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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生观察报道，浙江省律师赵志强日前公开发出起诉武汉市人民政府的诉状，控告武汉市政府在本次武汉肺炎疫情灾难事件中“未依法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该法定职责”，要求：1.依法判决确认被告不及时履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职责违法；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显然，这是一起典型的律师对社会公共事件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对事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要求依法追责。此举不仅对分清当下武汉疫灾责任，追究过失罪错，以杜绝未来社会更大灾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公民伸张个人权利与促进社会法治建设具有深远助益。

赵律师在诉讼中列举了武汉市政府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灾难中所没有履行的各项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发布三级、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措施：（一）启动应急预案；（二）责令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三）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学者，随时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突发事件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级别；（四）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警告，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公布咨询电话”。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发布一级、二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除采取本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措施外，还应当针对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措施：（一）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并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二）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三）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四）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五）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六）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七）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场所，控制或者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上述规定表明：被告具有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的法定职责。

事实上，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显示：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将4位病人的反常结果汇报给医院，医院上报至江汉区疾控部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集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向省、市、区疾控中心反映情况；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2019年12月30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样本的收集和标准化入库；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卫生部门启动相关调查和病例搜索工作。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协和医院设立呼吸传染病隔离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大规模消毒；国家卫健委专家进入武汉。2020年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疫情领导小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关停。2020年1月2日，大批清洁工清洁华南海鲜市场；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获得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2020年1月3日，湖北华新医院CT医生李云华发现3例CT异常；武汉市全市启动对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监测、病例调查、华南海鲜市场环境及动物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中国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向世卫组织和周边国家通报疫情；武汉市卫健委当日通报共发现44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2020年1月4日，国家疾控中心研制出对新型冠状病毒高特异性的PCR检测试剂。上述事实表明：在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元月4日期间，被告应当可以作出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这样的判断。但实际上，被告并未基于该判断依法及时履行预警职责。

同时还阐述了自己因武汉市政府在新型冠状病毒灾难事件中的失职而遭受的损害：由于被告未依法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职责，直接导致2019年12月份左右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快速扩散，进而导致原告老家的黄冈市乃至整个湖北省疫情扩散，2020年1月2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针对湖北省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根据《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

原告作为湖北省省内居民，在传统节日春节于2020年1月18日从工作地浙江回乡探亲后，突然遇到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直接给原告的生活、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原告认为，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是因为从武汉最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造成的。被告没有及时依法履行突发公共卫生时间预警职责是本次疫情扩散导致湖北省启动I级响应的直接原因。因此，被告不履行突发事件预警职责与原告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赵志强律师本次行政诉讼将当下危害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生命安全的武汉肺炎疫灾中武汉政府的责任从法律上予以厘清，使世人看到一个政府在公共卫生安全上所应承担的法宝责任及其与公民生命安全的重大关系。警示人们铭记监督公权力就是保护自己生命安全的常识。

赵志强律师的行政诉讼，是一个律师的公益性行为，也是一个现代公民的权利践行，因此是中国当下律师的义举与公民的典范。值得关注、鼓励与支持！

应该看到，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律师队伍的壮大与公民意识的觉醒，涌现了一批批为了社会公益事务而奋起向各级公权力讨要说法与追究责任的行政诉讼。如多年来持续在多种公共事务诉讼上努力的山西郝劲松律师等等。他们的不懈努力，在一步步追补公权力履职上的过失，以向不受约束的权力不断发出警告。

从人类人权进步与法治建设的历史来看，大批致力于公益诉讼，对公权力失职提出依法追责的法律人士与公民的涌现，是现代文明社会到来的先决条件。只有不断涌现这些勤于监督政府履职且勇于追究政府失职的律师与公民，公权力才会不断忠于自己的职守，才会收敛自己的暴戾，权力才会被一步步关进法律的笼子中，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得到相应保障。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共当局一则高唱依法治国与保障公民人权，一则却不断将一批批监督政府的律师与公民投入大牢。尤其最近几年来，不仅一批批敢于起来起诉政府的人士纷纷被拘押，如709律师等，而且一切敢于监督政府的公民都被权力集团视为敌人，如本次武汉疫灾中报道真相的陈秋实、李泽华、方斌等等，均遭致强迫失踪。而这次赵志强律师挺身而出，依法追诉武汉政府的失职罪责，定然也会遭致打压。

面对武汉肺炎这种公权力失职而给公民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危害的现实，每个公民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对公权力的监督责任，就显得必不可少。对此，赵志强律师对武汉市政府的行政诉讼，为公民作出了表率。值得每个现代公民学习效法。

民生观察 2020年3月8日

目录
一、前言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六、“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出院后没有人身自由，无法通过法律维权
七、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是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
八、结论和建议

一、前言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较特别的一年，不仅这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反送中抗议如火如荼的一年，这一年给中国社会带来全局性冲击及对中国历史发展深远影响，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显露出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告别野蛮人治专制的极权体制而转向现代人权民主宪政的文明体制已刻不容缓，否则中国将不为现代文明世界所容，也不能为信息时代的国民所容。这就预示中国进入深度内外交困危机深化时期，社会变革已迫在眉睫。

然而，中共极权统治集团面对如此历史潮流与世界大势，不仅不思改过自新，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人权法治民主上极速倒退，使中国社会出现全方位文革化。中共执法系统更显野蛮专横，完全将自己颁布的法制抛诸脑后。在对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信仰团体上，不仅继续滥施过往超越法律的任意羁押手段，而且依旧沿袭倍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方式，来达到所谓维护权力统治稳定的目的。

但是，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20年中国面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中共当局为了应对审查，耍出一贯弄虚作假的伎俩，通过一些表面文章来予以敷衍。湖南株洲因涂墨习近平画像而“被精神病”的董瑶琼女士在遭关押一年多后，于2019年底被释放，就很经典注释出中共肆无忌惮地使用“被精神病”来镇压异议人士与虚情假意地应对国际审查的现实。

2019年11月19日，湖南省株洲市举世瞩目的“泼墨女”董瑶琼终于走出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株洲市精神病院），回到了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直到2020年元月2日，才被允许与父亲董建彪相见。董父发现，女儿“在精神病院被喂药，现在比之前胖了很多，也完全不是从前活泼的模样，变得沉默寡言，神情紧张，甚至有痴呆状，（比被送入精神病院前）完全判若兩人，令人心痛不已!”

泼墨女董瑶琼已获释出院 父女相见 神情紧张痴呆令人心痛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2.html

董瑶琼是2018年7月4日早上6点过，于上海市海航大厦对面，用手机视频直播泼墨习近平的宣传画像，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其施加的脑控迫害，而于当天下午被警方带走，后被警方押送回湖南关入了株洲第三医院（株洲精神病医院）。

由于董瑶琼泼墨事件引起世界关注，有记者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是政治犯”，不便谈什么情况。可见，医生们非常清楚董瑶琼完全是“被精神病”。然而，董瑶琼却在世人聚焦之下，公然被关在精神病院，直到2019年末才放回家。

之所以列举此案作为特别关注与研究，原因：一、这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公然上演的“被精神病”。而不是通常外界不知情下悄悄制造；二、这是在残委会第一次审查中国执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在《精神卫生法》、《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颁布实施后出现的事件。因此此案经典注释出中国当下“被精神病”状况。三、董瑶琼离奇获得释放并非说明中国“被精神病”问题得到缓解，其回家后受到的严密监控与被隔绝与外界联系，正说明有关方面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联合国残疾人委员会审查而作出的表面姿态，因为在中国没什么能有效保证在残委会审查过后，董瑶琼不再被关入精神病院。

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19年中共当局处于内外危机激化中强化对民间镇压时，一则沿用过往“被精神病”，一则又不得不应对联合国残委会即将到来的审查。在这种矛盾状态下，检视中国2019年中“被精神病”的诸种状况，从中可管窥中国人权的实质。

本报告所讲的“被精神病”就是指不该收治的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在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实践中，“强制收治”（被精神病）通常指的是被公安机关、地方党政负责人、维稳机构送往医院的收治。

由于从2014年以来，民生观察每年都出一份研究当年“被精神病”状况的报告，已将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作过逐年相应分析，故在此就不赘述。本报告只针对2019年中国“被精神病”一些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予以评述。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中共当局长期来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对那些起来维护人权、追求民主法治，要求公平正义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宗教信仰团体采取严酷镇压，但常常又无法从法律上自圆其说以掩天下芸芸之口，故在穷尽心机之下索性抛开法律，以精神病为由而将人强行控制于医院之中。为把人送入医院，中共有关维稳机构成员普遍采取违法侵权的绑架、殴打等等暴力强制手段，完全无视人的尊严、权利与个人自主原则，严重伤害人的身心健康与安全，肆意剥夺人的自由。

2019年9月18日，湖南81岁的上访维权人士陈碧香突然被政府派来的街道办人员及协警等多人冲进家里绑架走，再一次关进了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强制关押后，郴州维稳当局派驻了12人日夜看守老妈妈，其中病房里驻守了六人、外厅里驻守了四人加两名协警，他们非法阻止陈碧香出门及会见亲友，声言是为了保国庆大典，防止陈碧香到北京上访。

陈碧香是为了16岁儿子段建军被冤判死刑一案到北京上访至今30年有余，期间多次遭到郴州市驻京办人员殴打、绑架、强制关精神病院整治。

陈碧香的儿子段建军生于1971年12月12，户籍地的湖南省耒阳市遥田镇灯塔村有证明。1987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段建军，因为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偷窃了汽修厂的价值近百元的废铜，结果在“严打”中被重判2年。到1988年9月28日，一个名叫樊智仁的犯罪嫌疑人于深夜被送入看守所段建军所在的号间死亡，未成年的段建军被以牢头狱霸判处死刑、并执行。为此，陈碧香开始了长达30年的替儿上访伸冤。

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陈碧香老太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用中巴拦截，然而从公交车将陈碧香拖到中巴车内，其中庞勇再次殴打老人致伤。陈碧香老太被截押回郴州宜章后，关在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天。陈碧香的二女儿说：因为恰逢中秋节，参与截访的罗晓金、庞勇等购买了大量礼品回家，就把我母亲陈碧香送进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因看守所的胡所长不同意，就送到一九八医院戒毒中心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由于陈碧香被非法囚禁在精神病院，身有残疾的陈碧香的小女儿段春英于2017年10月14日去北京报案，回来后又被郴州市公安局与下湄桥街道办抓捕，关押看守所一个多月，强迫签下息访协议、并交二千元保证金后放出，人身自由受限制，不准随便离开郴州市。

2018年2月13日，已经80岁的陈碧香老太被郴州市北湖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理由是陈碧香老太在途径北京天安门广场时，被查到口袋里一小瓶酒精。对这一小瓶酒精，陈碧香女儿说，妈妈因为在上访中经常被截访人员打伤，无钱到医院治疗，就在门诊配了酒精，是伤口上消毒所用。判决后，地方官员强迫陈碧香的大女儿和儿子签下息访协议，才放老人出看守所回家过春节。

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给老人治病为由将其关押在位于下湄桥的第三人民医院，每天分三班、每班六人看守，家属不准探视。

2018年3月28日民生观察网曾采访过陈碧香老人，陈碧香向介绍说：“自我开始上访以后，我所在的郴州市下湄桥辖区政府、公安、社区维稳人员就三番两次的对我实施非法截访、绑架、暴力殴打、拘留、关精神病院等残酷虐待，我的身上至今还留有被他们暴打所形成的严重伤残和伤痕（脊柱骨后下端被打断、前胸遭殴打造成大面积破皮结痂、腿骨被踢打扭曲青紫伤等等）。2010年以后，这些维稳人员更是采取非法关黑监狱、关精神病囚禁的方式对我实施维稳迫害。如：2012年1月中旬，我就被维稳人员绑架到北京丰台区玉泉营记家庙黑监狱达40余天；2013年7月4日，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排队上访整整一晚，却被维稳人员找来一顿毒打，将我的腰椎骨等多处打残；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我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驾车拦截，而后从公交车上强行把我拖拽到中巴车内实施殴打，之后又把我押送回郴州关到一个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多天才释放；此后我又辗转来到北京上访投诉，但又被截访人员罗晓金、庞勇等人殴打绑架回郴州，并送往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准备关押，但因看守所的胡所长见我身受重伤就不同意接收，之后他们就我送到了郴州市一九八医院的戒毒、精神科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时间长达4个多月；2018年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我有精神类疾病为由，将我绑架到郴州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关押，直至两会结束后的3月24日才放我出来。”

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夺权70周年纪念日，因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中共当局为了保庆典平安，而将各地异议人士、维权公民大量非法控制维稳。陈碧香老人因为坚持上访维权以致再度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直到10月7日之后方释放。

湖南陈碧香被关精神病院稳控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926/18979.html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中共当局在暴力将“被精神病”人关入精神病院后，以精神病人为由剥夺当事人申诉权、申请精神病鉴定权、与亲友会见权、与外界的通讯权等等基本权利，以阻止“病人”获得司法救济与外界亲友的声援帮助，达到对“病人”的完全控制。

从2019年发生的“被精神病”案例可见，“病人”被送入院后，便完全被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其应享有的人格与平等权利也同时被剥夺。医院通常不会告知病人有要求鉴定、请求律师援助、会见亲友的权利，纵然病人了解自己这些权利，也是无法获得保障，因为“病人”一旦入院，便被认为是丧失了行为能力的人，就“当作不具备法律权利能力的人对待”。

2019年元月19日，重庆张吉林因宣讲民主、法制等普世价值而被警方拘押后送入精神病院。据悉，张吉林于1月18日下午去到重庆观音桥广场演讲，当时警方一早已在现场布置大量警力戒备，演讲途中张吉林被警方强行带走，延至19日，家属收到警方书面通知，张吉林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羁押重庆北江区看守所。

据知情人透露，按照相关法律，张吉林的刑拘期限37天应该是在2月26前后届满，但期满后家属并未收到批捕消息，刑拘的张吉林一度去向不明。后家属从维稳人员口中得知，刑拘期满的张吉林已被政府送入重庆某精神病院强制接受治疗。

由于张吉林被捕后，家属一直遭到警方的恐吓和封口，因此家属比较排斥网友及陌生人，对于不熟悉的电话号码一概不理，特别是媒体的采访。

知情人表示，由于家属不敢与外界接触以及公开相关消息，因此外界至今未知张吉林的更多详细情况，包括何时被送入精神病院、具体哪家医院、张吉林目前“病况”以及家属有否探视等的相关信息，而张吉林需要在精神病院“治疗”多久时间则无从得知。

重庆张吉林刑拘期满关精神病院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309/18443.html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中国“被精神病”者一旦被政府关入一次精神病院，那么就随时面临被政府反复关入精神病院。从调查到大量因批评政府、上访维权而被关精神病院者，发现有的一年被关几次，有的十几年来被反复送入精神病院十几次，甚至二十几次。这种反复将“被精神病”者关入医院的行径是对“被精神病”者一种极端的歧视，是公然违反《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条：“基于残疾的歧视”是指基于残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领域，损害或取消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可、享有或行使。基于残疾的歧视包括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拒绝提供合理便利。

如湖南上访维权者辜湘红近10年中，被当地政府关入精神病院到2016年3月达16次，至2019年底已过20次。

又如，2019年3月31日民生观察报道，重庆市荣昌区异议人士刘刚，因翻墙发推特网文，指责重庆警方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而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折磨。一个月前，刘刚第七次被荣昌警方送到精神病院关押了约一个月时间。今天下午，获释不久的刘刚用一位朋友的手机发出了上述消息。刘刚透露，他获释后手机仍被当局扣押，警方警告他不许再上网发贴，同时告诫其父母配合警方监管，否则会再把刘刚关精神病院整治，对此刘家人倍感恐惧，自发的配合警方禁止刘刚上网。

刘刚还反映，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只因自己时常翻墙发表不同政见，以及批评重庆警方滥用职权，而被重庆荣昌警方多次关进精神病院维稳。在精神病院里，刘刚被强制捆绑，然后强行打针灌药，这些不明药物对他的身体伤害非常大，现在已经导致他肚子肿胀，经常性的腹痛腹泻。退一步说，即使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对精神病人实行“自愿治疗”原则，除非该病患有暴力伤害他人或自伤的情况。很明显，刘刚根本就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及自伤的情况，其完全不应被警方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刘刚介绍，自己是重庆荣昌安富街道沙河村1组村民，出生于1985年，现因被关精神病院而失业。在他上高中时，开始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开始质疑中共的政治思想教育，后因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而获得了对方邮寄来的宣传品，随后，他就被学校举报到了荣昌区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自此他就被国保警察列为稳控人员，并且多次将他送入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在2008末2009年初的时候，刘刚因上网翻墙，向“自由亚洲”等网站陈述政见，后被辖区警方以他喜欢上网、不听话，且“反共、反党！”，把他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永荣医院精神科）。刘刚反映，那个精神病院的条件非常的差，吃的伙食就跟猪狗食一样，而且医院还给他输液打针，如果不听话，就会给你配置不知名的针剂输液，输液完毕后，他整个人就很难受，第二天就会变得有气无力，并且医院还强迫他吃药，吃完“迪美”（音）药片以后副作用很大，他的肚子就会变的很大。这一次关了他1个多月时间才给予释放。

2010年11月，重庆市荣昌区多名国保警察，来到广州番禺石基（音）镇，再次抓捕了此打工的刘刚，并将他送到解放军324医院（音）精神科关押。警方说他近期又在网上发表了涉及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言论，因为此前刘刚曾因涉王立军的言论被劳教两年，后通过保外就医的方式获释出来。此次，警方就以刘刚仍在保外就医期的名义，再次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2013年间，刘刚因在网吧上网时，说了一句关于王立军逃到美国领事馆的事情，并且发表一点自己的评论，就被广州市番禺警察抓住，并送去番禺区73（音）精神病院关押了10多天。

2017年7月15日，重庆市荣昌派出所警察郑国刚（音）、谢玉强（音）以及一名政府张姓人员等三人，来到广州市番禺区刘刚的居住地，强行把他绑架回荣昌区，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关押到2017年12月29日，约5个多月时间。此次关押，警方没有明确告知他涉嫌违法之处，只是含糊的说他在网上信访什么的才来抓他的，具体是为什么事情，警方没有确切的告知他。刘刚说，这一次，警方忽悠欺骗他家人签字同意，还找关系他给办了一个所谓的《残疾证》，精神残疾二级。这次被关精神病院的第一天刘刚就晕倒了，经过输氧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

2018年6月初，刘刚准备在“六四”学运29周年之际，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呼吁民主，但又担心警方禁止，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请示能否纪念。次日，重庆荣昌区警方就来到他家搜捕他，但因他外出不在家而没有抓到他，此后他就被辖区综治维稳办的维稳人员抓获，之后就被强制送到荣昌区精神病院关押了3个月。

重庆刘刚再被关精神病院月余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8/1014/18041.html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中共当局将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法轮功成员等等不顺从权力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后，不仅剥夺他（她）司法救济、医学鉴定、通讯、会见亲友等等权利，还经常对这些“病人”实施围殴、捆绑、几天甚至十几天固定于床上、电击、灌药等等残酷迫害。根据联合国反酷刑有关规定，基于政治目的而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此类“医疗”行为构成酷刑和虐待。这类强制“治疗”经常是惩罚性的，尤其是医生认为病人“不听话”时使用的电击，还有医生受公权力指使对“病人”实施的严重伤害身体与精神的惩罚。

如民生观察志愿者对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

杨志祥：第二次是2019年4月9日那天，我离开雅安准备到北京边打工边上访，当我乘车途径河北石家庄站的时候，被我们乡政府人员谭青才（音）和警察刘健（音）等多人在列车上拦截，他们要求我跟他们回家解决问题，我不同意，他们就拉拉扯扯准备绑架我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乘警赶来干预才没能得逞，一直到河北保定站后，雅安警察与列车乘警协商完毕，并且拍照留下证据后，乘警才答应雅安警察和政府人员押着我下车返回雅安市。结果，一回到雅安市他们强行把我扭送进精神病医院，进院后就被立刻绑住手脚。在此期间，医院的领导跑来问政府人员说“人家（指杨志祥）的亲人找来了怎么办？”政府人员说“一切后果我们负责。”我被捆绑在床上后，医护人员准备给我强行用药，我激烈的反抗，他们就暂时作罢。此后，我宣称我会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维稳，没想到，医护人员就真的故意不给我饭吃，饿了我五六天时间。一段时间后，雅安市的几位访民朋友找到医院看我，我当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被饿的快死了，经朋友们与医院交涉后才得以进食。

探望过程中，朋友们找到两名主治医生探讨我的问题。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雅安沙坪镇政府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公章，医院也曾拒绝收治杨志祥。但到了当晚24时许，镇政府人员补盖公章后，这才办完了入院手续收治了杨志祥”。朋友问两名医生“有没有给杨志祥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的，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用药规矩和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强行给他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名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我们知道哪些该用药，哪些不能用药的”。朋友又问“有多少人？”，医生说“有10来个人“。之后，两名医生还当着众人的面劝说我称：“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修养精神，反正是政府给你全额报销医药费”。医生最后还叮嘱我说“你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主要领导，否则就算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有你的好果子吃的！”。

在我即将出院的时候，医院的院长助理张秉志（音）跑来对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要把医院里面的丑陋事情说出去”，我说我只实事求是的讲问题，我没有精神病，又不是自愿治疗，你们把我绑在精神病医院里，没有经过我和亲人同意，并且你们医护人员都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我要揭露这种违法行为。

在我出院后我才得知，那几位来探望我的朋友都被警方集中处置了，其中雅安访民谭晓华、刘钰、陈德平三人还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了。现在，仅陈德平一人取保候审了，谭晓华、刘钰、还被批准逮捕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朋友来医院探望我就“寻衅滋事”了？就要刑事拘留、逮捕？还有，来看我的万春秀（音）、高永刚（音）等四人还被警察在医院楼下抢走了手机。

志愿者：这一次被关了多少天？
杨志祥：这一次被关了38天。

志愿者：在这38天里你都有那些遭遇？

杨志祥：在里面被医护人员长期捆绑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上厕所，直接在床上排泄，由于臀部长时间浸泡在大小便里，导致了部分皮肤溃烂。还有，长时间的捆绑造成我手脚受伤，至今我的腿上还有严重的伤痕。在里面，我还被强制打针，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的什么药水，致使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几处肿胀的包块，尤其是肘部下的一个包块现在都又疼又痒。

志愿者：医护人员没有告诉你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吗？被注射者是有知情权的。

杨志祥：他们只说是给注射的是蛋白质、葡萄糖等营养药物，还说是一针都要几千元的进口营养药，医院是在挽救我的生命，不能让我绝食死在医院里面。但是，在我要查看药品名称时，他们就是不给我看。

志愿者：捆绑期间你吃饭怎么办？

杨志祥：捆绑的时候就没给吃饭。到了后来几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开始派人来给我在床上接着排便。在里面我受尽了折磨，刚进去的时候我体重八十多公斤，出院的时候还不到六十三公斤。我关进去以后还被政府人员没收了手机、上访材料等物品，导致我无法与家人和朋友通讯，我在里面非常思念亲友，精神上也备受折磨，最后我出院时强烈要求归还我的手机等物品，政府人员才驱车给我送来了手机，但是上访材料却没有归还。

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822/18879.html

六、“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出院后没有人身自由，无法通过法律维权

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病人，要想出院只有得到将人强制送院方的同意才能出来。而送院方通常都是地方政府维稳人员或警察，或者公权力操控的病人家属，公权力需要病人答应它们一系列要求，如不再上访，不发表对政府的异议，不再干公权力不高兴的事等等。否则，“被精神病”者就别想出院。如此，事实就是剥夺了“被精神病”者基本公民权利，使被精神病者在人格尊严与权利平等上严重受损害。且这些“被精神病”者出院后，也是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行动受到限制，而且随时面临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这也就形成了“被精神病”反复被关医院的状况。

如前面已经提及的董瑶琼，因为泼墨习近平画像而被关精神病院一年多，期间董瑶琼的亲友们反复提出要求释放董瑶琼均无音讯，且亲人也受到控制，直到2019年11月19日才被政府授意株洲精神病院释放回家，显见，董瑶琼入院非自愿，出院也完全不由她自主。并且董瑶琼出院后仍然处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无法与外界联系，无法自由离开当地，甚至都不能如愿与父亲见面，只能等到出院40多天后，才得见到自己的父亲一次。当然，出院后的董瑶琼不仅无法通过司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还面临随时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的危险，尤其等2020年联合国残委会对中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后，结果就更难预料。

再如，中国官方媒体上游新闻2020年元月4日报道——《浙江一民警两次被关精神病院为证明“没病”将单位告上法庭》：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民警周洋在未做出任何危害他人和社会举动的情况下，“第一次是因为同事间有矛盾，第二次是因为我通过网上举报。”而先后被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强制去进行精神病鉴定并送至精神病院治疗，已导致其5年无法正常工作。2019年9月，周洋将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告上法庭，但浙江省杭州市经济开发区法院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为由，未予受理。

周洋称因被构陷为精神病，其妻子最终与其离婚。受访者供图

浙江一警察2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怒告单位
http://mini.eastday.com/mobile/200104164319033.html

七、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是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

从多年来关注中国人权的“民生观察”、“维权网”等等机构追踪报道“被精神病”案例来看，那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宗教信仰者等等，绝大多数“被精神病”者都是被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关入精神病院。这些被关精神病院者不仅直接原因就是他（她）们批评政府、揭露权力黑幕、宣扬普世价值、捍卫个人权利等等，而且他（她）们经常于中共当局所定的所谓敏感日（如每年三月的“两会”、六月的“六四”、十月的“国庆”等等）期间遭到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已经将“被精神病”当作维护权力统治的政治稳定的常规手段，完全是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因此是种违反法制，侵犯人权的政治迫害手段。

如，民生观察报道，2019年8月12日，四川南充籍退伍老兵邓福全去北京探访战友，很快被跟踪而至的南充市蓬溪县三名国保抓捕回老家南充市，并被关押在看守所30天；关押期满后，为了继续限制邓福全的行动，南充市蓬溪县国保随即把邓福全押送至南充市第二精神病院关押，直到10月28日邓福权才从精神病院出来。

此前中国公民运动网报道，2019年8月12日邓福全去北京探访战友，8月16日中午，他在微信群里发布了一条短消息，大意是南充市国宝专程从南充赶到北京，要把他带回南充。他告知微友，这次他极有可能被拘捕。

得知此消息，8月16日下午三点左右，有友人拨通邓福全手机，他告知友人，他被三名南充国宝已经从北京带走，正在回南充途中。此后，许多朋友试图再拨打邓福全手机，发现其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据邓去北京前向友人透露，他这次去北京并非去维权，确实是应战友邀请，去探访战友。看来由于邓特殊的履历和敏感身份，虽说是一次普通的战友之间的探访走动，然而在有关方面看来，依然极不放心，以至于8月16日从北京把邓带走。

9月17日下午3点15分钟左右，有四川网友通过多方努力，终于打通了邓福全弟弟的电话，随后让邓福全接听了电话。邓福全说，他刑拘期满了，因此当地国保又把他转到了南充市第二精神病院，可能要关到十一过后才能放出来。

10月8日邓福全家属又向外发出消息称，邓福全在被关精神病院期间，多次被强制灌药“治疗”，处境很不乐观。

据邓福全朋友透露，10月8日上午11时左右，邓福全通过其弟弟的手机告知友人，他目前仍被关押在南充市第二精神病医院，他说，迄今为止，没有国保来关心和过问过他的饮食起居以及何时出院等情况，只有医护人员每天对他进行强制喂药，他若拒绝服药，院方会采取强制手段灌药。万般无奈下，邓福全只有配合院方每天的喂药“治疗”。

被关精神病院的邓福全获释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1029/19080.html

再如，民生观察2019年6月12日报道：重庆异议人士曹继月因宣讲民主已被重庆当局关入精神病院20多天了，时至今日仍未获自由。

曹继月是重庆不同政见者，她被网友们称为“线上线下的女侠”。多年来，曹继月活跃在微信、推特等网络社交媒体，广泛宣讲宪政民主，批评共产党专政特权。在线下，曹继月还经常去重庆著名景点“观音桥自由广场”站台，向过往行人宣讲专政之恶，自由民主的重要性。由此，曹继月被地方当局的怀恨在心。

前一段时间，曹继月的家人、女儿、女媳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带着一帮“身份不明”的人冲进曹继月的房间，把曹继月非法绑架，强制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医院地址被家人保密）。

知情人透露，2019年1月时，曹继月的好友，重庆异议人士张吉林（网名“岳家枪”）因在该市观音桥广场发表针对中国时局发展趋势的演讲，他在现场被多名公安带走。张吉林被抓并被关精神病医院后，曹继月告诉重庆其他异议人士说“哪天我有可能也要被送精神病医院呢！”。当时，重庆的几名异议人士还没有在意，没想到曹继月一语成谶，现在已经被当局唆使家人绑架到精神病院关押了。

在曹继月被关之前，她曾告诉一位同城异议人士说“有关部门说曹继月几乎每天都跑去观音桥宣传反党，这必须要严肃处理……”

近日，重庆多名异议人士了解到，曹继月的女儿一家已经身不由己，被政治警察所控制了。

据了解，重庆的政治警察，国保部门，经常会把一些“屡教不改”的不同政见者扭送到精神病院迫害。如：2019年3月，重庆不同政见者刘刚，第七次被重庆市荣昌区国保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维稳。刘刚是重庆市荣昌区安富镇的一位80后小伙，他反对共产党垄断专政，追求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制度，所以常年翻墙浏览国际媒体，但是他却因此被重庆荣昌国保多次传唤及关进精神病院整肃。刘刚曾说“在重庆荣昌医院精神院期间，吃得很差，那饭菜就跟猪食差不多，天天都是白萝卜，而且还用绳子绑着我的身体，每天早晚都被强迫吃药，里面的医生护士还给我注射了很多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害得我差点虚脱而死。”

在中国，由于共产党集权专政，对“屡教不改”的异议人士，除了抓捕判刑外，还常以关精神病院的方式进行迫害。一旦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当事人就将遭遇投诉难、申诉难、出院难的无助境地。并且，一旦被关进去，医院由于要接受党的领导，就接受政治警察的授意，对异议人士实施身心摧残。异议人士被扭送进精神病院后，往往会被特殊监控，对他们进行“戒备森严”盯防，虽然当事人会本能的解释自己没有精神病，但医生反而会以“病人”已失去理智，不配合治疗为由，像对待犯人一样，把他们的手脚捆绑到病床上强行灌药、打针、电击。不仅如此，异议人士稍有解释或不配合就会挨打，上厕所都被盯防，毫无人格尊严可言。

重庆曹继月被关精神病院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612/18695.html

八、结论和建议

2013年5月1日中国《精神卫生法》实施及2018年2月1日最高检（高检发诉字[2018]1号）《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出台后，在中国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公权力以有精神病为由而强行关入精神病院中进行各种侵害权利的“治疗”，给人身心造成伤害。通过检视2019年中国“被精神病”状况，不难发现该年相较于过往岁月在“被精神病”问题上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对人的非自愿收治和强制医疗严重违反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被关在医院的病人被剥夺了决定自己命运，包括住院、出院和治疗的权利。强制医疗、暴力对待和虐待接二连三地发生。医院限制或阻止病人与外界，包括家人、朋友和律师联系。病人也无权要求对收治的决定或者收治的期限进行独立的评估。甚至当他们设法起诉医院或者送治人的时候，法院也通常不愿受理他们的起诉或者承认他们作为合格原告的权利，或者判决医院或违法将他们送治的人败诉。这种收治情况与这些法规没有出台前及残委会第一次对中国执行公约审查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可见，在中国无论联合国的《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而或中共当局自己颁布的法律，都不能约制“被精神病”泛滥，不能改变权大于法及法制作为统治工具的有法制无法治的现实。

之所以中国会出现“被精神病”泛滥，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党的事业至上”（http://tv.people.com.cn/GB/61600/6701546.html）与“政法姓党是政法机关永远不变的根和灵魂”（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301/c40531-30952391.html）的思想指导下，“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578/14056988.html）成为权力的时尚，以致法律成为权力的奴婢，产生完全不受约制的权力及为了维护权力稳固（即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择手段的维稳体制，最终演化出完全抛开法制的肆意侵权的“被精神病”，而不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不独立则是权力至上的外化形式，是目前“被精神病”被滥用的助推器。

因此，要改变中国当下“被精神病”泛滥状况，就应：

1、结束党凌驾于法之上的状况，使党真正回到法律的笼子里，成为法律之下的社团，结束以党的意志代替法律的历史，使中国步入现代文明。

2、切实落实司法独立，让法律真正成为公民权利保护的挡箭牌，而不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没有司法独立，那些“被精神病”者是摆脱不了随时被关入医院的命运，更讨回不了被精神病侵害的公道；

3、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让民间关注被精神病问题的公益组织、团体、社群产生成长，自由调查监督各医院“被精神病”状况，随时从人道、法律、经济、社会角度予以关怀救助“被精神病”者。解决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落实《公约》过程中未包括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外的残疾人组织”的关切。

4、消除新闻姓党，使新闻媒体回归中立客观反映真相的本原，以便及时揭露公权力与医院勾结制造“被精神病”的罪恶，形成舆论监督；敦促中共当局停止打压中国国内长期关注调查揭露“被精神病”的维权网、民生观察、六四天网等等人权报道媒体，释放一切人权捍卫者。

5、清理有关精神病收治的法律法规，修改或废止一切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相抵触的条款。

6、借2020年联合国残委会对中国履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之际，清查全国所有精神病院，释放所有”被精神病“者，并向全国公布联合国残委会审查成员联系方式，以便全国公民投诉与咨询。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29日

目录：

一、前言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六、“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出院后没有人身自由，无法通过法律维权

七、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是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

八、结论和建议

 

 

一、前言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较特别的一年，不仅这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反送中抗议如火如荼的一年，这一年给中国社会带来全局性冲击及对中国历史发展深远影响，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显露出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告别野蛮人治专制的极权体制而转向现代人权民主宪政的文明体制已刻不容缓，否则中国将不为现代文明世界所容，也不能为信息时代的国民所容。这就预示中国进入深度内外交困危机深化时期，社会变革已迫在眉睫、

 

然而，中共极权统治集团面对如此历史潮流与世界大势，不仅不思改过自新，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人权法治民主上极速倒退，使中国社会出现全方位文革化。中共执法系统更显野蛮专横，完全将自己颁布的法制抛诸脑后。在对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信仰团体上，不仅继续滥施过往超越法律的任意羁押手段，而且依旧沿袭倍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方式，来达到所谓维护权力统治稳定的目的。

 

但是，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20年中国面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中共当局为了应对审查，耍出一贯弄虚作假的伎俩，通过一些表面文章来予以敷衍。湖南株洲因涂墨习近平画像而“被精神病”的董瑶琼女士在遭关押一年多后，于2019年底被释放，就很经典注释出中共肆无忌惮地使用“被精神病”来镇压异议人士与虚情假意地应对国际审查的现实。

 

2019年11月19日，湖南省株洲市举世瞩目的“泼墨女”董瑶琼终于走出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株洲市精神病院），回到了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直到2020年元月2日，才被允许与父亲董建彪相见。董父发现，女儿“在精神病院被喂药，现在比之前胖了很多，也完全不是从前活泼的模样，变得沉默寡言，神情紧张，甚至有痴呆状，（比被送入精神病院前）完全判若兩人，令人心痛不已!”

 

（泼墨女董瑶琼已获释出院 父女相见 神情紧张痴呆令人心痛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2.html）

 

 

董瑶琼是2018年7月4日早上6点过，于上海市海航大厦对面，用手机视频直播泼墨习近平的宣传画像，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其施加的脑控迫害，而于当天下午被警方带走，后被警方押送回湖南关入了株洲第三医院（株洲精神病医院）。

 

由于董瑶琼泼墨事件引起世界关注，有记者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是政治犯”，不便谈什么情况。可见，医生们非常清楚董瑶琼完全是“被精神病”。然而，董瑶琼却在世人聚焦之下，公然被关在精神病院，直到2019年末才放回家。

 

之所以列举此案作为特别关注与研究，原因：一、这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公然上演的“被精神病”。而不是通常外界不知情下悄悄制造；二、这是在残委会第一次审查中国执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在《精神卫生法》、《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颁布实施后出现的事件。因此此案经典注释出中国当下“被精神病”状况。三、董瑶琼离奇获得释放并非说明中国“被精神病”问题得到缓解，其回家后受到的严密监控与被隔绝与外界联系，正说明有关方面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联合国残疾人委员会审查而作出的表面姿态，因为在中国没什么能有效保证在残委会审查过后，董瑶琼不再被关入精神病院。

 

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19年中共当局处于内外危机激化中强化对民间镇压时，一则沿用过往“被精神病”，一则又不得不应对联合国残委会即将到来的审查。在这种矛盾状态下，检视中国2019年中“被精神病”的诸种状况，从中可管窥中国人权的实质。 

 

本报告所讲的“被精神病”就是指不该收治的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在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实践中，“强制收治”（被精神病）通常指的是被公安机关、地方党政负责人、维稳机构送往医院的收治。

 

由于从2014年以来，民生观察每年都出一份研究当年“被精神病”状况的报告，已将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作过逐年相应分析，故在此就不赘述。本报告只针对2019年中国“被精神病”一些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予以评述。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中共当局长期来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对那些起来维护人权、追求民主法治，要求公平正义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宗教信仰团体采取严酷镇压，但常常又无法从法律上自圆其说以掩天下芸芸之口，故在穷尽心机之下索性抛开法律，以精神病为由而将人强行控制于医院之中。为把人送入医院，中共有关维稳机构成员普遍采取违法侵权的绑架、殴打等等暴力强制手段，完全无视人的尊严、权利与个人自主原则，严重伤害人的身心健康与安全，肆意剥夺人的自由。

 

2019年9月18日，湖南81岁的上访维权人士陈碧香突然被政府派来的街道办人员及协警等多人冲进家里绑架走，再一次关进了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强制关押后，郴州维稳当局派驻了12人日夜看守老妈妈，其中病房里驻守了六人、外厅里驻守了四人加两名协警，他们非法阻止陈碧香出门及会见亲友，声言是为了保国庆大典，防止陈碧香到北京上访。

 

陈碧香是为了16岁儿子段建军被冤判死刑一案到北京上访至今30年有余，期间多次遭到郴州市驻京办人员殴打、绑架、强制关精神病院整治。

 

陈碧香的儿子段建军生于1971年12月12，户籍地的湖南省耒阳市遥田镇灯塔村有证明。1987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段建军，因为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偷窃了汽修厂的价值近百元的废铜，结果在“严打”中被重判2年。到1988年9月28日，一个名叫樊智仁的犯罪嫌疑人于深夜被送入看守所段建军所在的号间死亡，未成年的段建军被以牢头狱霸判处死刑、并执行。为此，陈碧香开始了长达30年的替儿上访伸冤。

 

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陈碧香老太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用中巴拦截，然而从公交车将陈碧香拖到中巴车内，其中庞勇再次殴打老人致伤。陈碧香老太被截押回郴州宜章后，关在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天。陈碧香的二女儿说：因为恰逢中秋节，参与截访的罗晓金、庞勇等购买了大量礼品回家，就把我母亲陈碧香送进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因看守所的胡所长不同意，就送到一九八医院戒毒中心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由于陈碧香被非法囚禁在精神病院，身有残疾的陈碧香的小女儿段春英于2017年10月14日去北京报案，回来后又被郴州市公安局与下湄桥街道办抓捕，关押看守所一个多月，强迫签下息访协议、并交二千元保证金后放出，人身自由受限制，不准随便离开郴州市。

 

2018年2月13日，已经80岁的陈碧香老太被郴州市北湖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理由是陈碧香老太在途径北京天安门广场时，被查到口袋里一小瓶酒精。对这一小瓶酒精，陈碧香女儿说，妈妈因为在上访中经常被截访人员打伤，无钱到医院治疗，就在门诊配了酒精，是伤口上消毒所用。判决后，地方官员强迫陈碧香的大女儿和儿子签下息访协议，才放老人出看守所回家过春节。

 

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给老人治病为由将其关押在位于下湄桥的第三人民医院，每天分三班、每班六人看守，家属不准探视。

 

2018年3月28日民生观察网曾采访过陈碧香老人，陈碧香向介绍说：“自我开始上访以后，我所在的郴州市下湄桥辖区政府、公安、社区维稳人员就三番两次的对我实施非法截访、绑架、暴力殴打、拘留、关精神病院等残酷虐待，我的身上至今还留有被他们暴打所形成的严重伤残和伤痕（脊柱骨后下端被打断、前胸遭殴打造成大面积破皮结痂、腿骨被踢打扭曲青紫伤等等）。2010年以后，这些维稳人员更是采取非法关黑监狱、关精神病囚禁的方式对我实施维稳迫害。如：2012年1月中旬，我就被维稳人员绑架到北京丰台区玉泉营记家庙黑监狱达40余天；2013年7月4日，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排队上访整整一晚，却被维稳人员找来一顿毒打，将我的腰椎骨等多处打残；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我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驾车拦截，而后从公交车上强行把我拖拽到中巴车内实施殴打，之后又把我押送回郴州关到一个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多天才释放；此后我又辗转来到北京上访投诉，但又被截访人员罗晓金、庞勇等人殴打绑架回郴州，并送往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准备关押，但因看守所的胡所长见我身受重伤就不同意接收，之后他们就我送到了郴州市一九八医院的戒毒、精神科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时间长达4个多月；2018年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我有精神类疾病为由，将我绑架到郴州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关押，直至两会结束后的3月24日才放我出来。”

 

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夺权70周年纪念日，因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中共当局为了保庆典平安，而将各地异议人士、维权公民大量非法控制维稳。陈碧香老人因为坚持上访维权以致再度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直到10月7日之后方释放。

（湖南陈碧香被关精神病院稳控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926/18979.html）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中共当局在暴力将“被精神病”人关入精神病院后，以精神病人为由剥夺当事人申诉权、申请精神病鉴定权、与亲友会见权、与外界的通讯权等等基本权利，以阻止“病人”获得司法救济与外界亲友的声援帮助，达到对“病人”的完全控制。

 

从2019年发生的“被精神病”案例可见，“病人”被送入院后，便完全被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其应享有的人格与平等权利也同时被剥夺。医院通常不会告知病人有要求鉴定、请求律师援助、会见亲友的权利，纵然病人了解自己这些权利，也是无法获得保障，因为“病人”一旦入院，便被认为是丧失了行为能力的人，就“当作不具备法律权利能力的人对待”。 

 

2019年元月19日，重庆张吉林因宣讲民主、法制等普世价值而被警方拘押后送入精神病院。据悉，张吉林于1月18日下午去到重庆观音桥广场演讲，当时警方一早已在现场布置大量警力戒备，演讲途中张吉林被警方强行带走，延至19日，家属收到警方书面通知，张吉林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羁押重庆北江区看守所。

 

据知情人透露，按照相关法律，张吉林的刑拘期限37天应该是在2月26前后届满，但期满后家属并未收到批捕消息，刑拘的张吉林一度去向不明。后家属从维稳人员口中得知，刑拘期满的张吉林已被政府送入重庆某精神病院强制接受治疗。

 

由于张吉林被捕后，家属一直遭到警方的恐吓和封口，因此家属比较排斥网友及陌生人，对于不熟悉的电话号码一概不理，特别是媒体的采访。

 

知情人表示，由于家属不敢与外界接触以及公开相关消息，因此外界至今未知张吉林的更多详细情况，包括何时被送入精神病院、具体哪家医院、张吉林目前“病况”以及家属有否探视等的相关信息，而张吉林需要在精神病院“治疗”多久时间则无从得知。

（重庆张吉林刑拘期满关精神病院：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309/18443.html）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中国“被精神病”者一旦被政府关入一次精神病院，那么就随时面临被政府反复关入精神病院。从调查到大量因批评政府、上访维权而被关精神病院者，发现有的一年被关几次，有的十几年来被反复送入精神病院十几次，甚至二十几次。这种反复将“被精神病”者关入医院的行径是对“被精神病”者一种极端的歧视，是公然违反《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条：“基于残疾的歧视”是指基于残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领域，损害或取消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可、享有或行使。基于残疾的歧视包括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拒绝提供合理便利。

 

如湖南上访维权者辜湘红近10年中，被当地政府关入精神病院到2016年3月达16次，至2019年底已过20次。

 

又如，2019年3月31日民生观察报道，重庆市荣昌区异议人士刘刚，因翻墙发推特网文，指责重庆警方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而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折磨。一个月前，刘刚第七次被荣昌警方送到精神病院关押了约一个月时间。今天下午，获释不久的刘刚用一位朋友的手机发出了上述消息。刘刚透露，他获释后手机仍被当局扣押，警方警告他不许再上网发贴，同时告诫其父母配合警方监管，否则会再把刘刚关精神病院整治，对此刘家人倍感恐惧，自发的配合警方禁止刘刚上网。

 

刘刚还反映，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只因自己时常翻墙发表不同政见，以及批评重庆警方滥用职权，而被重庆荣昌警方多次关进精神病院维稳。在精神病院里，刘刚被强制捆绑，然后强行打针灌药，这些不明药物对他的身体伤害非常大，现在已经导致他肚子肿胀，经常性的腹痛腹泻。退一步说，即使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对精神病人实行“自愿治疗”原则，除非该病患有暴力伤害他人或自伤的情况。很明显，刘刚根本就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及自伤的情况，其完全不应被警方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刘刚介绍，自己是重庆荣昌安富街道沙河村1组村民，出生于1985年，现因被关精神病院而失业。在他上高中时，开始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开始质疑中共的政治思想教育，后因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而获得了对方邮寄来的宣传品，随后，他就被学校举报到了荣昌区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自此他就被国保警察列为稳控人员，并且多次将他送入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在2008末2009年初的时候，刘刚因上网翻墙，向“自由亚洲”等网站陈述政见，后被辖区警方以他喜欢上网、不听话，且“反共、反党！”，把他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永荣医院精神科）。刘刚反映，那个精神病院的条件非常的差，吃的伙食就跟猪狗食一样，而且医院还给他输液打针，如果不听话，就会给你配置不知名的针剂输液，输液完毕后，他整个人就很难受，第二天就会变得有气无力，并且医院还强迫他吃药，吃完“迪美”（音）药片以后副作用很大，他的肚子就会变的很大。这一次关了他1个多月时间才给予释放。

 

2010年11月，重庆市荣昌区多名国保警察，来到广州番禺石基（音）镇，再次抓捕了此打工的刘刚，并将他送到解放军324医院（音）精神科关押。警方说他近期又在网上发表了涉及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言论，因为此前刘刚曾因涉王立军的言论被劳教两年，后通过保外就医的方式获释出来。此次，警方就以刘刚仍在保外就医期的名义，再次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2013年间，刘刚因在网吧上网时，说了一句关于王立军逃到美国领事馆的事情，并且发表一点自己的评论，就被广州市番禺警察抓住，并送去番禺区73（音）精神病院关押了10多天。

 

2017年7月15日，重庆市荣昌派出所警察郑国刚（音）、谢玉强（音）以及一名政府张姓人员等三人，来到广州市番禺区刘刚的居住地，强行把他绑架回荣昌区，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关押到2017年12月29日，约5个多月时间。此次关押，警方没有明确告知他涉嫌违法之处，只是含糊的说他在网上信访什么的才来抓他的，具体是为什么事情，警方没有确切的告知他。刘刚说，这一次，警方忽悠欺骗他家人签字同意，还找关系他给办了一个所谓的《残疾证》，精神残疾二级。这次被关精神病院的第一天刘刚就晕倒了，经过输氧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

 

2018年6月初，刘刚准备在“六四”学运29周年之际，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呼吁民主，但又担心警方禁止，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请示能否纪念。次日，重庆荣昌区警方就来到他家搜捕他，但因他外出不在家而没有抓到他，此后他就被辖区综治维稳办的维稳人员抓获，之后就被强制送到荣昌区精神病院关押了3个月。

（重庆刘刚再被关精神病院月余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8/1014/18041.html）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中共当局将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法轮功成员等等不顺从权力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后，不仅剥夺他（她）司法救济、医学鉴定、通讯、会见亲友等等权利，还经常对这些“病人”实施围殴、捆绑、几天甚至十几天固定于床上、电击、灌药等等残酷迫害。根据联合国反酷刑有关规定，基于政治目的而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此类“医疗”行为构成酷刑和虐待。这类强制“治疗”经常是惩罚性的，尤其是医生认为病人“不听话”时使用的电击，还有医生受公权力指使对“病人”实施的严重伤害身体与精神的惩罚。

 

如民生观察志愿者对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

 

杨志祥：第二次是2019年4月9日那天，我离开雅安准备到北京边打工边上访，当我乘车途径河北石家庄站的时候，被我们乡政府人员谭青才（音）和警察刘健（音）等多人在列车上拦截，他们要求我跟他们回家解决问题，我不同意，他们就拉拉扯扯准备绑架我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乘警赶来干预才没能得逞，一直到河北保定站后，雅安警察与列车乘警协商完毕，并且拍照留下证据后，乘警才答应雅安警察和政府人员押着我下车返回雅安市。结果，一回到雅安市他们强行把我扭送进精神病医院，进院后就被立刻绑住手脚。在此期间，医院的领导跑来问政府人员说“人家（指杨志祥）的亲人找来了怎么办？”政府人员说“一切后果我们负责。”我被捆绑在床上后，医护人员准备给我强行用药，我激烈的反抗，他们就暂时作罢。此后，我宣称我会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维稳，没想到，医护人员就真的故意不给我饭吃，饿了我五六天时间。一段时间后，雅安市的几位访民朋友找到医院看我，我当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被饿的快死了，经朋友们与医院交涉后才得以进食。

 

探望过程中，朋友们找到两名主治医生探讨我的问题。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雅安沙坪镇政府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公章，医院也曾拒绝收治杨志祥。但到了当晚24时许，镇政府人员补盖公章后，这才办完了入院手续收治了杨志祥”。朋友问两名医生“有没有给杨志祥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的，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用药规矩和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强行给他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名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我们知道哪些该用药，哪些不能用药的”。朋友又问“有多少人？”，医生说“有10来个人“。之后，两名医生还当着众人的面劝说我称：“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修养精神，反正是政府给你全额报销医药费”。医生最后还叮嘱我说“你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主要领导，否则就算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有你的好果子吃的！”。

 

在我即将出院的时候，医院的院长助理张秉志（音）跑来对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要把医院里面的丑陋事情说出去”，我说我只实事求是的讲问题，我没有精神病，又不是自愿治疗，你们把我绑在精神病医院里，没有经过我和亲人同意，并且你们医护人员都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我要揭露这种违法行为。

 

在我出院后我才得知，那几位来探望我的朋友都被警方集中处置了，其中雅安访民谭晓华、刘钰、陈德平三人还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了。现在，仅陈德平一人取保候审了，谭晓华、刘钰、还被批准逮捕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朋友来医院探望我就“寻衅滋事”了？就要刑事拘留、逮捕？还有，来看我的万春秀（音）、高永刚（音）等四人还被警察在医院楼下抢走了手机。

 

志愿者：这一次被关了多少天？

杨志祥：这一次被关了38天。

 

志愿者：在这38天里你都有那些遭遇？

 

杨志祥：在里面被医护人员长期捆绑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上厕所，直接在床上排泄，由于臀部长时间浸泡在大小便里，导致了部分皮肤溃烂。还有，长时间的捆绑造成我手脚受伤，至今我的腿上还有严重的伤痕。在里面，我还被强制打针，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的什么药水，致使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几处肿胀的包块，尤其是肘部下的一个包块现在都又疼又痒。

 

志愿者：医护人员没有告诉你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吗？被注射者是有知情权的。

 

杨志祥：他们只说是给注射的是蛋白质、葡萄糖等营养药物，还说是一针都要几千元的进口营养药，医院是在挽救我的生命，不能让我绝食死在医院里面。但是，在我要查看药品名称时，他们就是不给我看。

 

志愿者：捆绑期间你吃饭怎么办？

 

杨志祥：捆绑的时候就没给吃饭。到了后来几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开始派人来给我在床上接着排便。在里面我受尽了折磨，刚进去的时候我体重八十多公斤，出院的时候还不到六十三公斤。我关进去以后还被政府人员没收了手机、上访材料等物品，导致我无法与家人和朋友通讯，我在里面非常思念亲友，精神上也备受折磨，最后我出院时强烈要求归还我的手机等物品，政府人员才驱车给我送来了手机，但是上访材料却没有归还。

（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822/18879.html）

 

 

 

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病人，要想出院只有得到将人强制送院方的同意才能出来。而送院方通常都是地方政府维稳人员或警察，或者公权力操控的病人家属，公权力需要病人答应它们一系列要求，如不再上访，不发表对政府的异议，不再干公权力不高兴的事等等。否则，“被精神病”者就别想出院。如此，事实就是剥夺了“被精神病”者基本公民权利，使被精神病者在人格尊严与权利平等上严重受损害。且这些“被精神病”者出院后，也是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行动受到限制，而且随时面临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这也就形成了“被精神病”反复被关医院的状况。

 

如前面已经提及的董瑶琼，因为泼墨习近平画像而被关精神病院一年多，期间董瑶琼的亲友们反复提出要求释放董瑶琼均无音讯，且亲人也受到控制，直到2019年11月19日才被政府授意株洲精神病院释放回家，显见，董瑶琼入院非自愿，出院也完全不由她自主。并且董瑶琼出院后仍然处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无法与外界联系，无法自由离开当地，甚至都不能如愿与父亲见面，只能等到出院40多天后，才得见到自己的父亲一次。当然，出院后的董瑶琼不仅无法通过司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还面临随时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的危险，尤其等2020年联合国残委会对中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后，结果就更难预料。

 

再如，中国官方媒体上游新闻2020年元月4日报道——《浙江一民警两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将单位告上法庭》：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民警周洋在未做出任何危害他人和社会举动的情况下，“第一次是因为同事间有矛盾，第二次是因为我通过网上举报。”而先后被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强制去进行精神病鉴定并送至精神病院治疗，已导致其5年无法正常工作。2019年9月，周洋将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告上法庭，但浙江省杭州市经济开发区法院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为由，未予受理。

周洋称因被构陷为精神病，其妻子最终与其离婚。受访者供图

（浙江一警察2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怒告单位http://mini.eastday.com/mobile/200104164319033.html#）

 

由此可见，身为警察的周洋也不能幸免被反复关入精神病院，并且出院后也无法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利。

 

 

此前中国公民运动网报道，2019年8月12日邓福全去北京探访战友，8月16日中午，他在微信群里发布了一条短消息，大意是南充市国宝专程从南充赶到北京，要把他带回南充。他告知微友，这次他极有可能被拘捕。

 

得知此消息，8月16日下午三点左右，有友人拨通邓福全手机，他告知友人，他被三名南充国宝已经从北京带走，正在回南充途中。此后，许多朋友试图再拨打邓福全手机，发现其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据邓去北京前向友人透露，他这次去北京并非去维权，确实是应战友邀请，去探访战友。看来由于邓特殊的履历和敏感身份，虽说是一次普通的战友之间的探访走动，然而在有关方面看来，依然极不放心，以至于8月16日从北京把邓带走。

 

9月17日下午3点15分钟左右，有四川网友通过多方努力，终于打通了邓福全弟弟的电话，随后让邓福全接听了电话。邓福全说，他刑拘期满了，因此当地国保又把他转到了南充市第二精神病院，可能要关到十一过后才能放出来。

 

10月8日邓福全家属又向外发出消息称，邓福全在被关精神病院期间，多次被强制灌药“治疗”，处境很不乐观。

 

据邓福全朋友透露，10月8日上午11时左右，邓福全通过其弟弟的手机告知友人，他目前仍被关押在南充市第二精神病医院，他说，迄今为止，没有国保来关心和过问过他的饮食起居以及何时出院等情况，只有医护人员每天对他进行强制喂药，他若拒绝服药，院方会采取强制手段灌药。万般无奈下，邓福全只有配合院方每天的喂药“治疗”。

（被关精神病院的邓福全获释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1029/19080.html）

 

再如，民生观察2019年6月12日报道：重庆异议人士曹继月因宣讲民主已被重庆当局关入精神病院20多天了，时至今日仍未获自由。 

 

曹继月是重庆不同政见者，她被网友们称为“线上线下的女侠”。多年来，曹继月活跃在微信、推特等网络社交媒体，广泛宣讲宪政民主，批评共产党专政特权。在线下，曹继月还经常去重庆著名景点“观音桥自由广场”站台，向过往行人宣讲专政之恶，自由民主的重要性。由此，曹继月被地方当局的怀恨在心。 

 

前一段时间，曹继月的家人、女儿、女媳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带着一帮“身份不明”的人冲进曹继月的房间，把曹继月非法绑架，强制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医院地址被家人保密）。 

 

知情人透露，2019年1月时，曹继月的好友，重庆异议人士张吉林（网名“岳家枪”）因在该市观音桥广场发表针对中国时局发展趋势的演讲，他在现场被多名公安带走。张吉林被抓并被关精神病医院后，曹继月告诉重庆其他异议人士说“哪天我有可能也要被送精神病医院呢！”。当时，重庆的几名异议人士还没有在意，没想到曹继月一语成谶，现在已经被当局唆使家人绑架到精神病院关押了。 

 

在曹继月被关之前，她曾告诉一位同城异议人士说“有关部门说曹继月几乎每天都跑去观音桥宣传反党，这必须要严肃处理……” 

 

近日，重庆多名异议人士了解到，曹继月的女儿一家已经身不由己，被政治警察所控制了。 

 

据了解，重庆的政治警察，国保部门，经常会把一些“屡教不改”的不同政见者扭送到精神病院迫害。如：2019年3月，重庆不同政见者刘刚，第七次被重庆市荣昌区国保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维稳。刘刚是重庆市荣昌区安富镇的一位80后小伙，他反对共产党垄断专政，追求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制度，所以常年翻墙浏览国际媒体，但是他却因此被重庆荣昌国保多次传唤及关进精神病院整肃。刘刚曾说“在重庆荣昌医院精神院期间，吃得很差，那饭菜就跟猪食差不多，天天都是白萝卜，而且还用绳子绑着我的身体，每天早晚都被强迫吃药，里面的医生护士还给我注射了很多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害得我差点虚脱而死。” 

 

在中国，由于共产党集权专政，对“屡教不改”的异议人士，除了抓捕判刑外，还常以关精神病院的方式进行迫害。一旦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当事人就将遭遇投诉难、申诉难、出院难的无助境地。并且，一旦被关进去，医院由于要接受党的领导，就接受政治警察的授意，对异议人士实施身心摧残。异议人士被扭送进精神病院后，往往会被特殊监控，对他们进行“戒备森严”盯防，虽然当事人会本能的解释自己没有精神病，但医生反而会以“病人”已失去理智，不配合治疗为由，像对待犯人一样，把他们的手脚捆绑到病床上强行灌药、打针、电击。不仅如此，异议人士稍有解释或不配合就会挨打，上厕所都被盯防，毫无人格尊严可言。

（重庆曹继月被关精神病院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612/18695.html ）

 

八、结论和建议

 

2013年5月1日中国《精神卫生法》实施及2018年2月1日最高检（高检发诉字[2018]1号）《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出台后，在中国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公权力以有精神病为由而强行关入精神病院中进行各种侵害权利的“治疗”，给人身心造成伤害。通过检视2019年中国“被精神病”状况，不难发现该年相较于过往岁月在“被精神病”问题上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对人的非自愿收治和强制医疗严重违反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被关在医院的病人被剥夺了决定自己命运，包括住院、出院和治疗的权利。强制医疗、暴力对待和虐待接二连三地发生。医院限制或阻止病人与外界，包括家人、朋友和律师联系。病人也无权要求对收治的决定或者收治的期限进行独立的评估。甚至当他们设法起诉医院或者送治人的时候，法院也通常不愿受理他们的起诉或者承认他们作为合格原告的权利，或者判决医院或违法将他们送治的人败诉。这种收治情况与这些法规没有出台前及残委会第一次对中国执行公约审查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可见，在中国无论联合国的《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而或中共当局自己颁布的法律，都不能约制“被精神病”泛滥，不能改变权大于法及法制作为统治工具的有法制无法治的现实。

 

之所以中国会出现“被精神病”泛滥，根本原因就在于在“ 党的事业至上”（http://tv.people.com.cn/GB/61600/6701546.html）与“政法姓党是政法机关永远不变的根和灵魂”（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301/c40531-30952391.html）的思想指导下，“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578/14056988.html）成为权力的时尚，以致法律成为权力的奴婢，产生完全不受约制的权力及为了维护权力稳固（即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择手段的维稳体制，最终演化出完全抛开法制的肆意侵权的“被精神病”，而不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不独立则是权力至上的外化形式，是目前“被精神病”被滥用的助推器。

 

因此，要改变中国当下“被精神病”泛滥状况，就应：

 

2、切实落实司法独立，让法律真正成为公民权利保护的挡箭牌，而不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没有司法独立，那些“被精神病”者是摆脱不了随时被关入医院的命运，更讨回不了被精神病侵害的公道；

 

3、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让民间关注被精神病问题的公益组织、团体、社群产生成长，自由调查监督各医院“被精神病”状况，随时从人道、法律、经济、社会角度予以关怀救助“被精神病”者。解决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落实《公约》过程中未包括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外的残疾人组织”的关切。

 

广西人权律师覃永沛的妻子2月26日通过自媒体推特向外披露，自己年轻的未成年的小女与刚成年的大女分别于当日被南宁警方带走传唤，追问她们父亲覃永沛平日在家言论，以搜罗覃永沛律师的所谓反党反政府的罪证。覃永沛律师的妻子邓晓云女士不禁疑惑“这是人还是魔鬼”。

邓晓云女士在社交平台说：“今天（26日）一大早九点钟就来我家带走了我的小女儿去派出所，做笔录查问知道她爸都上网发了甚么信息和内容，还问她爸在家里讨论政治吗？政治是甚么？老百姓有资格讨论吗？照相机终于拿回来了！”“下午又传唤我大女儿，拼命的问我大女儿她爸在家有没有骂共产党和政府，在家有没有和她谈论政治敏感事件，平时有没有经常和她交流对政治事件的看法！有没有带她去参加朋友聚会进他朋友圈！我女儿还单纯幼稚，当她在以后的人生中因为政审而不能上学和参加工作的时候她就知道这是人还是魔鬼了！”

覃永沛律师1969年9月12日出生，基督徒，家住南宁市西乡塘区友爱南路42号，南宁市百举鸣律师事务所创办人、主任，“中国律师后俱乐部”发起人，人权律师。自2006年创办“百举鸣律师事务所”并任职事务所主任以来，曾主持和代理多起维权案件；长期在业界以敢言著称，曾公开悬赏征集广西司法厅及公安厅厅长的犯罪证据，并曾公开控告司法部长傅政华，遂遭致中共当局极度不满及肆意报复打压；2018年4月受到南宁市司法局停业半年的处罚；同年5月，因原百举鸣律师事务所被南宁市司法局宣布解散，故包括其在内的所有律师被强迫转所，且其律师牌照亦于5月19日被广西当局强行注销；2018年5月，原律师事务所虽然被当局勒令解散，但很快又被其转为法律咨询公司形式，并发起与多名维权律师共同组建“中国律师后俱乐部”，继续向社会提供法律咨询与服务；2018年11月12日，因其律师执业证被强行注销，而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及其法人代表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4月，因所属原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家鸿被玉林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而积极作出声援及呼吁放人；2019年10月31日，突遭南宁市警方抓捕，办公室遭查封，11月2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12月3日，被地方检察院以同罪由正式批捕。至今一百多天过去，中共警方拒绝让律师前往会见，现在却公然传唤覃永沛律师的孩子以罗织覃的所谓反动言论。

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统治者为了维系家庭制王权而盛行株连亲友，出现株灭九族，甚至株灭十族的惨剧，以制造恐惧，达成亲情互相牵制臣服王权奴役的目的。这种反法治、反人性的统治方式，随着文明社会人权法治意识的觉醒而早已被人类所唾弃。但中共极权统治建立以来，广泛祭起这种封建专制株连手段，尤其文革浩劫时期，更是动员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师生专政，亲友检举等等手段，来促使社会互相攻击敌对，制造仇恨杀戮，以致整个民族陷入腥风血雨的所谓斗争中。

文革后虽然在反省中一些民族精英认识到封建专制株连手段的邪恶，而意欲推进中国走向法治民主，从上世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在法制建设上也的确作出了一些努力，并取得了一些进步，也因此使中国得到了文明世界的一些认同。然而，极权统治当局从八九六四屠杀后，本着稳固权力统治的需要，又再度祭起由王权统治到权贵统治的专制模式，依旧信奉人治手段，拒斥法治建设，甚至将法治指控为西方敌对势力渗透。尤其近年以来，随着极权统治危机的加深，统治集团更依赖封建专制株连手段，来维系对社会的恐惧与对追求民主法治人士的控制，使文革遗毒再度在中国蔓延。

今天覃永沛律师女儿遭遇的传唤，正是这种反法治封建株连的再版。无独有偶的是，在北京2月16日，公民李翘楚女士无端被警方带走，而直接原因竟然是她与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为友。

一个公民仅仅因为男友是个致力推进公民社会建设者，在男友许志永于2月15日被警方拘押后，自己就得一同遭际被警方拘押，这岂不是典型的现代株连九族作派。这种拘押亲友，以达成要挟当事人，封堵亲友参与声援营救当事人，及通过亲友来搜罗所谓罪证行径，实在是封建株连的遗毒，是现代法治的敌人。

当然，在中国当下，因为有致力推进人权与法治人士而受到牵连的亲友实在太多太普遍。有的甚至已经远遁海外，因为表达几句对中共当局的批评，居然他们在国内的亲友都会面临被警告，甚至被限制工作与上学等等各种打击。可见，中共当局为了维护其统治滥施株连的严重状况。

中共当局如此滥施株连之法，不仅严重违背人类文明法治发展的准则，也严重违反人性，违反“近亲有作证豁免权”的相关规定，也与中共当局一再标榜的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相左。

所以，民生观察在此还是奉劝中共当局皈依现代文明法治，放弃过往封建专制株连手段，以取信于天下。否则，只能为文明世界所唾弃。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28日

据维权网报道，深圳律师胡正军因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却迟迟得不到答复而前往询问，结果遭致派出所副所长调动防爆警察实施殴打、捆绑、暴晒、干渴、饥饿、威胁等等酷刑虐待，致使身心倍受伤害，由此向有关方面举报，竟被“不予受理”及“约束控制得当”答复，可见中共警察执法当局滥施酷刑的普遍化常态化已经达到不以酷刑为酷刑的地步。

2019年6月初，胡正军到深圳市宝安区流塘派出所（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田一路17号，电话：0755-27585110）报案求助，请求警方查处传销组织的诈骗行为，追回自家被诈骗的财产。可是流塘派出所在受理后，一直既不立案也不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为此胡正军多次去流塘派出所询问、催促，可是派出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直不予回答。

2019年7月6日，胡正军再次到流塘所询问不立案的原因，再次被不予回答，气急之下说“你们不能这样一直拖着，你们这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的家庭已经走投无路、活不下去了，无论如何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副所长帕尔哈提就用电话叫来派出所反恐组队员将胡正军按倒在地上并把手别到背后用约束带捆上，反恐组长和其他三个队员用膝盖压在胡后背上，导致胡手腕部和胸部疼痛难忍、呼吸困难。后副所长公然说：“我没读过书，不认识字，我家里有钱，他妈比的我是花钱买到派出所的，我不懂法，不需要懂；我家里有三百头羊、三百头牛，出了事老子大不了回去放羊去！这四个反恐队员都是他妈比的我带到流塘派出所的，这里我说了算。”，说完后就将胡正军放置在流塘派出所食堂门前的台阶上继续捆绑了一个小时后才放开。因胡正军被捆绑、按压的时候已经受伤，疼痛难忍而要求副所长送医。结果副所长说“老子今天就耍流氓了，就不给你送医。”，并令四名反恐队员强行将胡正军拖走，扔到派出所大门外。

胡正军在派出所大门外再次向门卫及四名反恐队员说明已经受伤，要求送医治疗及赔偿损失。反恐组的组长说“想闹事是吧？”，就将胡正军推倒摔在派出所门前的水泥地面上，和其他三名反恐队员压着其头部、颈部、背部，用约束带捆住其手部，并且捆扎的特别紧（事后就医发现腕部被捆绑导致正中神经损害），造成其面部、膝盖、胸部多处擦伤，高度散光的眼镜也被撞到报废。胡正军痛苦之下只好大声呼救，反恐组的组长就从派出所内拿出橡胶毯子将其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带到派出所的院子中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并告诉胡不许呼救，并且要求胡不能倚靠墙壁借力，要站在院子的中间。当时正是下午两点钟，一天中最热的时候（7月份也是深圳最热的时候），胡又痛又渴，只能呼救！派出所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对胡的呼救置若罔闻。胡在被暴晒的过程中严重缺水，体温一直上升，有一个反恐队员看见胡几近虚脱就想喂胡喝点水，反恐组的组长却说“不要给他水喝！”。就这样几近昏厥一直到下午四点钟反恐组的组长才把包裹在胡身上的橡胶毯子拿下去，要求胡坐下，可是胡的双臂已经变形麻木了无法坐下；到下午四点半，反恐组的组长才同意解下胡手上的约束带，这时候胡的手指已经完全麻木，手腕部的勒痕深可见骨，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手腕部的静脉血管、淋巴管、韧带和骨骼。

当晚上6点又把胡关到派出所的侯问室，审至晚上10点多钟，胡才吃到午饭加晚饭。胡在侯问室被关押期间副所长多次去说：“胡正军！就是不给你立案通知书，老子整人的方法多着呢，这次打你是轻的，给你个警告，你他妈比的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弄死你，大不了老子回去放羊去！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让你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成！有本事你告老子去，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弄死你！”。

直至7月7日下午5点多，胡正军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7个小时，超过了公安机关依法传唤的时限。直到副所长帕尔哈提再到问讯室说：“你他妈比的再敢来派出所老子弄死你，老子让你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成！”之后才将胡放出。

胡正军前往医院诊断为“被殴打伤、全身多发伤、两处骨折、手腕部正中神经损害”，又到精神科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检查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双向性情感障碍”。

简单治疗后，胡正军前往宝安分局信访办举报，宝安分局先是做出“举报不实”的答复，又做出超出时限决定“不受理”的答复；胡正军又去深圳市局举报，深圳市局在宝安分局决定不受理后又予以受理，深圳市局在回复中说“对您的徒手约束控制得当，未发现对您虐待、殴打行为，传唤符合法律规定，未超期传唤羁押。民警帕尔哈提在执法中使用不文明用语的行为，现已予以批评纠正。”。

由胡正军律师亲历身心倍受警察伤害的经过，及医院诊断的结果，可见其遭受到了赤裸裸的酷刑，然而，深圳保安公安分局与深圳公安局对此却全然不当回事，保安公安根本不受理，而深圳公安局居然说“约束控制得当”，由此可见警方对公民身心残害的暴行之习以为常。

应该承认，在中国大陆今天，警方对公民实施身心伤害的酷刑是极其普遍的。只要稍微在网络上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各种令人发指的侵害公民生命的行径，以致每年发生各种因到警察局而离奇死亡的事件。当然，在中国大陆滥施酷刑的远不止警察衙门，事实上任何公权力都随时可能对公民施以酷刑。如城管抢夺殴打小贩，土管强拆民房，交管抢劫车辆等等，可以说任何公权力部门及其工作成员，无不是残害公民的利器，随时可能对公民实施酷刑。

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规定：“‘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可见中共深圳警方对胡正军实施了赤裸裸的酷刑。对照联合国酷刑定义，也会发现中国公权力正极为普遍地对公民施以酷刑残害。

中国公权力之所以如此广泛而普遍地以所谓执法名义下对公民施予酷刑，皆因中国公民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在没有公民权利约束下的公权力，必然成为出笼的猛虎与溃堤的洪水，残害公民身心，吞噬公民生命与财产。

所以，胡正军律师的遭遇，正是中国公民普遍生态的反映。中国公民要想摆脱这种随时可能遭遇公权力酷刑的命运，就必须努力争取落实自己的宪法权利。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24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2月15日晚上约六时，在广州番禺海鸥岛暂居的许志永博士被广州警方带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杨斌律师一家三口。随后许志永在北京的女友李翘楚也与外界失去联系。虽然杨斌律师全家在24小时后被释放回家，但许志永与李翘楚至今没有消息。外界普遍认为李翘楚被警方要求协助调查并阻止在外援救许志永，所以一时半会不会出来，而许志永则应该遭遇刑拘。

许志永博士再度遭际警方拘押，显然直接原因是“12.13厦门聚餐案”。2019年12月13日，中国大陆一批人权律师与维权人士在福建厦门聚餐聊天，结果同月26日在山东的前烟台大学教师张忠顺，福建维权人士戴振亚、李英俊与北京人权律师、新公民运动推动者丁家喜分别遭到抓捕抄家，并全部被抓送到山东关押。警方透露出这是针对厦门聚餐而成立的“12.13专案”。随之全国掀起了拘押传唤参加厦门聚餐的狂浪，所有曾到过厦门聚餐人士均遭到警方传唤或拘押。

事实上，许志永博士当日并没有参加厦门聚餐，但警方却要拘押他。面对这种无法可讲无理可评的现实，为了避免无端受到纠缠、羁押，许志永选择了在祖国流亡。在流亡途中，许志永持续就中国时局发声，表达着一个学人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与对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真知灼见，也可能因此招致当局进一步忌恨，而加紧对他的追捕行动。

2月中旬，许志永辗转到达广州番禺海鸥岛居住时，终于被前去逐户追查的警察带走，第二次身陷囹圄。

许志永，1973年3月2日出生于中国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1990年就读于兰州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年，再入兰州大学法律系攻读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毕业论文《论经济法本土化的经济误区》中批判了以反对西化、强调本土价值、主张法治服务大局而著称的法学家朱苏力，没能拿到硕士学位。[8]1998年7月-1999年9月，在《南方周末》等单位实习。199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师从朱苏力，200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2002年之后为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讲师。2003年11月当选为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2006年获得连任。2005年下半年，为耶鲁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殴打致死，许志永在“三博士上书事件”中首次走入公众视野。许志永与另外两名法学博士俞江、滕彪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对废止该办法起到推动作用。同年10月，许志永、滕彪、俞江和张星水共同创办公益性民间组织“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简称“阳光宪政”）。

2004年，与范亚峰、滕彪、秋风、王怡等法律学者共同起草完成《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提出了全面修改中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使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的建议。2005年，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无法继续在北京民政局注册，改名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公盟），在北京工商局注册。同年，为了撰写《中国信访报告》，许志永曾在北京南站的“上访村”住过两个月，还曾多次探访京城内关押上访民众的“黑监狱”，并受到不法分子的殴打。2006年初，主持撰写2005年度《中国人权发展报告》，同年12月，公盟着手开始对以北京为主的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状况和法律保障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开始关注城市新移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利。2007年，主持《关于国内法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衔接》的研究报告。

2008年6月，许志永与公盟大力协助北京维权律师推动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8月下旬，律师们起草了《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和《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草案）》等文章，这些文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被各界关注。9月中旬，向北京市近16000名律师分别发出信函。9月13日，直选律师开办的《律师沙龙》网站开通运行。11月，向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协发出《关于敦促律协换届审计并公开财务的公开信》。12月，北京市律师协会七届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章程》。推动律协直选的活动以失败告终。2009年7月，公盟被政府取缔，并以“涉嫌偷税”之名义指控许志永，8月13日，以“偷税罪”的名义被正式逮捕，之后又被取保候审，获得暂时自由。

2010年3月，“公盟”改名为“公民”，继续从事公益维权活动。“公民”由许志永、王功权、黎雄兵、滕彪、李方平发起成立，是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的公民自发的公益组织。组织发起倡导以“自由，公义，爱”为主旨的新公民精神的新公民运动。同年8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解除了对许志永的取保候审。

2011年11月，许志永参加北京海淀区北邮选区基层人大代表竞选。官方推出的候选人包括北邮校长方滨兴。许志永在竞选过程中受到官方层层阻挠，未能列入正式候选人名单。总有效票数为22000多（一票可投多人）。其中有3500多人用“另填他人”方式投给许志永，但不敌方滨兴的16000多票，最终落败。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当选总书记后，许志永发出《致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11月24日，许志永被北京国保人员带走。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一名汉人对一名自焚藏人的哀悼”，对藏区连环自焚事件中“为自由而死”的藏人的关注。

2013年2月26日在北京地铁站口发放传单，呼吁在京无北京户口的市民在2月28日到北京市教委大楼前聚众，表达要求教育权平等的呼声。27日遭北京国保传讯。后又参与推动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呼吁。同年4月12日，许志永应香港中文大学和滕彪的邀请，计划去香港参加“孙志刚案十周年研讨会”。在机场过了边检候机之后被限制人身自由，从此被软禁在家。7月16日正式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刑事拘留。2014年1月22日受审，1月26日被宣布判刑4年。2017年7月15日许志永刑满出狱。

许志永作为公盟创始人之一，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标志性人物，中国著名青年法学家、宪政学者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北京市海淀区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倡导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国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并惩治腐败。

长期来，许志永本着这些理想与追求，致力于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为此被殴打、拘押、判刑，坐牢。出狱后许志永没有停歇自己培育公民社会努力的脚步，他到处奔波，启蒙网友，团结同道，深入穷乡僻壤了解民情民意，传播自由、公义与爱的精神，为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夯实社会基础。

许志永博士所行完全是践行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争取公民的自由、平等与尊严，是现代公民文明行止的典范。中共当局对如此推进中国法治民主文明进步的公民的一再拘押判刑迫害，是公然践踏人权，违背宪法。因此，中共当局应该立刻无罪释放许志永，并追究那些迫害者的法律责任。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21日

据“维权网”报道，山东民主人士任自元因关注武汉肺炎疫病情况而于2月13日被当地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刑事拘留，其被指控涉嫌发布武汉疫情的相关不实消息，现羁押在济宁市兖州看守所。另据推特及一些人权关注网站消息，连日来中共当局在全国疯狂传唤威胁参与纪念为武汉疫情发声而被训诫后死亡的李文亮医生公开信联署的人士，对疫病消息严加封锁禁言。中共当局这种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扼杀公民关注社会公共事件与自身生命安全的行径，是公然践踏人权，违反法制，势必给国民乃至人类带来更大灾难。

武汉疫病爆发后，山东民主人士任自元本着良心与对自身生命安危的担忧，在网络上以网名韩铮进行发言，关注武汉疫情进展，探讨疫病情况。结果2020年2月13日，被山东济宁警方带走，后被证实遭到刑事拘留。

任自元1979年10月28日出生，又名任杰，网名韩铮。山东省邹城市人，毕业于济宁师专中文系，后为邹城第十中学语文老师，2005年后因致力推进中国民主而被判刑十年，遭到解除教职。

任自元曾经常参与网上论坛的民主思想讨论，撰写“民主之路”文章，在网上谈及成立“大陆民主阵线”组织等内容，2005年5月10日被山东省济宁市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同年6月16日被捕；2006年3月13日被济宁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15年5月10日刑满释放；在狱中，任自元多项权利（含被探视权、接受家属寄送生活费权、通信权等）均被禁止，父亲过世也被剥夺前往最后告别，并曾遭遇酷刑。此前在山东省监狱服刑。2015年出狱后一直低调底层打工维持生计，结果这次因关注武汉疫病情况而再度遭到拘押。

与此同期，2月8日，网络发出由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独立学者笑蜀、郭飞雄，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诒和，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等等发起的，为纪念最早在网络上爆出武汉肺炎疫情而遭到警方以“造谣”训诫处罚，后染武汉肺炎而死的李文亮医生，而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先生并全国同胞的《惟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的公开信，并在网络进行联署。

公开信痛陈李文亮医生预警疫情却遭受冤屈而死，导致疫病泛滥，造成“扼杀言论自由导致的又一次‘人祸’，对人民知情权的剥夺直接造成至少数万人感染、上千人死亡，并严重威胁所有同胞的生命安全”的惨痛教训。强烈呼吁：“惟有改变，才可望终结人祸；惟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否则，所有的悲愤，所有的泪水，终不免沦为泡沫。就会人祸依旧，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走不出恐惧。这恐惧、这轮回我们该受够了。八人封口、九州闭户，如果这都不能警醒我们，如果水淹到每个人的脖子了还不敢大声说话，那么我们民族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资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子孙还有什么未来！言论自由，人权尊严，理当是每个同胞安身立命之基，也理当是立国之基，压制言论就是公权犯罪。这一点，应该成为每一位合格公民都明白的宪法常识和自愿遵行的社会契约。”

公开信最后提出了“厚葬李文亮，并勒石纪念；定每年2月6日为言论自由日；释放所有因思想、信仰、言论、政见遭受刑罚的公民并予国家赔偿；开放媒体自由报道和网络自由言论，进而开放报禁，兑现出版自由；开放民间自主救援；召开各界贤达广泛参与的国策会议。”等六项诉求。得到社会各界热烈响应，短短几天联署就达600多人。

中国当局面对公开信采取了严酷封锁，不仅国内网络与微信严禁转载转发，并且对全国各界参与联署人士展开传唤、威胁。网络披露各地参加联署的律师、维权人士、学者被当地国保纷纷上门或者带到当地警署审问，并被警方直接警告不得披露消息、不得参与进一步传播活动。

中共当局针对为武汉疫情及纪念李文亮医生的发声，采取如此全国性封杀禁声，拘押与强迫失踪如任自元、郭泉、陈秋实、方斌等等，对参与联署《惟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公开信人士逐一传唤威胁，可见中共当局意欲持续掩盖新冠状病毒疫情，欺骗天下，愚弄民众的狼子野心。

中共当局因为禁言武汉李文亮等八医生而导致民族灾难，现在又继续禁言社会各界对疫病的关注与反省，必将进一步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中共当局这种禁止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行径不仅公然违反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利”等等条款，而且直接将整个民族拖入危亡之境。当此国难之际，一切有良知与正常生命危机意识人士，都应该起来为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与生命安全而抗争。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一切因关注疫病而被拘押的良心人士，解除一切言禁，允许公民公开讨论疫情及参与各种公开信联署，对公民提出的各项诉求展开全国性公民表决。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15日

连日来，随着最早披露疫情而被惩诫的武汉医生李文亮去世，社会掀起纪念李文亮与反思疫病成因热潮，中共当局不是顺应民意因此认真反省错失，而是不断加大封网禁言力度，在全国纷纷拘押传唤通过自媒体披露疫情状况人士，将在中国传统佳节大年前，即武汉封城之日，前往武汉报道疫病实况的陈秋实先生带走失踪，以掩盖中国疫灾真实情况，阻止国民对疫病反思追责的声浪。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如此无法法制，践踏人权，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和严正谴责！

陈秋实律师在中国传统大年三十日即元月24日武汉封城最后一趟高铁列车赶到武汉实地通过自媒体报道疫情。对医院、街道、超市、车站等等公共场所进行拍摄，将各种所见真实公布于世，使外界了解到武汉疫病的真相。就在2月6日武汉暴光疫情八君子之一的李文亮医生离世的当天，陈秋实与外界失去联系。

从网络上查看可发现，陈秋实最后一次在视频亮相是2月4日，当时他身处施工当中，在集中收治新型肺炎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进行实地报道说：“我从方舱医院出来了。它的形态明显很像战地医院，但是并不适合传染病人居住，所以现在进入两难状况。家庭感染的情况已经在武汉出现了，现在的方舱医院会否出现大量交叉感染，把这么多疑似病人放在这样一个空间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现在依然困扰当地的医疗人员们。”

2月6日，陈秋实跟家人联系后，当晚便失踪了。据陈秋实的母亲说：“（6日）晚上秋实说他要去方舱医院，之后一直是失联状态，和他联系不上，我在这里恳请广大网友，尤其武汉的朋友，帮我个忙，帮我找找秋实，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2月7日，陈秋实户籍地青岛的警方通知陈秋实的家人，指其已于2月6日下午被国保带走并接受“医学隔离”，陈秋实的好友徐晓冬亦于7日晚间宣称：陈秋实已被中国国内安全保卫警察（国保单位）强行拉走，甚至在没有发烧的病况的状态下，被送去“强制隔离”。

陈秋实，1985年9月1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2007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开始北漂生活。在北京先后从事过餐厅服务员、酒店客房服务员、演员助理、配音员、警察媒体记者、电视编导、主持人。2016年取得中国律师执业证书开始从事律师工作。

2015年至2019年任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执业方向为知识产权、劳动法、争议解决。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在读。开始参与了几十档电视与网络法律节目、综艺节目的录制。曾在中国70所大学进行巡回演讲。

2019年12月31日与隆安律师事务所劳雇合约到期，离开律师事务所。

陈秋实平时喜欢在业余时间到酒吧表演脱口秀，一次在酒吧表演时，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节目组看中了陈秋实，邀请他参加节目。2014年，陈秋实参加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第一季节目，获得亚军，参赛作品有《大国崛起》、《大东北》、《法治中国》、《男女中国》、《大国风范》、《语言的力量》。2015年，陈秋实以亚军身份到吉林大学、沈阳建筑大学、吉林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了演讲。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自6月以来持续发酵。由于不懂翻墙，所以未来香港时，陈秋实对香港的认知多源于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中国加强舆论审查的情况下，陈秋实8月17日以游客身份来到香港，当日观察了建制派的撑警大会，第二天观察了民主派发起的维园百万人集会，并上大台呼吁集会的香港人积极向大陆民众解释香港的情况。陈秋实在微博上分享在香港的所见所闻，强调“兼听则明”。陈秋实本来计划留港五天，但到了香港3天后被催促回大陆。
2019年8月20日晚上7时，陈秋实在香港国际机场回中国大陆前拍下了最后的视频，表示因为公安局、司法局和律师协会都致电他，他不得不回中国大陆，并要求他不要再“在那么敏感的地方待着”；陈秋实表示自己回到中国大陆后律师牌照可能会被吊销，但他依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8月23日，陈秋实的个人认证微博被销号，同年10月26日其抖音频道被销号；同年12月24日其微信公众号亦被销号，原因为“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而他在10月11日于twitter与youtube开设账号与频道，继续发布近况与评论影片。

2019年12月10日早上，陈秋实准备与家人等离开北京去日本，但临时被天津市公安局告知其已被限制出境。至年末限制出境解除，翌年1月3号到了日本。

2019年底武汉肺炎爆发，武汉等多座湖北城市在2020年1月23日后被出入管制，即所谓封城，陈秋实在城市被封锁期间赶至武汉，表示与武汉同胞共同进退，要将武汉的声音传递出去，并于次日凌晨赶往武汉中心医院实地探访。随后通过优酷发布了一系列武汉疫病的真实见闻，为外界了解武汉疫病状况提供了一个窗口。同时也暴露出中共当局在应对疫病上的种种失职，因此受到网络五毛与警方的威胁骚扰。最后，在李文亮去世的当天，中共当局终于将他以防治疫病之名隔离。

让人一看就发现问题的是，一般病人隔离，应该可以跟家中联系，至少得告知家中被隔离于何地，然而，陈秋实被隔离后，完全与家人失去联系，更没有明确的隔离地点，并且是由国保强行带走隔离。显然这是中共当局为了阻止陈秋实披露武汉疫病实况而强迫失踪的又一实例，只是假借疫病隔离之名而已。

无独有偶的是，就在陈秋实被强迫失踪后，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对最早为疫病发声而遭“造谣”训诫后去世的李文亮医生纪念发表公开信时，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先生又离奇与外界失去联系，而在武汉当地披露疫情的另一维权人士方斌也被警方强制带走失踪。以及结合全国各地纷纷传出因披露疫情而遭到当地警方警告威胁传唤消息，可见中共当局正加紧对舆论的封锁，以期通过更加严酷的禁言，来达成对疫病实况的掩盖，以逃避被世界质疑与追责的声浪。

中共当局因为禁言武汉医生披露疫病而制造了正在祸害人类的疫灾，面对国人声讨与世界质疑，中共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而且变本加厉封口禁言，这显然会给中华民族与人类带来更大灾难。中共当局借疫病隔离之名而强迫陈秋实、许章润、方斌等等报道与关注疫情人士失踪的行径，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等条款；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有关“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违反2006年12月20日第6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强迫失踪问题国际公约》的：“任何人都享有不遭受强迫失踪的权利，受害人有得到司法公正和赔偿的权利”，且“认识到强迫失踪的极端严重性，认为它是一项罪行，且在国际法界定的某些情况下，构成危害人类罪”；也违反中国业已签署的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同时也背弃了中共当局一再标榜的依法治国与尊重人权的承诺。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陈秋实等一切因关注疫病被失踪的人士，停止骚扰威胁全国所有报道披露疫病实况人士，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11日

2月6日晚上，34岁的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武汉大学校友，因最早披露武汉肺炎疫情而被警方训诫处罚的李文亮医生离开了人间，顿时网络掀起刷屏的纪念浪潮，中共当局先是严控舆情，降温纪念，后而宣称让国家监察委成立调查组前往武汉调查，一些教授学者及大学校友会纷纷出来发声提出各种诉求以资纪念李文亮医生。民生观察认为，李文亮医生因本着良心责任，践行公民言论自由权利，披露武汉疫病，而遭到当局惩诫，进而染病离世，其被封口而致疫病泛滥，全民危机，人类遭殃的惨痛悲剧，力证了公民权利保障对人类生命安全的重大意义。因此，对李文亮医生的最好纪念就是争取公民权利的落实！

李文亮1986年10月12日，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满族。

2019年12月30日下午，李文亮看到一份显示检出SARS冠状病毒高置信度阳性指标的病人的检测报告，于是下午17时43分他在同学群中发布了一条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随后发了一张检测报告，一张患者肺部CT图，18时42分他又补充说：“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最后解释了一下什么是冠状病毒。再后该消息被群友截图发到了网络，引起网友的关注。

2020年1月1日武汉警方就传唤了8名披露疫情人士，事后证明8人皆为一线医生。1月3日，李文亮被以“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而遭到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提出警示和训诫。李文亮被舆论广泛关注，并被解读为8名“造谣”者中的一人。对此，李文亮回应称，他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造谣”者之一，只知道说了真话而被训诫。李文亮其后被要求签署训诫书，公安对他提出严厉警告，训诫他如果不听从，继续从事违法活动，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及后，李医生于医院继续工作，于1月31日在社交媒体上传有关训诫书，又提及他被公安传唤的经过。

由于中共官方声言武汉肺炎不人传人而没有为一线医生提供应有的防护。1月8日，李文亮接诊了一位82岁以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就诊的女性患者，翌日，这位患者就发烧，并出现了一些肺炎的病征，当时，李文亮就高度怀疑这位患者患的是这种新型肺炎。1月10日，李文亮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随后病情变得严重。1月12日，李文亮开始在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监护室接受隔离治疗。期间，李曾经多次接受核酸检测，多次均出现阴性结果，但至1月30日结果为阳性。

随着武汉病毒疫情的日益泛滥，死亡和感染病例增加，武汉于1月23日宣布封城，网络上不断出现质疑武汉当局训诫披露疫情医生事件。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发表文章对武汉传唤医生事件进行辩护掩盖，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疫情严酷的现实而称：在武汉市公安机关处罚的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案件中，“如果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的确可以认定，鉴于新型肺炎不是SARS，说武汉出现了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且该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予其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有其正当性。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2月1日，李文亮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此外，他的父母和多名同事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经治疗，其父母得以出院。供职于武汉爱尔眼科医院的李文亮妻子已怀孕六个月，在丈夫住院后已回到乡下，也出现病症。2月6日9点多，网络就传出李文亮医生去世消息，但武汉官方于2月7日0点左右，仍说此时里面仍在抢救，凌晨2点左右，还有专家前去会诊。0点38分，武汉市中心医院官方微博发文称“全力抢救中”，最终于3点48分宣布“李文亮于2点58分去世”。

2月6日晚上9点多钟后，网络就掀起了纪念李文亮医生的高潮，中共当局采取一贯封杀舆论的手段，疯狂删帖禁言，但后来舆情汹涌，当局看看实在无法降温阻止，于是就祭出了所谓派遣监察委工作组前往武汉调查，并且武汉市政府也发文对李文亮医生去世表示悼念。然而，这一切非常明显是为了消解民众愤怒，掩盖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而致武汉疫病泛滥事件上公权力的责任。

中国乃至世界当下正面临武汉肺炎的严重威胁，究竟何日才能战胜武汉疫病，尚待时间检测，而导致武汉疫病如此祸害人间的重大原由应该就是惩诫披露疫病情况的医生，而使社会丧失及时知情而防范疫病的最佳时机。

中共当局因封口而致封城，由禁言而致灾难的现实，昭示了公民权利保障是人类安全的屏障这一铁的事实。而中共当局对李文亮医生的处罚是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让人悲哀的是，就在李文亮医生罹难而武汉疫病仍然肆虐之时，竟然云南文山市又传出拘押5名透露疫病医生的消息：中共党媒“人民网”报道称，2月6日，文山州人民医院文某、文山市人民医院刘某等5名医务人员因偷拍、散布疫情防控信息，造成恶劣影响，被文山市公安局依法作出罚款、拘留的处罚。与此同日，前往武汉报道疫病的陈秋实律师也被失踪，并且传出已经被武汉当局隔离控制。以及全国也纷纷传出一批网络关注疫病人士被当地警方威胁传唤。由此可见，中共当局仍然在持续加大封网禁言力度，仍然在持续剥夺公民基本言论自由权利，仍然没有从李文亮医生的悲壮人生与武汉疫病悲剧事件上认识到个体权利与人类命运的生死攸关，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在纪念李文亮医生上的虚伪欺诈。面对此种情况，中国公民应该深切认识到，李文亮医生的死亡正是用生命来证实个体权利保障对人类命运的重大。所以，奋力争取公民权利是对李文亮医生的最好纪念！

为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对李文亮医生生前处罚进行国家赔偿，确定2月6日为言论自由纪念日，立《保护不同意见法》以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利。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8日

2月6日晚上，34岁的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武汉大学校友，因最早披露武汉肺炎疫情而被警方训诫处罚的李文亮医生离开了人间，顿时网络掀起刷屏的纪念浪潮，中共当局先是严控舆情，降温纪念，后而宣称让国家监察委成立调查组前往武汉调查，一些教授学者及大学校友会纷纷出来发声提出各种诉求以资纪念李文亮医生。民生观察认为，李文亮医生因本着良心责任，践行公民言论自由权利，披露武汉疫病，而遭到当局惩诫，进而染病离世，其被封口而致疫病泛滥，全民危机，人类遭殃的惨痛悲剧，力证了公民权利保障对人类生命安全的重大意义。因此，对李文亮医生的最好纪念就是争取公民权利的落实！

 

李文亮1986年10月12日，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满族。

 

2019年12月30日下午，李文亮看到一份显示检出SARS冠状病毒高置信度阳性指标的病人的检测报告，于是下午17时43分他在同学群中发布了一条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随后发了一张检测报告，一张患者肺部CT图，18时42分他又补充说：“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最后解释了一下什么是冠状病毒。再后该消息被群友截图发到了网络，引起网友的关注。

 

2020年1月1日武汉警方就传唤了8名披露疫情人士，事后证明8人皆为一线医生。1月3日，李文亮被以“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而遭到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提出警示和训诫。李文亮被舆论广泛关注，并被解读为8名“造谣”者中的一人。对此，李文亮回应称，他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造谣”者之一，只知道说了真话而被训诫。李文亮其后被要求签署训诫书，公安对他提出严厉警告，训诫他如果不听从，继续从事违法活动，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及后，李医生于医院继续工作，于1月31日在社交媒体上传有关训诫书，又提及他被公安传唤的经过。

 

由于中共官方声言武汉肺炎不人传人而没有为一线医生提供应有的防护。1月8日，李文亮接诊了一位82岁以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就诊的女性患者，翌日，这位患者就发烧，并出现了一些肺炎的病征，当时，李文亮就高度怀疑这位患者患的是这种新型肺炎。1月10日，李文亮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随后病情变得严重。1月12日，李文亮开始在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监护室接受隔离治疗。期间，李曾经多次接受核酸检测，多次均出现阴性结果，但至1月30日结果为阳性。

 

随着武汉病毒疫情的日益泛滥，死亡和感染病例增加，武汉于1月23日宣布封城，网络上不断出现质疑武汉当局训诫披露疫情医生事件。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发表文章对武汉传唤医生事件进行辩护掩盖，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疫情严酷的现实而称：在武汉市公安机关处罚的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案件中，“如果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的确可以认定，鉴于新型肺炎不是SARS，说武汉出现了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且该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予其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有其正当性。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2月1日，李文亮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此外，他的父母和多名同事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经治疗，其父母得以出院。供职于武汉爱尔眼科医院的李文亮妻子已怀孕六个月，在丈夫住院后已回到乡下，也出现病症。2月6日9点多，网络就传出李文亮医生去世消息，但武汉官方于 2月7日0点左右，仍说此时里面仍在抢救，凌晨2点左右，还有专家前去会诊。0点38分，武汉市中心医院官方微博发文称“全力抢救中”，最终于3点48分宣布“李文亮于2点58分去世”。

 

2月6日晚上9点多钟后，网络就掀起了纪念李文亮医生的高潮，中共当局采取一贯封杀舆论的手段，疯狂删帖禁言，但后来舆情汹涌，当局看看实在无法降温阻止，于是就祭出了所谓派遣监察委工作组前往武汉调查，并且武汉市政府也发文对李文亮医生去世表示悼念。然而，这一切非常明显是为了消解民众愤怒，掩盖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而致武汉疫病泛滥事件上公权力的责任。

 

中国乃至世界当下正面临武汉肺炎的严重威胁，究竟何日才能战胜武汉疫病，尚待时间检测，而导致武汉疫病如此祸害人间的重大原由应该就是惩诫披露疫病情况的医生，而使社会丧失及时知情而防范疫病的最佳时机。

 

中共当局因封口而致封城，由禁言而致灾难的现实，昭示了公民权利保障是人类安全的屏障这一铁的事实。而中共当局对李文亮医生的处罚是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让人悲哀的是，就在李文亮医生罹难而武汉疫病仍然肆虐之时， 竟然云南文山市又传出拘押5名透露疫病医生的消息：中共党媒“人民网”报道称，2月6日，文山州人民医院文某、文山市人民医院刘某等5名医务人员因偷拍、散布疫情防控信息，造成恶劣影响，被文山市公安局依法作出罚款、拘留的处罚。与此同日，前往武汉报道疫病的陈秋实律师也被失踪，并且传出已经被武汉当局隔离控制。以及全国也纷纷传出一批网络关注疫病人士被当地警方威胁传唤。由此可见，中共当局仍然在持续加大封网禁言力度，仍然在持续剥夺公民基本言论自由权利，仍然没有从李文亮医生的悲壮人生与武汉疫病悲剧事件上认识到个体权利与人类命运的生死攸关，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在纪念李文亮医生上的虚伪欺诈。面对此种情况，中国公民应该深切认识到，李文亮医生的死亡正是用生命来证实个体权利保障对人类命运的重大。所以，奋力争取公民权利是对李文亮医生的最好纪念！

 

为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对李文亮医生生前处罚进行国家赔偿，确定2月6日为言论自由纪念日，立《保护不同意见法》以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利。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