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上海的维权人士华神清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上海访民常雄发今天晚上八点左右到冯正虎先生家给其拜年时，受到警察阻挠。
晚上8：20分左右，常雄发给华神清打来电话说，他已下到了冯正虎先生楼下。晚上8：45分左右，华神清打电话过去时，常雄发刚说“我被警察看住了”，电话就断了。到晚上11点左右，我们再打常雄发的电话时，电话仍然无法打通，其家人也证实他未回到家中。
随后，我们电话联系上了冯正虎先生，据冯先生讲，常雄发晚上确实到过他家，并从他那儿带走了几百份他编辑的督察简报，准备寄给上海市的人大代表。
另据冯正虎先生向我们说，今天下午，郑恩宠律师和上海异议作家小乔到他家拜年时，小乔被上海警方截走。郑恩宠律师向我们介绍了下午的情形，他说，下午一点半左右，他和小乔以及他的太太前去看望冯正虎先生时，一路被警方跟随。到了冯正虎先生楼下时，郑恩宠律师得以上楼到冯正虎先生家中，当小乔欲上楼到冯正虎先生家时，三个彪形大汉冲过来强行阻止，一名女警察则截住小乔。为了不影响郑恩宠律师和冯先生见面，小乔最终被迫放弃了上楼的打算。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2-12
近日，我们收到山东省威海市民的一封公开信，该公开信是山东省威海市民寄给联合国人居署的。二00三年十月,威海市荣获”联合国人居奖”这一全球改善人居环境领域的最高奖项，但是，该公开信却反映，正是在联合国褒奖的这座改善人居环境的威海市，许多人的家园被毁，居民生活失去保障，民主权利受到侵犯。
在公开信中，山东省威海市民急切要求联合国人居署官员们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不要让阳光下的罪恶继续。
民生观察在此也呼吁联合国关注山东省威海市市民的诉求，让“联合国人居奖”实至名归，鼓励那些真正维权民众居住权利的城市。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2-10
附：中国山东省威海市民致联合国人居署的公开信
尊敬的联合国人居署官员：
你们好！
我们是中国山东省威海市的一名普通市民，现在是满怀希望的给你们写信，以期我们的遭遇能够得到你们的同情和帮助。
二00三年十月,威海市荣获”联合国人居奖”这一全球改善人居环境领域的最高奖项,打那以后,一年一度的人居节便成了威海人的盛大节日.节日期间,张灯结彩,许多明星大腕儿都赶来捧场助阵.尤其是在夜晚,持续半小时之久的焰火晚会,从市区的四个指定地点同时燃放,几乎把整个市区都照亮了,那场面的确壮观至极.
随着历届人居节的举办和大张旗鼓的宣传,威海从一个“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喇叭全城听，,一个警察管全城，一家烧鱼半城腥”的边防小镇.到现在的全球闻名的旅游城市，威海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迅猛发展.
但老百姓讲究的是实惠,摆在面前的仍然是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城市的知名度提高了,经济发展了,接踵而至的是物价的上涨.其他的且不说,单就房价而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不足一千元/每平方米,猛增至如今的四至五千元/每平方米 ,繁华地带超过万元，真可谓直线上升.
威海的老百姓吃不消却无可奈何,这是发展的大趋势.有人说:威海的百姓,拿着最低的收入,享受着最高的物价.这话一点儿都不假.去年的人居节期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香港是在维多丽亚港湾放焰火,上海是在外滩放焰火,而威海,则是四面放火.
何谓民脂民膏?何谓纳税人的血汗?顷刻间化为乌有,赋之一炬,伴着短暂的狂欢骤乐。
为什么威海的经济发展的这么快，威海的百姓却并不富裕?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杀穷人不富”.威海经济的高速发展,跟威海的政策息息相关.威海的“圈地”“圈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威海的镇一级政府的规划就可以随便征用农民的土地.威海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对威海很多土地违法事件的解释是历史问题,当初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威海市政府官员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和补偿答复是没有土地就应该自己去找工作,补偿是村里的事情,现在是村民自治,不归我们管.
我们都热爱自己的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在侵占我们利益的时候，地方党委和政府跟我们说：“党是一把手”；我们要求依法维护我们合法权益的时候，他们却说：“你们现在是村民自治，我们管不了”。
现在，威海市的村改工程正在紧急进行中，我所居住的村庄尽管08年未列入威海市的村改计划中，但我们的村庄周围的土方已经填的有房屋那么高了，而我们村的村改方案至今未向村民公开，作为失地农民，我们的生活的工作10余年来未有任何保障，我们的地方政府正在对我们进行一场没有血腥的杀戮。
而我们的种种遭遇，跟威海市戴上”联合国人居奖”这一全球改善人居环境领域的最高奖项这一美丽的光环关系甚深。假如没有这一光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会被非法侵占、破坏，我们的家园也不会被毁，我们的生活也不会没有保障，我们的民主权利也不会被侵犯。
现在，威海无数的家庭正在面临着家破人亡，我们迫切需要为威海市送上无上荣誉的联合国人居署官员们对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不要让阳光下的罪恶继续。
同时祝愿全体联合国人居署官员——春节快乐！
威海市民
2008..2.8
2007年由镇一级政府规划，非法占用张村村、姜南庄村、东莱海村等3个村90余亩土地土地建成的小产权基本销售一空，而它的延伸就是将周边村子的排水沟给填平，土方填的跟村民的房子一样高，这也是提前为村改做的准备工作。
今天晚上，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的主要发起人唐荆陵先生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已经于2008年1月31日顺利结束！来自近三十个省份的公民勇敢地参与了这次行动，开始践行选票里面出政权的新道路。
据悉，赎回选票行动开始于2006年9月30日，该行动呼吁公民公开声明不登记为自己所在选区的选民，不去领取选票，也不通过任何方式参与换届选举的投票。即通过公民不合作的方式，表达人们追求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的决心。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2-2
记者： 许波
香港
2008年1月28日
家中设有赵紫阳灵堂的北京居民李金平的住房被地方政府强制拆迁。李金平说，他和他的家人都遭到殴打。维权人士表示，北京的强制拆迁势头并没有因去年物权法的颁布而收敛，反而因举办奥运为名继续扩大。
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报导，北京居民李金平一直在家中设灵堂纪念因六四事件被罢黜的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他的家在上星期遭到强制拆迁。现已无家可归的李金平在北京的一个维权人士家中说，他家800多平方米的三层楼房连同赵紫阳的灵堂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
正在朋友家借宿的李金平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说，1月24号上午9点多钟，北京市朝阳区公安、保安、巡逻支队、信访以及朝阳区常营乡政府等部门100多人来到他家所在的十里铺村家门前，30多人翻墙强行进入他家中。冲突中，李金平本人和他的姐姐和弟弟都被强拆人员打伤，然后他们把受到控制的李金平强行抬到村委会办公室。
*李金平：宁可死也不要*
李金平说：“我不进去，他们非得给我拉进去，说：我们已经给你两套房，要不要也是它。我说，我宁可死也不要。为什么呢？我的条件是首先要给赵紫阳先生的灵堂安置了，这是我们家共同的心愿。否则的话我06年就搬走了，那时乡政府的一位乡长找我谈，说给你1千万你走人得了，灵堂的事情你不要管了。”
从2005年1月赵紫阳逝世起，李金平就在家里设置了灵堂，供俸赵紫阳的画像，还摆放了黑纱、条幅、贡桌等等，每年进行祭拜。李金平说，他曾三次收到强制搬迁的通知，最后一次是去年12月28号。李金平表示，在国际媒体的关注下，官方显然对于赵紫阳的灵堂有所顾忌。经上报北京市政府批准，终于在本月24号下手了。
李金平对于他所说的强制拆迁过程中的暴力行为感到非常气愤，他说：“他们就是强拆，但是强拆过程中我们的人权在哪里啊？现在物权是没有了，可是人权呢？遭到殴打，这算什么啊。”
除了他本人和家人遭到殴打之外，李金平还表示，他身上的500元钱也被人搜走，抽屉里和柜子里的1万多元现金也找不到了，他本人的电话和照相机等财物也不知去向。
*以奥运为名进一步扩大*
北京被拆迁户的维权人士倪玉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物权法的颁布并没有遏制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强制拆迁的势头，北京反而以举办奥运为名，进一步扩大了强制拆迁。
倪玉兰说：“现在各个地方的老百姓，只要一听到拆迁，便谈拆色变。原来人们不敢抗议，现在人们敢于出面抗议这种非法强拆行为。我认为这是我们老百姓在现代社会中的一大进步。面对野蛮拆迁，人们能够以种种方式抗议这种非法行为，这是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的所有权和人权。”
中文部记者分别打电话到北京朝阳区政府和常营乡政府进行调查核实。朝阳区新闻办的袁主任表示，媒体采访必须要事先履行一定的手续。常营乡政府表示要研究一下记者的问题，但是直到记者发稿时间为止，他们也没有再接听记者的电话。
从昨天开始，北京市人大、政协两会开幕。在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的村民李淑霞从昨天一大早开始，直到今天，被五、六名当地警察和村委会工作人员堵在家里。
据李淑霞今天上午告诉我们，这五、六名人员二十四小时轮流看守她，昨天晚上人都没走，今天上午还有三个人守在她家门口，而木林镇派出所所长昨天就警告她：“这段时间不许外出”。
据了解，李淑霞以前家庭富裕，家里拥有一个养殖场，2002年至2005年，大韩庄村村委书记和人合伙在李淑霞养殖场周围开办挖沙场，每天有二千多辆车出入，三年挖了三百多亩的一个大坑，后又在附近办了一个粉石厂。上述情况，最终造成李淑霞的养殖场破产，损失七十多万元。
现在，李淑霞欠外债十多万元，一家人住在一间危房里，丈夫又患病染上骨结核。李淑霞找村支书等人交涉要求赔偿时，不仅被拒绝，2004和2007年12月5日还两次遭到村支书王明利等人殴打。她因此开始了不断上访，而她的上访又惹怒了更多的干部。2007年11月27日，李淑霞找到木林镇镇委书记谢长春要求解决问题时，谢长春竟说：“就是因为你上访，造成我三年没有奖金，大会小会被顺义区政府点名批评，两次提拔机会都错过了，你还要求我给你解决问题？！妄想”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21
湖州在浙江省只是一個中等大小的城市，與東鄰的嘉興、南邊的紹興、金華、溫州面積接近，比杭州和寧波要小得多。湖州不是工業重鎮，更非浙江省的政治經濟中心。在歷史上雖有過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美稱，但從來與“路”的多少、寬大，沒有關系。
湖州的織裏鎮，也歷來與路沒有會關系。在七、八十年代，織裏還只是湖州的一個小得不起眼的鄉村小鎮，無法與當時的菱湖、南潯、雙林三個大鎮相媲美。織裏的居民都是種田的農民，它與整個浙江省一樣，人多地少，單靠農業生活難以為繼，加上“黨的政策”農民只能做“泥腿子”，不能有“冒富”的非份之想，因此普遍的貧窮。直到八十年代後的所謂“改革開放”，織裏農民在自己家辦家庭縫紉工廠，將自己做的織物走街串巷到鄰近的城鎮去賣。筆者當時看到在上海擺地攤賣繡花枕套的人，幾乎都是織裏人。隨著時間的推移，織裏人生意越做越大，走南闖北也越來越多，才發展到今天當局稱之為：新興的“被國家體改委等11個部委批准列為全國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單位”，又說它將成為 “全國一流的童裝市場”。這一切也與“路”的多少也沒有直接關連。
“改革開放”後似乎有一條“真理”，即“發展”、“富裕”與交通便利密不可分。於是第一件事就是修（造）路。湖州到織裏今天有十條大道，大概是這種思路下的產物。但湖州到織裏全程不過20公里，“改革開放”前，已經有上海至湖州的318國道（4車道），和一條與318國道平行的古老運河，這條運河的運量，少說可抵一條高速公路。說起318國道本人太熟悉了，整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每個月都要全程走一趟，從未見過車輛堵塞，因此說交通便利，足可應付織裏鎮大發展所帶來的人流、物流的需要。
可是，今天湖州到織裏的路：一、上海至蘇、浙、皖的高速公路，橫貫空中；二、吳興大道（6車道）專為織裏鎮的興起而建；三、湖、織公路（4車道）顧名思義就是為織裏而建的；四、還有：緯一、緯二、緯三、緯四、緯五這五條公路（2車道，每條均比318國道的前身—蘇嘉湖沙石路面公路強多了），總計多達十條路。哇！湖州市的頭頭們簡直成了“路癡”。 其實他們這樣做是利益集團的“醉翁之意不在路”，而是“醉翁之意全在地”、“醉翁之意全在利”，是通過國家公權力霸佔土地，獲取他們的私利。
造路必須佔用土地，記得2006年九、十月間的一個多月內織裏鎮連續發生兩起大火，驚動了高層，國務院副總理鐵娘子吳儀飛到湖州，說為了改造“三合一”（底層店鋪二樓工廠三樓住宿），吳儀大筆一揮，批准2000畝土地改造“三合一”。這下“路癡”們來勁了，為在這個總面積不過二、三平方公里的織裏鎮建成了那麼多路。這是我們看到的表面現象，其內幕實質是為貪腐大開了方便之門。你想想吳儀走下飛機時，沒有帶來一粒泥土,卻如此慷農民之慨，此舉會使多少農民失去土地？。
湖州地區土地資源奇缺，是舉世公認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洪朝暉教授，專程到湖州等地作過實地考察。經過對湖織公路建設的沿線鄉鎮，湖州市城市規劃區內42個行政村的調查，洪教授瞭解到，至2001年底湖州集體耕地比1992年初減少41%，人均減少0.41畝。同期因土地被徵用而需要安排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有1.12萬人，但通過政府協助安置的勞動力僅為806人，只占7.2%；除了失去土地後自謀職業者外，這42個行政村仍然有0.59萬人處於失業和半失業狀態，占53.1%”。洪教授認爲：“現在是農民不像農民、市民不像市民，出門是寬闊的馬路、抬眼是工業廠房，雖有路可走，但無地生存。”
筆者出生在湖州這塊土地上，青、壯年時在外謀生，但情系故里，一直沒有忘懷這塊土地，至今侄輩們至少有十來家住在這一帶。現在他們有一半以上在“建設新農村”的幌子下，都被“趕”進了新建的“生活小區”：清一色的洋樓，寬敞的馬路，表面上“一派繁榮”，骨子裏卻使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破壞了“門前屋後綠油油，四季飄香入畫樓”的田園風光景觀，“居民們”整天無所事事，老人們倚牆曬太陽，對著水泥石板路發呆；年青人一個個沉迷在“國粹”裏。成天在麻將桌上虛度光陰。
為什麼如此“熱心”造路？這幾年來貪官們的“司馬昭之心”早已被人識破。洪朝暉教授說：各級政府之所以熱衷於征地，是為了“低征高出”、“以地生財”。所謂“路癡”即是建路建到癡迷的程度，當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利益所驅動，即便是為了“政績”人們常說的“面子工程”，也是為了自己今後的升遷，從而能做更大的官，得到更大的利益。這將為他們的貪、腐“大展宏圖”創造極為有利的條件，真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間全國建設佔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每徵用一畝耕地，就要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這就意味著中國“失地農民群體”，將從前些年4000萬人劇增至 2030年的1.1億人。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今天，僅賣地款就高達2、30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農民只得了個零頭，潑天的暴利都叫各級官員們搶去了。農村破產，農民貧困，官員們個個腰纏萬貫，成了千萬、億萬富翁。
據織裏鎮河西社區38號農民陳樹春揭露:當地村幹部吳柏林、鬱根法和徐順慶在大眾面前大言不慚地說：“機會輪到吃、貪、拿都是我們的權力”，鬱還說：“跟文化大革命一樣，輪到我們“齊便帶”，你們只好忍了”。鬱在湖州市區陽光城一百多萬買了房屋，織裏府前大道有房屋三處，小兒子鬱建中購買了白色本田轎車，大兒子購買了紅色本田轎車。村幹部在織裏都有房屋，挪用了農民的土地補償費十多個億，建造了鎮政府大樓，政府幹部上午報到下午吃喝嫖賭，村幹部同樣如此。(載民生觀察) 以上只是一個小村, 整個織裏鎮的冰山一角， 更何況市府裏的大官。（中共大員吳官正在中紀委交班會上坦承官員財產申報制試點失敗，並披露上海省廳級幹部90%以上擁有1千萬以上資金，廣東省廳級以上幹部，則是99%擁有1千萬以上資產。千萬富翁，不過幾年十幾年工夫）。
一個小小的村官如此倡狂地貪贓枉法，現在是30個農民養活一個官，這一大群多如蝗蟲的貪官，無時無刻不在吞噬著農民利益，叫農民們如何生存？洪朝暉教授接著說：“湖州市區的一個鎮以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為名，用土地置換戶口的辦法把934畝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轉為鎮政府所有，而農戶竟然未得分文的土地補償費。 失地、失業、苛捐雜稅不僅導致農民的收入減少，而且逼使他們離鄉背井、流入城市，成為城市貧民的主力。農民失去土地財產權利的直接後果是失去土地，而失去土地意味著無家可歸，許多當年有地有業的農民現在不得不加入城鄉的貧民階層，一項統計表明，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民只占總人口的11.5%.於是，大批失地失業的農民正持續不斷地加入底層貧民的行列，成為城市化進程中一個新的社會弱勢群”。
農民窮、農民苦，其根子是現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才是造成他們被掠奪的根源。而現在應醒悟到土地所有權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根”。 洪朝輝說中國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 事實證明，哪里有侵權，哪里就有貧困，權利貧困與生活貧困密切相關。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權利貧困，鑒於”富也權利、窮也權利”征地問題已經成為侵犯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重要”元兇”。土地的村社所有，變成了村幹部的事實佔有。村幹部利用土地所有權的‘管理者和分配者’的身份，往往監守自盜，和開發商和地方官員相勾結，瞞著農民處置、出賣土地以中飽私囊。……
現在許多地方的農民已經覺醒了,一場被稱為“土地保衛戰”的農民維權運動正在中國此起彼伏，其中規模浩大、人數眾多的有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7萬回遷農民要求收回土地所有權的抗爭，以及黑龍江省富錦市4萬農民要求收回自1994年以來被富錦市地方政府強行低價“徵購”的150萬畝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權。天津市武清區上馬台鎮四個村子農民收回自己土地的事。幾個村子的男女老少持續到上馬台水庫工地，阻擋武清區政府對他們土地的非法侵佔。他們向政府官員宣佈：土地歸農民所有，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
有專家學者鄭重指出: “土地所有權是重建鄉村社會的前提”。官員把農民逼到無法活下去的地步，全國農民們應該這次農民維權活動的機遇，應當將被這些蛀蟲從農民手中搶劫的財富，重新奪回來。在城市中，現在工人的工資比頭兒們少百倍是常見的，山東一石化企業高達四百倍。城市貧民也應該清算中共各級貪官盜竊國庫，掠奪人民財富的罪行。貪官事必後卷款潛逃首選地是城市或逃往他國，逃離中國的照樣可以引度回國受審。貪官們憑藉共黨利益集團做靠山， 勢無忌彈地掠奪，所以工人和農民應該想辦法收回被掠奪的財産。
已建成路的土地，再要改造成耕地代價太大，但可以向貪官權貴奪回他們竊取的贓款，用來充實社保基金，農民也可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我堅信湖州農民也很快會覺醒，並勇躍投入這場轟轟烈烈的“爭土地、求生存”維權活動，使自己和子孫後代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
范 子 良
西 曆 2008年 元 旦
農 曆 丁亥年十一月廿三
（鳴謝湖州小同鄉歸宇斌先生對本文潤色）
主办当局将会申请有关纪录列入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
为了争取在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超过5500名香港市民星期天(7日)在一个地点同时打伞，并拼出”2012″四个数字。
主办这次活动的香港民主派成员表示，打伞活动是希望利用雨伞展示”2012″的字样，以表达对2012年实行普选的诉求，并将申请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主办当局宣布共有超过5000名市民参与了这次活动，警方则表示活动有2000人参与。
民众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球场一同打开雨伞5分钟，以黄色雨伞拼出”2012″的字样和以蓝色雨伞作背景。
打伞活动完毕后，群众便游行到特区政府总部请愿，表达对普选的诉求。
宣布参与香港立法会地区补选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也出席了这一活动。
香港政府在3个月前就香港政制改革推出咨询文件，有关咨询期将会在星期三(10日)完成。
民主派批评咨询文件设计复杂，令市民难以明白内容，影响了咨询的真正意义。
今天上午，按计划，刚刚去世的北京拆迁户、维权老人刘凤池的追悼会将举行，但一大早，刘家门口及四周就来了大量警察和警车，将通往刘家的两个胡同口封锁。刘凤池女儿对我们说，上午她们家警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个路口都有人，警察用布条将两个胡同口封起来了。刘凤池女儿说，在这种情况下，追悼会无法举行，被迫取消。
据今天到过现场的经租户华坡对我们讲，刘家附近大约有一百多警察，有穿制服的，有穿便衣的。尽管刘家戒备森严，还是有数百访民、经租户来到刘家，试图参加追悼会。
与此同时，北京大量维权人士被“看上了”。今天一大早，维权人士、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就给我们发来短信说：“今天依旧有警察看守着，警察明确对我说‘不许你参加刘凤池的丧礼’”。上午11：16分，齐志勇又发来短信说：“我被带上警车了”。
维权人士叶国强告诉我们，他家昨天晚上就有两个警察和两个保安，他们守了一夜，直到现在，这四个人还守在叶家门口。
我们给维权人士李海珍打电话时，她说警察就在她旁边，不方便讲话。而维权人士刘安军家从昨天晚上十点就来了两个警察。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8-31
民生观察曾在2007-8-9以《江西省修水县农村教师呼唤教育公平》为题披露了江西省修水县古市镇上东山村教师傅梅象坚持为农村孩子办学、政府拒不支持的情况。
今天中午，傅梅象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上午，修水县古市镇派出所四名警察来到他家找到他，对他进行了询问和调查。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地十几个老百姓赶了过来，如果一旦警察抓人，老百姓做好了阻止的准备。
警方在今天的调查中，主要问了傅梅象是谁把他的事传到网上去了、在什么地方传上去的，并说：“你把事情弄到网上去，是犯法的”。 傅梅象说：“我说的都是事实，犯什么法”
警方还说他们看到了刘飞跃写的那篇文章，他们问傅梅象是如何联系上刘飞跃的。四名警察还对傅老师说：“你上网的事上面已经知道了，领导很重视，正在追究、过问这个事”最后，这几位警察甚至将刘飞跃的电话号码要走了。
在今天的电话中，我们感到傅老师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有些话他似乎欲言又止。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8-15
附民生观察相关报道：/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