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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决定于2020年12月28日开庭审理被指控“寻衅滋事”的张展女士。至此，因2月初到武汉一线报道新冠病毒疫情，5月14日被上海警方跨界绑架回沪关押的张展女士，已被羁押7个多月，被长期戴脚镣与约束带，且因绝食抗议5个多月而致病弱脱像生命垂危让外界无法相认。在此情况下，中共当局不仅拒绝律师提出的取保候审与延期开庭申请，而且悍然要将危在旦夕的张展于10日后架上被告席。

据张展女士的代理律师任全牛于12月17日在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会见所述：她（张展）瘦弱的身躯坐进了“老虎凳”的铁椅子里，当然提人的狱警并没有把她双手用铁铐子固定在铁凳两边，原因当然还是她的双手仍在腰间被约束带固定着，不能活动胳膊和双臂！

在她摘下口罩的瞬间我看到了一个完全“脱像”的张展！因为我们都是在网路上看到过她的相片，头发浓厚面部肥实，一看就不是瘦小的人，而这一面看她，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了，面容苍白有皱褶，瘦的几乎就是皮包骨，因她身高大约在一米八左右，虽然冬天穿着一层厚棉衣，但仍能看出她瘦的几乎就是走路都打晃，几乎无法支撑自己高大的身体。同时也看到，她的鼻子里仍然插着那个强制灌食的塑料管儿。因知道她身体很虚弱，便也不鼓励她多讲话，不过在谈到她为何这么决绝的选择时，她头脑仍然清晰的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张展女士的心路历程简单总结便是：她作为一名笃信基督的人，在她近些年逐渐觉醒的情况下，她便无法再“岁月静好”下去了，虽然她曾经有很好的收入不错的工作，但她觉得，作为一个人她不能无视身边发生的罪恶与不义，她无法忍受发生在自己所处社会里人们的苦难，她要在坚定对神的信仰之下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她无法接受谎言与欺骗，更不愿意与黑暗共生，她被抓以后，仍然常常祷告，要为那些恶人罪人祷告赎罪，她绝食不是为了争取个人获自由，她觉得抓捕她就是这个社会对好人的迫害，在看守所里，她无法若无其事的该吃吃该喝喝的度过每一天，她要用绝食来表达自己最强烈的不配合罪恶迫害的态度！她甚至表达了只要一天没有迎来她期望的大光明，一天还在被迫害的环境中，她就不会停止绝食。虽然，我也试图用她能理解的方式劝慰她要保重，要明白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她都是坚定的回答她很清楚自己的所为。

从律师陈述会见情况可以看出，张展身体病弱得变形，在狱中遭受着强制灌食、戴脚镣与约束带等等酷刑。张展被上海检方指控涉嫌“寻衅滋事”，并被建议重判四至五年重刑。而中共公安与检察院列举的所谓罪证，完全是伪造，已经有被列入的所谓证人之一王定邦先生公开发布声明：“本人王定邦虽然懦弱苟且，但还做不出构陷义人的恶行来…一个政府和它的执法者如果不遵循它所制定的法律，执法犯法，以伪造的‘证言’来审判一个弱女子，这样的政府还有合法性吗？我希望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知耻后勇，不要做出自掘根基的行为！”

中共当局公然对张展女士伪造罪证构陷迫害，原因就是忌恨张展女士前往武汉一线实时报道武汉新冠肺炎情况，将疫情第一手资料披露给世界，危及了当局掩盖疫情实况与病毒真相的图谋。

张展女士出生于1983年9月2日，原籍陕西西安，本科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取得上海户籍。因不满中国政治现状，多次到上海人民大道、南京路举牌，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数百篇文章，长期批评中共当局一党专政腐败滥权、宣传自由民主等政治诉求，文风尖锐颇具针对性，因此多次被上海公安部门约谈、传唤、威胁、警告、拘押。2018年8月13日，被指利用国际互联网传播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而遭上海虹口公安处警告；2019年4月19日被指寻衅滋事行为而遭上海浦东公安局处行政拘留10日；2019年11月13日，因为撑着一支写有“结束社会主义，共产党下台”字样的雨伞，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游行，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留，被关押两个月后获释。出狱不久，张展于2月1日左右赶到武汉，对疫情进行第一手现场实时采访报道。在看到陈秋实、方斌等人纷纷被强迫失踪后，不惧风险，坚持在武汉现场采访报道。

张展一直在推特、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直播武汉的现场情况，并尽其所能地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人维权。她失联前数日，曾向朋友表示自己被人跟踪。张展5月10日的推文写道：“听见两个路人议论疫情舆论：怎么整天播报美国的疫情消息,中国的真实疫情不让人们了解？美国政府给美国人发钱，中国政府为什么给外国人发钱？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人们对新闻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评判。”她4月10日的推文内容就简单透露险情：“我旅馆住的人不多，有四个人是监视我的”。她5月13日晚还在汉口火车站广场进行YouTube直播，但自14日左右友人再没法联系上她。她朋友15日去其居住的汉口火车站附近的财广宾馆找她，宾馆职员说她已退房，并称“既然你来找她，应该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到5月17日，外界终于获悉张展已于15日被上海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实施刑事拘留，现羁押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

外界普遍认为张展女士到武汉对疫情的报道，只是如实记录情况，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制的行为，但今天却被中共当局指控寻衅滋事，面临重判。究其根本就是一个“真实”，是因为张展将真实的武汉病毒情况告知了外界，所以触犯了中共掩盖真相的图谋，所以就招致牢狱之灾。

一个公民因为承担关怀社会的责任，践行宪法赋予的新闻、言论自由权利，居然就只能承受坐牢的命运，这就是中国当下的人权现实与法治状况。

张展是为了报道武汉病毒真相而坐牢，也就是为我们每个公民的生命安全而坐牢，她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规，却遭致酷刑迫害命运，当此开庭之际，一切有正义心、良知未泯、人性未死的人士，都该大声疾呼：张展无罪！停止迫害！张展回家！

民生观察 2020年12月18日

陕西人权律师常玮平因出来揭露被监视居住期间遭受的酷刑而再度被陕西宝鸡国保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常玮平是因2019年12月参加朋友们在厦门的聚餐而被拘押。由常玮平第一次被拘押期间的遭遇，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在厦门案专案办理中滥施酷刑违法侵权的行径。值得世人持续关注！
常玮平律师2019年12月8日参加了国内一些朋友在厦门的聚餐活动。2020年1月12日晚10时左右，在西安自己的住处被警察带走。13日，宝鸡市司法局注销常玮平律师证。14日早8点左右，常玮平妻子接到宝鸡高新分局国保大队电话，被告知常玮平因危害国家安全，已经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月21日下午5点左右，常玮平获释回家。1月23日，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作出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常玮平取保候审的决定，并以不可离开取保候审地为由，限制常玮平离开宝鸡。

2020年3月15日开始，常玮平每日录制一个生活日志短视频，取名“趣宝日志”，并开始上传到名为Danny Crane的个人YouTube频道。到2020年10月14日晚，常玮平在趣宝日志的209期末尾表示，“今天宝鸡的国保还是在六营村见了我一面，考虑到当前的形势，我明天会对我今年的事情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布”。10月15日晚，常玮平表示身体不适，推迟发布声明。10月16晚，趣宝日志第211期，常玮平做出声明，披露自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到了酷刑。“我被锁在宝钛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10月22日，常玮平再度失联。当晚，常玮平的妻子接到宝鸡市张姓警察的电话，称“由于常玮平违法犯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1月3日，常玮平家属收到宝鸡警方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涉嫌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从常玮平第一次因厦门聚餐案被指定住所监视居住遭到酷刑来看，第二次被陕西宝鸡警方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应会遭受比第一次更严重的酷刑。而警方利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拒绝律师前往会见，而从常玮平父亲在反复抗争后得到的一次短暂会见情况，可以看出常玮平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

据常玮平的父亲会见后披露：2020年11月25日下午，我在高新分局隔壁的马营派出所见到了玮平，进去的时候玮平已经在一张桌子前坐好，总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父子相隔一张桌子而坐，玮平身后有两名穿黑色制服的武警站岗，我身后有四名警察，房间外面还有七八个穿便衣的。这样的场景不由让人悲从中来，父子俩相对而泣，玮平瘦了很多，双眼通红，面色疲惫，说话语速很慢，他说让我不要在网上发东西了，没有用。也让我转告他的妻子不要发声，好好上班。转告他的岳父母保重身体，不要为他的事奔波了。这些话我当然不信的，他怎么这么清楚外面的事？而且他是一个律师，语言表达能力很好，说话一直语速富有激情，今天他语速慢的如同背诵一样。这不是他真实意思的表达。会见结束，让我先走，玮平继续坐在那，当我走出那个房间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他吼破喉咙的喊着让我和他妈好好活着的声音，但我已经看不到他了。

如此情形，让常玮平的父亲感觉：“这是在交待后事吗？凄厉又惶恐的声音让我瞬间崩溃了。”

稍有常识的人都能从常玮平的父亲会见记述中看到常玮平身心遭受着巨大的折磨。依据联合国有关酷刑定义为：“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对照常玮平的情形，显然，常玮平遭受了酷刑。

几位朋友相约在厦门吃个饭，期间谈论一些对人生、天下、社会的看法，居然就被定性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可谓滑天下之大稽。然而，中共当局就是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通过酷刑来成就它们需要的政治大案，以威吓天下，打击公民社会。

由披露出来的常玮平酷刑遭遇，我们可以想见到被中共当局定性为厦门聚餐主犯的许志永、丁家喜两先生必然遭到了更甚的酷刑。因为他们至今不被律师会见，不得与外界联系，被隐瞒姓名羁押于临沂下面的监狱，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惨无人道的事情，才需要如此掩盖隐瞒，阻绝与外界任何音讯联系。所以，文明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机构与人士，都不可忽视许志永、丁家喜的遭遇。

中共陕西当局对常玮平的酷刑，暴露出中共厦门聚餐专案组执法中的种种违法侵权，也让外界看到厦门聚餐案中被羁押的许志永、丁家喜、常玮平们正遭受的非人虐待。中共当局在厦门聚餐案中的行径，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等，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罪释放常玮平、许志永、丁家喜等因参加厦门聚餐被羁押人士，追究办理厦门聚餐案中实施酷刑迫害的个人及部门的法律责任。

民生观察 2020年12月14日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北京一批人权律师及家人在今天（12月9日）一大早就遭致警方前来堵门不让外出，连孩子上学与老人看病出门也被阻止。中共北京当局以如此公然禁足公民家中的形式来迎接人权日，揭示着中国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上学的受教育权、就医的健康权等等基本人权被肆意剥夺的严峻现实。

据“709大抓捕”被判刑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通过推特留言：“（12月9日）凌晨6点我家门铃响起，打开门一看，一群人堵在门口，说不准出门……”。

从李文足发布的视频可见：一群戴口罩的人堵在门口。李文足反复质问对方：“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但对方拒绝回答，也不拿出证件，只一味阻止李文足出门，并要与王全璋谈谈。

今日上午李文足带自己75岁高龄的父亲前往医院检查身体，因昨天她带老人到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有问题，遵照医生叮嘱，今天再带老人到医院做心电图进一步检查，结果被堵门口，不让出门，李文足再度追问对方是什么人，要干什么？但对方就是不回答，只是拦阻着李文足与老人出门。

同样，因“709大抓捕”被判刑的李和平律师家门也于今早起被堵，孩子被阻止前往学校上学。据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推特留言：“早上七点起来遛狗，门外站了黑压压一片人，不让出门！遛狗都不行！今天是大日子吗？？”“昨晚住我家的孩子的同学被允许出门去上学了，但是佳美不被允许去上学。同学的家长送也不被允许。我正生气着，转眼看不见和平律师了！李和平律师，被逼到单元口的门楼子上，向下面的人喊话……”“和平哥还是脾气好，被逼得上了房顶，说话还是文绉绉的。我其实已经骂了几轮了。骂了几轮还是不如他这往房顶上一站。”“孩子收拾整齐，准备去上学，但是房门被从外面卡住了，出不了门！！很气愤，报了警，请民警帮我开门送孩子上学吧！！”视频显示，李和平律师站在房顶向楼下喊话，但楼下警察就是置之不理。

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对外表示，她今天早上六点二十分左右开门想送儿子上学，门口却站着三个北京市的国保，表明不让她出门。她说：“他们明确说我12月9日跟12月10日肯定出不了门。我要求出门运动一下，现在都尚未成功出门。他们有三个人堵住门口，楼下也有约四个人。他们有提到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也有说要阻止我去参加欧盟与美国使馆世界人权日的活动。”中国人权律师谢燕益也在推特上分享视频，显示自己家门口一早也出现三位身份不名的人士在站岗。

北京一批人权律师及其家属因世界人权日来临而遭到当局派人上门阻止外出的事实，说明身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等等众多国际人权公约签署国的中国，居然惧怕世界人权日，恐惧人权捍卫者在世界人权日可能参加举行的有关人权活动。而中国人权捍卫者们在世界人权日来临时所遭遇的人身自由被剥夺，孩子上学被阻止，老人看病被拦截的现实，鲜活地向世界控诉着中国人权严重缺失、公民宪法权利被公权力肆意践踏，中国严重背离国际人权准则，食言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承诺的本质。

二战以来，民主、法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日益成为文明世界共同遵守的准则与致力建设的目标，以致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就是看该国人民人权保护状况。中共当局表面迎合着这种世界文明发展潮流，口头上也承认法治、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等价值理念，并且还将这些普世文明的概念当作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大肆宣传，而实际上却奉行专制人治，将自己颁布的法规抛诸脑后，对外将在联合国签署承诺的公约视若无物，公然玩弄谎言欺骗手段，粉饰自己形象；对内疯狂镇压民众，肆意践踏法制，侵害剥夺公民权利，残酷掠夺压榨民财，对一切信奉追求普世价值，致力推进社会人权法治与民主进步人士不择手段地予以镇压。

尤其最近几年来，随着世界对中共极权统治侵犯人权本质的认识，以及国际贸易争端的激化，中国经济出现极速下滑，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日益突显，中共统治面临深度危机。面对这种状况，中共当局不仅不思改革，不好好反省自己的罪错，相反为了维持极权统治不断加重对民间打压，公然将律师等人权捍卫者视为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整顿，吊销大批律师执照，抓捕判刑一批律师，意图将律师完全收归权力统治需要之下，使律师成为维护统治的装饰与工具。而对那些顽强坚守法治理念与人权准则的律师，在采取“709大抓捕”后，又一直对他们予以严控严管，甚至不惜连坐他们的亲人。以致当此世界人权日到来之际，中共当局为了掩盖自身违法侵权的罪恶，变本加厉地违法剥夺人权律师及其家属的宪法权利，制造出疯狂的堵门禁足事件。

中共当局以持续侵犯人权律师及其家属人权的行径来迎接世界人权日，向世界昭示着自己反人权、反法治、反文明的本性，世界一切文明正义的力量都该由此认清中国现实，而努力维护支持那些在中共极权体制下仍顽强抗争的人权捍卫者。

民生观察 2020年12月9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在中共的所谓“法制宣传日”12月4日前往北京为自己丈夫鸣冤的库区移民王君被警方绑架失联，而她丈夫谭孝华则因库区移民权利被中共当局侵害之事而上访，结果在今年7月1日被四川省雅安荥经县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在不允许当事人辩护、不允许证人出庭作证、不允许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情况下，先是判处两年有期徒刑，不知何故最后又加一年，累计有期徒刑三年。

中共四川雅安法院对库区移民维权人士谭孝华的离奇判决，及对他妻子到北京鸣冤叫屈的绑架，事实是中国当下库区移民起来维权面临的普遍状况。而中国水电高速发展，由此导致成百上千万的库区移民权利被侵害的现实，从一个侧面映照着中国所谓经济奇迹背后血淋淋的践踏人权实质。

据中共官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三峡移民人权实证研究”课题组对三峡库区秭归、巫山、奉节、云阳、万州五个移民大县（区）以及三个移民外迁安置县共计15个乡镇960户1155名城乡移民进行了实地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移民对就业、收入表示满意和认可的占45.1%；也就是说，移民对就业、收入表示不满意和不认可的的占54.9%。移民对自已的生存环境及条件满意及认可的移民占50%以上；换句话说，移民对自已的生存环境及条件不满意及不认可的移民接近50%。对移民特殊人群权益保护表示满意和认可的移民超过50%；换句话说，对移民特殊人群权益保护表示不满意和不认可的移民接近50%。对搬迁后子女就学表示满意的移民占53.05%；换句话说，对搬迁后子女就学表示不满意的移民占46.95%。对移民生产安置方式表示满意和接受的占54.6%；换句话说，移民对生产安置方式表示不满意和不接受的占45.4%。对三峡移民工作表示满意的占67.1%；换句话说，对三峡移民工作表示不满意的占32.9%。对住房、用电、饮用水、出行方便、就医、文化生活等表示满意的移民分别占69.2%、68.6%、56.9%、71.3%、61.9%和61.4%；换句话说，对住房、用电、饮用水、出行方便、就医、文化生活等表示不满意的移民分别占30.8%、31.4%、43.1%、28.7%、38.1%和38.6%。在搬迁中正当权益没有受到侵害的移民占70.0%，认为有权对移民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的移民占67.5%，认为权益受到侵害时找当地政府、移民系统、法院及律师解决的移民占69.1%；换句话说，在搬迁中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的移民占30.0%，认为没有权对移民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的移民占32.5%，认为权益受到侵害时找当地政府、移民系统、法院及律师不能解决问题的移民占30.9%。拥护三峡工程建设的占92.3%；换句话说，反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占7.7%。

根据中共官方谎言欺世的本性，可以想见上面这份调查中不乏掩恶扬美的水分，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移民人权的恶劣情况都有目共睹。如果考虑到中共严酷镇压中国一切维权活动，将维权视同敌对势力的现实，就不难想像库区移民面临着多么恶劣的人权状况。

如，三峡大坝上游的第一个镇——湖北省茅坪镇库区维权代表付先财2004年10月通过联名对外控诉：自90年代以来，当地居民有8,000人签名申述不公待遇，几十次到县、市、省和国务院上访，多次向各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但是均不予受理。更有甚者，这些申述和上访的移民代表不断地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压。至当年10月为止，除数十人曾被拘留审讯外，有二人因上访被法院判刑（高启章和杨兴富），一人被劳动教养（马德阳），当年五月又有五人（望西东、刘正珍、夏承虎、吴延胜、覃文军）被逮捕并被刑事起诉。而2006年6月8日，付先财因接受外媒采访，揭露三峡移民问题而遭致警方传唤后回家途中遭暴力袭击重伤入院。

三峡库区移民牵涉上百万人，其中有着多少权利被侵害者的血泪，在中共严酷镇压下无法为外界所知。而湖南怀化水库移民，牵涉十几万人，因为有人起来维权，结果2012年5月6名移民维权代表，被以“扰乱单位秩序”罪名，判刑6个月至3年半不等。2014年元月10名洪江托口电站库区移民维权代表被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处八到七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年龄最大的年满84岁，而另一维权代表杨桂香被法院秘密判刑一年。

中共在大陆所谓改革开放40余年来，在牺牲人权的畸形经济发展下，事实上是权贵抢劫资源与民财下，中国民众的人权遭致严重侵害与剥夺，而权贵主导下的大跃进式水电工程，就是畸形掠夺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广大移民所遭受的居住权、环境权、生存权、发展权、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等等基本人权，都被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剥夺，致使广大移民有冤无处诉，而那些敢于冒险发声，表达自己权利诉求者，则纷纷被投入大牢。

从中共当局对待库区移民的打压情况，可见中共当局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事实干着掠夺资源，搜刮民财，践踏人权的勾当。库区移民的不幸遭遇，写真着中国人权的灾难现实，控诉着中共极权经济繁荣背后违法侵权的血淋淋罪恶。

民生观察 2020年12月5日

12月2日，中共掌控下的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对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成员周庭及前主席林朗彦被指于去年6月参与包围香港警察总部，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作出判决，三人即时监禁:黄之锋:13.5个月，周庭:10个月，林朗彦:7个月。这是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后，废弃一国两制，消灭香港司法独立，使香港大陆极权化的又一践踏人权与法治的铁证。

黄之锋、周庭、林朗彥三君子被判刑案件，与2019年6月21日香港数以万计示威者聚集在香港警察总部外抗议有关。该案于2020年11月23日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三人对自己所行坦承相认，随后三人被监禁。法院决定于12月2日宣判。

在当日开庭前，黄之锋、周庭、林朗彥三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香港未来表达了各自的期待、忧虑与不安。周庭在开庭前说：“虽然我对诸多未知的未来，包括马上的判决，会有诸多不安，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有许多比我们牺牲更多的‘手足’们，也许正面对着更困难的处境。”林朗彦说：“我相信无论是香港市民的亲眼见闻，还是国际专家所言，都显示出香港警察的合法性已完全崩溃。包围警总（警察总部）到底是罪案还是伸张正义，争取民主的必要之举，我相信香港人心里早有答案。”黄之锋说：“面对《国安法》的打压，白色恐怖的来临，即使我们面对监禁，我们也不会放弃在这艰难时刻，呼吁香港人在这民主运动的低谷中互相扶持，那是更加可贵的。”

现年24岁的黄之锋，26岁的林朗彦，以及刚满24周岁的周庭均为前中学生社会运动组织“学民思潮”成员，“学民思潮”解散后一同过渡至政治团体“香港众志”，直到今年6月30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香港国安法》，“香港众志”宣布解散为止。当时林朗彦是该政团的主席，黄之锋则是秘书长。

黄之锋与林朗彦曾因香港的其他示威案件被过判刑，周庭则是首次被定罪，她在今年8月与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被指控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另案拘捕。黄之锋与周庭刚于今年大学本科毕业，尚未出席毕业典礼。

2019年香港民众掀起了反送中抗议运动，三人被判刑的这起案件发生前，多个网上团体向港府定出2019年6月20日傍晚为最后期限，要求撤销《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释放并撤销起诉此前被捕之示威者、收回港府对6月12日警民冲突之“暴动”定性，并追究冲突期间警员涉嫌滥用暴力与滥权的行为。但港府在中共强硬操控与施压下拒绝作出回应。结果民众于6月21日前往警署抗议。

香港警方于2019年8月底逮捕周庭与黄之锋，林朗彦则于9月初返回香港入境时被捕。警方当时起诉黄之锋“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起诉周庭“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起诉林朗彦“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

案件于今年7月6日提讯时，周庭认罪，其余两人不认罪。裁判官于8月确定在11月23日开审，开庭前黄之锋、林朗彥与律师面谈后承认港府指控。

中共大陆官方一直将黄之锋、周庭、林朗彥等等参与香港民众反送中抗议运动人士污称为“乱港份子”，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强行推出《国安法》后，严酷镇压香港民众，将要求香港民主与自治的社会活动人士纷纷拘押，现在又将黄之锋、周庭、林朗彥三君子投监。

中共极权统治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统治，意欲将香港沿袭英国的民主、法治、人权等等现代文明元素铲除由来已久，中共党首习近平上台后，更是强力推行香港的大陆化，不仅先将送中条例予以修订，在遭致香港民众激烈反对后，不思改正而变本加厉，强推出了自食一国两制承诺及毁灭香港法治民主的《国安法》，将香港彻底大陆极权化。并以此为据而展开对香港社会致力推进民主法治人士的大清洗、大镇压，使香港民众回到大陆的奴役地位。

今天，中共在强推《国安法》背景下操控香港司法而对黄之锋、周庭、林朗彥三人的判刑，向世界揭示着中共践踏人权，毁弃香港一国两制，消灭香港司法独立，使香港执法完全听命中共极权集团的实质。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如此公然挑衅人类文明，践踏公民宪法权利，忤逆人类法治民主历史潮流的行径，必将遭到文明世界的唾弃，必将遭致历史发展规律的惩罚。因此，民生观察在此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释放黄之锋、周庭、林朗彥等等香港社会活动人士，尊重香港民意，还香港以民主与法治！

民生观察 2020年12月2日

11月5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组织讲座“沈志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与终结”，该讲座由线下讲座与Bilibili线上直播同步进行。主讲人是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兼任社科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沈志华教授主讲。

按说这样一个由大学出面主办，又由知名学者主讲的一个公开教学交流活动，而且在讲座之前进行了公布，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讲座开始一个小时后却被迫中断。随后主办方的官方账号“首师大世界史”在Bilibili网站发表了正式声明，指出线上讲座中断的原因是因为遭到恶意举报，故而中途转到腾讯会议。主办方对干扰正常学术交流的行为表示严正谴责，并保留进一步追责的权力。

一个历史学教授为什么会在教学交流活动中被举报，他又讲了什么引起一些人不适的内容。不管是主办方还是主讲人都没有在事后透露是什么内容遭到举报和中断讲座。据主办方公布的主讲内容简介：研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学术和现实意义。体制问题是根本，后发达（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是世纪性问题。在苏联的发展道路上，有三次十字路口，三次改革机会，三次改革尝试。本讲亦会讨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胡关系、斯大林模式（发达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不可否认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发展和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苏联也是一个制度僵化腐败丛生的国家，它的解体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一个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当代国家进行研究和评判，以积累经验总结教训，正是历史学家特别是当代史学者的责任，也是太史公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崇高追求，属于学者们的分内之事，而今却成为了被举报被打击的理由。如此下去，还有何真相可以获得，还有何自由可以立足？

沈志华被举报是他咎由自取，这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他不相信真相就是在路边让人摘取的果子，他怀疑在所有呈现给我们的现象后面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也是所有治学严谨的学者们共有的品质。他们不愿人云亦云，总是将最大胆的假设和最严谨的考证结合在一起。在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界比较混乱的时期，他抓住机遇，以私人身份斥资数百万从俄美复印大批前苏联解密档案并无偿向学者开放，从而赢得了“文化个体户”、“体制外专家”、“史学界异类”等称号。从1996年至2002年间，沈志华与中国社科院合作，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引起史学界的轰动。从这点可以看出沈志华不但治学严谨，更具有一般学者难得的超前的眼光和独特的魄力。他的研究和教学虽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总归是这个社会最珍贵的财富。对于他的研究和教学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觉得完全错误也是正常的。不过这种不同的看法或者意见应该通过互相探讨或者交流、批评来进行。在辩论交流的基础上才可以将历史真相逐步还原将真理辨明，而不是通过恶意举报，认为其违背了什么政治方向，或者宣传策略，将其研究成果扼杀，甚至对其正常的教学强行叫停。

不过由于中国近来强调政治，强化宣传，中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教学自由面临前所未有严峻的挑战，许多大学教授因为在课堂上的言论而遭到惩罚。现年72岁本来在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任教的经济学教授尤盛东，2018年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中共领导的宣传口号与官方贸易政策等言论，而遭学生举报，随后被开除，这意味着中国国内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再聘用他做教授。为了能够继续教书，他只好远赴美国，在那里的高等院校奔跑，以期能重返讲台。据他接受采访时称，他认为能量是物理学名词，是标量而不是矢量，因而有大小而没有方向，所以不能说正能量这样的词，还有梦想是妄想、狂想，不是理想，这就与习近平所提倡的“中国梦”相抵触，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就要履行世贸组织成员国这种权利与义务等等。就因为这些持平的言论却由于学生举报害得他丢掉教职。

今年57岁的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2019年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习近平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撸起袖子加油干”很粗俗，而被学生举报，校方剥夺了他的教师资格，将其调到图书馆工作。不过唐云却并不认为自己犯有错误，“今日我含着耻辱离去”，唐云在社交媒体写道，“他日我必带着桂冠归来”。除了解雇持有不同意见的教授，禁止一些西方教科书，中国还大力在大学内开展思政课（思想政治课），研习“习近平思想”。为了保证大学牢牢的抓在手中，现在许多大学公开招收“学生信息员”，对教师们在课堂上和私下的教学、言论、私生活以及政治态度进行监视。这些信息员必须是党员或者证明自己是“政治正确”的人。这些信息员的工作颇为复杂，不仅教师们在课堂上的言论成为他们关注的目标，连他们私下的文化品味，如对书籍和电影的偏好也受到关注，以确定教师们的立场和价值观。许多大学这样的信息员每班都会聘用一个，这种做法正在逐步推进。学校党委负责管理这些信息员，不过国保部门会大力的指导和培训他们，以使这些告密者更加富有成效。网络媒体经常刊载国保部门负责人到大学调研，其真实目的就是到大学监控教师和学生思想动态和组建培训学生观察员。

除了组建的告密者队伍，学校还在每个教室安装了摄像头，以加强对教学的监控，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有效的，2019年3月一名学生举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吕嘉课堂言论全然背离马列主义，涉嫌“反党违宪”。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因学生举报其课堂言论分别受到解聘、行政记过和撤职等处分。

除了信息员，一些学生也受到鼓励参与到对教师的举报中。一名经济法学教授告诉笔者，有时他引用一些西方法学观点或案例时，会有学生站起来用手机拍摄，让他不寒而慄。另一名法学教授深感从事法学教学危险，转而从事经济学领域研究。

沈志华教授讲座被举报而中断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现象，它折射出中国当今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被侵犯被践踏的状况。当教师被以莫名的政治理由剥夺自由研究和交流的权利时，整个社会又从什么地方去获得真相和自由的灵魂，整个民族又谈何高尚的精神和人格呢？

三尺讲台无疑是神圣的，侮辱三尺讲台的正是以神圣的政治正确的名义，干的却是摧毁民族精神的事情。给教师们以自由，给民族以希望，已经刻不容缓。希望那些举报者、告密者悬崖勒马，希望当局改变这种下作的做法，还学校一方净土，给学术一些尊严，给未来一些希望。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毕竟真相是遮挡不住的，历史也不是可以掩盖的。正像沈志华教授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研究做出的结论一样，僵化制度什么时候终结是偶然的，但终结是必然的。

日前，广西钦州市南区政府网站发布，钦南区二轻工业联合社11月17日发出《关于钦州市羽绒制品厂部分职工违规选举对抗组织的情况通报》称，羽绒厂原班子职工不服从联社任命决定，违反规定，另搞一套，组织职工自行选举厂长和职工代表，此行为错误严重，性质恶劣，选举无效。此则消息让人读来啼笑皆非，从中看到钦州当局的法盲本性，同时也深感中国当下权大于法，组织强奸宪法，以组织公然剥夺公民选举权、参与权及结社自由权的宪法权利的严酷现实。

据通报称，钦州市羽绒制品厂原领导班子拒不执行巡察整改，不服从联社财务统聘统管监管，拒不配合财务审计监督。根据原班子的错误事实和不作为，联社决定调整厂领导班子，免去黄兆宝羽绒厂厂长职务。羽绒厂原班子职工不服从联社任命决定，违反规定，另搞一套，组织职工自行选举厂长和职工代表。2020年10月30日擅自发布公告，选举黄兆宝等11名退休人员、容振强等11名在职职工为职工代表；11月6日擅自发布公告，选举黄兆宝为职代会主任、容振强和陈家威为副主任，选举黄兆宝为厂长。此行为错误严重，性质恶劣，选举无效。

从中共钦州南区政府通报可以看到，钦州羽绒制品厂职工选举自身企业的职工代表，成立职代会，并选举自己的厂长。这从职代会作为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而言，职工代表理所当然地是职工自己选举产生，而不应该是所谓组织任命或从中操作的指定人员。钦州羽绒制品厂职工选举自己的职工代表，这于法于理于情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竟遭致中共主导的所谓联合社否决及通报。

要了解清楚这次羽绒厂职工自己选举代表被否决问题，就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联合社”，依照中共官网介绍：联合社主要是指在一定行政区域内设置的合作组织联合体，如某乡养鸡合作社、某县养鸡联合社，某市养鸡联合会等。联合社性质，属于合作组织联合体，一般条件：由农民发起创立等；专业条件：须由该专业的带头人发起创立等。

从介绍可见，联合社是个行业自发性联合体，不应该是中共官方主导的权力机构，也不是管理行业内各企业的机构。

然而，钦州二轻工业联合社的官方介绍却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令、法规，以及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自治区、市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的指示、决议，结合实际，制订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工作职责：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令、法规，以及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自治区、市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的指示、决议，结合实际，制订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⑵指导二轻集体经济的发展，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监督实施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⑶负责二轻系统各类生产、技措、技改、基建、财务月、季、年度报表的汇总、分析和上报，向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二轻系统在发展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并提出相关的建议。⑷负责全区二轻行业管理、指导、维护、协调和服务。⑸承担区政府交办的有关事项。

由钦州二轻工业联合社的介绍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社已经是个受命中共统治需要的权力机构。对联合的企业具有管理权，具有对经营管理领导人任命与职工代表指定的权利，而对企业职工自己选举代表与厂长具有否决权。如此，联合社事实上就成为了主管企业一切的权力机构。这显然与联合社应有的性质相违背，而成为了行业企业的婆婆。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共大陆出现的联合社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当时中共通过在自发名义下的强制性暴力手段，将大量民营企业收归合作社下的集体或国有。改革开放后，中共一度放松了这种权力主导下的联合社管理，但是中共党首习近平上台后，力主国进民退，叫嚣国有企业是自己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于是在全国强化推进对民营企业与集体企业的管控，成立了各种操控民营与集体企业的机构，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在中共大陆注册的私人合资企业也常被归于集体企业名下，如此一来中国私人合资企业就事实变成了中共管控下的集体企业。

从中共钦州南区二轻工业联合社本次任命羽绒厂厂长与职工代表，而否决职工自己选举代表与厂长来看，联合社已经完全剥夺了职工宪法赋予的选举权、参与权与结社权，事实将整个企业变成了中共权力主导下的国有企业性质。

中共为了延续自身极权统治，近年来在全国推进公私合营，将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一批民营企业强制纳入改造合营范围，事实就是再次重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化道路，将私营经济国营化，消灭私有制。钦州当局公然以“组织”名义，通过联合社剥夺职工选举代表，成立职代会，进而选举厂长的履行宪法权利的行径，揭示着中共统治对企业强化管控，让一切企业姓党的实质。

中共集团肆意剥夺职工宪法权利，将所有企业以组织名义强制姓党，接受极权管控，重回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路，这必将带来中国经济重复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崩溃命运，给国民带来毁灭性灾难。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尊重宪法，保障企业职工参与权、选举权与结社权的宪法权利，给企业以自主经营的活路，给中国经济以生机。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7日

安徽省合肥市人权捍卫者、因工伤残人士周维林，在被羁押8个多月后被当地肥东县法院于11月20日开庭审理。原本一桩被控涉嫌“寻衅滋事罪”的普通案，且法院以疫情为名使被告在看守所通过视频审理，然而，合肥当局却如临大敌，戒备森严，生生弄成一桩秘密审判案。法院不仅拒绝公民前往旁听，不许律师直接进庭，需得审判法官出来带入庭中履行律师辩护职责，而且也不许证人进庭质证。最后法院没有当庭宣判，而作出不知将到何日的所谓“择日宣判”。

据民生观察报道，安徽合肥人权捍卫者、工伤致残人士周维林先生被控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20年11月20日在安徽合肥肥东县法院开庭审理。湖北省潜江市维权公民彭峰在11月19日专程从北京赶到合肥欲参加开庭旁听，结果遭到阻拦，被迫在法庭外等候一天。合肥市当地维权人士同北京市梁小军律师和吴莉律师当天早上八点到达肥东法院，发现肥东法院门前警戒森严，把笫一审判庭拉紧了警戒线，法院门卫查看了两位辩护律师证件却不立即放行，由主审法官亲自从法院办公楼出来带律师进法院开庭。律师梁小军告诉法官外面多位等候参加旁听的公民，还有本案的证人进入法庭为周维林作证，但是法官说拒绝证人出庭质证。

周维林代理律师梁小军21日通过推特留言：周维林昨天的开庭让肥东县法院如临大敌，调来的保安和法警层层把守——这还是被告人在看守所视频审理的情况下。阵仗做给外人看，也给自己一点安全感。法官倒是充分保障了我们的辩护权，在我看来都有些放任周维林信马由缰地絮叨。有时我们不得不提醒他回到案件中来。简单的案子，一天的时间！

人权捍卫者周维林是今年3月12日被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城东派出所秘密抓捕，家属反复找执法部门质问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相关法律手续。后周维林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遭刑事拘留、逮捕、起诉。直至2020年11月20号开庭审理。这是周维林先生第二次遭合肥当局羁押判刑。

身为残疾人的周维林先生何以招致合肥当局如此忌恨而被反复投入大牢？从周维林先生多年来参与维权事业的所行，可以看到其中原委。

周维林在自己推特上的称谓为“维权网信息员周维林（不如难民的伤残工人）”，相关介绍是：伤残工人一名(连难民都不如的工人)，做人第一，公民记者为人权发声。曾因报道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张林与其女儿张安妮被警方从合肥市绑架回蚌埠市，及其后的送安妮上学活动而被判刑一年六个月。居住地中国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街道。电话、微信、Telegram：18919695917

周维林先生走上人权捍卫之路，虽起因于上世纪80年代中叶自己因工受伤的维权，但他没有局限在自己权利争取上，而是不断在维权过程中学习思考，上升到对整个国家公民权利的关切与争取上，尤其后来加入到“维权网”信息员行列，不仅广泛关注追踪报道全国各地发生的人权事件，而且长期公开以“维权网”信息员对外发布报道。周维林先生还对中国残疾人权利有着深入而系统性的研究与思考，并为争取中国残疾人权利作出不懈努力。多年来他撰写了不少伸张残疾人权利的文章，公开呼吁中共当局落实改善残疾人权利与待遇，还多次向国家民政局、信访局等有部门投书。周维林先生几十年来为推进中国人权改善的努力，证明着他是个当之无愧的人权捍卫者。

周维林1965年4月27日出生，原安徽省拖拉机厂退休职工，维权网信息员，安徽省维权人士，中国在押政治犯，2015年曹顺利人权捍卫者奖获得者。

周维林曾于1986年12月18日因工受伤，成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员，但原所在单位一直不给于办理伤残认定和退休等手续，自此走上维权之路。

自2009年起，尤其是2011年至2013年期间，因长期坚持实名报导安徽及全国各地多种公权力违法侵权事件，并成为“维权网”信息员，而招致当局的强烈不满和忌恨，曾先后5次被合肥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并且多次被警方抄家、传唤、威胁甚至殴打。

2013年4月8日，各地维权人士发起声援“安妮失学事件”的活动，周维林因前往进行实时报导，而被合肥警方于4月16日强行带走，处以行政拘留10日；同年6月4日，又因参与合肥网友聚餐纪念64活动，遭到警方的报复性拘留，之后获释；但时至7月4日，合肥警方再次因64纪念活动而以“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事由对其进行传唤，并处以行政拘留10日。

2013年9月6日，合肥警方第三次以参与声援安妮失学事件，维护安妮受教育权活动为由，将其与张林、李化平、姚诚等维权人士一同拘捕，并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而刑事拘留；

2014年2月被当地检察院以同罪名正式批捕，之后被安徽省合肥市地方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15年2月23日，刑满获释。

出狱后仍然一直坚持为劳工和残疾人维权。周维林于2020年3月12日被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城东派出所（电话：0551-64483496）秘密抓走了。后遭刑事拘留、逮捕、起诉。

周维林先生长期来致力于推进中国人权改善，关注、调查、报道中共侵权事件，揭露地方权力的腐败，公开依法举报有关官员的不法行径，因此招致合肥当局的反复迫害的经历，揭示着中共对人权捍卫者打压的严酷，映照着中国人权的黑暗。中共合肥执法当局公然枉顾法制，肆意践踏公民权利，构陷迫害人权捍卫者的行径，不仅严重违反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而且公然毁失中共自己签署的《人权捍卫者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等等相关国际人权公约，自食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诺言，因此必将受到文明世界的唾弃，受到历史的审判。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3日

一个国家的先进也许只需要精英来代表，但一个国家的文明却体现在弱势群体所受到的对待。高楼大厦华堂美舍映衬不了棚户危房，弱势者的哭泣也不应被赞歌掩藏。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残疾是一个总称，包括损伤、活动受限以及参与的限制”，“残疾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它是一种复杂现象，反映了人体特征与他或她所生活的社会特征之间的互动关系。要克服残疾人遇到的困难，就需要进行干预，消除环境和社会方面的障碍”。

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12月13日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不认为残疾是一个医学、慈善或受抚养的问题，而向世界人民挑战要把残疾问题作为人权问题来对待。因此将残障人士的权利仅仅停留在健康或者经济救济是对残障问题的简单和低俗化。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9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9年底，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入库持证残疾人3681.7万人。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2630.7万；636.2万60岁以下参保重度残疾人中，618.2万得到政府的参保扶助，享受代缴比例达到97.2%。299.1万非重度残疾人享受了个人缴费资助政策。1070.8万人领取养老金。全国有50.9万人次农村残疾人接受了实用技术培训，6190名贫困残疾人获得康复扶贫贴息贷款扶持，4662个残疾人扶贫基地安置6.2万名残疾人就业，辐射带动10.0万户残疾人家庭增收…..。从这个公报上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残疾人事业有了很大进步，许多残障人士得到救助与帮扶。但是联合国大会和《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出的将残疾当作向世界人民挑战作为人权问题来对待，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不像官方报告那么简单和光鲜。

民生观察正是基于《残疾人权利公约》将残障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人权挑战，而对中国国内残障人士的现状进行采访研究和报道，以增进大家对残障人士现状的了解，促使政府和民间在改善残障人士生存和权利做出更加务实的努力。对残障人士权益的报道可以促使我们深思，或者这些报道只是一些个例，但却让我们忧虑，我们文明的底线在哪里，弱势者除了感激，他们勉强的笑容是否隐含着泪水，他们的身体已经受到伤害，心灵是否还在深深地被刺痛？

本文就结合民生观察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农村残障农民权益保障状况的备忘录》、《关于部分农村残障人士特殊待遇的走访情况》等文，并结合其它报道以及笔者掌握的情况做一个简略的评述。

首先让人感到不适的是，志愿者来到巴中市南江县贵民乡所受到的待遇。笔者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一个四川一企业为了拓展知名度，就跟政府联系要到养老院慰问孤寡老人，团市委、妇联领导一起，带着记者和摄像机随。养老院里面干净整洁，老人们穿着得体，笑容可掬，幸福得像是要流溢出来。整个画面让人感动。可是不久，一个朋友的亲人在里面受了欺负，再次前往，却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环境脏乱差，房间里老人的被褥许久都没有洗过，也没有任何人提供这些服务，老人们私下都说院长贪污了他们的伙食费，经常对他们报复，管理员基本不在，即使在也是粗声粗气。

这次志愿者也遭遇相同的对待，只要你是上级打了招呼的，他们就配合你演戏，给你看和谐的美图，如果你是私自前往，那么，你就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你不要说想得到真实的情况，更可能受到盘查，甚至被当成敌人。这些村干部都是人精，他们深深知道，一切的报道和数据都是他们提供的，是假的不作数的，真实的情况暴露出去，他们就将无地自容。不但所谓对残障人士的优待是易碎的肥皂泡，而且这里面还有他们对这少得可怜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掠夺。

南江县的残疾人每个月领到手的钱总要少50元，还习惯性的给村干部买一包“中华烟”（零售价大概45元）。这就是这些基层干部对凡是前来关心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员保持戒心的原因。

虽说官方报告里提到中国建立了许多残疾人托养和服务机构，但是在民生观察的走访中，许多的残障人士，上至90多岁，下至几岁的都未能享受这些待遇。按说一个人身有残疾，政府就具有扶助的责任。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其它手续和波折。按劳取酬是劳动力市场的规律，依规对弱势群体帮扶也只是照章办事的程序而已。可是在现实中对残障人士的确认和帮扶数额都是由工作人员来操作的，这就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

一个名叫海爷的孙子的8岁智障小孩，父母长年在沿海打工不回家，这也跟他们无法接受智障孩子有关，他跟着高龄的祖父母生活。为了孩子好过点，也为了孩子不损坏庄稼，祖父将孙子用铁链拴住，由于住在乡道边，官员就会担心上级检查路过会看到，而影响他们的政绩。相识的村干部告诉海爷，有些事情管民政的副乡长说了算，但是得花应有的代价，于是在送了一头山羊后，这个智障小孩得到的补助是最高的，达到每月450元。这个补助也是挤掉其他人的名额得来的。

没有人知道这个名额到底是多少，虽然可能在上面会有一个计划，但是在下面没有人知道，所以不是因为你残障了你就必然有资格得到帮扶，得到批准才是最关键的。而这个批准有时则完全是随意的，或者就是寻租的机会。虽然不至于将残疾补助发给完全不具资格的人，但是发给这个而不是那个，发多发少却是残障人士难以控制的。比如，一直广西打工的小平20岁时左手在劳动中被切断，现年43岁了，一直没有受到民政与人道救助。在他得知今年精准扶贫快完，当即回到家乡巴中。当他到扶贫办要求房屋改造，却发现他的生活用房被贴上生产用房的标识，这样必须改造的房屋就不用改造了。

更加让人忧虑的是许多残障人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扶助，甚至连相关残疾证明都得不到。上海曹秀珍右眼失明，骨折，患有多种疾病，街道和居委会都说给办残疾证，可职能部门却一直不给办。导致其到北京上访。

残障者得到医疗救助的机会渺茫，除门诊不在医保范围得不到报销，重病虽然可以通过新农合报销大部分住院费，但是每次住院都涉及大量的检查，实际剩余需要自己负担的部分也是不菲，所以对这些拮据的残障人士来说，不到疼痛难忍或涉及生命安危时也不会到医院去。

虽然如残疾人联合会上述报告所言，中国对无障碍出行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包括障碍环境建设和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法规、政府令和规范性文件，但是无障碍出行对许多有这方面需要的残障人士和老人、孕妇和小孩来说仍不敷用。今年8月1日，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实施八周年的日子，以广东的残疾斗士朱明建为代表的残疾人向广州、深圳、佛山、河源、惠州、东莞等21城市交通警察支队各邮寄了一份《关于交警部门依法落实监督占用无障碍通道车辆的建议信》，证明无障碍出行还任重道远。另据红星新闻报道，今年11月2日，在天津工作的何先生去北京参加北京联合大学针灸推拿转业的自学考试，订了酒店，酒店却以“酒店没有电梯，且盲人入住必须有直系亲属陪护”为由拒绝他入住。

在相关报道里，我们也看到，残障人士特别是农村残障人士除了在生活的不便、经济的困窘外，他们的发展利益根本得不到任何的保障，这些发展利益包括接受教育和就业。除了聋哑孩子有些地方可能有聋哑学校外，其他孩子无法进学校读书，更遑论深造。一则消息称，10月31日，盲人女孩吴潇最终放弃报考陕西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因为她要求提供一份盲文试卷而遭到校方拒绝，尤为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在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微博发起的一场投票中，有102人认为“学校出于慎重考虑，拒绝情有可原”，有73人认为“不合理，剥夺他人受教育的权利”，对残障人士权利忽视者远超重视者。

残障人士得到补贴的门槛也是非常高的，要求得评为一、二级残疾才会得到很少的补贴。一、二级残疾按规定就是生活不能自理。而三、四级这些永久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障就没有机会得到长期救助。佳木斯某老人，因糖尿病引发白内障导致双目失明，最后被评为三级残疾。广安某敬老院某老人从小视障，双眼只能看很近的东西，连六级残疾都没有评上。巴中医院专家都认为是永久失去劳动能力，可是评审机构就是不给他评定。

残障人士的权益保护最终要达到残障人士与其他公民平等地、有尊严地生活，可是我们看到残障人士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相当狭窄，他们的选举权基本被他人代理，他们领取救助也基本被基层官员以他们身体不便而操纵于他人之手对残障人士的关爱，不仅是年节时发一点慰问品，以显得政府的关怀和制度的优越，更重要的是将社会救济制度制订得更加人性，落实得更加实在。同时舆论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其中，才能杜绝演出式的和蜻蜓点水式的救济，甚至成为一些官员捞取政绩和搜刮钱财的机会。毕竟残障只能是身体的问题，而解决残障才是社会的问题。残障人士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道路还漫长，就目前而言，还不足书写宏图，只足以使我们警醒和努力。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22日

2020年11月20日上午，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20年重刑。李怀庆的妻子包艳在推特上惊呼“好黑暗的天呀！ 强烈抗议重庆当局的这一无耻迫害诬陷行径！”

 

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如此重判，的确超出了外界普遍预估，震惊的不仅是他妻子与家人，也使整个关注民营企业界命运人士失色。因为从整个案子办理来看，重庆执法当局深文周纳蓄意构陷手段昭然。

 

从案件透露出来的各方信息来看，直接起因是，李怀庆在几年前加入了清华大学博士刘鹏飞创建的名为“环球实报”的微信群，后群主遭到抓捕判刑，重庆公安曾要求李怀庆出具材料举报群主，但遭到李怀庆的拒绝，因此与警方发生争执，得罪了重庆市公安局长邓恢林。随之重庆当局展开对李怀庆及其公司的打压。2018年1月24日，中共在全国发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李怀庆于1月31日被重庆警方以“涉黑”罪名抓捕，并于2月12日被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以“虚假诉讼罪”逮捕。2019年1月，被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同期还拘押了李怀庆公司的多名员工，并将早已离职的员工也拘押起来。李怀庆被羁押期间，遭到剥夺律师会见，亲人通讯联系等等权利，且他儿子与妻子也被拘押审问。

 

2020年6月8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时，李怀庆当庭控诉：“ 公安机关在提审过程中威胁我，你再不交代，我们就要把你老婆抓进来，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想怎么摸就怎么摸。还要把你的儿子也转进来，重新审讯（之前已经无罪释放）。”“为诱使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说，只要承认了，就马上放你的员工离开。我当时心软了，我的员工都是老实人，都很好，其中还有小孩、瘫痪的母亲，我为了（他们）被迫承认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结果公安机关并没有如约执行，反而就此将我们打成了恶势力团伙，我对不起我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公安机关为凑足证据，对案卷调查进行东拼西凑，有的所谓几百万诈骗款项，明显就是张冠李戴随意捏造。更为可恨的是，在提讯时，由公安机关从我公司拿走的原始单据，在提讯的时候还向我出示过，但在提交给法院的证据中就找不到了，因为那些证据对我有利。”—-

 

另据不同被告人当庭分别表示，重庆公安机关已预设情节提示的方式诱供。所有员工被捕的时候为2018年1月31日，而大多涉案内容均发生在2015年之前，所以被告人对于很多公安机关提出的“犯罪事实”均记不清楚。于是，重庆公安机关便以创造性思维，开创了预设情节提示法。他们预设情节，然后提示被告人按照预设情节做肯定的回答，并作为犯罪事实记录在案。被告人田浩甚至被威胁“你都进来了，不承认是走不掉的，你承认恐吓打人最多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被告人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只得承认，没想到几个月却变成了羁押2年多后的重判。

 

李怀庆原为重庆富华典当公司董事长，为人仗义，多年来一直资助大凉山地区的贫困儿童，也帮助家境困难的昔日战友；他是“随手公益”志愿者，多年来也参与救助尘肺病工友的“大爱清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李怀庆前后捐款近三十万元。

 

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家、公益慈善人士李怀庆及其公司采取如此公然构陷的残酷打压，不仅显示着中共当局枉顾法制，践踏人权，肆意剥夺民营企业主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经营权、公民言论自由等等基本宪法权利，而且预报着中共在系统性地清除民营企业中信奉自由市场原则、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有社会良心的“异类”，在大刀阔斧地整顿抢占民营企业领地，强力推展国进民退。

 

中共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展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艰难中得到一定的发展，一批民营企业家随之成长起来。由于民营企业在中共极权主义与国有企业挤压中生长的特殊性，民营企业主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规则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有深切忧虑，为此一些民营企业主从经济发展规律中体会到现代文明自由价值与规则的可贵，从而生发出对现代普世文明价值的认同，对宪政民主法治人权的向往，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一些现代文明价值探讨行列，甚至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由经济发展而养成现代自由市场精神进而推广到对社会普世文明认知的民营企业主，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动力，然而，这却是中共极权延续的“敌人”。

 

极权主义赖以延续的根本是控制社会一切资源。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民营企业事实上削弱着中共对资源的控制，而民营企业主信奉的自由市场规则与极权主义掌管主导一切原则背道而驰。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要想加固自身统治以延续特权，从中共十八大后祭出了国进民退方针，将国有企业当作“自己人”，而将民营企业当作外人，对民营企业展开全面收服与剿灭的两手清理整顿。收服，就是将那些与极权勾兑，深陷于权钱交易，成为极权奴化盘剥社会工具，且甘愿作极权的奴狗，听命于极权摆布的企业主及其企业，采取公私合营，使其全面受控于国有名义下的权力所有，达成民企的国有化。剿灭，就是对那些信奉现代市场原则，拥有普世价值理念，不甘愿甚至拒绝接受极权摆布奴役，不听命实现国有化的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彻底铲除。今天李怀庆被重判，正是中共针对民营企业的收与剿国策体现。

 

大家应该看到，最近两年来，中共随着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对民营企业主打压清剿力度也在相应加大，类似李怀庆事件接连发生，如北京当局今年3月抓捕重判任志强，9月抓捕出版人耿萧男夫妇，11月拘押河北孙大午和家人及其企业高管。这一系列事件，其实贯穿着中共清剿民营企业以达成全面控制社会资源来巩固极权统治的国策。所以，今天重判李怀庆遭重判20年事件，其实预警着中共对民营企业严酷镇压的风暴劲刮，预警着中国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