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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对民众苦难坐视不管
2005年刚过完春节的一天，大姐电话告诉我，说二姐被人骗到青岛搞传销去了。我这才明白，为何二姐在得知我们的工厂已经停工并等待拆迁后，总是打电话鼓动我去青岛和她一起做生意。我电话通知二姐说，我会前去考察。随后我马上和两个亲属买了去青岛的票。
我们见到前来接站的二姐和把她骗过去的一对夫妻，在了解了她们所谓的“生意”确实是传销后，劝说她们离开，但是二姐和那对夫妻根本就无法接受这样的劝说，因为她和那对夫妇都投入了在外打工几年才赚到的钱，而且那对夫妻已经骗去了一些人，他们如果离开，无法把钱退还给被骗的人，因为那些钱已经交到“公司”了。
我见二姐不愿意离开，偷偷打当地110报了警。前两次无论我怎样请求，接警警员一直推脱这不是他们管辖范围，说这是归工商管。因为以前就听过传销组织中的险恶，担心工商局的人来了，未必有能力控制局面。于是就第三次打110，我只要求他们过来人告诉二姐这种形式的生意是传销，是非法的。在我一再请求下，来了一年轻一年老两个警察，自称是辖区片警。我简单和他们说了下二姐所做生意的性质，然后再次要求他们要告诉我二姐那是传销，是骗人的，让他们劝说我二姐和我们回去。
在回程的途中，二姐告诉了我那里面的情形，说有很多农民全家甚至连同他们的亲属都被骗进去，因为拉不到人头加入，又不愿意放弃（一旦放弃他们以前的投资将全部作废），他们很多人准备卖牛卖房子继续坚持，甚至有人打算去卖血继续投资以维持“股份”。有个和二姐原先同在一个工厂工作，后同期下岗的女工，因营养严重不足，得了子宫脱落，但为了能赚回本钱，还是在那里坚持。我听后很震惊，因为我非常了解他们苦难的生活状况。
那些被骗去的有好多是我父亲所在的钢铁厂的工人的子女，有的本身也是这个厂的下岗职工。他们的父辈也就是我的父辈几乎都在钢铁厂里从事过非常艰苦和有害的冶炼工作。他们每日在极高温的炉前工作，不停用铁钎翻动着炉里的矿石，让它们经过高温变成铁水。在我记忆里，父亲和他的工友们下班拿回来的的白色手套帽子上都是黑黑的，整张脸也都是黑黑的。很多工人在刚退休后甚至还没有退休前就因矽肺病晚期而死亡。其实根本就没有几个炉前工人可以享受到退休工资，有的即使能活到有退休工资的年龄，也多没有几年都相距离开人世。只有那些坐办公室的人一直活得很久，且身体都很好。若干年后，和父亲谈起他的工友们都早早得矽肺病去世的事，父亲说他们工作时从来没有人告诉那些矿石在生产时产生的粉尘是有害的，厂里也没有提供过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
我的父亲本来也在厂里做了十年左右炉前炼钢工作，因生病时在厂医院发生医疗事故瘫痪在床上二年，后来坚持锻炼到可以自理，就被调到看管厂生产工具的岗位，得以远离矽尘而存活至今。但是在去年给他做的一次胆管结石手术期间，他的肺病也差点要了他的命。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工人们，退休时的工资还是上访多次才得以拿到，因为此前的厂领导根本就没有给他们交纳任何的社会保险。而我二姐这些差不多工作了十年的年轻的职工和还没到退休年龄的工人，在95年国企改造中被强行要求给三千元钱买断工龄。起先他们拒绝买断，因为一旦买断，以后不但没有固定的工作，而且将自己交付剩余的社会保险。并且他们认为厂里只拿出三千元做为他们工龄补偿是不合理的。所以刚开始她们置之不理选择外出打工，但没几天就都被叫回工作，如果不回来算自动离职。回来上班没几天又以没有活为由放假，然后他们又外出打工又被叫回——在这样拉据战中，他们选择去县政府抗议厂子被贱卖工人们没有得到合理补偿，但是领头出面交涉的工友被县政府的保安当场打昏，后被他们这些工友拼命抢回才得以保全性命。发生这件事后，工人们不得不同意拿三千元钱买断自己和厂里的关系。
把二姐骗去做传销的夫妻也很悲惨，其丈夫的父亲在他们三兄弟都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最小的弟弟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去厂里偷铁卖，被厂保卫人员抓到关到二楼警备科，因担心被判刑，他就从警备室里的窗户跳下来，当场摔断了腰，从此躺在床上由他老母亲照顾至今。而他的二弟弟，一个老实本份的孩子，也因为以养猪为职业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他一直幻想着多赚些钱找人照顾他小弟弟，把母亲和二弟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虽然厂里的工人们和他们的子女们生活的悲惨程度相差无几，可是那些原厂里的官员们都靠从这个厂得来的不义之财发了家，而且仅靠着他们的吃喝就养肥了镇上一家最大的饭店。那些借工厂改制时，在县领导的主持下把至少几千万资产以几百万贱卖的厂领导们，或是在上海或是在北京或其他大城市各自买了房产，永远离开了那片他们用工人血汗和寿命获得了利益的土地。那些下岗工人们也大多选择了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而她们被骗去做传销的钱都是她们几年辛苦打工搛下来的。
下岗工人们的命运如此，周边农民的日子过得也似乎不比他们更好，就在零七年，我因去西单拉横幅被关西城看守所八十多天后，在被遣返回老家，后在一家复印社临时工作时，有一次银行拿坏账（银行追讨不回来的贷款）单让复印，我仔细看了那些坏帐单，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几十万或几百万的单位或个人的贷款，另外一种就是周边农民用来买种子或药品而借贷的几十元甚至几元的贷款。在改革开放了差不多三十年，农民却还要为买药贷款五元钱，为买种子贷款三十或五十元。虽然这不是全部农民的境况，但至少可以从中看出当地的农民是多么贫穷。
从青岛回来后，我终日为这些苦难的家乡百姓的遭遇忧虑，思考着如何能帮助他们。那期间因为思虑太多，导致睡眠不好，头发大把脱落。后来没几天赶上开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统称），我通过两会热线反映，以为举报后政府会加大力量取缔那里的传销，会让更多穷人避免再受骗（因为穷人只能骗穷人）。但是，半年后再问二姐，她说根本就没有人去干涉那里的传销组织，是被骗到那里的人因确实再骗不到其他人加入，才不得不自动解散离开，而他们被骗走的钱无一人拿回来。
得知这样的结果，我很愤怒，也对这个政府彻底失望，觉得这个人民用高额赋税所养的政府的官员们，除了会压榨人民，它的职能部门都不能或不愿用举手之劳阻止本已穷苦的百姓遭受更悲惨的损害，对于这样一个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应该让它下台，应该由全民选举一个受人民监督的真正为人民做实事的政府。
二、抗议独裁，宣传民主
眼见家乡工人在工厂上班的悲惨及下岗后被骗搞传销而政府不作为的现实，我认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除了腐败，除了会欺负老百姓，除了会祸害这个国家的环境外，于这个国家于人民已经完全没有益处，完全没有再继续存在的必要，应该让其下台，应该由人民民主选举可以被监督的政府来执政，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有可能是符合人民要求的政府。于是在2005年8、9月份，凭自己对民主肤浅的理解，写了主题为《中国，路在何方》的宣传民主、抗议一党独裁的资料，并印了几百张，准备在10月1日去天安门撒，想以此抗议独裁统治导致百姓困苦不堪并唤醒民众的民主意识。
在去之前我写好遗书，把自已所能想到的后事都安排好，邮寄给我的一位同学，告诉她如果我被捕或者被枪毙，请她把我的这些东西交给我家里人。我之所以抱着必死的决心，是缘于我内心对中共暴政的了解。这样的了解来源于共产党对那场1989年6月（几年后我才从网络上得知那场运动被简称为八九六四，因为镇压大概发生在六月四日）由大学生发起的反腐运动的镇压。当年还是初中生的我，在电视上看到学生抗议的情景和军队进入广场戒严的画面，当时并不知道部队进入广场后对学生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因为在电视上没有看到这样的画面（那样的画面是不可能在国内电视台中被看到的，当时也没有网络）或听到这样的消息。直到那年暑假，一个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的在外地上大学的姐姐，从学校回来说，她们学校两位老师到天安门参加运动，一个被坦克压掉了半个头，另一个吓得半疯跑回来，说学生和北京市民死伤很多。当时我和好友听后非常愤怒，就准备写大字报贴到街上，抗议中共的暴行。后来好友的父亲提醒我们说，这样做可能会有风险，就放弃了。
虽然大字报没有写成，但自此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恐惧的意识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基。相信我这个年龄以上了解六四的中国人，都在那个时期有了这样相同的意识。因为自那以后的很多年里，人们都开始谨小慎微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不再热衷谈论国家大事和官员的贪腐行为，也没再听说发生过民众公开对共产党的执政行为表达抗议的群体性事件。
曾几何时，我一直认为这个国家自从六四惨案发生后，再无一人过问政治，直到06年接触维权群体才知道有许志永等等一些法律人士一直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做着努力，盲人法律工作者陈光诚还因此被判刑三年。再后来从网络上得知，即便在八九六四后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空屠杀后的血雨腥风还没有散去，就已然有很多仁人志士冒着随时被抓捕甚至牺牲的危险，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民主运动，比如今年再次被判刑七年半的胡石根老师，就因为在九二年秘密组建反对党而被判刑二十年，当年同他一起组党的几个年轻人，被判的刑期加起来就有上百年。
处理好了自己的东西后，我在2005年10月1日上午包好打印的传单，坐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走了一圈，看到被低矮的铁链围着的国旗空地比较宽敞，铁链外边还围了很多人在观看，觉得那是适合撒传单的地方。但国旗下方有武警把守，正思虑如何进去，就看见有几个小孩子跨过铁链冲进国旗下方，我来不及想为何会有小孩子跑进去，就乘武警过去抓那些小孩子的时候，也跨过铁链把所有传单撤到天空，在我还没看到任何人上来拾我扔出的传单时，却看到几个穿着便装的人（便衣警察）从四面八方冲向我，将我按倒在地。他们强行把我连同我的传单一起塞到一个面包车里。车子开了一段路，停在一个有铁门的院子前，几个警察从车上拉我下来时，我的背包掉在了地上，我试图去拾回，但被强行推到了院子里（后来才知道是天安门派出所的后院）。到院子里，我发现那里已经关了一群老弱病残穿着如农民般的人，有的还带着小孩子。我很惊奇这些看起来朴实的农村老乡亲为何也被关在这里，他们回答说是上访的，也是到广场上抗议被抓进来的。再问，才明白所谓上访就是案子在当地得不到解决而跑到北京来告状的，那时我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悲惨的一个群体。也猜测那些冲到国旗下的小孩子应该就是上访人的孩子了。我看到一个满脸被浇伤的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的女子，虽然看不出她的年龄，但看她领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猜测她的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大，问她为何事上访，她说是因为在硫酸厂工作和一个人发生矛盾，那人故意用硫酸泼到她的脸上，因为那个凶手有亲属在当地政府部门为官，她上告无门才跑到北京上访，可问题也一直得不到解决。我看着她那双因哀伤过度已经暗淡无光的眼睛，再看着她那可怜的小女儿，就搂着她大哭，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帮助她。当看到这些可以算中国最朴实的百姓的悲惨处境，我更加意识到自已的想法是对的，这个国家有着无法想象的更多的黑暗，而更黑暗的是这些本已经蒙受冤屈的百姓却被警察抓住关起来。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真的是不配再治理这个国家了，应该让他们下台，应该让民众了解“只有民选的政府才会避免产生这么多冤案，才会避免有冤无处伸”。于是我在那个院子里开始讲演，斥责共产党的黑暗统治和腐败无能，宣讲着自己的民主理念。警察几次冲进来想把我拉出去，都被访民们拦住而没有得逞。访民还拿出自己的面包和水给我，就连我要小解时，也是众多的女访民们围起来让我在方便袋里解决。下午稍晚的时候我们被拉到应该是叫马家楼的地方。我们被要求填写了份因何事上访的表格，后就被放了出来。这期间我认识了几位看起来比较有经验和智慧的访民，从他们口里知道了许多上访者的悲惨遭遇，有许多上访者因状告和当地政府有勾结的势力而不敢公开上访。几乎所有的上访者都要随时注意被当地政府雇佣的截访者或者当地政府派出的执法人员抓回去（当地政府的政绩是和上访比例挂勾的，上访越多政绩越低）而且还发生过访民被截访者打死的事情，还有一些年迈有病的上访者病死或冻死在上访途中。
三、遭“被精神病”迫害
了解到访民的悲惨遭遇而且得知他们大多住在南站，许多人都需要人帮助写上访材料，我想我有电脑会打字，可以帮助他们。然后我回到家里，收拾了几件自己需要的衣物，并把电脑拿到南站给那些访民写上访材料。几天后，我再次回到家里拿东西时，被我之前叫来北京照顾她自己儿子的大姐（大姐儿子初中毕业后到北京读一所职业学校，因我打算去天安门撒传单，担心被抓后她的儿子没人照顾，就把大姐叫到北京）和她的儿子强行控制，他们说我的言行异常，应该是精神出了问题，并强行要带我去精神病医院。我和大姐争辩说，我现在的思想是我以前就有的，你只是个家庭妇女，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又不多，怎么会和你说这些呢？！
但不愿意花时间和家庭妇女做常识性的勾通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假如我们平时不屑于或惰于与她们做思想上的沟通，这貌似忠厚甚至看起来满怀爱意的家庭主妇，在关键的时候就可以成为一个政权打压反对他的异议人士的不需要任何劳务费的急先锋，而我就尝到了这样的恶果。
我因为担心被送精神病医院并气愤大姐对我的强制行为，而不停地和她争执着想表明自己精神并没有出现问题，但越是争执她越是说我不正常。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愚昧是最大的罪，而同愚昧之人争辩是危险的。我既然已经犯了不愿花时间与大姐勾通改变她的愚昧的错误，就不该再犯和她争辩的错误，如果我当时表现冷静，或许有可能就不会被强行送到医院。后来僵持不下，就同意和她们一起去医院。
在路上，为了避免大姐真的把我当作精神病而强迫我入院，就再次努力和她解释我的想法，想让她明白我的行为并不是出于一时的精神失常。后来那个出租车司机将车停在路边说：“她说的都对，她没有病，我不会送她去医院的”！大姐非常不满司机的作法，一个劲的斥责他，我想如果我就这样回家，就凭大姐的愚昧加蛮力，我还会被她强行送到医院，就对司机说让他送我去医院，鉴定没问题大姐就会放心了。到医院后我才意识到我真的是高估了大姐的心智。到医院后大姐进到一个诊室，在医生耳朵边说了几句话。我就看到那背对着门的应该是中年的男医生拿起笔在一张单子上签字。当时我猜测他签的应该是住院同意书之类，当那个医生手里拿着他签字的单子走出来时，我就质问他为何不给我做鉴定就让我住院，他只是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不一会就来了几个医护人员，强行把我往住院楼里拖，我大声抗议说，我没有精神不正常，只是因看到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做出一起抗议行为。我不停的诉说着，希望能引起坐在医院走廊里病人家属的关注而出面阻止，但那些病人家属很多人都说这个人病的不重，只是可能太压抑了，让她说出来就会好了。可见当年甚至现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也都认为能公开反对共产党的人就是精神有病，哪怕他们也承认共产党已经完全到了该反对甚至该推翻的地步。
曾经有一个英国记者说过：在一个谎言遍地的国度，说真话简直就是革命行为。而在我们这个谎言遍地的国度，敢说真话的人就会被认定是疯子！就这样我被强行关进了住院部，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离开那里，但为了不被采取更强烈的手段，每次护士给药我都很顺从放到嘴里吃掉，然后应她们要求张嘴给她们看。大概过了两三天后，有一天，那个签字让我住院但却连一眼都没看过我，就更别说和我交流过一句话的医生，走到我身边，他丝毫没有问及我的病情，只是用充满憎恶的眼神冷冷地问我：“你去天安门撤传单对不对？”这时我才更肯定大姐在他耳边应该就是说我去天安门撤传单的事情（但我不敢肯定大姐是否告诉他我撒传单的内容和目的），从他憎恨的眼神和冰冷的话语中我倾向认为他并不认为我是精神不正常的，至少不认为我去撒传单的行为是在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否则他的问题和憎恨就毫无必要。　至于他这种憎恶到底是源于中共几十年的洗脑，认为给政府捣乱的行为就是可恶的，还是来源于他是受益于体制想维护体制的初衷，我不得而知。只是当时我理智地意识到和这个对我充满敌意的但却可以掌控我人身安全，甚至可以说是生杀大权的医生对抗，是非常不明智的，所以就低声回答说“不对”。
虽然至今我都认为我当时对那个医生的回应方式是正确的，但我不得不承认接着我又犯了另外一个错误，有一天一个女病人被强行绑到床位上，而她只是总是和医生要求出院回家而已。她不停的哭泣祈求放开她，我心生怜悯，偷偷地将她的绳子解开。护士发现后大骂我，然后将我四肢绑在床上，我没有哭闹，只是自己乘她们不注意偷偷将绳子一点点解开。可以说在医院期间我除了做了这么点违反护士意志的事情，其他的都是完全配合的。我不知道后来我身上发生的伤害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起，如果是的话，那只能怪我当时又忘记了一个宗旨，就是在一个人性冷漠的国家或群体里，只有对任何事情哪怕是极其不公正的事情都应该保持冷漠的态度才不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我之前去撒传单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这样的宗旨。我犯了这样的“错误”后没几天，有一天我被带到另一个楼座里的一个很小的病房里，里面有一些连着电线的各种仪器。有个类似于理发店里给女人烫发用的仪器的下面放着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一个女医生双手按着那个仪器站在床头。我不知道他们要对我做什么，那女医生授意我躺到床上去，然后将仪器戴到我的头上，不一会我就感到全身被电击的感觉，在剧烈颤抖后我完全失去了意识。
对，他们对我做的就是传说中的电疗，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电疗的人，完全可以在好莱坞电影中电刑处决犯人的境头里感受到我当时所遭受到的情形。不知过了多久后，我清醒过来，但我对之前所有的事情完全失去了记忆。我躺在床上问身边几个穿着白大衬的人，问他们我这是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冷漠地看着我。后来我努力回忆，才逐渐意识到这里是精神病医院。因为这次电疗的恐惧，之前还并不很担忧的我严重焦虑起来，我不知道我何时才能出去，用在我身上的恐怖手段是不是还会再次使用或者还会有其他更为恐怖的方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真的又被强行带过去做了几次电疗，每次在去往那个房间的路上我都想要挣脱跑掉，但都被强行抓住带进了那个电疗室。当时那种想逃生的恐惧的心情估计很多人也只有在做到最凶恶的梦境里才能感受到。
后来在我强烈要求下，家人从言谈中认为我并没有严重的精神分裂，而只有些焦虑（也不想想一个本来没有病但却被强行控制，被强行电疗，被每天强迫吃药的人如何才能不焦虑呢），担心如此下去我只会更严重，就同意让我出院。出院后我看到住院单子，才知道我一共在医院住了二十四天，电疗六次。这次住院被电疗对我记忆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后来更深入接触到维权群体，了解到有许多维权人士也有过相同的被迫害经历，有的受到的迫害比我更为严重。比如北京维权人士李金平因呼吁为赵紫阳和六四平反、组织人权座谈会等活动触怒国保，被强行关到精神病医院后，遭强行打针吃药近八个月，被迫害成脑血栓后，才被转到其他医院医治。现在每次见到他，都是一副怕冷并不由自主颤抖的样子。再有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宋再民，也因为坚持组织公民聚餐，其女儿在被唆使下把他强行关进精神病医院近一年时间。还有持不同政见者张文和先生，被数次强行关进精神病医院。个人维权被送到精神病医院的就不胜枚举了。
如果说中国有什么更黑暗的地方，我想精神病医院算是一个吧。独裁统治下的中国精神病医院，很多时候已经沦为关押、迫害、摧残持不同政见的，敢于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甚至拒绝说谎的人士的工具。（民主中国首发/时间：2016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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