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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会维稳系列之一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5日消息】以下是2020年5月1日至5月14日部分维稳信息收集整理:

    1、自2020年5月1日起,江苏省无锡市黄民菊家大门就被看守人员锁住,不让她出去也不给她饭吃,这是要把她关死在家里的节奏。房屋被强拆,强征无补偿,至今退休无养老金,无医保,非法拘禁四百多天,打掉落满口牙三十多颗,停水停电逼死其丈夫。绑架,殴打伤,抢劫身份证,手机卡,5月1至10日,今天被非法拘禁已经10天了。

    2、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全安镇凤鸣村王义翠,因09年房子被毁,公安不立案,宅基地被村霸霸占一部分,遭基层官匪勾机欺压,被迫上访,被基层部分官员各种打压,残害,拘留,非法拘禁等等。2016年因去区人大咨询问题,被区信访局暴力阻拦受伤不让医治,拉帮结伙制造冤假错案三年,将我致伤,致残;2019年11月6号王义翠带着全身心的伤病出狱,四处求医,坐了三年的冤牢出来,还被继续稳控,打压,最基本的自由权,健康权,就医权等等都受限制。2020年5月3日全安镇派出所所长,王洪勇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要去哪里必须要告诉他们,说我是被判过刑的,是重点人员管理,我告诉他我全身伤病正在四处求医,就在2020年5月10号王义翠在四川省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离开医院来到一个地铁口,因身体不好,就在地铁口休息一下,后就突然来一群人将我围堵,查看我身份证就说我是上访的,内江市市中区全安镇政府李主任一同就把我往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人民来访接待室送,一起跟踪我到那里的一群十多个内江官员有市中区政府黄元刚,全安镇政府党委副书记,刘希贵,陈镇长,黄主任,区分局民警和全安派出所民警内江政府住成都市办事处工作人员等等,我本来是去成都看病的,但是既然把我往那里送了,我看省人大有工作人员正在接待发表给访民们,有的访民在填表反应问题,工作人员看了我的身份证就发表给我,没想到全安镇副书记,刘希贵突然冲上来拉住我,不让我填表,抢走我身份证,不让我反应问题,后被内江十几个官员强行拉上车,强行带回内江市市中区全安镇派出所审讯坐马凳20多个小时,说我涉嫌寻衅滋事罪,及非法上访,不顾我全身的伤病疼痛难忍,11号上午他们交接班时我听到有个民警说要把我看好,怕我自伤自残,有个民警回答说要是自伤自残就打,先把我打残,后来告诉我,因为他们考虑到我的各种原因,只是暂时不处理我,材料给我做好放在那里。直到5月11号下午6点多才被全安镇政府副书记,刘希贵,李主任,司法所张所长,村书记吴传英,派出所民警刘卫等等一群人,从派出所将我接出来,强行带到市中区悦野农家乐,说吃了饭再让我走,后来被严管看守起来不让走,就连睡觉都是将床堵住门睡,大多数时候是无法睡觉,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直到5月12号上午十点多才被送回家。

    3、5月10日19点左右,谢俊彪在朋友小区楼下被派出所人员带走后,至今都没有出来。派出所的人告诉谢俊彪前妻说是因举牌的事。谢俊彪前妻说,谢俊彪这边送进看守所里面一直没消息,我们这边的派出所说昨天把谢俊彪送到了新都看守所,但是打电话到新都看守所问,一直说没这个人。派出所的拘留通知单也一直不给,打电话问也是含糊其辞,究竟是以什么罪名关押我们都不知道。

    4、紧急关注癌症病人童莉雅。2002年4月童莉雅第一套私房被黄浦区人民政府强迁(半淞园街道)至今没有安置补偿,住房看病用了几十万,有关部门没有上门看望我童莉雅,现在医药费一个月上万元,生活非常困难,我童莉雅第二套私有房屋(集体土地)在2018年12月遭遇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强迁,(上海市浦東新區三林鎮2014年9月17日第57批次一書四方案需用4.2平方公顷土地中農农地轉用和土地徵收方案,未呈報國務院批準過。)三林镇2014年集体土地动迁4.2公顷土地至今没有一分钱补偿。(先补偿后动迁)2018年12月强迁到闵行区浦舫路36弄40号。三林镇政府和三林派出所警所电话(021-24063498),2020年5月10日我被三林镇派出所用不明身份人强制措施不让我童莉亚出门买菜和看病,我打了110(56次)110不理不采没有给童莉雅接警回执单。(现在还在疫情期限内,不明身份人进出小区没有登记身体状态,令人胆心,邻居反映不满意,说一套,做一套,老百姓的健康谁管)。我童莉雅被关在强迁房里已经是第4天了,食品已经粮尽弹绝,我一人在家需要人帮忙照顾。为什么全国开“两会”普通老百姓房子财产被强拆多年没有人来关心、关注,却反而遭遇打压。请大家关注我童莉雅,电话号码:13391053828

    5、5月12日湖南网友“宝霖十三”发出消息称:刚才有自称长沙国保大队的蒋警官给我打电话(手机号18670045766),约我到月湖公园见面。

    6、2020年5月13日,上海普陀区陈长英刚从北京站出来,就遭受一群身份不明人绑架,她老公4月30号刚去世,请求大家关注转发!

    7、2020年5月13日,上海虹口区维权人士宋志华,在京被地方政府带回,搭乘最后一班高铁回上海,现在和他联系不上,电话关机,请大家关注!

    8、2020年5月14日上午10点40分钟,刚出狱半年多的“新余三君子”之一的魏忠平被涉嫌寻衅滋事,被江西省新余市公安局袁河分局路东派出所传唤。

  • 张磊律师会见谢文飞被拒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2020年5月11日上午,北京张磊律师前往湖南郴州资兴市看守所要求会见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留在此的谢文飞(湖南政治异议人士,4月29日在郴州苏仙区住处突遭抓捕),看守所接待人员听到是要会见谢之后,先是说办案单位预约了提审律师不能会见,律师问办案单位预约了什么时候会见?工作人员说不出,然后说会见谢需要去找所长。

    律师于是去找所长,所长说会见谢必须经过办案单位同意,同时联系了办案单位,并让律师去找办案单位(苏仙区公安分局雷局长),律师表示依据刑事诉讼法律师会见不需要找办案单位,请看守所依法安排即可。

    又是一番交涉和等待之后,所长带律师到了资兴市公安局何副局长处,何副局长叫来了该局法制大队雷队长,看过律师会见手续后,雷队长答复:1、可以会见;2、会在法定期限内安排会见;3、具体会见时间需要与办案单位沟通,等办案单位答复后安排。

    下午近三点,看守所打来电话,说:会见谢文飞需要律师在会见手续之外提供1、肺部CT扫描结果,2、核酸检测结果,3、健康码。

    而在整个上午的交涉过程中,看守所以及副局长法制队长从来没有谁说过需要肺部扫描和核酸检测结果才可以会见。

    律师感想(也在与所长和副局长交流时一再表明了此观点):如果法律可以今天被这个办案单位打个洞,明天被那个办案单位打个洞,那还是法律吗?如果办案单位需要以破坏法律的方式才能办案,那他们办这个案件又有什么意义呢?

  • 安徽维权人士沈良庆遭遇酷刑

    【民生观察2019年5月29日消息】本网获悉,昨日(5月28日)下午,律师刘浩在当事人家属陪同下,成功会见到了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的著名异见人士、安徽合肥人权活动家、前安徽省检察院检察官沈良庆。获悉,其当事人被抓捕时被戴黑头套、被24小时禁止吃喝、被禁止去厕所及被疲劳审讯等酷刑,审讯主要内容涉及六四以及其接受外媒采访等问题。

    据沈良庆妹妹透露,律师在昨天(5月28日)下午到合肥市看守所会见后得知,沈良庆于5月15日晚饭后在家附近出来遛狗,当走到一个类似变压器的阴影处时,被不明身份的两个人突然劫持,沈良庆原以为是劫匪打劫,于是便大声呼救,此时小路上又闪出一位中年人称他是“警察”并拿出证件在沈良庆眼前晃动了一下随即收回,两位不明身份的人当即给沈良庆戴上黑头套带上车,在环城高速路上兜了几圈后被带到了合肥市包河公安分局。

    沈良庆被抓捕到包河公安分局的当天晚上,他被公安问询到六四30周年以及接受外媒采访等问题,缘于沈良庆不予配合,审讯警察24小时不让他休息,不允许喝水、吃饭、睡觉、以及不允许上厕所等酷刑虐待。

    对此,家属称合肥包河公安分局侵犯了沈良庆作为一位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他们太不人道,即使是杀人犯也应该保证其吃喝拉撒的权利,更何况沈良是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家属称,沈良庆要求警方将自己的小狗送给朋友照顾,然而警方并没有这样做,最后不知道他们将小狗送往何方。

    沈女士为其哥哥带去的香烟和茶叶看守所不允许送入,告知其说可以送衣服,无奈中沈女士为沈良庆存了点钱。

    当天下午五时许从看守所出来后,家属又陪律师来到合肥市包河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办案人员见到他们过来感到非常吃惊,说“这么快你们家属还找到公安局来了?”并问“你们怎么找到律师的?”家属称“朋友介绍的”。家属问:“我请律师合不合法?”对方称“合法”,家属称:“既然合法,我就会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作为一个家属的权力”。

    随后,刘律师与沈女士又遵从沈良庆的委托,到其家中关闭了煤气阀和冰箱电源,又为沈良庆找了几件衣服打算择日送往合肥看守所。

    据悉,沈良庆妹妹与母亲都居住在安庆市,据合肥还有三百多华里,现年50岁患有精神病的小妹妹一直由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的八十多岁老母亲照顾。此次前去合肥的是沈良庆大妹妹,她同样患有高血压和肾结石。

  • 秦永敏“颠覆案”将于5月11日开庭审理

    【民生观察2018年5月7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武汉异见人士秦永敏颠覆国家政权案,将于2018年5月11日9时0分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今天下午,秦永敏的代理律师刘正清向本网观察员证实了上诉消息。

    另据蔺其磊律师的消息称:2018年5月7日14:30分许,一个闪送的投递人员联系蔺其磊律师,说是有一个邮件要送达他。随后,蔺其磊签收了这封邮件,打开邮件发现,原来是武汉中院通知蔺其磊律师代理的秦永敏案件的开庭时间。这封邮件的落款时间是今天(2018年5月7日),对此蔺其磊律师感到不可思议,他质疑说“不知道这个邮件怎么跑这么快啊?5月7日签发,当天下午14:30许就送达了,这也太快了点吧?”。还有,5月11日开庭,这天可是周末啊!检察院、法院都不用休息的吗?

    蔺其磊律师于5月4日才在武汉开完秦永敏先生案件的庭前会议,期间合议庭就是不告诉辩护人具体的开庭时间。今天,法院反而费这么大的心机寄送开庭通知书,不知啥意思啊?唉!法院怎么就这样对律师设限防控呢?

    据了解,湖北武汉异见人士秦永敏(生于1953年8月11日),是一位中国民间政治学者,不同政见者,中国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秦永敏是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陆“老牌的政治犯”之一。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为了行使言论、出版、结社,包括组党在内的基本人权,他历经传唤、监视居住、行政拘留、收容审查、劳动教养、刑事拘留、逮捕判刑、坐牢等一切“合法”的和一切非法的抓捕关押。他拒绝出国,从1970年到2012年,在43年间被抓捕、拘禁39次、蹲监22年,成为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

    秦永敏原为武汉钢铁厂工人,1970年代末,在武汉主编民主刊物《钟声》,1980年开始参与建立中国民主党筹备小组。1981年秦永敏被捕,次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1989年出狱。1993年11月14日在北京参与发起《和平宪章》运动,是1949年后的第一个民运纲领的起草人[3]。提出平反六四事件和释放所有政治犯等要求。随后他被控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劳动教养两年。

    1997年秦永敏发表致江泽民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十五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宪政。1998年在武汉创办《中国人权观察》通讯。同年公开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并到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注册,后又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随后被警方逮捕,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2010年11月刑满释放。

    1999年,狱中的秦永敏被中国民主党人推选为四个联合主席之一,并和徐文立、王有才共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湖北省监狱局副局长找到狱中和秦永敏谈出国问题,但其仍不答应当局的条件。

    出狱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在恢复中国人权观察工作的基础上,秦永敏已经发出了两百多份人权新闻稿,发起了多次救助政治受难者运动(刘晓波、李旺阳等),为此多次被“传唤”,被行政拘留和非法拘禁,五次被抄家[5]。尽管出狱后又多次受邀出国访问,但他说中国不民主化就绝不出国,将始终战斗在中国的人权活动第一线。秦永敏的遭遇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据报导,如何处理“秦永敏事件”已成为美台智库观察中国政改的动向标之一。[6]秦永敏的部分文章汇编于独立中文笔会。

    2012年6月初开始,被失踪月余。

    2013年12月8日,秦永敏于武汉武昌区艳阳天酒楼举办婚礼,新娘赵素利,受到当局严密监控,其中有4人被抓后又释放,婚礼进行时场面一度发生混乱。

    2015年1月,秦永敏因“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被行政拘留,目前关押在武汉第二看守所。其妻赵素利也随后被关押失踪至今。2016年6月,他被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起公诉,起诉书称,“秦永敏为实现其‘多元化的民主政治’,一方面撰写文章、出版书籍,提出了‘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政治目标,确定基本方针、过程和战略考量、策略和方法,一方面组织策划实施了一系列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2018年3初,秦永敏的代理律师刘正清在看守所会见了他。刘正清表示,其当事人秦永敏的身体状况尚好,但拒绝认罪,并就秦永敏的妻子赵素利被失踪一事,提出国家赔偿。赵素丽自一个月前短暂露面后,至今仍不能与家人团聚。早前当局曾答应让赵素利春节后“母子相会”。当局的起诉书指控秦永敏通过撰写文章,提出“和平转型”政治目标,确定了颠覆国家政权的基本方针和目标、过程和战略考量、策略和方法,以此为目的进行煽动宣传,实施了一系列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起诉书还指,秦永敏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与敌对组织中国民主党以及其他非法组织等成员交流、聚会。又指秦永敏组建中国人权观察非法组织、建立玫瑰系列QQ群、玫瑰中国网站等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该案原定于17年12月29日在武汉市中级法院开庭。然而,在28日下午举行的庭前会议上,法院突然决定取消开庭。

    2018年2月上旬,秦永敏的妻子赵素利被武汉警方秘密羁押三年后,突然露面。当时赵素利与姐姐及秦永敏三哥在武汉一公园短暂会见,但有便衣警察在场监视。其后,赵素利再一次消失在外界的视线中。据一位接近秦永敏家的人士披露,目前有数十名保安员驻守在秦永敏湖北亲戚家门口,限制秦家人外出的自由,也不准外人登门。据知情者称,秦永敏的哥哥非常担心家人的安危。

    曾在中国监狱中坐牢22年的秦永敏,因注册成立“中国人权观察”组织,2015年1月19日被武汉公安法外羁押,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在秦永敏被被捕后,玫瑰团队负责人徐秦多次为他奔走,但在今年2月,徐秦也被当局刑拘,后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玫瑰团队同时遭到打压,大量成员接连被警方约谈、拘留,并被要求退群。2018年5月7日,秦永敏的代理律师蔺其磊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秦永敏“颠覆国家政权”案将于2018年5月11日在该院开庭审理。

    相关报道:秦永敏致联合国人权机构感谢信及声明
    http://msguancha.com/a/lanmu50/2018/0505/17427.html



  • 被遗漏的群体:精神病患暴力伤人案频发,管护一直“空白”

    5月4日晚,有精神病史的29岁陕西洛川县青年王蛟龙从村庄跑到县城,在路过一家餐饮店时,无故暴打了路边孩童。
    仅一周后,5月11日,河北邢台警方通报一起柏乡县石家庄村的血案,精神病患者卢某自述用刀杀死父母、祖母和年仅1周半大的次子。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检索公开报道发现,过去一年被报道的农村精神病人伤人事件就有近30例。
    曾在农村地区对精神病患者生存状况进行田野调查的甘肃河西学院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鹏程认为,精神病患者伤人问题一直存在,“可我们总是治标不治本,总是在出现一件社会影响较大的此类事件后,媒体、社会才给予关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事实上,公众曾一度聚焦“精神病患者杀人是否犯法”的讨论,然而更大的问题却是,精神病患者潜在的社会危害是否可控?
    长期关注精神病患者权益保护的公益律师黄雪涛表示,精神病人理应对其暴行承担责任,但她更痛心的是精神病患者的看护困境。
    王蛟龙所在的后头子村共有3位精神病患者,村支书王芳民曾直言“缺钱”,对病人的日常监管“实在是没办法”,他对澎湃新闻说,“这个群体被遗漏掉了”。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也曾关注这个群体,他告诉澎湃新闻,精神病更多被界定为个人健康问题,但其带来的潜在危害却是社会性的。
    “我老家有好几个精神病人,其中有一个经常在路口扔石头打人,所有人都觉得是他自己的健康问题和他家庭监管的问题,但所有人都无法避免,从路口路过时有挨打的可能。”刘燕舞说。
    中国精神病患暴力伤人频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600万——这意味着每13个人中就有1位精神疾病患者,而不到100人中,就有1位重性精神病患者。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却不足5成,就诊率则更低。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在陕西洛川王蛟龙伤人的半个月前,4月15日晚,安徽六安市邓岗村一位盛姓精神病患者打伤村民后逃窜,民警对其开展“地毯式搜索”,趁盛某回家睡觉时将其控制并送往六安精神病院。
      更早几个月前,2014年12月,中国发生多起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12月4日,安徽宿松县油坊村一位22岁女性精神病患者在家发病,手持菜刀四处挥舞;12日,陕西汉阴县精神病患者沈某犯病后,在家乱砸家具并辱骂殴打家人;16日,山东淄博王峪村一位38岁的精神病患者发病后,在村中“持利器伤人”;31日,广西南宁镇流村一16岁男孩精神病发作,连砍11岁胞弟23刀致其昏迷……
    所幸的是,前述家庭通过向派出所报案,由民警协助将家中患者送往了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
    而2015年3月,海南安定县秀龙坑村一位精神病患者发病,却酿成一个家庭的惨剧。患有精神疾病的王某荣犯病后欲砍伤害其母和胞弟,被父亲用自制火药枪失手击毙;失去大儿子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被刑拘的父亲在追悔莫及的同时,还担心着同样患有精神疾病的次子。
    2004年,曾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安康医院副院长的马明东曾对263名被监管精神病人的刑事犯罪进行过统计,结果发现杀人的占91%,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1.85人,最多的杀死7人。马明东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容易反复,而大批应该被监管的精神病人在社会中生活,危及到了周围人的安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监护精神病人数为461.9万人,比2012年的449万人增长约3%,而2013年精神病人的显好率为66.2%,比2012年的数据还要低1个百分点。但在精神病人监护率、肇事率和开展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县(市、区)个数一栏却是空白,未有统计数据。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在2013年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就曾指出,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暴力型精神病人“散落民间”,成为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非定时炸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shx/shx_tpxw/201505/t20150515_1836266.shtml  2015年05月15日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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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谢礼祥:十天的黑监狱生活痛不欲生

     2015年5月2日,黑龙江访民徐纯合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母亲,在庆安火车站被截持后遭到警察李乐斌枪击身亡,瞬间年迈的母亲没了儿子,年幼的儿女没了父亲,那撕心肺裂的痛,谁能忍受!徐纯合被警察枪杀案已引起了全社会愤怒,也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一致要求彻查真相。谢燕益、李仲伟、谢阳、刘书庆四位维权律师勇敢的站出来为其受害家属提供法律援助,徐纯合案公民声援团发出声明强烈要求彻查真相。       
     
     维稳、截访蔓延全国,维稳经费超过国防支出。你上访,政府截访。各地区政府都使出截访、维稳的招数,动用公权力,警察、雇用黑社会打手等等,常常传出访民被殴打致伤的消息,访民像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我于2006年11月7日居住的房屋遭到政府的强拆,上访9年,无数次被遭暴力维稳、接访、关黑监狱。2015年3月12日我上北京去最高人民法院查询我在最高院(2010)行监字第595号案件的进展情况。被上海市政府驻京办用1461次列车送回上海。于3月14日上午10时许进入府村路500号上海市救助管理站。下午二点左右,在救助站被八个暴徒扯到门外的一辆银灰色面包车旁,一拥而上把我推上车,我还不明就里便被他们一阵暴打,然后他们放好座椅,前后左右把我夹在当中。一个人说:“把他套上!”霎时我被黑头套套住。接着,他们用黏胶封箱带绑上我的双手和双脚,最后用封箱带封住我的嘴巴。
     
    车开了约三、四十分钟后,我被架住上楼,让我跪下,劈头盖脑又是一顿暴打。他们拳打脚踢,一边打一边还恶恨恨地叫嚣:“看你还上北京……我们是黑道的人,不跟你讲法的!”我的鼻孔、耳朵、嘴巴全都被打出血、脸面部连耳朵都被打得肿胀起来,鲜血从脸面部不断滴下。他们一直打到我失去知觉不省人事……等到我醒来后,发觉被绑在椅子上。
     
    我就这样被绑在椅子上一动也不能动地渡过了饥饿寒冷的第一夜。
     
    第二天,仍然被绑在椅子上不能动弹。要小便了,他们竟说,你小便在裤子里好了!他们既不给我食物,也不给我水喝。整天滴水未进。夜晚,仍然是一动也不能动地被绑在椅子上过夜。
     
    直到第三天,我才在这黑监狱吃到了第一顿饭——一碗面。
     
    前二天,每天我都被暴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这帮黑道凶狠残害毫无人性地24小时轮班不断折磨我,手段令人发指和难以启齿。由于连续二天二夜我被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不能小便,憋到第三天开始我竟然排不出一滴小便来。
     
    第三天开始,才一天提供一顿或两顿食物。扬言“要灭掉你全家”等等恐怖威胁的语言不断充斥在耳边。
     
    在黑监狱的十天中,不给漱洗、不给刷牙;少有松绑的机会,更不谈“放风”了。
     
    在黑监狱的十天,每晚都是被绑在椅子上,用黏胶封箱带绑上双手、双脚,即便是在这早春的寒冷天气都只能依靠自己身穿的单薄衣服坐着打盹过夜。黑监狱监控摄像可作证。
     
    黑监狱里,一个打手说:“现在你的动迁问题由‘安佳’接手,由张国樑解决!”
     
    我想,我们地块在2005年动迁到2007年结束,拆迁人是卢湾区建交委,我是2006年11月7日被用撬门入室方式行政强迁的,怎么现在冒出个“安佳”来对我实施暴行?他们还狂妄地说:“阿拉是黑社会!阿拉讲啥个法?就是你最高人民法院的事体,最后都要由我们来解决。”
     
    他自称是“如来佛”,说:“最后都转到我们的手上解决。”
     
    十天后的3月23日夜晚21点左右,我又被戴上眼罩、架到车上,被扔到了浦东的云台路地铁站。
     
    第二天(24日)下午,鼻青眼肿满是伤痕累累的我赶到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走访,填写了“登记表”,写明了被不明身份的人非法绑架拘禁的经过和遭受的非人待遇。随后,我到拆迁事发地打浦桥派出所报案,值班警察不给我登记报案,要我去犯罪事发地报案。我又赶到府村路“救助站”附近的铜川路口打110报警,警号030390的警察出警,带我到石泉路警署。问清情况后,告知我:“不受理。”;我提出要求验伤验血,他以超过8小时为由,不开验伤单。
     
    第三天(25日)我又去石泉路警署报案,傍晚17:00到18:30由警号030927和030735的两名警察给我制作了笔录,但拒绝给我报案回执。
     
                                        受害兼举报人:谢礼祥
                                            2015年5月13日
     
     
     
     

  • “被精神病”农妇告赢公安

    5月21日上午,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周口市40岁农妇吴春霞领到等待了10个月的终审判决书:河南省高院驳回了周口市公安局第六分局的上诉,维持周口市中院一审判决,认定周口警方将吴春霞强行送往精神病院“治疗”132天的行为违法。
      吴春霞是周口市川汇区小桥办事处高庄村民。2003年,吴春霞因认为离婚官司和村务处理不公,逐级上访直到北京。之后,她因多次上访“扰乱单位秩序”被行政拘留10日。
      7月26日,拘留期满,因拒绝签字承诺“不再上访”,吴春霞又被办理了劳教手续。当晚,她被周口市蔬菜派出所警察张晓东、小桥办事处负责人和嫂子王霞等送至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2008年12月5日,吴春霞获准从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出院。2009年6月,周口市劳教委撤销了在送其去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前作出的劳教决定书。
      2012年6月15日,周口市中级法院又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确认小桥办事处参与了送治吴春霞的事实,判决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和小桥办事处共同赔偿吴春霞14.5336万元,其中有10万元精神抚慰金。
      2013年5月6日,周口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警方参与送吴春霞到河南省精神病院的过程,而此行为违法。周口市公安局第六分局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7月18日,河南省高院二审开庭审理了此案。5月21日上午,吴春霞领到判决书后,发现落款日期为5月20日。吴春霞说,她接下来将依据该判决控告强行送治她的周口警方及相关警员。
    (来源: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4/0523/12/9SU8UEA800014Q4P.html2014-05-23 12: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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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西李燕军:六四临近 警察登门

    2014年5月30日上午11时,“维稳办”小陆电话(13768373584)问我“你是否在家、中午我们送还你“港澳通行证”,13时许,先是拴在大门的狗狂叫,接着是门铃响起,我打开门,没发现小陆,却是三个陌生人,一瘦高个自我介绍:“我是仙葫派出所的赵天荣,他们是天峨县公安局的,来找你了解些事情”,三警察都没穿制服,着便衣,刚进门,三人中最年长的,被赵天荣介绍为天峨县公安局局长的就问我“你认识韦亚妮吗”
    我说“我听说过她的事,但我从未与她见过面,你要问我她的事我真的不懂”局长继续道“她已被执行逮捕了,但她在网上发表的文章涉及到你,所以来找你了解一下”坐下后,他拿出一篇文章指出其中一段涉及我的给我看,这篇于2013年2月4日发表在博讯网上的文章我早已看过,一直不能确定是谁写的,现在局长的说法我也是将信将疑,之后局长又问我知不知道博讯记者向南夫,我如实告知:“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文章,文章中有两点也需要纠正:一是我不是因强征土地被群殴的,二是我从没说过是广西联席办主任余远辉指挥迫害我,至于博讯记者向南夫,我是2011年2月下旬认识的,几天后的2月26在中关村与他相见是最后一面,之后我再没有见过他,尽管多方打听都没有再见过他,我十分感谢他当时为我拍摄、并在2011年2月28日发表在博讯网上的一段视频《南宁访民李燕军讲述艰难的上访历程》。这段视频现在还可以在“谷歌”上搜到,视频中我的右眼受伤四年后还十分明显的肿胀,这段视频是我几年来痛不欲生,浪迹天涯,四处求医,但所有医院、医生都不敢诊断及治疗的证据”我还说:“你问一问你们的法医,右眉弓处肿痛几年不治疗会有什么后果?”
     
    证言签名按指纹后又让我在一张“证人须知”及一张“传唤证”上签名、按指印。“传唤证”却没给我。临走,赵天荣说“按规定取保候审期间你要每月到派出所报到一次”我声称:“我在北京福田公墓没有做过任何寻衅滋事的行为,所以我不会去报到,你们要抓就抓吧,我在北京认识几个取保候审的访民也没有去派出所报到。      
     
    李燕军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仙葫开发区那舅社区英歌坡25号 
    2014-6-1

  • 精神病患者:自主回家的路漫漫

    2013年5月1日,我国首部《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新法的最大亮点是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出院实行自愿原则,避免出现以前的“被精神病”情况。
        不过,新法实施近一年,颍州晚报记者发现,有精神病患者提出自愿出院且通过医院评估后,却遭到家属拒绝,面临着无家可归或无人接收的局面,让医院陷入两难境地。
       
    精神清醒后,他羡慕外面自由的世界
        武城把身体倚在窗台上,双手紧紧地握住窗户上的铁栅栏,眼睛眺望着外面,窗外是来来往往的人群。
    武城转过身说:“他们都有自由,我却没有。”
      
      武城在这个屋子里面呆了近一年,300多个日日夜夜。这一年来,他每天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病房内和外面的走廊,病房里的那张床是他唯一拥有的独立空间。武城被关的屋子,属于市三院。
        在这里,武城生活简单又极有规律,早上起床后吃药、吃饭、自由活动、午睡……在药物的作用下,武城在多数时间里保持静默。
        自由活动时,病友们一起打扑克,武城总是静静地看着电视,那是他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有时候,他还会帮护士打扫卫生。
       
    病房的窗口处,又有人向里面张望,武城看到的一张张陌生的脸,他失望地低下了头。身边的病友们常有家人来探望,送钱,送水果,嘘寒问暖。武城有时也会听到病友对家属说,病好了,就把自己接走。看着身边的人来了又去,武城也常常说自己“病好了”,不过他只能说给病友和自己听,因为自从住进医院,从没有亲人来看过他。
        在最清醒的时候,武城的心里会产生愧疚,他很后悔杀死了母亲。
      
      他希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2013年以前,武城住在位于颍上县的一个小村庄,家里有妻子、3岁的儿子和母亲。但这一切都在当年年初被彻底改变。
        武城将手中的棍棒挥向了一直照顾他生活起居的母亲……
        经鉴定,武城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被送到市三院接受强制治疗。
       
    此后,武城就开始了精神病院里的生活。刚进来时,他的暴力倾向不时出现,他对医生的问话常常前后不一,时常做出暴力行为,在按规律服用一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后,武城渐渐清醒。
        如今的武城行为紊乱的症状已基本消失,他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与病友相处还算融。
      
      武城对医生说的最多的就是回家,他挂念刚刚4岁的孩子,希望过正常人的自由生活。医生跟当地政府联系后发现,武城的回家之路并不那么容易:村民们反对,家人不愿意接收,而他能否按时服药也成了医生最担心的问题。
       
    村里人都不愿他回来    武城的回家之路到底有多难?
        近日,颍州晚报记者走进了武城所在的小村庄。武家低矮的瓦房,在周围楼房的映衬下特别显眼,院子里到处是枯草和废弃的塑料袋,房门上的春联已经褪去了字迹,门锁已经锈迹斑斑,厨房的角落里结满了蜘蛛网。
      
    “武城的病情已经稳定,他想回家。”颍州晚报记者带来的这个消息,在村里炸开了锅
    50多岁的武大娘原本从此路过,听到这个消息后,停下电瓶车,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武城回来。
      “他的病如果复发了怎么办,他是病人可以杀人,但是我们正常人怎么办。”武大娘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她这样的老人和孩子,安全没有保障。
        何梅(化名)与武城家相距不过50米,武城门前的小路是出村的必经之路。曾经每次经过那里,她总是小心翼翼,即使这样仍招来了武城的“不满”。
        有一次,何梅路过武城家门口,嗓子有些发痒,忍不住咳嗽一声,“咳什么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咳什么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坐在院中的武城随手拿起砖头就向她砸去。所幸的是,由于躲闪及时,何梅没有受伤。
        但是,与武城家只有一墙之隔的李海(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那天,李海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谁也没有想到,武城拿着长棍闯进了他家,把李海打得头破血流。  吴丽 (化名)多次看见武城将孩子放在水里,还动手打老婆。“他个子高,力气大,谁敢惹他?村里的人几乎都被他打过。”
      听说武城想回家,武城四婶陈芳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一年来,武城的孩子一直由她照料着。照顾这个孩子已让陈芳力不从心,她说不可能再去照顾武城,而且如果他一旦病情复发伤了人,这样的责任谁都承担不起。
        村民们说,由于武城,这些年来村里就没有平静过,去年命案发生后,武城被警察带走,这个村子才逐渐安静下来。“谁都没想到他还会回来,谁也不愿意他回来。”
      
      市三院:精神病人回家路漫长
       “得了这个病,病人自己也很痛苦。如果因为他有病就将他与世隔绝,这对他不公平。只要按时服药,精神病人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市三院副院长刘云说。
        但村民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很多精神病人回家后由于不按时服药导致病情复发。目前,武城的治疗费用除一部分由新农合报销外,其他部分由当地政府承担。
        由于武城实施的是强制治疗,所以需要有人提出申请,经专家鉴定后,如果符合出院条件那么他就能回家了,但是从目前看,由于无人申请,也没有人接收和督促他服药,武城的回家之路仍然很漫长。
    (来源:阜阳新闻http://www.fynews.net/article-76470-1.html2014-3-18 0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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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外精神卫生治疗的经验

    从5月1日起,《精神卫生法》正式开始实施。此前一些患者诊治过程备受争议,“被精神病”成为该领域的争议话题,因此这部法律中的“自愿原则”备受关注。
    根据新的《精神卫生法》,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不是司法鉴定,住院治疗也要实行“自愿原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国家对于“精神卫生治疗”方面都有哪些不同的经验。
    英国:精神障碍诊断有第三方审核
    英国规定,在精神障碍诊断方面必须有独立第三方的审核。这就是“精神卫生法庭”或“精神卫生委员会”。
    英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如果医生要收治精神障碍的病人超过28天,他必须把提案和治疗方案提交给精神卫生法庭。精神卫生法庭专门审理这类案子,有权力来否决或同意医生的治疗方案,并且监督医生的治疗过程,以保证病人的权力和公共的利益。他们还有一个措施,由精神病专家组成精神卫生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职责是维护病人的权益,监督强制治疗,并且培训医生和精神病的律师,监督精神卫生法的执行。当精神卫生法庭对医生的治疗方案做出裁决之后,精神卫生委员会有权力对它的裁决提出异议,这两个很独立的机构来保证病人的权力,同时来保证社会的公众利益。
    在英国,法律援助也是精神疾病患者维护自身权益重要的辅助手段。
    如果精神障碍病人要投诉,他认为他是被错关进去了,政府可以支持他,免费提供精神卫生方面的律师,来帮他打官司,对他进行法律援助,这对做出裁决的精神病医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制约。
    日本:精神疾病患者可减免多种税项 只需承担10%治疗费
    日本人在精神心理咨询方面态度比较开明,而且大量心理诊所就开设在居住小区周围,人们就诊比较方便。
    根据日本厚生省的调查,日本精神疾病患者2008年就达到了323万人,其中增加最快的是忧郁症患者,达到了104万多人,为此日本政府把一直以来定为重点实施对策的四大疾病,癌症、脑溢血、心脏病和糖尿病,增加到了五个,加入精神疾患。
    对于精神疾患人群,政府和社会有各种优惠和保护措施,例如经过医生诊断被确诊的精神障碍者在所得税、赠与税、遗产税、利息税等许多税项上可以得到减免。在治疗方面,精神障碍者只需要负担治疗费的10%,除老人和孩子以外,一般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成人负担30%。
    很多企业在关注员工的精神疾病方面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有一位受访的企业员工说,他在被查出有轻度忧郁症后,每次去就诊,人事部负责人都会陪同他前往就医,一起亲听医生的治疗方案和建议,在休病假方面公司也非常宽容。
    澳大利亚:精神疾病患者有权得到他人尊重 享受同等权利
    我国颁布的新《精神卫生法》强调了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而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早有法律保障,且实施到位。
    澳大利亚联邦各州和领地都有自己的《精神健康法案》,除此之外,1992年联邦政府推出了《1992残障人士反歧视法》,这两部法从各方面保护了精神障碍患者的各种权利和免受歧视,而且从方方面面体现出了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尊重。比如在疾病诊断方面,病人享有充分的互动权,在诊断过程中患者可以提出自己对疾病的观点和看法。
    澳大利亚的《精神健康法案》同样保护了患者的个人隐私,比如患者的病情和个人信息,包括姓名、住址、肖像都禁止对外公布的。另外,针对澳大利亚的特殊国情,也就是多民族移民国家这一特点,澳大利亚的《精神健康法案》也明确提出,治疗必须在充分尊重病患不同文化和信仰的前提下进行。
    此外,不管最终病患康复与否,他都有权参与社区生活的权力,精神病患者有权得到他人的尊重和维护自己的尊严,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收入、医疗保健、教育、就业、住房、交通和法律服务,有权享有同等的医疗保险和其他保险政策,有权享有同等的和年龄相符合的休闲活动。
    通过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对于如何收治精神疾病的患者,保护他们的尊严和权益都有严格的界定。相信历经27年出台的这部《精神卫生法》也能够让中国在这方面逐步走上法制、规范的轨道。(来源:医脉通http://news.medlive.cn/all/info-progress/show-48791_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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