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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志愿者蓝海2013-2-21消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教授，昨晚在他自己的新浪博客发表了一篇非常尖锐而深刻的政论文章，在不到一天的时间，点击阅读的就已经超过8741人次。该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生态以及胡温这十年的改革做了独到深刻的剖析，亦对习近平新一届中共领导层未来的走向，做了大胆的预测。有很多网友在网上留言到：“赶快下载收藏，不然，很快就可能会被封杀掉了”。以下为本工作室下载收藏的原文：

 

《中国未来改革的走向和变数》

　　　　　　　　　　　　　　　张鸣

中国的高层政治，迄今为止，依旧是相当黑的黑箱。外面的人们看中国，只能凭借一点蛛丝马迹，看看高层人物的媒体露面，拿着放大镜逐字分析人民日报上的官样文章。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观察高层人物本身，由他们过去的“表现”，给他们划类归队，谁是保守派，谁是改革派。如果他们心中的改革派上升了，就欢欣鼓舞，如果保守派上台，就一片哀鸣。此番中共高层换届，新的政治局7人常委，一般来说，是被外界视为偏保守的，但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由于过去的表现，给人高深莫测之感，所以，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不断以自家的一厢情愿，对之进行解读。对中国政治解读，看人下判断的习惯，不仅主导着西方媒体，也是一班儿国内政治观察家的偏好。

其实，所有前社会主义的国家，由于政治圈里盛行两套话语，人们已经习惯了在正式场合不讲实话的政治文化，仅仅从媒体露面的表现来看人，观察人的动向和趋势，是一件十分不靠谱的事儿。甚至，从政治人物的出身，成长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来看他们今后的表现，也不一定准确。一个惯于后台运作的政治场，黑箱之内，也许能看到他们的真面目，在黑箱之外，人们看到的只是假面晃动。如果依据外界能看到的有限的身份标识，“太子党”、“团派”或者清华帮，北大派等等来判断他们今后行为，恐怕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整个国家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后意识形态时代。中国原本就有的现实主义因子，在邓小平的强力拉动下，被推向了极致。即使在改革初新旧参半的中共领导层中，原有的意识形态信仰，也变得日益模糊。到了江时代，中共的队伍，除了少数失落者，绝大多数已经变成了闷声发大财的追求者和实践者。胡时代的工程师群体，对于意识形态，充其量只有残存的教科书的片段，之所以抱住不敢放手，不过基于婴儿期对奶头的依恋而已。新的一代，基本上是经过文革，下过乡，然后在改革开放前后进大学，经历了理想破灭，大起大落的一辈。即使往好了说，也是一群什么都看明白了的彻底的功利主义者。对这些人而言，怎么做，第一看位置，第二，也是最关键的，看利益。有句俗话，是我最喜欢说的，那就是形势比人强。判断中共高层今后的走向，关键要看形势，有没有逼他们非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形势。

　　　　　　　　　一、主题词的转换

虽然说，自打1978年之后，在中国，革命已经被改革所取代，成为中共挂在嘴边的流行用语。但人们都清楚，过去的十年，实际上并没有改革。尽管你可以说，这十年的中共高层对此也有分歧，但守摊子还是压倒性的意见。以今天而论，人们当然可以把这种守摊子的行为，归结为工程师一代的个人属性，但守摊子也有守摊子的情势。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在解决了姓资姓社的意识障碍以后，整个国家喷发出来的求财狂热，激发了改革年间最狂热的经济浪潮。持续的高速经济发展，遮蔽了一切。胡温接掌大局之时，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变得空前的富有，国家的强制机器，也空前强大。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专制体制，进行变革都是被迫的。如果没有非改不可的情势，没有一个专制者会进行改革，连微调都不可能。我们今天可以骂胡时代的停滞甚至倒退，但胡温的确有停滞的本钱。客观地说，胡时代尽管政治上相当保守，但领导层内还是有人意识到了改革成果的分配严重不公，留意到了底层民众的困境。至少已经着手在推行社保和医保，而且减免了农业税，改善了在乡务农的农民的生存状况。只是因为他们不敢触动旧的城乡二元体制，也不敢触动权贵和官僚阶层的利益，相反，还尽力迁就甚至讨好这个阶层，所以导致这样的所谓社会改革，一项也没有完成。不改革的后果，在胡温当政的后期，显现得愈发明显。各种社会冲突，尤其是官民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由于执政者感觉自己有本钱，所以，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改革，而是维稳。用钱摆平，用行政机器乃至警察摆平。一度流行的一句领导口头禅是：能用人民币摆平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到了维稳耗费了巨大的资源，有点难以为继之时，上面积习已成，难以改变，也没有勇气和魄力改变。于是，维稳和粉饰太平相伴而生，相辅相成。最高层也明显在鼓励下级粉饰太平，把上访数量、群体性事件以及事故伤亡数作为政绩考核指标，实际上就等于暗示下面必须粉饰太平。国家信访局，也因此变成了拿钱销号局，即拿了地方的钱，把上访纪录销毁，从而让地方这方面的纪录少一点。

历史上，凡是到了从上到下一起粉饰太平的时候，毫无例外，都是危机到来之时。在危机的前夜接手的新班子，显然没有继续维稳的本钱，没有这个本钱，自然不能做这个买卖。尽管新的总书记过去给人的印象是稳，求稳，但继续维稳，却不是他的选项。从各方面的迹象表明，今后的岁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改革将会重回中国政坛，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词。新上任的总书记，选择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深圳，深圳尽管近年来已经没有了改革气息，但它跟邓小平一样，在现代中国的符号象征意义，仍旧是改革。总书记此行发出的信号，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要像邓小平一样，再一次重启改革。

　　　　　　　　　　　二、改革可能的方向

改革是形势所迫，改革是为了缓解危机。一句话，改革是为了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提出的所谓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政治宣示，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要改，但改是为了保住政权。别的不说，单说世情，一个社会，从意识形态上讲，右派不满意，左派也不满意；从阶层上讲，穷人不满意，富人也不满意；从社会身份上讲，民众不满意，官员也不满意。如此普遍的不满，在迅速蔓延，还不说明问题的严重吗？但是，就一般而论，状况好的时候改革，风险要小，而状况不好的时候改革，风险就大。虽说，错过改革的机遇，是件令人惋惜的事，但新一届的中共领导人，却只能吞下这种惋惜，战战兢兢地面对风险。留给他们的选择，只有一条路，既要改革，而且改出成效，同时要规避由此带来的风险。这样的走钢丝，很难，但又必须走。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人们一直期待的，但新班子是否会单挑政改说事，却不一定。今后的改革，还是改革，只是，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政治领域。

当然，按照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惯例，新班子上台，总得干几件漂亮事儿，三板斧砍下去，树立威信。反腐败，是最合适的选项。抓出几个大个的贪官，民心大快，新班子的形象威信也就都出来了。近来，似乎也有这样的苗头，北京甚至传说要搞运动整风了。然而，当今之时，比不得从前。老百姓对于“加大反腐力度”这种事，已经高度“审美疲劳”，无论是纪委抓大案，还是搞运动，无非来时一阵风，过后腐败照旧。老调子已经唱完，再唱，也没有什么新意了。可以肯定，延旧思路反腐立威，多半会是哑炮。

一般来说，自1978年以来，经济改革是当政者比较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在胡温的十年中，经济改革也基本上止步不前。垄断领域的开放，因玻璃门的存在，开而不放，民企根本进不来，但政府对此却毫无作为。金融业的改革，改了多少年，还是跟世界难以接轨。民企融资难的问题，愈演愈烈。加工制造业升级换代，也是喊了多少年，碍于制度和人才的瓶颈，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加工制造业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地区转移，是一个趋势。由于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正在丧失，加工制造业的萎缩，已经成为事实。作为这些年经济发展原动力的民营企业，由于政府不良所致的经营环境的恶化，国进民退的紧逼，舆论上“原罪”论的抹黑，再加上地方政府和一些官员借打黑为名的侵夺，雪上加霜。民营企业最有活力的温州，企业倒闭成潮，没有倒闭的，也只热衷投机。这样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致命的。当然，更致命的也许是日益庞大而且掠夺性的地方政府，以及这些政府庞大的地方债务。这些大多数都是恶性的债务，到了还债高峰时节，就需要中央政府为之买单了。有人甚至预测，2013年，也就是明年，中国的经济危机就会到来。

即使仅仅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新班子首先要做的事，也该在经济领域。别的国家，政府应对经济危机，没有多少高招。但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只要推行对国企的改革，切实开放垄断领域，在这些国企一统天下的领域实行私有化改革，马上经济就会还阳。中国的垄断领域，石油、电讯、电力、铁路、能源和金融，蕴含着太多的商机，只要私有化的大门一开，一个比江朱时代更为汹涌的投资热潮就会出现，而国家也会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比现在国企垄断情形下拿到的税收和利润，大到不可以道里计。客观上说，尽管我们说过去三十多年，中共一直依赖经济发展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来源的做法，并不高明，但在整体政治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还只能依赖这样的合法性。只有经济好转，新班子立足才稳，而且才能有本钱做进一步的改革。同时，由于这些垄断性国企这些年一直通过垄断地位，榨取民众的膏血，获得超额利润，国企的高层，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因而积累了太多的民愤。只要动了这些垄断的蛋糕，即使动的不怎么巧妙，也会争得民意的支持，对恢复政府的公信力，有着莫大的好处。无疑，这是这项改革给新政府的政治红利。

新班子比较方便做的第二桩事情，是司法改革。胡温十年，司法改革不进反退，是个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之初，在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中，最后的结论还是法大，而现在党比法大，已经成为从理论到实践的事实。党政行政部门对司法的全面专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强调党对司法绝对领导的结果，是使得司法变成了地方党委，尤其是地方党委书记个人的工具。不过，这样一来，司法也就失效了。不仅难以作为官民之间的仲裁者，连一般的民事纠纷都难以解决。无论什么案件，法院怎样判决，都没有人服气。中国民众上访潮的持续不退，固然跟地方政府维稳的应对方式有关，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由于司法的失效。司法的失效，连带着出现的另一个社会问题，是三十多年改革中涌现的律师群体，变得生计越来越艰难，对体制的反弹越来越强烈。在某些御用理论家眼里，律师已经成为需要严厉打击的新黑五类，而在事实上，律师与政府的对抗的确在升级，而地方政府也的确把律师作为重点防范和打击的对象。

事实上，如果没有出现这十年的倒退，中国的司法改革一直都在进行中。现在需要做的，是把这个中断的过程接上就可以了。即使一时半会儿做不到司法独立，至少也得让司法独立于地方政府。这对于恢复司法的功能，是必须和必要的条件。作为司法改革的第一步，废除劳教制度，眼下已经呼之欲出了。恢复司法的有效性，对于改善官民关系，恢复政府的威信，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不用担心司法的独大，因为现在党政机构已经扩张到如此地步，即使司法独立，在最初也只是一个小山头，可以起到对党政专权的一点点遏制，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只要司法改革走到这一步，就会对提振民众和知识界的士气，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第三个眼下就能做的事情，是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变革和基层地方长官的直选。改革三十多年来，各个地方曾经对激活人大制度以及推行基层地方长官的直选做过一些尝试，但是，这些尝试先后都被叫停。不仅如此，地方人大负责人由地方党委一把手兼任，而且自荐参选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参选之路也越来越难。这样的倒退，使得建构基层权力制衡机制的尝试，全部落空。当然，这种倒退，也给后来者的改革，留下了社会心理层面的空间，只要在这个方面推进一点，都会有很好的反响和社会效果。以往这方面尝试的经验证明，凡是实行直选的地方，官民关系都有很大的改善，民众上访的数量都有大幅度下降。

推进国企改革，可以缓解经济危机。而推动司法和人大改革，则是为了缓解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紧迫，已经不必再说。政治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比经济危机还要紧迫，而且反过来，会刺激经济危机的提早到来。中国的再度现代化，是官府拉动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治改革缺位，使得官府的膨胀，权力的扩张，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官府掌控一切，官员拥有一切。而且还不断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夺民众。即使不算三公消费，官员的待遇之优裕，特权之广泛，也让所有的社会职业都黯然失色。当然，由此也导致官民矛盾空前激化，网络上的仇官情绪，高到吓人的境地。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官员能被人恨到这个地步。社会上有关无官不贪的谣谚，已经升级到了第三版，只要流出官员贪腐的传言，不管真假，人人都信之不疑。这样的状况，显然是一种政治危机的前兆，缓解官民矛盾，可以说是新班子的当务之急。所谓的缓解，能做的，就是限制官僚集团的扩张，拿掉他们手里的工具。

　　　　　　　　　三、改革的变数

跟1980年代的改革不同，当年改革的大敌，主要是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旧观念。而今天改革的劲敌，却是利益集团。上面列举的三项可能的改革从技术层面上，难度都不大，但如果真要推进，都会面临利益集团的抵抗。这样的抵抗，能大到何等地步，真是无法预测。

经济领域的国企改革，当然会触动垄断国企的利益集团。尽管这些垄断集团名声很臭，但它们的确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掌握这些垄断集团的，多半是些超级权贵家族，能不能动得了他们的蛋糕，或者说怎样动，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动这些蛋糕，会不会由此引发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从而撼动刚刚稳定下来的政局，实在令人难以说清楚。

而司法和人大的改革，触动的都是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没有民告官，没有监督的日子，是官员最惬意的天堂。司法（包括劳教制度）和人大，原本都是地方官僚集团手中的工具，现在要把这些工具从他们手中拿走，而且反过来变成他们的威胁，没有人会乐意的。岂止不乐意，这是是伤筋动骨的痛，这样的痛，会导致激烈的反弹。因为，这样下去，不仅蛋糕被动了，而且可能以后再要分蛋糕，就不大好下刀子了。

尽管我们说，从理论的角度，垄断国企的利益集团和地方官僚集团，他们的整体利益，跟现在的中央高层是一致的。但在中共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的情况下，整体利益，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虽然利益集团无非是攀在中共这棵大树上的藤，但树的死活，藤是根本不在乎的。所有的攀龙附凤之徒，都是依附在龙凤身上的寄生虫，他们要的，只是自己的眼前利益。在古代，即使没有机会逃到国外，寄生虫都在祸害寄主，何况今天，利益集团的成员，都知道留后路，实在不行，就溜之乎也。他们想的，做的，无非是捞点是一点，能捞一天是一天。现在的官僚集团，已经膨胀到了这个地步，老百姓已经养不起了。只要经济稍微放缓，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有所减少，他们就会对民营经济痛下很手，甚至不惜竭泽而渔。官僚集团的存在，原本是支撑体制的，但现在异化成体制的蛀虫。改变这个状况，不能指望利益集团良心发现，更不能期待他们缴械投降。当今之世，中共不改革，只能等死。要改，就只有打破利益集团阻抗的华山一条路。

说实在的，后威权时代，权威的递减是条规律。从邓到江再到胡，中共最高领导人虽然职位越来越多，党政军大权一把抓，但个人的权威却越来越低。所以，我根本不指望现在的新班子会施展铁腕，冲破阻力，推动改革。即使最高领导有此心，他们也没有得心应手的工具，没有可用之人。现有的官僚机器，即使没有利益纠葛，指望他们来推行改革，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哪怕一点小小的改革，都会伤及他们。

应对之道，唯有开放。从来改革的前提就是开放，不仅对外开放，还要对内开放。晚清的新政，现在史学界评价不高，但如果我们看一看当年国外的反应，以及在华西方人的观感，就会发现，这场改革实际上成效显著。过来人如果客观一点的话，也都认为改革很有新气象。经济状况大幅度好转，各项新的建设蒸蒸日上，各项改革，大体都能见到成效。但人们公认，晚清的吏治腐败透顶，官僚机器已经腐朽。改革之所以有成绩，就是因为引进了社会因素，让全国的绅商，尤其是新式的绅商参与改革。通过地方自治、地方准议会的选举，开放媒体和社会团体三种渠道，让社会的中坚力量参与到新政中来。而新政的失败，革命的发生，恰是朝廷的少年亲贵，倒行逆施，力图收权，伤了众多绅商的心所致。所以，改革若想成功，压制利益集团的反抗，唯一的途径，就是引入民意，将社会力量引进来，借民意压制利益集团。事实上，地方官僚集团和垄断国企的名声，早就被他们自己搞得臭不可闻，只要新班子不再为这些集团背书，适当地放开媒体，围剿这些集团，事情就好办多了。

当然，更危险的局面还不是利益集团的反抗，而是中共政治格局的微妙。人们都明白，路走到今天，即使在明面上，支撑中共执政的力量，也只剩下了官僚集团。维稳情势下，各级官员的安保为何如此严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的敌意。官僚集团和垄断国企集团，是这个政权的四梁八柱，虽然是很不稳固的四梁八柱。在王朝时代，统治者的基础，除了官僚集团，还有乡绅，现在政权的基础，比王朝时代还要薄弱。

再薄弱的支撑，也是支撑。改革的风险，是因此丧失了现有的支撑，又没有得到其他的支撑。当然，改革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可能因此而获得别的支撑，尤其是民意的支撑。也有可能因此而开启更新官僚队伍的进程，用一个比较清廉而且精干的官僚队伍，取代现在低效而贪腐的队伍，正如中共多年追求的新加坡模式。但是，不能不说，若要实现这样的结果，难度还是相当大的。这需要改革的操作，不犯大的错误，而且方法对头。做到这一点，如果仅仅依靠现有的政府班底，包括官方的所谓智库，是根本无法实现的。198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卓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导者直接从民间的年轻知识分子发生了联系。这样的联系，已经中断多年。现在的官方知识界，事实上已经为官方多年倡导的犬儒化所废掉，不仅失掉了在民众的威信，而且失掉了本应具有的知识品格。本该作为改革支撑的知识界，居然成为进一步改革的负资产，不能说不是这十年停滞的一个最大的讽刺。

未来改革的最大变数，跟改革的动机有关。可以理解中共新班子重启改革的动机，有哪个专制政权的改革，初衷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掌权地位呢？即便自由派人士津津乐道的台湾的蒋经国，在开放党禁和报禁的时候，真正盘算的，也是给国民党带来更多的机会。失去政权，仅仅作为一种不得已的可能性后果。但是，新一轮的改革，即使根本不碰风险比较大的党禁和报禁，也依然存在着牵一发动全身的可能性，进而危及中共的统治。更可怕的是，党内外的保守势力，也会不断地拿这点来说事儿。戊戌维新时，“保中国还是保大清”的梦魇，会不断旧梦重现，困扰着执政者。据说，最近党内高层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但愿，他们能读得懂，读出改革的风险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读出学界流行的“改革等于找死”的意思来，那么，新班子的命运就很可悲了。当然，即使中共高层对托克维尔的解读都正确，也可能因为突然间某个失误，导致民意汹汹，或者现有的支持者强烈反弹，党内意见觉得已经危及统治了，已经进行的改革会因此而中断。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戊戌维新就是这样被中止的，后果惨不忍睹。而晚清新政的大好局面，仅仅是因为新上台的权贵担心失掉权力，一改放权为收权，改革就被革命给毁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改革，也差点因为那场风波毁于一旦。如果不是当时政治强人还在，而且采取了非常手段，中国政治会走到哪里，还真的说不好。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中断改革，比根本就不改，危险性要大上不知多少倍。但在保守势力仍旧还有市场的情况下，中断改革的危险，随时都会有。因为，新一轮的改革的启动，初衷就有问题，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只准备了一种可能。就情理而言，天底下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只能成功，而且按主导者设计的方向成功，不能失败。

胡温停滞的十年，不仅培育了一个无用而且犬儒的知识界，而且滋生起相当数量的保守派。这里，有操着西方学术话语的新左派，更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左派。毛左派本身，也分体制内和草根两种。虽然，在理论上，左派的言说，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很多人根本不屑讲理，喊打喊杀。但他们的崛起，却跟这十年社会矛盾激化，弱势群体受到冷遇的现状有关。当局的纵容，薄熙来的鼓励，给了这些沉渣泛起的左派打了一支强心针，虽然薄熙来倒台，但强心针的功效却还没完全消退。在今后的改革中，这个势力，会不断地出来发难。而当局恰好有一个无论如何不能失去政权的软肋，只要这个软肋存在，改革的前景，就有一层浓重的阴影。

　　　　　　　　　　　　　四、简单的结语

过去停滞的十年，造成了一种非改不可的形势，也积累了很多改革的负资产，但是中产阶层壮大了，人心变了，社会生态变了。虽然左派的声音还很响，中共党内的保守势力也在顽强地拉车倒退，但时代的确变了。十年前还是大逆不道的观念，现在已经在网上成为了常识。回到毛时代的最后一搏，随着薄熙来的倒下，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中共新领导人明白，走出自身的困境，缓解危机的唯一途径，是继续改革。前面提到的三事，只是中共新领导人最方便做的，他们能做哪个，还是未定之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没有不做的本钱。做了之后，会产生很多变化，这些变化，没有人能够清楚的预测出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做到半途，改弦易辙，死路一条，除此而外，无论怎么变，中共的前途，都会比不变要好。尽管中共跟国民党比，包袱更多，历史的欠债也更多，但要争取一个好的前景，唯一能做的，还是尽力改革，做好事。历史上每个专制集团，都有欠债，都有包袱，若要新生，唯有脱胎换骨，从来没有过例外。

 

2012年12月10日06:54来源：京华时报

[提要]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都过大。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昨天在京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关注点1

 

　　基尼系数达0.61收入悬殊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都过大。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表示，中国收入不均程度罕见，但从各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高基尼系数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它并不可怕。在短期内要缩小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政策来实现；而在长期则需要通过全面提高教育水平以实现机会均等。

 

　　报告还显示，造成农村与城镇贫困家庭低收入的最主要原因均为受教育程度较低，而农村贫困家庭低收入则还受到户主健康状况与社会保障程度的影响。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中国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表示，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好地进行城镇化，坚定不移推进经济转型。

 

　　关注点2

 

　　城镇失业率8.05%

 

　　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7月中国城镇整体失业率为8.0%。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劳动力人口为34624万人，由此推断我国2011年7月失业人数超过2770万人。

 

　　报告称，由于“下岗浪潮”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老年人失业率更高，51-55岁劳动者失业率高达16.4%。

 

　　而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21-25岁城镇劳动者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失业率为16.4%，远高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就目前受到高度关注的“农民工”群体，其整体失业率只有3.4%，大大低于城镇户籍劳动者的失业率，后者高达11.2%。同时，由于农村后续劳动力的供给有限，“民工荒”现象将持续存在。

 

　　而根据季度追踪调查数据，2012年7月，中国城镇失业率为8.05%，较2011年7月高出0.05个百分点。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率上升，老年劳动者的就业形势好转。

 

　　潘建成表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这既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还有利于提高就业质量。我们还要坚定不移地提高教育水平。这对于就业和收入都有积极影响，这还有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大系统中的一环。

 

　　背景资料

 

　　2000年后已停发官方数据

 

　　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个指标，其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中国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官方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在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中仅提到“从五项监测指标来看，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实现程度为79.8%”。

 

　　发布本次数据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是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共同成立的公益性学术调查研究机构，其主要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该调查是针对中国家庭金融领域全面系统的入户追踪调查，调查成果将建成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领域的基础性数据库，为社会共享。中心计划每两年进行一次全国性入户追踪调查访问，样本分布在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0个县（区、市），320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为8400多个家庭。（高晨） (来源：京华时报)

 

2012年8月16日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叶檀

　　中国家庭户均资产到底是多少？这是一个谜。

 

　　今年5月，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8月，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其中城市为85.39%，2011年中国城市户均拥有住房为1.22套。具体到套数，城市家庭中只有一套住房的占69.05%，两套的占15.44%，其余的拥有三套或三套以上。报告指出，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家庭自有住房率很高：世界水平为63%，美国为65%，日本为60%。中国的家庭资产、存款、房地产赶英超美，不在话下。

 

　　数据一出，网友纷纷拍砖，基于常识的检验让这些数据显示出忽悠意味。而专业研究机构之间数据不一致，进一步显示研究可信度不高。

 

　　2011年年底，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和花旗中国发布的《2011年中国消费金融调研报告》显示，2010年受访城市家庭税后年均收入89170元，平均资产总额715947元，平均负债4.576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39%，显著低于同期美国家庭平均资产负债率的20%左右。清华与西南财大的两个数据完全不匹配。更妙的是，家庭资产、负债与央行的居民存款、居民贷款同样不匹配。

 

　　检验中国家庭财富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如王小鲁所说，收入高的不愿意接受调查，或者胡乱报一个财富数据，使得财富调查经常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十个调查就有十种不同的结果，连权威机构的统计都不一致。

 

　　目前各研究机构跑马圈地，争夺热门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以至失去了最起码的客观、公允与审慎，与常识认知不符，一再引发争议。如8月5日，北京大学发布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2》，其中提到全国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则为36平方米。该调查的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回应称，上述数据只是反映全国总体平均数值，包括农村地区。但在另一方面这样的平均数就会掩盖内部巨大的差异，和许多人特别是和城市人群经验很不相符。西南财大面对质疑的回应则是，“抽样调查的样本里，非常有钱的人很多，这样一来，平均数就拉高了”，说明可能存在取样方面的偏差，而统计取样的分布、数量，是统计准确的生命线。

 

　　即使西南财大所公布的数据是可信的，平均数也是个忽悠的概念，使用时必须极为谨慎。

 

　　面对如潮的质疑，西南财大研究小组指出，平均数高是因为差距大，“最有钱的10%的家庭占有全部样本资产的80%以上，所以提高了均值水平。而更有解释力的是中值水平(中位数)，样本中家庭资产的中值为40.5万元，就是表明一般城市家庭的资产是在40.5万元以下的”。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中值反映的是处于中间阶层的家庭资产，反映的是社会绝大部分中产收入阶层的情况，而平均数则是市场的均值，是把总资产均摊到每个人头上的结果，平均数是个忽悠的数据，很容易产生被增长、被削弱、被提升种种情况。

 

　　城镇居民最高收入10%的家庭和最低收入10%的家庭，互相之间的人均收入比在过去的20年中间大致是从6倍上升到9倍。2008年按统计数据是9倍，按照王小鲁先生的模型推算，则是26倍，城镇高收入居民实际收入要远远大于现在统计上的数据，如果加上资产的话，则家庭资产在资产泡沫期的差距有可能高达上百倍。

 

　　平均数会忽悠，市场绝不会被忽悠。

 

　　消费市场的反应可以倒推出中国家庭资产情况。当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时，往往说明中国投资者获得了较高的收益，此时家庭资产被平均后，将会快速上升。从消费特点来看，我国呈现出的是哑铃状消费，即高端消费火爆，低端必需品消费维持，中端品牌乏人问津。2011年，高端车消费以40%、50%的速度增长，而国产品牌车日子难熬，国内品牌日趋困难，说明中产收入阶层并不认可中端品牌。从今年上半年的消费市场看，奢侈品消费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说明随着资产兑现难度上升，随着企业不景气，拥有庞大资产的高收入群体或是减少了高端消费，或是将资产转移到了国外。

 

　　无论是从西南财大的数据看，还是从王小鲁先生的研究看，同样的结论是贫富差距在扩大。而西南财大的平均数显示，中国家庭资产已占全球财富的一半，这不是人疯了，就是资产泡沫已经疯狂了。

 

民生观察2012年7月31日综合报道：今天，新华网以《国务院：着力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为题全文播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

 

文中写道，公开透明是提升红十字会社会公信力的重要保证，信息化建设是推进公开透明的重要手段。各级红十字会要按照规定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做到资金募集、财务管理、招标采购、分配使用等捐赠信息公开透明，切实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要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全面、真实、准确地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各地要将红十字会的信息化建设纳入当地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提升红十字会的科学管理和信息公开水平。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网友对近日北京关于水灾捐款的倡议。网友们质疑；仅仅一个7月，我国就无偿捐献给外国合计1000亿元，为什么当自己受灾时，却要百姓捐款？北京市民政局在公布捐款方式和账号后，2个小时内收到7万多条微博，都是骂娘的，今天早上已经关闭评论了,网上因为北京捐款而热闹非凡。骂声汹涌。一副对联流传颇广。上联:对外援助减免贷款大笔一挥十分潇洒。下联:对内逼捐推卸责任贪得无厌一等下流。横批为:捐你妈逼！

当政府成为负责任的透明政府，当公民学会了理性表达诉求，公民与政府间才可能建立起良性互动机制。

7月28日，江苏南通市政府发布消息称，永久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一场因环境问题引发的风波，因为当地政府的积极回应而渐渐平息。

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民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环境敏感期，怎样才能避免民众非理性情绪之下的极端行为？政府与民众如何理性互动，求得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由环保引发的群体冲突时有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项目通过了环评，甚至是国家或省里确定的重点产业项目。这表明，中国社会发展正进入一个特殊的环保敏感期，一方面，“发展中”这一现实国情还绕不开产业的梯度转移，一些工业项目也不可能做到“零污染”；另一方面，民众的环境意识与权利意识在迅速提升。环境利益冲突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成为发展转型的一种折射。

就目前几起风波的处理方式看，有的是宣布停建，如什邡投资超过百亿的钼铜项目，以及启东的排海工程；有的是重新选址，如PX项目在厦门遭到市民反对后另选厂址。这反映了政府顺应民意的可贵姿态，但有的问题并未结束，比如大型项目停建后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重新选址后会不会引发新矛盾？

有必要从这些新矛盾新问题中吸取教训，进而审视自己：面对发展阶段的“环境敏感期”，地方在确实需要引入一些产业和项目时，是否尽了最大努力把环境风险降到最低？是否开展环境评估时也充分考虑了“社会风险评估”？选址、兴建与运营各环节是否做到了科学论证、公开透明、充分沟通，进而得到了大部分群众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固然需要公民理性表达诉求，更需要政府成为负责任的透明政府。

做责任政府，就是要将自己从具体的经济利益纠葛中独立出来，成为公共利益的执行者、经济利益的平衡者。同时，给予群众权利诉求的正常通路，确立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营造包容性舆论环境，维护包括行政诉讼在内的司法公正，推进执政方式的现代化。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看到，公众理性维权的意识渐强。这表明，在今天中国，大多数人仍然希望国家在稳定的轨道上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这是我们理性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珍惜这个基础，建立良性互动机制，相信我们能够应对社会发展转型的一切挑战。

以下是是7月28日启东人民抗议与冲进政府的图片：

  

 

 

 

 

 

 

 

 

 

 

 

 

 

 

2012年06月19日 07:47

 

在各地的成交持续回暖，民众对于房地产市场又有点人心惶惶的时候，有关部门需要坚持以“制度调控”替代“政策调控”，最终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

 

昨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5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统计数据。从环比看，70个大中城市新房价格与上月相比，价格下降的有43个，持平的有21个，上涨的有6个，与4月份的统计数据差别并不是很明显，但二手房的环比数据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4月份环比上涨的城市只有9个，而5月份达到了18个。

 

尽管统计局的数字表示：“环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涨幅均未超过0.9%。”但这个统计数字，却和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居民的感受有些不同。

 

根据一些房地产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以及有关机构的统计数字，在五月份，包括万科、恒大、中国海外以及保利在内的四大地产商销售均突破百亿；北京市住房成交量连续3个月突破万套，直追房地产市场最火爆时的数据，在成交明显放量的同时，无论是二手房，还是新房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跳涨，排队购房、“日光盘”等现象再现江湖，楼市的回暖不仅和统计数字不一致，也的确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

 

很显然，楼市的这种反常的表现并不符合基本常理，一方面，高层一直强调房地产调控不动摇，另一方面，整体的宏观经济形势也并不乐观，况且一线城市的房价历经严厉的调控但并未有明显的回归。

 

一些机构对5月份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回暖的解释，大多认为是政策的微调，让“刚需”得到了好处，所以，大量的自主需求开始入市，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但是，目前房地产市场的这种回暖显然不是“自住需求”所能撬动的。

 

经过三年多的调控，尽管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被遏制，但在各地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难以摆脱的情况下，房价未来上涨的预期远远没有扭转，房地产政策和房价随时都有逆转和反弹的可能。由首都经贸大学与中国社科院联合对35个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32个城市居民皆预期房价将会继续上涨。

 

在各地的成交持续回暖、民众对于房地产市场又人心惶惶的时候，有关部门对目前的这种回暖需要高度重视。面对民众的恐慌，我们也看到，人民银行、住建部等有关部门对于市场上的一些不实的传言及时进行了辟谣。这些都有利于稳定民众的预期。

 

中国房地产调控成败的标志并不在于房价是否下跌，甚至下跌多少，而在于有没有给购房者稳定的价格预期。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公共政策给购房者的多是不确定和恐慌，那这样的政策注定不会赢得公信力，特别是在利益博弈非常惨烈的情况下，短期的政策只会引发价格的更大波动，这无论对中国经济、开发商、还是购房者，都是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2012年05月23日 18:42

 

在我看来，中国正进入国家建设、重塑国家和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键阶段。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从零开始。我们将吸取前车之鉴，分析现状，沿着法治和民主的道路向前推进中国。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与巨人共舞”。我记得在我的学生时代有部电影叫做《与狼共舞》。中美关系正有些这样的意味。至于将中美称作“两大巨人”的说法，我仍有所有保留。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就其人均收入而言还是个“侏儒”，在当前的210个国家中排名比一些非洲国家还落后。中国排在第93位，低于平均水平，遑论与美国相提并论。中国正处于工业初期的半途，而美国已迈入后工业化阶段。生产力方面，中国仅为美国的10%。目前，我们的13亿人口中仍有约8亿农民。因此，我对使用G2（两国集团）这一说法或称中国为巨人都敬谢不敏。

 

　　中美比较的话题就说这么多了，现在我想谈谈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在我看来，中国正进入国家建设、重塑国家和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键阶段。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从零开始。我们将吸取前车之鉴，分析现状，沿着法治和民主的道路向前推进中国。

 

　　我将通过回答以下四个问题来阐述我的观点：

 

　　第一， 中国来自何处？

 

　　这一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厘清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若干迷思。

 

　　30年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60个国家中排名140，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当时我在一家工厂工作，年收入只有50美元。从食物到衣物等所有物品都是定量供应，中国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展开了经济改革，此后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千年以来，中国的总GDP（aggregate GDP）基本上是一个平滑增长直线，但在过去30年，我们看到了一个拔地而起的增长曲线。就如前IMF副常务董事（MD）所言，这30年的经济改革所创造的经济成就为人类发现火后所未见。

 

　　我将以几个数字来证明这一惊人的成就。

 

　　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约58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7万亿美元，增长了118倍。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9.3%。

 

　　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60美元增至2010年的4700美元，增幅近80倍。以定值美元（constant dollar）计算，增幅仍有30倍。

 

　　1980年，中国钢产量为2700万吨，现在则达到了8亿吨，为当时近30倍。

 

　　我不会一直拿数字做文章，不然我可以说个没完。我只是让你们能借此管中窥豹，有点概念。

 

　　第二，邓小平有何成就？

 

　　有些人看到这些惊人数字的时候可能会这样问。

 

　　在我看来，邓小平在过去30年基本上取得了三项成就：

 

　　1. 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2. 通过建立民营企业确立了竞争机制。

 

　　3. 实施开放政策，从而令中国告别了封闭，融入世界。

 

　　这些成就推动中国走出欠发达状态，走上了发展的康庄大道。

 

　　然而，中国的经济、社会仍在转型期。

 

　　第三，惊人的增长背后酝酿着什么危机？

 

　　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世界称羡，但我们在转型期已经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制度建设不足，生产要素价格、汇率、利率还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问题名单可以拉得很长。但是，我想重点强调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最复杂的三项挑战。

 

　　头号挑战：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中国2006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而且一直在持续上升。今天的中国，41%的财富掌握在1%的家庭手中。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民没有公平地享受到改革的红利。

 

　　二号挑战：腐败蔓延。我必须指出这是我们最严重的社会病之一。近年来，政商勾结、权力寻租令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它已经渗透到各级政府，买官卖官被当成一项投资，所牵涉金额巨大，动辄数千万美元。腐败破坏了道德风气，扩大了收入差距，并动摇了社会根基。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毒瘤必须清除。

 

　　三号挑战，政府太大，国民总收入（GNI）中个人收入所占份额急剧下降。经过30年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已经积累的巨大的财富。但这是以牺牲个人收入为代价的。从1992年到2008年，全国收入中政府所占份额从15%增至21%，而个人收入份额则从69%跌至57%。换言之，人民和政府并没能公平地分享增长红利，政府分掉了最大的一杯羹。

 

　　而且，政府占了整个经济的近一半。每年的增长驱动中，50%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社会和经济都过度依赖政府。大政府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必须变革。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经济增长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许多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雷同。他们既有的增长模式阻碍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在收入阶梯上继续爬升，超过4000美元。他们也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增长疲弱，社会冲突、对抗甚至是社会动荡加剧。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避免陷入在发展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中国走向何方？

 

　　关于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有很多激烈的争论。大家的共识是，中国在今后的30年必须展开超越狭义经济领域的彻底改革，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这一点我也认同。比起以“经济改革”为重心的前30年，未来30年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和富有挑战，且风险巨大。在以下三个方面，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1. 将一心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政府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建立公平市场规则的政府。政府必须停止继续同时扮演裁判和运动员的角色。应当将无所不能的政府削减至精简的规模。我始终认为，小的是美的。

 

　　应当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资产占整个经济的约50%。这一点必须改变，否则市场信号就会被扭曲，民营企业会被挤出，中国的可持续性也将成为悬念。

 

　　2. 政治改革应纳入议事日程。缺少制衡导致中国今日的腐败丛生。与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向适应的透明机制和问责制必须建立。此外，需要加强人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度。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一些实验性的改革，并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尝试。

 

　　3. 法律制度改革需要深化。本质上，它要遏制公权保护私权。权力滋生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中国的法律制度应当以保护社会上弱势、易受损害的群体为宗旨。社会缺少法治将使政府及其改革计划的合法性和可信性蒙受质疑。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我们再不能坐视等闲，现在是打击腐败的时刻，是完善法律制度的时刻，是削减政府规模的时刻。如果们现在行动，将展创造无限可能性，令中国在未来长时间持续发展，就如我们在之前30年所见到的那样。

 

　　在结束前，我想引用查尔斯•狄更斯的一句话：“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希望的春天……”

 

(责任编辑：文静)

 

 

南方都市报   2012-04-25

 

 摘要：送锦旗也会送出祸事来？日前，因向长沙市政府赠送“截访先进单位”锦旗，当地两市民被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以扰乱政府办公场所正常工作秩序的由头，处以行政拘留9天的处罚。

    送锦旗也会送出祸事来？日前，因向长沙市政府赠送“截访先进单位”锦旗，当地两市民被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以扰乱政府办公场所正常工作秩序的由头，处以行政拘留9天的处罚。(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传统的锦旗，一般承载的多是对被接收方的正面评价。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民采取“送锦旗”的方式，表达对政府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的不满与督促，颇像行为艺术，引来不少围观。此番长沙的事情，从送的行为到锦旗的内容，均无大的创新，但接受锦旗一方的反应，却显然较以往出格了许多。

 

    对送锦旗市民施以行政拘留的处罚，长沙警方依据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市民送锦旗的行为被指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秩序。而市民所受到的，也是此类行为的接近顶格的处罚，最多能拘10天，市民就被关了9天，以儆效尤的意味颇重。网友对此显然有另外的看法，因为即便严格依法进行处罚，也还存在选择性执法的问题。

 

    首先是“扰乱机关秩序”的定性，如何判断。按照被拘市民的说法，其送锦旗的行为“前后不超3分钟”，根本谈不上扰乱秩序。姑且算这是一面之词，但回过头来细想，以往送正面表彰的锦旗，敲锣打鼓，围观者亦众，锦旗接收方却多要放下手头工作，很happy地接旗、拍照甚至悬于办公场所显要位置，这样的行为有否扰乱秩序呢？如果有，却缘何未遭遇行政拘留的招待？反过来，公民送锦旗所批评的截访行为，是否属实，是否涉嫌违法甚至犯罪，却缘何得不到追究，反受嘉奖？如此选择性执法，何以服众？

 

    显然，扰乱秩序与否并非送锦旗被拘的充要条件，隐身于侧的关键在于，这种刊载负面评价的锦旗，作为一种公民批评，政府部门不愿意接，即便仅是送这一行为，已然让他们感到不快、丢了面子。行政拘留所惩罚（或伤损）的，不是送锦旗行为，而是以其为载体的公民批评权利。

 

    现在看来，如何对待公民送锦旗的行为，各地政府的不同应对，显然高下有别。最一般的情形，市民送锦旗，政府部门不开心，但也能“表情木然”地接下，至于此后权力如何作为，默然反省抑或顽固坚持，先不论。在广州，也多次发生市民给政府送锦旗甚至送皮球的行为，批评、讽刺也好，督促、鼓励也罢，涉事部门也只能接着。而2011年1月，海南农民把“村民心中最不作为奖”锦旗送给镇政府，该镇政府不仅接下锦旗，还将其挂到墙上“作为鞭策”，赢得称赞。

 

    几厢比较，长沙市有关部门对待这面锦旗的过激反应，也确实太过夸张。事情不大，透露出的问题倒不少。一面锦旗测出了民情冷暖，也将一些政府部门听不得批评、不知如何面对公民表达的慌不择路，表露得淋漓尽致。(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送锦旗也是一种公民表达，如何应对这一颇有行为艺术风格的“突发状况”，考验的是政府权力的起码雅量：是否有雅量把批评接下来，是否有胆量把批评的锦旗挂起来，是否有足够的反省能力，从公民送锦旗的行为反思自身工作的种种不足。当然，不能一味寄希望于这种雅量的自发生成，需要有对权力的根本约束与制衡，倒逼出权力的谦卑。

 

    送锦旗只是开始，政府部门将会面对越来越多样的公民表达方式，能否都从容地先接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