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9月25日消息：北京市西城区灵净胡同6号楼—14门—001号居民荆洁生今天上午致电本工作说，她家祖产在文革期间被占，近年她为此一直上访举报西城区房管局，结果现在遭到报复。
荆洁生说她现在住的房子已三十多年了，政府近日称搞一个惠民采光工程，对灵净胡同6号楼等房子进行改造。但现在6号楼所有的居民的房子已改造，就是荆洁生的房子没人改，荆洁生称是政府在报复她上访。
湖南省娄底市访民梁继芬因到北京上访，8月11日被押回娄底双峰县后被拘留10天。拘留期满，梁继芬又被从看守所接走关押于当地一家名为九峰山庄的“黑监狱”内。梁继芬的丈夫邓建文今天告诉本工作室，梁继芬现还未释放，近日她又被威胁，手机也被抢了。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9月25日消息：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平山镇访民梁垠海今年六月在北京上访被截回了当地，6月20日早晨六点，梁垠海在家门口被四名拿着棍棒的人打断手脚。凶手当时开车离去，梁家人报案后派出所至今未抓人。
现在，无钱治疗的梁垠海躺在家中生活无着，当地政府也不管。
梁垠海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9-23消息：9月17日，正在北京昌平区的河南襄城访民聂丽娜被北京警察抓到了昌平区南口派出所，随即被交给了襄城县驻京人员。驻京人员指派多名黑保安押送聂丽娜回河南。
在路上这些黑保安用绳索捆住聂丽娜双手，连同其刚满一周岁的女儿圆圆一同押回了襄城。目前母女二人被关在襄城县拘留所，当局不给任何手续。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9月20日消息：今天是长宁区区长信访接待日，上海访民蔡文君上午便来到长宁区信访办，见信访办人员在那里抽烟，并发给一些访民，蔡文君于是也拿了一根，结果便遭信访办内五、六名保安又拖又打赶出了信访办，蔡文君身上多处受伤。随后，蔡文君和保安被带到了上海江苏路派出所，但警方未作处理便将保安们放走。
另外，南京访民居小玲9月17日晚被从北京押后南京后，到目前没有任何官员与她谈事情。看押居小玲的看守还说，在这里有饭吃不是很好吗？
2012年9月20日一大早，大约6点25分，上海知名维权人士王扣玛正在睡觉，突然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将其惊醒。从窗户往外一看，家门口已停了一辆警察，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正在指挥着几个联防队员正在穷凶极恶地敲门。
见到党国的警车和警察“光临”寒舍，草民王扣玛不敢怠慢，急忙隔门请安并怯生生询问来客是何方老大？警察大爷答：江苏路派出所。问：有何贵干？答：听说你今天要参加抗日示威游行，所以“请”你到派出所走一趟。问：有手续吗？答：保护皇军的在华权益，维护社会主义的和谐稳定，还要什么手续？！
相信党中央依法治国的王扣玛一听警察没有手续，害怕是伪警察，就不敢开门，并向外发出SOS信息，希望社会各界予以关注。
据了解，上海的维权市民计划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就钓鱼岛主权问题到日本驻沪领事馆举行示威游行。警察正是以为王扣玛要去游行，大清早就来堵在他家门口。
据说双方隔门对峙一直到下午才散开。期间王扣玛一家一直无法出门。
王扣玛因为维护家庭房产权利，多次上访未果，母亲被关押致死，自己也被判刑坐牢，未能出狱就被迫害致残。
敬请大家关注！
王扣玛电话：北京13146201815, 上海13601929155
杭州维权人士陈美佳自9月18日当局为阻止她上街游行将她关入地下室后，到现在已经50多小时了，但现在仍无音信。她的亲戚和朋友刚才打她的手机，仍然是关机。家里人和亲戚朋友及维权人士都很着急，希望全国维权人士予以关注，也希望国际社会予以关注。陈美佳手机：13083987824
2012-9-20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9月19日消息：昨天是九·一八，下午五点多十堰市访民刘玉洁、周兴萍两名涉法涉诉的访民在十堰燕林菜市场准备买点菜，结果被十堰五堰办的工作人员拦截交给了茅箭区法院。茅箭区法院称当天是敏感日，院长秦金建当即决定把二人关押到十堰吉阳宾馆。
刘玉洁、周兴萍二人对此予以了强烈反对，并向警方报警。随后，刘、周二人被带到了朝阳路派出所。一直到今天上午，刘、周二人才从派出所内放出来。出来后，二人即到十堰市中院上访，结果被茅箭区法院安排的多次看守刘玉洁的黑社会背景人员彭正军等跟踪。刘玉洁说，她今年已被茅箭区法院关押四次了。
民生观察工作室志愿者蓝海2012-9-15消息：今天中午2点，河南焦作访民崔赶上在北京丰台区洋坊村的居住屋中，被丰台区派出所的警察以检查身份证为由，限制其自由，随后打电话通知了焦作官方在京人员。过后不久，河南焦作市新区分局的警察徐某就带领一般人来到现场，把崔赶上带走，目前去向不明，电话也在关机状态。崔赶上的手机号码：13041094662.（崔赶上是因为房屋被拆迁进京上访，曾在去年国际人权日的前夕，去山东省临沂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
（附）崔赶上自我简介：崔赶上 家住河南省焦作市高新区张建屯村，今年44岁，因村里修路，计划占用我家的宅基地，大队又不给我新宅基地，所以自己只能住在自家的养殖小区里。焦作市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将我村的600多亩基本农田征用{包括我家的养殖小区}。由于我家小区土地包赔补偿问题没有解决，我一直没有同意签字，在此期间，高新区管理委员会配合开发商在我村基本农田施工，2009年12月25日晚10：40左右，我正在睡觉，来了几个人破门而入把我痛打一顿，他们走时，把我养的鸡头拧掉摆在屋门前。2009年12月31日晚10；30左右，又来了几个人，破门而入，把我痛打一顿后用胶带把我双手绑在一起，又把嘴粘住，用衣服蒙住我的头，把我拖上一辆车，拉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扔到那里，{当时的天气温度只有零下2—3度，我只穿了一条秋衣裤}一直把我冻到凌晨2：00左右，又用车把我拉到高新区华盛武术学校大门前，把我手打开，拖下车后，他们开车而逃我忍痛爬到华盛武校门岗，让门岗工作人员报了警李万派出所人员把我带到李万卫生所简单包扎后，把我送回村里，回到我的养殖小区，小区以变成废墟，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压在下面，我只能住到本村村民委员会，我现在是一无所有，无家可归。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9月14日消息：潘建芳是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前排村委居民，因反映生的小孩被计划生育部门拐卖而上访，结果三次被关进精神病院。
今天上午，潘建芳外出去孙子的幼儿园，发现村外的一名治安队员紧紧跟着他。在街上双方一度僵持对视，潘建芳愤怒地指责对方，对方则骂道“你是精神病”“在那里关死你”。后来，潘建芳又发现她们村的一名人员也在对她进行跟踪。潘建芳报警，但警察拒绝出警。
控诉湖北省市区三级共产党组织的官员，欺压百姓，勾结公安人员打断上访百姓的骨头，并且打断百姓的骨头后，还不让百姓上诉，日夜跟踪。
我叫李群娣，今年73岁，家住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我冤如海深，这都是由中共汉阳区委组织部造假档案，冤死我老伴造成的，并且在我老伴冤死后，湖北省、市、区又上下包庇，联手做假，压着我一家，救政府内一排渎职的人，我不服，依法到省市政府上访，但我不但没有讨回公道，还反被政府指使的公安和保安欧打致残，并又强加罪名拘留。
以上的一切都是因我老伴的四清问题和干部级别而引起的。
我老伴姓名吴方清，1952年在武汉市税务局参加工作（档案记载工龄是1944年），1959年由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下文任命的行政17级领导干部，之后在中共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因揭发了之后的当权者，因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被地方党组织冤为“泄密”关押，之后，在文革中受到造反派和被揭发人的打击报复。其中由于老伴的工作调动和武汉市委组织部档案保管不力，致我老伴在市委组织部保存的档案与人脱了勾，造成下面有人把他的级别篡改了。
文革后，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我老伴的四清问题是应该彻底平反的，但因档案与人脱勾和个人报复原因，致应平反而未平反。
到1990年我老伴退休时，不但四清的问题没有平反，还连他一生领导和同事人人皆知的干部级别也被否认了，并且还不让查档案，也不让证人作证，从而把我老伴冤得脑溢血去世。
我老伴冤死后，我们家属不服，武汉市委组织部这才在市烟草专卖局查出了我老伴的原始档案和级别。但查出后，因是要平反的案子和牵扯到省市的责任，致湖北省、市、区七个党组织联合开了三次会，但开会的目的不是为了秉公办事，而是联合隐瞒我老伴的级别，联合隐瞒他的档案。在我们又不服的情况下，湖北省、市、区竟动用公安部门压制我们，造成我被公安和政府的人打断骨头。
公安中有些正直的干警说“我们与您无冤无仇，这都是上面的命令，压倒我们来的，您爹爹的案子我们都知道，牵扯了一排人，一解决您爹爹的级别，省、市、区一个都跑不脱”。之后，公安人员要我们不要在地方闹，找中央组织部，而中央组织部的谷处长却只听地方官员的假汇报，不听受害人的任何申诉，致使地方上铁证如山的案子有冤无处申。
其中，99年4月25日我曾亲自到中央上访过一次，而武汉市委组织部的人却向北京回假报，谎报我是法轮功，使我在北京又遭公安的毒打，险些把命都丢掉，请问共产党的干部怎么随便诬陷人，差点害掉百姓的性命。
现在我控告的是：我依法到政府上访，为什么要被公安和政府的人打断骨头？我的骨头都被打断了，为什么到处都讨不到公道？
中共中央一再说“中国人民人人有人权”。可我的人权在哪里？
李群娣
2012-9
附：详叙我老伴被冤死的原因
我老伴是被汉阳区委组织部的假档案冤死的，因该档案上隐瞒了我老伴的级别和历史，而这些历史关系到我老伴一生的政治荣誉和切身利益，但汉阳区委组织部却蓄意隐瞒这些历史，致使我老伴被冤死。具体经过如下：
我老伴1952年在武汉市税务局参加工作（之后又转入到武汉市烟草专卖局）。由于我老伴的历史成份好，思想非常进步，从而成为党组织培养的对象。
我老伴在市税务局1953年加入中国共青团、任办事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升行政23级，1959年在建国十周年时，由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下文任命为行政17级领导干部。其中我老伴1956年在武汉市军校学习，军校毕业时，成绩优良。另外我老伴1950年参加土改运动，54年参加肃反运动，61年参加四清运动（在四清中因说了真话，揭发了之后的当权者，而被地方党组织以“泄密”罪名关押，受行政记大过处分，在文革中受到造反派和被揭发人的打击、报复）。
由于我老伴一生相信党组织，一生服从组织安排（所以1961年从行政机关调入到企业工作），就是因为这个调动，才引发了问题，使我老伴的档案与人脱了勾，造成之后下面的人把他的级别篡改了。
另外，由于我老伴59年任命时，正处在国家困难时期，国家当年的政策是“提级不提薪”。因此我老伴的级别提起来了，但工资却没有加到17级应有的待遇。（就是因这三个原因“一个四清问题，一个档案与人脱勾，一个工资不到位”才是之后地方上否认级别的原因，和我老伴被冤死的原因）。
文革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平反四清、文革以来一切冤、假、错案的政策，（即凡不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凡不是由本人过错“经济问题、作风问题”而遭受的一切冤、假、错案一律地给予平反）。按党的政策，我老伴的四清罪名是应该彻底平反的，因当时受处分完全非老伴本人过错。为此，我老伴因他的政治待遇向湖北省委组织部、武汉市委组织部、汉阳区委组织部反映，但省、市、区层层下推，层层下转，最后问题又转到了汉阳区二商业局党委书记邵清泉的手里，而我老伴的问题本来就是因他而起，这最后问题又转到他手里，能有什么结果，以致被压下来了，由于当时国家形势还不明朗。而我老伴因四清问题在文革中又被他整怕了，以致又不敢再找上面，就这样拖过了平反期。
到1990年，我老伴退休时，稀奇问题出现了，汉阳区委组织部无缘无故地不承认我老伴的级别了，说我老伴“拿的不是该级别的工资，所以不是该级别的干部”。不但不承认我老伴的级别，还连我老伴在税务局工作的经历，56年到军校学习的经历及四清中的经历也都不承认了。即把我老伴66年以前的历史全部否认了。
为此，我老伴要求汉阳区委组织部查清他的级别和历史，但结果却是含冤而死。区委组织部长刘君在全知我老伴级别和四清问题的情况下，出于不正常的心态，一口否认我老伴的级别，因她知道，一落实级别和四清问题，就要落实待遇，而只要谈到待遇（钱）的问题，这类人就向条件反射似地非常反感，浑身不舒服，所以不论对错，有原因无原因，就是从中阻挠。（这就是之后中央组织部的谷处长反问我的原因，“你省、市、区几级组织都不相信，为必哪个跟你有冤有仇，故意害你！”）这个堵我并不是谁与我有冤有仇的问题，而是政府内的官员有“红眼病”的原因。我写这些的目的只是表明一个问题，“不是因我的案子不清楚，不真实，而是因政府人为造成的”。如不说明这个原因，别人就会有疑问，“刘君跟你有冤有仇吗？各级组织跟你有冤有仇吗？不然为什么要堵你？”其实这个堵就是一个利益问题，一边要这个利益，另一边非不给这个利益，但要是合法的，不给是非法的。在此情况下，刘君为了把她否认的理由变成有理有据的事实，就听从下面区商委的汇报，一口咬定我老伴是个勤杂工，不是副科级干部。她一不准我老伴的同事作证（说她不相信证人的话）。二不准我老伴调查档案（说个人不能查档案）。三利用职权伪造假档案（022号、026号）否认我老伴的级别。
没办法，我老伴又向汉阳区张德顺区长反映，张区长把此事交给区法制办的高主任去重新调查，5天后，我和老伴去问高主任，高主任对我老伴说：“为此事，我亲自下去调查了几次，你的级别我相信是真的，并且为你作证的人，我都认识，都是党性极强的人，我相信这些人是不会做伪证的，但此案的阻碍太大了，我解决不了，区委、商委、土产公司上下一条线，堵得水都泼不进去。”之后，高主任在送我们下楼时，看到前后没有人，又对我老伴小声说：“老吴同志，我看你是个忠厚人，我给你提个醒，你看过四下河南没有”。我老伴点头说看过，高主任说：“你的案子在地方上搞不通的，你赶快四下河南往上走。”我们当时还有点怀疑高主任的话，没有到中央去，想不到现在真的兑现了高主任的话，省、市、区都堵死了。
之后在我老伴同事的作证下，在张区委的多次督促下，刘君这才不情愿地派区商委的党办主任黄业辉出面调查证明人，而黄业辉明的是调查，她背后却拿着那2份假文件去欺骗证人，要证人收回证明，不要为我老伴作证。之后，我们找到这些证人，询问调查的情况，这些证人都说：“证明我们已向商委来调查的黄主任出了，但黄主任不让我们说”。我们又去问黄业辉，黄说：“证明都交给区委组织部了”。我们又去问刘君，而刘君说：“证明人不算数，那是个人关系，一切以档案为凭”。而档案刘君又不让我老伴查。为此，我老伴说刘君不按事实办事，不讲党性，要去告他。而刘君说：“你不服，去告我沙，你就是告到中央去，最终还是要落在我手里”。
由于区委组织部长刘君的行为，使我老伴一清二楚的级别和历史不能澄清，我老伴上一次访，精神就受一次打击，我老伴每次回来后都气愤地跟我说：“我一生相信组织，说起我没有拿到这个级别的工资，但我为这个级别付出了一生，在四清中因我说了一句真话，揭发了邵清泉的历史，被组织上以“泄密”罪名关押、写检讨，之后又听从组织的安排，从税务局机关里调入到企业工作，我一生鼓足了劲工作。年年当劳模，当先进，而现在组织上却血口不认了，把这些历史都抹得一干二净。在这样一再的精神打击和上访的劳累奔波下，终于使我老伴在97年8月28日被冤得脑溢血去世。
我老伴冤死后，我们家属不服，武汉市委组织部这才在市烟草专卖局内查出了我老伴的原始档案和级别，但查出后，因是要平反的案子和牵扯到省、市的责任，从而压着不公布。之后在我们一再的申诉下，湖北省委组织部、省信访办、武汉市委组织部、市信访办、汉阳区委组织部、区信访办、区商委七个党组织联合开了三次会，但开会的目的不是为了秉公办事，而是联合隐瞒我老伴的级别，联合隐瞒他的档案，在我们又不服的情况下，湖北省、市、区竟动用公安部门压制我们，不让上访。我们到汉阳区委上访，就由区委附近的建桥街派出所关我们。到市委上访就由市委附近的劳动街派出所关我们。到省委上访，就由省委附近的水果湖派出所关我们。一年四季地关，而各级组织却完全不接待，不答复我们，在我们不服的情况下，被公安和政府的人打断骨头。
之后，我们到湖北省、市、区法院、检查院，要求起诉，但法院和检查院说这事不该他们管，要我们找纪委，我们又找到湖北省纪委，但纪委却不管。在各种途径，条条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政府内同情我的人又给我出主意，说“万丈高楼从地起，你老伴的级别是基层报上去的，你还是从基层找起。”于是我又到汉阳区土产公司找书记徐菊英，而徐菊英竟躲着我们，三个月不上班。没办法，我们只有到她家里去，而徐菊英却报警（她丈夫是汉阳区委组织部的主任）之后，州头街派出所来了二个所长，一个民警（姚所长、张所长、扬户籍）他们来后听了我们介绍的情况后，对徐菊英说：“既然级别办错了，那你就再纠正过来咧。”徐菊英说：“我没得这个权力”。公安人员说：“你没得权力，那就做个报告到区里纠正咧”。徐菊英说：“区里也没得这个权力。”之后徐菊英把那2个所长请进她的卧室去谈话，我在门外听着，徐菊英说：“她老伴的级别不该区里解决，他是市里的干部，现在组织上从市烟草专卖局查出了她老伴的档案后才知道这个事，这个事蛮复杂。”之后二个所长出来都不答复我，要我们一起到派出所去谈，到了州头派出所的会议室后，那2个所长守着不让我们出去，而徐菊英和单位闻声赶来的人都借故喝茶、上厕所，一个个地都溜了，最后只剩下我一家人时，我问派出所：“他们到哪里去了”。派出所的人说：“他们走都走了，你们也走。”气得我跳脚大骂，但派出所的人却哈哈大笑，你推我，我推你地打闹。
之后，因汉阳区委周书记答应的事不兑现，我就睡在区委信访室内不走，信访的韩科长说：“你们背了刘君造假档案的牌子后，刘君哭到赵零哪里去了。”（赵零是何许人：她是武汉市委组织部的部长，之后的市委副书记，专管组织工作，在武汉市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自刘君哭到赵零哪里去后，省、市、区七个党组织就联合开了会，开会后案子就被彻底堵死了。再之后我们上访就被公安和政府的人打断骨头，拘留，监视跟踪。以上即是我老伴被冤死的原因和案情的由来。（这其中还有很多经历，很多人，但因篇幅长了而没写）。
现在我不理解的是，在中国大地，在共产党的国家。百姓控告党内官员渎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怎么如此地艰难，如此地坎坷，各级共产党组织的官员口里都说得蛮好：“为国为民”，可实际行为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省、市、区几年来一直死不承认，现在他们又改口说：“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不了。”我老伴的同事和离退休的老干部听了后，都气愤地要我答复他们：“只要中国还是共产党的领导，一百年都要解决。”现在我请问：难道党组织把人冤死了，把家属的骨头打断了，就不管了吗？那这样的话，共产党还负不负责任，中央说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又在哪里？
李群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