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教师刘飞跃先生自2002年始投身维权活动，多年来以其深入细致的工作，为推进中国维权运动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切实贡献，他主办的“民生观察”在国内维权队伍中有相当高的认知度。也正因为如此，刘飞跃先生受到了骚扰与打压，尤其2007年以来，更是被长期跟踪、甚至软禁。但是，刘飞跃先生没有屈服，他率领一批“民生观察”的维权志愿人士，及时报道和参与一系列维权事件。《公民月刊》记者特地专访了刘飞跃先生，请他就有关维权的经历、维权的体会及对中国维权运动的展望进行了阐述。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
刘飞跃先生：（以下简称“刘”）
记：请刘先生谈谈近年来的维权经历
刘：我从事维权运动开始于2002年底，当时的想法就是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利用好现有的空间，一点一滴地宣传和推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运动的发展。我的维权行动从抗争强订党报开始，后来又做了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调查签名活动。2005年上半年，为了使维权工作有一个载体，我创办了民生观察维权工作室，并将视线投向了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城市拆迁等领域。我们不仅利用网络对这些群众的维权抗争行动进行了披露和报道，我们还亲身参与了许多维权案件，给广大民众提供了法律和行动上的帮助及意见。2007年，民生观察的维权行动的范围拓展到全国，在关注民生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进行了许多公民政治权利方面的工作，披露了许多人权侵害案件。
记：在这些维权过程中，您感触最深的有哪些？
刘：五、六年的维权经历，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当我们搞清了这场人权、民主运动的本质属性时，当我们看准了方向，走对了路子，结果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或者说我感受到了维权的巨大力量。我做的第一件维权的工作就是对强订党报这种现象的抗争。2002年底，当时我还在一事业单位上班，该单位按上面的要求，每年强行要我们每人订一份当地的党报，订阅费直接从工资中扣除。当时我就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这种超越法律的行为，后来我又一再找到单位，把他们以前强迫我订的所谓的党报退给了他们。当我做这件事时，我原以为至少当局会开除我的工作，然而，结果却是当局妥协了，一年多后，他们主动告诉我不用再订党报了。
记：您对中国目前维权发展的总体状况怎么看？
刘：中国的维权运动我认为现在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相对理性、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一个时期。2003年初，由于当局当时对网络也很陌生，他们的控制措施相对不成熟，借助于网络，许多知识分子和年青人纷纷涌现了出来，网络签名等行动此起彼伏，从而使维权运动迅速达到了一个高潮。
现在，当局对网络进行了严密的控制，网络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维权运动并未消失。更多的维权行动由网上来到了网下，大家关心民生问题，关心一个个具体的案件，这一切使得维权人士更深入到民众中来了。这方面，维权律师们发挥了先天的优势，而我们则更希望能建立定位于民间维权的NGO。
记：中国维权运动中存在哪些急需改善的方面？
刘：现在，维权运动虽然成了一个很响亮的名词，很多人都愿意称自己是“维权人士”，但坦率地讲，真正从事维权工作的人并不多，维权运动整体的力量非常小。有的人认为加入维权运动风险太大，有的人，特别是一些传统的民运人士，他们内心深处认为维权运动没有意义，他们更热衷于政治活动。他们对实现民主总显得迫不及待，而没看到这场运动的长期性。就是目前这些维权力量，大家也都是各自为战，彼此之间少呼应。
维权运动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是需要条件和成本的，但国内维权运动获得的包括物质在内的各方面的支持非常有限，海外服务于国内维权运动的思想并未成为主流，更多的人愿意在那儿发号施令。
记：中国维权运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刘：维权运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当然是维权的环境及维权人士自身的安全问题。中共当局对维权运动虽然和对政治运动或政党运动的态度有所区别，但他们仍然把维权运动看作是对他们统治的威胁，仍然把维权运动的目的看成是为了颠覆他们的政权。因此，当局对维权运动和维权人士的防范仍很厉害，打压始终没停止过，维权人士随时面临政治迫害。尤其在一些敏感时期，如现在由于中共十七大快召开了，我本人这边的风声越来越紧，当局的监控正在不断升级。前不久，浙江的吕耿松被抓更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记：您对中国维权运动发展的前景怎么看？
刘：虽然前面我指出了维权运动面临的许多问题，但我对维权运动的前景并不是完全悲观。因为维权运动是符合我们这场和平环境下的民主运动的本质属性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维权运动在中国的生命力，还体现在广大老百姓对它的渴求和期待上，我们在维权活动的过程中，对这一点体会很深。广大老百姓的感受和维权运动自身的正义性，当局是不能完全视而不见的，以至于我们在与一些官员打交道时，他们也不得不在私底下承认：“你们做的都是好事”。正是因为这样,当局对维权运动的打压还是有所顾忌和节制的。我一直以来的说法是，维权运动的空间在中国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只要我们肯开动智慧，我们一定会找到做事的方式方法。
对于维权运动，我认为至少在近几年，它还将是中国民间运动的主流,它还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记：《民生观察》近年对中国大陆维权事件的报道卓有成效，在进行这些报道工作中碰到过哪些阻碍、压力和干扰？
刘：民生观察的维权工作进行已有几年了，期间也经受了不少的困难与曲折。刚开始，我们在湖北当地的维权活动，几乎每个案件，都是亲临现场调查，实地了解情况。这就注定了我们在维权现场总是与那些政府官员、警察、甚至是国保人员面对面，他们因此感觉我们太“猖狂”，感觉我们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坏了他们的事，结果他们运用专政工具来对付我们，并最终迫使我们进行调整，把维权范围扩充到全国其它地区，
这几年维权期间，警察找我们“谈话”是常事，到了2007年，当局对我的监控大大升级，他们成立专门班子对付我，对我进行贴身跟踪、监视，2007年3月甚至非法拘禁、非法软禁我本人。
当局对我们维权工作的打压与破坏，不仅仅体现在对我们人身权利的侵犯上，他们还使出了种种手段，如切断家中网络、将我下放偏僻农村，直至事实上造成我失去工作，生存权失去保障。
当然，作为民生观察来说，物质和人员条件始终是制约我们维权工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记：您的亲戚朋友们对您参与维权的态度怎样？
刘：我的家人、朋友对我的维权工作经历了一个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到慢慢接受的过程。导致他（她）们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本人的坚持，更重要的是在他（她）们了解了我到底是在做什么后，他（她）们也不得不说“你做的这些事不是什么坏事”。这里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今年对我们当地湖北省随州市望城岗工业园征地案的关注。尤其是今年3月7日那次望城岗工业园征地现场报道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迅速赶到了随州。当地官员安排他们吃饭、住宿都遭到他们的拒绝，当时随州主要官员非常紧张，他们很快对此案作出了妥协，一是给望城岗所有的农民办理养老保险，据我们所知，失地农民办保险的例子非常少；二是土地补偿金每亩提高了三千元；三是划地皮，允许农民自建房。当地村民算了个帐，这几项加起来，农民直接维权成果至少在数千万元以上。该案件让民生观察在随州当地，从官员到民间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当然也更得到了家人、朋友的认可。
记：您对今后维权工作有什么打算与期待？
刘：对今后的维权工作，我们将继续本着“依法维权、理性抗争”的宗旨进行下去，我们也期待民生观察这个维权工作室能发展得更规范，能服务于更多的民众。
200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