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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著名人权律师刘晓原通过推特向外发布，前中共体制内敢言人士任志强案将于9月11日上午9：30分在北京市二中院第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次开庭对任志强指控罪名为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国有人员滥用职权等四宗罪。前三宗为经济类犯罪，后一宗为职务犯罪。从任志强整个事件原委来看，不管中共当局刻意罗织出多少罪名，都难逃对任志强因言治罪的嫌疑，并且中共当局选择在中共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审判任志强，震慑体制内敢言人士意图昭然若揭。中共当局不顾自己颁布的宪法与世人的看法，公然将践行宪法言论自由权利、承担公民议政义务的敢言人士任志强治罪，宣示着中共漠视法制，践踏人权，挑战文明的本性。

任志强曾任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远集团总裁、北京市商业银行（北京银行前身）监事、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是中共党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属中共红二代，是个地地道道的体制内人。然而，他本乎良知，对中共党魁倒行逆施行径厉声喝斥，写出了《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质疑中共2月23日有关武汉疫病的17万人大会的讲话，直斥中共党魁“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任志强在文中说：“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随后，任志强先生针对2月23日会议讲话中的一、二、三、四和最后，谈出了自己的一、二、三、四和最后，即“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就是“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就是“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就是权力包办市场而由企业承担责任；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用此疫辨诚臣；最后人民就只能成为那个“代价”。

任志强先生的信被传于网络后，3月12日他被强迫失踪，随后据知情人士透露说任志强被关押于北京市纪委蟒山审查点。直到4月7日北京纪委部门才发布公告，宣布任志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7月23日，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再发布通告称，任志强严重违反共产党纪律，涉嫌贪污受贿，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直到现在指控任志强四宗罪而开庭审判。

从任志强发出公开质疑中共抗疫会议文章，到今天被控四宗罪，事件清楚昭示，任志强是因为言论而遭际打击报复，是中共惯用的将政治治罪假借经济犯罪来欺瞒世界的伎俩。中共当局针对体制内依法提出自己批评意见人士的严酷打压，揭示了中共集团完全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现实。

中共严酷打压体制内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者的历史悠久，可以说从中共建党就开始了这种所谓斗争，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北京，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土改，到反右，到四清，到文革，到反自由化，到六四屠杀，可以说中共从来没有停止对体制内自身不同意见的清洗打压，由此制造了血淋淋的罪恶历史。今天，任志强先生因言论而再度遭致迫害，当然不是什么意外，而是中共极权集团的必然选择。就在这几日，媒体还披露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被中共作出开除党籍与取消退休待遇，并且还封了她的银行帐户，冻结了她私人生活费。由此可见，中共集团穷凶极恶地镇压体制敢言之士的嘴脸。

任志强出生于1951年3月8日，两三岁时，随父母落户北京，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1969年1月，他被下放至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1969至1981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38集团军服役，先后任排长、连长、参谋。1981至1984年任北京怡达公司副总经理。1984至1988年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1985年，任志强被以“贪污罪”罪名关进看守所14个月。当时任志强给自己和员工发了一大笔奖金，虽有上级批准，但在领取奖金的单据上只有签名，没有数额。由于此事存在较大争议，因此任志强拒绝认罪。1986年，法院改判任志强无罪释放。后任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总经理。曾当选为西城区人大代表，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他还分别在多个社团组织、大学等机构任顾问、理事、兼职教授、副主席等职务，在华远集团持有股权的合资公司或下属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等职。2013年9月22日，任志强在北京发布自传体回忆录《野心优雅》，记录了自己60年的极富传奇性的人生。2014年11月24日，任志强在微博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退休。

任志强多年来在微博上经常发表呼吁中国建立西式民主政治的言论。2013年，在北京大学演讲，号召学生“联合起来推倒面前这道墙，重新建立社会民主制度”。2015年2月14日，在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5年年会”时发言说，“政府过度强调了枪杆子和刀把子，反对西方的价值观，文革之风又起来了。”2015年9月21日，转发了中国共青团中央关于“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微博，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否定习近平所提的“两个不能否定”，提出“共产党极权、不合法”、“当今体制是垄断的皇权、中央极权”，支持宪政。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视察中央电视台，后者打出“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的标语，任志强微信上说“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还称“这个不能随便改！”“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紧接着，任志强又道：“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后任志强遭到文革式批判与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从此后遭际当局严密监控及禁止出境。

从任志强的经历可见，中共体制内有着清醒认识世界大势与人间公理之士，他们也试图尽力扼阻中共当下的倒行逆施，他们也向往现代文明人类的公民权利，然而，中共极权集团把持的今天中国，根本没有这些体制内人士的言论空间，他们也只能成为被打压的异议人士。中共今天容不下社会民众的批评，同样也容不下体制内自身人士的批评，可见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已经到了完全丧失自我纠错的时期。面对体制内外公民权利被剥夺殆尽的现实，一切对中共集团自我改良抱有幻想者，应该从任志强、蔡霞等等体制人士遭遇中看清中共违法侵权顽固反动的本质。

历史潮流顺昌逆亡，从古至今概莫能外。中共极权当局严惩任志强等体制内敢言之士，阻挡不了人类历史的潮流，更改变不了历史的方向，也震慑不了天下芸芸众口。只能让天下更多人从任志强先生遭遇身上更看清中共极权本色。就此而言，中共当局今天审判任志强的效果只能适得其反。在此我们要奉劝中共极权当局赶紧悬崖勒马，皈依人类普世文明，停止迫害一切异议人士，释放如任志强之内的一切践行宪法权利人士，立刻开启旨在落实公民权利的政治改革，惟有如此，才是中共自救之路，否则必遭人民与历史的唾弃！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9日

9月6日下午，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倪玉兰女士通过推特发出：最新消息：詩人王藏被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20年7月3日被楚雄州检察院批捕！妻子王利芹也被定为同罪，于2020年7月24日被楚雄州检察院批捕！现羁押在楚雄市看守所。请大家关注！

诗人、异议人士王藏与妻子、家庭主妇王利芹夫妻双双被云南楚雄市中共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让世人进一步看到中共当局为了镇压异议人士而完全抛弃法制，不顾事实，野蛮采取株连连坐行径，肆意践踏人权，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罪恶。民生观察对于中共云南当局的违法侵权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尤其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是：身为王藏的妻子、家庭主妇的王利芹（即王丽），居然因为自己丈夫呼吁而遭致逮捕。

王藏于今年5月30日“六四屠杀”31周年纪念前夕，被楚雄警方强制抓走而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强迫失踪后，家庭生活陷入极度困境，王丽自己与四个年幼的孩子受到当地警方严密控制软禁，于是王丽只好通过网络发布每天呼吁释放王藏兼如实披露自己家庭遭致的困境情况。如6月7日：诗人王藏于2020年5月30号被云南警方以（煽颠罪名）带走。请关注王藏谢谢（双手合十）；6月8日：如不是王藏的弟弟给我们买了一堆菜，家里只剩一点米，几根葱，两个番茄，因为我们多少天没有出门，出门他们就拦着（大哭脸）；6月9日：王藏失踪第十一天#王藏被抓那天，孩子目睹一切过程。孩子现在不敢出门，怕被外面楼下的“坏人”抓走。当天躲在窗帘里的小儿子连续几个半夜莫名其妙大哭，以前自己一个人玩，现在整天粘着我；6月15日：王藏被失踪第十七天。到楚雄市东瓜派出所报案，快递被抢之事。刚到值班室，值班人员就接到电话，回复说：局长不在，会打电话给王藏弟弟的，又应付了事；6月16日：今晚8点半左右王藏的表姐，侄女来我家，遭楼下的警察驱赶回家。警察要求表姐他们登记身份证，交出手机。表姐说：这些都没带。警察直接让他们回家去，不能来我家。

王利芹发布如上一些呼吁释放丈夫王藏及陈述家庭面临的困境状况的推特，结果居然于6月17日被楚雄警方传唤后也与外界完全失联，直到现在被知情人披露遭致楚雄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7月24日正式逮捕。如此中共当局无视事实，枉顾法制而乱扣于一个家庭主妇头上的滑天下之大稽的煽颠罪，显示了中共当局的穷凶极恶与黔驴技穷。

中共当局近年来严酷打压异议人士，广泛滥施封建专制的株连之法。王藏被云南警方强迫失踪后，王藏的妻子王丽对外披露，5月30日下午4点30分左右，有20几人左右来到她家里，楼下大概有20-30人，而对方当时未出示任何证件或书面文件，“约20人冲入我家，将王藏按倒，戴上手铐与黑头套，接着把我、4个孩子与婆婆按住，将我跟王藏带走后，他们把4个孩子与婆婆留下。”

王丽随后被带到楚雄市开发区派出所，从当日4点半一直到5月31号凌晨三点半才被释放回家，而王藏不知在哪，处于失联状态。王藏的弟弟丶表姊丶表哥与多名家人也被带到王藏家中强制软禁。王丽说：“接下来两天，派出所以‘带孩子’为由，派人到我家住了两天，而自那天起，他们也派人在我家楼下与小区出口监控我的一举一动。”

王丽还说，国保得知她6月1日买了新手机后，当晚再次把她与王藏的弟弟传讯至派出所，要求她交出当天买的手机与手机号码。虽然她一开始顽强抵抗，但后来派出所仍派七八名国保到她家去找寻手机，后来被寻获后，警方没收了手机，也注销了她的手机号码。王丽还对媒体表示：“派出所的警察不断逼问我与王藏的手机密码，以及一些在北京仍与我们往来的朋友。我在被持续讯问的情况下，忽然昏过去。现在他们注销了我的手机号码，也封杀了我的微信。他们阻止我买手机，我出门到哪他们也都到处跟踪。”

王丽还说，在王藏被强行带走的期间，孩子学校的校长与警察都强制要带她的孩子上学。此外，在讯问过程中，警察也威胁她与王藏的弟弟，如果他们不配合的话，也会被抓起来关，并把她的孩子送进孤儿院。

王丽认为，虽然警察对王藏的打压一直没停过，但这次被警察以“煽动颠覆罪”指控，可能与王藏不愿停止在推特等自媒体平台上发表敏感言论有关。她告诉德国之声：“王藏一直不停在自媒体平台上发布与敏感议题相关的言论，在收到当地国保的警告后，他仍未停止。我认为他们判他‘煽动颠覆罪’是为了报复他不遵从指示。”

王藏，80后，本名王玉文，笔名王藏、“小王子”，云南省楚雄市人，先锋诗人，自由作家，影视编剧，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员。

曾于2003年底，以“小王子”为笔名开始涉足网络诗歌习作，自此走上自由写作之路，并对极权文化予以批判；2005年1月，加入独立中文笔会，同年遭到官方威胁和长达2个多月的监视居住；2006年—2007年间，因积极参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签名活动，又在《自由圣火》网站发文并设专栏、在博讯网上开设专栏发表文集等，而被贵州省遵义市警方于2007年6月再次强制监视居住6个月；2008年12月，荣获“2008《自由圣火》写作奖”；2009年5月，正式启用笔名“王藏”，藉以表达“来生愿做藏人”的意愿。

自2007年起，因其积极参与多项维权民主活动、广交民主正义之士，并创作、推出了大量诗歌作品以及行为艺术，曾被北京当局多次警告威胁并驱离工作室和居住地，给其家庭造成诸多困扰；

2014年10月1日，因其在网上发布声援香港“雨伞革命”的打伞图片，随被北京市宋庄警方带走，其家被抄，之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2014年11月6日，被北京市当局以同罪名正式逮捕，其罪由包括行为艺术和诗歌、文章，网上发布声援香港“占中”图片，声援郭飞雄，声援建三江被虐打人权律师，在网上祭奠林昭，关注藏人自焚事件，声援新疆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法轮功问题、纪念“六四”及揭批文革等多项内容；

2015年7月9日，被取保候审释放；据悉，其在被审讯期间遭受酷刑。此前被羁押于北京市通州看守所。

出狱后的王藏持续受到警方的监控、骚扰与驱赶。后来王藏被迫离开北京返回楚雄老家，结果仍然未能逃脱中共当局的迫害，直到这次再度被拘押。

王藏先生多年来笔耕不止，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诗歌与文章，部分汇编为《小王子语录》（短诗集）、《故园.黑砖窑》（诗集）、《血色格桑花》（诗集）、《轮回中的苦心花园》（情诗集）、《黑暗日》（诗集）、《黑火》（小说集）、《追寻自由的虹光》（随笔集）、《血泪的洗礼——中国底层调查报告》（纪实集）、《王者归来》（诗化哲学）、《诗想录》（诗思与诗学）、《锋刃上的裸舞——为自由而战》（思想学说）、《太阳从东方升起——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复兴》（思想学说）等。

异议诗人王藏先生长期来秉持良知向社会呼吁平反六四，关注弱势群体权利，并通过写诗及行为艺术唤起社会记忆与正气。结果反复遭致中共当局的迫害。这次在中共“六四屠杀”31周年之际居然被警方强迫失踪后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而王藏先生的妻子王丽仅仅因为呼吁释放自己的丈夫及披露自己与孩子遭遇的不公对待，居然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可见中共当局镇压异议人士的不择手段。

中共当局对王藏夫妻以煽颠罪双双逮捕的行径，严重违反中共自己颁布的宪法有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条款，同时严重违反中共业已签署且在其中充当重要角色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的相关条款与国际人权组织，也违反基本的人道原则。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王藏与王丽夫妻，并追究制造如此人权灾难事件的相关部门与人员违法侵权责任！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6日

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发生大规模学生与家长集会、罢课、拒绝到校等等抗议中共当局在学校强推汉语教学运动，引发世界广泛关注。由此中共当局多年来为了极权统治需要而图谋消除一切小数族群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的违法侵权行径更进一步暴露在世人面前，值得各小数民族及世界高度警惕！

8月26日，内蒙古官方发布：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要求，自治区政府研究、教育厅印发《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1、2020年秋季学期起，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将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2、2021年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统编《道德与法治》(政治)教材。3、2022年初中一年级使用统编《历史》教材，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即，该方案明确规定了从今年秋天开学起，内蒙古民族语言授课的学科，要在小学一年级开始使用全国通用的语文教材，使用汉语授课。在今后两年逐步开始小学一年级的政治课和历史课，也改用汉语授课。

此方案一出，立刻引发内蒙古各地蒙族家长、老师与学生的强烈反感，致使大批学生罢课及集会抗议，家长们纷纷到校接走自己的孩子回家自学，以拒绝参加学校汉语教学。中共集团面对蒙族人民的强烈抗议，不仅不检讨自己决策的失误，反而利用手中镇压工具，动员一切暴力资源，调动党政各种手段，胁迫所有公职人员，在蒙古展开大规模的禁言、监控、连坐等等活动，进一步侵害小数族群权利，激化民族矛盾。如中共阿鲁科尔沁旗纪律检查委员会、阿鲁科尔沁旗监察委员会、中共阿鲁科尔沁旗委组织部于2020年9月1日发出的《致全旗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公职人员的公开信》要求：“紧盯本地区、本单位（部门）党员、干部职工、农牧民群众的思想动态及过激言行，精准分析研判，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提醒、及时教育、及时上报、及时处置，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全旗推进民族语言授课学校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工作全面顺利开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发挥网格最小单元的治理作用，组织网格长、网格员常态化深入网格做好政策宣讲、信息采集等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及时处置。”“全旗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要紧盯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改革工作中存在的认识有偏差、工作不到位、方法不细致、作风不扎实等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执纪问责。持续加大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不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担当不够、消极应付，参与造谣、传谣等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处置力度，特别是要加大‘两面人’的甄别和查处力度，坚持深挖细查网络舆情背后的违纪违法问题，对造谣、传谣，特别是妄议中央、挑拨离间、煽风点火、蛊惑闹事的要依据有关党纪国法严肃处理。”

从公开信可以清晰闻到那种气势汹汹张牙舞爪大肆镇压的火药味，可以肯定，中共当局为在蒙地强推汉语教学而对一切不满的抗议者正张网以待，随时准备暴力镇压。当然，现实中中共当局业已派出武警封校，抓捕家长与学生，阻止学生回家，并因此导致家长被殴打且学生跳楼自杀惨剧。但依照中共集团固有本性，民众的不满与反抗是阻止不了其为了维护统治推行的一切政策的。果不其然，就在学校学生与家长反抗的同时，中共当局掀起了对蒙地文具商店清理一切蒙文图书与文具的活动，可见中共正系统性地推进消除一切蒙族文化痕迹。

应该看到，在内蒙古地区推出汉语语言文字教学是中共蓄谋已久的一项举措，因为消除小数民族保持的民族特色，使小数民族丧失民族历史文化记忆而完全认同极权统治集团意识，这是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为维护统治需要的既定决策。事实上，中共集团在西藏、新疆多地小数族群居住区多年来已经通过各种形式推开这种汉语教学。这种汉语教学虽然被中共集团披挂上种种利于发展、谋福民众等等光鲜的外衣，但仍掩盖不住其弱化及至消除小数族群民族特色与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从而抹杀民族意识与认同的目的。

在内蒙古学校推行汉语教学问题曾有蒙古专家央·特古斯巴雅尔先教授从宪法关于多民族国家和民族平等规定的角度指出，加大汉语教学学时会削弱蒙语母语教育，违背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规定。另外他从语言学习的角度分析说，在小学一年级加强汉语教育时间，弱化蒙语母语教育，很难达到"双语教育"的初衷，即培养出来的不是“双语者”，而是有缺陷的“单语者”，或者两种语言都不合格的“半语者”。

中共集团强行在蒙地推行汉语教学及清除蒙文图书与文具的行径，严惩违反有关国际人权条约并涉嫌种族灭绝罪。现有国际人权法为增进和保护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奠定了一个框架。两项《国际公约》都包含了对少数群体特别重要的规定。《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承认，“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两项《公约》的其它一些规定虽未直接涉及少数群体，但在这一背景下应当提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受教育权的第十三条规定，教育应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该公约的第十五条规定了享受文化的权利。在这一方面还应当提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这项公约或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所通过的一般性建议都未直接提及少数群体的概念，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向缔约国提出的一般性建议和结论性意见明确表明，委员会认为少数群体的状况与其工作十分相关，而且指出委员会认为，《公约》对少数群体提供了保护。就宗教少数群体而言，应当指出，虽然《公约》未列明基于宗教理由的不歧视，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确实承认种族歧视与宗教歧视的交叉性。最后，1948年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灭绝种族罪公约》)将灭绝种族罪定义为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的罪行和刑法上应予以惩治的罪行。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尊重蒙族人民意愿与权利，立刻停止在蒙地强推汉语教学，释放一切被拘押的家长与学生，对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死亡的学生与家长进行国家赔偿。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2日

近来，中共当局以制止粮食浪费的名义在全国掀起各种倡议、表态、标语、口号的运动，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千奇百怪的制止粮食浪费政策，一时间中共在世界展示出轰轰烈烈地节约粮食气象。对此，外界普遍解读为中国因长期来畸形经济发展、近年贸易纷争、今年疫情蔓延、洪水泛滥、蝗灾等等而导致粮食出现危机，故而采取制止浪费措施。而从现实来看，这些原因无疑是中国粮食问题的一方面，然而，中共当局近来发起的所谓制止浪费却不是个简单粮食吃紧问题，而是为控制民众吃饭自由，剥夺民众生存权，来达成对全国民众严控以维护极权统治稳固的目的。这事实是从人吃饭生存的最基本需求上来将全国人控制在极权铁蹄之下的措施。

据新华社8月11日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随之，中国大地各级官府出台各种所谓制止浪费粮食政策，来强力推进这次表面看来的节约运动。如8月2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透露，商务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制止餐饮浪费的相关政策措施。高峰在回答记者问：近期各地掀起了一场杜绝浪费、节约粮食的热潮，在国家层面下一步将如何完善餐饮节约规范，是否将出台制止餐饮浪费的措施？称，近年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餐饮领域开展“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行动、倡导“光盘行动”等，取得一定成效。为进一步提倡餐饮节约、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在前期调研座谈的基础上，商务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制止餐饮浪费的相关政策措施，支持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推动建立制止餐饮浪费的长效机制。在完善餐饮节约规范方面，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绿色餐饮相关标准，制修订一批行业标准，目前有的正在征求行业和公众意见。商务部将根据各方意见建议进行及时的修改完善，争取尽早出台。

而更早些时候，作为国家执法机关的公安部，居然高调宣示强力介入制止粮食浪费行动。即公安部19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抓好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各项措施的落实。

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在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上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倡导节俭用餐，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切实加强公务用餐管理，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要严控“三公”开支，落实节能降耗措施，大力建设节约型机关。要注重抓实抓细抓常，完善各级公安机关食堂管理工作规范，健全公务接待和工作用餐制度，强化内部监管和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制止餐饮浪费行为长效机制。要加强对广大民警及其家属子女的宣传教育引导，积极倡导健康文明节俭的餐饮消费方式，切实培养节约习惯，着力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氛围。要紧密结合“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把反对和制止浪费行为作为纠治“四风”的重要内容，不断深入推进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公安部要求，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紧密结合推进“昆仑2020”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非法占用农用地、污染环境等违法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粮食安全、保障农业生产。要密切关注由粮食安全相关问题可能带来的风险及各种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全力化解矛盾隐患、维护社会稳定。要积极服务“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加强道路交通管理疏导，确保“绿色通道”安全畅通。要加强与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健全完善行刑衔接、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着力形成保障粮食安全的整体合力。

而与之呼应的中国最高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也以代表出面为名，提出要配合制止浪费的立法。官媒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引起热议。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加快推动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立法进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法治是解决食物浪费、树立节约新风的重要方式。代表们建议，应明确相关主体责任，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实行综合治理，加快建立健全推进防治食物浪费、倡导食物节约的法律制度机制。”

由此看来，从立法的全国人大，到执法的公安部，到具体行业管理的商务部正在紧锣密鼓地为推进以制止粮食浪费为名的管治民众吃饭问题。不管这些部门说出的理由如何冠冕堂皇，最终落实的就是人民吃饭问题正一步步得到权力的严格控制，作为人的吃饭自由权被以制止浪费的名义收归极权统治者管控，今后人民吃多少，吃什么，甚至什么时候吃，都需要权力来批准。

事实上，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为了达成从吃饭上来彻底管死民众，已经从恢复合作社，恢复粮管所、食品所等而作了大量准备工作。而在以制止浪费为名来达成全国性动员，就是为推出对国人粮食定量，实行粮票制作舆论准备。可以预见，在人大、公安、商务等等部门高调宣示制止浪费上，每人定量凭票供应粮食将水到渠成。而通过定量民众的粮食来将极权统治下的每一个人牢牢控制在生死线上，使全国每个人要想活下去，都得经过权力的批准，从而将民众的生存权死死掌控在极权者的手上。

虽然，从地球目前生存状态来看，粮食的确并不富裕，但是在世界贸易、信息、物流如此发达情况下，以及中华民族勤劳节俭传统下，民众解决自己吃饭产没有问题的，根本不需要中共极权当局如此严控。而中共极权当局假借制止浪费粮食之名，来达成对民众吃饭的严控，显然是基于政治需要。

中共极权当局为了维护自身奴役民众延续统治的目的，将民众基本吃饭生存的自由权利彻底剥夺，让民众吃饭必须在极权严控批准下进行。这种原始野蛮控制国民存活方式的统治，是公然与人类为敌，背离人类基本文明与价值，肆意践踏人权与法制，因此必须引起文明世界的高度关注与严正谴责。而中国人民要想摆脱奴役，获得基本作人的尊严，就必须从坚决反抗吃饭要批准的牲口待遇做起，坚决捍卫作为人最基本的自主吃饭权！

民生观察 2020年8月28日

日前网络流传出某地村民在村口打出横幅“冯保香陈红波非法超级上访已影响我村67至79岁老人第三季度奖补金发放”。由此引出网民质疑：“两个村民上访，怎么影响到村里67至79岁老人第三季度奖补金发放？如此‘绑定’，显然是株连。让村民拉横幅‘谴责’两个访民，这不是发动群众搞‘内斗’么？”

是的。中共极权统治当局正是发动群众斗群众，以群众来监督整治群众。中共多年来为了控制各地遭受非法侵害民众伸张权利，可以说采取各种监控、软禁、恐吓、殴打、拘押、判刑手段，但不屈的民众面对暴力没有放弃，于是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利用亲情、友情、乡情来从精神与情感上控制民众，通过动员、要挟那些敢于起来维护自己权利者的亲友乡邻，让他们来牵制上访维权者，并且祭出了中国秦朝最严酷的“连坐制”来严控民众，使民众人人自危。如上两个村民上访而将同村67至79岁老人交补金扣发，就是典型的连坐。中共当局如此连坐行径完全抛弃了现代文明社会法治、人权、人道基本准则，赤裸裸地复辟封建专制那种摧残人性、践踏人权的奴民之术。

所谓“连坐制”，就是起始于周朝时期诸侯秦国一种社会管理制度。秦的社会组织相当严密，商鞅变法建立了“连坐制”，内容包括：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这种严苛的法律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劳动力，保证了赋税收入。统一后秦国将此推广至全国。

连坐制后来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中不断被完善，成为了严控广大民众，使民众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互相斗争、彼此为仇的恐怖统治制度。这种连坐制度与现代文明的尊严、平等、人权、自由、诚信、和谐是格格不入，可以说是完全背道而驰，因此，连坐制是反文明、反法治、反人权的。人类文明的发展早已唾弃了这种野蛮制度。然而，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在夺取大陆政权后，为了维护其野蛮极权统治，拒斥现代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平等、尊严等等普世文明的价值理念与管理制度，而通过各种形式复辟着封建时期的野蛮统治之术，其中连坐就是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视若珍宝广泛滥施的统治术之一。

中共极权当局不仅在夺权之初的土改、镇压反革命中利用连坐屠杀大批地主、或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家人及其亲友；后来反右与合作化中，将大批知识分子及其亲友投入监牢，流放苦寒之地，使其饿死、累死，或斗死；还将全国大批所谓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划入另册，予以在求学、就业上歧视、虐待；再后来到文革，更是将数以千万计民众列入批斗队伍，对他们子女予以阶级专政，使他们在经济上陷入绝境，在政治上步入死地，在社会上倍受凌辱；文革后虽然中共出现短暂反省，提出要走法治道路，但很快又举起屠刀，砍杀要求反腐与民主的学生与市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并且由此将当年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人士划入另册，进行持续几十年的迫害；再后来，随着中共畸形掠夺的权贵经济的发展，大肆侵吞搜刮民财，疯狂抢劫资源，强拆强征，制造大批被剥夺得无家可归的民众，这些民众为了维护自身基本生存权而奋起上访，结果遭致各级权力的围追堵截，进而被当局采取利用一切邻里、亲友关系连坐。可见，中共极权统治来到人间，就一直将中国封建专制时期野蛮的连坐制奉若法宝。

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今天，中共极权当局仍然利用现代技术来监控统治民众，公然提出将民众网格化，通过各种互相监督与牵制，来达成使每个民众都24小时不间断，无空隙，无死角的处于被监视状态。中共当局广泛利用人性中的亲情、友情、乡情，来制约人，管控人，可以说，今天中国的信息化，主要是被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利用来统治奴役民众，而不是服务于民众，更不是造福于民众。

日前网络还流传出新疆某地通过连坐来禁止微博，封锁信息的通知：刚接到通知，所有社区居住人员，有微博帐号的，全部停止使用，并删除微博帐号。因使用微博发布不良信息，团场、社区要追究其相关人员责任。一、影响发布信息个人的诚信、就业、工作、子女考学、入党等。二、造成本人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缺失。希望社会居民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删除微博，不要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可见中共极权当局今天将一人犯罪全家遭殃的连坐已经制度化、法规化、日常化。一个发微博者的一条微博，就可以殃及自己子女的考学、就业等等。

中共当局广泛滥施连坐，事实就是证明自己传承着封建专制野蛮统治，而拒绝步入现代文明法治、民主、人权、尊严、平等的主流文明行列。

人类历经几千年发展的艰难探索，渐渐凝聚起了对人类一些基本准则的共识，就是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法治、人权、民主、尊严等等普世价值。这些价值是人类文明的凝聚与象征，也是人类平稳健康长久发展的保证。人类现代历史证明，只有抛弃封建专制野蛮的人治统治，步入现代文明普世人道的社会，才会迎来繁荣富强与幸福，否则灾难将如影随形。

中共极权当局敌视人类文明，践踏人权法治，滥施违法侵权的野蛮连坐制度，意图阻止人类文明历史的进步，以延续自己奴役中国的特权。这种反历史、反文明，反人权、反法治的行径，必将受到历史发展规律的惩除。中国今天日益步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危局，就力证了中共极权统治复辟封建专制野蛮统治是挽救不了自身灭亡命运的。

民生观察 2020年8月24日

8月17日，中共中央党校发出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严肃处理退休教师蔡霞严重违纪问题》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退休教师蔡霞，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性质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违反国家事业单位人员行为规范。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监察组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机关纪委联合审查调查，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务委员会决定，开除蔡霞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取消其享受的相关退休待遇。”这是中共当局在因言治罪上加增的又一罪证，说明中共当局早已背叛了自己在与国民党抢夺政权时期向世界所作出的承诺，在违反法制，践踏人权，挑战文明的邪道上持续狂飙，不死不休。

本次中共当局严处蔡霞教授的直接原因是，今年6月初，社交网站上流出蔡霞20分钟的音频，蔡霞在音频中抨击取消任期制的修宪、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以及两个维护，认为习近平就是一个黑帮老大，党内所有人都是他的奴才，已没有人权和法治可言，并建议习近平退居二线养老。这些讲话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中共党员履行建言职责而发出的言论，或者说是一个公民本着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表达的忧思，即无论从中共自身党规还是从国家宪法，蔡霞教授所言皆合规合法。

纵观蔡霞教授人生履历，可以看到其按中共准则属所谓的根正苗红，而她整个言行是一个力图坚持中共延安时期追求民主、人权、宪政初衷的共产党人。

蔡霞女士，1952年10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外祖父曾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入党，1927年后随潘汉年在苏北和上海当交通员。母亲、舅舅和姨姨都参加了中共军队。

1975年起蔡霞在军队、国企、和县委党校从事政工工作，1984年32岁时考入二年制党政干部大专班，后在县级党校教书。1992年40岁时考入中央党校，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200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在党校任职期间，蔡霞负责对各地官员进行培训。一次中青班结业时，一位即将晋升副部级的学员针对网络管理发表意见，认为“天津蓟县大火，那么个小事情在网络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样，搅和人心。我们需要加强管理。”蔡霞则表示“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们认为是小事，社会当然认为它是大事，我们对老百姓的生命有没有基本的感情？”“我给那学员打分很低。我感觉你对人民的感情极淡漠，这不是思想观点不同，是良心何在？”

2002年，在宣讲“三个代表”时，有干部对农民表示不满，称“农民就是刁民。”蔡霞则问道，“在座的哪个祖上不是农民？”“现在一些干部对老百姓的感情变了，称呼改变反映了感情的改变，党校老师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能退让。”2003年参与编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2008年，蔡霞前往西班牙考察研究了西班牙政治转型，使她陷入焦虑长达半年。

在讨论“多数人统治就是民主”的时候，蔡霞以纳粹德国和文化大革命举例，称“文革当中以多数人的名义对于少数领导干部进行侵害，其实是践踏人权的暴政。”有学员以“党校姓党”进行指责，蔡霞回应“你说到文革，我就来跟你说说文革。我当时是红卫兵，我们怀着对革命的虔诚之心，陷入疯狂，造成了很多伤害，我一辈子带着歉疚，但是我的孩子听文革跟听故事一样。党的历史怎么能回避这10年的曲折？“党校姓党”同样包含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剥夺记忆，历史错误就会以新的方式再犯，现在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流行的做法当成创新，恰恰是我们不能赞成的。”她的讲话获得了学员持续数分钟的掌声。

2011年起，蔡霞与北京市某街道合作，开展“党群共治”，实验预算民主，请人讲解罗伯特议事规则。2016年，任志强因发微博质疑人民政府成为党政府，被留党察看一年。蔡霞发表名为《党章党规保护任志强们的党员权利》的文章支持任志强，但遭到《光明日报》驳斥。

今天回顾蔡霞教授的言论，可以说其从本质上仍然是希望中共能够兑现曾经给天下承诺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希望对中共不称职的领导人作出调整，使中共统治融入人类现代主流文明，而不是要颠覆中共统治。如此温和理性而坚守中共初衷的教授，居然今天被中共当局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若不是她现身居国外，肯定将被逮捕重判。

由蔡霞教授长期来所言所行，可以看到体制内追求现代民主人士的努力，及中共统治集团中坚守民主初衷者的努力。这种努力意在使中国实现现代民主文明转型，让中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中。这与中共早期夺权时期向世界的承诺是一致的。然而，这种努力最终换来的是重处，是开除党籍。由此可见，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今天已经完全背叛了自己曾经给天下的承诺，已经将坚守中共初衷人士当作敌人来予以惩处。类似蔡霞教授情况，今天众所周知还有中共北京政协委员前华远董事长任志强也因希望中共兑现民主承诺而遭拘押。

当然，中共迫害敢言知识分子由来已久，远者不说反右中几百万右派、文革中数千万知识分子及其家庭，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后不久的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仍迫害了众多学人，而六四屠杀及其之后清查硝烟至今未熄。而对大学教师清剿，更是近年来中共一再祭起的屠刀，至今据不完全统计，自2017年1月以来，就有山东建筑大学邓相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杰鹏副教授，重庆师范大学谭松教授、唐云副教授，齐鲁工业大学刘书庆教师，山东工商学院李默海副教授，北京建筑学院许传青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翟桔红副教授，厦门大学尤盛东教授、周运中教授，贵州大学杨绍政教授，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电子科技大学郑文锋副教授，四川轻化工大学李志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聘教师周佩仪，以及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等等，纷纷因言论而遭致中共当局解聘，有的被开除或行政记过，有的被提前办理退休，现在又将蔡霞教授开除党籍并取消退休待遇。

从中共当局因言严处蔡霞教授及近年来疯狂惩处众多大学教师可见，中共当局早已赤裸裸背叛自己抢夺政权时向天下作出的民主承诺，公然背弃自己颁布的宪法中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条款，肆意践踏公民基本人权，拒斥人类普世文明价值，因此文明世界应对其予以高度警惕与严加防范。同时，中共体制内保持民主初衷人士，也应由蔡霞教授被严处事件更看清中共的反动本质，从而坚定结束极权与捍卫人权、民主、法治现代文明的决心。

民生观察 2020年8月17日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并无上访制度，只有信访制度。信访是“人民来信来访”的简称。维基百科这样解释，信访按照官方定义，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政府，或者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反映冤情民意，或者官方（警方）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以上这个说法，在历次颁布和修改后的信访条例中都有相同和类似的表达。不过我们可以从官方将其称作信访民间称作上访察觉其细微而重大的差别。官方指出信访的主要方式是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不过是书信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衍生），在一系列方式最后才用了一个走访这个词。这个走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上访。排序在最后体现了制度设计者们的无奈与机心，他们既不希望被指摘为剥夺人民的权利，因为中国宣称人民当家做主，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是他们也知道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民众捍卫权利的行为很可能是无法完全满足，甚至对政治制度带来无法接受的后果。

许多研究者对信访制度和上访现象做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并得出了迥异的结论。据我看来，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信访制度本身就具有它诡异的出身，它就像生物进化论上处于断层和突变的一个物种，你要用常规的分类方法去了解分析判断它，肯定是不行的。不过这里我们不再纠缠于制度的缺陷以及存废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更大和争议更多的问题。我认为，理论和制度层面的东西在纠缠不休时，社会学的研究，具体案例的分析也许可以加深我们对该现象的了解，从而为明智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帮助。

笔者从《访民数据》这个资料出发，选择涉土地和拆迁上访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是，一，上访的原因和理由很多，包罗万象的分析势必耗时耗力巨大，笔者力有所不逮。二，改革开放以来，涉及土地和拆迁引发社会矛盾较多，上访围绕土地拆迁方面的数量也较其它方面多，适合于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三，虽不能以涉土地拆迁上访来完全评价信访制度，但是上访者的遭遇无疑会很大程度上折射信访制度以及在现实中的操作和实效。

《访民数据》中涉及土地和拆迁案例，在访民数据现有的132名访民中，有59人是涉土地拆迁的访民，占总数的44.7%。在由于有些案例中，有些访民由于利益相关，亲属一起上访，所以实际案例只有88个。涉土地拆迁案例36个，占总数的40.9%。由此可见，涉土地拆迁上访不管是案例数还是参与上访的人数都占了总数的四成，成为上访中最大的一块。

我们同时还得解释一下我们如何选定涉土地拆迁上访案例的标准。一般说来，就是只要一个访民因为土地被占，房屋被拆迁，不管是农村的耕地林地，还是城乡的宅基地，不管是旧房改造，征地拆迁，移民安置涉及土地房屋而上访的，我们都列为这里所说的涉土地拆迁上访案例。另外，有三个案例，虽然看似跟土地和拆迁有区别，一个是河北滦平县李淑贤案，她上访的理由是2013年村土地配套工程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将她自留地里的四，五百棵杨树砍掉，并且未给与适当的赔偿。虽然，她并无土地被占，但是她却是土地拆迁的受害者。这个案例符合由于土地的开发征收给他人带来侵害而未做合理赔偿由此产生上访这个基本特征。另一个就是河南内黄县冯改娣案，从表面看，这个案子似乎跟土地拆迁没有直接关系，而她的诉求也不是针对土地和房屋，而是她的女儿两次被闯进家里的工作人员吓得癫痫病复发加重，索要治疗费用。但是考虑到两次事件都发生在盖房子和扩建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闯进家里的目的也是跟房屋有关，所以我们也将这个案子收录为涉土地拆迁的上访案子。四川凉山州徐开芳虽自己没有涉土地拆迁方面的利益受到侵犯，但是他作为基层教师和政协委员写了关于经济适用房的提案，由此受到打击报复，福利房被扣且被教育局领导殴打，甚至被教育局长以再告就是死相威胁。这个上访案例通过涉及经济适用房提案的遭遇，说明房屋土地拆迁政策的敏感，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弹，民众哪怕是政协委员都不能触碰甚至合法提出意见，更不用说保障权利了。因此我们也将这个案子列为涉土地拆迁案子。至于河北阜城县刘瑞生与邻居因宅基地纠纷认为法院判决不公而上访，笔者认为虽涉及土地房屋，但跟一般财物纠纷没有区别，所以不将其列入其中。

我们从《访民数据》可以看出，涉土地拆迁上访的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是湖北赤壁市的洪运周，他因为库区移民山林被占在1981年前就开始上访，至今已39年，而他的诉求至今尚未彻底解决。上访超过三十年的访民有三人，除洪运周39年外，四川成都新都区的韩永会和山东禹城市的李玉明上访的时间都有31年。上访时间二十年以上的访民有四人，分别是四川乐至县的龙和生23年，四川自贡的刘正有25年，他今年2月已经去世，广东珠海市陈风强、陈风明兄弟20年，上访时间在十年至十九年的人数最多，达34人。上访时间五年至九年的访民有16人。一些访民具体开始上访的时间我们难于从资料中得出，我们会根据他最早受到的处罚和处理来推出，但即使这样我们也难以得出大概的数字。比如云南昆明市的访民王远英，我们只看到公安机关在2018年对她得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描述她当时已经20多次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等地上访，26次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府右街派出所对其进行训诫。考虑到云南跟北京的距离长达2500多公里，而且可能还有一些上访并未被抓获训诫的时候，因此我们认为她上访的时间应该在十年以上。

可以想象，这些访民为上访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因为你不但要有专门的时间，这些时间你不得挣钱养家，你还得买车票，吃住都得有开销。现在的信访条例将到北京上访视作违法行为，等待他们的不会是青天大老爷，除生活的不便艰辛，警察、黑监狱也在等待他们。回到家中当地政府也会将其视为抹黑捣乱分子，甚至会采取敏感时期限制自由不准外出的做法。长时间的上访对访民这样底层民众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这个几乎不用列举，点开表内的连接，几乎每个访民特别是那些时间长点的访民，他们的时间精力基本都在上访或无休止的各种拘留、黑监狱、劳教、监视居住或者服刑上。

《访民数据》里的访民是一个明确界定的访民，不是指采用书信或类似方式，比如电报，传真，电子邮件进行信访的访民，甚至也不是到所在的县市或省会城市走访，而特指到北京上访这样一个形式。当然，他们在到北京上访前基本都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有些还提出了诉讼，但他们觉得结果不让他们满意，有些特别是土地拆迁很多都是政府主导的行为，涉及此类维权进行起诉很多时候法院会明确告诉不予受理。比如上海陆立眀，2003年6月11日相关部门批准陆立明所在的民星东南小区拆迁。陆立明家祖传私房也被列入拆迁范围。但拆迁房只答应安置陆立明一户，对其他陆氏兄妹继承份额不予安置。对此陆立明拒绝签署拆迁协议，并起诉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法院不予受理。2006年1月13日，区政府为了配合上海星云房地产开发商完成拆迁，建设商品房，出面强行拆除了陆立明弟兄6人和母亲共同继承的房产，导致陆立明上访。这个情况跟诸如下岗职工等一样，涉及政府行为以及群体事件或者被认为有害稳定，法院明确表示不会立案。认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们别无他法，就采取到北京上访这条途径，企图高层的关注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上访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特别是到北京上访被认为是危及稳定和谐，越级上访更是违背法律的。许多人上访的地点除了国家信访局，还会选择在天安门、中南海、中央部委等地方上访，甚至会采取拦截车辆、堵塞交通、示威游行、散发资料等方式，特别在有重大活动或者接待重要外宾时更是访民上访的高峰期，由此，虽给政府方面带来压力，但同时也被视为高危人群。中央自下一直将是否有来京上访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指标，甚至是一票否决。因此，地方官为了政绩与驻京截访人员勾结，截访也成为一个产业。地方政府付给北京截访者一笔不菲的费用，北京的截访方将截下的访民交给地方政府，不将上访数据上报，不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不过访民落在截访者手中，遭遇却是很惨，饿饭，打骂是经常的事情。

《访民数据》里有一栏是是否有被酷刑，这个酷刑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打骂，我们也按照程度将由上访导致的对一般的对自由的剥夺以及严重的处罚两类列在里面，因为上访既然是人民天然的权利，也是法律允许的救济措施，由于行使权利而受到惩罚，哪怕是行政或司法机关作出的，也是一种邪恶。一般的对自由的剥夺主要有行政拘留，刑事拘留，非法拘禁三种。许多参与了群体性的上访，被截访后都会受到行政拘留，行政拘留时间在15天以下。刑事拘留本身是刑事强制措施，并不是一种处罚，一些访民由于被认为有过激行为，为了解决麻烦，就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不过许多时候由于证据不足或者其它原因会在刑事拘留期满释放或者改为监视居住，这个也可以视为对不听话访民的一种警告。非法拘禁指的是在截访后关在黑监狱等待接访以及接访后在当地扣留，办学习班，和当地政府在敏感时期，为了避免上访，将访民强制限制在一个地方不准外出，有时这种非法拘禁时间长达几个月或一年多。这种方式访民称作非法拘禁和绑架，因为这期间不会给你任何的法律文件就限制了你的自由。严重的处罚指的是对访民处以劳教和劳改。劳教虽名为行政处罚，但由于其可以处以三年以内的处罚，劳教决定不需要法院判决，只需要公安局自己就可以做出，而且劳教场所的环境更差，访民往往在里面受到更为苛严的对待，所以劳教制度在被取消前一直担当对付难缠访民的急先锋。劳改也就是刑事判刑，对访民主要采用寻衅滋事罪，妨碍公务罪，敲诈勒索罪等等。

在《访民数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59个涉土地拆迁访民中，有28个访民明确表示自己受到肉体酷刑摧残，有一些造成终身残疾，四川韩永会被打终身残疾，湖北武汉孙春秀被打断五根肋骨。二人（河南南召县贺立顺，辽宁沈阳刘振）在看守所死亡，贺的三名家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看守所宣布刘自然死亡，但儿子发现尸体胸口淤青内陷，提出尸检被失踪。一人（黑龙江贾瑞峰）在服刑期间死亡。一人（陆立眀）在上访中多次被精神病。25人被行政拘留。20人表示自己受到黑监狱，学习班，绑架等各种非法拘禁。6人被劳教。有34人被判刑，其中16人以寻衅滋事罪判刑，14人以其它罪名判刑，4人的罪名既有寻衅滋事罪，也有其它罪名（不是一次判处的）。需要提醒的是许多访民经历了这数种酷刑。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普遍表示看守所，拘留所，黑监狱和劳教场所是打人和折磨人最厉害的地方。工作人员包括警察经常自己或唆使牢头狱霸打骂访民。经常以罚站罚跪教训人，以及吃不饱不给水喝，冬天不穿冬衣在户外罚站，夏天任由蚊虫叮咬等折磨人。广西天峨县韦亚妮表示，她“在劳教所被用手铐铐起来，然后脚尖着地吊着。被绑在床上，例假期间被扒光衣服，被殴打，给穿束身衣手脚捆绑得紧紧的，坐也坐不了只能站着。广西几乎一年四季都有蚊子，不给蚊帐，也没有其他祛蚊虫的措施，被叮的全身是包，奇痒无比。因为毒性存留体内，出来一年多后才慢慢不痒了。在里边有多种多样的体罚，面壁思过是其中一种。整天整天让站在离墙壁一米远的地方面对墙壁。”劳教所规定了超长劳动时间和超强的劳动强度，完不成任务就将受到惩罚。韦亚妮表示，她们“全体加班劳动，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有时到晚上12点甚至天亮。伙食很差，有时1年多不让购物，营养严重缺乏导致浑身水肿。总之忍受的是生不如死的折磨。”四川西昌曾广秀表示自己在拘留所多次遭到殴打，在劳教感化期间胸腔颈椎变形，因完不成规定任务被加教8天。这些酷刑很多种，许多都是超出法律之外的，其目的就是胁迫这些访民放弃权利停止上访，比如新疆张建华：“种植的两千亩地因使用伊犁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除不合格除草剂导致药害全部绝收，为此起诉到昭苏垦区法院，可法院在被告没有任何反驳理由和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违法，违纪一边倒的民事判决，举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直申诉都没能得到合法的解决，举报人有寃无处申只好到北京申诉”，为了将其家人逼出办学习班，“昭款垦区公安局的民警穿着便衣估计20人左右把我家团团围住，楼上楼下，楼道里全部都是便衣，进出的人全部都要盘问，24小时守候，把举报人张建华家的水，电，暖全部停了困其三天三夜逼其出来到学习班，被困人员还有举报人的前夫和70多岁的老母”。

一些访民对拆迁手续表示质疑，对补偿额太低不满进而上访，会被认为是恶意的犯罪。比如江苏常州市姚宝华，2002年开始，常州市政府以建设开发区为由征用村民土地兴建大批商品房。因征地部门缺乏相关征用手续和补偿额度偏低，姚宝华开始带领村民维权。钟楼区人民法院2014年3月14日开庭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中称：被告人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以获得非法收入为目的，煽动不明真相的村民，以征地不合法、补偿不到位、安置不合理为借口，采用阻碍施工的方法，使开发商蒙受停工损失，迫使与其无利益关联的开发商与其进行交涉，强行索取开发商的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最后判处他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上访本是民众用于维护自己权益的一种方式，属于一种行政救济措施。一般说来，上访是民众觉得权利受到侵害，当地政府无法解决，而且这种侵害很可能就是当地政府或者在当地政府官员支持纵容下造成的，民众既不可能从当地政府那里，也不可能从当地法院那里得到他们认为公正的结果，于是才采取上访这个途径。那么上访到底有用吗？我们上面从数据中看出上访对当事人是一个多么艰难和代价巨大的旅程，那么总得有相应的收获吧，不过我们从访民数据中得到的结果却让我们失望，36个涉土地拆迁案例中只有两个案例的访民表示他们的诉求得到部分解决，一个是湖北洪运周表示他们反映得事情得到部分解决，但是他又说：“现政府拿出不管前任的霸道作风，再一次对洪运周的个人权益做出新的侵害行为。”一个是四川乐至的龙生和。所以从严格意义来说，这些上访的成功率为零。即使将两个部分解决案例算作上访的作用，这个成功率按照案件数也只有5%，按照访民人数则只有3.4%。这个数字让人觉得上访真是一件费力巨大成效低微的方式。

当然，从《访民数据》来研究上访制度难免有自身不足之处，这些我们也需考虑。首先，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特别是当前将越级上访赴京上访视为违法将这些访民视为高危人群，有关访民资料的收集相当困难，案例数量相对较少，由此必将给研究结果带来影响。因此加大收集资料的力度扩大收集渠道，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第二，这个研究不是对上访制度全面的研究和评判，也不是企图改革上访制度。要注意到我们收集的资料带有它自身的特点。一些简单的短期的信访诉求可能由于在早期通过一些方式得到解决，而没有进入公众视线，由此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警惕，防止以偏概全。当然这些都需要相应的资料和研究来支撑。

上访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和制度，公正的寻求和对民众疾苦的关心绝不只是法律的规定和宣传口号。上访和访民现象得出现不是偶然，绝不仅仅是刁民无理取闹，也不是天恩浩荡的展示。这个研究只想将上访的某个侧面展示出来，随着资料的收集完善研究的深入，相信我们才可以更为准确的描述以及正确对待上访。

长期关注于中国底层百姓人权状况的民生观察工作室于2019年的冬天以非公开的形式发起了一项“中国农村地区残障农民生存状况的调查”行动。备忘录记录了四川省东北部巴中市南江县、通江县、平昌县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残疾人生活境遇，期望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农村残疾人弱势群体在当下中国的苦难命运，期望国际社会关注当下中国农村残疾人弱势群体可能因为中国局势的恶化可能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

四川巴中市地处四川与陕西交界地带，属于丘陵地带。在蒋时代，中国共产党勾结它在境外的“革命父亲”苏维埃政权，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蒋总统对这支叛乱武装的除灭未能彻底，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政府。南江、通江、平昌均留下众多这支如同”ISIS伊斯兰国”组织这样的活动印迹。

一

南江县较其它两个县每年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最多，能在南江县任职是很幸运的差役，一名统战部官员这样说。

有外界人士来到贵民乡，亦称贵民镇。走访一位九十岁高龄腿部残疾的老人，快要结束时引来了周围邻居的举报，村支书跑步赶到老人家里，要求来者告知身份、出示身份证件。问话的是一名眼部残疾的村支书，对于我们回答是旅游经过此处不置可否，但仍不罢休继续诘问。由于老人的人道救济管道要经过村支书，故不敢得罪，他告诉村支书来者熟不相识，出于好奇来到他的家里与他谈话，谈话内容没有不妥当言辞，均是关怀问候。村支书从对话中认为来者是外地口音提出查看身份证件要求，在拿到身份证后他似乎在向镇长、派出所所长询问处理方法。电话那头没有发出明确的指示，可能经过公安户籍网查询无异常后最终我们得以放行，安全离开老人的家里。

通过对老人先前的谈话得知，这些村支书干部相当惧怕外来人在村子里走访，因为他们合伙贪污农民的抚贫资金数额惊人，怕事情会暴露。

老人接收中央政府发放的每月100元高龄补助、二级残疾补助费用50元每月。

退耕还林补助120元/月这些补助资金被村支书等人控制着，在2018年之前支取这些钱购买每月的油盐食材还得自己先向邻居借，等村支书、村长用他的身份证以他的名义去信用社取到后再去村委会领。相当于这些民政性或人道性对农村残疾人的救助实际控制人是地方基层的村委会。有上级检查时村干部可以灵活地解释老人们残疾行走不便出于义务帮忙做这件事。

老人很清楚每个月能领到多少金额这样的补助，但每个月到手的钱总要少50元钱，这50元钱可以够他每个月的食盐和糖的购买。他去领钱时习惯性地要给村干部买一包“中华烟”，不买其实也可以，可是其它的五保户、残疾人、低保户都买了自己不买会让他下个月的补助发生变化。

曾经有村干部威胁他们说，“这些钱不是必须给你们的，给不给不是你们说了算，干部有决定权，你不听话可不可把你的名额给其它人嘛？”

听了村干部这些话大多数人都明白应该怎么讨好让村支书、村长高兴。

实际经手办理、发放这些补助是村长，接收他们送去的烟也是村长，事后村长将这些烟与村支书瓜分，村干部再将烟在商店里换成钱，一个村的残疾人、五保户、低保户人群众多，他们每月仅从这样的“雅贿”中获利一到两万元。

中国政策规定农村残疾人有就业、康复、人道、助农等方面的补助或援助资金，涉及地方的就业局、卫生局、民政局、农业局、教育局等。这位九十岁高龄残疾人从未得到过这方面的救助或援助。不过每年像他这样高龄老人还要去这些部门演戏帮助骗取中央经费。

在冬天里，他的腿部并无大碍，没有化胧的呈度。村长带着乡卫生院的医生提着大米和油来到他家，先拍照接收物品的过程，然后一口一个“大爷”地求他去乡卫生院看病，没有病也要去帮他们开展一下工作。由于村长带头动员，去医院一日三餐有保障免费提供，所以他也去了。

在乡卫生院里上班时间要躺在病床上，吃饭有护士送来，他们下班后可以下床活动走走。每天医生、护士会拿着大量的收费单据让他签字，具体是什么内容他眼睛老光无法看清，签字时手颤抖护士就握住他的手帮助他签完字。每天医生和护士像祖宗一样关心着他，希望他在病床上待得更久一些，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

老人家说，乡卫生院的药全是假药，吃了没有效果。他自己生病了只能向远房亲戚求助资助他在私人诊所购买一点药治疗。

一个人生活导致老人无心对家里的卫生做很好的清洁，他的年龄和情况按照民政方面的政策应该收容到县城养老院，进入养老院后他的所有补助都将被院方接收使用，更为不堪的是养老院的生活非常痛苦。福利院领导、职工、孤儿吃剩下的再盛给五保户老人吃。邻村的五保老人给自己侄子打电话求助老人才得以放回家。这让他感到无法接受，加之老人家的远房亲戚经济状况尚可，一直向村委会要求不准将老人送养老院所以他才幸免去养老院受罪。

老人家的厨房有一只暗淡的小灯泡，屋子里太暗白天、夜晚都要保持开灯才能看到屋子里的情况。来他家的人看到灰尘太多无法坐下，只有站着讲话。睡卧的房间里弥漫着尿液和粪便的气味。门后是一副用树木劈开的脚支架。根据中国政府政策规定残疾人康复器材应当由地方残联或民政部门负责解决，显然现实境况并非如此。

二

通江县、平昌县地方政府直接挪用残疾人补助，致使残疾保障形同虚设。

四川巴中管辖通、南、巴、平四个地方，这里离四川的首府有700余公里，算是最为边远的地区。平昌县曾闹出有近二十个副县长的笑话，更为荒诞的是这个县一名叫苟于洋的常委，政协主席的公开档案信息显示，1970年出生，0岁入党、3岁参军、9岁任排长、13岁任科长。党政系统几十年不查处直至民愤暴发才勉强走过场加以处理。这些县或市任职的市长、市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普遍是省府、中央高层支系下的的派系，地方挂职一两年快速地调离升职到发达的地方担任核心职务。所以充当了官二代过渡渡金的地方。

平昌县人口不足八十万，负债高达3000亿。中央补助残疾人的资金被挪用于扶贫，周而复始地拆东墙补西墙。该县官员采取将残疾人专项补助资金每月发全县20%的补助对象，剩下的80%拖欠，下一个月再继续发放这80%中的20%，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上级检查，如果不认真核查是极难发现这中间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残疾人来隔三差五发放一次，形成一种错觉，这些补助是在发放只不过有一些缓慢。

一天下午，我们驱车来到位于通江县与南江县之间的一条乡道路边，窗外已有些寒冷。一名胖胖的小男孩赤着脚踩在水沟的泥沙里，脸已冻得通红，鼻涕与口水沾满了他的脸，不足一米五的身高体型却超出正常人的三四倍，他的腰间栓着一条长4米的铁链。一些小孩子围着他玩耍，正在给一只鸭子洗澡。

这是一名叫海爷的孙子，他的父母生下他后一直在沿海城市务工，很多年没有回过家了，这名孩子没有辨别能力，甚至不知道自己从活而来，但他能叫“爷爷”。海爷和老伴已75岁每天要照顾他的生活，如果下地干活就把小孩用铁链栓在房前看门，因为带在身边，他会损坏庄稼。唯一幸运的是小孩没有攻击性，眼神有些呆滞但还算柔和。

这个孩子的到来使海爷全家在乡邻抬不起头，受人挖苦、排斥，其它正常的孙子正在成长也常常受到邻居孩子的侮辱、谩骂、调戏，长期的心灵伤害致使这些孩子们变得粗暴。为这事时常与邻居发生争吵冲突。由于长期生活的重担和受邻里大人小孩侮辱、言语调戏，海爷曾拿菜刀要杀害欺负他孙子的邻居小孩。被众人劝下才作罢。

生活在乡道边，这样栓住小孩曾引来乡政府干部的反对，说是有损地方政府形象。海爷大骂乡干部，要求如果乡政府认为有损地方政府形象哪就为孩子找个去处。遇乡政府重大检查活动，上级领导路过时村支书出面会劝说海爷不要这样做。海爷心里清楚只要将小孩栓在可以示人的地方这些贪污残疾人补助资金的官员会特别害怕。但这些狡猾的官员会找与海爷关系好的村干部去做说服工作。人情难却，农村本身就是人情社会，思前顾后海爷只能作出退让。

一家人要生活，还要照顾小孩。毕竟自己老俩口都75岁了，会死在孙子前面，自己死了谁来照顾小孩是个痛心的问题。

孩子的父母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从没有照顾过小孩一天。心理特别沉重，患上了自卑方面的心理疾病。每当在电话里谈起小孩的事就哭泣。小孩的智商没有发育，生活无法自理，两个老人有些时候太累又要照顾小孩发怒是常有的事，这小孩看到爷爷奶奶发怒就抱着海爷“爷爷、爷爷”地呼喊。海爷见此情景心软下来，除了痛心，爷爷奶奶一点喜悦也没有，海爷这样对我们说。

见到我们在与海爷谈话，小孩抱着我们的腰，口里不停地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可能是怕小孩身上的污垢会弄脏我们的衣服，海爷慈祥地搂着小孩，把他往屋里领。小孩抱着我们的哪一刹那，心里备感难受，唯一的念头是我们能做什么？哪怕是给他一件心爱的玩具换取片刻的欢乐也是对我们正常人的一点心里安慰。

小孩今年已满8岁，对于小孩是否能接受教育以及智力康复他们没有抱任何希望，也没有当地的教育与医疗部门帮助过他们，中国到底有没有这种残疾人教育与康复人道救助保障机制他们也不知道，以至于我们生活在中国也无法知道到底有没有规范、可执行性的制度。

曾有与海爷相识多年的村干部俏俏告诉他，给管乡民政的副乡长每年逢年过节送一两千元礼物，他的孙子的事情很好办，小孩的智障残疾和身体发育残疾是多种残疾状况，在政策保障范围内，这些事情只有管民政的副乡长说了算。海爷按照村干部的指点给副乡长送去了一头山羊，事情很顺利地办成。给他孙子补助争取到了比其它任何人都多。每月可以得到450元补助。虽然会被拖欠，但每年至少能领到一半的补助用于购买小孩的生活所需。

按照海爷孙子的残疾等级每月的补助最高也无法达到450元，村、乡的干部考虑到他的艰难，在两百元的残疾标准上再解决他家里一个人的“底保”，这样共计达到了450元每月。这些低保名额是村干部实际控制的，海爷家的一个人低保名额也是挤掉其它人的名额而来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少家庭能获得低保救助，每月是否发放到位都成为国家秘密，人们无权知道，地方官员甚至制造出了一套新型的人权学说或隐私论学说。当有村民或外界询问该村有多少低保户，他们的名字什么是谁，他们的家庭状况怎样，这些官员便说，这是低保户的隐私，我们要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

诚然是海爷的孙子每月得到了450元的补助，但他心里还是多有愤慨，每个乡的各村村支书至少任职十年，这些村支书每年贪污村民的低保经费、和民政救助经费至少以百万计，这么多人口，低保资金全是村一级控制在手上按照自已的喜好发放，中央、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的纪检部门全是在走过场层层欺骗，甚至像县一级这样的纪委本身就是贪官污吏，这些严重失去人性的贪污行为，如贪污残疾人救助资金曾查过，但都没有查出问题。村支书在成都、重庆、县城为自己子女买的房子哪里来那么多钱？纪委将村支书带走调查然后又放回继续任职，村支书更大胆，因为关系都已打通，贪得更利害。甚至威胁村民，自己有的关系、背景，天下乌鸦一般黑……云云。

三

小平今年43岁，左手在20岁时劳动中切断，现在劳动只能用一只手，吃饭、生活甚为痛苦。这些年一直在广西建筑工地务工，每年过春节才回到家乡，他的状况从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民政与人道救助。在他看来甚至质疑政府会是良善的，可以对残疾人带有人道性的救助和关怀？

每年春节回家都是住在弟弟的洋房里。自己和母亲的老宅已是危房，屋里漆黑人已不敢进入，会担心里有蛇。春节后他如同往常一样回到建筑工地务工。表姐给他发信息，告知今年巴中地区精准扶贫就要完了，你老了后住哪里？赶快回来找乡政府解决，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小平接到消息后回到了家乡，他的表姐在乡广播站知道一些内情。让他去县里找县扶贫办公室。小平将自己房屋的照片、视频在手机展示给平昌县扶贫办的官员看。对于常年在工地务工的农民来讲是无法狡猾得过官员，视频里的房屋画面墙上贴有生产用房的标识。意思是这不是村民的生活用房，根据扶贫政策生产用户即使是危房也不需要改造，只有是村民生活用房才能改造。这个县的官员将扶贫资金贪污，狡猾地将村民生活用房墙上标上生产用房标识。这样必须改造的房屋就可以不用改造了。在乡道路沿线的危房都得到了改造，因为这些地方最容易看到。离乡道路远的村根本没有理会，老百姓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精准扶贫。

小平无法接受扶贫办官员的解释，表示这件事不处理就要把事情搞大。扶贫官员给出解决办法，让他先回到乡里找基层政府，扶贫办再致函乡政府要求妥善处理。

几天后小平来到乡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说明了来意，书记是一个年轻人，说话很直接，改建危房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其它村改造的房屋没有钱支付工程款停建了。不可能为你一个人的房屋专门改造。基于你手残疾、你的母亲脚残疾。给你解决两份低保，每个月有几百元，一年下来也有几千元，这是最终我能处理的方案。

三个月后，我们通过微信联系小平，微信里小平大骂书记太他妈的流氓，不是个东西，当时只是想哄骗他不找事，顺口许诺，至今他母亲和他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低保。只能全靠自己才行！

四

在巴中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帮助一位母亲寻找自己智力障碍的儿子结束了巴中之行的调查。

这名智障男子有哥哥、姐姐、妹妹。父亲已故，目前与母亲相依为命。他时常不确定地离家出走，有时正在吃饭会扔下碗筷离开家。他们居住在山顶，下山的路有很多，加之现在农村方远几里无人烟较为普遍。他时常胡乱的离开家无目的地的行走，家里年迈七旬的母亲伤心绝望，一年中大量时间都是要看住他，还要做农活谋生计，身体和心里感到特别累。没有人能为他分担痛苦。诚然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妹妹，真要是实质性的担负起责任来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长久的负担仍是自己承担，

有一次找了两天发动亲人寻找仍不见他的踪影，报警要求派出所帮忙，警察电话里答应一定帮助寻找，实际也只是话说得好听，走过场而已。从哪之后无数次的寻找再也不报警了，反而还浪费时间。

通常离家出走了在附近的乡道便能找到，母亲担心开车的人速度快出车祸，又担心人贩子弄走去大城市乞讨谋利。白发的母亲可能因为长期劳动、寻找孩子赶路的原故，行走相当利索，以至于我们跟上她的脚步需要加快速度。她的外孙女在天津一所大学读书，我们提议为她的舅舅购买一只GPS手环，这样在手机上可以看见他在什么位置，外婆也就没那么辛苦寻找了。查看网络商店里的售价后还是望而却步。

结语

像这样生活在农村的智障农民，中央财政对他们的各项经费到了地方，市、县、乡各级的官员如同饥饿的猎狗一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这些经费用巧妙的方式套取出来贪污掉而又天衣无缝不暴露无法查处。根据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不太有可能哪个官员心系人民和百姓。

从最基本的判断，中国政府应该有相关经费为农村残疾人购买康复设备，提供生活保障使更多的残疾家庭减少痛苦。事实却是这些官员贪婪到吃肉不吐骨头的地步。经过走访四川巴中市的这几个县调查，让我们感到忧心，如今基层官僚体系的腐败如同瘟疫一般泛滥，带有极强的帮派化、黑社会化的手段巩固腐败利益。

在这样严峻的腐败形势下正常人的基本人权都无法得到起码的保障，更不可能保障到贫弱的残疾人群体。

据推特与人权网站报道，广东人权律师杨斌女士日前被广东司法厅注销律师执业证书。这是中国当下众多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又一位，显示着中共当局从2015年7月9日发起疯狂镇压维权运动，大肆拘押迫害人权捍卫者、人权律师狂潮的持续。也是中共当局为了彻底实现律师姓党而展开的对律师队伍的大清洗。

8月8日，广东人权律师杨斌收到广东省司法厅注销律师执业证书事先告知书，文书中称：杨斌律师与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劳动合同于2019年5月31日到期后末续签，拟决定注销其律师执业证书。并告知杨斌律师有权利提出申辩和陈述。

杨斌是湖南人，先后在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广州市检察院工作，从最初的文员一步步成长为检察官、公诉人。从检23载，45岁时辞职，转行从事律师职业。

2005年，在广州打工的江西女子周模英将不满一岁的患病女儿扔进河里溺亡，后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杨斌作为公诉人了解到周模英的艰难处境后，当庭洒泪请求法院轻判。指控犯罪的公诉人竟为被告人求情引发社会争议。经杨斌的努力，周模英终审被判有期徒刑6年。在周模英服刑期间，杨斌多次到监狱探望，并帮她解决孩子上学、住房等问题。2010年，周模英出狱后跪谢杨斌。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杨斌再度成为名人，并先后当选“2010年度广东十大新闻人物”和“2011年度中国正义人物”。后杨斌被调离公诉岗位，5年没有经办案子。2014年3月20日，经广州市人大会议通过同意杨斌辞去检察官一职。

杨斌在担任检察官期间就关注社会公益事务与公民权利，辞职后经常为言论自由、人权保护而呼吁；为香港反送中运动发言而被当局警告；武汉瘟疫爆发后，在网络提议以换微信头像来纪念李文亮医生；2020年2月15日为因厦门公民聚会案而流亡的许志永博士提供住处而被传唤、抄家。最后遭致广东省司法厅注销律师执业证。

纵观杨斌律师行公义、卫人权、求正义的行止，可见她曾经是位优秀的检察官，现在是难得的人权律师。如此捍卫法律正义，追求社会公平的律师，原本应该是推进中国法治进步的遗照力量，却遭致注销律师执业证，这就注释着中国律师队伍中容不下真正尊重法律，维护正义的律师。

一个国家的律师队伍都不允许尊重法律维护正义的律师执业，那么这个国家的律师队伍就完全脱离了律师的宗旨，而只能沦为权力的工具，成为不尊重法律，只尊从权力意旨，充当权力的打手。

中共18大之后，新的极权统治集团登位后，强化中共领导，公开提出党领导一切。在各行各业强化党的权威，公然提出媒体姓党，法院姓党，公检法司政法系统姓党，同时在律师事务所建立党支部，强化律师姓党，并且对律师队伍展开疯狂大清洗，将过往岁月中敢于尊重法律，信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按中共意旨通过法院来实施任意判决的律师，列入另类，予以威胁、传唤、驱赶、殴打、吊证、拘押、判刑系列打击。尤其2015年7月9日开始，在全国掀起的针对人权律师、维权人士大镇压，在短短几月，将全国300多位律师、维权人士等人权捍卫者实施强迫失踪、传唤、刑拘、殴打、恐吓等等。使整个中国进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状态，一切信奉法律，追求人权，推进民主人士，面临随时被抓捕命运。

“709大抓捕”狂潮就是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清洗律师队伍而要使律师成为中共镇压的附庸工具，成为只维护中共极权统治而将法律当作伪装粉饰来掩盖极权赤裸裸抛弃法律的本性的工具。从今天杨斌律师再度被注销执业证可见，709镇压仍在持续，对律师队伍的清洗仍是进行时。

尤其今年，随着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使武汉瘟疫扩展到世界，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之际，中共当局自认文明世界无暇他顾，于是加紧了对中国本土人权律师及人权捍卫者的镇压，先后将大批维权人士拘押重判，将郭泉、许志永、丁家喜、陈秋实、方斌、张展等等人士抓捕，对敢于起来依法维护人权律师也更加疯狂镇压。并且在香港公然推出《国安法》，将香港残存的法治元素彻底剿灭。依此发展态势，可以想见，类似杨斌律师这种敢于维护人权、捍卫法律尊严的律师，必将纷纷被从律师队伍中清洗出局。

中共极权统治当局持续对律师队伍的709大镇压，清洗杨斌之类的人权律师的行径，是公然违反自己颁布的《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背弃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承诺，公然践踏《律师法》中有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是完全要将中国拖回到文革野蛮无法无天的时代。面对中共当局倒行逆施，颠覆法治，挑衅文明，践踏人权的罪恶，世界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与防范，以阻止中共极权进一步祸害人类，破坏法制秩序。对中共疯狂清洗人权律师，应予以坚决揭露、谴责与制裁，以捍卫人类法治底线。

民生观察 2020年8月10日

据媒体报道，8月10日，中共当局指使港警国安处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违反国安法为名，拘押了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其两儿子黎见恩及黎耀恩、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黄伟强及吴达光等7人，还逮捕了“香港故事”组织成员李宇轩及前“学运思潮”成员李宗泽，最后在晚上拘押了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女士。一天共逮捕10名捍卫香港自由人士，引起世界震惊。

中共当局在香港《国安法》出台一个多月后，忽然如此大肆抓捕一年来各界参与抗议反送中条例而捍卫香港法治、民主与自由的代表性人物，原因除了报复国际社会对中共践踏人权的制裁外，还有就是要为中共极权统治彻底赤化香港而清道。

中共极权统治集团由来以维护其极权稳固为最高宗旨，而极权意识来到人间，就与人类积累的一切法治、民主、文明、人权、自由、平等、尊严等等普世价值水火难容、不共戴天。极权要想存续，消灭普世文明价值就成为必需条件。于是铲除一切文明元素成为极权维护自身生存的自然选项。香港回归后，因为带着曾经英属文明的法治、自由、人权元素，而严惩威胁着中共极权统治延续，所以设法剿灭香港这些现代文明价值，将共产极权彻底移植到香港，就成为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梦寐以求的目标。

中共极权统治将香港极权化，可以说从收回那天开始就在努力，虽然曾经在修改23条，修改教课书，直至送中条例上，屡屡遭遇香港民众的以死抗争，而最终不了了之。但中共极权当局从来没有放弃对香港极权化努力，今年以来，借着将武汉瘟疫蔓延世界，文明世界忙于抗疫而无暇他顾之际，中共当局悍然推出香港《国安法》，赤裸裸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将极权统治套现在香港头上。

港版国安法出台所引发香港民众的誓死抵抗与文明世界的群起制裁，中共当局不仅没有反思悔改，相反变本加厉，一意孤行，在香港大肆拘捕迫害一切追求现代文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人士，将自身罪恶而招致的困局嫁祸于黎智英、周庭等等民主人士身上，企图通过严酷镇压，来达成震慑港人，要挟世界，为极权香港化清道的目的。于是在10日发起疯狂逮捕民主人士行动。从本次被逮捕民主人士代表性人物黎智英先生的简历可以看出中共极权当局对香港追求自由民主人士的仇恨与报复。

黎智英（英语：Jimmy Lai Chee-ying，1948年12月8日－），香港企业家，佐丹奴、香港苹果日报、壹传媒创办人。生于中华民国广州市，祖籍广东顺德，现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中共《人民日报》称他为“祸港四人帮”之首。

黎智英7岁时家里的大人四散，父亲去了香港，两个姐姐和哥哥在读高中和大学时都被调派到不同的地方，很少回家，而母亲被关起来劳动改造。家里只剩下他、孪生的妹妹和轻微智障的姐姐。他们三个小孩子除了邻居偶尔照顾，几乎自生自灭。开始时，他们依靠变卖家里的烂铜烂铁来换取一些生活费，挣不到钱时只好捱饿。后来，一个卖黑市的大婶到他通灵道的家中找他去火车站帮旅客搬行李挣小费，而他也试过卖其他东西。之后，他妈妈劳改放了出来，他仍在做，因家里需要他挣钱，直到十二岁偷渡去香港为止。

根据其著作《我是黎智英》的自述：“解放后，父亲叛逃香港，家财散尽，母亲也遭批斗送去劳改，8、9岁就要赚钱养活自己和姐妹。曾经替一名香港旅客搬运行李，但是他没有赏钱，只给一块由香港带来的巧克力，由于从未见、食过，放入口后，觉得是天下间最美味的巧克力。我心想，这是香港人，巧克力必来自香港，香港必是人间天堂，所以我也应该去香港了！”

1960年，他从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后白手兴家。黎智英于12岁时只身携带1元港元经澳门偷渡到香港当黑工，其最初月薪为3美元。16岁那年，他在红磡一家做假发的工厂当小职员，主要负责对外物料交收和车间生产收发的工作。

后来，受人启发努力读书，曾经当过销售经理；但因公司对其记过处分一次，下定决心自己创业。他虽只有小学学历，但依靠自学说得一口流利英文，又在投资股票上获利丰厚，并于1981年，创办佐丹奴时装连锁店。

1990年，黎智英决定将持有的佐丹奴股权出售，在香港创办壹传媒集团，创办《壹周刊》。

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日发行量曾超过70万份，当时其财富已逾5亿美元。

1999年6月，创办线上零售“苹果速销”（adMart），被投诉售卖过期水货，最后因亏损10亿港币而结业（新台币40亿元）。

2001年，将其传媒事业扩展至台湾媒体市场，创办台湾《壹周刊》。

2003年5月，创办台湾《苹果日报》，并将香港的八卦风与狗仔队文化带入台湾。

2008年10月，辞壹传媒集团首席执行官职务，留任董事会主席。

2009年起，在台湾筹办壹电视，经多次申请执照，于2010年12月28日正式开播。

2009年，成功申请中华民国身份证，获取中华民国国籍。

2013年3月，在台湾壹传媒卖盘案派生反媒体垄断运动后，表示不会再出售台湾《苹果日报》与台湾《壹周刊》等平面媒体。

2014年5月1日起再兼任香港《苹果日报》社长。12月11日，因参与雨伞革命、占领中环运动遭警方逮捕，自行辞去香港《苹果日报》社长一职；同年12月14日，宣布辞去壹传媒集团董事会主席及运行董事职务。

2015年4月，入选《时代周刊》年度“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黎智英多年来一直是泛民主派主流政党的主要政治捐款者，2009年，黎智英的捐款更占民主党非会员捐款的99%，占公民党的68.2%。于2010年2月“五区公投”事件期间，黎智英分别给予公民党和社民连各100万港元。民主党及公民党均表示因为隐私所以不会披露捐款人的身份，又称不接受有条件的捐款，所以没有被操控的问题，而陈日君则承认获捐2,000万元。

黎智英说六四事件对他个人与事业影响深远，没有六四就没有《壹周刊》和《苹果日报》。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黎智英认识了香港民主党元老李柱铭；90年代，黎智英称因其于六四事件的致力参与，特别在一封公开信尖锐批评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后，佐丹奴所有位于中国内地的业务遭北京政府封杀，黎智英被逼将手头上所有股份全部低价售出，自此专注发展传媒事业。黎智英与香港民主派关系密切，其下壹传媒、《壹周刊》、《苹果日报》经常批评中国政府、香港政府和建制派社团。

2007年，香港电台电视节目《传媒春秋》访问黎智英关于办报、民主的看法，节目中黎声言其身家丰厚几乎再无所求，唯一希望是不做契弟（奴才），他又谓：“如果为生意才支持民主，这便是一场交易，这场交易早已卖出了。”

2020年香港国安法出台后，黎智英表示：“我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我爱我的祖国！不幸的是，我的祖国被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统治”。他高调赞扬特朗普是“有信用”的人，“非常希望”特朗普能在今个周末实施制裁，认为：“外界的支持也就是国际间的影响，绝对是我们唯一的救赎，我认为如果美国能给予我们强力的援助，其他国家也将会跟进，美国必须起带头作用。”

2020年2月28日7点左右，黎智英被以2019年参与反送中集会被警方逮捕。并带往九龙城警署调查。不久获得保释。

2020年7月13日黎智英等13人被控涉煽惑非法集结押后至9月15日再讯。最后在8月10日再度遭遇警方逮捕。

黎智英曾表示：“我两手空空来到香港，所得一切都归功于香港之自由，如今感恩得以以生命回报自由。”可见，黎智英为了香港自由，已作出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心。

黎智英先生几十年的奋斗经历，谱写了一个爱港爱国追求自由民主良心企业家的光辉人生。然而，这样的具有现代文明价值追求的企业家传媒家却成为中共仇恨镇压的对象，这力证了中共当局决心清除香港存在的一切现代文明元素，为香港极权化清除路障的阴谋。因此，可以肯定，随着黎智英等等民主人士被逮捕镇压，中共将在香港持续掀起野蛮的追剿一切民主人士的狂潮。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对香港民主人士的疯狂逮捕镇压，是假借国安法，公然背弃《中英联合声明》及一国两制承诺，是公然践踏人权，挑衅人类文明底线。所以理应受到文明世界的严正谴责与坚决反击！

民生观察 2020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