的视力越来越差，最后视网膜脱落，视力只剩下0.06。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同意我出来，我是2012年2月29日出来的，这次被关了十个月。

 

刘：最后请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吧。

 

席：我现在不敢随便去上访了，上访了人家又要关你到精神病院里去，这个确实受不了。

 

刘：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席：不客气。

 

本刊记者刘飞跃

2012-12-12

 

以下是刘飞跃对席根安的访谈录音：

 

 

 

 

回目录

茅玲是上海黄浦区小东门街道的居民，今年37岁。近期，茅玲连续二次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由于她年青漂亮，一直被一同上访的上海访民称为美女访民、美女被精神病者，从上海访民孔令珍等人处获悉茅玲再次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后，本刊记者冬原分别访谈了孔令珍及茅玲的妈妈，下面是访谈全文。

冬原：孔婆婆，您好。您和茅玲比较熟悉吧。

 

孔令珍：是的，到上海、北京上访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她人长得漂亮，又会上网，有什么样话她常和我聊。今年10月她被关精神病院时，还多次设法与我联系，要求我把她救出来，还说她在北京租的房子里有很多东西要处理。她这次就是我和其它访民去精神病院把她营救出来的。

 

冬原：哦，她这次是怎么进的精神病院？是在哪家医院？

 

孔令珍：大约是9月28日，茅玲从北京抓回来后就被关进了上海市精神病院，是她妈妈签字把她关进去的，具体情况你可问问她妈妈。她这次总共被关了二十二天，在医院里面她被强行灌药，电击脑部6次，真遭罪呀。

 

冬原：你们是哪一天去营救她的？过程怎么样？

 

孔令珍：是2012年10月20日，当时我和上海访民石明、李纪明等，清晨就赶往上海精神病医院去找医生理论，质疑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的人关到精神病医院，并要求医院放人。医院不肯放人，说茅玲的家人来了才能放人。当天上午，茅玲的父亲和哥哥也来到上海精神病医院，但医院仍不放人，进行无理刁难和阻拦。说茅玲是她妈妈签字送进来的，只有她妈妈签字同意才能放人。你说这荒唐不荒唐，茅玲的父亲和哥哥来了都不放人。当时我们叫来了警察，警察也说要拿来茅玲母亲的委托书才能放人。

当时茅玲的妈妈在川沙医院住院，不得已茅玲的哥哥开车来回一个半小时拿来了茅玲母亲的委托书后，茅玲才于当天下午被释放出来。

茅玲出来后，我还告诉她马上就是十八大了，近期别再上访了，否则又要被关。但是，听说她出来几天后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这次还是她妈妈签的字，具体情况你可问问她妈妈。

 

冬原：好，我稍后会采访她妈妈。还有一个问题，从您和茅玲的接触来看，您觉得她有精神病吗？

 

孔令珍：她没精神病，她还能上网，也没人给她作精神病鉴定，她就是受刺激后有些害怕，总怀疑有人在偷看她隐私。其实她说话还是蛮正常的。

 

冬原：茅玲妈妈，您好！可以向您了解下茅玲现在的情况吗？听说她又被送到精神病院了。

 

茅玲妈妈：可以吧，她上次从精神病院出来三天后就又到精神病院去了，那天公安和小东门街道的人给我打电话，说茅玲在上海车站要到云南去，让我去把她接回来。于是我把她就接了回来，然后把她送到了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这个医院就在小东门街道附近，每个星期我都去看她一次。

 

冬原：这次又是您签字送她进的精神病院的吧，您为什么样要这样做呢？她可是您女儿呀。

 

茅玲妈妈：我有什么办法，政府让我去车站接她我能不去吗。再说我怕她在外面又吸毒，在那里面正好可以戒毒。还有，她出来后肯定又要和其它访民接触，这些人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上访人中也有吸毒的，我不放心呀。

 

冬原：茅玲现在还在吸毒吗？

 

茅玲妈妈：她自己说没吸了。

 

冬原：那茅玲到底有没有精神病呢？你们给她作过鉴定吗？

 

茅玲妈妈：没有给她作过鉴定，但她经常对着镜子说话，她记忆力又那么差，你说这能没问题吗？再说吸毒的圈子那么大，人那么多，我不放心。

 

冬原：可有病没病不能仅从外表看，要通过科学鉴定。她现在在精神病院里，状况如何，她愿意待在那里吗？

 

茅玲妈妈：她在里面情况还好，她总是吵着想出来的，她说“妈，我要出去”，但我也没办法呀。

 

冬原：我们来说说她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吧，那次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被送到医院的。

 

茅玲妈妈：那是今年九月底，她在北京上访被政府接回来后直接送到了上海精神病医院，到医院后，小东门街道和政府的人让我过去签了字，她就在那里面待了22天。

 

冬原：都说茅玲受到过刺激，她是受到什么刺激呢？她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上访的。

 

茅玲妈妈：她原来的老公吸毒，后来又让她吸。女婿又好赌，把屋里的东西都赌光了，房子也被他给当了。到后来茅玲连房子都没得住了，向政府申请廉租房没有拿到，她又说有人偷拍她隐私，就是为这些事她开始上访的。

 

冬原：还是要尽快把她接出来呀，长期待在医院里不好呀。

 

茅玲妈妈：你说我当妈的能不疼自己女儿吗？她有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外孙女现在还在我这儿，我还得管这小的呢。

 

后来我又采访到了茅玲的爸爸，他说：“茅玲苦呀，她一个人带二个小孩（还有一个在小孩父亲处），她又没工作，又没房子。我今年68岁，老伴65岁了，我们老二口就拿点农村保险，一个月才二千多，现在物价这么高，我老伴又有心脏病等多种病，现在还要养这个小孩”对于为什么不让茅玲出来，茅玲的爸爸说：“她一出来就乱跑，乱上访。十八大前小东门街道的人还到我们家里来了，说让管住她，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冬原

2012-12-24

 

 

茅玲

 

回目录

沈志华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梅溪镇板桥村民，因上访，在这次中共十八大前后二次被送往精神病院，后又被拘留。11月19日，我采访了刚刚从拘留所回家的沈志华，话题首先就从她最近的情况谈起。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你好，沈志华。你这次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沈志华（以下简称沈）：我是昨天早上刚刚出来的。回家后就被人跟踪，人数有二、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曾对我进行截访的人员，他们还有一部车。

 

刘：这些人真是无耻、无聊。请你谈谈这次被抓的经过，这次你是在北京被抓的吧。

 

沈：是的。这次我是10月24日到的北京，11月9日我乘22路公交车到北京东站刚下车，就遇见了警察，我就问西单怎么走。警察发现我是上访的后就对我说：“你去跟我们领导谈谈吧”，说着就让我上了车到了天安门公安分局。在那里被问话后我被送到了马家楼访民分流中心。当天晚上8：40分左右，安吉县信访局的一名副局长，梅溪镇政府的官员、梅溪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周刚，还有警察等人就到了马家楼，他们来后就将我绑了出来。当时我的手机、五千元现金都被他们扣押了。我被他们绑出来后就直接送上一辆车牌号为浙AH5758的车往回拉。

 

刘：你是什么时候被拉回湖州的？拉回后把你送往了哪？

 

沈：我是11月10日上午11点左右到达湖州市的，到湖州后他们一下来了七男二女，其中周刚仍在。这些人带着我又到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院），他们要求医院收下我。我当时被带到了医生办公室，一名叫孙清水（音）的医生和我谈了半个小时，因为上次医院就说我没精神病，所以这次医院重点谈了我告医院的事，医院让我不要告。就这样医院再一次没收我。

 

刘：接下来你是什么时候被拘留的？

 

沈：医院没收我，周刚等人就将我带回了安吉，下午3：37分我被送到了安吉城北派出所，晚上10点多我被梅溪镇警察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宣布拘留七天，随即被送往了安吉长四岭拘留所，一直到18号被释放。所谓扰乱公共秩序是指我在北京期间扰乱了公共秩序，被北京警察训戒了。

 

刘：你这次被送往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是你第二次被送往精神病院了吧？

 

沈：是的。

 

刘：请你谈谈第一次被送精神病院的经过，事情是发在生什么时候？

 

沈：2012年10月11日，我在北京中南海附近被警察查包，结果查出我有上访材料，就将我先带往了西单派出所，做了笔录后就送往了久敬庄。当晚九点多，湖州市驻京办的周克服等人将我接了出来送往了北京救济站。在那里我被关了几天后，我被周刚等二男二女押上车送回到湖州，到湖州的时间大约是10月15日上午九点多。到湖州后，周刚等就将我送往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并且进了一级精神病房。医生说：“政府行为我们没办法，治不治不由你”。医生要强行对我进行用药治病，我说我没精神病，坚决不同意治疗。

 

刘：周刚他们凭什么认为你有精神病呢？

 

沈：他们说我10月11日在北京上访时在中南海脱得一丝不挂进行裸奔，又说我这次被押回来在车上把裤子全部脱掉，在车上大小便。还诬陷我曾说过“江泽民要请我吃过饭” 人大委员长要住到我家里”。

 

刘：有这些事吗？

 

沈：没有。10月11日我和另一个江苏吴丽娜是在去中南海的路上，警察查我包有上访材料，才请我们到派出所的，我根本没有裸奔。这次在回来的车上我来例假了，身上全是血，你说我怎么办，他们开小汽车的连我八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说旁边不好停车，我实在熬不住了，我憋得都尿频，几分钟要小便一次。至于说江泽民请我吃饭，人大委员长要住到我家里，那是他们在放屁。

 

刘：这次你在精神病院被关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出来的？

 

沈：我到医院后坚决不治疗，16号早上他们就把我爸爸叫来了，周刚说要么选择让我在医院治疗，要么选择我去坐牢。我爸爸没被他们吓倒，这二条他都没签字。后来精神病院的余主任又来和我们谈说：“我们医院也有委屈，医生是有医德的”。16号下午，护士长、三名医生进了我的病房，将我手机拍的图片给删了。傍晚六点多，周刚又到了医院，最终医院认为我没精神病是正常人，不肯收治。在这种情况下，我于傍晚六点半左右离开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逃过了一劫。

 

刘：最后请你说说你上访的情况吧。

 

沈：我家在村里原有三、四亩田，1993年村里在没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将田转包给别人种杨树，一分钱转包费都没给我。我就是为这事上访的，后来我在广东打工，做房地产主管。2011年1月那种杨树的人的租期到了，村里不仅没把田还给我，当年3月又把田转包出去了，你说我能同意吗？

 

刘：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沈：不客气。

 

采访：本刊编辑刘飞跃

 

2012-11-27

 回目录

李金平，北京维权人士。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被软禁期间，李金平作为一名警察曾在赵紫阳身边工作。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后，李金平开始在家中设置灵堂，并向有关部门致电，给赵紫阳平反，组织呼吁为赵紫阳平反的签名活动，要求行使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关注外地在京访民的生存处境，2009年李金平曾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以此表达为赵紫阳平反的愿望，为此多次遭到传唤和强迫失踪。更是被精神病的代表人物。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2010年12月23日（家人知道时间）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北京市朝阳区精神卫生中心（北京朝阳第三医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没有精神病鉴定

近期，李金平向《民生观察》谈了他在2010年被关在北京市朝阳区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些事实真相：

李金平：我是北京为赵紫阳呼吁平反的李金平。我在2010年被当局送入精神病院。

事实是这样的：2010年10月8号，刘晓波获奖以后，有人给我来电话说：天安门有很多为刘晓波贺喜的，结果被抓了，你去看看。我说，我没时间啊。就没去。晚上，公安就来人了，是朝阳公安分局国保和派出所的，来人把我从居住地带走，说是口头传唤，还说：“我们在天安门等了你一天了，你都没去。”当时，把我传唤到一个洗浴中心，押了一个月。后来我问：“你们什么时候放我？”他们说：“你不是没地方住吗？”接着，就和我谈：“第一，你不能再参与为赵紫阳平反了，不能再呼吁了。”我没同意。他们就接着说：“还一个，你在拆迁协议上签字。你不是没地儿住吗？”我说不签。然后，他们就说，那给你找个地方吧。于是就强行把我带到朝阳第三医院，也就是朝阳精神病院。给我关了大半年。

我被带到精神病院的第一天，看着这个医院的牌子我就掉泪，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冷静，坚持住。你一跑就完了。他们带着摄像机呢，你一跑，他一抓你，没病也成有病了。”就这样我忍住了。到病房里是上午十点多，他们一直给我录像。等到中午十一点多，该吃饭了。我不想吃，可是不吃，他们还疑神疑鬼，强忍着我就吃了。一个女护士长给我端了一碗连汤带菜的米饭，我强忍着就吃了几口，吃完以后，我就感觉不好，就吐了。没想到，他们竟能在饭里给我下药。这之后，痛苦的日子来了，每天晚上，我瞪着眼睛就是睡不着觉，头疼啊，疼得我不得了。后来我要求他们给我弄点止痛药，他们也不给。苦苦熬了一个礼拜，这个头疼的劲才下去。接着，他们就来给我抽血化验，我说：“为什么早不抽血化验呢？”他们也不回答。后来，化验结果出来了，说我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就是乙肝。我身体挺强壮的，从来没有病，在里边竟得了乙肝。再到后来，我又得了脑血栓。他们（每天）强迫我吃药，吃完药心脏就突突的跳。开始，我不吃药，他们就把我捆到床上，给我灌药，强制的给我灌。我一看不行，一是受罪，第二也达不到我的目的。他们把我的名都给改了，叫李进，我没办法，人们都叫我李进，我真没办法。

后来我就采取一个办法，就是合作，多接触病友，赶紧传递消息。合作以后就吃药，一天喝十八盆500毫升的水，喝得我直吐，水喝不下去，喝了就要解手。后来尿不出来，他们告诉我是前列腺炎。折磨啊，对我实施残酷的折磨。不吃药就打，就捆。那个痛苦劲就别提了，那真是残酷的迫害。

后来我经过努力，找了十多个人帮我忙，后来还真找到人了，通过德国一个叫奥伦的记者给我带出信息了，把我救出来了，要不我就死里了。

在里边，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太痛苦了。想起那个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人间地狱啊！那时，一听我说“人间地狱”，大夫就说：“你再说，就还给你打针。”我一听这个就哆嗦啊，浑身哆嗦。

得了脑血栓之后，我半个身子就动不了了。我申请就医，他们不给，发出这个信息后，第三天，他们才带我去看病，照的片子，确诊是脑血栓。给我输的液，我不知道是什么药，但我输完后就头疼、浑身疼、心跳得厉害。

过了将近一个月，突然国保来了一个队长，跟我谈：“你出去，第一不能接近媒体。你能做到吗？”我说，我能做到。我想，先出来吧，再不出来，我就死里边了。谁也不知道，就牺牲在里边了。我还什么都没干呢，就白死了。我不能这么死，我得死得英烈点。所以最后终于回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给我请了个专家会诊。他们说，你把公安给得罪苦了。还说：“你和江泽民还有关系啊？”我说，怎么可能？给我往那个上套。而且，谁执政我还知道，我不能和下野的拉去，拉完我不是死了吗？他们就笑。他们说，你住的多好啊，最起码比监狱强吧？我说，错了，监狱没有精神损害，你这儿精神损害多大啊。来的人据说是北京市安康医院拿国务院津贴的一个老头，我一看市局的公安总瞅他，（就知道）这人有来头，是上边派来的。他说，你这病还是有的，还要在这儿住一阵，现在不能放你。详细的没说。
但是，经过艰难的磨练，我终于又站起来了。
问：那你是什么时间回来的？

李金平：2011年的7月我弟弟把我接回来了。接回来以后，我弟弟看我很严，不让我说话。“你踏踏实实的养病吧，你什么也不许说，别接触外界。”所以我就沉默。”

好了一点之后我就想，不行，我得发出声音来。不能再这样让他们胡作非为了。所以我就勇敢的站出来发出了声音。结果，他们说，如果你再发声，还给你送回去。所以我太艰难了。

问：你认为自己哪点“把公安给得罪苦”了？

李金平：其中原因，我考虑，有一次是因为奥巴马访华的时候，我和齐志勇发起的：拒绝奥巴马访华。为什么？我说：中国还没有人权，希望美国总统督促中国实现人权。而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就是赵紫阳平反的问题。做完这个以后，我又在日坛发起了一个人权座谈，结果，据说当时朝阳区公安都抽空了，全都上那儿截人去了。他们恨得我咬牙，恨得牙根疼。

我还经常去公安局市局十三处，申请游行，要求回归宪法，还政于民；要求举行全民公决；要求对他们要实施监督；要求取消劳动教养。所以他们害怕。到现在来讲，还没有取消劳动教养，更有甚者，竟随随便便就把老百姓关进精神病院，这是相当危险的，这是玩火自焚。要这么干的话，整个中国就乱了，老百姓没有生存之地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幸福吗?老给人制造中国人很幸福（的感觉）！我们幸福吗？我们在玩刺激吗？没有！他们感觉到我对他们是个危害，所以就要处理我。

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要违法？”我说：“我为什么要违法？你说我怎么就违法了？违了什么法？”他们就不说话了。他们感觉我不违法的情况下，他们就太头疼了

我还关注刘晓波，关进去之前，我跟齐志勇打个电话，我说，一定要上网联名，把刘晓波营救出来。他说，我给你联上名了。这是原因之一，但不完全，我感觉最重要的是要拍山震虎，他震的是谁？震的是赵家，因为我为他们鸣冤。我关注刘晓波的事，如果赵家也关注的话，那对他们的统治是有极大的影响的，他不是真正要办我。

他们对我头疼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为《民生观察》做事，在南站给访民发了一次饺子，好像是2010年春节，我和杨秋雨，还有王玉琴，还有一个是倪玉兰的丈夫老董。他们在精神病院里就问：“你想当领袖啊？”我说：“我没这个意思啊，我就是看老百姓很痛苦，就是想帮一帮他们，我没有别的意思。”

最终在外国媒体的关注下，我能生存回来。这是我不幸中的万幸，我没想到我真能活着回来。

（整理：柳梅）

以下是对李金平的采访视频:

 

回目录

刘炳同是河南省人，因“超生” 刘炳同受过处罚，因上访刘炳同被关过黑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从刘炳同的身上我们看到，维权者们往往受到不止一种人权侵害和打压，也不仅仅一时受到打压。可以说维权不止，苦难不止。

今年五月，已残疾的刘炳同在北京上访被抓回郑州后，又被关进了郑州市一“黑监狱”内。刘炳同的遭遇引起了国际人士的关注，2012年7月，美国史密斯议员致信郑州市长要求释放刘炳同。7月16日，刘飞跃电话采访了已残疾的刘炳同，当时他正在郑州一“黑监狱”内。

刘飞跃：你好，刘炳同。你这次是什么时候关进来的？

刘炳同：2012年5月15日，我正在北京上访，结果被郑州来的人抓住绑架回了郑州。押回郑州后，我先被拘留了十天，十天期满后又被带到郑州一马路派出所内关了三天，5月29日凌晨，我就被送到郑州南关办事处民乐里社区益民旅社１０６房间关押至今。

刘飞跃：你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有受到虐待吗？

刘炳同：我现在被南关办事处派的人分三班，每班二人轮流看守。这次关押连在一马路派出所内那次我共被打了七次。在益民旅社被打，每次都是因为我不“老实”，不配合他们。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7月12日晚上，当时我想出去透透风，还要买尿袋，结果就遭到先后来的六名看守殴打，他们还说要打死我。在派出所内被打，是因为他们说我不配合按手印。

刘飞跃：接下来请你介绍下你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吧。

刘炳同：我老家是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防胡镇高林村人，1966年3月15日出生。后来我一家到郑州做生意，赚了点钱，户口就迁到了郑州市管城区布厂街113号。我在郑州一直守法经营，靠劳动养家糊口。我全家六口人，我、妻子李炳珍和四个小孩。我大女儿刘桃桃从1999年2月26日就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刘飞跃：你家的厄运好像也就起于1999年？

刘炳同：是的，1999年2月19日我正在郑州苑陵商场旁卖皮带，另外一个推主吴仁美伙同二个儿子强抢我的货，还将李炳珍毒打了一顿。2月26日，我大女儿刘桃桃又突然失踪了，至今没找回来。事发后，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无故将犯罪嫌疑人放走，没给我们一个说法。知情人说吴仁美给了二七分局十二万。我多次就此提出上诉未果，无奈之下只好上访。

刘飞跃：上访是条不归路，听说在这期间你多次被打、被关押。

刘炳同：是的，2001年5月26日我被二七公安分局邹保合科长打了一顿；6月16日我和弟弟刘亮被二七分局一马路派出所长等人打伤；10月18日我被送遣送站；2002年我们夫妻二人又被打昏在派出所门口；3月8日我妻子和二个孩子被人拉到黄河边威胁要喂鱼；11月9日我在北京上访被拉回来后又在拘留所关了九天；2003年10月10日我到市政府上访，结果又被拘留关押十六天。

因为上访我还两次被劳教，一次是2004年7月8日，我被指向市场执法人员杨某脸上吐了三下而被劳教一年半，当时我被关在郑州市齐礼阎劳教所。另一次是2007年6月14日，我因在河南省委前上访被劳教两年。

刘飞跃：你好像就是在劳教期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刘炳同：是的，2004年6月19日，我在郑州市操场街市场的摊位被人抢，抢摊位者是二七执法局副队长的“老表”。市场执法局人员因此不公正执法，还指我向市场执法人员杨某脸上吐了三下。我先是被抓到一马路派出所，派出所说我四处告状，当时对我拳打脚踢一顿暴打，所长王新敏、民警赵小亮、胖敦都对我狠打，当时我被打得视力严重下降什么都看不清了。

7月8日我被送进齐礼阎劳教所，因我干活慢，劳教所让吸毒人员打我，还把我吊在铁门上打。就这样我到劳教所不久便“急起不语”“     表现孤独”，大家怀疑我患了精神障碍。10月27日，我被河南省精神病院鉴定为急性应急性精神病。

我被生病后就不能再劳教了，二七公安分局为此专门开会研究，2004年12月15日，我被送进了郑州市精神病院，监护人是二七公安分局，具体签字人员是公安局办我案的人员，医药费也是由二七公安分局出的。当时我妻子虽然也被关了，但我父母、兄弟都在，凭什么他们做监护人。

到精神病院几个月后，我的病就好了，但医院不放我出来，说是二七公安分局不让。我妻子到医院接我出来也不被允许，他们就是怕我出去上访。在医院内，我曾被强制打针吃药，医生护士还曾威胁要电我。就这样我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内，直到2006年8月23日才出院。至此，我在精神病院内关了近两年的时间，现在也没个说法。

刘飞跃：听说你也是名计划生育的受害者。

刘炳同：是的，在淮滨时政府指我超生，有四个小孩，不仅罚了我七、八千元的款，连我家门窗都拆了抬走，不让我们住。那时计划生育真厉害呀，我的小儿子就是躲在庄稼地里出生的。

刘飞跃：这么多年的遭遇对家庭一定影响很大吧。

刘炳同：对，我的大妞刘桃桃至今下落不明，公安局至今不给立案。我的另三个小孩学习成绩都不错，有的还是学校评的三好学生，但现在都失学了。一系列的关押、殴打把我弄残了，我现在不得不靠轮椅代步。我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刘飞跃：多保重。

刘炳同：谢谢。

2012-7-18

 

 

 

 

 

 

回目录

熊汉忠，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熊汉忠：要想很好地应对焦虑和压力，我建议年轻人为自己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朋友圈。只有获得了自己有归属感的圈子中的人的支持和安慰，才不至于被各种压力和焦虑击垮。而且年轻人还应该多运动。身心是一体的，身体健康有利于心理健康，运动不仅能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情绪得到适当宣泄，缓解压力和焦虑。

近年来，年轻人的精神心理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关注。《2010-2011年度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九成多大学生有过心理方面的困扰，85%的大学生表示自己从未进过心理咨询室。

“当下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确实堪忧。”日前，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熊汉忠，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大家对精神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心理问题在青年人中有加重和扩大的趋势。

心理问题在青年人中有加重和扩大的趋势

中国青年报：近期有调查指出，近八成年轻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您怎么看？

 熊汉忠：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个数据。我们要区分“抑郁症”和“抑郁倾向”，它们完全不一样。抑郁症有严格的指标，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指标是，情绪低落延续至少两个星期。而且，是否有抑郁症要经过量表的检测和专家判断后才能证实。我们平时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绪低落很正常，这和专业上所指的抑郁症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这个数据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现在年轻人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而且有这方面问题的年轻人的数量一直在增长。

中国青年报：您感觉当下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如何？

熊汉忠：非常堪忧！不管是心理疾病还是心理障碍或是抑郁倾向，在年轻人中都有扩大和加重的趋势。特别是抑郁症，从临床上来看，现在得抑郁症的人年龄越来越小。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影响年轻人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熊汉忠：首先，自身因素肯定是根源，如果自身足够健康，抵抗压力和外界环境影响的能力足够强，问题自然就少了。其次，从社会大环境来看，过于功利化的社会风气是诱发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最近一二十年，全社会的导向就是把经济搞上去，这一导向的核心就是钱。这样一来虽然社会发展了，国家硬件也强大了，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大家一窝蜂地认为钱是最重要的，进而忽略了对自己精神方面的关照。

在家庭教育方面，由于受到整个社会功利化风气影响，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也越来越功利化——重视孩子的成绩远胜于孩子的快乐！许多家长为了攀比，强加给孩子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当他们承受不住时，心理健康问题自然就出现了。

中国青年报：如今，“焦虑”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流行，买房、买车、职场、婚姻甚至养老等，都成为年轻人焦虑的对象。您怎么看待这种焦虑泛滥的情况？

    熊汉忠：许多年轻人之所以焦虑，是因为在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消费观方面存在误区。比如买房，难道别人买了房子我就要买吗？有能力就买，没有就缓一缓，没必要一步到位。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不能盲目地放在一起比较。在婚姻方面，现在许多年轻人的婚姻观很功利，太看重房子和车子，缺乏感情上的联系，因此，一旦遇到大的冲突，两个人的关系就容易出现裂痕。

    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理方面的疾病，80%都跟压力有关

    中国青年报：从事青年压力方面的研究那么多年，您觉得压力对于年轻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有多大？

    熊汉忠：相关数据表明，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理方面的疾病，80%都跟压力有关。有的人甚至认为，一个人身上几乎所有问题都和压力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现在年轻人身上承担的压力很多，不同群体的年轻人所受到的压力也不一样。在职场上，现在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表面化、功利化，缺乏足够的情感连接，缺乏人际关系支撑的环境会让人备感压力。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就业和学业。关于上面这些压力，只要年轻人处理得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心理问题。

    中国青年报：年轻人应该如何应对压力、焦虑等问题？

    熊汉忠：我们一直提倡“三步原则”：首先要深入认识自我，多听自己的声音，了解自己能做什么；其次，应了解自己想做什么，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使之清晰化；最后，还应了解社会需要什么，让自己的能力、目标和社会的需求吻合。对于年轻人来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压力，只要能耐心、冷静地按照这个原则思考，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要想很好地应对焦虑和压力，我建议年轻人为自己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朋友圈。对于个体来讲，想要减轻压力与焦虑，社会支持不可或缺，只有获得了有归属感的圈子中的人的支持和安慰，才不至于被各种压力和焦虑击垮。

    而且，年轻人还应该多运动。身心是一体的，身体健康有利于心理健康，运动不仅能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情绪得到适当宣泄，缓解压力和焦虑。

    当然，我们不可能与压力、焦虑绝缘。所以，年轻人要不断加强自我修炼，正确认识挫折和消极情绪。如今很多年轻人生活在比较优越的环境中，抵御挫折的能力较差，于是很多人都认为挫折及其带来的消极情绪都很负面。其实，挫折和消极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也是一种信号——让人反观和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作出调整。

    对于消极情绪，我不提倡一直用宣泄的方式来解决。虽然宣泄比不宣泄好，但是千万不能把宣泄尤其是暴力宣泄演变成一种倾向、依赖和习惯。因为不论是语言暴力还是身体上的暴力甚至冷暴力，都不应被提倡，而且也一定存在比暴力更合适的化解压力与焦虑的方法。

    现在社会对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中国青年报：我们国家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了很多年，但成效好像一直不太显著。

    熊汉忠：的确如此。成效不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这些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太过重视形式上、物质上的东西，忽视了软件建设。以学校心理健康为例，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学校有没有这门课，有没有相关老师，有没有拿出一间屋子来做心理咨询室，有没有购买相关的仪器。正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些上面，以至于对配备的心理咨询老师是否专业、心理健康课程是否合理，心理健康咨询室的设备有没有真正用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等方面，都显得不太关注。

    国外有很多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美国，心理教育是全面化的，不仅只有心理健康专业的老师才能做这件事，所有老师都要学心理学，他们每两年还得参加一次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方面的考试。如果每个老师都懂心理，即使他教的不是心理学，也可以把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用到教育教学的过程里去。

    另外，一些国家心理服务社区化的做法也值得推广。在这些国家，社区里几乎都配有相当规范的专业心理咨询人员，有问题随时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非常及时有效。不少国家在心理咨询方面有公共保险，只要公众缴了保险，政府每年都会向公众提供固定次数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我们国家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足够重视吗？

    熊汉忠：远远不够。我给你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美国，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谈恋爱，男孩因为去看心理医生而约会迟到，女孩会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还会拉近两个人的心理距离。而在中国，如果发生类似情况，女孩肯定会因男孩去看心理医生而提出分手。因为中国人在观念上对看心理医生这件事本来就存有偏见。

    其次，对于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的社会支持也远远不够。许多学校建立了心理咨询室，购买了心理咨询方面的设备，但基本像是“花瓶”一样，只管摆在那里，起的作用很小。而且除了学校之外，我们缺少能为青少年提供规范、系统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的公益组织。

    心理健康问题关乎青少年成长和国家未来发展。我建议，除了青少年要不断修炼外，国家和社会在这方面也该有所作为。国家应该真正重视起心理健康问题，不仅要支持心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还要支持能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公益组织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国家应有计划，逐步将心理咨询作为一项基本的公共服务。另外，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也应注意，不要渲染恶性的个案。比如，前不久某中学有一名女生跳楼，这本是个案，但媒体报道时贴上“女学生”、“失恋”、“裸体”等标签大肆渲染，像这样的报道就很不负责任，会给许多年轻人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