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运动

11月19日、20日，南方街头运动抗争践行者谢文飞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将在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民生观察”对当局以言治罪，迫害人权捍卫者，践踏公民宪法权利的行径予以严正谴责。
 
谢文飞 ，1977年4月7日出生，湖南省郴州市人，真名谢丰夏，是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民间知名人权捍卫者，在押良心犯。谢文飞是南方街头运动进行公民抗争的积极践行者，近年来经常活跃于街头广场，就各种社会事件举牌抗议和呼吁民主自由的抗争行动，故而遭到当局的多次打压和拘留：
 
2013年9月30日，谢文飞在广州街头打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横幅，事后被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
 
2014年4月，谢文飞在街头公开举牌纪念为自由抗争而被枪决的林昭。
 
2014年5月5日，因围观广州公民李维国申请“六四游行”被拘提起诉讼案开庭，谢文飞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于佛山禅诚区看守所，事由是“纪念林昭和曹顺利”，30天后释放。
 
2014年6月26日，谢文飞在广州市的窖口车站附近，举牌发起寻找张圣雨的活动，当场被石围派出所的警察带走，之后以“扰乱秩序罪”拘留7天。
 
2014年香港“占中”行动开始之后，谢文飞于9月27日发表《告香港同胞书》，称自己不够香港人勇敢，“你们在街上被披着警察制服的暴徒围攻，我却只能躲在屋子里，通过手机在网路上关注你们，为你们呐喊。”谢文飞还在《告香港同胞书》中写道“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有千千万万的人一起走向广场并肩战斗”。
 
10月3日上午，谢文飞、王默、张圣雨等人穿着黑衫在广州街头拉起了“自由无价！支持香港为自由而战！”的横幅声援香港“占中”。当天晚上，谢文飞、王默、张圣雨等人就被抓，随后被刑拘。2014年11月10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2015年5月12日，广州巿检察院将谢文飞、王默案向广州巿中级法院提起公诉。11月1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向谢文飞、王默家属及律师发出通知，两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将于11月19日、20日在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
 
谢文飞在审讯期间，被广州市越秀看守所管教曾实施“定镣”（将四肢固定在一个直径为8厘米左右的铁环内）的体罚，时间长达104个小时；后又实施了「八字镣」（将手铐与脚铐连在一起，人行走时只能靠蹦、跳）。
 
中国近几年的社会运动呈现向下流动的下沉趋势，以草根底层为主体的政治性抗争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精通网络工具的年青一代在基本民主权利的追求下借助网络新媒体完成了观念的传播与行动的参与，谢文飞就是网络时代年轻一代觉醒后积极参与街头活动进行公民抗争、践行公民权利的优秀代表。谢文飞以良知和勇气身体力行进行街头抗争的方式唤醒民众的群体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激励民众走出沉默参与政治实践公民权利，主动表达，主动抗争。即使被捕后，在看守所仍然一直高喊声援占中的口号。对当局控予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轻蔑回应说：“罪无可恕是暴政，我本男儿誓不从。”
 
“民生观察”强烈关注谢文飞庭审案，这位勇敢的年轻抗争践行者理应被外界更多关注和声援。
 
“民生观察”强烈要求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谢文飞、王默、张圣雨等街头运动践行者，停止一切践踏人权的行径。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5/11/19

以2014年2月27日的杭州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始，迄今一年半时间，浙江省已经强拆、偷拆乃至烧毁了至少一千五百多座教堂的十字架。浙江的拆十字架风潮以及对守护教堂、十字架的教会信徒约谈、传唤、殴打，已成为震惊海内外的侵犯信仰自由的野蛮宗教迫害。

对十字架强拆的名目是2013年11月浙江省政府推行的“三改一拆”政绩工程，“三改一拆”即指自2013年至2015年在浙江全省推行的“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旧城中村和拆除违章建筑。拆除十字架的风潮就被划入了“三改一拆”的名目，由政府开出的的书面拆除通知名义上是“拆除违章建筑”，并无“十字架”字样，但事实是真正的违章建筑没拆，而是就拆十字架，而且发出“不拆十字架就拆教堂”的威胁。

把十字架列为违章建筑拆除之荒谬，可为天下奇闻。更为荒谬的是，招致国际舆论哗然的温州市永嘉三江教堂被强拆事件，这个教堂原设计规模并不庞大，在政府的鼓励下才建设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在一年前被政府评价为温州市样板工程，一年后在拆十字架风潮中就成为政府口中的“违章建筑”而被拆毁，可见“违章”只是借口，实质是典型的“宗教问题”非宗教化处理手法。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经任何法律程序下，官方动用包括武警、特警、城管在内的强力手段，肆无忌惮的拆毁十字架。在事件引发公众强烈关注和抗议下，官方索性扯下拆除违章的遮羞布，在7月10日颁布《浙江省宗教建筑条例》，规定十字架不能立在顶上，只能贴在墙上，等于宣告目前所有的教堂十字架建筑均为非法，面临被拆毁的命运。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用官方的话说就是“宗教无小事”，这一轮针对教堂的强拆风潮很难视之为只是浙江的地方行为，而是在“国家安全战略”下官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思想控制的重要内容。

1949年中共建政后，各种宗教均遭到政府大幅打压，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政府调整了宗教政策，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迅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的基督徒至少已超过1亿人，而共产党员才8500万，基督徒人口比共产党员还多。有研究显示，倘若按目前的势头增长，中国将在10-20年间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这对列宁主义体系政党的政权稳定来说是严重的威胁。在中国政府的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里认为：“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宗教渗透的方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隐蔽，公开与秘密 并举，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态势愈演愈烈”。

去年纽约时报在《倒塌的基督教堂和当代中国政教冲突》里报道说，《纽约时报》查阅到的一份政府内部文件清晰地显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众影响的战略的一部分。长达九页的浙江省政策声明中称，政府的目标是管理“场所过多”、“过热”的宗教活动。官员们辩称，教堂违反了规划，然而省里的政策文件表明，这一理由是策略性的幌子。这份名为《“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实施方案》的文件称，该政策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所以官方应该以严格实施建筑条例为理由，谨慎地采取行动。“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文件表示，并且敦促各级官员把重点放在“非法建筑”的概念上。“要从法律法规去查处，防止授人以柄。”

这份文件明确地显示了浙江拆十字架运动的实质。近年来，官方严打意识形态领域，防止“颜色革命”的风暴越刮越猛。在遏制公开传播西方价值观的逻辑下，把宗教视为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因而强化对宗教的管理与控制。在此背景下，才有了浙江如此大规模具有特定针对性的拆十字架运动。

人类历史经验表明，世俗政权对信仰群体的打压乃至迫害很难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相反的是，信仰的受难赋予了信徒强烈的道义感，为维护最起码的信仰权利，必然从单一的精神追求逐渐介入到对世俗社会政权的抵制、反对、不服从行动，反而成为政权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浙江拆十字架运动里，不但信徒为了阻止政府强拆教堂十字架而与拆迁人员爆发冲突，而一向与政府合作的官方性质的宗教机构“三自教会”也开始公开反对官方的宗教政策。7月5日，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及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公开声明，明确要求停止十字架的强拆行动，明确指出此属违宪行为，公然践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7月28日天主教温州教区全体神职人员就此次强拆十字架事件向全国同胞和基督徒发布“呐喊吧！不要再沉默了！”的公开信。

权力对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践踏，使原来并不挑战现行政权的基督徒群体的心理角色发生了微妙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促使一个庞大的群体开始关注公共议题，乃至从要求信仰自由到自觉追求政治自由尚待观察。可以确定的是，体制的极端控制社会手段在使反对人群扩大，社会转型临界点已在加速化。

如此，官方真的应检讨这种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拆十字架运动是不是能实现自己的初衷？或者是恰恰相反！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5/8/31

中共自18大以来，大力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已经有近30位副省级以上高官落马，其中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协副主席苏荣，更是高居国家领导人之位。将近两年来，所谓的反腐风暴中，官场风声鹤唳，官员人人自危，却赢得了民间的广泛的肯定和赞誉。尤其是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王岐山等，借加大反腐力度俘获了不少民心，大有深孚众望之趋势。毋容置疑，中国官场道德沦丧、以至于全社会贪腐肆掠已久，已经渐进公众忍耐的临界点。反腐当然是顺势而为，呼应民意、迎合民心的必要措施，但是，公众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数事实和历史经验证明，目前中国这样的运动式反腐，只可以一时凑效，而无法根除积重难返的腐败痼疾，难以保障公权力的长久清正廉洁，遏制社会溃败的势头，面对已经被贪腐毒化的社会风气无计可施。

在“六项规定”、“八项禁令”、“反四风”等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反腐风暴”之中，全国上至常委、下至科长数以万计的官员因贪腐落马，看似热闹非常，成效非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样的结果，就不难得出腐败已经深入骨髓、且无处不在、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性的结论。而基于这一判断，显而易见，迄今为止针对个人和局部的反腐动作，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阻止其恶化，但也必须承认，这并不能根治遍及官场和社会各个角落的普遍性腐败。这一点，就连主导这一运动式反腐的关键人物、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不否认。他曾经明言，反腐是当务之急,目前的反腐只是治标的权宜之计，主要目的是为了治本争取时间。

腐败横行的现实留给人们的一个印象是无官不贪——可见不论级别多高、贪腐行为多么严重，都仅仅是无数贪腐官员中倒霉的一员而已，并未触及腐败的根源和腐败孳生的机制——制度腐败。所谓制度性腐败，就是一个社会，没有宪制，公民权利缺乏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彰，道德沦丧，公权力占有者，强制性地为自身和利益集团设立诸多特权，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多产生的腐败。故而，没有制度变革，就不可能根治制度性腐败，针对个人和小集团的反腐措施，只是局部的选择性的反腐，目的未必在肃清贪腐……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助长特权，巩固和维护制度性腐败的措施。

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反腐提升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却对直达“自身硬”根本的制度弊端，讳疾忌医，不肯承认在现行的专制极权制度之下，自身不可能真正硬起来。他一方面声称 “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以示反腐形势的严峻和反腐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有诸如不能用“前三十年否认后三十年”，“敌对势力极力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是同我们争夺阵地人心，最终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宣示他维护现行制度的意图。这两个面向中存在的内在矛盾，正式当前运动式反腐的困境：反腐的动机和意图遭到了双重质疑：首先，反腐只是领导人树立个人权威的手段；其次，利用反腐打击政敌，铲除权力威胁，投公众肃贪反腐之好；而最终意在捍卫现行体制，维护专制统治，巩固特权。

所以，在众多贪腐官员纷纷落马，力图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中，公众不应该被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所迷惑，以为廉洁政治、清明社会指日可待；而是应该透过表象，直达本质，并根据现代社会的文明常识，清醒地认识到，缺乏法治的基础，没有宪政制约，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个人权利不能保证，制度性腐败就不可能根除，反腐风暴不过是镜花水月。换言之，只有在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民众的选举权切实有效的情况之下，以及民主宪政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制度性腐败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直至根除。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0-10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9-30消息：一年多前新公民运动遭到当局集体打压，众多人员获刑入狱。北京的袁冬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袁冬被判刑一年半。
 
今天是袁冬刑满获释的日子，很多朋友早早就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团桂路的团河监狱迎接，包括袁冬的太太、江天勇律师、余文生律师、王永红、宋泽，还有一些在京访民。众人还打出迎接标语。但早上六点袁冬就被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派出所接走，然后回到了家中。
 
袁冬于2013年3月31日与张宝成、马新立等公民在北京西单广场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随后被北京警方带走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后又改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提起公诉，于2014年1月27日在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2014年1月29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对参与西单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维权人士袁冬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袁冬提起上诉。4月1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该案二审作出宣判，维持原判。袁冬是继许志永之后第二个新公民运动案件中被终审判决的公民。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7-11消息：陈建刚律师表示，被关押在徐州看守所的青年活动人士张昆很可能是在今年6月4日被转为刑事拘留的。 距六四已超过37天，外界担心张昆已被批准逮捕。
 
二十多岁的张昆是新公民运动的年轻成员，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他曾周游各地征集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签名。去年底还去黑龙江鸡西声援营救维权律师唐吉田，以及到河南南乐声援南乐教案的张少杰家人和律师们。今年初被徐州当局秘密关押两个月。
 
上月中旬，陈建刚与赵永林律师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张昆，看守所不予会见，还将陈建刚律师扣押了四个半小时。
 
陈建刚律师表示，张昆很可能是6月4日转为刑事拘留的，但家属不配合，不能为他代理，现在不知道张昆的近况，不知他是否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陈律师说：“我们上次去给他存一千块钱，估计下次再去就不会让存了。张昆估计是看守所特殊关照的对象，他们有一个名单，听到我们要看张昆，他们就不让看了。如果他被批捕的话，我们还要再去徐州一趟，跟他父母沟通一下，为他代理”。

张昆、网络图片:

今天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在京访民自发为权利运动发起人胡军断网呼吁，胡军是一个高危截瘫的残疾人，为正义呐喊，为访民服务，访民们非常感谢他与权利运动张建平两个人，两个残疾人担负着为全国各地访民的反映冤情的重任，他们俩人是访民的希望之声，为我们访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
 
应该是我们访民为他们俩做一点回报的时候了，今天访民们手拿写有“权利运动与公道同行”、“胡军是访民的希望之声”，还有“中国电信无德给胡军断网冤冤冤”的多条标语。这些访民有重庆的耿症玉、重庆铜梁的孙利秀与孙女、重庆张定芬、后排湖北伍立娟、重庆綦江张育森、河北陈有利、甘肃侯敏玲、重庆冉明芳、黑龙江沈福田、重庆郑忠成、辽宁吴继新、河南的刘红霞等。
 
伍立娟
2014-5-28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1-22消息：今天上午九点，新公民运动许志永案案在北京一中院开庭，本工作室志愿者提前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了法院前。
据志愿者观察，当局已对法院周边二、三百米外的各个路口都进行了控制、封锁，路口处驻守了大量警察、警车，进去了的人员便进行控制、抓捕。志愿者和一些访民现不得不在数百米外的天桥处逗留。
后续情况我们继续关注中。

最新消息：彭中林、吴玉芬、郑培培等二十多维权上访人刚刚一靠近北京中院，即被警察抓了，现正在警车上，不知送往何处。

在京维权人士、辽宁马三家教养院受害者刘华今天早上七点被右安门派出所带走。刘华丈夫告诉本工作室说，刘华昨天表示要围观许志永案。

唐荆陵律师22日9点40分发来消息称：武汉维权人士陈艳琳、吴玉芬和其它访民在许志永法庭外被抓了 ，现在带到北京石景山派出所。

北京活跃维权人士天李英之、李学会等接连被上岗。李英之发来微信称：先前我下楼,发现我的确是被上岗了,蹲守的维稳人员说不让我去法庭围观,我本想明早（22日）很早就出门去围观许志永案,但现在看来他们要彻夜蹲守我了 。

刚才北京大学陈兆志老师，因许志勇、侯欣等诉讼被警察上岗。

中午，本工作室北京志愿者又收到消息：河北定州刘敏杰、辽宁的盛兰福、济南的于新永在北京中院旁被抓走。随后，又传来
辽宁姜家文被抓的消息。

田兰、周历、徐兆杰等申冤警察今天上午也到场围观了许志永案，并突破封锁线接收了媒体采访。

社交媒体时代的抗争
 
传统的社会运动一般而言都是领袖-追随者模式，通过组织、动员和决策，建立联盟、协调资源、提出诉求、规划行动。从组织者到参与者的自上而下模式，是传统社会运动的特点。但中国的现行体制对一切有组织反对一直是零容忍打压，集权政府最愿意看到的是一盘散沙的社会。当公民运动的领袖被构罪时，由于缺乏运动网络和引导社会运动的核心，运动就陷入低潮之中，抗争总体上停留在弱组织状态。
 
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传统社会运动的模式，以互联网和手机网络使用的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成为社会运动最主要的讯息传播和号召工具，被视为“虚拟革命”之开端。旧有的反抗极权的历史经验模式被彻底颠覆，它不需要领袖、不需要领导核心，不需要组织和政党，鼠标和键盘就是战斗的武器，只需要在网络虚拟世界点火、传播、串连，集结民众走上街头，在街道，在广场，发出沉默太久的声音。
 
人类历史每一个传播手段的变革，都会改变一个时代的文明。印刷术使西方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互联网时代是一切极权的天然克星，它使全民参与政治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是信息与语话发布的中心，极权的语话与信息垄断被彻底打破。而作为web2.0版的社交媒体时代打破了极权体制对人际交往的隔离和孤立的社会控制，扩大了交流的空间，减少了交流的成本，塑造了公民的认知框架和政治身份认同，形成了社会组织和动员的平台。
 
Facebook、Twitter、whatsapp、viber、kik、line、微博、微信、易信等社交网络媒体彻底改变了中国民众的生活。微博、Twitter等打破了官方对信息的垄断形成自媒体，而whatsapp、微信等成为自由结社的雏形，活跃在上面的各种讨论组成千上万，形成了事实上的网络虚拟结社。这种虚拟结社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出现，是被体制严防死堵的，而社交媒体使“没有组织的组织”成为可能，打破了高压政治下有限的动员网络，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社交媒体上网络虚拟结社的雏形呈现出在威权国家下中国社会抗争成长的独特路径，以其无组织无中心策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体制打压的风险，成为社会抗争得以组织和动员的重要平台。
 
社交媒体的去组织化去中心化事实上造就了象南方街头行动者这样的崭新的公民运动阶层。每个人在互联网的节点上都是平等的，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没有谁是真正的领导者，消解了传统运动领袖的权威；每个人的节点都是开放性的，所以人人都是组织者。于是个人化行动框架替代了集体性行动框架，成为运动的表现特征，而基于信念上的身份认同成为社交媒体运动的主要凝聚力。
 
南方街头运动的特点是无组织、无领袖、无纲领，行动者是基于信念认同的自愿合作行动，充分体现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特色。无组织，消除了参与者的政治风险担心；无领袖，意味着这是无层级制的平等，也避免了传统运动一旦领导人被捕则运动一蹶不振的状况；无纲领，有助于扩大运动对更多的群体的吸引力。南方街头行动者以个体的行动去表达社会议题以此为个人行动赋予公共性，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媒体来构筑出可以作为公约数的公共符号，吸引潜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南方街头运动的抗争，是对旧有的反抗极权经验的颠覆，对社交网络媒体运动经验的运用，
这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抵抗博弈，不同于在大陆出现过的任何公民运动。无组织、无领袖、无纲领将使其持续时间更长久，而不是因打压只是昙花一现。这种长时间的公民运动，在坚持过程中将会形成松散联盟，并且将越来越成熟。
 
现行体制缺乏成熟民主政治形态下的博弈与妥协，这种“僵滞”型政体有限的谈判能力使得其民主转型通常是一个危险的进程。促成社会转型的破局，只能靠各种公民运动持续壮大，持续抗争，才可能有比较根本性的发展和变化。南方街头运动无疑提供了社交网络媒体时代公民运动抗争的新思路。
 
只要坚持，街头抗争便具有了意义，终点远未到来，但必将到来，持之以恒的努力必将使涓涓细流汇聚成滚滚洪流，冲开未来的道路。正如图图大主教所说的：“我想一般人会认为，武力是独裁者和暴君最感到害怕的东西。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人民想要自由的决心才是对独裁者最可怕的威胁。人民一旦对此下定决心，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他们。”
 
——民生观察首发

照片：2013年1月9日南方街头行动者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打出“民主中国”标语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25按：在许志永、郭飞雄等国内维权人士纷纷被送上审判台之际，本工作室邀请身在广州的独立作家野渡撰写了2013年的南方街头运动一文，以供读者回顾、总结这场非暴力运动，并对许志永、郭飞雄们以示声援。该文将纳入《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系列。
 
近两年以来，在中国南方的广州、深圳等城市的闹市区和公园，经常能看到街头行动者就各种社会事件举牌抗议和呼吁民主自由的政治化行动，而今年元月的南方周末公民表达行动，随着官方秋后算账指控郭飞雄、刘远东二人参与组织抗议“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使南方街头行动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彻底的政治反对
 
中国跛足改革的发展模式，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极权政治弊端日益凸现。就民间而言，市场化进程带来了社会空间的扩大，社会有了更多的自己的利益。社会利益分化促成的广义利益政治，新兴社会阶层尤其希望更多的权利与政治参与以体现自身的价值，政府在医疗、教育、环境、公正等社会问题的政治责任、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自由思想启蒙和传播，这些因素使中国的公民运动得以兴起及成长。
 
就官方而言，集权国家的权力不受监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政府权力在利益驱动下更不断扩张，必然和社会利益冲突，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滥用到极致。连封建王朝时代都懂得把“食禄者不得与民争利”视为官员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这个极权时代，公权力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去侵占社会的利益，国家与社会的持续冲突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在此意义上，中国目前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是权贵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和社会渴望摆脱国家专制的冲突。
 
集权国家与不断扩大的社会空间的矛盾，垄断资源的少数权贵与绝大部分社会利益阶层的矛盾，使得中国社会对政权的不满可说是达到了建政以来空前的程度，各种社会抗争运动此起彼伏。社会想要更多的权利和政治参与要求和国家继续企图控制社会的冲突，这就是亨廷顿的著名公式“高参与/低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在中国的验证。面对危机的权贵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却没有任何改变的欲望，竭力维护现状继续其谋利行动，对民间的维护权利和政治参与诉求，采取零容忍的立场，建立起全面的网格化维稳体制打压。
 
警察国家、特务政治的维稳体制不断地激化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矛盾，不但使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而且也刺激民间走向完全的政治性反对。从民主墙运动始，到零八宪章为高潮，中国民间的政治反对运动前赴后继。官民几乎在所有领域对立，社会形成了鲜明的“我们”、“他们”两极对立话语体系。官方和民间越来越走向零和博弈的态势。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现行体制的“两个不走”和“三个自信”明确向社会发出信号：“我们就是不改，你们能怎么办!”。在现行体制丧失了任何自我改革实现民主转型可能性的现实下，民间不得不面对“他们就是不改，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民间的政治反对获得了越来越多人认可为促进体制转型的希望所在。南方街头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民间彻底的政治反对运动。
 
南方街头运动指的是发源于中国南方城市以广州、深圳两地为主的民众在闹市区的抗议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是在闹市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举牌、示威、发传单，然后在网络发布和传播。南方街头运动与争取利益的维权活动不同，是完全的政治抗争行动。
 
南方街头运动是彻底的政治反对运动。南方街头运动者既有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抗议朝鲜核爆等社会议题表达，更有直接地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政治反对诉求。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从来没奢望过现行体制能自我改革，指望极权统治者自动转变，无异于将思想、自由、良心毫无保留地放到监管我们的狱卒手中，幻想他们能够某一天大发慈悲拱手奉还。政治反对的兴起及其规模才是决定极权国家民主化进程及其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迄今为止一系列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的经验表明，街头运动作为主要的政治压力是民主转型必不可少的部分，与民主化的过程同步发展，某些时候甚至是抗争的关键的一跃。南方街头行动者以良知和勇气身体力行街头示范的方式唤醒民众的群体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激励民众走出沉默，学会主动表达，主动抗争，克服对游行示威这种自由制度下普遍的政治参与政治表达手段的恐惧心理。
 
在正常的宪政体制，不但认可、包容政治反对，而且还是以制度化的反对活动作为民主社会的存在条件，民主的关键就是反对的自由，没有政治反对，民主制度不复存在。只有在非民主体制才把政治反对视为洪水猛兽。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言论上的政治反对就要当心被构罪，而行动上的政治反对也毫无例外随时被投狱。南方街头行动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郭飞雄、刘远东、袁小华、袁奉初、黄文勋、孙德胜、杨霆剑被刑事拘留，贾榀、杨崇、王爱忠、徐琳、肖青山、张圣雨、欧龙贵、谢文飞、李小玲、陈剑雄、聂光、刘辉、杨林、黄敏鹏等人多次被拘押，行动者被逐、被驱赶、被搬家、失去工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更是家常便饭，但行动者依然义无反顾，继续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到来而抗争。道义、历史站在行动者这一边，没有任何强权能阻挡人性对公民权利和社会公义的追求，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可以持续、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
野渡
2013-12
（未完待续）

年初的声援南方周末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