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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0日上午，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20年重刑。李怀庆的妻子包艳在推特上惊呼“好黑暗的天呀！强烈抗议重庆当局的这一无耻迫害诬陷行径！”

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如此重判，的确超出了外界普遍预估，震惊的不仅是他妻子与家人，也使整个关注民营企业界命运人士失色。因为从整个案子办理来看，重庆执法当局深文周纳蓄意构陷手段昭然。

从案件透露出来的各方信息来看，直接起因是，李怀庆在几年前加入了清华大学博士刘鹏飞创建的名为“环球实报”的微信群，后群主遭到抓捕判刑，重庆公安曾要求李怀庆出具材料举报群主，但遭到李怀庆的拒绝，因此与警方发生争执，得罪了重庆市公安局长邓恢林。随之重庆当局展开对李怀庆及其公司的打压。2018年1月24日，中共在全国发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李怀庆于1月31日被重庆警方以“涉黑”罪名抓捕，并于2月12日被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以“虚假诉讼罪”逮捕。2019年1月，被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同期还拘押了李怀庆公司的多名员工，并将早已离职的员工也拘押起来。李怀庆被羁押期间，遭到剥夺律师会见，亲人通讯联系等等权利，且他儿子与妻子也被拘押审问。

2020年6月8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时，李怀庆当庭控诉：“公安机关在提审过程中威胁我，你再不交代，我们就要把你老婆抓进来，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想怎么摸就怎么摸。还要把你的儿子也转进来，重新审讯（之前已经无罪释放）。”“为诱使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说，只要承认了，就马上放你的员工离开。我当时心软了，我的员工都是老实人，都很好，其中还有小孩、瘫痪的母亲，我为了（他们）被迫承认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结果公安机关并没有如约执行，反而就此将我们打成了恶势力团伙，我对不起我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公安机关为凑足证据，对案卷调查进行东拼西凑，有的所谓几百万诈骗款项，明显就是张冠李戴随意捏造。更为可恨的是，在提讯时，由公安机关从我公司拿走的原始单据，在提讯的时候还向我出示过，但在提交给法院的证据中就找不到了，因为那些证据对我有利。”—-

另据不同被告人当庭分别表示，重庆公安机关已预设情节提示的方式诱供。所有员工被捕的时候为2018年1月31日，而大多涉案内容均发生在2015年之前，所以被告人对于很多公安机关提出的“犯罪事实”均记不清楚。于是，重庆公安机关便以创造性思维，开创了预设情节提示法。他们预设情节，然后提示被告人按照预设情节做肯定的回答，并作为犯罪事实记录在案。被告人田浩甚至被威胁“你都进来了，不承认是走不掉的，你承认恐吓打人最多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被告人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只得承认，没想到几个月却变成了羁押2年多后的重判。

李怀庆原为重庆富华典当公司董事长，为人仗义，多年来一直资助大凉山地区的贫困儿童，也帮助家境困难的昔日战友；他是“随手公益”志愿者，多年来也参与救助尘肺病工友的“大爱清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李怀庆前后捐款近三十万元。

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家、公益慈善人士李怀庆及其公司采取如此公然构陷的残酷打压，不仅显示着中共当局枉顾法制，践踏人权，肆意剥夺民营企业主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经营权、公民言论自由等等基本宪法权利，而且预报着中共在系统性地清除民营企业中信奉自由市场原则、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有社会良心的“异类”，在大刀阔斧地整顿抢占民营企业领地，强力推展国进民退。

中共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展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艰难中得到一定的发展，一批民营企业家随之成长起来。由于民营企业在中共极权主义与国有企业挤压中生长的特殊性，民营企业主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规则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有深切忧虑，为此一些民营企业主从经济发展规律中体会到现代文明自由价值与规则的可贵，从而生发出对现代普世文明价值的认同，对宪政民主法治人权的向往，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一些现代文明价值探讨行列，甚至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由经济发展而养成现代自由市场精神进而推广到对社会普世文明认知的民营企业主，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动力，然而，这却是中共极权延续的“敌人”。

极权主义赖以延续的根本是控制社会一切资源。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民营企业事实上削弱着中共对资源的控制，而民营企业主信奉的自由市场规则与极权主义掌管主导一切原则背道而驰。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要想加固自身统治以延续特权，从中共十八大后祭出了国进民退方针，将国有企业当作“自己人”，而将民营企业当作外人，对民营企业展开全面收服与剿灭的两手清理整顿。收服，就是将那些与极权勾兑，深陷于权钱交易，成为极权奴化盘剥社会工具，且甘愿作极权的奴狗，听命于极权摆布的企业主及其企业，采取公私合营，使其全面受控于国有名义下的权力所有，达成民企的国有化。剿灭，就是对那些信奉现代市场原则，拥有普世价值理念，不甘愿甚至拒绝接受极权摆布奴役，不听命实现国有化的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彻底铲除。今天李怀庆被重判，正是中共针对民营企业的收与剿国策体现。

大家应该看到，最近两年来，中共随着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对民营企业主打压清剿力度也在相应加大，类似李怀庆事件接连发生，如北京当局今年3月抓捕重判任志强，9月抓捕出版人耿萧男夫妇，11月拘押河北孙大午和家人及其企业高管。这一系列事件，其实贯穿着中共清剿民营企业以达成全面控制社会资源来巩固极权统治的国策。所以，今天重判李怀庆遭重判20年事件，其实预警着中共对民营企业严酷镇压的风暴劲刮，预警着中国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0日

据中共大陆官媒披露，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石婆固镇，近期张贴给民众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要对“一户一宅”制定标准，农户只有一个子女的认定为一户，两个以上子女，但只有一个儿子的，认定一户，两个以上儿子，父母随其中一个儿子居住，认定一户，而且规定超过167平方米标准的住宅，其占用部分要按阶梯收取“有偿使用费”。比如一幢300平方米的楼房，每年需要缴纳540元人民币费用（81.65美元）。而一幢500平米的楼房，每年需要缴纳人民币2,455元（371.24

美元）。此消息一经传出，农村居民质疑，城市可以一户多房，农村却要取消一户多宅。更多农民表示，“宅基地”是祖先留下的土地，政府这种收费对农民肯定不利。

对农村宅基地收费传言由来已久，今天中国大陆媒体公开披露石婆固镇公开信，坐实了这个传言，说明中国大地对农村宅基地收费时代已然到来，而绝非河南石婆固镇私自所为。事实上，中共早前各地政府已经出台了有关农村宅基地收费标准，如河北省当地农村宅基地的标准面积约为200平方米，城市或郊区面积约120平方米。地方法规将用于超过标准地区的部分收费使用，超过20平方米以内的不收费，超过20平方米以上的开始收费，具体标准如下：0~220平方米的部分不收费;220~270平方米的部分3元/平方米;270~320平方米的部分6元/平方米;320~370平方米的部分9元/平方米;370~420平方米的部分12元/平方米;420~470平方米的部分15元/平方米;470~504平方米的部分18元/平方米。

对照河北，今天河南石婆固镇收费标准显然更低，以167平米为收费起步点。由此可推知全国更多地区应该出台了各种不同收费起步标准的政策法规，并且借本次农村土地确权而展开对农民宅基地使用的大规模收费。

据现今中国人口分布状况，居住于农村人口仍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农村宅基地收费是中国农民普遍面临的情况，这样一来，宅基地收费不仅涉及到广大民众，将对全国大多数人口带来负担，而且也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千百年来的农村土地使用观念。

中国农村宅基地多是千百年祖辈传承的财物，与世代安居及祖业承继根深蒂固的理念相关。应该说中国传统千百年中并没有出现过向祖业宅基地征收费用之说，而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先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农村千百年传承的祖业宅基地也变成了集体所有，但几十年来，中共还是没有因此设立什么征收费用，还将宅基地当作村民自然传承的产业存在，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共极权统治日益深化，对社会资源管控日益精细与严密，对农村宅基地终于开启收费的闸刀。

中共今天对农村宅基地收费不仅增加着农民的直接经济负担，破坏了固有宅基地世代传承习惯与观念，而且向整个社会宣示了：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一切民众生息之地尽在共党掌控之中，必得共党批准，方有立足生存之地，且立足生存之地也必须时刻承受听党话，服从党管，时刻服务党的需要，时刻接受党收费与征收。也就是说，这种对宅基地的收费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是共党需要且能够统治、勒索全民的宣示。在这里，农民的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等等基本权利事实并没有得到保障，而是成为公权力随意切割榨取的对象。

从农民世代传承的宅基地被收费，可以看到农民地权的缺失。同样，农民承包耕种的土地经营权也是没有保障的。虽然中共一再表示说3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而事实上全国各地只要政府需要征用土地，就随时不管承包权，有的甚至签订承包权没几天，政府就前来征用，根本不考虑承包经营权保障问题。因此，中国农民事实上是没有土地使用权可言的，从宅基地到承包地都没有权利保护。

当然，在中国当下不仅农民土地权利没有保护，随时可以被公权力收费、征占，事实上在中国所有公民的无论经济权利而或政治权利都是没有保障的，都随时面临被侵害与剥夺。只要公权力需要，随时就可以将公民的权利变成渔利的对象。由此可以产生计划生育，将公民生育权变成权力罚款与收费对象，甚至在人大政协上还出现对呼吸空气的征税提议，并且很可能在不久将来成为现实，至于饮水缴费，那已经成为了边远山村都逃避不了的课题。由此可见，一切的自然资源都将成为权力苛税收费的对象。在中国今天，公权力可以肆意根据需要列出种种千奇百怪的名目来收费，而公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唯有承受剥夺的份。

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依靠暴力抢夺得来的政权，又依靠暴力掠夺来维持统治，自然不可能给予公民任何真正得到保护的权利，因为任何切实得到落实的权利，都将成为权力肆虐的阻碍，所以极权统治从来不容许任何公民权利得到落实。中国今天农民宅基地收费，既是中国农民丧失安身立命基本地权的反映，也是中国公民缺乏基本权利保障的写真。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16日

据“维权网”、“民生观察”及众多媒体报道，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夫妇、儿子儿媳及该公司高管20多人11月11日突然被警方抓走，而大午集团已被官方接管。这是孙大午先生继2003年被中共当局以非法集资抓捕判刑出狱后的再度被押，昭示着中国民营企业家权利没有保障而多灾多难的命途。

大午集团内部人士透露，本次河北警方对孙大午及其亲属、企业高管的抓捕是采取由高碑店市异地出警，分两次拘押。11日凌晨1点左右，大批警察封锁大午集团公司高管居住区，破门冲入家中将孙大午及其亲属与集团高管抓走，当日白天，又以召开各分公司会议为名将集团各分公司负责人拘押带走。至12日初步统计大午集团被抓走包括孙大午及其亲属与企业高管20余人。因警方封锁消息，也施压公司员工，外界无法准确获悉拘押人数及关押地点，到13日，除了大午中学校长及几名公司人员获释，众多被抓走者不知下落。种种迹象显示，警方仍随时可能扩大对大午集团员工的抓捕范围。

导致大午集团骤遭如此大规模抓捕与接管厄运，据河北省高碑店市公安局11日上午对外发布警情显示：经侦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侦办中。

从警方抓捕过程中透露出来的消息，有大午集团高管被警方带走时，家属被要求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中提到了8.4事件，而后警方又换了一份文件，上面提到了6.21事件。这两次列入警方抓捕原由的事件起因于一桩作为民企的大午集团与作为国营的农场之间的土地纠纷。据大午集团微信公众号曾发布过相关讯息，介绍这个由来已久的土地纷争问题。多年前，徐水县郎五庄村曾将740亩土地交由徐水国营农场耕种。但实际上，徐水国营农场占用郎五庄村土地超2000亩。为了土地确权问题，双方数年间争执不下。后来，郎五庄村将地租给了大午种业公司。在大午公司依照合同经营有关土地时，与国营农场发生了争执，国营农场拒绝退出占用土地给大午公司经营。2020年6月21日，大午集团人员与徐水国营农场人员发生了第一次冲突。8月4日，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徐水区公安介入，并与大午集团员工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两次事件被称为“6.21事件”和“8.4事件”。

从警方警情通报与大午集团公众号消息，可以看到所谓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就是民企大午集团与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从常理而言，既然是土地纠纷，那就应该是双方的，作为政府应该出面协调、调解及通过司法裁决，而不应该是公权力出面抓捕纠纷一方的人，就算要拘押那也应该对双方实施拘押，而不是只抓某一方。然而，事实却是大午集团遭致大规模抓捕且公司被政府接管，而纠纷的另一方却没有传出扣押任何人的消息。显然，作为应该主持公道，裁决纠纷的公权力完全站到了纠纷的另一方，成为镇压民营而维护国营的打手。

当然，孙大午先生及其企业遭致如此厄运，表面原由虽是土地纠纷而被扣寻衅滋事与破坏生产经营的帽子，背后显然与中国当下国进民退，当局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相关，而更深层的原因却是近年来中共当局掀起的企业也姓党，要将民营企业党化的运动相关。大家看到，近年来中国大陆许多顺服权力的民营企业已经纷纷成立党支部，并由党委来主持管理工作。而一些秉持市场理念，认同现代自由竞争规则，期待通过法治民主保障自身权利的企业主，自然对权力介入企业保持戒心与距离，于是这些企业成为了权力不欢迎的对象，甚至被划入了另册。而更有甚者，有的企业主还抱持着良心、正义，对社会有关怀情结，热衷于社会公益，认同现代文明普世价值，对时局提出一些质疑与批评。于是这些企业主就成为了权力防范进而敌视的对象，因为极权统治集团是泯灭良心与正义，是敌视普世价值的。所以，这些拥有财富资源的民营企业主就自然成为了极权集团的专政对象。

孙大午先生多年来致力探索企业现代管理，关注社会问题，在企业推出“私企立宪”，实行“三权分立”：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完全分开。力倡“私有、公治、共享”原则。成立不挣钱的医院与学校，并与自由知识分子及共党内改革老人交往较多，还出面为一些遭致打压的民企发声，甚至偶尔还召开对一些社会敏感问题的研讨会。由此，招罪于中共官僚，忤逆党首精神，让权力集团中顽固势力咬牙，以致今日终于遭致再度被抓捕。结合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家如重庆李怀庆、北京耿萧男等等被抓捕情况，不难理解今天孙大午遭遇的必然。

孙大午，男，1954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高林村镇郎五庄村，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获颁河北省养鸡状元荣誉。

2020年11月11日，高碑店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侦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孙大午初中毕业后曾待过山西临汾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与徐水区农行，这两个经历让他发现农牧业可以发展经营。1985年孙大午创立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以一千只鸡与五十头猪起家。担任董事长期间，孙大午自学不缀，并于1996年6月获颁河北省养鸡状元荣誉。

1995年，大午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五百大私营企业之一，孙大午也获选为保定市人大代表。

1996年8月，当选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的理事长。

2001年，孙大午除了大午集团董事长外，亦兼任大午学校校长。

2002年10月，被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聘请为高级研究员。

2005年，孙大午通过企业内部改制，让出大午集团董事长的职位，担任集团监事长。

2003年4月31日，徐水县公安局通知大午官方网站：该网站发表的《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文章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像，整顿网站，停止营业6个月，罚款15000元。同年5月29日，孙大午被指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被扣上“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抓捕，还并被指控非法持有弹药。最终徐水县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同时也被判处罚金三十万元。尽管获得媒体、农民、学者与网友的支持，但他选择不再上诉，并于同年11月1日父亲生日时出狱回家。

2020年11月11日，再度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抓走拘押。

从孙大午先生的经历与一再被抓捕的遭遇，可以看到在中国一个民营企业家成长的艰难与权利荡然无存的现实，看到当中国公民基本的宪法权利没有保障时，民营企业家也不会有任何权利可言，随时被拘押判刑也就成为了宿命。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13日

11月9日，中国大陆毛左网站“乌有之乡”发出了一封叫张兴德声讨首都师范大学的公开信——《就“11月5日请沈志华讲四史的报告”事件致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一封公开信——兼评沈志华学派之十八》，出来为中断播放沈志华学术讲座事件中的恶意举报辩护，更将学术观点上纲上线为政治观点与路线之争，并意欲将首都师范大学捆绑成庇护学术观点的事件责任人，显示着中国当下“恶意举报”者有恃无恐的猖狂，与对现代文明的人权、法治的无视。

据网络披露，11月5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组织讲座，“沈志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与终结”。但在直播当日，一些朋友询问为何讲座在开始一小时后中断？主办方的官方在网站发表了正式声明，指出线上讲座中断原因是因为遭到恶意举报，故而中途转移。主办方对干扰正常学术交流的行为表示严正谴责，并声明保留进一步追责的权力。

沈志华教授讲座中谈到：“朝鲜战争的问题确实是中国人特别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这可以想象，这是那一代人经历的非常重要的事件。但对于这件事情，人们的记忆曾经是错误的。”历史学研究的依据是档案文献，以前的历史记忆有错误，也不奇怪，因为过去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从来没有解密过，所以人们都不知道，报纸上说什么就是什么。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档案开始解密，中国档案也陆续披露出来，大概从1996年以后，各国学者对于朝鲜战争的理解才比较接近真实的历史事实。

从沈志华教授通过前苏联解密档案来研究朝鲜战争而得出结论来看，他是个言说有据持论有理的学者，完全超越政治偏见与权力定论，是真正立足学术的探索。然而，他的观点居然遭致毛粉的恶意攻击，一些倚仗权力后盾而假借学术争鸣的政治御用文士蜂拥上纲上线，疯狂挥舞大棒，无端扣押罪名帽子。

正如张姓公开信开篇就说：（沈志华停播事件被首师大定为恶意举报）爆了一枚重磅炸弹。绝不同于一些“抄袭”“顶替”“论文作假”之类的没有多少“政治含量”的信息。它给人提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就是习近平多次强调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要守土有责。作为首都师范大学应该有这个自觉性。并断言“这是举办方，宣传方，有意无意地在客观上起到了反对前不久全国全民纪念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70周年活动、否定习近平在这期间两次讲话精神、否定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为沈志华一向顽固坚持的错误理论提供新的宣传阵地，根本就不是学习‘四史’，不是‘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这是一起严肃地政治错误行动，为此，笔者呼吁主办方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对此应该进行调查处理。”

从张姓公开信通篇就是政治棒子与帽子的言词来看，这显然不是学术探讨，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并且不仅要审判沈志华教授的学术观点，而且连坐首都师大有包庇之责，意在将首都师大与沈志华教授一并绑架上政治审判台而封杀与治罪。

中国大陆近年来高校举报教授讲课，网络媒体举报公民言论等等事件已经泛滥成灾，以致于大批的大学教授因此被解聘，大批发言平台被关闭，大批的个人微信等等注册用户被封禁，甚至大批的公民被投入监狱。中国社会已经深陷入言必得咎，人人自危，人人畏言，随时因言获罪，进而道路以目的地步。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利”，作为学术研究，当然有自己依据事实得出结论的自由，并宣讲自己学术观点的自由。这即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学术繁荣的必需条件。然而，在中国当下，类似沈志华教授这样纯粹宣讲自己研究成果，竟被扣上政治错误的大帽，不仅讲座横遭停播，而且被一些捍卫政治正确者以学术名义穷追猛打，咬着不放，还要追究首都师大举办讲座的罪责。如此公然不顾基本人权，不讲学术道德与作人底线，本质上已经超越了“恶意举报”的范围，而达成了恶意构陷。

纵观中国今日之所以各种因言论而招致的恶意举报横行，根本原因不在于人性之恶，而在于极权制度唆使纵容激发鼓励这种恶。中共极权集团从建党之始就将各种举报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尤其在夺取大陆政权后不断掀起的历次政治清洗运动，都借助过举报之风。近年来，中共为了强化极权统治，大肆宣讲政治，提倡一尊意识，进而设置各种举报，鼓励怂恿人们互相检举，以期达成民众互斗，清除社会一切与极权统治意识相背的思想与言论，于是中国社会在各各领域掀起了举报恶浪，使大批讲真话，做真学问的公民与学人遭致整肃。这本质上就是为极权统治清除异议服务。然而，如此一来，中国学术与思想统一于政治，就事实不存在任何研究与创新，而只能成为政治传声器，这样中国学术与思想必将死水一塘。

中共极权集团操控下的恶意举报，不仅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言论自由权利，而且也严重阻碍着中国文化思想的创新与传承，必将阉割民族的生机，因此是毒化社会，灭绝民族的死路。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9日

中共央视11月3日晚间新闻联播长达66分钟，其中1/3的时间用来口播中共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所谓《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内中提及“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要在‘一部分人先富’之后必须要有的‘先富带动后富’，如果有的先富不愿意带动后富，那就得让他愿意。”对于深谙中共极权话语体系者来说，这就是中共当局在所谓新时期再度明确发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号令。只是此“分”不是分给天下民众而是权贵集团以充盈国库的名义分赃自肥。

中共红二代、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现流亡美国且遭致中共开除党籍与取消退休待遇的蔡霞女士于11月5日通过推特留言：“中共昨晚发布新的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从这些又玄乎又空洞的高大上口号词汇后面，解读出其真实含义，确实需要有在中共极权统治下长期生活的亲身体验。这个图片的最后一句话是‘点睛之笔’。‘打土豪分田地’现在可有新用法了：‘打土豪占田地’，以‘先富带后富’为名的直接抢夺归中共国‘党库国库’。”

应该承认，蔡霞女士对中共《建议》的解读是精准的，因为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深刻注释着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正在开展着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打土豪占田地”运动。虽然这场运动被中共披挂起“共同富裕”与“先富带动后富”的光鲜外衣，但其抢夺民营企业主财富，消灭民营企业，实现国进民退目标，使全国财富只姓“党”名义下的“权力所有”实质昭然若揭。

中共十八大后，新掌权的党魁就曾提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称国有企业是“自己人”，言外之意就是民营企业是外人。后来中共御用文士就在媒体上公开喊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认为“在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即公开声称民营企业应该退场。

社会对于民营企业应该退场论反响强烈，使原本倍受压抑的民企更加雪上加霜，由此中共当局曾为了安抚民营企业或者是为了暂时稳住民营企业，而出面声称没有民营企业退场意思，但是中国大地接连发生的一系列各地出台的政策却明证着国进民退正在加速进程。如网络披露的青岛市总工会《关于选派工会干部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挂职第一主席的实施意见》，显示中共已经着手对民企进行管控。而大规模的要求民企接受国企合营，并公然将一些民企收归政府管理，逼退大型企业控股人与管理者，在短短几年已经将全国众多民企改换成了不挂国企牌子的国企，与此同时，大量民营企业主被以各种不同名义投入监狱，而他们的资产被收归国有名义下的权力所有。且这种全国性收缴民营企业的运动这两年来毫无减缓迹象而是愈演愈烈。虽然中共当局在一些媒体与文件中也对外宣讲说民营企业发展得到重视，承认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但现实事实恰恰相反。今天中共在《建议》中终于公开宣示“如果有的先富不愿意带动后富，那就得让他愿意”，将这场争论与疑惑近两年的国进民退之论一锤定音。

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经济近40年来的发展，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创造了50%以上的财政收入，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技术创新，以及80%的就业。然而，民营企业毕竟是遵循市场发展规律且资财归属于个人，这就违犯了极权体制权力要掌控一切，权力要霸占一切的原则，于是在中共极权面临文明世界围堵而出现经济危机时，消灭民营企业，将民营企业国有化，就成为了极权集团不二的选择。

大家应该看到，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从来没有落实过任何事关公民财产所有权等等的经济权，当然也更没有落实过公民的言论自由等等基本政治权利，同时也没有法律真正保护公民人权，因此随时准备为了维护极权统治而剿灭一切民营企业就是中共极权预设的伏笔。不管中共最终通过何种名义，消灭民企已成必然。

中共曾经为了夺取中国大陆政权而在所谓民主革命时期抛出过打土豪分田地，也一度将田地的确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贫下中农，然而，随着夺取大陆政权的成功与稳固，很快中共就在1957年后通过人民公社，将农民手上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并且至今只允许土地公有。可见，曾经的打土豪分田地是欺骗，是为了让农民为中共夺权卖命，夺权成功后马上变卦，收回田地为权力所有。今天中共再度祭起所谓“共同富裕”，本质上跟当年的“分田到户，耕者有其田”是一样的，最后不是为了民众真正的共同富裕，而是为了抢夺民企的财产与市场，为了进一步稳固极权的统治。

面对中共当局今天公然发出的“先富不愿意带动后富，那就得让他愿意”的完全不顾法制与人权的抢夺号令，中国民营企业主应该清醒认识自己的处境，并且切实认清如果没有现代文明的民主与法治保障自己的人权，自己的生命与财产是不可能有安全的，就只能是极权砧板上的鱼肉，被任意取舍。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6日

多年来，中共当局在维稳旗号下肆意践踏人权违反法制的行径可谓罄竹难书，然而，各级政府多以种种借口掩盖违法侵权而不敢明目张胆对外宣讲。日前，河北省三河市政府网站公开一桩因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前被处罚的访民的信息，公然将宋姓访民“乘公交车前往北京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定性为“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条款，决定对宋某某行政拘留五日。”使中共公安维稳部门长期来操持的”准备信访罪“摆上了台面。

据三河官网11月1日报道：2020年10月26日，我市公安机关对违法信访人员宋某某依法进行行政拘留。宋某某，燕郊镇人。2020年10月26日宋某某明知信访诉求已经得到燕郊镇政府的答复意见，拒不按照法定途径解决问题，相关信访问题不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不听从答复指导意见，以相同理由乘公交车前往北京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上访，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2020年10月29日，我市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条款，决定对宋某某行政拘留五日。

从该报道可以清楚看到，宋姓人士只是坐车前往北京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上访，也就是说还没有到国家信访局真正实施上访，这如何就得出扰乱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呢？更何况公民信访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如何就成为了犯法？

三河官网这则消息让稍有点法律常识者读来都感到滑稽，认为是在游戏法律。然而，这种维稳下的所谓”准备信访罪“却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广泛长期滥施于全国各地。如“民生观察”针对日前中共五中全会维稳控制访民的部分统计——《十九届五中全会前后，全国各地访民被维稳情况汇总》，便可看到中国大地这种“准备信访罪”已经泛滥到了何种程度。

从民生观察汇总的情况可见，这些被绑架、殴打、遣返、拘押的访民，都是要么在路途车上，如：2020年10月20号重庆肖成林在郑州K508列车上被他们当地政府强行拦截下车，目前情况不明；2020年10月27号，黑龙江省同江市访民刘淑玉在秦皇岛铁路被公安抓住，不让去看病，被拘禁在清长青乡派出所不让走。要么就在租住地被便衣绑架，如“2020年10月25日，谭敏在北京的租住屋内被警察带至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当天被弄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高家场46-3号，在这里谭敏的手机、身份证、现金被强行搜走。26日18：06分，谭敏被强行乘坐Z95次列车。27号中午到梁平站，警察用警车把谭敏从梁平强行带到华岩派出所调解室，直至28号0：30分左右离开，谭敏被搜走的物品亦没有归还。”、“我是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西郊居九组70号的张岳兵，2020年10月20日下午5点多，在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京良路向北500米左右的长韩路上手机、驾驶证、钱包及公交卡等被多名不明身份人员抢劫暴力毒打并绑架上苏F007号车(还有字母记不清了）。10月21日早上6点多，下东城高速至如皋市龙游水利风景区如城水利站黑监狱处，被五名不明身份人员再次暴力毒打，脱我两件上装和鞋子至我光脚全身都各1件，使我躺在冰冷地砖上，本人绝食绝水抗议至24日晚11点左右，才送我到租住地。今天28日早上9点半后我下去修电磁炉,下面有5人拦住我不让出去，我9点34分报警后经多次向南通110指挥中心举报推促，才于10点半左右出警到场但并未制止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行为。”还有更多的就在家中遭致控制，如“10月28日重庆肖建芳在家中被派出所带走了。”

从全国各地被政府列入信访黑名单的人士在五中全会前纷纷被从家中、车上、租住地绑架带走控制，显见他们并不是到国家信访局门口上访才被当局控制。由此看来，中共当局将这些人都定成了“准备信访罪”，认为他们可能要去信访，于是就进行暴力控制。这种将根本没有发生的事主观认定成可能发生而实施处罚的行径，是完全滥用了刑法的“预备罪”。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刑事法律才有预备犯罪，而行政法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预备违法要受处罚规定。《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中明确规定：“行为人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不予处罚。”

而刑法中的预备犯罪，即是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犯罪预备中介于犯罪决意与着手实行犯罪之间的一个阶段。行为人在此阶段上，主观方面具有犯罪的直接故意，即明知其预备行为是为侵害某种客体制造条件，并希望以此保证犯罪的既遂；客观方面表现为为实施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既可以是作为的形式，也可以是不作为的形式。

对照这种刑法的预备犯罪，可以看到中共当局事实将全国所有被划定的维稳对象都当作了“预备犯罪犯”，对那些因冤情上访者则采取围追堵截，将认定的“准备信访”当作正在信访且已经扰乱社会秩序来处罚。全然不顾公民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信访权等等基本宪法权利，也不顾及法律追究的事实与结果。

中共当局如此大肆以维稳名义，将一切认定的如上访维权、独立异议等等不顺服于权力的人士，当作预备犯罪来防范、控制、迫害，公然侵犯人权，完全无视法制，使中国社会陷入蛮荒时代。中共当局如此行径与世界文明相左，与历史潮流相背，也与自己宣称的建设法治社会相反，所以必将受到历史与正义的唾弃。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日

维权律师常玮平10月22日被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带走，他又从取保候审改为监视居住了。今年1月12日他就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监视居住，1月23日改为取保候审，一般情况下，他会在2021年2月22日恢复自由，或者经法院审判决定是否有罪。这突然间宣布变更刑事强制措施，既不是发现有罪证据改为逮捕，也不是宣布取消取保候审，这就透露出蹊跷。

人们不禁要问，常玮平何许人，他干了些什么会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次莫名的改变强制措施又是为何？常玮平老家陕西省宝鸡市，家里是农民，他是一个80后。他从小就好学，据他父亲说，2003年他参加高考，考上了重庆大学，他觉得考得不好，可是他的父亲却为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由衷高兴。

他毕业后先去了海马汽车，后来又成了北漂。由于他善于思考，关心时政，终于他觉得象现在这样为个人生活打拼不能实现他人生的追求，就毅然决定参加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律师。在律师执业过程中，从开始就着手于事关公民权利、弱势群体利益、公益类型的案件趋之若鹜。他经常为访民、维权人士和公民行动者代理辩护，也长期为性别歧视就业

求职者、同性恋群体、艾滋感染者、疫苗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公益事业中，比如说在起诉某食用油包装上注明转基因原料字体太小侵犯消费者权益案件，他甚至成为原告。许多受到他帮助的人以及同行都对他的操守和业务能力赞不绝口。不过，他帮助的对象中有一些被某些官员认为是麻烦，所以他也就成为某些官员眼中不驯服的烈马，为此，他的执业也经常受到阻扰。他曾经亲自听到主管领导给他欲转到的律师事务所主任打电话，吩咐不要接纳他。

如果说以上这些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具有正义感不唯利是图的法律工作者，但也不足以给他扣上一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大帽子，事情还得从去年12月的厦门聚会开始。2019年12月7、8日一些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公民运动倡导者在厦门吃饭聚会，他们呼吁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宪政、建立公民社会等改良措施，这些谈论都是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范围内。这个聚会并没有设定程序，或要达成什么结果，参加者有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等，一些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知道后可自行前往。据一些人权律师告知，他们也得到这个消息，不过有些由于事务缠身有些出于对当局的警惕没有前往，由此躲过一劫。常玮平由于长期作为人权律师当然也得知这个消息，而且，他由于被打压正好也无法执业，就前去了。不过，这么个简单的吃饭聚会，就算是中间由于许多专业人士会提出关于公民维权和宪政的言论，也不算什么大事，可是在12月13日，山东烟台就成立了专案组，并在12月26日进行了跨省抓捕。这里我们就看得出两个蹊跷，这个聚会是公开的，而且许多人都由于从事维权和公民运动被国保关注，他们的行踪也是在警察的注视之下，他们会搞什么秘密犯罪吗？要知道他们都是资深法律工作者和社会活动人士，而不是乡村愚夫愚妇，或者冲动的年轻人。世上有军人叛乱、工人暴动、文官和宫廷政变，哪有律师谋反的奇闻！其二，既然当时是公开的聚会，如果涉嫌违法犯罪，为啥不当场抓捕人赃并获，偏偏要其后成立什么专案组，更是在事情过了18天才进行“1226”大抓捕。而且按照属地管理不是应该由厦门公安局立案吗，烟台公安局立案，关你烟台警方有一毛钱关系吗，你千里追踪跨省抓捕？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立案和抓捕的意思应该是出自更高层的意思。在中国的境内，就不允许任何独立的声音，就不允许任何人提倡宪政民主，就不允许草民举行任何政治聚会，那怕是吃饭都不行！这才是当局大动干戈的真正原因！

其后，参加厦门聚会的多人都被抓获，这也很简单，因为参加聚会的人根本就不认为他们做了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在家里等着他们。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及李英俊于2019年12月26日突然被山东警方跨省抓捕，其后全国各地对律师和公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拘留及传唤，多名公民、律师因而展开逃亡，包括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志永（2月15日在广州被抓）。常玮平因此也在今年2月12日落入警方手中，被指定监视居住，罪名跟其他人一样，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1月23日他被取保候审，不过他在10月通过youtube发布视频，除了宣布自己无罪外，他还透露了他在长达十二天的监视居住期间所受到的极端酷刑，以及取保候审期间的的情况。“我被锁在宝泰宾馆招待所房间里面的老虎凳上，每天二十四小時、十天的时间」，酷刑令他右手食指及无名指至今仍麻木、

知觉不正常。他说，在取保期间，国保警察仍每天给他打电话、每周要见面，对他及身边其他人造成极大伤害及骚扰，他自己则经常失眠及无法集中注意力，他为波及亲人朋友感到抱歉。他也对未来做了准备，声明，如果自己再度被收押，他不会自杀，也没有致命、严重的疾病，並强调不会接受官派律師。

到此我们基本可以知道常玮平为什么会被改变刑事强制措施的原因了。虽然政府一再宣称，禁止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却屡禁不止，这不是个别警察的放肆，而是制度的使然。今年刑满释放的”709“律师王全璋说，他在被抓后受到酷刑，另一位”709“事件中被抓的维权人士也告诉笔者，他在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受到长期酷刑的虐待。有亲身经历者告诉笔者，指定监视居住是法外禁地，他们可以几班倒的不让你睡觉，武警看着你坐姿不对都会被毒打，折磨人的手段层出不穷。一些人甚至为了摆脱这种折磨自认其罪，许多人被改为逮捕送到看守所而称来到了天堂，因为看守所不管是在监舍还是在提讯室都有监控，会限制刑讯逼供。要知道不管是”709“还是厦门聚会，被抓的不是小毛贼，都是法律人士，可是当局还是悍然使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其目的都在于希望他们苦打成招自行认罪，即使不认罪，也会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同时对于受害者们对刑讯逼供的指控，既无监控记录，又有上司保驾护航，有何可惧！那么多刑讯逼供，又有谁被处理了呢？

对于常玮平，酷刑既没有让其低头认罪，又没有可供入刑的其它证据，只好让其取保候审。在当局心中已经是网开一面了，他最好是感激涕零，规规矩矩静待发落，至于吃过的苦受过的刑，就当买个教训罢了。可是他却不知好歹，不但不表示感谢，不低头认罪争取从轻发落，还将坐老虎凳受酷刑的事情公布于天下，这让他们情何以堪！要知道他们是卑鄙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说。底下可以是小人，但面上却必须像是君子。你这么一来，他们丢人都丢到国际舆论上了，不让你尝尝他们的厉害，他们怎肯罢休？

民生观察对常玮平律师的处境表示极度关注，对他揭露酷刑的经历极度重视。在此民生观察郑重表示，聚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构成任何犯罪。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常玮平、许志永、丁家喜等一切因厦门聚会而被拘捕的公民，并且立即开展对他们遭受酷刑的调查，对参与酷刑的人员，不管是是政府官员、警察、武警，都要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对受到酷刑的律师和公民进行国家赔偿！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30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安徽省合肥市异议作家、民主维权人士、前中共检察官沈良庆先生，在被拘押一年半后，被当地检察院控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即将于近日开庭审理。从检察院对沈良庆的《起诉书》所罗列的他2017年后在推特及脸书上发的几十条简短言论的所谓罪证，可见中共合肥当局本次拘押沈良庆先生并欲将其判刑是一起典型的违宪侵权的因言治罪案。

沈良庆本次被拘押是2019年5月16日晚，他在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同城南路369号家楼下散步时，被合肥警方抓捕，随后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同年6月20日被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批捕。

包河区检察院起诉书说，本案由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侦查终结，以被告沈良庆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8月7日移送包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包河区检察院受理此案后，称“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期间于2019年9月20日、2019年12月2日两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2019年10月18日、2019年12月30日侦查机关重新报送审查起诉。

包河区检察院于2019年9月8日、2019年11月19日、2020年1月31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

检察院起诉书中称：“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沈良庆自2017年至案发期间，在合肥市包河区同城南路369号城市晶品公寓B座903室住所，利用信息网络，运用相关软件，通过"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截至案发，获得关注“粉丝”2万余人。在推特发42条，累计点击量470302次；在脸书上发13条，转发16次，点赞130次。”由此认定“沈良庆利用信息网络长期编造虚假信息，广泛传播，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

从律师会见沈良庆了解到警方审讯他时所追查的情况来看，中共当局本次拘押沈良庆的直接原因应该是，沈良庆于“六四屠杀”30周年前夕的4月23日接受日媒记者采访，谈了自己经历的1989年爱国民主运动在合肥的情况，并对八九民主运动乃至整个中国几十年来的人权民主运动发表了自己看法。

当然，中共合肥当局欲将沈良庆投入大牢可谓由来已久，因为长期来沈良庆先生为推进中国向现代民主宪政的文明转型、为推进中国人权法治进步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早就招致了中共当局的忌恨。这从沈良庆先生的简历中可以看到。

沈良庆1962年10月6日出生于安徽，1984年7月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士学位；1984年7月至1992年4月在安徽省检察院担任检察官。

参加工作后，一直与教职工和学生保持密切联系，不仅为学生创办的报刊写稿，甚至还参与编辑活动，用其自己的话来说，是个“带有自由化倾向的潜在煽颠犯”。1986年10月，应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上海市联社、《社会报》等六家单位在上海联合主办的“改革中的社会问题研讨会”（该会议不久后被定义为自由化“黑会”）。回合肥后，又应安徽大学研究生会邀请，在学校介绍自由化思想。12月初（据其本人推断，是12月4日，86学运发生前一日）被单位发现与学生来往，当日被暂时调离至外地。

1989年“六四”期间，组织地方学生运动。大屠杀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成立民主自治联合会，创办民运刊物《民主论坛》;1992年4月5日，被合肥市公安局收容审查;同年6月5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批准逮捕;1993年9月8日，因中国政府申办奥运会被取保候审;1996年10月-12月原桉开庭审理后，被合肥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另五个月（等于原在看守所羁押期）;1997年3月20日，因被判有罪被原工作单位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开除公职。

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因爲从事人权民主活动，公开要求调查六四真相，并准备前往北京等地串联上书，于1997年9月1日被合肥市公安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事拘留，同年10月26日在江泽民访美前夕被取保候审;因取保候审期间继续从事人权民主活动，发表各种异议并接受美联社、法新社、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香港媒体采访，要求竞选人民代表并起诉、控告中共当局非法剥夺参选资格，1998年2月26日再次被合肥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无罪名），同年4月被决定劳动教养二年（无罪名）。

出狱后，由于合肥警方干扰，无法找到工作。到淮北市打工，淮北市警方不仅监控单位和客户电话，还深更半夜以查户口为名上门骚扰，致使不得不辞职回合肥。

经过长达半年的失业和辗转，2001年1月在山东淄博市雷波德陶瓷花纸有限公司（德资）任总经理助理。由于努力工作，赢得信任，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试用期，三个月后主动加薪。9月11日晚，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几名便衣闯入寓所，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将他强行带入公安局拘禁15个小时。并到公司找到德籍总经理，直截了当地威胁，要求解雇，否则就找公司麻烦，让公司无法经营，还要求他对此事保密。为避免给公司带来难以应付的麻烦，沈良庆不得不被迫辞职。此后一直处于被迫失业状态，靠撰稿和领取救济金维生。

2010年至2011年12月28日，在维权网资助下完成《“双规”问题民间调研报告》；后被五七学社出版为《双规》一书。在申请立项、搜集材料、调查取证和写作过程中，多次被警方以谈话名义非法传唤，并威逼利诱，试图说服放弃该项目。新书发布前被软禁，禁止赴香港参加新书发布会。之后的几年中，被多次拘留、传唤。

2014年10月5日，因声援香港学生和市民占中行动遭警方打压，以寻衅滋事传唤、抄家。传唤结束时，还被告知因“涉嫌寻衅滋事”犯罪被刑事立案，要求随传随到。

多年来，沈良庆先生主要著作有：《双规》（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及在海内外报刊和网络媒体发表大量的诗文、评论、学术论文和随笔，涉及人文、社会学科各个领域。《狱中诗抄》、《MBO:最后的晚餐?》、《看不懂的经济学》等;海外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开放社会的人》、《以暴抗暴，何罪之有?》、《改良，抑或革命?》、《论零八宪章被阉割的欲望》、《余杰的道德制高点和上帝之城》、《实质性代表与革命》、《权利与责任的冲突和平衡》、《商议民主之类的经验行不通问题》、《评余秋雨的难得煳涂》、《财産权:人权的基本保障》、《选举权:中西人权理念和实践的巨大落差》、《解决西藏问题的若干看法与建议》、《必要的谦卑:回归经验主义》、《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僞命题》、《新政幻灭》、《从呼格吉勒图案看专政工具压迫性》、《我的1989：从反自由化到六四大屠杀的地方性记忆》等。

从沈良庆先生长期来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法治、人权进步，而屡屡遭致中共当局威胁、传唤、软禁、拘押、抄家、判刑、开除公职及剥夺工作中，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对沈良庆几十年来的敌视与迫害。本次中共合肥当局指控沈良庆涉嫌“寻衅滋事”而搜罗出他几十条在推特与脸书上发言，不过是欲加之罪掩人耳目而已。

中共当局对沈良庆先生的治罪，本质上就是对追求普世价值为推进中国走上现代文明而努力人士的镇压，是赤裸裸的对思想与言治的治罪。中共合肥当局的行径严重违反着中国宪法承诺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自由”等等，因此民生观察强烈敦促合肥当局立刻停止违法侵权的因言治罪，无罪释放沈良庆先生！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26日

随着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日益临近，中共当局一如既往地以为了保证大会安全召开为名，而在全国展开又一轮更加严酷的维稳，掀起了针对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异议群体等等的又一波疯狂监控、软禁、绑架。中共当局完全不顾一切法律条规，肆意践踏公民的信访权、言论自由权、人身自由权等等基本人权的行径，进一步消蚀掉民众对中共会议可能听取民众呼声而进行改革的任何期待与幻想。

中共官方于9月底对外报道，今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届时习近平以及中国其他领导人将讨论并制定从2021年至2025年的第14个五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据北京维权人士张淑凤通过推特披露：10月20日我丈夫张德利打电话告诉我：“今天我又被上岗了，六个人黑白班两班倒……”北京不管有大会、小会都是我丈夫张德利的受难日，明哨、暗哨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我还要担心我丈夫张德利的人身安全。

身处北京的上访维权者张得利先生因十九届五中全会而被中共维稳人员上岗值班软禁家中，这显示着北京全方位控制民众信访维权又进入了高峰。当然，与此相应的一切不顺从权力的异议人士、独立作家、人权律师也被严控。如作为“709大抓捕”家属的李文足女士日前就对外披露，有警察上门在未得到家属许可下冲入家门要进行所谓“安全检查”。

另有辽宁维权人士姜家文于10月18日对外发出消息：现在北京已经进入“五中全会”清场期，今天上午，辽宁省瓦房店市的访友王作香被当地维稳工作组以“协商解决问题”为由，“钓”进了瓦房店市驻京办，明天早晨的火车回去。

这说明中共当局不仅严控北京当地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等等，而且大肆清理各地到京的上访维权者。将外地到北京的信访者通过各种手段予以绑架遣返。从各地传出的消息，许多访民已经被地方政府约谈、警告不得前往北京，有的甚至直接被控制在当地。

如“维权网”10月22日报道，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的公民霍宏，因为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起诉中国银行涉嫌欺诈，现被地方政府稳控在家中，无法应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通知，到该院询问缺何种证据材料，及及时补充证据材料。

仅仅由于霍宏被当地政府列入了信访黑名单，在中共五中全会前就遭致维稳，竟然对法院通知的补充材料都不允许前往北京办理，可见中共当局枉顾法制，肆意剥夺公民人权的状况。

中共当局本次五中全会全国性维稳不仅反映在对维权人士的肆意软禁上，还从中共官方媒体所报道的官员动向中可见，这次五中全会是全国性动员，全局性稳控。如陕西官媒报道《张晓强在陇西县督导检查十九届五中全会维稳安保工作》：新定西·定西日报报道10月21日至22日，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张晓强在陇西县督导检查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保稳定、护安全各项工作，为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从北京到外省市的维权人士遭遇绑架、软禁等等维稳控制，以及中共官媒披露地方官员为保中共五中全会的维稳举措，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对于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已经实施了全国性动员，已经开动了最高维稳机制。当然，中共当局也不是今日对五中全会采取了什么特别举措，而是由来中共就对一切重大会议采取这种公然以侵害公民权利为前提的所谓维稳。

可以说，中共自从夺得大陆政权以来，一直处于高度的恐惧中，产生这种恐惧的原由当然与中共夺取政权的血腥与非法紧密相关，而夺得政权后又拒不接受现代文明的权力选举授权机制，以致使自身权力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又进一步加剧着恐惧。同时中共极权为了维系自己的特权而大肆制造各种违法侵权事件，使得社会民怨沸腾危机四伏，如此一来，中共惧怕社会民众，恐惧任何抗争与民声就更显急迫。在这种危机与恐惧中，中共当局于是将维稳当作了最高政治准则，将一切的会议、节庆、外事活动都定成了需要高度维稳的敏感日。

今年以来，由于中共封锁信息而导致了武汉瘟疫全球肆虐，致使世界憎恨中共极权集团，国内民众也怨声载道，极权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由此中共更感自己灭亡临近，于是对全国民众更加严酷管控，大肆剥夺公民宪法权利，以期达到消灭一切民间抗争可能的目的。本次五中全会作为中共权力分赃会议，自然为了排除一切外在干扰而不容许民间表达自己的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对民间采取全方位打压稳控。

中共当局为了保自己所谓的五中全会安全而不惜疯狂剥夺公民各种宪法权利的行径，揭示着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拒斥民众心声，拒不考虑民众利益，拒不遵守自己制订的法律条规，决意将极权进行到底的本质。所以，外界通过中共为五中全会而一如既往的疯狂维稳侵权，可以看清中共五中全会不会有任何指向社会进步的改良，只会是为过往极权统治的加固与延续。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23日

近年来，随着中国畸型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病症集中爆发，中国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又加武汉瘟疫肆虐，全国各行业频现大萧条，而权贵捞取钱财的路子也相对萎缩，于是各种公开的罚款，与公然的勒索，在中国大行其道，使中共权力主导的权贵经济的劫掠化特征进一步固化与显性化，也因此使中国民众民生日益艰难。

据中共大陆媒体10月16日消息，“罚款经济”在交通部门表现突出，河北、山东、河南等很多省市在国省干线违规限高、违规设卡，很多司机因此被开罚单，严重影响货车的通行和道路安全。

这些关卡被指“飘忽不定”，货车司机为应对这些违规设置的限行、限高，绕路躲避，或者硬闯限行，被抓到后则被施以罚款，司机叫苦不迭。

比如，一些路况良好的道路会莫名其妙地进行限速，司机一不小心就超速被拍；有的岔道突如其来地出现实线，司机经常会压线；很多指示牌不清楚，令司机走错路。

仅据中共官方数据计算，2019年大陆人均一年违章罚款大约500元（人民币，下同），全年的交通违章罚款总额超过2000亿元。以沈海高速3,374公里处摄像头为例，每年仅拍摄的交通违规就超过12万起，仅1年就获取罚款金额2,500万，盈利能力远超过许多上市公司。

10月11日消息，安徽淮南一名货车司机仅因车体不整洁就被罚款600元，引发网友质疑。当地城管局回应称，“是按照规定执行处罚，如果带泥上路会影响环境和人。”

近日，湖南湘潭市一起交警支队拒绝公开交通违章罚款信息一事引发关注。当地出租车行业一司机反映，大陆一个摄像头一年可以罚款几百万上千万元，妇女儿童被拐卖十几年找不到，但交通违章罚款却没有一个漏网之鱼。他说，“如果不交罚单，车辆临检的时候就不会通过。这是一个毫无法律依据的强制行为。他们故意设陷阱，让你违法，打个比方，这条路一直是80码的限速，突然间到前面一段二三十米的地方，限速改为40码，设一个摄像头，很多司机反应不过来。”

与道路罚款相似的中共公安“执法罚款”也比比皆是。近日一段视频曝光湖南省张家界一派出所所长刘鹏和指导员涂绍吾的对话，直接谈办案过程中“搞钱”，并说只搞个一两千万。言外之意他们搞钱还是少的，类似别的派出所警员搞得更多。视频曝光后刘鹏承认录音中的钱是指罚款。

与交通、公安等等所谓有执法权的部门相比，还有更多并不具备执法这样公然罚款而事实是公然抢劫职能的部门，却事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如医疗、教育等等行业，也在权力背后操控下以各种不同形式在大肆劫掠民财。

如近月以来，不断爆出的中共各地政府将大批医药药品移出医药报销名单，使大批关乎民众生命健康的药品只能由民众自己掏钱购买，而那些少数被列入报销的药品却都是便宜而没有什么治疗效果的药。这样一来，事实使原本高昂的医院治疗费变得更加昂贵，使普通民众因病债台高筑，或者有病不敢治疗而在家等死成为一种普遍存在。这种高昂医药费与移除大批药品报销事实就是一种以医院为媒介，以民众生命为要挟的抢劫勒索。

而与医疗同样事关普通民众生活的教育，现在也日益变成权贵勒索场。日前本网调查成员了解到，中共大陆许多学校都以封闭教育为借口，将大批学生圈禁于校内，每天吃、住生活费固定，外加饮水、洗衣、用电用水等等名目繁多的费用，使广大家长不胜重负。如某市一中等技校，居然每天每学生固定早餐6元、中晚餐20元，吃饭每天就46元，无论学生吃与否都必须得缴钱。除此之外，学校不提供日常饮用水，学生只能购买瓶装矿泉水，每人每天消费也得上10元。再加上各种水电收费。在大陆供一个孩子上中技每年就得五六万元，一般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支撑这种教育费用。同样让人吃惊的是，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近年很多地方已经由教育局在后面操控，由企业出面，实行从小学到中学的统一供餐制，即走读学校的中小学生也得每天在学校吃饭，中学生因为上晚自习就在学校吃中、晚餐，小学生就吃中餐。每顿每人是15元。这样如果家中有两个孩子上中学，那每天餐费就得60元月。这对农村家庭已经成为沉重负担。一些地方已经出面因无力供孩子上学而辍学情况。尤其今年以来，因为武汉瘟疫肆虐，经济进一步下滑，大批农村劳力外出打工困难，因此导致无力供养孩子上学情况已经相当严重。

中国教育这种权力垄断的行业，居然推行这种事关学生日常生活的消费，这事实就是借用教育来绑架的勒索，使整个国民教育变成了权贵劫掠场。

面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在民众出行与物品运输上的交通，日常生活人身财产安全上的管理，以及事关每个家庭孩子成长与每个公民身体健康的教育与医疗，居然都成了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劫掠民财的场所，并且随着近年来经济哀恳，中共权贵日益加重搜刮掠夺，使中国权贵经济劫掠特色赤裸裸暴露于世人眼前，已经严重侵害到民众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以及公民的教育权、健康权等等人权。而中国民众要想摆脱这种被权贵劫掠的状况，唯有奋起抗争，结束极权体制，争得能保护自己权利的现代民主宪政体制在中国大陆落地生根，否则苦难将永无终结。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