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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上午九点半，北京市民政局执法人员以及其他一些协助人员，一行十数人，突然推开北京“传知行研究所”的办公室大门，在严肃的与其负责人郭玉闪先生做了简短的谈话后，就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取缔决定书”（京民执取【2013】5号），宣布取缔“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民政局执法人员在查抄了印有《传知行研究所》字样的报告后，还很“贴心”的询问郭玉闪先生服不服？郭先生告诉他们：“我们不服，我们会申请行政复议，如未果，则会发起行政诉讼直至水落石出。”据悉，“传知行研究所”多年以来，一直在以民间的视角调研写作中国的教育、医疗、出租车业、税收等民生方面的研究报告，在某些政府部门的眼中这是给他们“抹了黑、添了乱”，也因此“传知行研究所”的负责人郭玉闪先生，长期遭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监控与骚扰。为了解有关“传知行研究所”负责人郭玉闪先生长期以来反监控生存发展的原因及经过，《民生观察》志愿者石玉林于2013年7月26日专访了郭玉闪先生，以下是访谈全文：
 
石：您好！郭玉闪先生，我是《民生观察》志愿者石玉林，据悉你们“传知行研究所”于7月18日遭取缔，全国很多维权人士都很关心，我们《民生观察》也很关注，我们想就此对您做一期专访，您可以接受我们的专访吗？
郭：可以，但是现在时间不够，晚上10点左右我们再联系吧！
 
（晚10时许）石：郭玉闪先生您好，我是《民生观察》志愿者石玉林。
郭：哦，我知道，我们上午通过电话了，有事请讲！
 
石：您认为， “传知行研究所”此次遭到取缔的可能性原因是什么？
郭：目前官方（北京市民政局）给出的原因是，我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活动而宣布取缔，并收缴了我们的研究所铭牌和六百多册研究报告。而我们认为，北京市民政局取缔传知行研究所欠缺法律依据，因为：（1）传知行研究所是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下设的研究部门，公司内设机构并不需要民政部门批准；（2）研究所亦未以法人资格行事，且在所有的对外介绍，无论是网站还是印刷品的机构说明中，都明确其是传知行公司的内设机构。至于，官方背后是否由于其他不便明说的原因而取缔我们，我们目前没有证据，也不好揣测。
 
石： “传知行研究所”被取缔之前，有没有遭到官方某些部门的警告或者干扰？如有，他们采取的是哪些措施？例如：有没有限制您的人身自由，有没有派人跟踪您？
郭：有，那太多了，北京参与维权的朋友们所遭遇过的各种各样的干扰我们基本上都遭遇过。
 
石：你们准备以“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进行维权抗争，你们即将申诉哪些你们认为“传知行研究所”遭取缔是不合理的地方呢？
郭：根据民政局执法人员取缔我们“传知行研究所”的理由是，我们研究所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开展活动，我们认为这当然是无中生有。传知行既没有申请过民非（因为知道此路不通），也没有以民非名义开展活动。传知行是一家合法注册的公司，传知行研究所是传知行公司（全称：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下设的研究机构。民政局是管理“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的行政机构，它们何来职权对企业进行处罚？
企业下设研究所，并不为《公司法》所禁止。实践中的案例亦比比皆是。以证券公司为例，全国106家券商有88家设立了自己的研究所，其中除了申银万国、华夏证券、金信证券等少数公司，其余都是在证券公司内设研究所，比如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国泰君安研究所等。法律形式上与传知行一模一样。
当然，传知行研究所在对外活动时一直以智库自居，以NGO自居。这是一种学理上的自觉定位，体现了我们对自己的抱负，并非法律定位。在中国的法律里，并无“NGO”“智库”字样。按照国际惯例，NGO的分类里既包括了当前民政局管理范围内的社会团体、基金会以及民办非企业，也包括了民政局管理范围外的企业。NGO类型的企业，被称为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是企业，但同时是NGO。当一个企业决定把所有的利润不分红，全部用于公益性质的活动时，即可称为NGO。传知行恰恰如此。2007年传知行在工商注册时特地在章程里注明“公司不分红”，而传知行企业的资金也全部用于研究活动。
以实情论，在所有涉及到法律程序的地方，传知行从来都是以公司的身份出现，传知行研究所亦从未以独立法人资格行事。以公司论，在工商局所批准的传知行公司章程里规定的传知行经营范围为：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许可的，需审批机关批准；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换言之，作为公司，我们的经营范围为“法无禁止即可”。而法律上，公司下设研究所并不需要任何许可。
 
石：您认为，你们以申请行政复议这种方式来维权，是一种比较好抗争形式吗？您感觉你们的成功概率有多少？如果不成功，你们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方式继续维权？
郭：我认为，我们准备申请行政复议，是我们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必须要走的程序。至于成功的概率有多少，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无论成败我们都要走这个法律程序来维权。如未果，我们则会发起行政诉讼的程序继续维权，直至水落石出。
 
石：您对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发展空间有什么看法与愿景？
郭：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发展空间本自逼仄，有很多与传知行一样对社会turning better（好转）有理想的机构，无法在中国正常注册为社会组织类，只能转而注册为企业，并以社会企业的形式开展NGO工作，但依然要遭民政局越界干涉，非法取缔。民政局干涉企业的内政，不自传知行研究所开始，也不会自传知行研究所结束。对传知行研究所的取缔书是2013年第5号，可见前面还有四家机构被取缔。去民政局网站查询，会发现2012年也有两家机构被取缔。在这种取缔的遭遇中，多少社会理想被扼杀呀。当社会空间还需要在行政部门“打滚”，当好人好事依然被行政部门以各种规章垄断，而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灾难与社会问题又对各类民间公益组织产生出巨大需求时，或许传知行研究所的这场遭遇会成为一次讨论的契机。我们也愿意在行政程序之外，就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空间组织一些对话，研讨。
 
石：不知何故，我们的通话总是一再掉线，通话的音质也是杂音较大，听的不是很清楚。（有可能是电话遭到监控的缘故）。好了，有机会我们再聊，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你保重！
郭：好的，再见！
 
2013-7-29
 

民生观察工作室按：陈云飞是国内知名维权人士，他最早的“行为艺术”是2007年在《成都晚报》上刊登广告“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本工作室当年最早发布了这一消息。其后陈云飞又进行了身背“请中共官员公布私有财产，虚心接受百姓监督”字牌等多项有意思的活动。
陈云飞称自已的行动是在“训兽”，外界则称他的行动是“艺术维权”。在下文中，同在成都的角马俱乐部李宇对陈云飞进行了专访，该文成为《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系列的又一力作。陈云飞在文中表示＂不合作＂（反抗暴政）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就我而言，我觉得仇恨只能种下仇恨的种子，仇恨只能走向肉体的毁灭-革命。相信陈云飞的维权理念，一定有值得回味与启迪的作用，下面是专访的主要内容。   
 
李宇（以下简称李）：作为89亲历者，可否简单介绍下你个人的经历？
 
陈（以下简称陈）：89年，我参加过反对＂4•26社论＂及5•4的大游行；5月13-18日在天安门绝食近6天；6月4日凌晨阻挡军队进城被防暴警察打伤进医院，至今在后脑部还有不明物。
 
李：感觉你在帮访民维权时常常采取诙谐幽默的方式进行，按你的说法就是“艺术维权”，可否解释一下？
 
陈：我从没说是什么艺术。仁者无敌！法国大作家雨果作品＂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沙威是被另一主人翁冉阿让用爱＂打倒＂的。
    大家都清楚，访民们的苦难都是因＂公权＂不受制约所致。＂公权＂不受制约就如猛兽。俗话说＂苛政猛于虎＂就是这道理。我们维权的过程就是一个将＂公权＂这兽关进笼子（这笼子就是宪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主张：赶＂猪＂进笼，娱乐民主。
　　独裁者总希望访民被激怒，出现过激违法行为；总希望你生气而染上肝病，以致肝硬化。心态好，身体健。就让＂独裁者＂在我们笑声中发抖去吧。
 
李：什么叫赶＂猪＂进笼？
 
陈：知道农村是如何把猪赶进猪圈的吗？一手拿竹篙，一手拿青菜，一边吼一边“啰、啰、啰”的唤，猪就乖乖的进圈了。
 
李：你把贪官当“猪”！他们可不会那么听话哦！
 
陈：不是的，我把“公权”当“猪”，哈哈
 
李：记得你最早的“艺术维权”就是2007年6月4日在党报《成都晚报》上刊登广告“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可否说说当时的想法？及后来你与《成都晚报》所面临的处境？
 
陈：2005年赵紫阳先生逝世前，我对这体制还没根本性的认识。之后，从毛泽东的最大＂反革命＂家属头衔，到林彪、刘少奇的尸骨无存，再到紫阳先生的15年软禁到死。这是制度在吃人。既然紫阳先生能抛弃个人、家族、小集团利益，那我们6•4幸存者就没有理由不站出来力所能及地抖＂柏林墙＂上的灰。
    这样，零五年清明去北京紫阳先生灵前祭奠后，我去六四遇难者母亲张先铃老师家拜访。这次我才真正了解了更多的「天安门母亲」这团体。随后张老师又带我拜访了几位六四遇难者母亲。05、06年，直到07年的清明前，我亲身耳闻目睹了解了母亲们将近20年的艰难曲折，更见证了几位在病床上病魔缠身身体干枯而顽强坚持要为孩子讨回公道的母亲。我们有什么理由退缩，我们应该让全社会知道我们对她们的敬意，让更多人知道她们的苦难。尽管在做这广告之前母亲们为保护我，曾再三劝阻我。
    广告出来后，我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拘一天，及监视居住半年。听说广告公司三编辑受降级处分，报社也与广告公司解约。
 
李：记得在今年7月9号你做公民代理当法官问你职业是什么时你回答：驯兽师！可否解释一下？
     
陈：＂驯兽＂这词前面已说过，就是用法律武器将＂公权＂这猛兽关进笼子里去。我这驯兽师是业余的中级。正因为技艺不精，才屡屡被伤哈。
 
李：就是说你经常被他们打、并关黑屋子？
 
陈：是的，我以诙谐、幽默而又不触犯法律的方式跟他们玩，搞得他们很恼火，他们就常常用打及关黑屋子的方式对我耍流氓。前不久还被他们指使我“暂住地”的治保人员对我殴打，至今还住在医院。
 
李：那医疗费怎么解决的呢？
 
陈：我也不知道，反正医院没有向我要钱及驱赶我。
 
李：你自己设计的文化衫前面用黑字写的：为人民服务，背后是你创造的文字（见图），可否解释一下它们的含义？
    
陈：这是推广我发明的一个新字。该字意思是： 当面＂为人民服务＂，背后＂贪＂多一点，念＂peng＂，与＂砰＂同音。爆、破之意。
     还有其他之意，大家竞相来猜。哈哈哈！
李：哈哈，贪官治国，最后“peng”！有人也说，黑色的＂为人民服务＂反映为人民服务黑啊。
 
陈：你自己猜
  
李：有人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适合中国！你如何理解“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陈：在一个独裁国家，＂合作＂就意为着真正意义的犯罪，这不仅会害人也会害己，更会祸及子孙。独裁统治者总是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百姓，美其名曰：领导人民。独裁统治者还随时给不满意的百姓头上悬上一把利剑：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民主社会，政府只是服务于民，服务不满意，随时可以用选票罢免。
    ＂不合作＂（反抗暴政）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暴力反抗暴政也是当中的一种。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适合的最佳方式都无可厚非。就我而言，我觉得仇恨只能种下仇恨的种子，仇恨只能走向肉体的毁灭-革命。我希望这社会仇恨越少越好。
    
李：你帮助访民维权已经有段时间了，还曾经邀请律师为访民“普法”，这方面你是怎么考虑的？
  
陈：在这个国家，法律是铺天盖地，但都是用来约束百姓的。官员们只对他主子及组织负责。在他们看来，他就是法。正如百姓总结的，你跟他讲法，他跟你玩流氓，你跟他玩流氓，他又讲法。在这场＂游戏＂中，官员们总是在抽老千。
    尽管如此，要想建立公民社会，那我们还是首先应该守法，那怕是恶法。有规矩总比没规矩好。我们驯兽就是要把公权关进这些＂规矩＂的笼子里。
 
李：访民能否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陈：访民们是受这制度伤害最深的群体。就如股票，访民们已是跌到最低了，只要他们合情合理合法维护他们的权利，相信他们迟早会有收获。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表现得那么的坚忍，那么的顽强，那么的不瞻前顾后、畏畏缩缩。
    他们守住了他们的权利，也就守住了大家的权利。事实证明，他们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现在外交部要求参与撰写“中国人权报告”的主要就是各地的访民，他们的遭遇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权状况”！
    
李：在现实的中国，如果权益没有受损，很多国民无法感受“社会的黑暗”，也无法知道“人权”的意义，更不知道“法治”的重要。也许鼓励当局更多的侵犯“人权”还是一条“启蒙”民众的“捷径”！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在我看来，这是一条危险之路。独裁者从躯体上来讲，他也是人嘛，他不过是撒旦附体。如果我们鼓励他们犯罪，无论对那方，是不是显得太惨忍了？治病救人实行人道主义。60多年我们鼓励他们得到的伤害还不够吗..他们所做的恶，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份鼓励、纵容的责任。
    从2005年开始至今的“维权运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公民运动”，访民在不断的为经济利益的维权中，不仅了解了“人权”概念，同时更了解到了现代政治制度，知道了“政府”应该是为国民服务的，而不是他们所灌输的“统治阶级”。我们是公民而不是“被统治者”！
 
李：按你的解释“驯兽师”的工作就是把“官员这只野兽（权力）关进笼子”，但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靠的是制度设计。你是否认为你“驯兽师”的工作是“小打小闹”？ 你认为我们每个人该从何做起？你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路径有何考虑？对未来有何预期？
   
陈：我认为我这“业余驯兽师”的工作本身就是“小打小闹”。我日常所做的，只是力所能及地、快乐地、不间断地、不感到负担地抖柏林墙上的灰。是正腐（政府）在夸大宣传。或许是国保们立项拿资金的需要故意打造吧。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民主如果是果实，她有瓜熟蒂落时。民主运动不一定只在街道上，不一定只在广场上。民主运动在每一个街道办，在每一个有＂公权＂的地方。 将民主运动开展成群众性的娱乐活动，民主果实离成熟就不远了。
 
李：好的，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陈：不客气
 
2013.7.15

陈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