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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雄先生，要去美国照看他那病重的妻子。

结果，在机场，被拦截了，再然后，便沓无音信了。大概率是被中共的有关部门给关押到某个秘密的地方了。

和朋友给通电话时，朋友谈到了中共的这一不人道的行为。除了郭飞雄之外，一个多月前，公益机构“长沙富能”被抓捕的三个人中，吴葛健雄的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他母亲突发重病、继而病故。然而当局罔顾其父的再三申请，拒绝吴葛健雄回乡见母最后一面。

“人道？”我在电话里问，“什么时候听说过中共也讲人道？”

朋友说：“不是还有‘革命的人道主义’吗？不是还有‘社会主义人道’吗？”

是了，中共确实也谈过人道，谈过人道主义。但他们的人道，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他们认为，人们一般所说的人道，是抽象的人道，是认为用之四海皆标准的“普适的、资产阶级的”人道。而共产党人只认为，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种“普适的”“抽象的”人道主义。

共产党认为，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就不存在所谓的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两次在批评蒲鲁东的时候，都驳斥过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的说法。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也从来不是从资本家和工人“两者都是人”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该段内容引自中共理论家胡乔木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下面我用通俗的语言来作一个解释。

在中共看来，人只是一定社会关系中才具体地存在，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奴隶和公民”不可能“两者都是人”。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和敌人”也不可能两者同时都是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对共产党有帮助的“人民”才能算得上是“人”，而“人民”之外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都不能算是“人”，而是要在“人”之前加上一个字，即是“敌人”。

那么，什么是人民呢？什么是敌人呢？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标准是不相同的。今天的“朋友”甚至“同志”，随着革命的“需要”，明天可能就是“敌人”了。同样，昨天的“敌人”，由于革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可能成为“朋友”，即人民的一部份。

所以，在中共的眼里，从来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人民”和“敌人”，只要根据革命的需要昨日的“人民”或以认定为“敌人”，昔日的“敌人”，也可以认定为人民的一部份，即“朋友”。

除了对外部“敌人”不用讲“人道”，就是在自己内部，与当权者意见不一致的人也是一样。

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当年中共在苏区“肃反”，杀人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马上就杀掉2500人。

1983年，江西有23万8千多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

中共建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之后，外部不同意见基本消灭得差不多了，然后开始内部的斗争：从庐山会议斗争彭德怀、到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只要与当权者毛泽东意见不同的人，即便只是一时“站错队”，均被无情的打倒，遭受非人道的折磨。文革之后，依然如此，从1989年的“六四”屠杀，到本世纪初对法轮功人士的残酷的血腥镇压；从新疆到西藏，再到最近的香港，他们何曾对不服从自己的人讲过什么“人道”？而中共纪检、监察部门对“党政干部”的“双规”、“留置”也频频闹出酷刑和人命，也早不是新闻。其实这些同样都因为，在中共的那里，凡外部不服从者、内部“站错队”者，就根本不能算是“人”，既然不能算是“人”，也就无所谓“人道”可言。

郭飞雄一直以来，都是以“异见人士”而存在。而吴葛健雄和长沙富能，也是“噪音制造者”。这些人，当然就是不迷信中共那一套独裁理论，不盲目服从中共集权统治的，这些人，在中共的眼里，根本就不能算是“人”。怎么可能与郭飞雄、吴葛健雄这样的人谈“人道”？

所以，别听中共谈“人道”。在中共的眼里，暂时听从他们的人，暂时算是“人”；不需要或者不听从的时候，则不能算是“人”。而对那些反对他们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人，则坚决不能算是人了。既然连人都不算，有什么权力要求“人道”？

卞逾明
2021年2月5日

说起中国访民这一群体大家都不陌生，根据国家信访局2017官方公布的数据高达一亿多访民在这些访民当中一部分人是长期在北京流浪居无定所，起早贪黑日夜无眠，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抓捕坐牢还有打压，还有生活上的贫困，有相当一部分访民长期在北京批发菜市场捡丢失的菜与各种食物以维持生计。

国家信访局长期都是“长龙”排队登记，访民为了能在信访局登记填表刷身份证，日夜排队，春夏秋冬不间断，在信访局排队没有一定的体力是无法连续站一通宵的，排队的访民一个贴一个，几乎是脸贴脸身贴身，一个一个的都挤成了“肉饼”，并且在排队中还时常发生访民互骂互殴的事，其实目地就是为了挤对插进去一个人，造成访民这样艰难的维权环境到底是谁的错？

全国各地公检法一条龙的腐败，依法治国在公检法执法权威手里形同虚设，冤假错案片地都是，死在维权路上的访民不计其数，全国各地抓捕坐牢判刑，拘留，劳教，软禁，失踪的访民几乎占访民的百分之八十，这些一案接一案，一案变多案的访民没有几个是用法律法规解决问题的？一亿多访民足以证明法律法规不能为访民主持公道与正义。

湖北潜江工商银行前职工潘向荣在北京维权长达一个月之久，去信访局两次昼夜排队登记，潘向荣在两次昼夜排队中的感受就是，人已经挤成“肉饼”身上被蚊子咬的大包小包，访民之间那种相互争吵几乎一昼夜排队中不能松懈一分钟，潘向荣两次昼夜排队登记带着湖北潜江所有访民诉讼材料之正义与无私，她是带病坚持在维权中，这次在信访局登记还有另外一位潜江工行已经退休的职工杨如珍，工龄长达29年，退休工资却只有1045.70，她是第一次到北京维权。

早上8点她就来到北京工商银行总部门口，她看到潜江工商银行办公室主任谢南泽在总行门口，前一段时间银行截访工作人员有保卫科主任段家用，银行信访黄沙莉，金宝宏等来回替换在京截访，都没有正面与潘向荣谈如何解决问题的事，湖北省工商银行信访干部也在总部，都不面对谈论如何解决问题，而同一维权前员工黄行芝答应截访回来解决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相关部门出台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黄行芝回来一个月之久，一起与伍立娟俩人一个星期去潜江政府五次，相关部门领导不是不在，就是找不到人电话也不接，伍立娟每次找到相关部门领导偶尔接待一下，偶尔也接电话，但是都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措施出台，潘向荣，黄行芝，伍立娟在维权过程中坚持了长达16年之久，伍立娟的案件独立承包负责人是公安局局长，长达16年时间局长换了一个又一个，得到的只是打压与迫害，软禁，监控，失踪，劳教，拘留等等，给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一切都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她也无法用语言表达她内心的痛苦，造成无法弥补的终身伤害无法用语言表达。

潜江当局政府部门，信访局接待室没有看到有相关政府领导接待日安排，中央一再要求各地政府都应该安排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接待日，市长接待日，市委书记接待日等相关安排的，潜江政府没有这样的安排，前两任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还接待过伍立娟一两次，刚上任的公安局局长还没有(召见)伍立娟，市长龚定荣在N年以前也接待过伍立娟，但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潜江工行前职工潘向荣，黄行芝，伍立娟，多次提出要求解决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不予解决，而银行到北京截访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他们公开说:愿意花费(公款)陪你玩，就是不解决问题，政府部门各领导都是懂法知法的人，市长龚定荣还是法学博士，公安局局长尽是掌握法律知识的人，他们知政策，懂法律，而她们三人都是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都是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达10年以上，12-18-21年的工龄都是在《劳动合同法》范围之内却得不到保护，请问法律法规到底是保护谁？现在提到解决问题某领导要我们去走法律程序，我们都已经走完法律程序，法律给予公平合法正义了吗，不是法律法规解决不了的事才由信访部门协调解决的吗？要不设立信访部门干嘛用的呢？

再次希望潜江工商银行拿出诚意出台解决问题的方案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协商，配合政府部门协调解决问题，我们三人在工商银行工作本应该由银行拿出方案解决问题，但是银行相关领导推诿要我们找政府，银行领导说:政府要我们怎么办我们银行执行怎么办，政府部门又说:银行拿出方案，我们政府协调解决，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被推来推去的跑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是希望银行与政府相关领导们积极的推动本案件的解决，工商银行从北京工总行到市支行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感谢政府政法委书记多次积极协调，我们相信在您们的协调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根据公开消息，「反截访」发起人赵振甲将于8月11日在辽宁抚顺开庭受审，年过70的访民赵振甲今年2月在北京被警方扣押，遣返原籍辽宁省后以「寻衅滋事」罪遭到刑事拘留并被逮捕。他在今年年初发起联署要求改革中国大陆信访制度，并把联署信邮寄给习近平。与此同时，经常帮助访民申冤的屠夫吴淦涉嫌「煽动颠覆」一案也将于8月14日开庭，由于当局宣称案件内容有机密信息，因此审判将会秘密进行。笔者认为，上述两案的判决结果将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意义。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现行的「信访制度」其本身，并不是一项现代法律制度而是一种封建专制残余思想和现实专制社会利益冲突无解的产物。此外，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并没有法律层面的信访法，只有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所谓的「信访」本来在文革之后至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已经日渐式微，然而随着专制复辟以及官僚权贵日益成为一个阶级，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又死灰复燃起来。

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权体系，一般通过「三权分立」达到保障人权为核心的权力制约机制，行政权、司法权乃至立法权泾渭分明，根本不需要一个「活稀泥，权责不清」的信访制度装点门面粉饰和谐。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专制传统的社会，「信访」也许是朝野两方面的共同需要，不仅一些繁雍的官僚阶层需要有用武之地，制造问题和解决所制造的问题，还有很多体制豢养的学者需要有饭吃研究一些假问题。在民间的一方面，总要给从基层各级地区到中央一些希望，这就导致信访不断发展壮大还衍生出一个部门。可以说信访制度的存在是有利于专制统治的，而在专制权力集团内部从中央到地方就产生诸多利益分歧，信访既作为打击重点维稳对象的依据，也作为当权者内斗的一种手段。

笔者认为，信访关键问题在于没有硬性的法律责任、法律后果、法律期限、责任主体等。不单国家、政府设有信访机构、窗口，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也普遍设有信访机构、窗口给外界一种大家都很努力工作的印象，从中央到地方整个政权都发生了泛信访化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制统治者从上到下官僚们的心态。当然信访制度时常被专制统治者用来忽悠底层百姓缓解社会对立的手段，比如2013年出现的禹州截访案，北京一中院的法官完全是奉命审案，尽量减少该案的违法代价实际让司法为地方渎职背书，明明信访局长、管信访的禹州市领导以及北京截访部门构成滥用职权、非法拘禁、玩忽职守罪，案卷中存有信访单位的截访预算和人员值班安排以及信访领导与截访执行者的通话记录等证据，案件最终结局不顾受害人及律师的申告只象征性的判了几个保安、临时工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官媒则大肆鼓噪吹捧法治、改革等政绩，又一次演绎了「底层奴隶相残，青天大老爷拯诸屁民」的老把戏。

自当局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并构建起严密的「维稳体系」以来，大量上访人员遭到截访残害。尤其是北京臭名卓著的马家楼、久敬庄长期非法拘禁关押上访者成为一条地方到中央的截访产业链，豢养了大量闲散人员。沈阳的「马三家」则以酷刑昭著于世，都是由信访引发贪官污吏的灭口报复所产生的。由此可见，信访制度越来越成为维稳体制的重要一环，各级官僚往往在信访过程中塞进私货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有甚者，国家信访局与地方官员做交易，对上访人网上登记，再由地方政府花钱销号。换而言之，地方政府和信访局搞权钱交易。上边表面上要求地方解决访民诉求，暗地里却包庇地方。国家信访局通过销号方式赚地方的钱，形成灰色产业链。国家信访局此前曾爆发系列窝案。原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被控受贿的610万元中，就有550余万元是通过销号敛财。

不过，2015年5月2日发生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的一起枪击事件，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访民徐纯合倒在了警察暴力维稳的枪口之下，关于他死亡原因当局与民间各执一词，引发巨大的关注与争议。然而，这个被维稳体制所屠杀的上访者，被捏造成「恐怖袭击者」，乃至于整个政权机器为警察开枪背书，指鹿为马。「枪」这一问题从地方到中央、从政法到宣传宣传机器紧密结合，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民间抗议，并由此引发之后震惊全世界的「709大抓捕」——上百位中国大陆的律师、民间人权捍卫者、以及他们的亲属，突然遭到警察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失联、约谈、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涉及省份多达25个，因此受影响人士前后多达319人。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随着当局对民间维权抗议活动镇压力度的加剧，民间人士的「信访」活动也在升级。「信访」成了一种行为艺术——把握话语权揭露曝光贪腐、专制黑暗、假法治、凝聚团结民间力量广交天下朋友的方式。2017年8月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访民，到北京一中院起诉中共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有访民表示，要赶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对一些不作为的部门官员进行起诉。他们要求见院长，依法立案。辽宁丹东访民姜家文表示：「舒晓琴是共产党这个邪恶组织的挡箭牌，共产党设置的信访局本来是阻止上访的局，在欺骗全世界人民，不单不作为，反而镇压迫害上访人，所以必须起诉舒晓琴。」

随着当下社会矛盾加剧，当局更要以「维稳」的名义进行打压。很多访民不仅遭遇暴力截访，非法拘禁和酷刑虐待，甚至被罗织各种罪名逮捕判刑。因此，信访部门本身就是中共的一个钓钩，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渠道。可以说维稳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访制度，在「信访」起初的收集各地方访民信息建立重点人黑名单到最终采取实名制管控按图索骥。与其说「信访制度」是人民解决问题的方式，倒不如说是专制解决人民的方法。

洞悉「信访」这一「中国特色」的现象，现代社会与合格公民必须尽早告别这种违法违背现代文明的陋习，不要再自欺欺人，通过增大违法成本，降低维权成本找到出路。这条路就是民间联合起来一起维权——从个别经济权利、人身权利到公民的政治权利、普世人权走向自由民主之路！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10/28消息：河北沧州泊头市代课教师伊巧红今天致电本工作室说，昨天她到北京来谈一个种植项目，结果因曾到北京上访过，被北京警察查出于晚八点扣押于北京西城区月坛派出所，到今天早上还在派出所内。
 
另外，黑龙江鹤岗访民秦兰英昨天下午四点左右，和在京访民赵桂荣、孙东生、闫春风等途经天安门广场东时，秦兰英走在最前面，被警察查身份证时发现是访民，当即扣押送往马家楼，直到晚上十二点心脏病发才被放出来。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28消息：12月27日晚，在京众访民：江西彭中林、上海吴玉芬、广西韦亚妮、吉林李秋伟、辽宁张桂荣、江苏吴继新、湖北邹桂兰、万少华、黑龙江郝淑娥、贺玉花、王宝珠等与上海研究生导师焦东海同城聚餐，畅谈习近平的走群众路线和地方政府官员的造假、推诿、扯皮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揭露地方政府官员的黑暗、腐败与造假，久拖不解决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的风气，并谈到所谓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至今进一年，有没有实效？为什么推翻不了公权力造假？地方政府和官员是如何照镜子、洗洗澡的？后大家联名签字，支持焦东海的观点。
原上海卢湾区香山中医医院专家焦东海，一直揭露基层重大医疗腐败事件、奔举报、上访数年，至今无果。
焦东海医师，是国内著名的医疗界减肥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在是享有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和证书、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在北京，焦东海有自己的北京焦东海中医减肥研究院，2013年元月，焦东海及其科研团队正式落户北京卫人中医医院。焦东海医生原是上海市卢湾区香山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在他执业主任医生期间，焦东海举报该院相继­发生原中纪委刘丽英副书记爱子李卫平及新四军后代张荣才等病人被冤死和被错误诊断导致患者死亡的医疗事故事实，揭露“女包公”刘丽英爱子公安部干部李卫平冤死7年的真相，揭露医院骇人黑幕，以及揭发上海香山中医院继续卖假药坑害患者事实，上海医疗改革的失败。焦东海为此一直上访了11年，另一起案子也上访了近七年，至今无果。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8-21消息：魏汉顺、谈汉英老二口是武汉市汉阳区月湖街居民，因拆迁而上访。近日，老二口又到了北京上访，结果被关进了马家楼。
 
8月17日下午二点，魏汉顺、谈汉英从北京马家楼被押回武汉后先到了汉口火车站，随后被月湖街工委关进武汉市蔡甸区凤祥山庄武汉职工疗养院，每天由月湖街派出的保安等六名人员看守。
 
谈汉英患有糠尿病，昨天她发现她的胰岛素的药瓶被人弄破污染了。今天，谈汉英又被发现胃肠出血，到晚上老二口已这到了汉阳铁路医院。

反监控与不服从系列报道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7-29按：贵州人权研讨会自陈西被判刑后，一直遭到当局的严密监控与打压。每到所谓“敏感期” 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成员们即被上岗、被软禁，相较于国内其它人士开始早、时间长。贵州知名异议人士黄燕明在刚刚过去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期间又被非法拘禁8天，此文是黄先生应本工作室反监控与不服从系列报道而作，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贵州的人权状况。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 7月20日在贵阳开幕，中共党魁习近平在《贺信》中说：“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副总理张高丽在开幕式上说：“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也就在“六四”24周年来临之际，贵州警方以“安保”理由把我带到了海南岛，朋友们也分别被隔离在秘密地方！当我回到家里几天，又被带走软禁。
 
7月16号中午时分，在朋友处吃饭后刚回到山林路，守候在大楼门口的威清派出所三个警员对我说：“接所领导龙卫红、赵鸿通知，‘生态文明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在贵阳召开，根据省、市安保‘重点控制’的工作布置，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样，我又被警方软禁、关押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泊客酒店”内，直到23日晚11点半才被放回家中！也就是说，贵州警方无视中央政府已经在国际上所签署的《人权公约》，一次又一次地践踏公民的人权与自由。
 
现在，只要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贵州人权捍卫者就会被警方控制、关押在县乡各地，甚至于什么运动会、酒博会、商贸会、旅游节、文化节……等， 都要把我们与社会隔离起来！
 
这残酷的现实说明，中国的“政治生态”一点都不文明！中国梦对于草根民众来说，就是一场随时被带走、被坐牢的梦魇！
 
这国家与国家打交道，外交上总要讲一个国际信用，多少要顾及一下领导人“形象”及“国家脸面”吧，正所谓，“树要皮、人要脸”。 但是，中国官员们一方面在国际上“大签特签”公约及政治、经济、贸易上的各种文件；一方面“大抓特抓”持有不同政见者、公知、维权人士，甚至连网络上的思想、自由言论也要封杀。
 
中国原生态政治传统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上至皇帝、大臣、士子、下至草根民众，山中的强盗，都意识得到这“信”是统治、做官、做人、做事所必须，连江湖上混的地痞、流氓也懂得“盗与有道”规则。
 
今天的官员们，既不守自己所定下来的法律，也不拿“国家脸面”当回事，只是为着“一已之私”不断地刮剥中国这棵大树上“政治生态”之皮！也正如参加“生态论坛”的经济学者吴敬琏说：“中国一定要搞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比如一个人信誉不好……。”
 
其实，树皮刮剥到一定的时候，大树也就快死了，到了该倒下的时候了！
 
如今，贵州，不！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已恶化到了崩溃的地步！
 
在《论坛》上，我们看不到任何人从政治生态建设、法治宪政上去支招，却不断在文化、环境、卫生、城市问题上玩专家、学者们的小聪明。
 
关押中看到《贵阳晚报》上参与讨论的文章，“贵州应向瑞士学什么？”
 
我们先来看，政治制度上，瑞士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其宪政保障着小国民众的最基本人权。议会中有着“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人民党及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多党竞争 ；
 
经济上，瑞士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创始国，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市场经济稳定且人均财富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道德上，加尔文神学成就了伟大的宗教改革，日内瓦被喻为“新教的罗马”，那里，没管控宗教团体的“三自会”和“宗教局”，宪法保障着每一个人的信仰自由。在中国，却不断发生着阻止信徒参加国际的“洛桑会议”，近期，又著名“青岩教案”发生地，上演了一场官员阻止基督信徒受洗的严重事件！
 
有着政治制度的保障，瑞士的环境生态保护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应向瑞士学习什么？
 
囚笼中及案板上待宰之鱼说：中国的出路在于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宪政，贵州应向瑞士学习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的出路在于完全开放的市场自由经济，贵州应向瑞士政府学习不干预，让“上帝之手”来运作市场；中国的出路在于“联邦制”制度，贵州应向中央政府争取更多的地方权力；中国的出路在于多党相互制约和监督，贵州应放开对“反对党”、“人权研讨”的压制，让公民有结社、集会的自由。
 
是的，人权捍卫者们早就提出建立“政治特区”，让贵州成为向日内瓦那样有“世界卫生组织、生态环境组织、劳工组织、难民署、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城市。
 
长辈们讲，贵州金、银、煤、铁、矿藏、水及各种资源非常丰富，用明朝刘伯温的话来说：“江南千千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这云贵高原就如中国版图上母鸡的肚腹，是一个蕴藏财富“下蛋”的地方。过去的贵州是古树参天、到处是清泉石上流的原生态美景，各民族生活在一种相对的小康水平上。那时，有着李端芬、唐尔镛、任可橙、戴勘、华之鸿……等宪政先贤的保守、奉献着他们的才智。
 
专制政权统治几十年间，从砍伐森林的大跃进、到中央企业的进驻掠夺，几千年才能生成的原生态自然环境被破坏得满目疮痍！那铝、煤、水银、矿藏、森林、石漠化……毁灭性的枯竭，以及人心、道德普遍崩溃既是明证！“天不三日睛，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完全是革命史学家的谬论及政治宣传上的忽悠！
 
是的，人们已经觉醒和明白贵州及至中国近几十年来落后、贫穷的真正根源！
 
如果说贵州要保护好已经不可多得的生态环境，就得向瑞士人那样建立一个良好的宪政制度，致力于把“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给关进笼子里。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作为生态的最终保障；如果不把牢狱中敢于讲真话的中国良心释放出来，那么，《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上那些专家、学者的每一个建议，都将成为“权贵”再次掠夺贵州丰富资源，以及社会主义“公权力”再分配的饕餮盛宴！
 
2013年7月27日
 
燕明于山林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