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底层民众

  
  ”扁担”是武汉汉正街流动农民搬运工的俗称，类似重庆的“棒棒军”。３８岁的农民工钟思利来汉正街当“扁担”谋生已有１５个年头，今年春节回老家前，他向记者投书一份“年终总结”，希望通过媒体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

    这份“年终总结”真实地记录了一年来他的亲身感受：

    我叫钟思利，湖北红安人，３８岁，高中毕业。自１９９２年来汉正街当“扁担”至今整整１５年，经历了当“扁担”的甜酸苦辣。

    汉正街“扁担”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维权意识淡薄，加之过去没有一个组织依靠，就像大海中航行的轮船没有港湾，我们感到很飘泊、茫然，觉得是城市的边缘群体，不能分享城市的快乐，倾吐自己所思、所想。

    我总是在想，要是能让我们“扁担”加入工会组织，有组织关心，那该多好啊！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来自随州的“扁担”戴华修和来自仙桃的赵天文，他们摇头说：“工会是城里有单位人的事，我们想加入工会是在做白日梦。”我不甘心，想试一试，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８日，我通过《长江日报》表达想加入工会组织的愿望，没想到引起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的重视。市、区、街工会迅速召开研究会解决这个问题，对第一批有入会意愿、工作相对稳定的１５名汉正街“扁担”，采取特事特办的方式批准入会。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３日，街工委、办事处、街工会为我们１５名“扁担”举行了隆重的入会仪式。当时我非常激动，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农民工“扁担”也能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会员。

    也是这一天，在街工会的推荐下，我作为汉正街“扁担”会员代表，参加市总工会举办的团年会，同市委书记同桌吃团年饭。和市委书记在一张桌子上吃年饭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加入工会后，我们这些“扁担”就有了自己的“家”，我们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维护。以往，我们这些“扁担”经常会受到一些不法托运部的欺负，成为工会会员后，工会协同汉正街农民工服务中心维护“扁担”们的合法权益，不法托运部被取缔，打人抢托运业务的行为得到惩治，商户打“扁担”的行为也很少发生了。每当有人想欺负我们时，我们总是拿出工会会员证，会员证成了“扁担”们的护身符。

    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０日，区总工会和街工会安排我和“扁担”会员刘昌云作为汉正街“扁担”代表，参加省、市总工会领导一起举办的全市农民工权益状况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第一个发言，代表汉正街“扁担”吐露心声。会后，市总工会还向汉正街“扁担”们发放１００份调查问卷，我们反映的情况还写进了市总工会的《武汉市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状况调查报告》中。

    加入工会后，各级组织把“扁担”们与有单位的城市职工、农民工一样看待，不仅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还让我们参加各种文化活动。这一年来，我们作为来武汉打工的农民工，真切感受到各级政府在关心我们，城里人也在慢慢接受我们，我们感觉离城市更近了。

    在生活和福利方面，区工会和街工会组织我们参加了社区流动窗口社保，免费为我们体检、动员我们参加大病疾病医疗互助保险。２００７年１月４日，区总工会向汉正街农民工免费发放１００份大病疾病医疗互助医疗保险，街办事处发放了１００床保暖棉被。

    在文化生活方面，我们收获也很多。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２日，街工委、办事处、街工会举办了首届农民工趣味运动会。我们“扁担”会员参加的积极性很高，充分体会到运动带来的快乐。街工会还组织我们“扁担”参观汉正街博物馆，了解汉正街的历史，为农民工包场演出地方花鼓戏《状元与乞丐》，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五一”期间，街工会组织我们“扁担”会员代表到社会主义新农村东西湖区石榴红村参观，让我们和城里人一样，分享生活的快乐，增长我们的见识，也融洽了城乡会员之间的感情。１０月２６日，我们“扁担”会员到汉正街农民工培训学校学习，听了一堂《同城同心，共创文明》的课，促使我们融入和谐的城市生活，为城市的繁荣作出贡献。

    ２００７年１月４日，市总工会获悉我们“扁担”有看工会书刊的愿望，很快便在汉正街工会成立了全省首所“农民工书屋”，我第一天就借了４本书回家看。元旦期间，我们还收到区工会的贺年卡和慰问信，这些都温暖了汉正街每一位农民工的心。

    汉正街“扁担”们加入工会一年来，普遍有了城市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并深切体会到，工会组织是我们汉正街“扁担”温暖的家，工会引领我们积极向上。
 

2006年12月27日，湖北恩施蔡家湾村民胡锦香接到了“应诉通知书”：她的丈夫蔡显银被用人单位———中铁某局集团有限公司———起诉。
　　此时，蔡显银坐在破旧的火炉旁烤火，对自己成为被告毫无反应。“他是四级伤残，现在的智力只有小孩的水平。”胡锦香说。
　　摔坏脑袋获赔6000元
　　这个终日傻笑的农民工，一度是家里的支柱。但灾难突如其来———2005年1月19日，正在沪蓉高速公路挥汗如雨的蔡显银，清理渣石作业时落入井下，头碰在了地上……
　　住院3个月后，蔡显银的病情阶段性康复，医生建议其回家疗养。中铁某局和蔡的家属达成协议：先回家疗养5个月，再根据实际情况协商处理。用人单位支付了蔡显银的医疗费，另外，蔡家拿到6000元———包括误工费、生活费、营养费、护理费。
　　这是蔡家从用人单位得到的惟一一笔钱。“现在，他家是村里最困难的家庭了。”蔡家湾村村委会主任蒋辉军说。他拿出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住户普查表”，蔡家(4口人)2006年的收入总数为4700元，全部收入来源于胡锦香种的一点茶叶，他家欠款为13000元。
　　变故让胡锦香13岁的女儿差点辍学在家。而蔡显银78岁的母亲，不得不再次担当照顾儿子的责任。
　　而胡锦香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伤赔偿上。
　　“走程序”用了一年
　　丈夫在家疗养5个月后，2005年11月7日，胡锦香向恩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已认定：蔡显银属“因工受伤”。次年3月，恩施自治州(恩施市系县级市，属恩施州管辖)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蔡显银的致残程度为四级。
　　但是，中铁某局不能接受“四级伤残”的劳动能力鉴定，于是向恩施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中止审理，要求重新鉴定。
　　湖北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果，同样为四级。在中国，劳动能力鉴定属于两级鉴定，省级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2006年10月，恩施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裁决：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工伤补助近21万元。
　　但此时，蔡家已经陷入困境，劳动部门的裁决费和律师费至今无力支付。“蔡显银的案子从受理到作出仲裁，走完程序就用了1年的时间。对工伤农民工来说，太慢长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首席仲裁员刘军称。
　　对于受伤农民工的维权之路，刘军算了一笔时间账：首先，在两个月内确定劳动法律关系。接着，在60个工作日之内作出工伤认定。如果不服认定，可以在30天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此案中，用工单位就申请了复议。
　　第三，申请作劳动能力鉴定。先是由地市级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在60个工作日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如果有一方不服，可以向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此鉴定为最终鉴定。
　　最后，根据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进行裁决。
　　而这些只是一般性程序，还不包括协调和程序上的衔接时间。顺利的话，到作出最后的裁决需要至少大半年的时间。
　　裁决书终于下达，胡锦香看到了希望。然而，用人单位的诉状将之前的诸多努力化为泡影。
　　对此，刘军表示很无奈：“法院一旦受理，裁决书就是一张废纸，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这意味着这个案子正式进入了司法程序，而这又是一场拉锯战。”
　　目前，中国的劳动争议案件实行“一裁两审制”。如果当事人不服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可在收到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不服，还可以上诉。
　　用人单位因何提起诉讼？
　　不服劳动部门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是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但事实上，运用这个权利的用人单位极少。
　　恩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徐科长对此很不理解：“裁决之前，很多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就已在庭外协商解决———用人单位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会影响其声誉；而农民工时间上也等不起。”
　　对用人单位所说的“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负责这起工伤认定的徐科长觉得“不可思议”。“在工伤认定前，首要的就是确定劳动关系。而在工伤认定书下达以后，用人单位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就表明认可了工伤认定书。现在在诉讼中提出这个问题，简直是无理取闹。”他解释说。
　　中铁某局的代理律师覃可斌对本报记者称：“关于劳动法律关系的诉讼请求只是一种策略。实际上，我们对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存有异议。”为此，他们正准备向法院申请作“司法鉴定”。
　　徐科长队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湖北省劳动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是最终鉴定，工伤赔偿也只能依据这一最终鉴定结论，这与司法鉴定毫无关系。”
　　法院：至少又一年
　　但从程序上来说，用人单位的做法无可厚非。既然进入了司法程序，那么这又将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由于案件还未开庭，所以对于案子的具体情况，恩施市法院不愿作出过多的解释。该法院一位副院长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用人单位真是要拖的话，走完完整的司法程序，一审、二审……至少还得一年。”
　　恩施市劳动和社会和社会保障局的刘科长、徐科长均对用人单位的这一做法表示愤慨：“在案件的内容上，并不存在什么有争议的地方。用人单位提起诉讼，表面上是在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实质是在钻法律的漏洞。”
　　对于用人单位起诉受伤农民工的意图，蔡显银的代理律师万珏也认为：“一个字，拖！”
　　这位律师解释道：“蔡显银所在的工地属于‘两路’工程(即铁路和高速公路———记者注)，流动性大，等案子在法院走完司法程序，工程早已完工，项目部也已离开当地，法院执行起来难度很大。”
　　程序正义vs实质正义
　　“将用人单位和受伤的农民工平等地放在法律的天平两端，对农民工来说实质并不公平。”万律师称，“一般来说，农民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旦发生意外，就等于断了一家人的生活保障。非但得不到及时的赔偿，还要出钱打官司，对农民工来说，他们处于绝对弱势。
　　劳动法专家左祥琦则认为，“我国法院目前实行的是一裁两审制，如果走起诉程序的话，确实要差不多一年时间。如果这样，劳动仲裁对劳动者来说，效率低，成本高。现在显然是用人单位利用了这个诉讼程序的缺陷。”
　　对于用人单位钻法律漏洞的做法，恩施法院一位院长建议：“可以在劳动能力鉴定完以后，就先行支付一定的赔偿，以维持农民工的基本生活，而该走的程序就继续走，这样就不存在用人单位‘拖’农民工的问题了。”
　　而在2007年2月5日，中铁某局集团代理律师向法院提出追加包工头为“第三人”，原本定于2月6日的开庭只能延期到春节之后。
　　(实习生黎诚对此文有贡献)
　　■链接
　　这是一根难抓的“救命稻草”
　　□本报记者　孟登科
　　近年来，农民工工伤呈上升趋势。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大多属于“高危”，缺乏岗前培训、超时工作、缺乏劳动保护、机器陈旧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主要原因。发生工伤事故后，农民工平均死亡率大约为1.5％，伤残率为5％。
　　一工伤课题研究数据显示：该地区71.8％的企业发生过很多工伤，其中，70.2％的受伤者是农民工，每年光断指事故至少有3万起，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赵铁锤介绍：全国煤矿工伤事故死亡者中80％是农民工；建筑行业的事故中，受害者90％是农民工；全国每年发生职业中毒5万多例，受害者同样是以农民工为主。
　　工伤赔偿和欠薪称为农民工权益维护的两大顽疾。许多农民工本想靠外出打工改善生活，却往往因为受工伤而致贫。农民工一向被看成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工伤农民工则更是这个弱势群体中的弱势。
　　中国现有农民工2亿，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建筑施工业、电子电器业、制衣制鞋业、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业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的主要行业。其中，在3000多万的建筑大军中，农民工占80％以上。
　　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大多是高危行业，但大多数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岗前培训，在工作中也没有完备的安全设施，发生工伤的可能性极大。一直以来，关于工伤农民工的索赔难题不绝于耳。
　　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当工伤事故发生后，职工、雇工等可以享受由国家工伤保险基金支撑的工伤保险待遇，并首次把农民工也纳入了保障范围之内。
　　但仅有2000多万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参保比率仅10％左右。很多农民工甚至对“工伤保险”闻所未闻。即使是听说过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为了保住饭碗也不敢主动向企业提出参保要求。
　　“私了”成为较为普遍的解决工伤农民工赔偿问题的最终途径。尽管大多数的工伤索赔，都会或多或少进入了劳动程序和司法程序，但往往最终都会私下和解。
　　“繁琐复杂的工伤认定程序、漫长的时间、高昂的维权成本常常令农民工们难以承受。”一位法律专家感慨道。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通过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制度、选择非必经程序等策略迫使工伤者出了极大成本，农民工为了打工伤官司，早已是一贫如洗。而且，农民工往往是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后，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合理的赔偿。
　　曾有专家建言改革这种处理劳动案件的机制，将现行的“一调一裁二审”改成“一调或裁或审”，或者仲裁，或者直接上法院，建立专门解决劳动争议的“劳动法庭”，以简化程序。

　　在很多时候，农民工如果发生工伤，就成了弱势中的弱势
 

    最近，不断有采煤工人向记者反映，希望在2007年春节期间不再安排他们加班生产，让他们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新春佳节。为此，记者在重庆一些国有煤矿进行了采访。

    “每年听到让我们春节加班的消息后都很无奈，不知道今年还要不要加班。”重庆永荣矿业公司韦家沟煤矿采煤三队职工龙勇告诉记者，他们已经4年在井下采煤工作面过春节了。他说，平时他们这些采煤一线职工的每日工作时间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高达16小时，大多数人每月上班时间超过26天。在法定假日里，如果矿上安排每年一次的停产检修，他们就可以得到两天左右的休息时间，否则还是要加班生产。

    据悉，包括永荣矿业公司在内的重煤集团下属煤矿均已向集团提出了春节放假的申请，重煤集团也正在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永荣矿业公司永川煤矿采煤一队职工胡家洪告诉记者，公司规定，在矿区附近30公里以外的单身职工才能享受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待遇，而大多数家在矿区及附近居住的矿工就没有休息的机会。一些职工为了多休息几天，不得不希望自己生病或受一次轻伤，甚至还通过医院的关系装病。

    还有一些煤矿的职工说，一些区队甚至采取开展“劳动出勤竞赛”的方式，变相逼迫职工加班工作。长时间的不间断劳动，已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韦家沟煤矿矿长罗德华告诉记者，近年来，由于能源持续紧张，特别是到了冬春季节尤为突出，一些煤炭用户库存减少，加上在春节期间地方和私营小矿大多停产放假，造成了较大的煤炭供应缺口。为了保证冶炼、发电等企业的正常运行，市政府不得不要求市属国有大矿在春节期间继续生产，这也是无奈之举。采煤工人在春节期间是否放假，已经不是煤矿说了算的。

    他说，采煤工人确实非常辛苦，他们的身体健康应该得到政府以及社会的重视。如何处理好保护矿工身体健康和保证用煤之间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他建议，有关部门在基本保证用煤的前提下，应该对市属国有煤矿实行春节轮换加班生产、轮换放假，以便让采煤工人至少隔一年能够过一个轻松的春节。 (记者李国 通讯员程军)
 

　　核心提示：昨天，广州一流浪女子顶着寒风，趁着太阳出来的时机，脱掉外裤当街用浇花的水沐浴。记者上前询问女子来自何方，女子笑答：“流浪的过路人！”

人行天桥下，流浪女正用冷水冲凉。巢晓 摄
据信息时报1月27日报道 昨天，广州最低气温只有7℃，但昨日上午记者却看到这样一幕：一流浪女子顶着寒风，趁着太阳出来的时机，当街用浇花的水沐浴。尽管她一直在不停地打哆嗦。

昨日上午11时，记者路过中山大道岗顶附近的华师人行天桥时，看到一名女子突然脱掉外裤，冲进天桥侧旁，拿起浇花的排水管开始沐浴。尽管她浑身不停地打着哆嗦，周边有不少路人好奇的目光，但女子仍然我行我素。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过了约5分钟，她缠着湿润的头发躲进了路边的灌木丛，用一床十分肮脏的被子往自己身上一裹，又过了五六分钟，女子穿好衣服走了出来。看到路旁行人看着她，就微微一笑再次躲进灌木丛。记者上前询问女子来自何方，女子嘴角再次显出一丝笑意，“流浪的过路人！”便不再答话。

 在哈尔滨市，如果不是我省驻哈有关办事处及时援助，云梦清明河乡近30名农民工将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夜流落街头。导致他们陷入困境的，竟是从老家尾随而来的不法之徒。

13日至18日，湖北日报和省农办组成调查组，赴哈尔滨等地深入调查。

费尽周折，弄清事情原委：带这些农民工来东北的包工头，不久前被逼参加孝感赌博团伙设立的赌局，输了20多万元，无钱给工人发工资。

眼下，在哈的近100名孝感建筑队老板人人自危，生怕接到邀赌电话。

孝感等地进入东北的农民工超过20万人，遍布哈尔滨等地建筑抹灰市场，每年从东北带回的现金超过15亿元。近4年来，这支劳务大军被孝感等地一伙不法分子盯上，每到春节前，就赶到哈尔滨等地设赌敲诈勒索老乡。同时放高利贷，月利息高达5%。

云梦驻哈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些不法分子，千方百计弄到湖北在哈的建筑老板电话后，就挨个邀赌。

一位老板无奈地说：“他们打电话请我吃饭，我推辞，他们就不停地打，说我不给面子。没办法去了，被硬拉着赌博，输了几万元，才让回来。”

有老板反映，如果不去，这伙人就上门找事。

大庆市公安局有关人士说，最近在大庆市破获的一起赌博案中发现，我省一建筑队包工头和职业赌徒勾结，建筑队走到哪，赌徒跟到哪。一旦工人发工资，赌徒们就用磁盘、酒盅、扑克牌等简单赌具，把农民工的血汗钱掏光榨净，有的农民工甚至因此负债累累。

哈尔滨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张岩峰说：去年10月份以来，湖北籍农民工无钱返乡要求救助的人越来越多，仅该站就救助了五六十名。

在哈农民工强烈呼吁：让我们的血汗钱安全回家！

[要闻链接] 东北阵地不能丢

从湖北到黑龙江哈尔滨铁路线长2600公里。这段漫长而遥远的里程，经我省农民工20多年苦心经营，成为一条承载20多万人致富理想的希望之路。

14日，我们见到了最早一批来哈创业的云梦县清明河乡农民王元田。他说：10多年前，湖北农民工进军东北，旅途苦不堪言。当时，各地不允许农民私自外出务工，有的劳务人员一下火车，就被当地管理部门收容遣返。

相当长一段时间，湖北农民工几乎是一路上躲躲藏藏，花上半个多月，才能抵达哈尔滨。

哈尔滨极度寒冷的冬季，让农民工备尝艰辛。一位老板告诉我们：“初到这里，晚上睡在工地上，轮流派人烧炉子取暖。有时，烧炉子的人睡着了，到半夜，整个工棚的人都会被冻醒。”

尽管如此，还是有越来越多的湖北农民工到这里“淘金”。

经过一番打拼，湖北人“抹灰”（给建筑装饰内外墙）的高超手艺，给东北的建筑业主留下了深刻印象。孝感市驻哈劳务办事处副主任严波说：“到后来，他们只相信湖北人干的活，有的城市如果少了湖北抹灰工，所有建筑工地都要停摆。”其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

据估算，每年进入东北建筑市场的湖北农民工约20万人，主要来自孝感，还有黄冈、天门、仙桃、随州等地。仅孝感在哈尔滨务工农民就有5万人。

在哈尔滨调查期间，多个湖北老板都自豪地告诉我们：“哈市近十年兴建的建筑中，几乎每一栋都有湖北工人的功劳。”

湖北人因为抹灰技术过硬，收入也比较高。日薪从80元到150元不等，一年打工七八个月，纯收入可达2万元。

目前，湖北农民工已开始向油漆、模板等业务发展。一些有头脑的人，利用打工积累的丰富经验和资本，开展大包（承揽建筑主体工程）业务，发展起集房地产开发、施工、经营为一体的集团公司。一部分劳务人员，还将业务拓展到内蒙古、北京、天津等地，有的甚至发展到俄罗斯、蒙古等国。这些老板对我省劳务经济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农民外出务工由原来亲戚带、朋友介绍的传统方式，变为将整村、整乡的剩余劳动力，有建制、成规模地带往东北务工。

但是，近几年来，孝感、仙桃等地一批不法分子尾随劳务大军，设赌摆局，敲诈勒索，搞得老板人人自危，民工苦不堪言。人们担心，此风不刹，不仅东北阵地难以巩固，还将逐步蔓延到我省在沿海、西北及其他劳务基地，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吴志远通讯员邹海森徐建军杨明杏）

老板们怕什么

13日至17日，在哈尔滨市调查过程中，我们感觉，有一个看不见的阴影，在左右着被访谈的老板。

一谈起孝感、仙桃的不法分子来哈敲诈勒索的事，这些老板要么讳莫如深，避而不谈；要么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辞。

接待我们的孝感市和云梦县驻哈办事处工作人员，也是尽量地拖延时间，不想让我们了解更多的情况。

有人还拿出录音机，录下我们的谈话。有一次，我们约了四五个老板，对方原本答应得好好的，结果到了约定时间，一个也没有来。他们托人捎话：“年底忙着讨工钱，没时间接待。”

云梦县清明河乡驻哈办事处一位负责人，更是从一开始就极力否认有云梦小混混到哈尔滨来敲诈老乡。最后，在各方一起对质的情况下，他才改口承认有这种情况，但是又强调这对农民工在哈务工没有影响。

调查中，我们还获悉，孝感媒体一记者写了一篇本地老板在哈创业的专访。结果被写的老板怕得要死，说：“你千万别在孝感当地刊登，单位发给你多少稿费，我如数给你。”

知情人说，老板们是被搞怕了。在这种气氛下，我们尽量地讲明来意：希望能够调查清楚事实，然后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扫除邪恶势力，为我省农民到东北务工、老板们到东北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再三承诺，对介绍情况的人，绝对替他们保密。

与此同时，我们取得了黑龙江省有关部门支持，先后走访了该省农委、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哈尔滨市公安局、哈尔滨市社会救助站等部门，得到了大量的外围信息。

老板们怕什么呢？清明河乡驻汉办事处的老王说出了大家的担心：“这帮混混，把包工头的底细和他们的家人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惹毛了，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记者吴志远通讯员邹海森徐建军杨明杏）

 
时间:2007-01-12 22:55　 
昨日上午，一市民打来的求救电话称，他的亲戚易清辉在南昌昌南华东建筑装潢博览城工地讨工钱时被打断右手拇指。

随后，记者在九四医院急救中心见到了受伤民工易清辉。据了解，24岁的易清辉去年11月20日与10名安福籍同乡来到昌南华东建筑装潢博览城工地做工。去年12月24日完工后，包工头樊某未支付他们工钱，共计1.4万元。

8日下午2时许，易清辉与工友再次讨要工钱未果后，便以断电相抗，双方发生争执。约20分钟后，从一辆车上下来一名司机和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将易清辉摁倒在地一阵猛打，他被打得浑身是血。

据值班医生介绍，伤者送来时头部出血较多，后缝了4针，右手拇指根部骨折，目前伤者的工友凑的3000元医药费早已用完，正面临无钱医治的困境。谈到自己的遭遇，易清辉流下了眼泪。

记者昨日四处联系包工头樊某都没有结果，到晚上才找到南昌市一建一陈姓负责人，他说是对方喝酒闹事，工钱目前已交到了南昌市劳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