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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劳动节前，湖北执法当局以言论为由重判了维权人士刘艳丽，湖南执法当局重判了媒体人、网络大V陈杰人及其弟陈伟人，与此同日拘押了民主维权人士谢文飞。而近月以来，前南京师大教师郭泉，中国邮电大学教师许志永及其女友李翘楚先后被拘押，网络自媒体报道人陈秋实、方斌被带走失踪至今，北京公益志愿者蔡伟、陈玫和蔡伟女友小唐于4月中旬被拘押，并且围绕方方日记被整肃的大学教师层出不穷。这些看似并无直接联系的个案，其背后都有着共同的因言被治罪的本质。而这场波及异议人士、作家、大学教师、自媒体工作者、公益人士、维权人士等等各个层面的打压，事实注解着中国正在开展一场广泛深入的禁言严打运动。

依仗恐惧与谎言来支撑的中共极权统治，禁言从来就是它们的本职工作，70年统治大陆的历史，可以归结成一部血淋淋的禁言史。然而，在这种日常的禁言中，还有一波波更加严酷的运动式严打。最集中体现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与1967年后的文革运动，当然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过清理精神污染与反对自由化运动，而今这场暂时没有公开言明的禁言运动，本质上就是清除一切践行宪法权利，争取个人人权，认同普世价值，尚存良知与独立意识的人士，就此而言，这场禁言运动可以名为反人权运动或反普世价值运动。

据媒体报道，2020年4月24日，湖北省荆门市人权捍卫者刘艳丽被荆门市东宝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

刘艳丽1975年6月1日出生，湖北省荆门市人，前中国建设银行荆门市分行金龙泉支行员工。2009年9月至今，因其QQ空间及微信言论涉及民主政治，尤其是自2012年起积极组织关爱抗战老兵活动、发表关于民主自由言论，又是工余时间的网络、博客写手，故而频遭中共当局严控打压；2016年5月30日，被荆门市警方传唤，后被释放；2016年9月26日，又因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和发送10余条涉及毛泽东、周恩来、习近平等时任中共领导人信息，遂被荆门市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8个月，后虽被取保候审释放，但2018年5月25日又被以涉“诽谤罪”监视居住半年；2018年11月22日，被荆门市东宝分局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刑拘又转逮捕，指控其妄议中共国家领导人（指毛泽东、周恩来、习近平等），属于“辱骂、攻击中国共产党”，其言行涉嫌诽谤他人和扰乱了社会秩序；2019年1月31日，其案在荆门市东宝区法院开庭受理；2020年4月24日，被该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有期徒刑4年，刑期至2022年3月23日。

2020年4月30日下午，中国知名媒体人陈杰人被湖南省桂阳县法院以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行贿等罪名判处15年重刑，并处罚款701万元。他弟弟陈伟人被判寻衅滋事罪以及敲诈勒索罪罪成，判监四年，罚款一万元。同案另一被告刘敏也被判寻衅滋事罪罪成，但免于刑事处罚。

导致如此重判的原由，外界普遍认为系其举报当地官员。陈杰人1972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青树坪镇，200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曾就职于中国青年报、公益时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社理论刊物《人民论坛》、新华社《望东方周刊》、《法制周报》等多家媒体[2]，并在《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2003年，陈杰人在中国青年报任职期间报道武汉女大学生卖淫现象，但不久被解雇。2005年，担任公益时报主编时签发批评文章被解雇。2011年10月，因批评政府过多，被人民日报解除人民网江苏视窗执行总编职务。2018年6月25日，陈杰人在网上实名举报湖南邵阳市市委书记邓广雁涉嫌严重失职和渎职，7月7日，陈杰人被湖南当地政府以“非法经营、敲诈勒索”等罪名刑事拘留。9月，陈杰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被认罪”，承认自己花钱写文章，借舆论监督名义敛财。最后到五一前日被判处重刑。

刘艳丽与陈杰人因言论被羁押近两年后，于五一前分别被判处重刑，此绝非巧合，应该是中共执法当局近日已作出了进一步严打言论人士的决定。因为从湖北作家方方日记遭遇网络暴民围殴的事实来看，权力撺掇民族主义狂热份子掀起禁言义和拳运动正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开展，一大批仅仅表达对方方日记的认同与支持人士，纷纷遭际中共当局追查严处，如湖北大学梁艳萍、海南大学王小妮等等教授，这力证着中国当下禁言的严酷程度。而早前因言论表达而遭到拘押的学者郭泉、许志永、李翘楚，以及因报道武汉疫情被强迫失踪的陈秋实、方斌等等，无不注解着中国黑云压城，禁言风暴，正席卷全国。可以相信，中国正在开展一场清洗言论的严打运动，且接下去将有更多的人因此受到惩处。

当然，中共十八大后中国不断掀起各种针对民间的严打，其中就包括不断严酷的言控，以致有人将前不久被抓捕的孙立军与下台的傅政华称为不断制造近年冤案的酷吏，而对中国生出换人意味着改变严酷路径的幻想，殊不知抓捕及撤换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严酷，而是因为其还严酷得不够。由此换上来的人，自然比他们更倍严酷。所以，当此中国大地又一场禁言严打紧锣密鼓开展之际，切莫认为是中共极权体制内个别酷吏所为，事实上这是极权统治的必然抉择。只要极权没有根本性改变，禁言严打就会几年重复一次，且越来越严酷。

民生观察 2020年5月3日

今年是唐吉田、刘巍两律师被吊销律师证，即”吊照门“事件十周年。这十年来中国律师界遭遇的打压映照出中国人权极度恶化，中国法治极速倒退，中国在背弃人类文明大道上狂奔的现实。要真切认清中国最近十年来的发展，”吊照门“之后中国律师的遭遇就是绕不开的参照。

2010年4月底，北京司法局作出对唐吉田、刘巍两律师吊销律师证的决定。而原因是唐吉田、刘巍两律师于2009年4月27日在四川泸州中级法院代理一被控“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案”时，迟迟不见审判长进入法庭，几个身份不明人员却进入法庭，无理要求旁听人走出法庭接受安全检查，旁听人员质疑他们不是法院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出示工作证件，遭到拒绝；那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员同时又强行要求二位辩护人离开法庭，却不给任何的理由，辩护人要求其出示工作证件也遭到其拒绝，甚至恼羞成怒，对辩护人大喊大叫；后审判长李旭东带几个法警到辩护人面前，要求辩护人配合这些不明身份人的安排，李旭东也拒绝说出这些人的身份和要求辩护人离开法庭的理由；辩护人走出法庭后，发现在楼梯的角落里和楼层上，有几个人对着辩护人和旁听人员偷偷拍摄。这种偷拍的行为在法院是禁止的，但此时法警和法官对这种行为置之不理；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十几次打断辩护人的发言及被告人的自我辩护和陈述，不允许对证据质证、不允许对犯罪构成进行分析、不允许对被告人行为性质进行分析、不允许对法律适用进行分析……只允许核对公诉人提交的证据数量、只允许被告人回答“是”还是“不是”；直至法庭辩护快要结束时，审判长再次阻断发言并斥责辩护人。

泸州中院如此行径，公然违反法院禁止偷拍的行为，违反《律师法》第三十六条，“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第三十七条“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泸州法院的审判根本不是在独立的审判，法庭的秩序任由某种”旁听人员“操控。为了维护辩护人的发言权利，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为了使审判员明白法律是不容许如此的践踏，唐吉田、刘巍两辩护人最终选择和平退庭，并在退庭时交上书面的辩护意见。

如此清楚的泸州法院违法审案，居然不能受到追究，相反北京司法局还听信泸州法院的所谓“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情节严重”的指控，而将唐吉田、刘巍两律师吊证，这是公然的助纣为虐，当然，这也同时向社会释放出中共当局正开启严酷打击律师的信号。

果然，在随之而来的岁月，中国律师遭遇了越来越严酷的打压。其中还发生了震惊世界的2015年7月9日即“709大抓捕”事件，先后将300多名人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传唤、警告、失踪、拘押、判刑，使中国当局对人权律师的大面积迫害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点。此后又以吊销、注销律师执业证或强制解散律师事务所等方式继续迫害人权律师。十来年，先后有李和平、周世锋、浦志强、江天勇、王全璋、谢阳、王宇、包龙军、谢燕益、余文生、陈武权、王全平、张展、李昱函、陈家鸿、温海波、覃永沛、祝圣武、刘正清、隋牧青、王理乾、王龙德、陈科云、文东海、李金星、童朝平、刘士辉、宋美英、朱汝玲、马连顺、刘书庆、程海、玉品健、张雪忠、刘晓原、陈建刚、王清鹏、常玮平、钟锦化、任照、黄志强、卢思位、卢廷阁、吴绍平……等等律师不是被非法构陷身陷囹圄，就是被吊销或注销执业证，或被非法传唤，或被迫流亡海外；还有丁家喜、许志永再度被构陷失去人身自由。另有更多的人权律师遭到官方毫无理由的警告或停业处罚，被各种非法手段骚扰也是人权律师们的家常便饭，甚至家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都受到连累。中国当局对人权律师的迫害，导致了大量的人权律师失业，成为世界律师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国法制史、世界律师史上令人震惊的一页。

这十年来，中国律师的遭遇昭告着中国当局宣称的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虚伪欺诈。同时向世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就是极权社会是否能与法治建设相容？中国极权社会能否通过先法治再民主的形式来达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在学术领域，一直存在先民主再法治与先法治再民主的争论，而事实上在极权统治下这是个毫无争论意义的伪命题，因为极权即不允许民主，也不允许法治，因此就不存在先民主或先法治的可能。从唐吉田、刘巍吊照门事件至今十来年的血泪事实，否决了那种指望极权下通过民主或法治来达成和平转型的幻想。

十年来中国律师遭遇的严酷打压现实，撕下了极权统治下标榜法治虚伪的面纱，力证了在极权统治下指望通过民主或法治积累来达成社会转型的落空。面对中国如此现实，中华民族如何实现自己向文明世界的转化？成为摆在国人面前不容回避的严峻课题。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29日

著名政治家哈维尔断言极权统治赖以存续的两大支柱是恐惧与谎言。而要想使恐惧与谎言不被击破，清剿社会中一切危害恐惧与谎言的因素，就成为极权的工作主题。如此，发自人性良知、爱与公义的一切社会事务，志愿者、公益活动、民间关爱弱势与保护环境的NGO、信仰群体等等，自然成为了极权的天敌。因为任何公益的存在，都会衬托出极权的不义，都会威胁极权垄断社会道义资源，防碍极权抢占一切道德至高点，破损极权掳获民心与宣教崇拜，伤及恐惧与谎言。所以，极权会不断将社会一切公益活动、公益团体及参与公益的个人扼杀于萌芽状态。

日前媒体披露，北京三名90后热心公益的知识青年遭致警方拘押，这是中国大疫之下对公益人士的又一次动刀。

据报道，在北京工作的公益志愿者蔡伟、陈玫和蔡伟女友小唐三人于4月19日同时失去联系。三人的家人、朋友和工作单位几经打听和报警，才得知失联当日，他们被公安机关带走了。

蔡伟及女友小唐两人被发现失联后，身在外地的父母曾报警，警察说没有消息。两人的朋友到两人住处敲门无人回应，想带开锁师傅开门，却被物业阻止；朋友打电话给辖区警察局，被告知说人不在里面。

4月23日至24日，蔡伟及女友小唐的家属陆续收到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据两人通知书内容所示，蔡伟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女友小唐则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包庇罪为由同样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陈玫家属至今没有收到书面通知。

蔡伟和陈玫为好友，业余热心参与公益志愿活动，他们也是“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网站以备份新闻类内容为主，备份文章来自国内的各大主流媒体、门户网站和微信、微博等。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该网站有疫情相关文章的备份，发布了疫情动态，保存了疫情记忆。目前尚不确定北京警方将其三人监视居住是否与此有关。

三人失联之前和家人朋友联系都正常。忽然被带走，家人朋友心急如焚，不知他们目前在如何的处境之下。

三名失联青年皆是受过良好教育，多年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据知情人士透露：蔡伟是湖北人，1993年生，原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工作，2015年本科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2018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大学期间，蔡伟参与过大学生通识教育夏令营，也在一些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做义工；陈玫，陕西人，1993年生，2016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被带走前在北京某公益机构工作。大学期间，他就热心公益，曾为大学生公益活动筹集书籍、组织公益讲座等；小唐，安徽人，1990年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虽然目前仍没有得到警方明确以什么事由而拘押蔡伟、陈玫与小唐，但从三人热心公益，给备份新闻类内容的网站作义工，并且汇总、归纳、整理过一些有关武汉瘟疫材料来看，应该是触动了当局有关疫情信息控制，消除历史痕迹，以利“甩锅”之需的决策。

从人类极权发展来看，消灭历史，伪造历史正是谎言的核心功课，而之所以伪造与消灭历史，就是基于对历史罪错的恐惧。今天武汉肺炎正在祸害人类，世界在承受巨大牺牲的同时，为防范今后再遭此悲剧，追索疫病成因成为必然选题。面对世界对疫病成因的追溯，掩盖就成为事件肇因者的本能，于是那些敢于保存历史，意图厘清事件脉络的人，就成为了意图掩盖者的敌人，被拘押控制消声就是宿命。

蔡伟、陈玫、小唐三人本着公义与求真所做的一切，无论于法于理于情都是无可厚非的。但他（她）们不幸妨碍到了极权的恐惧与谎言的神经。其实在这场疫灾中，因追求真相，探索原由，而被拘押者早有如郭泉、许志永、陈秋实、方斌等等。可以肯定，在接下去的日子，中国大地将会有更多心怀公义、追求真相、反省疫灾者被投入大牢。

从中国大地70年来的极权统治历史来看，历次政治运动无不与消灭良知与公义相关。远者且不说镇压敢说直话的“反右”、文革；就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掀起的清理民间NGO，就将为贫困地区建图书馆开展乡村教育的”立人乡村图书馆“负责人拘押，将关心艾滋病人士判刑、将救助弱势群体与争取工人权益者失踪判刑，如此等等，都揭示着依靠恐惧与谎言维系的极权统治是容不下社会公益的。

就在蔡伟、陈玫、小唐三公益人士被拘押同期，一些地区已经传出律师因关注武汉疫病受害群体维权而遭到训诫的消息，尤其明显的信号是中共新近成立”建设平安中国协调工作小组“，已经将对疫情受害家庭排查与矛盾纠纷化解列为工作重点，这就预报着中国正在开展对涉疫维权群体的维稳，接下去这个涉疫群体就是必将受到权力严控的对象。也就是说在接下去相当长的岁月，类似北京蔡伟、陈玫、小唐被拘押的人士将日益增加，即三北京公益人士今天的命运将成为每个想保持良知者的共同命运。因此，每个良知尚存人士，为了避免成为今天的北京三公益者，努力起来改变现实，就是为了避开自己无辜入狱的厄运。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26日

据中国大陆官媒报道，2020年4月18日，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盛和府建筑工地自卸车倾倒土方时，将在工地玩耍的4名儿童压埋，致其不幸死亡。该恶性事件报道后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4月21日中国大陆官办的红星新闻、上游新闻、新京报等三家媒体记者在征得受害人家属同意后前往采访，结果遭到口罩蒙面的“不明”身份人员阻挠、围殴甚至被抢走手机，撕破衣服，弄坏眼镜，抓伤身体，卡勒脖颈……

事发后，红星新闻、上游新闻等媒体纷纷曝光，面对汹涌的舆情，原阳县一位姓卞的副部长居然栽赃家属，对媒体说打人者都是受害人的家属。这个说法，显然与此前村民为保护记者与警方发生冲突自相矛盾，也与现场口罩女子说“没得到政府正规通知不能进”相矛盾。

4月22日有媒体报道，上述记者被抢的手机已经送回来了，不过手机已被刷机了，信息全部被删除了。

该施工致儿童死亡事件及其媒体前往采访被暴力阻扰事件，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其实本质上都是漠视生命。因漠视生命而轻施工安全意识与保障，致使儿童遇难，因漠视生命而觉得企业名誉与经济效益比生命重要，进而意欲掩盖致人死亡的罪错。所以施工单位及其施工人员，和暴力阻止记者采访的人员，都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意识，而是将别的利益置于生命之上。

至今虽然没有披露出暴力阻止记者采访势力究竟是些什么人，但是无须怀疑的是，这些人肯定是当地权贵，是与企业施工利益相关，且得到利益相关权力部门支持甚至指使，或者不排除就是当地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是中国大陆近几十年来的正常现象，而如果离开了权力的背景，恰恰是不能理解而不符事实的。

在此本文不想探讨暴力阻止记者采访的违法侵权，而是想说说在中国大陆为什么屡屡发生种种离奇的人命事件，小的不说那些强制拆迁致人死亡，各种层出不穷的事故，每年致人死亡数达十万百万计。其中很多事故是可以避免，但却反复发生。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对生命缺乏应有的重视，显然是最根本性的。

今天中国大陆普遍缺乏生命安全意识，没有培养起敬畏生命，生命至上的信念准则，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实。那么中华民族是否有史以来就缺乏生命敬畏意识呢？从几千年中国历史来看，的确有各种史料证明，如长平之战一次坑杀赵军40万，历朝皇权更替，多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可以说中国历史就是充满血腥屠杀的历史，其中对生命的轻贱，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样的民族的确是严重缺乏对生命敬畏的意识。然而，历史上的帝王却又不断上演出种种珍惜生命的故事，如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丹，刑不上大夫。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事实存在权贵惜命如金，而民众命如草芥的截然不同情况。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生命的轻重与地位相应，是权与利决定着生命的轻与重。而这种生命的轻重观本质上不是对生命的尊重，而是将生命世俗利益化。而真正尊重生命，就应该是不分身份地位，只要是人，命皆宝贵，王侯将相与平民百姓在生命价值上一样。

中国历史上缺乏对生命尊重意识，故而出现种种生命悲剧。然而，到了现代，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不仅没有尊重生命及生命平等的意识，而且将个体生命完全工具化，将民众生命当作实现极权理想的工具，由此提倡所谓为共产主义理想牺牲，将个体献出生命作为政治崇高来教化，以致从小孩上学的少先队，到中学的团员，到所谓的党员，宣教的宗旨都是要献身，都是时刻为了党的需要牺牲生命。这种将个体生命时时置于随时失去地位的意识是共产极权意识形态的原形，即根本不管个体生命的意义，更没有个体生命的价值，因此不存在任何尊重生命的意识。

共产极权在中国大陆统治以来，正是因为这种完全无视个体生命，不尊重个体生命的意识，致使一次次政治风暴肆虐，在70年统治中制造了8000余万无辜生命的罹难。正是这种漠视生命，才会祭出“稳定压倒一切”。为了所谓的权力稳定，可以肆意屠杀；为了所谓的权力稳定可以让民众饿死。直到今天中国武汉病毒泛滥，世界有各种不同解说，但无论千万说词，最终都离不开对生命的漠视。因为对生命漠视，缺乏起码尊重生命的意识，故而才会为了政治面子或稳定而掩盖疫情，这对于世界那些将生命尊为至高价值的文明民族，是根本无法理解，更无法容忍的，然而，在中国当下，这却是必然选项与政治正确。所以，在中国发生武汉瘟疫，从无视生命价值的角度，完全是一种必然。

今天河南发生施工致儿童死亡事件及为掩盖事件暴力阻止记者事件，无非是中共极权漠视生命意识的社会侧影，是一种毫无悬念的事件，而如果不发生这种事件，那才是一种意外。

中国大陆今天不断上演的各种生命死亡事故，本质上都可追溯到对生命缺乏应有尊重。而导致今天中国社会如此漠视生命，共产极权消灭个体生命的意识又是毒化之根。所以，中国要想真正扭转这种生命事故频发与漠视生命的掩盖现象，就必须结束极权将个体生命作为政治理想的工具化，树立现代文明的生命平等与尊严意识，将生命至上当作社会基本价值。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22日

据媒体报道，4月18日，正值世界因武汉病毒而深陷危难而无暇他顾之际，中共当局在香港展开疯狂镇压民主维权活动，对至少15名民主派领军人物进行大抓捕，显示了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借疫病掩盖而欲扑灭香港从去年以来反送中抗议运动。引起举世关注。

媒体披露，香港警方4月18日早上拘捕15名民主派人士，指他们组织或参与去年8月至10月三次未经批准的游行和集会。被捕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81岁高龄的李柱铭、前主席杨森、何俊仁、单仲偕、蔡耀昌、工党李卓人、何秀兰、社民连梁国雄、吴文远、黄浩铭、陈皓桓、公民党执业大律师吴霭仪、前立法会议员区诺轩、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身兼立法会议员的街工梁耀忠。

这是香港一个半月内第二次因所谓非法集会游行被捕。也是香港自反修例运动以来第4次涉及多名政界人士的拘捕行动，且本次人数是历次被捕人数中最多，各人分别涉嫌组织及参与去年遭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的示威活动，将被正式落案起诉。警方表示，拘捕行动仍在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相关人士于5月18日上庭应讯。

香港警方展开大抓捕的消息于4月18日上午开始陆续传出，至警方在下午约4点交代详情，惟记者会历时不到5分钟。港岛总区刑事部（行动）警司林颖濠表示，当日警方一共拘捕14人，包括12男2女，介乎24至81岁，涉嫌在去年8月18日、10月1日及10月20日，组织及参与港岛及九龙区的未经批准集结。

其中5人在去年9月30日及10月19日，涉嫌干犯公告未经批准的公众游行。全数被捕人已经或将会被落案起诉，将于今年5月18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不排除再有人被捕。被问被捕人个别所涉罪名、为何今日作拘捕、警方所掌握的证据及搜查程序为何，林颖濠未有正面回应，只表示警方仔细考虑所有证据，认为有充分证据，故作出拘捕和检控，又称任何人违法都会调查。

警方当日傍晚又发稿修正，新增一名被捕者，拘捕人数改为13男2女。保安局则发稿回应传媒查询表示，拘捕行动是根据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而进行，严格按照相关法例行事。

香港反送中或反修例运动，就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英语：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是指部分香港人因不满特首林郑月娥的政策，而自2019年3月15日开始、6月9日大规模爆发的社会运动。此次运动并无统一的领导和组织，示威者以游行示威、集会、静坐、唱歌、呐喊、设置连侬墙、不合作运动、“三罢”（罢工、罢课、罢市）行动等一系列行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抗议其提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由于该草案容许将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反对者担忧会削弱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地位，所以也叫反送中运动。

早于2019年3月15日，香港众志已于政府总部发起静坐，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在3、4月间，民间人权阵线两度发起示威游行。6月9日，民阵再度发起游行，有大批市民参与。6月12日，由于香港立法会将恢复二读辩论，示威者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事后警方被指滥用职权及使用过度武力。之后示威者提出“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撤回暴动定性、撤回控罪、追究警队滥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下台”等“五大诉求”。6月16日，民间人权阵线发起更大规模的游行。7月1日游行期间，部分示威者占领立法会综合大楼，其后并将林郑月娥下台的诉求更改为“立即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真双普选”。

之后，示威者几乎每周发起常态抗议活动。后来运动扩及至香港各地，与警方间的冲突加剧。7月21日大游行后，更爆发亲政府白衣人在元朗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由于有证据显示警方纵容甚至勾结这些疑似三合会成员去殴打市民，警队在事后受到部分市民批评与质疑，引起不满，被部分人视为警队信誉堕落的转折点。8月18日，民阵再度举办大规模和平集会。8月31日晚，港铁太子站爆发严重冲突，警方被批使用过度武力无差别袭击市民，甚至有声音指事件中有市民被警察杀死。9月4日下午，林郑月娥据报在征得中共党魁批准后提出四项行动，宣布将动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但将港民核心诉求普选搁置而遭到港民持续抗争。10月1日，全港多区爆发激烈示威，林郑月娥会同行政会议在同月4日引用《紧急法》制定《禁止蒙面规例》，触发更大冲突。随着示威活动进入11月，示威者发起新一轮的三罢行动，暴力程度以及民众对立进一步升级，并造成多人受伤。其后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创新高，建制派和乡事派遭到史无前例重创。此外，因应这次示威浪潮，促使美国正式落实《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虽然外界曾估计选举过后的运动将会大为降温，但是缓和情况未如想像中大，反而在12月及1月持续发生大型的游行和激进示威，包括“国际人权日”游行及2020年元旦大游行等大型示威。

该场社会运动于2020年1月下旬渐渐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肆虐所影响，大部分于农历新年期间举行的行动被多个主办单位取消，仅有小型集会持续进行，而跟抗疫相关的示威行动（如翠雅山房用作隔离营风波）则逐渐增加。

截至2020年3月19日，警方在多场示威活动共拘捕7,854人，年龄介乎11岁至84岁，被捕人士数字为香港历年示威活动之最；其中有1,252人被检控，包括被控暴动的564人。这次运动被视为自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危机，虽然未有如1967年的左派六七暴动造成最少57人死亡，但香港的政治自由遭到直接打压已削弱外国投资者对香港自治地位的信心。

从香港民众的诉求来看，完全是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落实中英联合声明中中共作出的承诺，保持自身人权与司法独立，因此是名符其实的民主维权运动。然而，如此正当合法诉求，并且早期一直通过和平理性百暴力的游行示威来表达，但却不能得到中共当局的良性回应，相反被一再暴力镇压，结果使事态不断升级恶化。

尤其今年以来，中共当局在武汉病毒肆虐全球，世界抗疫紧张开展之际，且香港民众也因疫情瑞大大减缓抗议集会活动下，居然发起大规模拘押民主运动领袖，在短短一个半月内，前后两次大规模抓捕民主派领导人，这次居然一天就拘押了15名民主派领袖。可见，中共当局不顾香港与人类命运的危机，不考虑香港民众诉求的正当与合法，只关注自身特权的稳固，疯狂镇压一切抗拒极权统治的力量。

中共当局对香港民主派领袖们的大抓捕，是公然践踏宪法有关公民有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一国两制承诺，违背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镇压香港民主维权的反修例运动，无罪释放一切因参与反修例被拘押的人士，切实遵守一国两制与《中英联合声明》承诺。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19日

中国官媒4月15日在所谓“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大篇幅报道了云南省委党校退休教授子肃的案件，扣子肃是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阴谋武装暴动，组织“敢死队”，实施恐怖活动的帽子，显然予对其采取进一步重判。

耐人寻味的是，身为中共党员的子肃先生于一年前的2019年4月15日已被中共执法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4年徒刑，关押于四川省第二看守所。而今在过去一年后，中共当局再次旧事重提，并且大肆渲染，将子肃塑造成一个恐怖暴力份子，目的就是要向国民灌输暴力敌对斗争意识，为煽动社会暴力情绪，为实施恐怖镇压作铺垫。由此案被有关执法当局深文周纳，见证出中国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伪诈。

子肃先生1955年11月23日出生，成都人，198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到云南省委党校任教，期间有二年挂职任副县长，2014年退休。

子肃是中共党内公开认同中共早期追求民主宪政的“历史先声”的初心人士，主张中共应立即进行彻底的政治民主化改革。退休后积极参与民间维权运动，同时在网络上以其大胆言论而著称。子肃2015年底回到故乡成都。2016年10月25日，子肃在成都东门大桥府河边被成都国家安全局带走。10月27日被成都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2016年11月25日，子肃取保获释回到家中。

2017年4月28日子肃又以中共党员的身份了发表公开信——《关于在中共十九大上开放党内民主直选和选举胡德平先生为新一届中共总书记的建议》后，再次被带走，又被收监逮捕，后被中共执法部门指控为“预谋武装暴动”和以公开信“煽动推翻国家主权和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两项极其严重的罪名，并从起初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立案，到最后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被列为子肃先生重要罪证的《关于在中共十九大上开放党内民主直选和选举胡德平先生为新一届中共总书记的建议》，事实是子肃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对中共与中国前途命运的赤子之情，所有言词不仅完全符合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符合中共自己颁布的有关法律程序，而且也极其温和理性，表达着一个学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建议书所言：“目前中共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是顺应历史潮流走向民主宪政，还是沿袭独裁腐败的老路走向崩溃？

习近平先生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当选总书记，已经任职5年。总体评价这5年，我认为习近平先生有功有过。习的功绩主要表现在比前任胡锦涛总书记在反贪腐问题上有所作为，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习的过错主要是模仿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专注于集权，担任了十几个小组的组长或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反对民主宪政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大肆迫害维权律师和民主异议人士，加紧网络舆论钳制。习的反贪腐因只是在一党专政体制内进行，也就是重用中纪委系统查处党政官员贪污腐败的案件，而且是选择性反贪腐，所以连治标都谈不上。出于保党救党的考虑，习提出了”七不讲”全面复辟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明目张胆地反对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前几任党的领导人倡导推行的改革开放路线，这是习最大的过错。

有鉴于此，很多党内外人士认为，习近平先生已经不适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我建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开放党内直选。我个人建议，由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儿子胡德平先生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因为胡德平先生的政治理念倾向于民主宪政改革，这就为在党和国家的历史关头扭转复辟毛泽东时代的方向提供了契机。我认为，为中共和中国的未来选择一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每一个中共党员和中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凡是赞同我的建议的党内外人士都可以签名附议。——2017年4月28日呈阅”

从我们能够看到的子肃先生的言行，可知子肃建议书通篇没有任何违反法律，更没有鼓动暴力，恰恰相反，他是完全按照中国现行宪法第四十一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然而，子肃却因此被定成“一起境内人员与境外敌对分子勾结，妄图暴力颠覆我国国家政权的典型案件。”至于中共当局罗织的各项所谓子肃与境外勾结说词，那除了中共当局办案人员所编，外界无从得知其情，以此而来给子肃定罪，当然只能是欲加之罪。

一个践行公民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公民，一个履行产党人追求民主初心而对党忠诚与负责精神的党员，一个心怀家国忧乐为民的知识分子，因为秉持良心上书言政，居然最后被定性成暴力恐怖颠覆国家政权分子。这是多大的民族悲哀与社会不幸！

子肃先生的遭遇，彰显出中国当下践行人权、捍卫法治、坚守良心者的困境。也映照出中共当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虚幻。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16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河南省南阳市维权人士王清、陈强、王聚才、韩猛被中共南阳当局借“打黑除恶”运动之机，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拘押，并于日前被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一审分别判刑14年、12年、8年不等，并处罚金。判决书显示，王清他们四个被判刑全是按照笔录，而笔录里没有任何威胁恐吓敲诈勒索商家的证据。判刑的理由全部是向工商局等部门投诉举报。但是工商局的人都已经证实所有人的投诉举报都是按照法律规定程序进行，而且经查证后所有的投诉举报全部属实。由此可见，这是中共河南当局一起典型的借“打黑除恶”镇压公民维权事件。

 

2016年2月，王清将南阳市逸美时光咖啡店投诉到当地工商机关，工商机关经调查核实后按照《消法》规定组织双方调解，南阳市公安局龙升分局（王清涉案侦办机关）局长徐华远代理逸美咖啡店出面调解，其声称咖啡店是其亲属开的，让王清撤诉，因其盛气凌人，遭王清拒绝。经两次调解未成，工商机关依法对该店罚款四万五千元，2018年工商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久，全国“打黑”运动开始，已经对王清威胁恐吓过的龙升分局趁势于2018年9月19号先将王清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拘留，然后依职权到工商机关调取了“涉及”王清的全部投诉材料，然后将被投诉过、处理过，跟王清进行过民事调解赔偿部分钱款后被撤诉的违法商户，作为“受害人”逐一核实，并在微信朋友圈群聊等标注刑警队长朱岩的电话，以查清退钱为诱饵，公开让处理过的违法商户到公安局举报王清，并在公安局信息平台“平安南阳”上以及大街小巷贴满公告，公开征集王清所谓的“犯罪线索”。随后王清便被检察院快速批准逮捕，经检方两次退回补充侦查，超期羁押至2019年3月，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移交至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8月，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将此案移交至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知情人士透露，在王清被抓捕一个月后，其同案陈强也于2018年10月18日被抓捕。王聚才、韩猛则在2018年10月30日也相继被捕。同案杨源林在旅行中得知消息后到处躲藏，现流亡至泰国。

 

在龙升分局提审王清的过程中，大队长朱岩一再的跟王清强调，让他赶紧认罪，说他们早就跟检察院和法院在一起研究好定过调儿了，要判他有罪！王清说这是迫害，他只是依法投诉，没有触犯法律，永远都不会认罪！结果遭到南阳当局重判。

 

王清1982年5月17日出生于河南南阳，十余年前因“向南阳市181个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的壮举而名震全国。

 

胡温执政期间，温家宝提出“让政务公开在阳光之下”的治理理念，在2008年5月1日推出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王清也因此开始了他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思考与实施，掀起了打假活动，如此要求政府众多部门依法公开本单位上年度“三公消费”信息。他曾一度被人怀疑为间谍。当时，他在官方眼中成了一个难以对付的“刁民”，却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敢于监督政府的英雄。因此《人民日报》等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相继对他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2009年网络公布“2009十大公民”，王清与韩寒、艾未未、钟南山等齐名，被并列为当年十大公民。

 

然而，王清等人的打假与要求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触犯了当地权贵集团的利益，招致官商勾结势力的忌恨，结果在中共掀起打黑除恶运动后，南阳当地执法集团便借机将王清等人作为敲诈勒索“黑恶势力”予以打击报复。 

 

中共河南当局借扫黑运动来镇压维护公民权利的打假与要求信息公开人士，是赤裸裸的对公民维权的镇压。当然，这并非是河南当局的独创，而是中共当局在全国实施打击维权的普遍手段。因为，早在此之前，全国不少省市就已经屡屡发生借用扫黑打击维权的案例，各地纷纷将上访维权人士，甚至失独上访家庭列为涉黑稳控对象，更是力证出中共极权统治集团的打黑除恶，就是要将全国公民维权剿杀的实质。而广东当局对带领当地村民维权的律师陈武权及维权代表予以重判，就更给这场打黑除恶名义的镇压维权以铁证。

 

据维权网2018年2月报道披露，广东人权律师陈武权因协助家乡村民反对填海、保护海洋生存环境而被控“寻衅滋事罪”获刑5年，刑期自2018年2月9日至2023年2月8日。同时被抓捕的村民陈伟梁、陈振明、陈还森、陈春霖、陈帅、陈隆群等6人分别被判处1年至1年半有期徒刑。

 

由河南当局重判王清等人、广东当局重判陈武权等人，均借打黑除恶之名，来达成对当地维权的镇压，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广泛借用欺世盗名的扫黑之名，来实施镇压维权之实。中共当局的行径严重违反自己颁布的宪法及相关法律，与自诩的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背道而驰，是赤裸裸的镇压维权、侵犯人权，是与历史发展相背，与人类文明相左，必将受到人类的唾弃。因此，中共当局必须立刻停止打黑除恶名义下的迫害维权人士的违法侵权行径，释放一切被拘押判刑的维权人士，改弦更张，切实兑现保障人权的承诺。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12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河南省南阳市维权人士王清、陈强、王聚才、韩猛被中共南阳当局借“打黑除恶”运动之机，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拘押，并于日前被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一审分别判刑14年、12年、8年不等，并处罚金。判决书显示，王清他们四个被判刑全是按照笔录，而笔录里没有任何威胁恐吓敲诈勒索商家的证据。判刑的理由全部是向工商局等部门投诉举报。但是工商局的人都已经证实所有人的投诉举报都是按照法律规定程序进行，而且经查证后所有的投诉举报全部属实。由此可见，这是中共河南当局一起典型的借“打黑除恶”镇压公民维权事件。

2016年2月，王清将南阳市逸美时光咖啡店投诉到当地工商机关，工商机关经调查核实后按照《消法》规定组织双方调解，南阳市公安局龙升分局（王清涉案侦办机关）局长徐华远代理逸美咖啡店出面调解，其声称咖啡店是其亲属开的，让王清撤诉，因其盛气凌人，遭王清拒绝。经两次调解未成，工商机关依法对该店罚款四万五千元，2018年工商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久，全国“打黑”运动开始，已经对王清威胁恐吓过的龙升分局趁势于2018年9月19号先将王清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拘留，然后依职权到工商机关调取了“涉及”王清的全部投诉材料，然后将被投诉过、处理过，跟王清进行过民事调解赔偿部分钱款后被撤诉的违法商户，作为“受害人”逐一核实，并在微信朋友圈群聊等标注刑警队长朱岩的电话，以查清退钱为诱饵，公开让处理过的违法商户到公安局举报王清，并在公安局信息平台“平安南阳”上以及大街小巷贴满公告，公开征集王清所谓的“犯罪线索”。随后王清便被检察院快速批准逮捕，经检方两次退回补充侦查，超期羁押至2019年3月，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移交至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8月，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将此案移交至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知情人士透露，在王清被抓捕一个月后，其同案陈强也于2018年10月18日被抓捕。王聚才、韩猛则在2018年10月30日也相继被捕。同案杨源林在旅行中得知消息后到处躲藏，现流亡至泰国。

在龙升分局提审王清的过程中，大队长朱岩一再的跟王清强调，让他赶紧认罪，说他们早就跟检察院和法院在一起研究好定过调儿了，要判他有罪！王清说这是迫害，他只是依法投诉，没有触犯法律，永远都不会认罪！结果遭到南阳当局重判。

王清1982年5月17日出生于河南南阳，十余年前因“向南阳市181个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的壮举而名震全国。

胡温执政期间，温家宝提出“让政务公开在阳光之下”的治理理念，在2008年5月1日推出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王清也因此开始了他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思考与实施，掀起了打假活动，如此要求政府众多部门依法公开本单位上年度“三公消费”信息。他曾一度被人怀疑为间谍。当时，他在官方眼中成了一个难以对付的“刁民”，却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敢于监督政府的英雄。因此《人民日报》等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相继对他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2009年网络公布“2009十大公民”，王清与韩寒、艾未未、钟南山等齐名，被并列为当年十大公民。

然而，王清等人的打假与要求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触犯了当地权贵集团的利益，招致官商勾结势力的忌恨，结果在中共掀起打黑除恶运动后，南阳当地执法集团便借机将王清等人作为敲诈勒索“黑恶势力”予以打击报复。

中共河南当局借扫黑运动来镇压维护公民权利的打假与要求信息公开人士，是赤裸裸的对公民维权的镇压。当然，这并非是河南当局的独创，而是中共当局在全国实施打击维权的普遍手段。因为，早在此之前，全国不少省市就已经屡屡发生借用扫黑打击维权的案例，各地纷纷将上访维权人士，甚至失独上访家庭列为涉黑稳控对象，更是力证出中共极权统治集团的打黑除恶，就是要将全国公民维权剿杀的实质。而广东当局对带领当地村民维权的律师陈武权及维权代表予以重判，就更给这场打黑除恶名义的镇压维权以铁证。

据维权网2018年2月报道披露，广东人权律师陈武权因协助家乡村民反对填海、保护海洋生存环境而被控“寻衅滋事罪”获刑5年，刑期自2018年2月9日至2023年2月8日。同时被抓捕的村民陈伟梁、陈振明、陈还森、陈春霖、陈帅、陈隆群等6人分别被判处1年至1年半有期徒刑。

由河南当局重判王清等人、广东当局重判陈武权等人，均借打黑除恶之名，来达成对当地维权的镇压，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广泛借用欺世盗名的扫黑之名，来实施镇压维权之实。中共当局的行径严重违反自己颁布的宪法及相关法律，与自诩的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背道而驰，是赤裸裸的镇压维权、侵犯人权，是与历史发展相背，与人类文明相左，必将受到人类的唾弃。因此，中共当局必须立刻停止打黑除恶名义下的迫害维权人士的违法侵权行径，释放一切被拘押判刑的维权人士，改弦更张，切实兑现保障人权的承诺。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12日

2020年3月30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布“封城令”，此前为了应对疫情，俄政府宣布，俄罗斯人享受一个月的带薪休假。

穷困如缅甸，其资政昂山素季也于4月6日宣布，1610万低收入人口疫情期每月发放大米、肉、菜、盐，免除水费、电费。

更不消说欧美、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地，疫情期间少则月人均发放几百几千补助多则上万，更有甚者，日本首相竟然在国会答辩时宣布，夜总会的陪酒小姐因新冠病毒疫情失业的，政府也会进行经济补偿。

全球疫情肆虐之处，各国政府均严正以待，生命第一、全力抗疫。

与此同时，武汉4月8日全面解封，喉舌们全力运转，新闻正能量大发神威，一方面全面报道世界各地疫情惨状病例暴增，另一方面风景这边独好渲染复工开工，前有地方大员做戏出镜试吃试喝，后有各地复工复产捷报频传，鼓动韭菜们抓住危中之机，更有江西、辽宁等地通知学生复课，浙江省政府官员鼓动学生不戴口罩上课云云。

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天朝却成了问题。

对于人的生命而言，市场萧条、经济崩溃又如何？什么高考中考、什么事业发财？一切物质皆枉然，国家在人的生命面前一文不值。

非常时期，常识告诉我们，除了人的基本生存即衣食需求之外，其他方面无关紧要，士农工商、军队、司法、外交，即便是医疗服务除紧急创伤和危重急症需要专业处置外，其他一切均可暂停。众所周知，大多数疾病依靠外力于事无补，人体自愈才是决定因素。

社会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一切停下来又如何？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喧嚣物欲中迷失已久，相较于人的生命线——衣食之外，多少是贪婪、虚荣、攀比的成份？什么才是必要、必须？

“人没了，钱怎么办？”与“钱没了，人怎么办？”的诘问，是怎样扭曲的人性、怎样扭曲的观念？人们长期受到唯物主义、功利主义的洗脑受到拜金物欲的驱使，生命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意义？人生几何？

疫病起源何在？复阳疫病怎么办？无症状者如之奈何？新冠疫苗在哪里？检测试剂无效何以面对？又有多少病毒携带者和潜伏者？在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的情况下，鼓动人们积极复工保经济将意味着什么？此前的人祸谁来负责？谁又能为此后疫情复发负责？

如果国家财政真的无力支付，那么宁可动用社保基金也不应让人民以身涉险。本来喉舌此时应当告诉人民，不要急于工作，不要急于挣钱追求经济，现在保命要紧，只要能够健康的活下去，一切都会有的，你挣得整个世界丢了性命，一切又有何意义？只要有一口饭吃就有未来。人死不能复生，抗疫不是拍戏，除了上帝这里没有导演，即使做足了戏份举行空前国丧也无法证明疫情真的已成过去，复工成为必须。

即便在原始时代，依靠造物主的丰厚馈赠，原始人类在地球丰沛的自然资源中都足以衣食无忧，更何况依靠现代科技、管理能力，人们百千倍可怕的生产能力，今天的生产力水平不要说疫情期间，即便在常态中，人们早该享受衣食免费的待遇了，远在70年前二战结束时代，被诟病左倾的罗斯福总统就提出了免于匮乏的自由，这一主张并非一种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能为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情况所决定的，也为当时各国达成的《世界人权宣言》所载明的政府最低责任内容所佐证。人类这一物质文明的极大改善也正是越来越多的现代文明国家何以奉行的三大或四大免费的由来即教育、养老、医疗乃至第一套住房免费向国民提供。

巨商富贾们可以无视极权主义的存在一边分赃一边大发慈悲，政客们可以麻木不仁得过且过，一场疫情让多少谎言和虚妄破灭？但是韭菜们应该懂得，就是牛马尚有歇息的时刻，对于野草牧主尚知休牧，人不能为了经济而活，复工何急？只有不做炮灰才能做不一样的韭菜。

与其让疫病再次爆发不如让经济崩盘来得更猛烈些吧！经济崩盘对普通韭菜一点都不重要，只要大家保有必要的粮食吃，一切都不是问题。

老话说的好：“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圣经上也有类似的话），老子有云：“天之道利而不害，人必先自辱然后人辱之，天助自助者”。信哉斯言！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11日

惊闻2019年3月30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发生森林火灾，27位消防队员和3名地方干部群众在灭火救援中不幸牺牲。此情景会让人立即联想到2015年天津港8·12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事故中共有24位消防员牺牲。消防员的生命如此群体阵亡，却少有对事件原因的讨论分析，亦没有相关责任人员被追责，针对消防员生命的保护措施上没有及时改进，如何能够杜绝悲剧的重演？

以下就我国近年消防员在灭火救灾过程中发生的伤亡原因及对策作一些分析，希望能够被相关部门接受并立即加以实施，以降低消防员的生命危险。

一、我国灭火消防近几年的现状

由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密集性，近年在我国发生火灾的频率呈不断增多态势，规模也比以往越来越大。消防员面临危险也同比例地增长。特别是牺牲的消防员年轻化。据《中国消防年鉴》统计：“近年来，消防员的任务量不断加大，2018年全国消防救援队伍接警出动达115.7万起，已连续6年突破100万起。在全部出警活动中，火灾扑救在总出动次数中的比重下降明显。2000年火灾扑救占比为84%，到2017年降至23%，不过火灾扑救任务的总数变化幅度不大。”且牺牲的消防员年轻化，“2019年3月30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发生森林火灾，27位消防队员和3名地方干部群众在灭火救援中不幸牺牲。……牺牲的27名森林消防员中：有2个00后，24个90后，1个80后；平均年龄为22.6岁，年龄最小的仅18岁，最长者是位入伍近20年的政治教导员，1980年出生。……2015年天津港8·12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事故中共有24位消防员牺牲，同样也有多名90后。”

消防员肩负着扑救火灾和抢险救援的重任，这是职责所在，也是法律义务。但在履行这一职责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许多危险情况，如化学危险品爆炸、泄漏可燃气体爆燃、毒气扩散、建筑物倒塌等，有时造成消防队员的伤亡。据《中国消防年鉴》统计，在过去的5年间，全国消防队员平均每年有20多名官兵因公或灭火救援牺牲，负伤的就更多。这说明一线消防人员在完成灭火救援任务时，还有许多认真研究的问题。

二、消防队员在灭火救援中伤亡的原因

1、消防队员的防护措施不到位

每个消防队员都要配备个人防护装备且要合理进行使用，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否则，其人身安全就会受到伤害。当此情况出现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装备问题：一是配备了装备，但没有发挥作用；二是虽配备了装备，但在现场救灾过程中没有使用。因有些消防员没有对救灾工作的安全性引起足够重视，把装备看成是负担，没有将其合理使用造成的结果；三是防护装备缺乏。

消防队员防护装备是其在进行灭火救援时为了有效地保护自身各部免受危害而必须穿着和佩戴的个人装备。在灭火救援战斗中，有了这些装备，消防队员的人身安全就有保障；没有这些装备，消防队员的人身安全则无保障。造成消防员防护装备缺乏的主要原因：一是有关部门缺乏对消防员防护装备在灭火救援中重要作用的认识，投资少，补充慢，不能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配备。二是对配备的消防员防护装备管理不善，维护保养差，不能按操作规程使用，损坏严重，人为造成短缺。

2、缺乏经验，盲目指挥，措施不当


灭火救援有一定的危险性，指挥员所实施的指挥，就是要根据客观情况和战术原则、方法，争取主动，力避被动，使部队保持有利态势，顺利完成灭火救援战斗任务。指挥员不论大小，只要到了事故现场，就得担负起组织指挥的重任。指挥的好，就能迅速解救被困人员、扑灭火灾、处置事故，减少灾害损失，不发生伤亡事故。指挥的不好，结果正好相反。灭火救援出现盲目指挥的主要原因：一是指挥员缺乏灭火救援专业知识和实践，在实施组织指挥时心中无数，不知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处于盲然。二是指挥员对现场情况不甚了解，或对事故现场情况判断有误，所作的决策和行动方案不符合客观实际。三是指挥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指挥中只考虑如何灭火，而对事故现场存在的不安全因素观察少、考虑少，意外情况突发毫无准备。

3、消防队员在救灾现场没有严格遵守纪律

当出现大型火灾时，往往参与救灾的人比较多，出现火情的范围大，这样就造成了乱指挥，没有主心骨。在此情况下出现人员伤亡往往是因为在火灾现场没有及时设立救灾指挥中心。造成救灾现场纪律不明，秩序混乱。特别是在地下室和化工区这些非常危险的救灾现场，因为纪律不严，命令不清而造成的消防队员伤亡情况非常多。

4、火情侦察不细，现场情况不明

不论是扑救火灾，还是抢险救援，指挥员到达现场后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火情侦察，全面掌握现场情况，然后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处置方案，有效地灭火救援。火情侦察认真与否，直接影响侦察到的情况是否准确、全面、可靠；关系到指挥员决策、作战方案和战斗部署的正确与否；关系到灭火救援战斗的成败；甚至关系到消防队员的人身安全。造成火情侦察不细的主要原因：一是火情侦察意识淡薄，认为侦察不侦察对灭火救援战斗成败关系不大，即使进行侦察也是走马观花，应付差事。二是到达现场后救人、灭火心切，未进行火情侦察就急于展开战斗，甚至只顾灭火忘记了进行火情侦察。三是派出的侦察人员不得力，致使火情侦察不全面、不细致，侦察的情况不准确。

5、消防队员平时的救灾训练与实际救灾脱节

消防队员在平时的训练过程中往往只注重完成任务的速度及持久性，而忽视了对规范动作的训练，且不注重救灾的程序性。基于此，消防队员平时的训练常常达不到实际救灾的标准，因为实际救灾的过程中不是仅仅依靠速度和力量就能完成救灾工作的，而是需要在救灾程序的指导下一步步实现。如果消防队员在实际救灾过程中忽视了遵守程序和规范的重要性，就可能会出现训练不符合实际的情况，造成人员的伤亡。

6、思想麻痹，对危险性认识不足

灭火救援中诸如爆炸、中毒、腐蚀、倒塌等危险性存在于战斗的始终，指挥员对此应有高度的警惕。如果消防队员思想麻痹，对客观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稍有疏忽就可能发生意外。出现思想麻痹的主要原因：一是安全意识淡薄，对灭火救援现场客观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二是长时间战斗，参战人员体力消耗大，精疲力尽，无意识地放松了警惕，把安全丢在了脑后。三是灭火救援战斗临近尾声，参战人员急于结束战斗。此时，指战员的安全意识淡化，很少想到意外情况的发生。四是对灭火救援现场的不安全因素缺乏不间断的观察，对危险情况心中无数。

7、盲目冒险，缺少避险措施

灭火救援的每次战斗都有潜在的危险，指挥员要善于合理冒险，不能单凭侥幸，鲁莽从事，任何战斗行动都要建立在勇敢和科学的基础上。在灭火救援战斗中，合理冒险是必要的，但在实施时要有紧急避险措施，以防不测。如果指挥员明知现场有危险，又没有紧急避险措施，只报着侥幸心理那就很危险。出现盲目冒险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必要的灭火救援知识，在实施指挥或战斗行动中不知正确的做法。二是对灭火救援现场情况了解不全面，掌握的信息不准确。三是对灭火救援现场潜在的危险性缺乏连续观察，或毫无察觉，或有所察觉但不以为是。四是在没有或缺少消防员防护装备，又未制定紧急避险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危及消防员人身安全的环境作战。

三、消防队员在灭火救援中预防和减少伤亡的对策

1、消防救灾的指挥官要注重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指挥官在实际的救灾现场中经常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这就需要他们拥有扎实的专业救灾的素质及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果断的指挥素质，并且还需要敏锐的判断力。所以，指挥官的各种素质的培训是救灾工作的重点之一。要完善指挥员的实战能力和决策能力。

2、消防队员要提高救援行动中的防范意识，做好装备建设的工作

为了避免和减少救灾过程中的伤亡情况，广大消防队员提高警觉，对灭火工作的危险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好安全防范的工作。消防队员在平时的救灾训练中要严格遵守安全防护的每个环节，不能掉以轻心，要及时养成在日常训练中搞好安全防护的习惯。在装备建设方面，要及时更换老旧的救灾装备，推广和普及装备应用知识。在引进新型装备上要有足够的重视。

加强消防员防护装备建设，增强抵御危险情况的能力。防护装备是消防员在灭火救援中进行危险作业用于保护自身安全的必备装备，是部队提高灭火救援作战能力，处置现代条件下各种复杂火灾和化学灾害事故，抵御危险情况的重要武器。一是要投入必要的资金，购置配备必须的消防员防护装备，如空气呼吸器、防火隔热服、防化服、避火服、自救报警器、各种消防手套等。二是要求参战消防员会熟练操作防护装备，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能运用自如，使这些装备在保护消防队员自身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三是要精心保养消防员防护装备，每次使用之后都要按规定进行擦拭保养，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排除故障，使其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3、强化专业知识学习，提高灭火救援能力

初中级指挥员应重点学习和研究灭火战术理论、消防技术装备、现代火灾扑救和常见化学灾害事故的处置，以及不断出现的新情况。通过学习和研究，能够掌握灭火战术方法和各种火灾的扑救，掌握所配装备的性能、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特别是消防员防护装备的操作程序和维护保养。还要学习和研究在灭火救援中遇到特殊情况的处置，如可能发生的爆炸、毒气扩散引起中毒、建筑物倒塌、易燃气体泄漏等，提高指挥员现场处置的应变能力。战斗人员应学习和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如一般火灾的扑救方法、灭火救援战斗行动要则、随车器材装备的性能和操作，特别是消防员防护装备的操作使用和养护，掌握在处置各种灾害事故中遇到紧急情况的应对措施等。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就能在灭火救援中多一些科学性，减少盲目性，从而有效的避免伤亡。

4、加强应用性训练，提高综合素质和应变能力


首先，训练要从实战需要出发，灭火救援需要什么，就训练什么。要更新观念，树立科学的训练观，把操场训练和现场演练有机的结合，突出基地训练；把单兵训练和集体训练有机的结合，突出组合训练；把技能训练和应用性训练有机的结合，要突出应用性训练。总之，不管什么训练都要贴近实战。其次，训练要从装备出发，有什么装备，就训练什么操法。因为，战斗的生成，取决于是否实现了人和武器装备的结合。近年来新装备、新器材、新技术广泛应用消防部队，这对提高灭火救援作战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新配备的装备、器材、技术，要认真研究，积极消化，编成操法，组织训练，使作战人员熟练掌握其性能，会操作使用，让新装备、新器材尽快形成战斗力。再次，训练要有创新，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场地进行。要根据参训人员的不同情况，开展不同内容、不同科目的单兵或组合训练。通过训练提高官兵终合素质和复杂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圆满地完成灭火救援任务。

5、加强灭火救援安全知识教育，增强安全意识

灭火救援中发生消防队员伤亡，很多情况是由于消防队员安全意识淡薄所致。如在有易燃液体或蒸汽、可燃气体泄漏的事故现场，未关阀断料就将明火扑灭，导致二次爆燃造成伤亡；在处置易燃易爆场所事故时，没有实施检测就冒然进入现场而造成伤亡；在不了解建筑结构的情况下，设立水枪阵地不当或进攻路线选择不当，因建筑物坍塌造成伤亡；在没有安全防护的情况下，消防队员进入浓烟、有毒或缺氧的环境进行灭火救援战斗，造成中毒、窒息等伤亡。因此，对消防官兵进行灭火救援安全知识教育，增强其安全意识是十分必要的。灭火救援安全知识教育的主要内容：一是易燃液体、蒸汽、有毒气体、可燃气体泄漏、扩散时如何处置、注意事项和安全要求。二是如何观察建筑物倒塌前的征兆，在火灾或有毒气体扩散情况下进入建筑物内应注意什么；如何进入闷顶，在闷顶内的行动要求。三是带电情况下的灭火救援行动要求，注意事项。四是进入危险环境前的个人安全防护要求，注意事项。五是灭火救援中现场警戒、交通管制的安全要求；乘车及往返途中的安全要求。

6、遇有复杂情况不要惊慌，要沉着冷静科学处置


灭火救援经常会遇到难以预测的复杂情况，缺乏专业知识和灭火救援实践的指挥员往往会表现出心理恐慌，不知所措；而有经验的指挥员却表现出沉着冷静，胸有成竹。在灭火救援中，当遇到石油化工企业火灾、高层建筑火灾、群死群伤火灾、大型储油罐火灾、易燃气体泄漏处置、有毒气体泄漏处置等复杂情况，指挥员必须沉着冷静，全面分析研究现场情况，把握关键问题，要多谋善断，作出正确判断，确定科学的处置方案，既不可急躁冒失，惊慌失措；又不能优柔寡断，盲目指挥。面对复杂情况，只有沉着冷静，才能有效地处置事故，避免指挥失误，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7、重视火情侦察，做到心中有数，避免盲目作战

作为指挥员，必须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去实施灭火救援指挥。正如古代军事家所言：“三情（敌情、我情和地情）明，仗必赢。”反之，火情判断无基础，战术决策无根据，力量部署无方案，组织指挥无程序，就必然要打盲目之仗，要么以侥幸取胜，要么以失败告终。要做到知己知彼，就必须全面、认真、不间断地实施火情侦察，及时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一是选派精干队员，由干部带领进行火情侦察。侦察时，对关系灭火救援作战行动、灾情发展蔓延的情况，如火势蔓延途径、火场主要方面、战斗进攻路线、水枪阵地位置、消防水源等要侦察清楚，为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二是利用多种手段，获取准确情况。侦察时，除了采用外部观察、内部侦察、询问知情人等常规的方法以外，还要用建筑物内部监控系统观察，运用各种侦检、监测、探视等仪器进行侦察，以获得更加准确的资料和信息。三是派出多个侦察组，全面掌握情况。对于特别大的灭火救援现场，要多选派几个侦察小组，从不同方面搜集信息，以掌握全面情况。四是火情侦察要贯穿灭火救援战斗行动的始终。越是在战斗临近结束，越要注意观察现场情况变化，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8、在实际的救灾现场，消防队员要确保通信联络的通畅，全方位提高救灾过程中各个消防队员的应变能力

消防中心要提高通信功能的发挥程度，运用高科技及现代化的消防通信技术来指导救灾现场的救援工作，全方位、多层次的建立和维护救灾通信的网络。要在火灾发生之前制定好完善而且科学合理的救灾指挥方案，利用高科技的通信技术及时有效的指挥消防队员在实际救灾过程中的救灾工作。并且在救灾过程中不能自闭门户，要积极和现场的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沟通，全面了解火灾事故发生的情况，做到在指挥救灾时万无一失。当发生危险情况时，要在第一时间内做出恰当合理的指挥命令，保障现场救援工作的开展和消防队员的自身安全。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