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河北省多位访民前往广州，欲到香港寻求国际媒体帮助。据河北石家庄访民陈连清告诉我们，按计划有八位河北访民今天前往广州，上午已有他本人、王秀芝、李桂芝到了广州。
陈连清说，他（她）们之所以要去香港，是因为他她）们这几人都有重大冤案在身，大家在北京上访多年却一直未见任何效果。今天已到广州的三位都有命案在身，其中王秀芝因丈夫死亡在北京上访二十多年了；李桂芝本人因儿子被杀死长期在北京上访；陈连清本人则因父亲被打死在北京上访已三年了。前不久，他她）们看到上海访民到香港游行请愿受到了启发，于是产生了去香港的打算。
三位访民表示，按正常渠道，他她）们极有可能去不了香港，到时只有再想办法了。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2-20
惊天丑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全福助纣为虐，为了隐瞒包庇西城公安分局领导集体制造假案的问题真相，与西城公安分局相关人员共同编造假报告欺骗市人大。
2002年4月27日，我因在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强制拆迁现场外围观人群中拍照，被西城区政府开发商发现，遭到政府拆迁工作人员的暴力抢劫，随后，我又被目睹这一切的西城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所长谢立国与警察抓到派出所里按在地上五花大绑的捆了个结实，在副所长赵绪京的带领下，七、八个警察将我随身携带的财物洗劫一空，然后他们对我实施了惨绝人寰的酷刑，十五小时后，受尽酷刑、命悬一线的我被八个警察抬进看守所非法拘禁。
我先生董继勤闻听此事非常震惊，愤怒之下给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写信反映西城“警黑勾结炮制假案”的真实情况，诉说我在这个假案中所受的折磨，请求“依据人大监督程序对本案依法审查，尽快甄别、清除公安队伍中的败类”。 并将案件中所存在的问题分别向市人大等政府部门举报， 人大代表按照监督程序通过人大常委会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质询，这让西城公安分局制造假案的领导们非常恐慌，为保官位，他们捏造事实编造假报告欺骗市人大。
2002年7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与西城公安分局联合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递交《北京市第十一届人大平类第1951号建议的办理报告》（A3）。9月初，我通过人大代表拿到了报告，看着谎话连篇的报告，真让人难以置信这竟然会是出在一位市局长之手。我为党和政府感到深深的忧虑：在执政党为了提高执政能力、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而大力进行“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今天，身为局长的如此“表率”究竟属于“八荣”还是“八耻”呢？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全福为了掩盖隐瞒西城公安“干警与抢匪勾结”实施暴力抢劫、滥用刑事侦查权制造冤案致无辜被抢者入狱、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惊人黑幕的事实真相，居然以北京市公安局的名义与西城公安分局干警合伙编造虚假情况报告欺骗市人大常委会，令人震惊。
这份欺上瞒下、颠倒黑白、弄虚作假的报告，充分地反映了西城公安分局既要当婊子，又要立贞洁牌坊。他们的所谓政绩却是以牺牲公民的名誉、自由和人权为代价。这种专制残余与法治社会的“执政为民”理念格格不入。
为何北京市两级公安处心积虑地诬告陷害我，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维护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的权益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可是，我们不但没有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反而遭到政府司法机关黑恶势力一次比一次更加残忍的迫害。
下面我要公开揭穿一个骇人听闻的北京法院、公安勾结黑社会多次炮制假案的详情：
坐落在西城区新街口前章胡同19号的住宅是我先生董继勤的父母所置。父母去世后，父亲的三弟董彦伯想独霸家中所有的财产，就在我们还在为老父亲办丧事的时候，董彦伯争夺财产的行动也在暗中进行着。随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财产争夺战。
在权钱的交易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西城区人民法院院长、西城公安分局局长带领手下操纵多起家产抢夺案。我们被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官司所困扰，尽管我们有合法的产权证明及法律文书，却不如法院院长的一个指令，父母的巨额遗产被北京两级法院判得一无所有，董彦伯等人终于达到了霸占兄长的全部财产的目的。这仍然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董彦伯等人还要抢占我们的住房（其中还有10间自建房），才平静的家立刻又变得针锋相对，刀光剑影，董彦伯到处炫耀女婿徐磊是黑社会的头子，其父是北京市法院院长，西城公安局长是我女婿的哥哥。董彦伯的女婿曾犯有流氓罪被判重刑坐牢多年，出狱后与一群地痞流氓鬼混，在董彦伯的家产争夺战中，他的女婿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经常领着一群流氓打手在院子里闹事。更可怕的是，我们经常受到来自西城公安警察的威胁。屈辱忍让反倒助长了董彦伯等人的嚣张气焰和官员违法行为的盛行！
记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守法者向违法者低头，正义向邪恶屈服，谁又愿意去遵守法律？”
1998年，我们找到北京市人大代表张士英、孟嘉秀等人反映冤情，递交了由北京市西城法院、第一中级法院先后审理违法判决的十多份判决书，其中还有多次重复判决的，请求对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西城法院进行违宪审查。人大代表依法行使监督权向法院提出质询，两级法院借以各种理由多次进行狡辩，但迫于来自市人大的压力，最终还是由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纠正了部分错案。可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表面上法院纠正了错案，暗中却与董彦伯及女婿、女儿密谋策划共同实施了一个丧尽天良的阴谋。
1999年5月30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院民庭庭长周长俞、法官赵斌等人以开庭的名义把董继勤骗到了法院。在开庭前，董继勤按照法律规定再次重申了阅卷的理由，请求法官尊重法律。这可惹恼了庭长周长俞、法官赵斌等人，他们对董继勤要求查阅案卷的正当要求说成是：董继勤在法庭上要求查阅有关案卷的内容，已严重的扰乱了法庭秩序，因本人不承认错误，现决定对董继勤行政拘留15天。
我与女儿也没有躲过厄运的降临。当天晚上八点钟，董彦伯、董理、王卫红、郝彦荣手持菜刀、砖头对我母女二人实施暴力殴打，并趁机抢走了我的金项链，幸亏女儿跑得快，才没有受到更大的人身伤害。而周围围观的邻居个个都是气愤填膺，纷纷谴责行凶者。
在邻居们的谴责下，他们才停止对我的伤害。女儿在邻居的帮助下报警叫来了110，新街口派出所的110警察在现场进行了调查，邻居义愤填膺纷纷作证，要求依法制裁凶手，警察也在现场调查记录表上做了记录逐个登记了证人的名字、住址和电话，并将浑身受伤的我送进医院救治。
就此案的问题，我多次到新街口派出所找到承办民警谢志强、杨建军要求尽快解决，谢志强、杨建军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拒不履行法定职责。如果警察在本案中什么事都不做，犯罪分子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还小一些。但是，办案警察惟恐天下不乱，明知串通涉案犯罪嫌疑人编造假证是犯罪，却偏要铤而走险以身试法。1999年9月7日，办案警察谢志强、杨建军为了帮助涉嫌犯罪的董理、王卫红逃避法律的制裁，与董理、王卫红共同凭空捏造证人证言，虚构了证人的名字“倪丽萍”，年龄30岁，住在北京市宣武区前青厂胡同55号，并将假证人“倪丽萍” 的证词作为重要的办案依据。我对此证人证言的来源提出质疑，这可惹恼了派出所的办案警察，他们不知廉耻地在众人面前用恶毒的污言秽语指责我不知好歹，气急败坏地抓住我胸前的衣服将我提了起来扔到了派出所的大门外。看着气焰如此嚣张、手段如此残忍、行为如此猖狂的警察，让在场的人们难以相信，这就是身穿警察制服的执法警察吗？其言行举止所流露出来的流氓地痞臭气，令人作呕。
由于西城分局与新街口派出所为抢劫、伤害犯罪团伙充当保护伞，此案久拖不决，这使得犯罪团伙作案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1999年10月14日，董彦伯趁老婆到理发馆汤头发的机会，与儿媳妇王卫红发生不正当的乱伦关系被我看见，他二人连衣服都没穿好就冲出屋门来殴打我，并抢走了我的金耳环和开自来水管子的铁钥匙。
在四个多月中，我先后连续两次遭到暴力抢劫被殴打。办案单位都是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办案警察是陈宇、谢志强、杨建军、闫修建等人，由于钱权交易，在北京市西城公安纪检书记徐维升的操纵下，暴力抢劫、伤害案被定性为治安案件，承办警察都以家务事为由不管，而对外又声称已经解决。
2000年3月，我将西城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起诉到西城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这让他们感觉非常紧张，在向法院递交的答辩状中辩称：“到目前为止，我所仍未停止工作”。法院采信了新街口派出所的谎言，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法院的判决助长了新街口派出所办案警察的嚣张气焰，他们与犯罪分子相勾结，不择手段对我和我的家庭成员多次进行威胁恐吓。面对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西城公安警察，我作出了深入调查取证的决定。
经过调查，我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资料，查出了证人“倪丽萍”根本就不存在，而证人“倪丽萍”的名字、年龄、地址全是由办案警察和犯罪嫌疑人共同凭空捏造的。证实了警察为保护犯罪嫌疑人伪造多份证据的恶性事件。我认为这件事非常严重，就多次找到派出所所长谢立国要求纠正错误，均被拒绝。
2001年10月，就新街口派出所在办案期间，办案民警陈宇、谢志强、闫修建徇私舞弊，帮助犯罪嫌疑人凭空捏造证人证言及伪造多份证据的问题，我向有关部门控告举报，其间，新街口派出所政委谢文魁找我说：“我们找到证人倪丽萍了”。他拿了一张从公安局网上下载的户口复印件让我看，我问他从哪里找到的，谢文魁说：“我们在魏公村找到的，她现住在魏公村，倪丽萍承认作了伪证，我们已经对她进行批评教育了”。我看了看户口复印件上的姓名、年龄、住址，复印件上的姓名是“倪莉萍” 而不是“倪丽萍”， 复印件上的登记与派出所笔录上的签字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十分诚恳地对政委谢文魁说：真假我是分得出来的，只要你们纠正了错误，我既往不咎。谢文魁看我不肯屈服就恶狠狠地说：“你早晚要倒霉的”。我说：“如果你们不纠正错误，我就要告到底”。
我没有向邪恶屈服，不断的向上级有关部门控告举报，由此引起西城分局与新街口派出所干警的不满，为逃避办错案的法律责任，他们多次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名誉诋毁，面对如此嚣张的执法者，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究竟是官官相护还是执政为民，究竟是结党营私还是立党为公，这是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我面临的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记得古希腊哲人德谟克里特曾经说过：对可耻行为的追悔是对生命的拯救。遗憾的是，西城公安分局与新街口派出所并不是去追悔自己的过失，而是变本加厉的报复。
2002年4月27日上午，住在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55号赵伸家，因认为补偿价格不合理，拒绝搬迁。西城区政府十多个部门数百名政府官员在主管拆迁领导的指挥下，对赵伸家的房屋实施野蛮强拆，当天四周围满了数千名看热闹的群众，赵家的人被警察强制看押在55号门前小马路对面的一片废墟中的空地上。
中午11：40分，我来到离强制拆迁现场69米的人群中，看到有五、六位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在现场录像。11：45分，赵家的人被警察强制押往警车上，看着他们远离的背影，我就拿出了照相机准备拍照这起因野蛮强拆严重损害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恶性事件，这时，突然从远处跑来了一男一女，就如同两条发疯的恶狗疯狂地将我从人群中强行拖了出来，凶狠地摁倒在地上实施野蛮暴力殴打非法抢劫照相机、曝光胶卷、毁灭证据。数天后，我才知道他们是西城区政府拆迁办的领导，男的叫毛杰，女的叫张玉兰。我的右脚腕被拆迁人施暴时严重扭伤，无法站立。随后赶来的西城分局新街口派出所所长谢立国等数名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对野蛮暴力抢劫事件不但不制止，反而与暴力抢劫犯罪嫌疑人毛杰、张玉兰嘀嘀咕咕，然后毛杰、张玉兰凭借他们的权利和地位，命令所长谢立国和警察卞卫东、程光远等四人非法将我抓进了派出所这个执法之地（其中一个是在强拆现场录像的警察）。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卞卫东等人抢走了我随身携带的六百元现金和一枚乾隆年间的金戒指（祖传），副所长赵绪京和警长卞卫东、陈宇、警察时建兴、程光远、张燕文等八人毫无人性的把我摁在地上，拿绳子五花大绑恶狠狠将我捆起来，使用极其卑鄙下流的法西斯手段对我进行残忍地暴力毒打、侮辱和折磨，他们采取拳打脚踢，开水烫，玻璃割、揪着头发往地上墙上撞，跪在后背上用强力挤压，肘击、脚踩、脚跟跺，这些衣冠禽兽一边暴戾残忍毒打我，一边用最肮脏的流氓语言对我侮辱和谩骂，我被打得遍体鳞伤、满口牙齿松动、疼痛难忍、大小便失禁、多次昏迷。尽管这样，禽兽不如的警长卞卫东对其他警察保安说：“只要她敢动一动，你们就往死里打她，打死打伤活该，这是谢所长的命令”。他们轮流对我施加残无人道的法西斯酷刑长达15个小时，他们将国家律法视为私人发泄的工具。
在权钱的交易下，为了掩盖事实隐瞒真相，保护犯罪，所长谢立国和警长崔同海、杨琳串通抢劫犯罪嫌疑人毛杰、张玉兰订立了攻守同盟，在所长谢立国的办公室内共同阴谋策划，充份发挥了高超的想像力炮制假案编造假证言、假事实，原本子虚乌有的事让他们编得就像真的一样。由于有了西城分局纪检书记徐维升为他们撑腰，骗取了局长于泓源的签字。
28日凌晨3点左右，卞卫东和其他警察将我拖到积水潭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照了一张X光片子，二十分钟后，他们就把我拖回了派出所。
28日凌晨4点钟，承办假案的警长崔同海命令两个保安从地上把我给架了起来，宣读治安拘留我的决定，拘票上称：因你在强制拆迁现场照相，又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已严重的“扰乱了办公秩序”。根据治安条例第31条之规定：“阻碍办公秩序”。根据19条之规定：“行政拘留10天”。新街口派出所假案承办人崔同海，杨琳、陈宇、卞卫东、程光远等八名警察将我抬进了阴森恐怖阴暗潮湿拥挤不堪的拘留所。西城看守所接收被拘留人的警察看到我是他们抬进来的，就问我说：你怎么啦？我说：我让他们给打伤了。陈宇、杨琳、崔同海无耻的对看守所的警察说：“她没事，她装蒜”。看守所的警察叫来了女医生给我检查伤情，他们不让医生给我做检查，并说：“她没事，她装蒜”。并拿出在积水潭医院给我做的心电图和X光片给医生看，然后他们就把我抬进了关押我的号子里。这时我才真正看透了这群流氓警察的本质，他们送我上医院不让医生给我检查看伤，只给我做了心电图和X光片，原来是为了顺利地把我送进看守所，目的是想“借刀杀人”。因在我被送进看守所之前，已有两位男士被警察活活打死在看守所里，一位叫陈晶，另一位是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叫贾小兵。而他们的惨死都转移嫁祸到了被关押人的身上，那些被关押的人都以故意伤害罪遭到重判，真正的凶手却逍遥法外。
俗话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警察整人手段非常残忍，他们施展各种流氓手段对我施酷刑野蛮毒打，我一个弱女子怎能忍受得了，我痛苦悲哀的惨叫声，竟然被警察罗列为“扰乱办公秩序”。 人类的智慧被他们用到了人类的罪恶上去了。
西城公安分局在导演了这桩离奇的诬告报复陷害案后，为了掩盖隐瞒警匪勾结制造假案陷害我的事实真相，西城公安分局纪检书记徐维升、预审处处长张林、袁小宝、预审员李至伦、所长谢立国多次召集涉案警察与涉嫌抢劫的毛杰、张玉兰统一口径，攻守同盟，捏造罗织罪名集体伪造证据、编造假案，治安案件又被转为刑事案件，这桩警察为中饱私囊而滥用职权泡制的冤案就又升级了。而西城公安分局也将神圣的警察权力滥用到了极致。致使无任何犯罪事实的我被非法拘禁并长时间的关押。75天后，新街口派出所警察周涛、刘俊杰把我从看守所里接出扔到我家附近开车就跑。公权力肆无忌惮的践踏司法公正与社会正义。
由此可见，我们家的巨额财产让众多的法官、警察们眼红，特别是法院、公安局某些有职有权的人物，做梦都想将别人的财产捞到手，否则就很难安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他就敢铤而走险；有百分之百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是冒着绞首的危险。为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利用公权力勾结黑恶势力，不择手段抢占老百姓的合法私有财产，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被随意践踏。
我获得自由后，将上述三个案件的发生经过及案件中所存在的问题整理了书面材料，着重阐明西城警察在三个犯罪案件中起着主要作用。针对新街口派出所警察陈宇、谢志强、闫修建徇私舞弊编造虚假证人证言的问题及西城公安警察对我残忍地施酷刑、非法拘禁、超期羁押的问题，由我先生董继勤再次分别向市人大等部门提出控告举报。控告举报材料全转到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两级公安瞒天过海，篡改了我所有的控告举报材料的内容。
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第十一届人大平类第1951号建议的办理报告》（A3）说：一、关于董继勤反映新街口派出所民警处理纠纷不公的问题。经查，董继勤、倪玉兰夫妇住西城区前章胡同19号，该住房原产权人是董继勤的祖母。其祖母去世后，西城法院判决该房产产权由其叔父董彦伯和其父（现已死亡）等人共有。因为对析产不满，法院判决后，他们与董彦伯一家经常因为生活琐事发生纠纷。1999年5月30日，倪玉兰与董彦伯之子董理、儿媳王卫红发生纠纷并被打伤（轻微伤）。新街口派出所民警在初期审理案件时，证人倪丽萍作证董理不在现场。因倪玉兰邻里关系紧张，其它邻居不愿作证。后经办案民警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邻居才愿作证，查清了1999年5月30日董理不但在现场，而且殴打倪玉兰的事实。为此，办案民警再次找倪玉兰核实情况。由于倪丽萍在笔录中留的地址有误，故直到2000年6月才找到倪。倪丽萍承认1999年5月30日在董理授意下为其做了伪证。为此，2000年6月13日，西城分局依法以董理殴打他人作出行政拘留10日处理。因倪丽萍违法情节轻微，且《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出具伪证的行为没有处罚规定，故只对倪丽萍进行了批评教育1999年10月14日，倪玉兰与董彦伯再次发生纠纷，新街口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到现场处理。经工作采集到证人证言。对于采集的所有证人证言，民警综合采信。因倪玉兰受轻微伤，民警当时做了调解处理，并告知倪玉兰，不服调解可向西城区人民法院自诉。关于倪玉兰“被抢走金耳环1付、开自来水钥匙1个”的问题因证据不足，故无法认定。
这段调查报告不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董继勤从来就没有反映过新街口派出所民警处理纠纷不公的问题，董继勤的控告举报材料的标题是“对新街口派出所民警陈宇、谢志强、闫修建凭空捏造假证人证言问题的举报”。 西城区前章胡同19号这套住宅是我先生董继勤父母的共有财产，不存在析产问题。董继勤的父母去世后，董彦伯等人在法院院长、公安局局长的操纵下，多次勾结黑社会暴力抢夺我家的财产，导致我多次遭到毒打被抢劫。被抢的项链、耳环、开自来水钥匙就在派出所办案警察闫修建、谢志强的手里。那个凭空捏造出来的“倪丽萍”是从何而来呢？
请看《报告》（A3）二、关于董继勤反映西城分局非法拘禁倪玉兰的问题。 经查，2002年4月27日8时许，西城区建设委员会会同区房管、城管、公安等有关部门，对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西城区新街口四条55号赵宗寅、赵仓等一家实施强制拆迁，并在拆迁现场周围50米设置了警戒区。11时许，与拆迁无任何关系的倪玉兰突然冲进警戒区20余米，手持照相机进行拍照。现场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劝阻，在确认倪玉兰不是记者后，将其照相机内的胶卷曝光。此时，倪玉兰破口大骂“什么政府，野蛮拆迁，政府是违法的”等。为此，负责维持现场治安秩序的新街口派出所民警即上前劝阻，并对倪玉兰进行告诫。倪不听劝阻，并推搡工作人员。民警再次对其进行警告时，倪玉兰又对民警进行语言威胁。民警将其带离现场时，倪又蹬又踹，踢打执行公务的民警和工作人员，并用脚踢踹警车车门。倪被带到派出所后，仍然不停地大喊大骂，摔坏民警水杯，前后时间持续长达4个多小时，严重影响了派出所正常的办公秩序。倪玉兰上述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此，4月28日，西城分局以倪玉兰涉嫌妨害公务，依法将其刑事拘留，民警在24小时之内将《拘留通知书》送达倪玉兰之夫董继勤，董拒绝在通知书上签字。4月30日，根据办案民警及与倪玉兰同监关押人员反映，发现倪在受审及关押中精神恍憾、两眼发呆、答非所问。据此，西城分
（注：原件这里没有连接上）
鉴定的手续，同时办理了精神病鉴定期间不计办案期限手续。6月25日，在西城区政法委的召集下，公、检、法三机关召开“三长会”研究对倪玉兰妨害公务案的处理意见。会议认为，应追究其刑事责任。7月2日，安定医院鉴定结果认为，被鉴定人倪玉兰实施违法行为时精神状态正常，具有辨认、控制能力，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7月3日，西城分局以倪玉兰涉嫌妨害公务罪向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7月10日区检察院已没有逮捕必要建议西城分局撤回提捕。当日，西城分局撤回案件并为倪玉兰办理了取保候审。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条例》的规定，在押人犯的近亲属须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方可以与之会面、通信。公安机关规定，对于案件未审结的在押人员，不允许家属探望。据此，6月4日，民警拒绝了倪玉兰之子探望其母的要求。
董继勤、倪玉兰夫妇对上述处理意见不满，多次上访告状，西城分局已多次对其进行了答复。2002年7月15日，西城区政法委协调区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分局对董继勤提出的倪被非法拘禁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西城分局对倪刑事拘留的法律依据是充分。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二00二年七月二十六月
（盖章）
主管领导签发：李全福
承办人及电话：刘旭 8399、5299
代表意见：满意
从这段漏洞百出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诬告报复陷害案，而制造冤案的幕后操纵者则是西城区政法委、公安、法院、检察院。因我在强制拆迁现场拍照并没有触犯国家法律，所以他们就编造了虚假报告欺骗市人大等政府有关部门。本案经过，我在本文中已详尽陈述，不再重复。
关于西城公安警察施酷刑致残的问题，我在这几年不断的向上级各部门递交书面申请，第一、请求为我做人身伤害司法鉴定及人身损害伤残鉴定。第二、请调取案发时的现场录像资料，尽快查清案情，早日还我一个公道。但我递交的书面申请，就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尽管我历经六年的痛苦磨难，在维护自身权力的同时，也在维护着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今天我再次将这份假报告披露出来，请有正义感的人士来评说，让所有关注我的现场目击证人及知情者们都知道本案的真相。西城公安警察曾经到处造谣惑众散布我是“法轮功”，就是要隐瞒在强制拆迁现场抓捕我的真实情况。在此，我向所有主持正义的人们呼吁，希望得到你们的声援和支持，捍卫《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尊严！
倪玉兰
2008、2、18
电话 86—10—8197 7314
住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前章胡同19号
葛秀兰一家是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街的居民，1993年起，因南京市玄武区和南京市两级法院的裁判，1993年03月29日、31日，葛秀兰家位于南京市后宰门街135-1号私房被强行拆除。
因对拆迁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不满，葛秀兰、赵宁臣母子开始了不断上访。1997年02月17日至03月03日，中共江苏省委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非法监禁葛秀兰在南京市看守所，逼迫葛秀兰接受市、区两级法院的枉法裁定和判决。
1997年03月24日至1998年01月20日，中共江苏当局非法监禁葛秀兰在江苏省句东劳动教养管理所。在劳教期间，葛秀兰每天从事体力劳动16个小时以上，女儿赵爱华送至劳教所的感冒、退烧药品也被收缴。由于不能就医和休息，葛秀兰在劳教所内患上了肾功能衰竭症。2001年07月05，葛秀兰冶病唯一的经济来源—-用于暂时出租的南京市花园路111号房屋被法院查封，2003年03月18日，葛秀兰因肾功能衰竭症无钱医治而去世，家人认为葛秀兰是被江苏省当局迫害身亡的。
2003年5月开始，葛秀兰之子赵宁臣长期住在北京，天天至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等机构上访，至今从未间断，但至今也从无结果。2004年10月18日、21日、22日，江苏省截访人员连续多次在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局门口，于众目睽睽之下对赵宁臣进行围攻、殴打，并抢劫赵宁臣6200余元现金人民币和存折逃跑，后经医院鉴定，赵宁臣腰椎被殴打伤残。
2005年02月28日，赵宁臣在国家信访局门口遭暴力绑架后，被押解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3518部队军营（南京市渡江纪念碑向西500米）秘密监禁，直至2005年04月13日才被偷偷释放。监禁期间，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张莲珍亲临第83518部队军营，代表江苏省委指挥省委干部多次殴打赵宁臣，逼迫赵宁臣停止向中共中央申诉中共江苏省委的不法侵权事实，接受市、区两级法院的枉法裁定和判决。
由于家庭的遭遇，赵宁臣的父亲赵德贤精神由此受到刺激，感到绝望悲观，渐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常常神志不清，并多次在无意识状态下离家出走。
现在，葛秀兰一家的上访已十余年了，赵宁臣仍坚持在北京上访，他们决心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2-19
今天上午，来自湖北省随州市淅河镇魏家畈村（原沙畈村）的数十位村民租了一辆农用车，集体到随州市政府门前请愿，抗议村数百万元集体财产被侵吞。
据在政府现场的村民们向我们提供的一份申诉材料介绍，村民们主要反映这几方面的问题：
1、 2007年春，魏家畈村委会村何兵等村干部私自拍卖魏家畈村七组150多亩、50多万立方米、价值五百多万元的沙滩，事前未与村民协商，事后村民们又分文未得。
2、 为给出售河沙让道，何兵等人竟请来铲车，将魏家畈村1954年和1976年建的两道防洪大堤铲开宽约150米的缺口，缺口深度平面大大低于2006年洪水的水平线，当时村民进行阻止时，遭到一帮“黑恶势力”人员殴打。
3、 从2007年开始，魏家畈村委会违反国家保护耕地的政策，大量批地建房100多亩，卖地款暗箱操作，大量被村干部中饱私囊。
4、 2004年，原沙畈村村委会将全村用于灌溉的一座造价十万元的泵站摧毁，并将土地出卖。泵站被毁后，沙畈村农业生产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安种下秧，用水很不方便。
5、 原沙畈村小学解散后，村委会不召开群众大会，暗箱操作，将这座由村民们集资兴建、价值四十多万元的教学楼和一系列教学设施私自出售，操场校园内约五亩地被何兵私人占用。
今天在政府现场上访的魏家畈村村民代表魏先生等人告诉我们，村民们今天上午到政府后，政府官员要求大家先回去，下午政府派人去解决，但村民们拒绝离开，因为去年他们就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多次上访，政府也多次说派人到村里调查解决，但村民们始终没等来政府派人到村里来。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2-18
魏家畈村村民今天集体到随州政府上访请愿
2008年2月15日、2008年2月16日，湖北省政协武汉市十一届二次会议、武汉市第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随着两会的召开，这两天我们多次收到武汉访民的投诉，并且不断传来有访民被抓、被打压的消息。
2008年2月15日下午，武汉访民朱汉珍、魏秀枝、王赞、肖昌海等人前往武汉两会会场所在地武汉剧院，试图向代表和委员们反遇冤情。下午五点左右，到会场外想反映一下多年没有落实私房政策问题的肖昌海，由国保人员说带出去吃个饭，结果一去就没有回来，随即传来消息说，肖昌海被关进武昌余家头6·10法制班了。有访民说，肖昌海被关押，还与他近期准备进京上访有关。
2月15日下午到达两会会场的还有一位来自武汉市黄坡区的蒋姓男访民，该访民在两会会场试图反映问题时，遭到黄坡闻讯过来的截访人员的追逐。武汉市的上访人员见此情景后，很是打抱不平，他（她）们大声斥责。在这种情况下，黄陂政府方的截访人员才有所收敛，这位蒋姓访民才得以脱身。据悉，该上访人员见武汉上访不成，已于2月16日进京上访了。
2月16日晚上，武汉访民彭咏康又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因十岁儿子在学校被打死而上访的武汉市汉阳区的访民李小荣的丈夫，经常遭遇车撞，以前虽然都侥幸无事，但2月16日上访时，被一车辆撞断骨头，现正在医院救冶。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成为所谓“敏感时期”，访民们被抓被关。从今天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各地方的“两会”也成了“敏感时期”，也对访民进行严厉的打压和控制，不能不令人深思。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2-17
今天，在武汉的拆迁户张柏林和访民魏秀枝告诉我们，2008年2月11日上午，武汉市汉阳区的拆迁户周立生骑自行车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找了一晚的家属， 12日又继续到处找，上午通过120才得知周立生的尸体已在武汉铁路医院停尸房。
周立生是武汉市汉阳区”锦绣长江”项目被拆迁人，原住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尾正街。 2005年8月24日，周家的房子被强拆。当时拆迁方组织了公安、消防、法院等部门大批人马，周立生此前正常的儿子在这次强拆后精神分裂，并且直到现在。
据悉，周立生的房子是祖产，拆迁前家中经营饮食生意。由于对房子补偿及饮食店的赔偿等问题不满，周家一直拒签拆迁安置协议。拆迁他家房子时，拆迁许可证里没有他家的门牌号码。要钱就得按开发商的价，周家被强拆了的房子到现在还没有领到一分钱。
房子被拆、儿子被吓疯后，周立生开始了长达几年的上访，也多次去北京，但问题始终没解决。周立生的家属说周立生在汉阳区这几年的上访已经搞得身心疲备。上不完的访，受不完的气，周立生是气死的。据说，周立生是在汉阳拦江路的”老俩口”餐馆外的马路边去世的。这么冷的天暴尸街头，为何没有及时让家属知道，周立生家属质疑道：“为何不就近到武汉五医院，非到远处的铁路医院，到底是如何死亡的也没有一个结案”。
据了解，”锦绣长江”项目涉及到六百多户，现在还有二十多户没拆。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2-15
“锦绣长江”效果图
吴田丽是北京丰台区长辛店东山坡一里的居民，因房子被强拆而成为访民。2006年12月12日十时许，吴田丽在北京华强超市购物时，适逢温家宝总理视察超市，吴田丽便上前讲述了她家遭强拆的遭遇。
虽然有机会向总理诉说了冤情，但吴田丽的问题并未解决，相反，北京地方当局对她的打压越来越严厉，不仅她本人多次被软禁，2007年8月10日，吴田丽的丈夫王伟平还遭到丰台法院王佐法庭法官和书记员的殴打。
由于吴田丽一直坚持上访，在北京丰台区长辛店上班的王伟平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当局一再在工作上刁难他，并多次威胁要扣他工资、奖金。吴田丽家房子被拆后，他（她）们一直又居无定所，这一切给王伟平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吴田丽说，最近一段时间，王伟平精神很不稳定，出现精神失常现象，经常无缘无故殴打她，给他吃药他也不吃。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2-4
我叫张淑霞,住在北京市顺义区张镇赵各庄村中长街27号
我丈夫刘金河是一个优秀的老党员、老退休工人。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全国从城市到农村都在大搞环境卫生，预防污染。2006年8月10日，刘金河为了保护社会环境卫生，为了保护全赵各庄村村民喝的自来水不受猪粪便的污染，却被我家的东邻刘秋立、吴凤英母子二人合伙暴力殴打致死。
顺义公、检、法三机关为了包庇罪犯，篡改事实、隐瞒真相、恶意串通、共同造假，以公诉刑事案开庭，民事判决。刘金河被合伙暴力殴打致死一案既然是公诉案，说明案情重大，为什么在判决时要以民事，这就是证明了2006年8月11日上午，罪犯吴凤英的大女儿刘秋华（刘艳梅）在赵各庄大街上公开趾高气扬的叫嚣：“早就该死，死就死了，我妹妹她们家公安局、检察院、司法局都有人，顶多赔他点丧葬费就得了。”刘金河被打死后，罪犯吴凤英的家人及女儿们不但没有丝毫后怕，反而在大街上公然叫嚣，好一个宪法的任意践踏猖狂者。而事实最终印证了打死刘金河的来头是有备而来。赵各庄村村治保主任杨福芝不但不管，案发后顺义区公安局刑警侦查是弄虚作假，所有的证人都是治保主任杨福芝指派的，还恶意串通，有人指挥，从顺义公安分局法医鉴定的死亡时间上足以说明问题。顺义区公、检、法三机关为了包庇罪犯把社会环境卫生、防止全村人喝的自来水不受猪粪便细菌的侵害，故意说成琐事。罪犯吴凤英自己在刑警吴刚的诱供下说是因猪屎尿的问题殴打的刘金河，并多次撞击刘金河，直到把刘金河推撞到沟里看着不动了才安然回的家。罪犯吴凤英说用肩顶的话是刑警吴刚引诱所说，实际上是罪犯吴凤英是用头猛撞的，当时张淑霞就在现场亲眼所见，周围并无一人。被顺义区公、检、法三机关故意漏掉的罪犯刘秋立的供词中，刘秋立看见吴凤英低头奔刘金河撞去。罪犯刘秋立、吴凤英母子二人互相包庇，顺义区公、检、法三机关不是在尊重宪法、保护人权，而是在藐视宪法、践踏人权、徇情枉法、渎职侵权。从2006年10月17日以后，我们多次要求重作尸体检验鉴定，向各个部门多次的提出申请，但都被扣压。就因为刘秋立的二姐夫（李保国）的直系亲属在顺义区检察院里身居要职（李长满是检察院的纪委书记），所以公、检就联合串通，共同造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检察院里有掌屋重权之人，难道就可以随意篡改事实，为刑犯减消罪责任，草歼人命吗？
检察院有着直接架起社会和谐稳定的法定的义务责任，天砰掌握的歪与正全看这个掌握天砰的检察长。顺义区这个检察长徇情枉法，不当把天砰打歪推倒，反尔串连公安、法院。是啊！谁敢得罪检察长，哪个当官的犯错都有检察院来审查，这就印证了2006年12月16日被害人亲属到顺义区检察院提起抗诉，当时人检察人员不许我被害方抗诉，理由是刑犯不抗诉就没有受害方的抗诉权力，事后检察人员打电话告诉受害人亲属，这不是他办案人员想做的，也不是他们科长想做的，是检察院领导不批，这个办案人员惧怕权势，丢了官职。明知是故意致人死亡，也要按过失致人死亡来定罪，顺义区检察院的检察长有问题。吴凤英的亲戚曾在赵各庄村里扬言：“把钱硬堵海眼，也不赔他刘金河家属，判的钱越多，越是早已做好的窝，刘秋立他家在这里没少花钱。”
恳求领导派专案组调查刘金河被合伙暴力殴打致死一案。老百姓不是常说吗，无风不起浪，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顺义检察院的纪委书记李长满利用公职为其他李家的人（李保军、李保国、李保国的姐姐）在赵各庄村购置大量的房屋，那原本是赵各庄供销合作社的，占地是赵各庄村民的的土地，不属于国家土地，更不属于他前王会村的。他们在前王会村有大量的房屋，请领导调查，如有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假如刘秋立、吴凤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胡锦涛沾亲带故，顺义公、检、法是否还要把我张淑霞打入监牢？？？？如果刑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保的亲戚，顺义公、检、法还得把被害人刘金河留下的遗产执行了，倒赔他刘秋立、吴凤英。这就叫特色中国、法制国家、法制政府，且看顺义区公、检、法是怎样为胡锦涛总书记来搞和谐社会？
要奥运，更要人权。
张淑霞
相关背景情况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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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群锁住看守逃出“法教班” 妻子北京上访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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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曾多次发出吉林访民项守信的情况，今天，项守信又给我们寄来一封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项守信说，这封公开信已于2008年1月21日寄给了胡锦涛主席，他在信中建议颁布“特赦令”以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并说“用‘特赦令’可以“增国喜、解积怨、缓压力、减冤狱、促和谐”“扭转世界舆论导向，为奥运增光添彩”。
在这封底公开信中，项守信还大声为被捕的郭飞雄、陈光成、胡佳呼吁，他说对这些异议人士的迫害是“对国家形象的伤害，是给奥运抹黑，是对人权、正义的践踏，我做为中国公民对此表示愤怒、谴责、抗议”
项守信是吉林省柳河县安口镇青沟子村的村民，曾经做过村长，因揭露农村的腐败问题而遭打击迫害，多年来坚持上访。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29
附项守信公开信的全文：
致胡锦涛主席的公开信
建议颁布“特赦令”此令古今中外都有先例，刘少奇主席曾颁布“特赦令”被特赦的日本战犯为日友好，做出巨大的贡献。“特赦令”之惯例，用于“国逢盛世、国逢喜事、国逢特事”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处于三事的集中期，现在各国领袖争先恐后，拜访中国寻求友好，是举世公认的“盛世”也，今逢奥运“喜事”也，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中国“积弊长久，累怨深远，政令不畅，诸候肆虐，权钱当道，民怨沸腾”“特事（时）”也，用法律手段解反右，伤毛泽东，解89.64伤邓小平，解因言获罪伤江泽民，解诸候枉法冤狱，伤国之“筋骨”，而用“特赦令”可以“示党恩、增国喜、解积怨、缓压力、减冤狱、促和谐”更可贵的是，扭转世界舆论导向，为奥运增光添彩，有立竿见影之效，可行乎？
中央的“令不行，禁不止，法不依”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如：辽宁省西丰县的公、检、法已经变成县委书记张志国的家奴，他敢派公安到北京报社抓记者，竟然有县纪检委书记及县党政官吏为县委书记辩护，可见，中共西丰县委已被土皇帝所取代。这样的地方诸候，不是现在才有，早在1990年吉林省安图县原县委书记张富奎，就把安图县的公、检、法变成了他的家奴，他敢欺骗江泽民主席，包庇腐败，勾结黑社会调动关系网，残酷迫害举报人，后来升任为延边州纪检委书记，又把延边州检察院、中级法院、司法局，给教化腐败了，仅延边中级法院，在这起事件中就有五个判决“判决与事实不符、判决与法律不符、判决与卷宗不符”竟然摆在档案室十余年，只要有人看一眼就知错了，我不知道院长是干啥的，我不知道这样的法院，该有多少冤案啊！我打了十八年的官司，765次投诉，收到十六个判决，判决书上都是“鬼”这样的自供已罪的铁证，我至今找不到青天是国之耻辱乎！我用真名实姓写下国情记录50集，记录了吉林省三级法院、三级检察院、三级司法局（厅）之官吏，没有公平、正义、没有独立行为，只有唯唯喏喏看首长眼色行事的奴仆，我说此话您可能不信，那我就举出一些人，如安图县法院的院长吴克民“检察院的王喜成原县委书记张富奎，延边中级法院的院长郑成哲、郑宝山、李云递、任忠杰；州检察院的赵景芳、鲁庆源；州司法局盛明义；吉林省高级法院的杨世山、朱延林、刘金刚；省检察长索维东、孙永君、何振华；省司法厅的刘晓春以及敦化市敖东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恒新；延吉律师事务所的徐希安，他们那位敢站在阳光下回答我的质疑？否则就得承认我说的是事实。
我认为对郭飞雄的酷刑，对陈光成的判刑，对胡佳的拘捕，是对国家形象的伤害是给奥运抹黑，是对人权、正义的践踏，我做为中国公民对此表示愤怒、谴责、抗议，为此受到世界审判的是中国，伤害的是奥运，失去的是正义与民心。国家有什么法律根据，软禁袁伟静、曾金艳，不允许用拿纳税人的钱为软禁两女子埋单。我请求主席关注此事，以大国形象为重、以奥运为重、以正义为重，别再干蠢事了。
我认为危害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有三：一、中央的令不行、禁不止、法不依。二、美国的经济衰退、日本股市下跌、韩国经济过热、世界经济危机显现。三、气候转暖灾害多发，时间难料，频率难测，应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让三者合并爆发，中国是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国家，中国的稳定不仅关系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关系世界稳定与繁荣。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深知当主席之难，面对60年的积弊；面对既得利益的强大；面对腐败猖劂，民怨积深，只有人民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世界利益至上的献身精神，超人的智慧，非凡的胆识的领袖，才能披荆斩棘，力挽狂澜，把中国建设成，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和谐稳定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世界强国，树立千古不朽之世界“丰碑”。
注：此信已于2008年1月21日寄给胡锦涛主席，当天全球股市下跌、南方暴雪成灾是为此信增加砝码，提供佐证。
吉林省柳河县安口镇青沟子村 项守信
电话：0435-7713703
2008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