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5日北京市司法局决定注销北京悟天律师事务所。后本设立人向司法部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销注销决定，司法部维持。
2018年6月1日本人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注销决定，被告为北京市司法局和司法部，该院拒绝收取材料。
6月6日又向该院寄送了起诉材料，6月9日送达。因该院既不立案，也不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本人今天也就是7月10日下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起诉。
该院立案庭一个姓孙的法官收了以后拿进去研究，大概过了40分钟出来，张昆仑副庭长跟我说，对我的起诉的不予登记立案，你属于违法起诉，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不予登记立案。
我问他，我起诉司法行政机关违法注销决定怎么是违法起诉？他无言以对。我呵斥他说，作为法官你们理应依法办案，现在我是合法的起诉，你反辱为违法，违法不立案，涉嫌枉法裁判，滥用职权。你拿着纳税人的钱，也就不知道羞耻！我将投诉控告你们违法犯罪。对北京法官法院这种黑社会式的办案行为将予以控告，进一步维权，并想尝试起诉法院枉法裁判侵权。
程海律师
2018年7月10日
【民生观察2018年1月26日消息】本网获悉，日前福州人权捍卫者林应强、欧中辉、林东进先后收到福州市鼓楼区法院传票，将于2018年2月1日下午三点（在16法庭）开庭审理林应强等5人行政诉讼“福州市仓山区政府和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违法拘留”一案。
2017年7月11日下午，林东进、林应强、欧中辉、林龙官、谢云天等5人，在所委托著名的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李栢光、刘培福律师陪同下，到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集体状告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和仓山区人民政府滥权乱法雇请黑保安惨无人道折磨凌辱及违法拘留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当场就受理了行政起诉状。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法院在受理行政起诉状后的6个月内必须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但鼓楼区法院在法定审限内，却未依法开庭审理，也不作出判决。林应强等5人为此控告法院官官相护，不作为，经一再督促下，法院才临时变更合议庭成员，发出传票决定开庭审理本案。
本案发生于2017年3月4日，当时林东进、林应强、欧中辉、林龙官、谢云天、张秀屏、李秀榕等7人，从北京天坛乘坐上2路公交车时遭随车警察盘查，只因7人身份证无端被“黑”，在北京东城地公交车站被警察带到北京东城区公安分局。后6人（除李秀榕外）被仓山区政府雇请的黑保安用暴力强行遣返回福州，一路上受尽黑保安惨无人道的暴力折磨凌辱。抵达福州后，6人更惨遭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滥权乱法以莫须有的“企图在全国两会期间制造影响”为由，违法行政拘留10天。林应强的租住处更是因此被抄家搜查，家里所有的法律文书包括判决书、裁定书、伤情鉴定、拘留书、申诉控告等材料的原件全部被非法扣押，就是不还。
林东进、林应强等5冤民（张秀屏因“福州大抓捕”一案一直在押）强烈不服，于2017年4月底向福州市仓山区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而仓山区政府（由副区长潘仰武签字签发）却是非不分，有法不依，作出的复议决定公然维持仓山公安分局滥权乱法行为。因此林应强等5人特地委托李栢光、刘培福律师，将仓山区政府（区长梁栋）和仓山公安分局（局长潘宣彬）告上法庭。
此外，为抗议福州当地政府雇请黑保安惨无人道用暴力遣返，及警方违法拘留具体行为。2017年7月12日早上，林应强和其他共17人到福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依法联名申请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请求批准从2017年8月1日至8月10日十天期间，每天在福州定时定点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以要求中共福州市委、市政府、中共福州纪委、人大等国家机关迅速采取一切具体措施和必要手段，对申请人在进京时被仓山区盖山镇政府、城门镇政府及鼓楼区鼓西街道雇请黑保安非法拘禁、殴打，仓山区公安分局违法拘留林应强等5人和侵害进京上访人员合法权益的违法、侵权行为立即展开调查，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据悉，受托为本案辩护的李栢光律师系北大法律系毕业，他一向致力于维护弱势群体人权等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利用法律武器帮助弱势群体维权，因此得过国际人权奖，以表彰其突出贡献。但从本案未在法定审限内依法开庭审理及作出判决可以看出，鼓楼区法院有法不依，关于这起行政诉讼案法院能否公正审理本案，目前林应强感到很不乐观。
2月18日，武汉面馆发生一起持刀杀人事件。22岁无业青年胡河东（化名）因与面馆老板姚庆（化名）发生口角，一气之下将其手刃。先前有消息称，口角起因是面馆老板姚某涨价引发胡某不满，后据《澎湃新闻》报道，真实原因可能是胡某试图在面馆找一份活干而不得所致。
从胡某母亲口中得知，胡某近年来精神时有反常表现，会无端发火，曾在家中因琐事打伤父亲。据《华西都市报》报道，胡某患有精神疾病，曾于2016年在宣汉县精神病医院接受过相关治疗。经县市两级残联认定，胡某属于二级精神残疾，持有由官方签发的《残疾人证》。
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胡某的冲动之举或许会被认定为与其所患的精神疾病有关。
有关精神病的法律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若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年龄上而言，胡某会被认为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然而，对于精神病患者的责任认定并不以年龄为依据。
法律上而言，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者即使实施了客观上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责任能力减弱者，其刑事责任也要相应地适当减轻。
有关胡某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依赖于司法鉴定部门携相关卫生机构作出的权威报告，在这里过多讨论并无多大意义。但问题是，若胡某确实被认定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话，那么从法理上来看，胡某就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换句话说，胡某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延续其过去的生活。
胡某这起事件应被算作极端个案，因为并非所有精神病患者都会在发生口角时做出如此极端行为。但我们也不能假装以为精神病患者不会带来公共安全隐患，毕竟精神病患者无法控制自身行为是一项事实。
有人担心，如果法律无法对这种潜在威胁采取控制，那么它就会升级成一种社会危害。
作为社会问题的精神病
据《华商报》2015年的一篇报道，2011年，我国重症精神病人已超过1600万，而住院接受治疗的却不超过12万。次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又指出，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430万人。
像胡某这样的群体在中国绝非少数，从数据上来看，重症精神病患者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已超过百分之一。这意味着，如果分布密度平均，我们每天走在马路上，都会不经意地遇上若干个胡某。与我们同住一个小区的邻居们，也总会有若干个胡某，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从《澎湃》的报道中得知，胡某因其母说了一句自己“找不到工作”而离家出走。虽然我们不能把这起事件归因于这样一句话，但这句话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精神病患者所遭遇的现实境况，即处在一种“被抛弃的”状态中。
由于缺乏来自公共部门的支持，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往往无力负担将其送进特殊医院的治疗费用。为了防止意外，精神病患者往往会被锁在家中。这既有可能是出于家人的担忧，也有可能是出于家人的保护。由于精神上的不稳定，在缺乏专业指导的情况下，精神病患者通常无法掌握有效的生存技能以养活自己。
在行为表现上，因异于大多数，他们也无法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但是，长期的外部隔离，非但无法缓解甚至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加重患者的病症——从心理学上来看，这会造成他们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当他们进入公共场所，稍微遇点刺激时，立马就会做出各种强烈甚至难以预料的反应，有时候还会伴以攻击的形式。
精神疾病种类繁多，相差迥异。造成精神疾病的原因也不确定，既有可能缘于基因遗传，也有可能受后天刺激所致。尽管相关假说众多，但因缺乏理想的对照实验环境，研究者们往往难以达成共识。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如何面对这样的群体?
问题是需要被解决的，我们怎么看待问题决定了我们应采取何种解决手段。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和其它所有疾病一样，精神病是不可能被永久性消灭的，任何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有些表现为自杀，有些表现为恐惧，有些则表现成自恋。但是，他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共同特征，比如，患者往往拥有强烈的孤独感，缺乏但渴望来自主流社会的认同，易陷入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想法会过于极端等等。
精神病患者是一个巨大的群体，而非零星的个体，他们有着独立的人格。按照福柯的逻辑，他们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副现象而必然存在的，之所以被称为精神病患者，只是因为作为多数的群体根据自身标准定义了这些少数者。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他们本身是问题，不如说他们所处的状态才是问题。如前所述，精神病患者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其所处的被抛弃状态。既然如此，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机构建立来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才是正确之道。
其次，我们必须相信，帮助精神病患者融入主流社会是可能的。关于此，我们可以参考Creativity Explored的做法——尽管和我们所谈及的对象不同，不过可以共享某些理念。
Creativity Explored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艺术教育机构，他们专门为先天性智力障碍者提供免费的艺术教育，旨在于将他们培养成有独特表达能力的艺术家。该机构通过组织广泛的社会渠道——包括各种公共和商业渠道——销售那些特殊艺术家的作品，获得的资金用于供养他们以及维持机构的运营。通过一系列的巧妙做法，他们创造了一种可持续的生态，并且将那些在大众眼里“无用的人”变成了有创造力的群体。
近年来，这样的机构在西方社会越来越普遍，有些学者把他们称作社会企业，即旨在于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开发各种尖端技术，以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实体。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所以即便他们做的是"公益"，但也可持续发展。
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听到胡某杀人事件之时，我们与其忙着各种批判、各种指责、各种道德站位，不如设身处地想一想，胡某到底遭遇了什么。请注意，提出这样的问题绝非为胡某开脱，而是请大家尝试着站在更高的位置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以为，社会企业之路可以用作借鉴。在无法彻底解决精神病问题的当下，唯有想尽办法帮助那些受精神病困扰的人们重新融入社会，而非将他们作为异己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才是正道。我也愿意相信，如果胡某接受一定的专业辅助，能顺利得到工作，从而换取更多的社会认同，这场杀人事件或许也可以避免。
（来源：凤凰号 http://wemedia.ifeng.com/8670823/wemedia.shtml 2017-02-21）
2016年2月13日，见到律师的一刹那，张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救救我、救救我！”“我被家人强送精神病医院之后，我的几百万现金和2间商铺全被家人霸占了。而且我弟弟还把我左胳膊打成骨折.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也被他用刀割断，我好好的人不光失去财产.还被整成了残废。请您一定救救我，我弟弟杀过警察.心狠手辣，当时他未满18岁才没被判死刑，我做梦也没想到：他出狱之后，会以我有精神病为名残害我”。
原来，张波一年内四次被关精神病院，胳膊被打骨折，右手两指被割断，自由、财产、人身权力遭受严重侵害。在当地求助维权无果。查询到深圳黄律师是精神卫生法领域的专家，远道从青海到深圳寻求帮助。
坐定后张波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张波，户籍湖北监利，2001年西部大开发迁到西北，现在青海做生意。
80后的张波13岁辍学跟父亲学做副食批发生意，妈妈喜欢打牌，在九几年一输就是上万元。弟弟经常在外打群架，终有一日犯下大错，杀了一个协警，被判无期徒刑,13年后出狱。因不满家庭状况张波提出分家，为此还与父亲发生了冲突。多年打拼张波在西宁挣得了一份家业，商铺、房子、存款、汽车，商铺租金一年收五十来万。“我们做的是零售生意，面对的是零散客户，我们地段非常好，买的人多。进货都是我爸爸送过来的，这都是父子嘛”。张波这么介绍到。但有次张父亲到东北进货，因马虎进了烂货，亏了十几万。后来张波不再相信父亲，对父亲的投资建议亦不予理会，不再给父亲投钱。父子矛盾加深。
张波谈起了自己一年被四次精神病的经历……
“第1次：是2016年2月份，过年前的两天，腊月28号到腊月29日，我的胳膊被他们打残了。第一次是父亲、弟弟，和请的几个社会人员，还有我老婆，他们骗我说我爸生病发烧，要我陪他去，骗进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把我关了两天，把病历拿到了，说我是“偏执型精神病”，医院的诊断书上是我老婆和我爸爸共同签名的。 ”
问到事情起因。
张说：“就是为了钱嘛！我妻子这边就是，我把钱控制的比较紧，这次的冲突，就是有一笔61万的欠款，我妻子说对方已经还了，但是连一个欠条都没有，爆发的冲突比较大。”
谈到手臂受伤的经过。
张说：“是他们抓我的时候，我弟弟弄断的，我弟弟说‘你不是很拽吗？你一直以大哥自居，直接弄断你的手’，他们几个人控制了我，就把我手弄成这样了”。 这次受伤的是左臂。
问：“你有没有验过伤”？
张说：“我最开始去督察队去告他们的时候，那个人（警察）就给他们出主意，你要拿东西来，意思就是拿精神病鉴定。他们拿了医院的病例，就说，'他有精神病，我们是为他好，我们是控制它的时候不小心弄伤的，是为治病，他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好'，我现在就是一个奴隶，不是一个人，我没有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好”。
问：就是在你报案说你的手被打断的时候，说了这些话？警察就信了这些话？
张：信他们的话，不信我。
问：你弟弟说的这些话也有记录吗？就是承认他们是在把你控制的时候打伤你的。
张：这个我弟弟他是承认的。
第2次：是过完年后的两三个月（大概是2016年4月份），他们说我到处乱跑告状，把我关了四五天，我向我爸求情说好话，他才放我出来，我老婆是坚决不同意（我出来），医院的“知情同意书”是我爸和我老婆俩个人共同签的，我老婆精的很，不愿意单独签名。这次诊断也是“偏执型精神病”
第3次：这次是夏天，大概是216年6、7月份吧，我想跟一个亲戚去西藏昌都，晚上准备走的时候，我被车撞了，警察来了，给我爸打电话，我爸说“他有精神病”，警察就把我送到“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这次住了一个月零八天，我和一个男护士的关系很好，他很同情我，他帮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张波的情况很好，你们来把他接走”。为妈妈同情我，坚持要让我出院，妻子来成都接我出院。这次诊断也说我是“偏执型外向”。
张：“自从是我被精神病后朋友都疏远我，我没地方去了，就找我小舅子，以前我帮过他，就跟他说的好话，他就跟他父母打的招呼，让我在岳父家住了两个月。他们知道了，就发短信，“再不回来就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我没办法，就想跟我小舅子去昌都去，你现在可以查查，成都去昌都的机票都是爆满的，这样我就滞留在成都了，就出了这个事情”。
问：他们说你有病的理由是什么？
张：说我和老婆吵架，玩网络游戏，胡言乱语，疑神疑鬼，疑别人害我。
问：说你什么胡言乱语？
张：我不知道，医生只听他的，不听我的。
问：在你的兄弟和父亲眼里，他们是怎么看你的？
张：他们是知道我没病故意说我有病，在成都医院护士站的电脑上，我看到档案，他们说我“在家里称王称霸，胡言乱语，疑别人害我，玩网络游戏”。
问：疑神疑鬼是什么意思？
张：就好像我怀疑别人要害我。
问：医生叫什么名字？
张：成都的医生叫闵力,青海的第一位医生叫董翔。
第4次：我从成都回来西宁以后，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我去找法律援助中心咨询，人家给我出主意，让我去别的医院做鉴定，比如说兰州、西安。我就找了个借口去西安看牙齿，去西安偷偷做了个鉴定；后面律师又说要做司法鉴定，律师帮我查了，西安有十几家做司法鉴定的，司法鉴定是很麻烦的，我去西安的次数太多，被我父母兄弟猜到了，说不要我（今后）签字什么的，就用刀把我的手割成这样（伸出手指的动作），我现在洗个头发都洗不好，又把我丢进“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把我弄了三个月，我是过年前5天出来的，我妈妈来看我，说他们不应该把我的手弄成这样，我妈妈和我爸爸打架，把我爸爸脸抓花了，我妈妈同情我，要把我弄出来，我弟弟不同意还砸东西，后来在我妈妈坚持的情况下，他们才把我放出来。
“他们还说，'再抓进去就不是按月算，是按年算'。反正我现在在家里，我讲话都不算，什么话都要顺着他们说，稍一不如意他们就指着鼻子骂，'你有病，你是不是病又犯了，要送你进去'，现在我在家里连奴隶都不如，我不能离开青海，离开青海的话就是有病，就把我抓进去关一辈子，他就是一直要把我掌控在手里。”
聊起自己的家产
张说：“有商铺、房子、存折，西宁的两家商铺，一个年租金20万，一个30万，还有一个房子和停车位，还有一部丰田凯美瑞车，还有银行存款，全给我老婆她搞走。现在房租都是我妻子伪造我的签名去收取的。我开的银行账户的密码，我老婆是知道的。”
问：你虽然现在有精神病的有病诊断，但你，第一没有经过限制行为能力的宣告，第二你还没有去领残疾证，程序上、在法律上，你应该还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但你是如何被设置监护人的？
张：他们是靠暴力喽。
问：靠暴力就和精神病没关系了，不需要精神病作为理由。
张：反正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我爸爸说，'你现在有了精神病，你没有行为能力，你也管不好生意，生意必须由你老婆管'。现在一分钱都不经过我这里，都是打到我老婆卡里，现在的话，你想要去告，只要我往派出所去一趟，马上就把我关起来。我也想过去法院打官司，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被他们关起来的。
问：为什么你的财产控制权能被转移？财产控制权是怎么被搞走的？
张：有高手在指点她，她收的房租是这样写的，那些名字都不是我签的，他们伪造我的签名，她以共同财产的名义接管了我的商铺。有高手在指点她，伪造我的签名收我的房租。
问：你的房租收入是这样被转移的。那你原来的存款呢？
张：存款当时因为太相信她了，全部都交给她在管。
问：你开的银行账户，密码她知道吗？
张：她知道！
问：如果现在你还可以开银行账户，你可以要求你的租客把这个钱支付到你的新的银行账户里面去。人家冒充你的签名你都不吭声，你都不敢把事情说明白！
张：我不敢吭声，没有律师接手我的案子之前，我没有安全感！
第四次从医院出来后，张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找到律师进行求助。
对张波的情况律师表示：“现在国内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不被看作是暴力侵犯，对精神病人对侵权，不被视作为侵权，所以让这种家庭内部的暴力与侵权，外界没有任何救济，这种家庭暴力就可以在家庭内部把你的钱全抢了，想打残就打残，想关你就关你，这些行为在现行法律下，都是不合法的，但要公权力执法，提供保护，依然很难。所以受害人没有安全保障，改变这种状态，需要做很多事情。难，但不必完全绝望”。
律师就他的情况给出建议：第一，在物理上，防止他们对你的伤害，侵害包括直接侵害，暴力上的打，还要防止再次把你关进去，还有语言上的伤害；第二，你的资产，他们现在占用你的资产都是非法的，他们对你资产的掌控没有拿监护人的资格，没有法律依据的，靠的是暴力，所以你可以先考虑怎么把你的财产拿回来，比如说你换卡，你重新用你的手机去（关联），重新掌控你的财产，这是技术上可以做到的；第三，一旦被再关进去，如何重获自由。建议你找同样遭遇的人互相帮助。
本刊再次联系上张波时，他说已经在西安和武汉做了鉴定并已拿到没有精神病的鉴定书，准备继续再作司法鉴定，继而起诉侵占他财产的人。谈话间他担心被定位找到匆匆将电话挂断。
2016年2月13日，见到律师的一刹那，张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救救我、救救我！”“我被家人强送精神病医院之后，我的几百万现金和2间商铺全被家人霸占了。而且我弟弟还把我左胳膊打成骨折.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也被他用刀割断，我好好的人不光失去财产.还被整成了残废。请您一定救救我，我弟弟杀过警察.心狠手辣，当时他未满18岁才没被判死刑，我做梦也没想到：他出狱之后，会以我有精神病为名残害我”。
原来，张波一年内四次被关精神病院，胳膊被打骨折，右手两指被割断，自由、财产、人身权力遭受严重侵害。在当地求助维权无果。查询到深圳黄律师是精神卫生法领域的专家，远道从青海到深圳寻求帮助。
坐定后张波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张波，户籍湖北监利，2001年西部大开发迁到西北，现在青海做生意。
80后的张波13岁辍学跟父亲学做副食批发生意，妈妈喜欢打牌，在九几年一输就是上万元。弟弟经常在外打群架，终有一日犯下大错，杀了一个协警，被判无期徒刑,13年后出狱。因不满家庭状况张波提出分家，为此还与父亲发生了冲突。多年打拼张波在西宁挣得了一份家业，商铺、房子、存款、汽车，商铺租金一年收五十来万。“我们做的是零售生意，面对的是零散客户，我们地段非常好，买的人多。进货都是我爸爸送过来的，这都是父子嘛”。张波这么介绍到。但有次张父亲到东北进货，因马虎进了烂货，亏了十几万。后来张波不再相信父亲，对父亲的投资建议亦不予理会，不再给父亲投钱。父子矛盾加深。
张波谈起了自己一年被四次精神病的经历……
“第1次：是2016年2月份，过年前的两天，腊月28号到腊月29日，我的胳膊被他们打残了。第一次是父亲、弟弟，和请的几个社会人员，还有我老婆，他们骗我说我爸生病发烧，要我陪他去，骗进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把我关了两天，把病历拿到了，说我是“偏执型精神病”，医院的诊断书上是我老婆和我爸爸共同签名的。 ”
问到事情起因。
张说：“就是为了钱嘛！我妻子这边就是，我把钱控制的比较紧，这次的冲突，就是有一笔61万的欠款，我妻子说对方已经还了，但是连一个欠条都没有，爆发的冲突比较大。”
谈到手臂受伤的经过。
张说：“是他们抓我的时候，我弟弟弄断的，我弟弟说‘你不是很拽吗？你一直以大哥自居，直接弄断你的手’，他们几个人控制了我，就把我手弄成这样了”。 这次受伤的是左臂。
问：“你有没有验过伤”？
张说：“我最开始去督察队去告他们的时候，那个人（警察）就给他们出主意，你要拿东西来，意思就是拿精神病鉴定。他们拿了医院的病例，就说，'他有精神病，我们是为他好，我们是控制它的时候不小心弄伤的，是为治病，他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好'，我现在就是一个奴隶，不是一个人，我没有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好”。
问：就是在你报案说你的手被打断的时候，说了这些话？警察就信了这些话？
张：信他们的话，不信我。
问：你弟弟说的这些话也有记录吗？就是承认他们是在把你控制的时候打伤你的。
张：这个我弟弟他是承认的。
第2次：是过完年后的两三个月（大概是2016年4月份），他们说我到处乱跑告状，把我关了四五天，我向我爸求情说好话，他才放我出来，我老婆是坚决不同意（我出来），医院的“知情同意书”是我爸和我老婆俩个人共同签的，我老婆精的很，不愿意单独签名。这次诊断也是“偏执型精神病”
第3次：这次是夏天，大概是216年6、7月份吧，我想跟一个亲戚去西藏昌都，晚上准备走的时候，我被车撞了，警察来了，给我爸打电话，我爸说“他有精神病”，警察就把我送到“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这次住了一个月零八天，我和一个男护士的关系很好，他很同情我，他帮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张波的情况很好，你们来把他接走”。为妈妈同情我，坚持要让我出院，妻子来成都接我出院。这次诊断也说我是“偏执型外向”。
张：“自从是我被精神病后朋友都疏远我，我没地方去了，就找我小舅子，以前我帮过他，就跟他说的好话，他就跟他父母打的招呼，让我在岳父家住了两个月。他们知道了，就发短信，“再不回来就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我没办法，就想跟我小舅子去昌都去，你现在可以查查，成都去昌都的机票都是爆满的，这样我就滞留在成都了，就出了这个事情”。
问：他们说你有病的理由是什么？
张：说我和老婆吵架，玩网络游戏，胡言乱语，疑神疑鬼，疑别人害我。
问：说你什么胡言乱语？
张：我不知道，医生只听他的，不听我的。
问：在你的兄弟和父亲眼里，他们是怎么看你的？
张：他们是知道我没病故意说我有病，在成都医院护士站的电脑上，我看到档案，他们说我“在家里称王称霸，胡言乱语，疑别人害我，玩网络游戏”。
问：疑神疑鬼是什么意思？
张：就好像我怀疑别人要害我。
问：医生叫什么名字？
张：成都的医生叫闵力,青海的第一位医生叫董翔。
第4次：我从成都回来西宁以后，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我去找法律援助中心咨询，人家给我出主意，让我去别的医院做鉴定，比如说兰州、西安。我就找了个借口去西安看牙齿，去西安偷偷做了个鉴定；后面律师又说要做司法鉴定，律师帮我查了，西安有十几家做司法鉴定的，司法鉴定是很麻烦的，我去西安的次数太多，被我父母兄弟猜到了，说不要我（今后）签字什么的，就用刀把我的手割成这样（伸出手指的动作），我现在洗个头发都洗不好，又把我丢进“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把我弄了三个月，我是过年前5天出来的，我妈妈来看我，说他们不应该把我的手弄成这样，我妈妈和我爸爸打架，把我爸爸脸抓花了，我妈妈同情我，要把我弄出来，我弟弟不同意还砸东西，后来在我妈妈坚持的情况下，他们才把我放出来。
“他们还说，'再抓进去就不是按月算，是按年算'。反正我现在在家里，我讲话都不算，什么话都要顺着他们说，稍一不如意他们就指着鼻子骂，'你有病，你是不是病又犯了，要送你进去'，现在我在家里连奴隶都不如，我不能离开青海，离开青海的话就是有病，就把我抓进去关一辈子，他就是一直要把我掌控在手里。”
聊起自己的家产
张说：“有商铺、房子、存折，西宁的两家商铺，一个年租金20万，一个30万，还有一个房子和停车位，还有一部丰田凯美瑞车，还有银行存款，全给我老婆她搞走。现在房租都是我妻子伪造我的签名去收取的。我开的银行账户的密码，我老婆是知道的。”
问：你虽然现在有精神病的有病诊断，但你，第一没有经过限制行为能力的宣告，第二你还没有去领残疾证，程序上、在法律上，你应该还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但你是如何被设置监护人的？
张：他们是靠暴力喽。
问：靠暴力就和精神病没关系了，不需要精神病作为理由。
张：反正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我爸爸说，'你现在有了精神病，你没有行为能力，你也管不好生意，生意必须由你老婆管'。现在一分钱都不经过我这里，都是打到我老婆卡里，现在的话，你想要去告，只要我往派出所去一趟，马上就把我关起来。我也想过去法院打官司，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被他们关起来的。
问：为什么你的财产控制权能被转移？财产控制权是怎么被搞走的？
张：有高手在指点她，她收的房租是这样写的，那些名字都不是我签的，他们伪造我的签名，她以共同财产的名义接管了我的商铺。有高手在指点她，伪造我的签名收我的房租。
问：你的房租收入是这样被转移的。那你原来的存款呢？
张：存款当时因为太相信她了，全部都交给她在管。
问：你开的银行账户，密码她知道吗？
张：她知道！
问：如果现在你还可以开银行账户，你可以要求你的租客把这个钱支付到你的新的银行账户里面去。人家冒充你的签名你都不吭声，你都不敢把事情说明白！
张：我不敢吭声，没有律师接手我的案子之前，我没有安全感！
第四次从医院出来后，张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找到律师进行求助。
对张波的情况律师表示：“现在国内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不被看作是暴力侵犯，对精神病人对侵权，不被视作为侵权，所以让这种家庭内部的暴力与侵权，外界没有任何救济，这种家庭暴力就可以在家庭内部把你的钱全抢了，想打残就打残，想关你就关你，这些行为在现行法律下，都是不合法的，但要公权力执法，提供保护，依然很难。所以受害人没有安全保障，改变这种状态，需要做很多事情。难，但不必完全绝望”。
律师就他的情况给出建议：第一，在物理上，防止他们对你的伤害，侵害包括直接侵害，暴力上的打，还要防止再次把你关进去，还有语言上的伤害；第二，你的资产，他们现在占用你的资产都是非法的，他们对你资产的掌控没有拿监护人的资格，没有法律依据的，靠的是暴力，所以你可以先考虑怎么把你的财产拿回来，比如说你换卡，你重新用你的手机去（关联），重新掌控你的财产，这是技术上可以做到的；第三，一旦被再关进去，如何重获自由。建议你找同样遭遇的人互相帮助。
本刊再次联系上张波时，他说已经在西安和武汉做了鉴定并已拿到没有精神病的鉴定书，准备继续再作司法鉴定，继而起诉侵占他财产的人。谈话间他担心被定位找到匆匆将电话挂断。
[访民之声2017/2/16消息] 今天，山东省招远市访民王江峰家属接到电话通知，王江峰“寻衅滋事案”将在2月20日上午8:50在招远市看守所开庭审理。家人为其紧急寻求法律援助。
2016年的9月9日，王江峰因在微信和QQ群上转发民主维权帖遭到招远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同时被抄家，三部手机和一部电脑主机及很多上访材料被抄走。9月28日其家中再次被警方查抄，部分物品被警方扣押。同年的10月15日，招远市检察院批准将其逮捕，目前羁押于招远市看守所。
今天上午，王江峰的妻子孙文娟到招远市看守所给王江峰存钱时，另一给朋友存钱的男子得知她和王江峰的夫妻关系后，跟她说了王江峰在看守所里的实际情况。而这名男子曾和王江峰关押在同一监室，2017年1月底释放出来的。这名男子告诉孙文娟，王江峰在里面状况非常差，吃的都是猪狗都不吃的东西，晚上整夜不睡觉，小便时站着都解决不了，必须得蹲着。孙文娟表示，她听到这眼泪哗哗的流，随即又到财务科给王江峰又存了500元，共计存了600元。
在离开看守所的路上，孙文娟在9:47分接到招远市法院刘姓法官电话(18660539233)，其称王江峰寻衅滋事案将于2017年2月20日上午8:50在招远市看守所开庭，旁听名额最多3个。
随后，山东公民张恩广发帖紧急寻找能为王江峰辩护的律师或公民代理，并阐明，因家属条件有限，只能给律师或公民代理差旅费，有意愿为其辩护的朋友请联系恩广或王江峰妻子孙夫人！
王江峰原招远市蚕庄供销社主任，2003年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刑6个月，缓刑1年，王江峰不服判决，释放后坚持上访申诉，因此被多次行政拘留，随后被劳教。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人大常委会2013年12月28日即颁布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而对王江峰的劳教决定是在2013年1月6日由烟台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劳教期限自1月6日起至12月31日止。其理由是王江峰到联合国开发署上访，决定给予其劳动教养1年的处罚，并将其送到烟台市劳教所服教，同年的7月释放。
王江峰夫人电话：13706458762
相关报道：山东招远市访民王江峰因网络言论 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批捕
https://fangminzhisheng.blogspot.sg/2016/10/blog-post_57.html
2月4日，当北京开往运城的K603次列车从北京站发出后，14车厢列车员孙瑞亮在做旅客去向登记时发现67号座位的大爷行为异常，后询问家人，证实大爷是位精神疾病患者。
了解情况后，孙瑞亮将其列为重点旅客，并将此事通知了列车长。两人要到灵丘下车，其间，大爷两次出现焦躁不安情绪，孙瑞亮看到后赶紧帮大爷倒来开水，谁知大爷不慎将开水倒在孙瑞亮身上。在忍着烫伤的疼痛下，孙瑞亮仍然对其保持微笑服务，还在大爷家人的协同下掐住其穴位，将其稳定下来。两人顺利到达灵丘站后，还特意找到列车长谭彦军表达谢意。
（来源：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5/0208/02/AHT7L9ST00014AED.html 2015-02-08 0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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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1/29日消息：苏州中级人民法院向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下达了出庭通知书，决定于2015年2月4日上午9点30分在该院121法庭开庭审理范木根故意伤害一案，开庭时间为4、5、6日连审3天。
据悉，苏州抵抗暴力强拆的自卫公民范木根被苏州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拘，现开庭在即，罪名则变成故意伤害，情况不容乐观。而此案的辩护律师王宇跟刘晓原两位律师，在案发初期通过会见后认为，范木根的情况完全属于正当防卫，以后的辩护路线也会沿着正当防卫来辩护。律师还向法院提出相关包括警察出庭的申请、证人出庭的申请、调取证据的申请，排除非法证据，要求公诉机关出示同步录音录像的申请，但到今日，法院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事件回顾：震动社会的范木根案发生在13年12月3日，当日上午10点左右，十多名不明身份的人士冲入拆迁户范木根家，对其妻儿进行殴打，几个人扭住范木根使用警棍殴打，范木根老婆因用手阻挡，手被打断，其大儿子被打得头破血流。
上午11点左右范木根盛怒之下，为了保护妻儿，持刀将两名非法闯入并对家人实施暴力的人刺伤，当场一人死亡，另一人在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当时在强拆现场双方多人受伤。后范家及村民11人被带到科技城派出所，而暴力拆迁的暴徒无一人被带走。
随后，范木根立即被苏州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拘，现仍羁押在苏州市第一看守所。
附件：公民屠夫发起为范木根募款呼吁书
——范木根，苏州人，1949年出生，当兵退伍后在家务农放羊，他老实本分，原本家里幸福和睦。自从2003年开始，拆迁公司违法为了强拆他家房子，不断使用流氓暴力手段对待他家人。2013年12月3号，拆迁公司多名流氓持凶器再次窜到范木根家里，对范木根妻儿进行暴力殴打，范木根妻子手臂被打断，在此情况下，范木根出于保护家人的本能，激愤拿起刀自卫，杀死两个施暴的拆迁人员。
这国家，正因为作恶没有成本，权贵集团对弱者实施暴力没有得到有效反抗制止，才会不断发生掠夺百姓合法财产事件，为了暴利掠夺公民财产，用各种黑社会流氓手段对付拆迁户已成为常态。范木根他是一个守法胆小的农民，就是这样一个农民，为了保护家人，为了捍卫男人的尊严，拿起刀自卫，这种人正是我们这个国度所稀缺的，他的自卫行为也正是对这帮施暴流氓最有效的震慑。所以范木根这种对家人有担当稀缺的男人，我们不能让他受难又寒心，必须表达我们对他的支持，表达对权贵集团对弱者施暴的抗议。这个案子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案子，是公民财产权、自卫权最重要体现，我们必须关注到底。
此案从2013年底开始到现在，无数律师和网友无私支持与帮助，一审也将在2015年2月4号前后开庭。然而，由于长时间的消耗，资金的匮乏，很多事无法得到开展，如各种研讨会，一些来苏人员基本车马、住宿费。他家人因长期被骚扰，加上案发当天受伤，还有被案子拖累无法正常工作没有收入，家里为案子拖累欠下债务等等，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屠夫决定为他们家发起这次募款活动，目标5至8万，春节前结束，募款结束后公布经处理后（捐款人所有信息处理）的银行入账详单，希望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功德无量之事，不让范木根和他家人孤单。感恩！
户名：范永海（范木根儿子），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姑苏支行平江新城支行，卡号：6228-4804-0887-3768-977。
支付宝账号：13052877628
范木根儿子范永海电话：13052877628
吴淦（超级低俗屠夫）电话：18510980592
募款发起人：吴淦（超级低俗屠夫）
2015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