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就国家及其未来地位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个人重于国家
种种迹象表明：民族国家的荣誉，作为每个民族的历史顶峰，作为世俗的最高价值──事实上唯一允许为之杀戮或值得为之捐躯的价值──已经过时了。
几代民主人士的启蒙努力，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世界人权宣言》的议决采纳，以及我们文明的全面发展，看来正逐渐使人类认识到：个人比国家重要得多。
对国家主权的顶礼膜拜，必将不可避免地溶于一个人人相连的世界──超越国界，通过亿万种环节融合，从贸易、金融、财产直到信息，传递多种多样的普遍观念和文化模式。而且，正是在这个世界上，危及个人即殃及全体！；在这个世界上，由于许多原因，尤其因为科学技术的极大进展，我们的命运已经融为一体；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大家对每件事的发生都负有责任。
很明显，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对自己国家的盲目热爱──一种否认有任何事物高于本国的热爱，一种为本国的任何行动找借口的热爱，一种拒绝任何异于本国事物的热爱，不可避免地变成危险的时代错误，变成酝酿冲突的温床，最终更成为难以估量的人类痛苦之源。
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世纪，大多数国家，将由迷信般崇拜和倾注激情的客体，转变为更文明而单纯的行政单位；它们将更少强制性，尤其更通情达理，不过是多层次复合的世俗社会自治组织中的一个层级。这种变化，加上其它的变化，会逐渐地废弃那种不干涉的观念──也就是说别国所发生的一切、或衡量那里的人权状况，都与己无关的观念。
国家职权：下放或上交
谁将接替现在由国家执行的各种功能呢？
先讲那些激情功能。我认为，它们将开始更均等地分配，或赋予各种形成个人身分的体系，或投入各种实现个人存在的层级。对此，我指的是那些我们理解为自己家园或自然界的各种层次──本家庭、本公司、本村镇、本地区、本专业、本教会或社团，以至本大洲和地球──我们居住的行星。所有这些都构成各种证实自我的环境，如果减弱对本国的依附，就必定会有利于这些其它环境。
至于国家的实际职责和管辖权，它们只有两种去向：下放或上交。
下放到公民社会的各种机构，国家将其目前执行的许多任务转放下去。上交给各种区域的、跨国的、全球的共同体或组织。这类功能转交已经开始了，在一些领域里走得很远，而在另一些领域里则差些。
无论如何都很明显，出于各种原因，发展趋势必定是这条路。
如果现代民主国家通常由以下特征所定义：尊重人权及自由、公民平等、法治和公民社会，那么人类由此而出发的存在方式，或者人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趋向的存在方式，将很可能基于以下特征而存在：对人权的全球性尊重、全球公民平等、全球法治和全球公民社会。
在多元文化和多极环境中重新定位
伴随民族国家形成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国家的地理划界，即有关国界的规定。不计其数的因素都在此起作用，包括种族、历史、文化的考量，地质的特点，强权的利益，以及总体的文明程度。
更大区域或跨国共同体的创立，将不时受到同样问题的困扰。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负担将可能正是那些民族国家的遗传，随着它们加入共同体而来。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确保这个自发的过程将不那么痛苦，不至于像民族国家建立时那样。
请允许我来向你们举一个例子。加拿大与捷克现在是盟国，都是同一个防卫组织──北大西洋同盟──的成员。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进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展到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结果。这个进程的重要性基于一个事实，它是打破铁幕真正重大的、历史不可逆转的第一步；它是在实质上而非口头上废除被称作《雅尔塔协议》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北约扩展远非易事，只是在世界两极分化结束的10年后才成为事实。进步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俄罗斯联邦方面的反对；他们忧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西方扩展得更靠近俄罗斯，却又不把俄罗斯拥入怀抱。如果暂时不考虑其它动机，这种态度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要素：不确定性──被称为俄罗斯或东方的世界，何处是起点，何处是终点。当北约以伙伴关系向俄罗斯伸手致意时，它假定存在着两个对等的大实体：欧洲—大西洋世界和巨大的欧—亚强权。
这两个实体能够而且必须彼此携手与合作──这是全世界的利益所在。不过，双方要做到这点，只有在他们清醒认识自身之时，换句话说，也就是当他们知道何处是各方的起点和终点之时。俄罗斯在其整个历史上都难以清醒，而且明显地将这一难题带入当代世界。在这里，划界的问题已不再与民族国家相关，而与文化和文明的区域或体系有关。是的，俄罗斯与欧洲—大西洋世界，即所谓“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样也有着千差万别，正像拉丁美洲、非洲、远东，即当代世界的其它区域或大洲。这些世界各部份彼此有差别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某些部份比其它部份更有价值。各方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有某种差别而已。可是，差别并非耻辱！另一方面，俄罗斯非常重视将它看作一个重要的实体，一个理应特殊对待的实体，即作为一个全球强权；可是，它又不安于被看作很难成为另外实体一部份的独立实体。
俄罗斯正在习惯北约的扩展，终有一天它会完全适应。让我们希望，这将不仅体现恩格斯的“认知的必要性”，而且体现一种崭新的更深入的自知之明。正如其它民族必须学会在新的多元文化和多极环境中重新定位一样，俄罗斯也同样必须学会这么做。这不仅意味着，它不能永远用自大或自恋来代替正常的自信；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意识到何处是起点和终点。例如：西伯利亚虽大，且具有丰富自然资源，属于俄罗斯；爱沙尼亚虽小，却不属于俄罗斯，而且将永远不会如此。如果爱沙尼亚觉得，它属于北大西洋同盟或欧洲联盟所代表的世界，这种想法必须得到理解和尊重，而不应被看作一种敌意。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以下的论点：如果人类要抵御自己正在准备应付的所有危险，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更为紧密合作的世界。这种基于平等的合作，将在更大的、多半是跨国的、甚至有时将包括整个大洲的实体间进行。为了世界能够如此存在，各个实体、文化或文明体系必须清楚地认识他们自身，理解是什么东西使自己不同于其它，还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其它”并非缺陷，而是对全球人类财富的独特贡献。当然，那些相反惯于将自己的“其它”看作是自负理由的实体，也必须同样反省。
联合国不应只是各国政府俱乐部
有些最重要的组织，所有国家和主要跨国实体都平等参与讨论，并做出许多影响全世界的重大决定。其中之一就是联合国。
如果到下个世纪，联合国想要成功地执行它所承担的任务，就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
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不能再维持该组织最初建立时的那些条件。相反，它必须合理地反映今天的这个多极世界。我们必须思考，是否绝对有必要，允许一个国家──即使只是在理论上──有权否决世界所有其它国家。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强大的民族在这个机构里没有常任代表权。我们必须提出非常任理事国的轮换模式，以及大量的其它问题。
我们必须使联合国的整个巨大结构较少墨守成规而更高办事效率。
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如何使联合国机构尤其是联合国大会的决策达到真正的灵活性。
最重要的是，应该使地球上的所有居民确信，联合国真正是自己的组织，而并非只是各国政府的俱乐部。关键的问题是：联合国能够为这个星球上的人民做些什么，而不在于它能够为具体的国家做些什么。
因此，有关改变很可能还要涉及：资助该组织的程序，使用其文件资料以及审核的程序。问题并不在于废除国家的权力，建立一个巨大的全球国家取而代之。问题在于，每件事不应总是且永远只是由国家及其政府经手。正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与人权、自由以至生命相关，需要不止一条渠道，使世界领导机构的决定流向公民，使公民的意愿传达给世界领导人。更多的渠道意味着更平衡，以及更广泛的互相监督。
人权高于国权，自由高于主权
我希望显而易见的是，我不是在这里反对国家的规范。如果是那样的话，未免太荒唐了：一个国家的元首，向另一个国家的代议机构呼吁，国家应该废弃。
我在谈另外的问题，谈这样的事实：有一个价值高于国家，这价值就是人。众所周知，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一个人为其国家服务，此服务只能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有必要使国家更好地为它的所有公民服务。个人权利高于国家权利。个人自由所构成的价值高于国家主权。就国际法而言，保护个人的条款优先于保护国家的条款。
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我们的命运已融为一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为所有人的未来负有责任，就不应容许任何人──哪怕是国家──，来限制人民履行这个责任。各国的外交政策应该逐渐终止某种划分，至今为此，这种划分最经常地构成外交政策的核心，也就是有关“利益”、“本民族利益”或“本国外交政策利益”的划分。“利益”划分趋向于使我们分，而不是使我们合。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某些特殊利益，这完全是自然的，没有理由放弃我们的合法权益。但是，有些事物高于我们的利益，那就是我们拥护的原则。原则使我们合而不分，是衡量我们利益合法或非法的标准。我认为，以下说法是不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国家学说声称，正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支持这样或那样的原则。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和支持，这是基于原则自身的意义──原则所以为原则之所在──，而利益则应基于原则。
假如我说：正是基于捷克的利益，需要一个公正的世界和平环境，那我就说错了。必须有一个公正的世界和平环境，而使捷克的利益从属于它。
北约盟军──加拿大和捷克两国现在都是其成员──正在进行反对米洛什维奇的种族灭绝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既非轻而易举，也非大受欢迎。对其战略战术，人们看法不一。但是，任何有健全判断力的人都无法否认一件事：这大概是第一场不图利的战争，是为某种原则和价值而战。如果可以说有一场战争是道德的，或者说有一场战争基于道德理由，那么这场战争正是如此。科索沃没有或许可以吸引某些人利益的油田；没有任何北约成员国在那里有任何领土要求；米洛什维奇也没有威胁北约成员的领土完整，或任何其它完整性。然而，盟军在战斗，因关心他人的命运而战，因正派人不能坐视别国人民遭受国家系统化的屠杀而战。正派人完全不能容忍恶行，不能在力所能及时而失却援救行动。
这场战争表明，人权先于国权。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遭到攻击，未经联合国对北约的行动直接授权。但是，北约的行动也并非出于肆无忌惮、侵略性或无视国际法。正相反，该行动出于尊重法律──某种高于保护国家主权的法律；它出于尊重人类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出自我们的良知，同样也见之于国际法的其它正式文件。
在我看来，这次行动是将来可以参照的一个重要先例。它现在已经清楚地表明，不许屠杀人，不许把人逐出家门，不许虐待人，不许剥夺人的财产。它也已经证明，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人不义，即对大家不义。
国乃人创，人乃神创
我很清楚，加拿大的政治，长期而系统地提升了个人安全的原则。你们将个人安全看得至少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让我向你们保证，加拿大的这种伦理，在我国深受尊重。我希望，我们不仅在正规意义上作为同一防卫同盟的成员是盟友，而且在提升这个有价值的原则方面也是伙伴。在过去许多日子里，我一直思索这个问题：为什么人类有特权要求任何权利。我总是不可避免地得出这个结论：人之权利、人之自由、人之尊严，具有超凡脱俗的最深根源。它们之所以这样，只因在一定条件之下，对人类而言意味着一种价值，人们将其──并非被迫──置于甚至自己生命之上。因此，这些观念所具有的意义，只能在无限永恒的背景上去理解。我深信，我们一切行动的真实价值──无论这些行动是否与我们的良知一致，即是否与永恒在我们灵魂中的使节一致──最终在我们视野之外某处检验。假如我们感知不到，潜意识也猜测不到，有些事就永远无法完成。
让我对有关国家及其未来作用给予以下结论：国乃人创，人乃神创。
（本文是哈维尔1999年4月29日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讲。张钰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