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声明与报告

中共当局将法律当作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将公检法司执法机构当作维护极权统治的工具，明确提出法院姓党，执法为党，党在法上，由此完全抛开社会公平正义，任意践踏法律条文，不顾司法程序，赤裸裸地侵害公民权利。使整个执法完全沦为黑恶化。新近长沙富能案的整个办理过程，就再度鲜活验证着中国大陆执法就是执行中共党的专政意志，而与法律全然无关。

据民间公益机构“长沙富能”被拘押的负责人程渊妻子施明磊日前跟媒体反映：“今天（7月11日）我再次致电长沙市检察院案管处，惊闻承办人韩冰囡已经于6月24日秘密将长沙公益仨起诉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因为韩冰囡检察官一直拒绝提供官派律师信息，也拒接家属电话，家属们对于案件进展无法及时获知。下周一，家属们会去长沙了解案件进展。”

可见，长沙富能案整个案件至今都完全处于黑箱化，不允许家属及其家属聘请的律师了解任何情况。在完全阻绝外界了解案情下，中共长沙执法当局肆意深文周纳，陷人以罪。

“长沙富能案”中被拘押的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议题。程渊更是资深的公益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及艾滋病歧视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性诉讼。

2019年7月22日三人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刑拘，在被羁押一个多月后于8月26日被长沙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后经长沙国家安全局数次违法延长侦查期限。

拘押程渊当天，程渊的妻子施明磊被办案人员违法采取戴黑头套、手铐、连夜审讯20多个小时，还被警方拿程渊女儿要挟以使其屈服，并且随后对施明磊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扣押其与案件无关的物品，包括证件、手机、电脑、医保卡、银行卡，并在第二天冻结了施明磊的银行账户，导致其接下来的几个月不得不为生计问题疲于奔命。程渊的哥哥因在推特上质疑此案而被警方两度传唤。

三公益人士自刑拘至今未能见到家属聘请的律师，并且家属聘请的律师还遭官方强行解聘，官方强行为当事人指派律师，代理该案件，而官派律师的资料信息一直拒不告知家属，承办该案件的法官对家属一直避而不见，令家属求告无门十分无奈。

程渊妻子施明磊依照法律程序，多方向有关部门申请信息公开，但均遭无声回应。在历经近一年的长沙国安等执法部门完全黑箱化作业后，现在长沙检察部门居然秘密将案件起诉到了长沙中级法院。

从长沙富能案整个过程来看，中共长沙执法当局公然违背事实，抛弃法制，肆意践踏人权，完全采取黑帮化制造案子，具体有如下表现：其一、枉顾富能为社会公益服务的性质，不以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从事公益工作的事实为依据，肆意构陷富能颠覆国家政权，至今不对家属及外界公布任何被拘押者的所谓犯罪事实，完全肆意编造构陷，严重违反执法公开透明原则。其二、整个执法程序完全黑帮化，不遵守任何执法程序法规，不给家属及其聘请的律师以任何案情里民信息；其三、采取封建株连手段，传唤并监视居住程渊妻子施明磊，抄没其与案件人完全无关的各种证件与银行卡，逼家属生计于绝路，还以他们尚未成年的女儿来要挟，还将程渊的哥哥两度传唤；其四、采取强迫手段粗暴拒绝家属聘请律师对案件的介入，强行解聘当事人家属聘请的律师，强行指定官派律师代理本案，并且还对家属与外界拒绝透露官派律师信息，不允许家属了解任何律师情况与案情。公然剥夺当事人律师代理权、律师会见权、司法救济权；其五，近一年来不允许被羁押人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仨人与家人通信联系，不允许家属依法会见，剥夺被拘押者的通讯权、家属会见权等等。

从长沙富能案一年来的整个过程中，可以说找不出一点依法办案的痕迹，而是完全抛开了中共自己颁布的各种法规，赤裸裸撕下了曾经宣称依法治国的面具。

当然，中共当局从来就没有过按照法律办事的意识与传统。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际，那是血腥革命，没有任何法律可言。而夺得大陆政权后，又祭起阶级专政，将法律当作资产阶级的成份消灭，砸烂公检法司；文革后虽然有过短期的反省，从表面恢复了一些执法机构，但骨子里中共当局仍然信奉的是党管一切，党治而非法治，法律只是服务于党的需要，而不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公民权利。近年来，随着中共十八大新当权者登基，更是公然提出政法效忠于党，法律不能当挡箭牌，在全国公然上演种种违反法制、践踏人权的政治构陷案件。今天，长沙富能案整个违法侵权办理过程，就是中国当下执法抛开法制黑恶化作业的真实写照。因此，长沙富能案让世人再度看清中共当局建设法治社会口号的真伪及黑恶化执法的本质。

民生观察 2020年7月12日

今天（2020年7月9日）是“709大抓捕”五周年。2015年的7月9日中共当局悍然发动了针对中国大陆人权律师、维权人士等人权捍卫者的大抓捕，在短短半个月内，据不完全统计，先后传唤、抄家、拘押、强迫失踪人权捍卫者300多人，并且整个疯狂镇压运动持续至今未息。

中共当局何以忽然如此疯狂针对中国大陆人权捍卫者实施超越一切法制的运动式镇压？至今分析众说纷纭，然而，从五年来中共当局的诸种反法治、反人权、反文明的行径，可以确定这次起自2015年7月9日的大抓捕，是中共当局蓄谋已久的针对中国民间多年来致力推进法治人权建设努力的大镇压、大反动，是公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宣战，对文明世界法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挑衅。

2015年7月初，中国刑法修正草案暂时搁置，中国各地的维权律师虽为搁置情况，但对未来不抱乐观的态度。中国维权律师王宇认为，刑法修正草案未依照国际标准，让律师在刑事辩护上有豁免权，不论是中国死磕派律师、人权律师还是其他律师都会受到影响。果不其然，就在当月发生了针对人权捍卫者的大抓捕。

今天回望“709大抓捕”事件，是指2015年7月9日起，中国公安当局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的事件，部分人士因此下落不明，后证实一批人权捍卫者被秘密拘押于天津，是中共当局专门设立的专案组负责办案。

事件简要是，2015年7月9日凌晨起，北京著名人权律师王宇、其丈夫包龙军（律师）及16岁儿子包卓轩陆续失踪，王宇最后一次对外发出讯息是在7月9日凌晨4点17分，由她的朋友在两小时后读取。该则讯息称：门外有人试图撬开我的门锁。然而在此之后，外界便再也无法与王宇取得联系。王宇所在社区的保安透露，凌晨四点左右，大约二十到三十名员警以抓吸毒人员为名，包围了王宇所住的单元楼，并带走一人。在此之前，王宇曾在凌晨3点发出一则讯息称：家里的电源和网络均被掐断；而且听见门外有人撬门；另外，从凌晨1点开始，她就再也无法与她的丈夫和儿子取得联络。7月8日晚，王宇曾在北京国际机场为丈夫及儿子送行。第二日，王宇的朋友从机场查询得知，王宇的丈夫及儿子并未离开过中国。失联后，王宇的律师及朋友不断向当地警方查询三位的下落，但警方一直矢口否认或拒绝回应。

2015年7月10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四名成员——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律师、周世锋助理李姝云律师、财务总监王方，以及行政助理刘四新，陆续被不明身份人士带走调查或不明原因失踪。该律所曾代理多起著名人权个案，同时也是王宇律师执业的单位。

自当日起，搜捕行动扩大，48小时内北京、天津等15个省市，陆续有维权律师与维权人士被捕。

2015年7月11日，维权律师李方平，被江西省萍乡安源区凤凰派出所警察带走。2015年7月12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在7月11日发出的《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一文，证实有部分律师遭逮捕和传唤，宣称“公安部指挥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该文指出：“在公安部的部署指挥下，经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福建等多地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日前，备受关注的翟岩民、吴淦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又有最新进展—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进一步供述和更多的案件线索指向，公安部部署指挥北京等地公安机关集中行动，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并引述被捕的维权人士的陈述，指控“维权律师”和“维权事件”是扰乱社会治安的犯罪行为。

据国内人权关注人士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8月21日18:00，中国大陆至少276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被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限制出境。8月28日止，总人数为277人。9月4日止，总人数为284人。9月18日止，总人数为286人。到10月底，总人数达309人。

2016年1月12日，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世锋、律师王全璋、实习律师李姝云、律师助理赵威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同月，为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卫士紧急救助协会工作的瑞典人彼得·达林，因与锋锐律师事务所有关而在北京被拘。

历经近一年后，外界才陆续获悉，被逮捕的人权律师、人权活动家都关押于天津市看守所，并受天津市中级法院的审判。2016年8月2日，翟岩民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16年8月3日，胡石根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16年8月4日，周世锋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16年8月5日，勾洪国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17年4月28日，李和平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17年12月26日，长沙市中级法院宣布谢阳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法庭罪罪名成立，但由于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且他归案后悔罪、认罪，依法免于刑事处罚。然而，被判同样罪名的吴淦，却被以“犯罪行为积极，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大，主观恶性深”判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19年1月28日，天津市第二中院宣判王全璋颠覆国家政权案，认定王全璋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在2017年3月举行的中国全国两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工作报告中，都将“依法起诉、审结周世锋、胡石根等颠覆国家政权案”作为“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重要政绩。

由“709大抓捕”事件简要经过可见，这是件由中共当局最高层决策布局，针对中国人权律师、维权人士等人权捍卫者而发起的一场全国性长期间的大镇压。目的就是要扑灭中国文革后民间成长起来追求法治与人权的力量，要剿杀一切追求普世价值的努力。

“709大抓捕”绝不仅限于2015年下半年对人权捍卫者的抓捕上，而是至今仍然持续不断的对中国民间一切追求法治民主人权人士的镇压。2015年后大批人权律师被吊照，至今仍关押的余文生、陈家鸿、覃永沛等等律师及大批人权捍卫者，就明证了中共当局大镇压的持续。

中共当局在和平时期何以丧心病狂地对人权捍卫者如此大镇压？这就是由中共极权统治反人类、反法治、反普世文明的本性决定。中共极权统治以“解放人类”来掩盖奴役人类的宗旨，一切现代文明的法治人权理念与规则，都天然成为极权统治为祸人类的障碍，所以清除法治、人权等等一切文明元素，是维护极权统治千秋万代的必然课题。血债累累罪恶深重的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深恐中国人权捍卫者将法治人权理念传播民众，并通过维权点滴撑开极权的闸门，于是在中共18大新当权集团登基之后悍然发起了对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大剿杀。所以，这次大抓捕本质就是对中国多年民间努力推进法治与人权的阻止，对中国通往人类普世文明力量的宣战。

“709大抓捕”五年来，中共出台各种司法姓党政策，香港送中条例及到港版国安法，律所党组织建设等等，无不是推行以党代法，将极权统治全面深化，以铲平中国多年艰难生长的法治人权普世文明元素。中共当局如此反文明，反人类，反法治的行径，业已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也给世界发展带来深重危机。当此，“709大抓捕”五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应该深切认清中共极权反法治人权文明的本质与挑战。

民生观察 2020年7月9日

据推特等多家媒体报道，山东省临沂市人大研究室副调研员丰晓燕女士于今年中共两会前到北京王府井散发要求推进中国民主，票选国家主席，反对社会不公的宣传单，结果被临沂警方强行送入了临沂第四精神病医院关押“治疗”，至今没有得到释放。民生观察对临沂当局枉顾法制，践踏人权，肆意以精神病名义拘押迫害追求民主进步人士，将丰晓燕“被精神”关押至今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知情人士通过推特对外披露：今年4月28日，丰晓燕在北京王府井散发传单提倡民主改革，重选中国主席，反对社会不公。被王府井派出所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拘留。次日送至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在未进行精神检测的前提下，临沂市北京路育才路派出所二十多位警察强行暴力将丰晓燕关进住院部。期间掌掴丰晓燕及其女儿，裸露丰晓燕身体，将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她在地上拖行。

5月4日，丰晓燕告诉女儿她被绑进来后便持续用药，一开始思考说话正常，用药后行动艰难，思考说话受抑制，身体酸痛肿胀。医生护士素质低下，不仅用暴力手段强迫病人服药，更未听说过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梦的解析等一系列书籍。

5月7日，其女在以死相逼的情况下，医院允许探视，期间丰晓燕讲“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活。真正的高贵不是这些诽谤侮辱迫害能决定的。”表达了丰晓燕追求民主捍卫人权的誓死不屈决心。

5月15日，丰晓燕女儿向各方申请信息公开与信访投诉，得到的答复是，医院谎称丰晓燕不在该院治疗；临沂市公安局称此事卫健委负责；临沂市卫建委称收容病人手续正规；临沂市纪检委认为没有任何人滥用职权；临沂市人大称无法为丰晓燕负责；临沂市政府无回复；中纪委，国家信访局投诉无回应。

丰晓燕女儿对媒体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5月16日，当时她很着急地拍门，希望我能把她救出去。她说话很不流利，有点大舌头。她告诉我，因为药品副作用，她无法思考、无法入睡、无法行动，坐下都很困难，思考问题都很困难。（医院）说她是精神分裂症，每天三次被强迫用药，用的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精神分裂症药物，名字不知道。她不吃药就会有很多医生强迫她服用。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很不好，动辄大呼小叫。之前我给她送的换洗衣物、书、家里用的东西，他们都没有给她。

5月17日，多方奔走营救母亲丰晓燕的女儿被临沂当局威胁送入精神病院，并遭致严密监视软禁，与外界联系被阻断。自此，丰晓燕母女情况无法为外界知悉。

丰晓燕，山东临沂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新闻系。1989年，上大学的丰晓燕曾跟随全国大学生到天安门声援追求民主而绝食的学生。毕业之后她本想奋斗在新闻一线扛机子，阴差阳错到了临沂市政府。从年轻时丰晓燕就希望中国制度是民主自由、公开透明的，抱着这样的信念到单位工作，发现体制内尤其是领导的腐败贪污。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她还被当时的领导丁凤云（原临沂大学党委书记，后被判处贪污罪）欺负，被打。从市委宣传部到市人大，二十多年来，她从认清中国体制开始就一直反对现有体制，经常对体制及一些领导提出各种质疑与批评，因此招致地方权贵们的忌恨。2003年左右她被市政府组织的黑社会撞断了腰，导致现在腰椎间盘突出一直好不了。后来市委市政府一直不给她升职、也不让她出国、不让她考博士学历职称。2009年春天她想退党退公职，单位也不允许。2019年10月，她在小区张贴大字报，支持香港反送中。丰晓燕的办公室能看到楼下来信访的人，她对当局粗暴对待信访人也表达过愤慨。同时她还和女儿聊过，体制内抱团、徇私舞弊、打小报告、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官员作风奢侈、公款吃喝玩乐、下级对上级恭维奉承。疫情期间政府的失职渎职，也让她十分不满。因此，在今年两会召开前夕，她前往北京散发宣传民主传单。结果遭致关精神病院。

从丰晓燕女士几十年来追求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公平、公开与人权来看，她是个虽身处中共体制内，却保持着良心与正义的可贵人士。正因为这份不灭的良知，使她看清了中共极权体制贪赃枉法、违法侵权的黑暗本质，由此激发起她不懈抗争的勇气。也因此招致中共当局的持续迫害。

中共临沂当局对丰晓燕采取“被精神病”迫害当然不是什么开创性手段，而是中共当局长期来广泛在中国大陆实施的迫害异己的惯用伎俩。自从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以来，就对大陆民众统治采取无所不用其极手段，而被精神病就是其中一种逃避法制的极其残酷的手段。中共当局在全国广设精神病院，而对入院者采取由公安认定方式，这就给各地当局打压一切不顺服于权力人士大开方便之门。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当局每年将异议人士、上访民众等等投入精神病院迫害数以万计。而2018年7月湖南株洲女工董瑶琼因向摆置街头的习近平头像投掷墨水而被关入精神病院，当时引起世界高度关注。而今，临沂当局将散发民主宣传单的丰晓燕又强行关入精神病院，这完全是湖南迫害董瑶琼的翻版。类似董瑶琼、丰晓燕因表达异议而遭致“被精神病”的案例在全国屡屡发生的事实，说明中共当局完全无视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公然践踏“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背弃依法法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口号。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丰晓燕女士，追究违法侵害丰晓燕的一切部门与个人的法制责任；在全国停止一切利用精神病来迫害异议维权人士的行径；切实兑现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承诺。

民生观察 2020年7月6日

中共掌控下的所谓全国人大，在2020年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和闭幕会上，以所谓的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即“港版国安法”），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并于当天晚上11点宣布正式实行。这使香港在曾经立足《中英联合声明》上的回归划上了句号，而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大陆化的香港。香港从此终结了曾经在英殖民地时期开启的现代民主法治进程，而完全陷入了中共极权统治下的极权主义泥坑。

港版国安法依照中共自己定义，“是一部兼具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内容的综合性法律。”这部法律共6章、66条。如此重大的一部法律，中共当局居然在今年5月22日的人大闭幕会上宣布立法，在短短一个月就完成了立法程序，并在中共收归香港的7月1日前一天，完成了审议表决与签署及公布实施的如此繁杂而重大的手续。这可谓是中共立法史上的快速的奇迹，也是世界立法史上的怪象，必将进入人类法制史上耻辱的一页。

中共这次港版国安法立法到审议通过实施的极速相伴着文明世界的一致抗议反对，但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完全枉顾世界立场，一意孤行，表达了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誓与人类普世文明为敌的决心。

从港版国安法的内容来看，广泛地将各种被中共认定威胁其极权统治的公民言行，如“有关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定义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还公开立法宣布要在香港学校、社团、媒体广泛开展国安教育，即“第九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恐怖活动的工作。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第十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这事实就是将大陆整套极权主义所谓的爱国（事实是爱党）教育移植到香港。并且，港版国安法还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并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监督和问责。”如此，就公然将完全抛弃法律的中共大陆所谓执法机构设立到了香港，从而保证了大陆权力凌驾到香港执法之上，也就意味着香港历史上保持下来的一些司法独立元素将被彻底铲除。

不仅如此，从港版国安法的施用范围来看，香港国安法除规定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及外地违反国安法规定的所谓犯罪将受到惩处外，还公然将世界各地各国公民纳入执法惩治范围，意味着港版国安法实行是要对世界执法。“第三十六条任何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的，就认为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犯罪。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船舶或者航空器内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也适用本法。第三十七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公司、团体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第三十八条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

香港在一百多年前的大清王朝租借给英国作为商埠后，得到了长足发展，浸淫了厚重的现代普世文明人权民主法治的元素，可以说是西方文明在东方专制土地上树起的现代文明灯塔，指引了专制主义浓烈的亚洲脱困前行的方向。香港人民在几代人不懈努力中，也不断养成了现代文明公民的意识与行为习惯。然而，中共自从利用欺骗手段，公开承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等等，在获得文明世界认可而收回香港后，便穷尽计虑地苦心孤诣要将香港大陆化，先后企图通过二十三条立法，国民教育推广，及送中条例等等，在被香港人民坚决抵制后，短期作出妥协，但在骨子里却一直图谋着摧毁香港现代文明元素。于是在今天疫病肆虐，世界忙于应对武汉瘟疫之际，冒着世界的谴责与反对，极速推出使香港彻底大陆化的港版国安法，正式终结了香港一百多年来在现代普世文明上的进程。

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背弃承诺，违反国际法规，践踏人权，挑战文明的行径，不仅激起世界的义愤，同时也遭致香港民众的顽强抵抗，就在中共7月1日实施港版国安法第一天，香港大批民众冒着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勇敢地走上街头，对中共极权统治说不，对港版国安法说不，对中共撕毁《中英联合声明》毁弃承诺说不。至当日下午，据中共媒体报道，中共当局就拘押了数十名香港上街抗议的民众。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中共当局如何严酷镇压香港民众，意图阻止香港现代文明民主法治与人权的追求，都无法扼杀深藏于香港民众心理的对人尊严、平等、自由等等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坚守。

当此，中共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香港民众面临中共极权严酷镇压之际，文明世界应从捍卫现代法治、民主、人权的普世文明角度，与香港民众携手，共抗中共极权对香港的荼毒。

民生观察 2020年7月1日

连日来，山东接连爆出农村贫寒子弟参加高考获录取后而被他人顶替上大学的事件，山东省为此在全省展开对顶替上大学情况的调查，目前已公布查到242名顶替上大学的案例，而另有江苏爆出，有近千人冒名顶替参加高考情况。类似山东江苏等地高考存在的违法侵权舞弊事件，应该在中国各省都会存在，只是其他省市目前尚未揭露出来而已。

中国高考制度是号称世界最严，对固化的中国阶层唯一尚保存一点公平竞争与改变命运机会的制度。然而，如此的制度从今天揭露出的舞弊情况来看，业已完全失守，即也丧失了基本的公平竞争与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通道机能。这就力证出中国制度性溃败的严重与彻底，中国公民基本教育权、生存权、发展权被阻碍、剥夺的严重程度。

据中国大陆媒体披露，2020年5月21日，山东冠县陈春秀参加完成曲阜师范大学成人高考后，在学信网上查询学籍信息时，意外地发现自己竟已经“上过一次大学”。网站显示：陈春秀于2004年9月1日，曾在山东理工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科）入学就读，离校日期为2007年7月1日。2020年5月26日，山东理工大学招生处工作人员向陈春秀证实，她的学籍被同县考生陈某某顶替使用。之后，陈春秀辗转多个部门求证此事经过。在引起借古讽今关注后，学校表示已将冒名顶替者的学历信息注销。

网络近日更爆出，：1997年6月，山东济宁市实验中学尖子班的高三学生苟晶高考落榜；1998年复读，明明平时成绩优秀，高考前摸底考还是全区第四名，结果依然低分落榜。一个多月后，她收到了湖北黄冈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是一所“野鸡学校”。

苟晶在微博发文称，1997年自己拿到的高考成绩是假的，班主任老师让他的女儿顶替自己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班主任的女儿毕业后，在济宁一所中学教书，任后勤部老师。至于1998年录取自己的那所学校，她根本没有填过志愿。

高考被冒名顶替上大学在中国不是新鲜事，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爆出过类似事件。然而，类似山东如此频繁爆出顶替上大学事件，的确还是第一次。为此山东教育部门被责成在全省对大学展开调查，结果公布出来竟然多年来有242起顶替上大学案例。相信在中国这种制度下，山东这个调查数字不会是客观准确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伴随山东追查顶替上学事件热浪，6月26日，一认证信息为知名历史博主、拥有137万粉丝的大V账号“盘子微谈”发布微博称，“寒门子弟被有钱有势的人顶替这事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大批量出现了，仅江苏灌南一个县就发现千名贫家子弟学籍被冒顶”。

由此可见，中国教育领域号称最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已经完全失去了公平公正性，也已成为权贵肆意剥夺权利，借以谋取名利的场所。

在频繁爆出如此严重的教育腐败事件后，网络舆论斐然，但人们反思仍多只是针对教育高考与录取层面的程序机制不完善问题，而没有从中国制度性崩溃与人权毫无保障角度来阐释。事实上，中国教育今天爆出如此触目惊心的腐败侵权问题，完全是极权制度下权贵肆虐的必然反映，没有任何可奇怪的。

人类极权政体就是造就社会极端不公的等级特权政体，以特权来管控与赎买全体国民，在此情况下，极权腐败渗透毒化社会所有肌体，让社会不会存在任何丁点公平正义与法治人权。所以，社会中不会有任何一个部门与领域能够得到所谓的独善其身。教育自然也不能例外。而高考当然也只是权贵愚弄蚕食的对象。从中共统治70年的历史来看，权贵子弟不仅可以公然进入各种名校，如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孙子，可以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众多所谓高干元老的子孙，可以任意在中国挑选大学就读。这种特权是公开的，从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以来就实行的。至于地方上没有达到高干可以随意上大学的权贵们，那就通过途径来冒名顶替。从目前爆出来的情况来看，这种冒名顶替上大学，绝非一人一部门所能为，必是系统性多部门协调合作而成。可见，这种剥夺人教育权，将人人生命运肆意掳掠的行径，是长期的系统性的制度性犯罪。而多年来早已陆续爆出过顶替上大学，但均没有得到全局性追查整治，甚至屡屡不了了之，也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系统性腐败事实上是极权统治下权贵腐败的自留地，是受到制度性保护的。

在中国等级森严的制度设置下，高考对于农村贫寒学子改变命运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如此事关一个人人生命运的大事，在权贵眼里不过是一个道歉与解除聘用来应对。而中国封建时期，科举腐败那是要斩头下狱的。就是国民党时期，清华大学校长的孩子想上清华大学因成绩不够都不可能。而中共极权统治占领大陆后，摧毁了大陆一切价值与准则，一切行事皆以极权统治特权需要为原则，肆意将所有社会道德法制准则抛弃，使高考都成为它们粉饰统治的附庸，而丧失选拔培养人才的公平正义机能。

中国高考顶替上大学舞弊事件，再次向世界昭示了在中国没有任何一方净土，一切都是权贵肆虐蹂躏的对象，公民基本的教育权、改变命运的生存发展权，都是毫无保障的。中国人民要想获得生存发展机会，要想拥有公平正义的竞争，就必须结束极权主义，开启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

民生观察 2020年6月29日

日前，湖北大学因言论开除教师梁艳萍党籍并记过及停止其教学的决定如期而至，虽然这引起了网络一片愤怒，但在今日中国如此情形实在是司空见惯了，已经无法记清梁艳萍老师是近年来因言论被处理的大学教师中的多少位。中国这些标称大学的单位，如此疯狂惩处表达思想的教师的行径，一再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没有大学，中国只有党校。针对中国如此状况，文明世界应该高度警惕，彻底认清中国这些标榜大学的党化性质，坚决拒绝并抵制与这些党校的任何科研合作与支持，并自觉防范这些党校的侵袭与毒化。

大学教育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地，原本应该秉持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然而，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以来，将教育完全政治化，使教育成为极权统治的工具，成为驯化民众，奴役民众，使国民完全丧失自我而成为统治大厦上的砖瓦与专制机器上的螺钉。为此中共当局持续而严酷清剿大学中一切不能丧失自我而保持独立意识的教师，将一切极权授予话语外的良心表达当作专政对象，发起一波又一波的镇压与清洗狂潮。

梁艳萍老师仅仅因为通过网络表达了对作家方方记录武汉病毒疫情的支持，结果竟然就遭致如此严惩。

据湖北大学官网6月20日发布声明指，学校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展专题学习，通报有关工作。会议通报了对文学院教师梁艳萍的处理情况。通报称，梁艳萍在社群网路平台上多次发布、转发“涉日”、“涉港”等错误言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湖北大学校方指，“经校纪委研究、校党委审议，决定给予梁艳萍开除党籍处分。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梁艳萍记过处分，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

通告称，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重要精神。通告称，“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赞成和拥护学校党委的处分决定”。据悉，梁艳萍是第一位因发表支持方方言论，而遭到供职学校介入调查并受到处分的大学教授。方方在疫情期间拟写的《武汉日记》引发国际关注后，遭到了中国大陆极左分子围剿。

梁艳萍，女，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出生于山西省大同市赐福庵10号。曾在山西大同十里店村下乡插队。1991年毕业于山西省教育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1994年考取湖北大学文艺学研究生，师从涂怀章教授，1997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7月留校任教，从事文学美学、文学批评、文艺创作美学的教学与研究。2003年考取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西方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师从美学家张玉能教授。著有《古典诗意赤子情怀——叶大春论》，译有《自然美的鉴赏》等作品。2011年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是日本美学会会员，中华美学会会员，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湖北省美学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主持项目有2009国家社科项目：《战后日本美学发展进程研究》、2008教育部社科项目：《当代日本美学史纲》等省部级项目近10项。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优美论，游戏论美学，）；日本美学；文艺美学与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科研成果丰硕，著作及译著等身。

梁艳萍实名认证微博帐号为“漫游者粒子”，她的微信名则是“粒子”。她是因为这次湖北作家方方日记遭致五毛左棍们围攻而起来发表支持方方言论，结果招致左棍们举报，网路截图指，她曾在2019年11月8日发文悼念在香港反修例示威中坠楼身亡的香港科大学生周梓乐，祝他“一路好走”。同年10月5日，梁艳萍发了一张戴著黑帽黑口罩的自拍照，也被解读为声援反送中示威者。

还有左棍翻出她曾在2012年12月9日发文质疑南京大屠杀的30万人遇难数字，点名某网友要求提供30万人名单，“你把三十万的名单拿出来啊？你说三十万就一定要承认是三十万，有这样的道理吗？”她因此被指控是“精日分子”。

2020年4月24日，湖北大学官方微博一度发布“情况说明”称，就梁艳萍发布不当言论一事，高度重视。经查证，该言论是她去年（2019年）在个人微博发布，“当时学校已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其本人也删除相关言论及转发文章，并作出检讨”。

但湖北大学其后删除上述的“情况说明”，并于4月26日宣布，关于网友反映梁艳萍在其个人社群平台发布“有关不当言论”一事，学校高度重视，已经成立调查组，正在进行深入调查，将视调查情况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梁艳萍被举报后，已删除所有社群平台的发文，并保持缄默。尽管如此，中共湖北大学仍然于6月20日对梁艳萍作出严厉惩处。

回想近年以来，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对大学展开疯狂的言论与思想清剿运动，大批教师因言论遭致惩处。据不完全统计，自2017年1月以来，山东建筑大学邓相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杰鹏副教授，重庆师范大学谭松教授、唐云副教授，齐鲁工业大学刘书庆教师，山东工商学院李默海副教授，北京建筑学院许传青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翟桔红副教授，厦门大学尤盛东教授、周运中教授，贵州大学杨绍政教授，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电子科技大学郑文锋副教授，四川轻化工大学李志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聘教师周佩仪，以及今天的梁艳萍教授等等，他们有的被或解聘，有的被开除或行政记过，有的被提前办理退休等。

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如此持续严酷以言治罪大学教师，不仅公然违反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承诺，而且也一再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标榜的大学姓“党”，事实就是中共极权统治下的党校，是服务于极权统治的，是极权统治的工具之一，而不是文明世界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所以，文明世界应该看清中国现在大学的本质，绝不可以文明世界大学标准来对待。否则，人类文明必遭毒害。

民生观察 2020年6月25日

据媒体报道，因事涉2019年12月中旬在厦门聚餐的“12.26”案的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公民运动倡导者、践行者，已被羁押4个多月的许志永博士被中共当局正式逮捕，而被羁押半年的丁家喜律师据测也被正式逮捕。中共当局针对公民聚餐聊天而展开如此上纲上线、违法侵权的疯狂镇压，意图阻止世界法治民主人权前进的大潮，而顽固捍卫专制极权统治，这种与普世文明为敌开历史倒车的罪恶行径，只能是蚍蜉撼树、螳臂挡车，徒增笑料。

据了解，6月20日上午11点左右，许志永的二姐接到山东警方的电话通知：对方称许志永已经被批准逮捕，并称应许志永的要求逮捕通知书将会寄给正在北京许志永家中的二姐。目前许志永被涉何罪名、羁押地点未明。同样因参加厦门聚餐案而被羁押半年之久的北京丁家喜律师，未见在日前厦门聚餐案被取保候审的名单中，由此推测也应该是遭致了中共当局的逮捕，但他家人至今未得到警方任何通知。

所谓“12.26厦门聚餐案”就是2019年12月中旬，中国大陆一批维权人士、公民运动参与者在福建厦门聚餐聊天。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及李英俊于2019年12月26日突然被山东警方跨省抓捕，其后全国各地对律师和公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拘留及传唤，多名公民、律师因而展开逃亡，包括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志永。公益律师常玮平亦于1月12日于西安被捕。警察留下的扣押文书显示当局正在侦查，其后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和常玮平均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常玮平被取保候审）。警方更声称从张忠顺一间已经租出去的房屋中搜出了245发子弹，张忠顺家人表示这是天大的栽赃。

2020年2月15日傍晚，许志永在广东被抓捕；当天深夜（2月16日凌晨）其女友李翘楚在北京被警方带走，居所再次被查抄。警察口头告知许志永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李翘楚没有准确消息。

3月初，为许志永拍摄纪录片的导演陈家坪被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居所遭到搜查，有关许志记的视讯资料被搜查一空。

目前为止，上述被羁押人员无一获准律师会见，被关押地点未知，家属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书。

2020年6月18日，戴振亚、张忠顺、李英俊、李翘楚、陈家坪获取保，许志永和丁家喜仍被秘密羁押中。

许志永，1973年3月2日出生于中国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1990年就读于兰州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年，再入兰州大学法律系攻读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毕业论文《论经济法本土化的经济误区》中批判了以反对西化、强调本土价值、主张法治服务大局而著称的法学家朱苏力，没能拿到硕士学位。[8]1998年7月-1999年9月，在《南方周末》等单位实习。199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师从朱苏力，200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2002年之后为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讲师。2003年11月当选为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2006年获得连任。2005年下半年，为耶鲁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殴打致死，许志永在“三博士上书事件”中首次走入公众视野。许志永与另外两名法学博士俞江、滕彪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对废止该办法起到推动作用。同年10月，许志永、滕彪、俞江和张星水共同创办公益性民间组织“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简称“阳光宪政”）。

2004年，与范亚峰、滕彪、秋风、王怡等法律学者共同起草完成《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提出了全面修改中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使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的建议。2005年，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无法继续在北京民政局注册，改名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公盟），在北京工商局注册。同年，为了撰写《中国信访报告》，许志永曾在北京南站的“上访村”住过两个月，还曾多次探访京城内关押上访民众的“黑监狱”，并受到不法分子的殴打。2006年初，主持撰写2005年度《中国人权发展报告》，同年12月，公盟着手开始对以北京为主的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状况和法律保障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开始关注城市新移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利。2007年，主持《关于国内法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衔接》的研究报告。

2008年6月，许志永与公盟大力协助北京维权律师推动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8月下旬，律师们起草了《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和《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草案）》等文章，这些文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被各界关注。9月中旬，向北京市近16000名律师分别发出信函。9月13日，直选律师开办的《律师沙龙》网站开通运行。11月，向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协发出《关于敦促律协换届审计并公开财务的公开信》。12月，北京市律师协会七届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章程》。推动律协直选的活动以失败告终。2009年7月，公盟被政府取缔，并以“涉嫌偷税”之名义指控许志永，8月13日，以“偷税罪”的名义被正式逮捕，之后又被取保候审，获得暂时自由。

2010年3月，“公盟”改名为“公民”，继续从事公益维权活动。“公民”由许志永、王功权、黎雄兵、滕彪、李方平发起成立，是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的公民自发的公益组织。组织发起倡导以“自由，公义，爱”为主旨的新公民精神的新公民运动。同年8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解除了对许志永的取保候审。

2011年11月，许志永参加北京海淀区北邮选区基层人大代表竞选。官方推出的候选人包括北邮校长方滨兴。许志永在竞选过程中受到官方层层阻挠，未能列入正式候选人名单。总有效票数为22000多（一票可投多人）。其中有3500多人用“另填他人”方式投给许志永，但不敌方滨兴的16000多票，最终落败。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当选总书记后，许志永发出《致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11月24日，许志永被北京国保人员带走。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一名汉人对一名自焚藏人的哀悼”，对藏区连环自焚事件中“为自由而死”的藏人的关注。

2013年2月26日在北京地铁站口发放传单，呼吁在京无北京户口的市民在2月28日到北京市教委大楼前聚众，表达要求教育权平等的呼声。27日遭北京国保传讯。后又参与推动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呼吁。同年4月12日，许志永应香港中文大学和滕彪的邀请，计划去香港参加“孙志刚案十周年研讨会”。在机场过了边检候机之后被限制人身自由，从此被软禁在家。7月16日正式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刑事拘留。2014年1月22日受审，1月26日被宣布判刑4年。2017年7月15日许志永刑满出狱。

许志永作为公盟创始人之一，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标志性人物，中国著名青年法学家、宪政学者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北京市海淀区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倡导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国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并惩治腐败。

长期来，许志永本着这些理想与追求，致力于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为此被殴打、拘押、判刑，坐牢。出狱后许志永没有停歇自己培育公民社会努力的脚步，他到处奔波，启蒙网友，团结同道，深入穷乡僻壤了解民情民意，传播自由、公义与爱的精神，为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夯实社会基础。

丁家喜，1967年8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1990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工学硕士（飞机制造专业）。1990至1996年在沈阳航空工业总公司、北京航空工业总公司任工程师。1996年起转为专职律师，任职于北京市多家律师事务所。2003年参与设立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任高级合伙人，业务专长为公司并购重组、投资、破产法律事务、知识产权保护等。曾担任北京律师协会企业重组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北航创业家协会秘书长，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法律委员会主任。

本世纪初，丁家喜在从事律师工作中开始参与公盟活动，与许志永、赵常青等是北京新公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自2010年起积极参与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教育平权活动。2012年12月9日他和许志永，孙含会，王永红等人发表致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公开信，要求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05名中国部级以上官员率先财产公示，征集公民联署已超过8000人。丁家喜联络各地公民，参与联络组织了多个城市的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

2013年4月17日，丁家喜被当局以“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关押在位于大兴区团河路的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在北京南站的部分访民得知丁家喜被捕消息之后打横幅举行抗议。刘卫国、肖国珍等一百多名律师组成丁家喜后援律师团。4月21日，江西新余公民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公开声援丁家喜并要求财产公示，不久后被拘捕。5月21日，公安机关将丁家喜罪名改换为“寻衅滋事”提交检察院。11月4日，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将案件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控罪改换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2014年1月新公民诸案件陆续开庭审理。原定于元月24日开庭的丁家喜、李蔚案，因故延至27日与袁冬、张宝成案一同开庭。出庭的多位律师包括丁家喜的律师隋牧青、王兴、李蔚的律师王全章、张宝成的律师陈建刚都表示庭审过程显得极为不公义。此外四位当事人的律师们在质证过程中的发言频频遭到法官打断，引发了律师和当事人们的强烈不满，丁家喜与李蔚、张宝成三人当庭宣布解除律师委托，导致庭审休庭。

2014年4月8日，丁家喜案再次开庭。4月18日，北京海淀区法院判决，丁家喜、李蔚、赵常青和张宝成四人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丁家喜被判刑3年6个月、赵常青被判刑2年6个月、李蔚和张宝成各被判刑2年。丁家喜先生最后陈述：这个庭审，诸多违法，案件被强行拆分，证人不到庭，检察院不提供证据原件，因酷刑非法证据排除不被允许。因要求全国人大对财产公示立法，我却成了钦定的罪犯。要求财产公示是犯罪——杀一儆百，扼杀中国兴起的公民运动。但是，财产公示不会因这场审判沉寂，只会更多人开展。我们为了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发了十万传单，制作了一百多横幅，两次上街，七千多个签名，向全国人大及法制办要求立法财产公示，但是没有得到回应。有官员财产公示概念的人不到一百万人，13亿人的千分之一都不到。我的行动微不足道，我也不后悔，这是良心告知我应该做的事。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搧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将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社会。正义属于我们！自由万岁！

2014年7月18日，丁家喜、李蔚案二审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理。2014年7月18日上午，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如临大敌，通往法院的路早已被多位警员把守，前去围观审理的社会各界人士被阻在几百米以外无法靠近法院。因一审开庭审理法庭程序违法，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草草判决。二审律师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但法庭只是书面审理不开庭。律师把辩护词递交法庭继续围绕丁家喜有罪还是无罪这一焦点问题辩论。但二审没有开庭、没有质证，一切由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随意判决。尽管律师竭尽全力做无罪辩护，法庭却宣布维持原判。2016年10月16日，丁家喜刑满出狱，但被送回湖北老家控制，阻止他与外界联系，后行动一直受到严密监控。

许志永、丁家喜等人所行完全是践行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争取公民的自由、平等与尊严，是现代公民文明行止的典范。中共当局对如此推进中国法治民主文明进步的公民的一再拘押判刑迫害，是公然践踏人权，违背宪法，与普世文明为敌，挑衅文明世界，意图阻止人类历史前进。中共极权统治当局这种反人权、反法治、反文明、反人道的行径，绝难阻挡历史的脚步并必将遭致历史的唾弃！

民生观察 2020年6月20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女士披露，江苏省徐州市中级法院日前就余文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作出秘密宣判，判处余文生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据称余文生当庭否认控罪，并坚决表示不服，要求上诉。民生观察对中共徐州执法当局违反宪法，践踏人权，野蛮判决余文生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许艳女士说，6月17日上午接获来自江苏徐州的电话，对方自称徐州市检察院工作人员，告知有关余文生案的情况，余文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已于周三（17日）上午由徐州市中级法院宣判，余文生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三年。

许艳女士向对方问及余文生对此判决的反应，对方答称，余文生当庭否认控罪，坚决表示不服判决，并要求上诉。

许艳女士在获得丈夫被判四年后悲痛不已，痛斥当局在办理余案时从头至尾都未与家属及律师有过任何沟通、告知，包括2019年5月的秘密审判。许艳女士在语音中泣求国际社会的帮助并呼吁关注余文生案，称必须要制止中共这种任意欺压百姓的行为。

前几日，许艳女士还就徐州当局在办理余文生案的过程中，一直不予承认家属聘请之律师、律师要求会见遭拒绝、从不向家属透露半点案件情况、超期羁押、审限逾期等违法行为，以邮寄的方式向相关监管部门寄出多个要求监管、监督的申请文书。然而，均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今天竟然秘密作出宣判。由此可见，中共执法当局视法律为草芥，完全抛开法制程序，疯狂践踏人权，肆意制造冤假错案的行径。

余文生，1967年出生于北京中共干部家庭，从小成长在北京机关大院，经常见到当局高官。生活条件优越，家庭收入相当于高干子弟家庭。1970年代，外国人游历中国必须由当局接待，余文生的父亲原是空军技术军官，后来在当局的中国旅行社负责接待外宾的“政治任务”，接待过澳门前特首何厚铧的父亲、富商何贤等等，下班不时把大陆境外的报纸带回家。当时读小学的余文生，以手电筒微光阅读一般中国人读不到的香港报章、当局的“内参”资料，看到外面世界，潜移默化。余文生说“所以我和北京很多人的思想很不一样…，我呢早已知道什么叫民主……”小时候就向父亲预测苏共会解体。

1999年余文生通过律师考试，2002年起执业，一直从事商业诉讼。余说，是被迫走上对抗之路，余自称“不愿意和制度硬碰，不愿意正面冲突”，只有在当局实在违法，他才会对抗。余文生说，“不能说我是一个百分百的改良主义者，但我是改良思想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一直希望当局能做些改变，可现在我的改良思想几乎殆尽了，我不相信共产党能改变。”余文生认为，“这个年代能让你做很多事情，能为民主的事业付出……总要有人去牺牲，为后人铺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这一步，也就没什么退路了，我也不愿再退回去，那就一直往前走，直到中国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革命军中马前卒，那就革命军中马前卒吧……”

在被捕之前，余文生大多时间是商业律师，但2014年在当局监狱官员拒绝让他会见一名被控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当事人后，他大胆进行一次公开抗议活动，2014年10月他被当局抓捕，羁押99天期间，被关进死刑犯监牢61天，被提讯近200次，不能见律师，遭当局谩骂酷刑，承受17小时审讯和身体虐待，导致他小肠疝气。他在过程中，被迫签下“不要律师辩护”等等声明，但拒绝屈服警方强逼“交代(栽赃出卖)别人的事情”。他还见证了死牢重刑犯行贿减刑的事。出狱后，余文生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控告北京大兴公安分局等部门违法。

余文生延续高智晟“公民化律师”维权，加入“中国人权律师团”，代理了多起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案件、王全璋律师等案，他曾表示“法轮功群体遭受到的迫害，是当下中国最需要关注的人权问题。”他表示，当局镇压法轮功，如同十年文革，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明法轮功违法，但法轮功体现了中国美德，“从未以暴易暴、以怨报怨”。余说，“我们还是沿着高智晟的方法，他走的是公民路线，与草根群众结合在一起……你看这次709打击的，不就是与草根走在一起的律师吗？都是公民化的律师。”

2014年，余文生代理了河北三河市法轮功辩护案、王成诉全国律师协会和《法制日报》案(律师权)等著名案件，此外诸如：北京通州赵勇案(拆迁)、浙江朱瑛娣案(维权人士)、北京李华民案(维权人士)、吉林辽源市王春梅案(拆迁)、湖北襄阳的何斌、徐彩虹案(访民维权)、北京陈兆志案(知识产权)、江苏启东夏薇案(受害者申诉)等。

他致力帮助在2015年7月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大规模行动中入狱的律师，例如王全璋等人。709后，余有机会离开中国，但余最后选择留下，希望促进中国能走向法治。

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余文生7月30日控告中共公安部及部长，违法拘捕公民。余说“我应该是就709向当局进行反击的第一个律师，我不能同意这种小文革式的抓捕……所以他们可能随时再次抓捕我，而且没有任何理由。”8月6日晚，公安撬锁破门强入他家，当着他妻儿面前，将他背铐带走24小时，10小时背铐，14小时正铐“变相的酷刑”。

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时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等政治改革建议。隔天就被当局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家属委任律师要会见余，都遭当局拒绝。中国民间、香港团体、台湾团体都发起活动。国际特赦组织也呼吁中共立即放人，称余文生是一个有良知的律师，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利遭当局拘留。但当局充耳不闻。

余文生的妻子许艳持续奔走争取会见，获国际关注，包括美、德、荷兰、瑞典等国驻北京使馆均曾派员探视许艳，并呼吁中共执政当局释放余文生。许艳2018年4月1日在家门口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带走，数小时后获释。她透露，警方希望她不要发声。许艳4月14日应约到江苏徐州市公安分局，准备和被羁押的余文生视讯会面，但警方却突然改口拒绝。据悉公安叫来家属许艳的目的之一，是让其劝当事人“认罪”；可是公安评估许艳在外态度行为，认为她不会太配合劝余文生“认罪”，因此就拒绝许艳会见，并且此后就一直不让家属及家属请的律师前往会见。

余文生被关押3个月后，4月19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妨害公务罪”批捕。妻子许艳2月带儿子准备前往香港，被当局以“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通关。后中共当局持续监控骚扰许艳，并对其家属施压。直到2020年6月17日，余文生被徐州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判刑四年，褫夺公权三年。

纵观余文化生律师多年来所谓，均是秉持法律，坚守良心，维护正义，替弱势群体维权，为受屈民众伸冤，践行宪法权利，力行现代公民范式，是一个时代杰出的人权捍卫人士。其所言所行合乎法理，利于民众，关乎国是，因此于情于理于法皆无违逆，然而却遭到中共当局拘押，被剥夺理应享有的律师会见权、家属会见通讯权、司法救济权等等基本人权，还疲秘密开庭，今天又忽然被秘密宣判。

中共当局在整个余文生案件中，公然违反法制，践踏人权，挑战文明的行径，再次让世界看清中共所谓宪法本质与依法治国谎言。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余文生，追究迫害余文生及其家属的一切部门与个人的法律责任。

民生观察 2020年6月17日

据民生观察、维权网等多个人权网站及推特报道，云南籍青年异议诗人王藏于“六四屠杀”31周年前夕被云南楚雄当地国保警察以怀疑王藏可能会举行一些纪念六四的活动，而悍然将其带走并抄家，且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至今过去半个多月，王藏的妻子与孩子也受到严密监控软禁。

据王藏的妻子王丽对外披露，5月30日下午4点30分左右，有20几人左右来到她家里，楼下大概有20-30人，而对方当时未出示任何证件或书面文件，“约20人冲入我家，将王藏按倒，戴上手铐与黑头套，接着把我、4个孩子与婆婆按住，将我跟王藏带走后，他们把4个孩子与婆婆留下。”

王丽随后被带到楚雄市开发区派出所，从当日4点半一直到5月31号凌晨三点半才被释放回家，而王藏不知在哪，处于失联状态。王藏的弟弟丶表姊丶表哥与多名家人也被带到王藏家中强制软禁。王丽说：“接下来两天，派出所以‘带孩子’为由，派人到我家住了两天，而自那天起，他们也派人在我家楼下与小区出口监控我的一举一动。”

王丽还说，国保得知她6月1日买了新手机后，当晚再次把她与王藏的弟弟传讯至派出所，要求她交出当天买的手机与手机号码。虽然她一开始顽强抵抗，但后来派出所仍派七八名国保到她家去找寻手机，后来被寻获后，警方没收了手机，也注销了她的手机号码。王丽还对媒体表示：“派出所的警察不断逼问我与王藏的手机密码，以及一些在北京仍与我们往来的朋友。我在被持续讯问的情况下，忽然昏过去。现在他们注销了我的手机号码，也封杀了我的微信。他们阻止我买手机，我出门到哪他们也都到处跟踪。”

王丽还说，在王藏被强行带走的期间，孩子学校的校长与警察都强制要带她的孩子上学。此外，在讯问过程中，警察也威胁她与王藏的弟弟，如果他们不配合的话，也会被抓起来关，并把她的孩子送进孤儿院。

王丽认为，虽然警察对王藏的打压一直没停过，但这次被警察以“煽动颠覆罪”指控，可能与王藏不愿停止在推特等自媒体平台上发表敏感言论有关。她告诉德国之声：“王藏一直不停在自媒体平台上发布与敏感议题相关的言论，在收到当地国保的警告后，他仍未停止。我认为他们判他‘煽动颠覆罪’是为了报复他不遵从指示。”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楚雄警方本次拘押王藏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既非王藏进行了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也非王藏近日有什么明显违反当局言论禁制的话，而是当局在“六四屠杀”31周年来临之际，感觉到王藏可能会举行什么纪念活动，于是以这种荒谬的可能性，类同于封建时期的腹诽罪，本着将一切民主异议镇压于“萌芽状态”的极权原则，而将王藏予以拘押。

王藏，80后，本名王玉文，笔名王藏、“小王子”，云南省楚雄市人，先锋诗人，自由作家，影视编剧，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员。

曾于2003年底，以“小王子”为笔名开始涉足网络诗歌习作，自此走上自由写作之路，并对极权文化予以批判；2005年1月，加入独立中文笔会，同年遭到官方威胁和长达2个多月的监视居住；2006年—2007年间，因积极参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签名活动，又在《自由圣火》网站发文并设专栏、在博讯网上开设专栏发表文集等，而被贵州省遵义市警方于2007年6月再次强制监视居住6个月；2008年12月，荣获“2008《自由圣火》写作奖”；2009年5月，正式启用笔名“王藏”，藉以表达“来生愿做藏人”的意愿。

自2007年起，因其积极参与多项维权民主活动、广交民主正义之士，并创作、推出了大量诗歌作品以及行为艺术，曾被北京当局多次警告威胁并驱离工作室和居住地，给其家庭造成诸多困扰；

2014年10月1日，因其在网上发布声援香港“雨伞革命”的打伞图片，随被北京市宋庄警方带走，其家被抄，之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2014年11月6日，被北京市当局以同罪名正式逮捕，其罪由包括行为艺术和诗歌、文章，网上发布声援香港“占中”图片，声援郭飞雄，声援建三江被虐打人权律师，在网上祭奠林昭，关注藏人自焚事件，声援新疆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法轮功问题、纪念“六四”及揭批文革等多项内容；

2015年7月9日，被取保候审释放；据悉，其在被审讯期间遭受酷刑。此前被羁押于北京市通州看守所。

出狱后的王藏持续受到警方的监控、骚扰与驱赶。后来王藏被迫离开北京返回楚雄老家，结果仍然未能逃脱中共当局的迫害，直到这次再度被拘押。

王藏先生多年来笔耕不止，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诗歌与文章，部分汇编为《小王子语录》（短诗集）、《故园.黑砖窑》（诗集）、《血色格桑花》（诗集）、《轮回中的苦心花园》（情诗集）、《黑暗日》（诗集）、《黑火》（小说集）、《追寻自由的虹光》（随笔集）、《血泪的洗礼——中国底层调查报告》（纪实集）、《王者归来》（诗化哲学）、《诗想录》（诗思与诗学）、《锋刃上的裸舞——为自由而战》（思想学说）、《太阳从东方升起——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复兴》（思想学说）等。

诗人艺术家王藏仅仅因为言论表达而十几年来被中共当局不断迫害，反复拘押的事实，一再明证了中共当局因言治罪的泛滥，并且加速从因言治罪倒退到以腹诽治罪。

中共当局的行径严重违反宪法“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承诺，违反“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的权利，也违背自己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口号。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王藏，并追究那些迫害王藏的有关部门及个人的法律责任。

民生观察 2020年6月14日

重庆企业家、公益慈善人士李怀庆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欺诈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案在羁押两年多后于6月8日至10日在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从开庭前重庆执法当局对李怀庆亲戚朋友们的严控，开庭中披露出执法当局在整个案件中的种种违法侵权事实，可以看到李怀庆案从头到尾就是重庆执法当局刻意设计深文周纳以构陷迫害异议企业家的案子。

从案件引发来看，重庆执法当局因要李怀庆出来指控原“环球实报”编辑的所谓罪证，在遭到李怀庆拒绝后，随之对李怀庆展开全面打压。2018年1月24日，中共在全国发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李怀庆于1月31日被重庆警方以“涉黑”罪名抓捕，并于2月12日被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以“虚假诉讼罪”逮捕。2019年1月，他被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同期还拘押了李怀庆公司的多名员工，并将早已离职的员工也拘押起来。

李怀庆被羁押期间，遭到剥夺律师会见，亲人通讯联系等等权利，并儿子与妻子也被拘押审问，且案件严重超期羁押达两年半之久。

不仅如此，李怀庆案开庭前重庆执法当局有关方面不仅以疫情为由拒绝了律师和家属于5月8日提出的11份申请书，其中包括了申请张千帆、贺卫方两位法学专家出庭作证，以及管辖权异议等，还禁止除律师和两名家属以外的任何人参加庭审。据重庆和四川等地的公民反映，有数十名人士近日均收到了当地警察的警告并威胁，说一旦敢去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围观李怀庆案件的话，就要被拘捕；甚至有李怀庆的好友已经买好了前往重庆的动车票，也在警察的威胁下被迫退票。

李怀庆妻子包艳透露，这几天她和她的家人包括李怀庆案件的律师均受到当局的特殊照顾，无论她的电话、微信都几乎不太畅通，她的微信里有关李怀庆的消息几乎都不能发出。她还说，即便她跟律师一块吃饭，也受到当地警方的严密监控和跟踪。包艳还介绍说，即便自己和儿子包括李怀庆的姐姐等家属，自李怀庆2018年1月31日被捕以来，一直受到有关方面的特殊照顾，甚至读小学的儿子也被警察恐吓威胁过，自己也被威胁要被刑拘。开庭当天，法院如临大敌。法院外围的保安和国保不少于20人；家属进入法庭旁听需经过四道检测：除了量体温、查找违禁品，现场还增设了电子设备探测仪，以防有人带入录音录像等装备。由此可见，重庆执法当局抛开法制，肆意剥夺公民旁听权而制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怖气氛。

三天开庭审理中，李怀庆在庭上揭露公安对他进行威胁，说公安机关在提审时对李怀庆声称若不“交代”，就抓捕他的妻子进行猥亵，并要重新审讯他已被无罪释放的大儿子。

公安还对李怀庆进行诱骗，称如果认罪，将立即释放被抓的员工。李怀庆为此不得已承认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但公安非但不如约放人，反将他们打成“恶势力团伙”。李怀庆因此责怪自己对不起员工和他们的家人。

此外，李怀庆谴责当局捏造出所谓的几百万诈骗款项；而对他有利的公司原始单据却未被提交到法院。

李怀庆表示，自己曾经在言语中得罪过现任重庆市公安局长邓恢林，以致招来他疯狂的报复。他对此并不害怕，只觉得对不起受牵连的员工。他说，这些员工都是善良的人，给他打工只为谋生，没想到会遭此大难。

知情人还透露，曾参与起诉李庄的检察官贺贝贝也是此次李怀庆案的公诉人。她在法庭的提问中对被告进行未审先定罪的诱导，还引诱李怀庆承认公司有两名负责人，以坐实“团伙”的形式。

另据不同被告人当庭分别表示，重庆公安机关已预设情节提示的方式诱供。所有员工被捕的时候为2018年1月31日，而大多涉案内容均发生在2015年之前，所以被告人对于很多公安机关提出的“犯罪事实”均记不清楚。于是，重庆公安机关便以创造性思维，开创了预设情节提示法。他们预设情节，然后提示被告人按照预设情节做肯定的回答，并作为犯罪事实记录在案。被告人田浩甚至被威胁“你都进来了，不承认是走不掉的，你承认恐吓打人最多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被告人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只得承认，没想到几个月却变成了现在2年零4个月的羁押和不知道还有多久的刑期。

李怀庆原为重庆富华典当公司董事长，为人仗义，多年来一直资助大凉山地区的贫困儿童，也帮助家境困难的昔日战友；他是“随手公益”志愿者，多年来也参与救助尘肺病工友的“大爱清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李怀庆前后捐款近三十万元。

李怀庆在几年前加入了名为“环球实报”的微信群，后群主遭到抓捕判刑，重庆公安曾要求李怀庆出具材料举报群主，但遭到李怀庆的拒绝，因此与警方发生争执，得罪了重庆市公安局长邓恢林。

从李怀庆案子的整个过程来看，重庆执法当局自始至终没有遵循法律程序与条规来办理，而是完全根据政治需要而设计制造这起案件。其中存在严重的侵犯公民财产权、言论自由权、律师会见权、通讯权、知情权等等，也存在违法诱供、威逼利诱及连续审讯株连亲友等酷刑情况。

重庆执法当局对一个热心慈善、有爱心与责任心，保持独立人格与思想的现代文明优秀企业家进行迫害，是赤裸裸的违法侵权，是对社会正义、人间正气的扼杀。也是对建设法治社会的背叛，对中国宪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诺言的毁弃。

民生观察在此严正要求中共重庆执法当局立刻释放李怀庆及其公司员工，切实兑现依法治国与保障人权的承诺。

民生观察 2020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