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8月31日
因为监管不力，20多家房企一年内就少交了数千万元税收，这还仅仅是抽查。
由此可见，只需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群体的征税稍加监管，增加的税收就十分可观。或许，有些税务部门会推说监管如何困难。然而，审计部门用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想管，就没什么困难。
这篇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两类逃漏税行为。一类是和地税部门达成某种默契，一类是故意隐瞒。
对于默契型的逃漏税，我们迫切希望能建立相关制度进行规范，对类似商品房每平方米673元的案例一查到底，并加大惩处力度。法律和行政双管齐下，必能形成强大的约束力。
对于故意隐瞒型逃漏税，则应加强信息共享。当前，信息不对称是高收入者逃税得逞的主要原因。企业多开账户逃税是税务和金融部门没有通气的结果，有的企业坐享高收入却只缴纳很低的定额税收，这是工商和税务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疏漏。因此，这就要求税务、工商、国土、规划、建设、金融等部门能加强信息交换与共享，联合监管。
高收入群体“跑单”，富了几个人，伤了全社会。希望相关部门都能重视起来，联手加强监管，维护社会公平。
近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对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进行了报道，使得这一问题再次引起外界关注。
人民日报称，截至8月底，31个省区市中，北京、天津、吉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海南、贵州、陕西、宁夏、青海、河北、山西、辽宁、四川、上海、新疆、广西、云南、内蒙古、河南等27个省区市已经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据称，原计划31个省市区在年底之前都要建立物价联动机制，现在要提前到10月份之前都建立起来。
所谓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通俗地讲就是当物价上涨后，老百姓的低保标准和社会救助也要随之提高，这一措施是今年3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下文要求进行了。今年４月，贵州省对所有城乡低保对象按每人５０元的标准发放了第一季度的临时价格补贴。同时，从４月开始各地按不低于１２％的增幅提高了城乡低保标准。７月，贵阳市又启动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对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加发每月２４元至３０元不等的临时性价格补贴。其它省市区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
应该说，这项举措是一项值得肯定和继续发展的行动，是一件好事。但好事要办好，对此本人提出以下两点意见：
一是扩大联动机制的受惠对象。现在，联动机制的补贴对象范围主要包括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四类人群。我认为针对人群应扩大，除上上述四类人群外，如农民、城镇居民、普通工人、农民工等都是低收入者，他们也饱受物价飞涨之苦，为什么不能也对他们启动联动机制？
二是提高补贴标准。现在，补贴标准规定为要保证不低于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实际影响。从上文中我们看到，在这一标准下民众每月提高的补贴也往往不过区区几十元，能解决的问题有限，仅仅抵挡物价上涨部分。而社会普遍关注的贫富差距却没有予以考虑，导致贫富差距在继续扩大。联动机制应充分考虑这一问题。
对老百姓应再大方一点，让社会再多一份公平，是一个永远都不过时的诉求。
刘飞跃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1-8-31
2011年08月25日 08:00:29
楼市调控的目的是什么？现实地讲，就是把过高的房价降下来；原则地讲，就是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那么，房价究竟是降好，还是涨好呢？多数人必定会认为是降好。即便已经买了房的人，也不希望房价一直涨下去。所谓的买房赚钱，是对投资者或投机者而言，而对以居住为目的的购房者来说，房产的价值更多的是体现在纸面上，即便将来换房，房价上涨过快也不划算。
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却认为，房价下跌，老百姓会扛不住。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旦房价出现大幅度下降，中国经济就会受冲击越大，这部分人就越容易失业。如果一旦失业，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那么他们怎么买房子呢？所以并非房价下跌越多对百姓越好。也就是说，房价下跌，老百姓是扛不住的。
这一论点，至少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的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第二，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被房地产绑架？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房价翻了几番，八成以上的家庭买不起房，凡是投资房地产的人都发了大财，房地产市场几乎成了“造富”的机器，中国的亿万富翁一半来自于房地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仍然认为房地产市场没有泡沫，认为房价不应该下降，恐怕是很不实事求是的。因为，公众期盼房价下降，并不是希望再回到福利分房的年代，而是希望把房价泡沫挤掉，买一套实实在在的住房。如果连这个起码的要求都不能满足，还何谈提高生活质量呢？
对第二个问题来说，如果认为房价大幅度的下降会冲击经济，就会引起很多人失业，最终导致购房能力削弱。部分人士所担忧的这种结果，恰恰是房地产业与经济、房价与收入的关系被颠倒的表现。因为，房价下跌所以会对经济产生冲击，会让老百姓购房能力更弱，并不是经济的问题，更不是老百姓的问题，而是地方政府的问题，正是因为地方官员只顾眼前的利益，盲目扩大房地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拉高了房价，使经济被房地产业绑架了。如果不是这样，房价下跌会是不可能对经济产生冲击的，也是不会影响到老百姓的就业的。
而事实上，按照我国的人口现状和发展实际，房地产业无论如何不应该成为经济的主导，也不可能成为经济的主导。房价下跌所以能够对经济产生冲击，恰恰证明了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工作定位方面的缺陷，在经济结构布局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目前出现的产业资本大量转向房地产市场，变投资为投机，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如果地方政府在经济布局和结构安排方面，能够更多地从实际出发，扶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有效调控好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就不可能绑架经济，房价也不可能绑架老百姓的生活。
所以，对房价问题，还是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进行分析，认清房价调控的实质。即便由于经济被房地产绑架，房价大幅下降会对经济产生冲击，也不能因此而容忍房价继续上涨，容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一直存在下去。而应当采取更加策略的措施，确保房价的稳定、平缓下降，直至挤干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为止，直至房价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相适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也正因如此，笔者认为，房价下降“老百姓扛不住”的观点是错误的，对这样的倾向也需要高度重视。一方面，要坚持楼市调控不动摇，坚决遏制房价的进一步上涨；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以此来缓解房价下降可能出现的就业岗位减少、收入下降矛盾。同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适当放慢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此来增强老百姓对房价的适应能力。
去年5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实验学校校长罗超，在拎着汽油阻止强拆时，从楼顶摔下，腿骨头断裂，血肉模糊。
罗超，这位残疾人校长，他去年的摔伤痊愈了吗？他不惜以命相搏，他这样毅然决然的抗争行为，保住他的打工子弟学校了吗？而近日，北京市1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在一片拆除、停办的叫嚣声中，都变得岌岌可危。那么，罗超如果还在开办打工子弟学校，他的学校也面临着拆除、停办的威胁吗？
李元龙：罗超校长，你去年为了保住你的打工子弟学校，不是从小二楼跌下摔伤很严重吗？当时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保护学校？你的身体完全康复没有？
罗 超：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保护学校？你想想，我投资近200百万建起的学校，六七年来运转得好好的，你一句话，说取缔就取缔，说拆除就拆除了？教职工怎么办？我的投资怎么办？尤其是六七百学生，他们怎么办？
我的左手小时候就因为意外事故没了，我的右腿也因为小儿麻痹症，幼儿时期就残疾了。为了保住学校，为了打工者的子弟有一个读书的学堂，拖着这样的身子，我上访，人家或把我当皮球踢，或干脆不接待我；我到法院告状，人家不予立案。正常渠道都试过了，白眼、冷眼看够了，没办法了，我只好用那样的非正常方式试试，看看能否保住学校。
最后的结果，是我摔伤了，学校还是没能保住，几个月后，朝阳区崔各庄乡实验学校还是被取缔了。
我受伤后，政府方面，别说看望、安慰、医药费，朝阳区一个教育官员当时甚至如此对家长们说：给他医药费？妄想，我给你们说，要不是看他摔伤了腿，我们早抓他坐牢去了。
李元龙：这样说来，崔各庄乡实验学校最后还是没保住？请你谈谈这方面情况，好吗？
罗 超：我摔伤后，当地政府官员变狡猾了，他们不直接和我等等办学者打交道，威逼拆除学校。我们办学的土地、教学楼等等，一般都是二手合同，所以，政府官员就采取和当地人打交道，逼迫房东与我们中止合同的办法来对付我们。所以，我出院后，房东找到我，要中止合同。正常渠道、非正常渠道我都试了，保不住学校，天天泡在政府部门、每天24小时看守学校也不是长久之计。没办法，我只好接下房东退给、补偿的108万元，这所学校，就这样无疾而终。这108万元，其中还包含我摔伤后的5万多治疗费呢。也就是说，那所学校被拆除后，我的损失近百万元。学校被拆毁后，半数数学生都回到了老家，或回到父母打工地临时住处，处于失学，甚至是处于半流浪状态。所以，我的学校的损失，是看得见的，那些失学了的五六百学生，他们的损失才是巨大的，无法估量的，甚至是毁灭性的——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学生，势必永远离开学堂，他们的命运，十分堪忧。
李元龙：近来，媒体上不是一再报道说，打工子弟学校取缔后，将就近“分流”、安置失去学校的学生吗？真是这样吗？
罗 超：说的轻松、说的好听罢了。你不大知道北京的情况吧？今年，光是大兴、朝阳、海淀三个区，就有24所流动人口自办学校面临拆迁，涉及在校生14000多人。被取缔了的学校学生，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就近安置。许多学生，都是被随意安置到了距离临时住处很远的学校——嫌远你就别读，人家就巴不得这样。
还有，你看网上的报道啊，许多打工子弟学校关停后，其所在地政府工作人员往往告知家长，要求家长办理“五证”后向公立学校申请入学。（笔者注：所谓“五证”，即家长或监护人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家长，大多是流动性较大、社会地位较低的菜农、商贩、临时工，甚至不少靠拾荒为生，根本无法做到“五证”齐全。据有关媒体报道，从2006年开始，大多数区就没再给哪家打工子弟学校发过办学许可证。因此，“五证”对于大多数打工者家长来说，是一道高不可攀的门槛。）
还有呢。表面上，别说北京，就是你们贵州，也早普六、普九，说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不用缴纳学费了吧？但是，你打工子弟要到政府开办的“正规”学校读书，还得交从几千到几万的“自助费”呢。这个高额资助费，也就是过去的借读费。借读费不是不许收吗？这是“自助费”，是你自己愿意资助就读学校办学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没人强迫你、敲诈你啊。你说，这样的自助费，有几个打工者交得起？不让一个学生流失？谁敢站出来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取缔，没有流失一个、十个、上百个学生？
李元龙：拆除、取缔打工子弟学校，政府的理由是什么？
罗 超：说来气人啊！理由不理由，就是用大帽子扣我们，打压我们，说我们是“违法”办学，办的是“非法学校”。“非法办学”，亏他们说得出，多叫人恶心，多叫人寒心啊！我倒要问问了，办学多年来，北京有了危难的时候，比如非典袭来，手足口病蔓延，政府部门屡屡找到学校，要我们帮着校内校外宣传有关知识，帮着稳定家长情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们是非法办学，没资格协助、参与政府事务？再说我问你：我们要开办的是妓院、赌场、黑砖窑，100多所流动人口学校能在京城，能在你们眼皮底下大张旗鼓存在十来年吗？
李元龙：刚才你提到，崔各庄乡实验学校被取缔后，你又重新办起了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请你谈谈这方面情况吧。
罗 超：是的，崔各庄乡实验学校被取缔之前，我就知道，小老百姓的胳膊是拗不过政府大腿的，所以，早在几年前，我就在另寻办学地点，另寻出路，为没办法进政府学校、也没回老家的学生再办起打工子弟学校。所以，在朝阳区那个学校接到被取缔通知后，2009年12月，我就在大兴区租了4000来平方土地，办起了现在这所向阳希望学校。学校投资60多万，现有24个教职员工，应该可以招收到800来个学生。
头疼的是，现在这个学校也被政府说是“违章”，上个学期还下了红头文件让停办。我没停。7月底，政府又口头说让“再办一个学期”。有设么办法呢，能办一个学期，就坚持一个学期吧。
李元龙：你对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意义，以及政府对待这些学校的态度，有什么看法？
罗 超：一言难尽啊。作为河南人，来北京办学之初，政府部门的态度，也还差强人意。当时，他们表态：投资办学，政府扶持。朝阳区当时承认我们办学的资质，把我们学校“挂”成他们的扶持学校。可是，多年来，学校没有得到政府一张课桌椅、学生政府一本作业本的“扶持”。不过，那时，好歹，我们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后来，办学环境越来越差了，直至现在，要大力拆除、停办、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作为一个残疾人，我曾经因此多次找到有关部门、人员。有一次，我对一个朝阳区一个什么科长请求道：一个正常人，要办好一个学校，也是很困难的，何况我一个残疾人。我又没有过分要求，就请你们按照国家对待残疾人的政策，给我政策允许的扶持就是。谁知这位科长的回答，把我气得差点死过去：你是残疾人，也是河南残疾人、而不是我们北京残疾人。你回到你河南老家找当地政府扶持你去。
你听听，这什么素质？这不是公然的大北京腔调，公然的地域歧视吗？
说到打工子弟学校的作用，我要问：假如政府公办学校的容纳量足够所有北京常住、暂住子弟读书，假如教育资源的配备是公正合理的，每个学校的教学质量都相差不大，你说，这还有私立打工者子弟学校的生存空间吗？
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好坏，学校存在的价值，我觉得，不能光听政府的片面之词。我这个学校近千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听倒学校被停办后痛哭流涕的眼泪，还有其他学校家长躺在被拆除学校操场，以血肉之躯阻挡对学校的拆除等等，就是最好说明。
按《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基本标准”规定，校园面积至少要达到15000平方米，校舍总使用面积至少3587平方米，其中体育场地应当满足相应学校规模所需的至少200米环形跑道等。就是“正规”学校，全中国有多少也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谁人不知。这些条件，我觉得，就像是针对打工子弟学校而设置的障碍。没有哪家打工子弟学校能达到这样的“标准”。
私立打工子弟学校，是北京公办学校不足的补充，是解决北京教育问题的有功之臣，是解除打工者后顾之忧的良方妙法，是培育祖国花朵的优秀园圃，是增加就业渠道的活水源头。再站得高、看得远些，则是国家稳定，社会进步，民族文明的鸣锣开道者。总之，于国家，于小家，北京，全国的流动人口私立学校，有功无过。
有些政府官员不是喜欢将“人民答不答应”挂在嘴上吗？你们在无情地取缔、拆除打工子弟学校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想到问问打工的、办学的“人民”，他们答不答应你们这样的野蛮拆毁学校、践踏教育的行为？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1-8-25
2011年8月17日，人民日报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以怎么解决住房问题为题，谈了如何应对中国目前的住房问题，下面是民生观察工作室编辑整理该文的主要内容。
在很多普通家庭看来，房价依然过高，买房依然困难。目前，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不仅没有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应声而落”，反而仍在上涨。2011年6月，与前一月份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仍有44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与上一年同期相比，仍有67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同时，受大城市严厉限购等政策的“挤压”，房价“涨潮”正迅速向中小城市转移。如北京实行“限购令”的当月，河北燕郊、三河等地某些楼盘就从每平方米7000元飙升至1万元。
穆虹（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必须施“重药”降“虚火”，坚定不移抓好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把调控进行到底。目前最关键的，就是坚决贯彻落实好“新国八条”精神，努力巩固和扩大前一时期调控的成果，努力实现市场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和价格基本合理的目标。
货币“闸门”要收紧。由于前两年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市场流动性充足，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推动了房价高涨。2011年我国的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截至7月上旬，央行已连续6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应继续灵活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改善房价稳定的货币条件。
投机投资要“退烧”。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投资需求日益旺盛，但投资渠道偏少，在房价持续走高的预期推动下，很多人加入“炒房大军”，成为房价上涨的重要“推手”。稳房价就必须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继续强化差别化信贷政策，严格执行二套住房首付比例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1.1倍的要求，提高二套房贷款门槛。调整税收政策，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5年转手交易的，统一按其销售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增加交易成本。还应从严执行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要继续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要采取必要的限购措施，压缩投机投资空间，合理引导住房需求。
有效供给要增加。供需矛盾突出是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对不合理需求做“减法”的同时，还应在供给上做“加法”。应努力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加快普通商品住房的土地投放，保证住房建设进度。完善土地出让方式，推广“限房价、竞地价”方式，改变单纯的“价高者得”，防止地价助推房价。
贺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尽快开征房产税，增加住房保有环节的成本，可以有效遏制投机。同时，又可以让大量空置房进入二手房市场和租赁市场，缓解总体供需矛盾。根据各国的经验，房产税是政府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经济手段。
徐绍史（国土资源部部长）：要确保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自住性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确保2011年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
观念需转变 量力而行谋安居
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才能安心。如何实现“安居梦”？租房还是买房？靠“啃老”还是靠自己？先成就事业还是先买房子？这让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纠结。
就家庭和个人来讲，应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放大住房预期。特别是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不应过早把自己“拴”在房子上，“先租后买、先小后大”未尝不是好选择。
但现实中，“超前购房”、“低龄购房”、“攀比购房”现象十分普遍。据调查，北京首套房贷款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比很多发达国家首次购房者平均年龄小很多。这给市场和个人都带来了一定风险。它使大量购房需求提前释放，加剧了住房供求矛盾，加剧了房价上涨压力。同时，也使很多人成为“房奴”，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大大下降。
曾刚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银行研究室主任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范小冲
阳光100集团常务副总裁
孙飞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金融投资委员会主席
匿名房地产开发商
银行的“底线”在哪里？
曾刚：实际上银监会的压力测试并不是针对平常状况，而是针对可能性极小的极端市场情况下所作的检测。这个“50%”是银监会为了进行压力测试所进行的硬性假设。银监会把这指标设置成60%、70%都可以。就像针对自然灾害进行防灾预案一样，做预案并不意味灾害将要发生。
我们很难说清楚房价下跌银行扛不住的底线在哪里。但从房地产贷款这项业务来说，如果要得出这个临界点，就必须掌握每年全国银行贷款的数据以及不同地区的购房价格。这个数据是很难掌握的。
鲁政委：银行支撑不住的临界点到底在哪里，并没有人能够得出。首先，我们调控房地产的目标，是把高房价调整下来，还是不再让其继续猛涨。这个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楚。其次，理论上老百姓希望房价下跌越多越好，但是在中国资产价格下调难度非常大。最后，由于市场临界值要求非常准确，而做到精准调控的难度则非常大。
如果中国资产价格出现剧烈波动，将会对中国的银行业以及中国宏观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因为房地产以及房地产的资金“上家”银行都是高杠杆、高负债的行业。一旦出现资产价格向下剧烈波动，那么房地产、银行业、宏观经济都要遭遇巨大风险。同时，要精准调控资产价格是非常困难的。
范小冲：银行的压力测试是静态的测试，尽管结果显示可以承受房价30%到50%的下跌，但是实际上银行无法承受。因为房价一旦下跌到这个幅度，就已经说明中国经济硬着陆了。这样的风险是承受不住的。但是这种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孙飞：银行抗跌的临界点，我认为，由于目前中国的商业银行房地产按揭首付较高，房地产信贷在商业银行比重还没有到足以要挟和绑架商业银行的程度，因此即便是房价下跌到30%或50%，银行也能抵御。
房地产商的“底线”在哪里？
范小冲：房价下跌30%到50%，房地产商也承担不起。但由于房地产商大小不同，所在城市不同，楼盘位置不同等因素，导致无法用一个具体数据来说明，房地产商可以扛住多少跌幅。我认为，如果房价下跌10%到20%，整个行业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如果房价真的下降到这个幅度，意味着有些中小开发商将被大企业兼并重组。而有些企业可以扛得住，但是不得不降价销售。这些“扛不住”的表现都要视不同情况分析。
匿名房地产开发商：很难估算出房地产企业能扛得住多大的降幅。因为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现在都说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紧张，但实际上并没有看到明显的房地产企业倒闭的情况。其实，只要有在售项目，只要手中有土地，就不会存在“扛得住多大降幅”的问题。但就北京来说，只要房价稍微出现松动，项目就会马上售罄。现金流就会持续回流。
如果非要说能承受多少，我认为整个行业可以承受最多30%的降幅。一般情况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毛利率大约超过30%。如果房价下降30%，一部分企业可能会破产。但是大部分企业都可以薄利多销以维持生存。现在北京有楼盘出现降幅5000元的折扣楼盘，一有折扣就马上卖空。
孙飞：中国房价是复杂关系博弈的结果，目前虽然有泡沫，但很难大幅下跌。主要体现在：首先，目前市场流动性充裕，房地产市场还扛得住。其次，目前中国住房是资源垄断下的市场稀缺。土地和商品房是垄断性的稀缺资源，保障房更是稀缺中的稀缺。第三，目前及未来较长时间中国通胀严重。第四，中国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五，贪污腐败的大量黑钱流入中国住宅市场，炒高房价。最后，大量投资及投机性资金炒高房价。只有对以上5个方面有针对性调控与控制，方可真正平抑房价。
房价下跌，老百姓扛得住吗？
鲁政委：已经买房子的人肯定不希望房价下降，不管一套自住还是多套投资的需求。而没有房子的人则希望房价下降越多越好。这听起来是合理的。但实际上，房价并非下跌越多越好。
买不起房子的人，一般是基层工作者、低收入群体和无保障群体。一旦房价出现大幅度下降，中国经济就会受冲击越大，这部分人就越容易失业。如果一旦失业，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那么他们怎么买房子呢？所以并非房价下跌越多对百姓越好。
匿名房地产开发商：房价跌幅越大，我们的压力就越大，必将威胁宏观经济。同时，房价下跌将导致购房者资产贬值，当他们再买房子的时候，就会给银行带来坏账的风险。我一直认为，一线城市的房价降幅有可比性，而二三线城市则没有可比性。因为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太大。以北京为例，四环到五环的房子下降15%左右就基本到了合理水平。二三环的房子如果下降10%也算合理。郊区的房子则或许下跌到30%才算合理。
百度贴吧里有个“毕节吧”，6月19日，贵州毕节吧出现了一个题为《毕节城区一六旬老汉30多年来一直蜗居牛棚》的帖子，发帖者网名为“丐帮一帮主”。
帖子主要内容如下：“贵州省毕节市流仓桥办事处碧玉村村民孙老汉，年近六十，三十多年来一直居住在牛棚里。因家庭十分贫困，1976年孙老汉结婚时只分得一牛圈，迫于无奈，孙老汉含泪把牛圈填补一下，就当作住房，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多年。”
除了文字，还有彩色图片三张。
帖子出来后，同情孙老汉者有之，问责政府者有之，讥讽和谐社会者有之。到了6月25日，突然出现一个网名为“碧阳精灵”的人发帖称，“看到这个帖子和大家的跟帖，作为住在孙老汉家附近的一位普通百姓，感觉帖子反映的问题不符合事实，所以也出来说说我的看法。”此人将同一内容的帖子连发三次，最后一次还附加了两张照片，一张为孙老汉的牛圈房，另一张最有“杀伤力”：孙老汉站在一栋白瓷砖，颇为漂亮的砖混房门下。所配图片说明为：针对孙思礼家住房的实际情况，办事处安排碧玉村为孙思礼家租房居住，但孙思礼家执意不肯。村支书周艇也多次动员孙思礼家搬出土墙房，并由办事处出资以每年2500元的价格在毕节农校附近租了一间60余个平米的住房给孙思礼老两口居住。
此帖一出，大部分的人表示质疑，也有一两个“倒戈”指责孙老汉儿女不孝等。
28日傍晚，碧阳精灵又回帖称：在此我仅代表孙思礼一家感谢人民政府、感谢流仓桥办事处、感谢碧玉村村民委员会对我们一家的关心和帮助。并附三项“处理结果”。这一帖子，碧阳精灵还作为主帖，也在毕节吧发出。
那么，到底是“丐帮一帮主”，还是碧阳精灵说的更接近事实？6月28日下午，本人与一位网友来到孙老汉家，就此事来龙去脉，与孙老汉及其多位亲属、邻居进行了对话。
李元龙：你就是毕节贴吧里那个住在牛圈里的孙思礼老人吧？请你介绍一下你和你们家的基本情况，好吗？
孙思礼：我是流仓桥办事处碧玉村官坝冲组村民孙思礼，今年59岁，老伴李光芝，今年51岁。1976年，我妻子李光芝与前夫、孤儿加残疾人的张家友结婚。因家庭极度贫穷，当时，生产队就分给他们这个土墙牛圈作“新房”。1981年，我妻子前夫死于雷击。我原为大方县长石人，1983年，我倒插门娶李光芝为妻之后，也住进了这个土墙牛圈房。近三十年来，我们夫妻二人一直居住在当初用牛圈改成的“住房”里。
我们共有三个子女，加上儿媳、孙子、外孙，共有11口人。大女儿为妻子与前夫所生，小的一儿一女为我和妻子所生。
李元龙：你们家得到低保了吗？为什么这样多年来，你们一直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你们的子女没有能力帮你们建造新房吗？
孙思礼：没有得，我们家十一口人，没有谁得低保。我们家没有关系，也没有钱去送，哪个肯拿低保给我们？去年和前年，我们都写了低保申请递交给村里的，但是，人家不批，我们也没办法。我结婚前就穷得无聊，进这个家的时候，我是空手进来的。多年来，我们种地的收入，只能顾吃顾穿，哪里顾得到修建房子？
去年4月，我们家的近三亩耕地被政府征用，得到了九万多元钱，可是，因为我得了肝硬化积水，以及胃溃疡、贫血等多种疾病，医疗费就花去了近三万元。如今，我们全家一点土地也没有了。（转身指着住房）这个牛圈房，左右两边都是人家的，我们就一进一出，20多平方，儿女们如何住得下？他们或者在那边自己搭建了个很简陋、狭窄的房屋住着，或者在外面租住人家房屋。他们家家都是这几年结婚的，又是打零工维持生活，根本没有余钱剩米帮助爹妈修建房屋。
李元龙：农村危房改造项目，你们家没有得吗？网上有人回帖说碧玉村是小康村，真是这样吗？
孙思礼：我们村里，就那边一家人得了一万多元，其他没有哪一家得到什么危房改造款。至于说碧玉村是什么小康村，好像听说是的，但具体情况我不晓得。反正小康不小康，我们家住的房子就这样。我们也觉得老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也给村里，给政府丢脸，但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否则，哪个想住在这样的破房子里。
众村民：我们也只是听说碧玉村是小康村，但究竟是怎么评的小康村，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家，我们的多数邻居，都谈不上小康不小康，有饭吃都不错了，小什么康。对了，碧玉村是1990年成立的，成立的第二年，听说就评上小康了。是温饱，是小康，明摆着的，你们可以看的，我们也不好多说。
李元龙：网上回帖提到了流仓桥办事处“答复孙思礼可以在原房原面积的基础上修建”住房一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孙思礼：去年，我们的土地被全部征用后，多少有了几文钱，但那点钱远远不够购买商品房。我们家是向碧玉村村委递交一份危房改造申请书，请求在自己的园子地内修建住房。当时的批复，是让在牛圈房原址、按照原面积修建住房。一个是原址本身太过窄小，修来还是不够住，二是我们的牛圈房左右两边都是人家住房，特别是左边那堵墙，还是和邻居共有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别家在规划范围修建房屋没事，所以，我们就在自家园子地里建住房。但刚修地基，就被政府强制停工，将地基打坏。
小儿子孙卫：被拆迁办打坏的地基，我们家都照了照片的。后来，拆迁办龚队长把批复修建房屋的批文骗去，说是给我父亲递交上去，两周后答复我父亲。两周后我父亲去问他们结果，他们说叫去规划局找张局长。找到张局长，张局长说：龚队长咋搞的，未见他将你家的什么建房手续递交上来啊？
李元龙：网上说“办事处安排碧玉村为孙思礼家租房居住，但孙思礼家执意不肯。村支书周艇也多次动员孙思礼家搬出土墙房，并由办事处出资以每年2500元的价格在毕节农校附近租了一间60余个平米的住房给孙思礼老两口居住”，还说是有照为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孙思礼：我们三十多年住在土墙牛圈的事情在网上发出来之后，我感觉村干们对待我家的态度表面变好了些，也变得紧张了些。6月22号晚上，一晚都在下雨。我的幺儿媳妇生孩子，其他人都去医院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带着几岁的大孙孙在家。十点来钟，我正在家里舀房顶不断漏进来的雨水，村支书来了，说我这是危房，不能住人，他们已经给我们家租房了，叫我明天去看。第二天早上十点来钟，村里一个叫陈林，一个叫刘昌林的来喊我去看租住房，我就跟他们去了。他们把我带到农校（现名毕节职业技术学院）那边一个贴了白瓷砖的房子里，说这是给我们租的，每年2500元，叫我们搬来这里住。看的过程中，一个姓唐的女的就拿起照相机，叫我站好在门框那里，给我照相。我当时也不晓得她照来作什么，就让她照了。没想到后来我听说，这些照片被发到网上，说我住进那个房屋里了。我们根本就没住进去，也不敢住进去。我们被骗的次数太多了，谁晓得他们在搞什么“过场”。
孙思礼三个儿女：他们的回帖说我们儿女阻挡父母搬进新房子，是不负责任的乱说。父母住好房子，还不需要我们花钱，多好的事情，我们会阻挡？明明是我们的父母认为，他们叫我们的父亲摆好姿势照相，不晓得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搬。当然，我们也认为父母不能搬进那个房子里。比如，村里只交了一年、甚至一个月的房租，房租期满，这个牛圈房也被拆了，那我父母不是无家可归了？还没住进去，他们就亟不可待地在网上说住进去了，我们觉得更怪，更不敢主张父母搬进去。
孙思礼：昨天，规划办，派出所和村里又来人，叫我们搬到那个房屋里。说是老的搬走，年轻的维持现状。我们感到更不可思议了：花钱租房给我们住，还用得着派出所来“帮忙”？这是把我们当什么人看待了，他们的真正用意到底是什么？我的娃娃们给市委书记写过上访信，我女婿前后因此跑了十几次，几个月过去了，均未得到任何答复。昨天，我把上访信的内容再次和他们说了：搬家可以，出具个书面证明给我们，一，只是老的出去住租住房；二，今后按照城市规划有关规定安排两个老人；三，在租住房住多久，房租都由村里或办事处开，因为，我们开不起这房租。可是，村支书却说：书面东西？没有。你这是无理取闹。
大家听听，我们的要求过分吗，不合法吗？那房屋根本就是他们匆忙找来应付网民质问，找来欺上瞒下。你们说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敢搬进那套房屋里去住吗？
据笔者了解和观察：孙思礼家住的牛圈房始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为土墙瓦顶，面积仅二十来平方米。近六十年来，由于年久失修，现侧面土墙墙体倾斜，多处开裂，有几处，裂缝宽达七、八厘米，后方土墙已经倒塌。屋上瓦片破损严重，木木椽子腐朽。一到雨天，漏雨不止，室内几乎连床都无地安放。整个棚子千疮百孔，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根本不适合再居住下去。一旦出事，势必给小康村，甚至给和谐社会抹黑。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关键就在一个“诚实”字。只要有关方面有诚意解决问题，我想，孙老汉和老伴搬出牛圈危房，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李元龙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1-7
附：毕节孙老汉蜗居牛棚的事实真相大揭密
有网友发帖称毕节孙老汉蜗居牛棚的事纯属造假，许多了解真相的网友对此有些疑问和看法。
一、关于住房稍有破损的问题。孙老汉一家现共有11口人，住房只有70年代由牛棚改成的土墙房一间（大家一定要注意，该住房是用牛棚改的，多年前已属危房，随时都威胁着孙老汉夫妇的生命安全），面积仅20余平方米，且墙体倾斜，多处开裂。据网友观察，该住房何止“有些破损”，简直摇摇欲坠、岌岌可危，要在里面住一晚，要的是勇气和胆量。孙老汉一家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目前只有孙老汉老两口留居危房，这是无奈的事实。原因有二，一是“牛棚”无比狭小，且三个子女均已成家，不可能挤在如此狭小的危房内；二是孙老汉的三个子女均无正式职业，经济实在拮据，只能在外租房居住，以做临时工为生，买不起如今的天人商品房（别说像孙老汉一家这样的条件，结婚时只分得一牛棚，就连普通工薪阶层，也要当几十年的房奴为能挣下一套商品房），暂无法给孙老汉二老一个安享晚年的住所。
三、关于当地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一些网友也有疑问。其一，去年孙老汉家因土地被征用获些许补偿款，才打算在自家园子地里建住房，但刚修地基，就因不符规划被政府强制停工，而对三十多年一直蜗居危房，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孙老汉夫妇却未采取任何措施。其二，今年孙老汉于3月份写信给市委领导求助，其女婿前后跑了十几次，3个多月过去了，均未得到任何答复。在其女婿的再三追问下，才得到一个原址原面积改造的口头答复。而贴吧中出现老汉蜗居牛棚的帖子后，又改口准许建50平方米的答复。试想，孙老汉一家共11口人，连同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共组建了四个家庭，一50平方米的住房能住得下吗？孙老汉一家想自力更生，用自己双手挣的血汗钱修建住房却如此的波折，这与那些投机取巧，因拆迁一夜暴富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重视”是如何“高度”的。
四、关于政府出钱2500元为孙老汉夫妇租房的问题。孙老汉家今天（6月23日）接到搬出危房的通知，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呢？为什么不早一点让他们搬出去呢？有网友分析认为，政府此举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因帖子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最重要的原因是昨夜（6月22）大雨滂沱，恐居住在孙老汉夫妇发生意外。在此，感谢各位好心网友的关注和支持！感谢政府对孙老汉一家的关心和帮助！
五、关于图片造假的问题。据实地查看和技术鉴定，图片并无电脑处理过的痕迹，不存在造假，只是描述不符，帖子中第一张图片确为邻居家的杂物间，但大家请注意，邻居家的杂物间都比孙老汉的“住房”要高出一两米。
以上的描述是真是假，各位好心的网友前往孙老汉家一看便知，孙老汉家就住在农校后大门往泰丰园方向300米处。
孙老汉还有一个心愿：想借贴吧平台，感谢各位好心网友这几天的关注和关心，希望得到大家的持续关注，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以下是孙老汉和他蜗居三十多年的家
闫桂勋，现年80岁，现居北京。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7年毕业时，北大不按中央文件办事，闫桂勋没有定为右派，北大就按右派对待他，被发配到黑龙江工学院（现哈尔滨理工大学），按右派分子而被劳动改造二十多年。自劳改之初，闫桂勋就对被强加的罪名从未予以承认。他更是为了维护自己尊严，给中央写信，到处上访，经过42年抗争与磨难，到1999年，在一个北大“有良知的领导”过问下，北大校党委才对闫桂勋当年被错按右派对待数十年的冤案予以“平反”。平反决定的标题是《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从这个标题中就可以看出当时闫桂勋没有定为右派分子，北大就错误地按右派对待他42年，真是千古奇冤。造成经济上、精神上很大损失和伤害，这是北大的错误，北大应该负责，
时至今日，都“平反”了，闫桂勋为什么还在高举维权大旗，奔走呐喊？这位不屈、可敬的北大老人，他54年的维权之路，能给弱势群体，给曾经受到过迫害的数千万中国人以什么启发？
近日，笔者就此采访了闫桂勋。
李元龙：1999年，北大党委不是已经给你平反了吗，请问，你为什么还要上访维权？
闫桂勋：首先，我比其他一般右派还冤枉。为什么？当年我没有被正式定为右派，北大却按右派整我，致使我去劳改了二十多年，前后受了42年冤屈。其次，1999年对我的所谓平反，是不彻底的。既然你北大承认对我造成了多年的委屈和伤害，就应该给我一个公正的说法，还我一个公正的待遇并给予赔偿，补发我挨整期间的工资。我劳动改造20多年，创造了多少财富？光给我吃饭钱，再说一声“整错了，给你平反”，下个文件，就算完了吗 ？“文革”时期，我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耳朵被打聋，精神被折磨失常，现在浑身是病，但北大和政府却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再说，我现在虽然有点退休金，但因为过去受到伤害留下的身心双重的后遗症都需要花钱治疗，到处上访也需要大笔资金，到处喊冤不但得不到合理合法接待、处理，反而每次还遭到有关部门和人员的驱赶、恐吓，甚至是辱骂。就在5月27日，星期五，我到北大上访时，还被两个保安打伤。所有这些身心双重巨大的磨难，不是一纸“平反”文件，就能一了百了，一笔勾销的。我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良心。
其次，我上访维权，不仅仅是为了经济赔偿。经济赔偿当然重要，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伸张正义和维护自己人格和尊严，争取维护知识分子、维护每一个受到迫害的人、维护每一个弱势群体的人格和尊严。
我在“再致北京大学”的那封信里有这样几句话：平反决定中说“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既然北大承认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就应该还我一个公正的待遇，还我公道，给我赔偿，补发我二十多年的工资。
李元龙：你维权的基本方式都有哪些，请你简要介绍一下，好吗？
闫桂勋：这要分两个阶段，即1999年平反前的维权方式和此后的维权方式。刚刚把我“扩大”为右派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有承认他们强加给我的罪名。在此后的42年时间里，在那黑暗的文革期间，劳改中的我一直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出卖良心，不做违心的检查，以此作为维护我人格的尊严的底线。那时候，我还给中央写信，要求给我平反。我对自己的作为，对自己做人的原则很有信心。我在上访信里不止一次说，现在不给我平反，将来一定会给我平反，并在信中直呼“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可是，我的不平而鸣在那个时代不仅没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反而招致了更多、更大的迫害。
1999年北大给我平反之后，我为了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到校长办公室维权上访，要求发还二十多年间的工资和索赔。我的做法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身体条件许可，风雨无阻，我坚持每周去北大一、二次。但是，我的上访得到的，都是不得要领的回答，诸如被告知因“没有上级精神，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据，无法处理”等——踢皮球，拖延战术呢。我求见新任校长周其凤已经一年多了，其王秘书一直说，周校长很忙，没有时间接待我。上访是需要成本，需要大成本的。我的家在哈尔滨，为到北大上访，多年来，我只好住在北京郊外的女儿家，经济很困难。
其他的，就是将我的冤屈写成文字材料，向有关部门和人员投递，我还曾经在脖子上挂着牌子喊冤等。总之，在可能的情况下想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喊出自己的冤屈，呼唤公平正义，唤起人们的良知，尽最大可能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维护自己人格尊严。
李元龙：根据目前情况，你认为，你的维权诉求有可能盼来佳音吗？
闫桂勋：我给中央、给全国人大都写过信，中央批示可按特殊情况研究赔偿，我所在单位已同意给我赔偿，还说北大应负主要责任，让我找北大要赔偿。现在的北大领导，就怕丢乌纱帽，没什么正义感，根本不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还有就是，他们头脑里残存的极左思潮在作怪，所以根本不想给我一个公正说法。温家宝总理曾经于2008年5月4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说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在去年5月4日北大校庆时又说“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不和谐的，让中国实现公平正义，这是我年轻时就怀着的理想。”在电视上也老讲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是没看见哪个人、哪个地方落实到行动上，尤其对反右运动制造的冤案。所以，我估计获得赔偿的可能性有，但不大。
不管怎么样，我争的是真理，是我人格的尊严。即使不给我赔偿，历史也将证明我是无辜的、正确的，而那些制造冤案，而又知错不改的人，则将被记录在历史的耻辱簿上。历史是公正的。
李元龙：当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或教师，不止一次挺身而出，而现在的北大“领导”，有谁曾经为你仗义执言，堪比蔡元培？如果没有，你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闫桂勋：是的，北大曾经有过一个最受人尊敬的校长蔡元培。民主、自由、宽容，曾经是北大精神。北大还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是爱国青年学生的摇篮，是培养国家栋梁的高等学府。1953年，我荣幸地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从此成了一名“北大人”。我读北大期间，也是另一个敢于坚持真理的北大校长马寅初老先生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蔡元培和马寅初两位曾经的北大校长，是真正的学者，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们两位前辈，前者创造了北大精神，后者很好的继承、发扬了北大精神。而现在的北大领导阶层，就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啦。我曾向他们提出，向蔡元培、马寅初学习。
李元龙：我们都知道，在时下的中国，上访维权，是一个很敏感、很令有些人恼火的事情，会给自己和亲友也带来很大麻烦的事情。请问，你的亲友、同事等等支持你的上访吗？
闫桂勋：我每次因为上访维权去北大，我都不和亲人们讲的。为什么？我怕连累他们，也怕他们担心。我的新朋老友，现在和过去的不少北大人，也都背后为我鼓劲，支持我。我为此感到宽慰，我很谢谢这些有良心的普通人。
李元龙：最后，作为老北大人，结合自己坚持真理，上访维权的事情，你有什么话要对如今的北大人说说吗？
闫桂勋：我写的《北大与我的恩恩怨怨》里的两段话，就是我想给今天、给今后北大人的话：
我在极左路线面前，威武不屈，坚持真理，从不低头，不做违心的检查，百折不挠同极左路线做斗争，经过42年的抗争与磨难，终于得到平反。我争得的是真理，是我人格的尊严。42年的经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真理是有的，但有时需要斗争才能得到。
北大有光荣辉煌的时期，以蔡元培为代表，“五四”运动时代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敢于创新，忧国忧民，爱国奉献的北大精神永远是北大人的光荣与骄傲。马寅初校长威武不屈，坚持真理，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高贵品德表现了真正的北大精神，令人钦佩。今天的北大什么时候真正将北大精神继承下来，我们的北大就有希望了，中国的教育就有希望了。
我的上访维权，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我个人的尊严和人格，也是在为北大精神增光添彩，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北大精神培育北大人；北大人发扬北大精神”。所以，作为一个耄耋老人，我的上访维权，也算是为北大的今天和明天，为中国教育的今天和明天发挥余热吧。
李元龙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1-6
闫桂勋
2011年3月30日下午四时，贵州省纳雍县厍东关乡大坡村一组，一栋木板壁、青瓦顶的民房前。
我面前的这个老人很普通。他上身穿着一件乡村劳动者喜欢的仿制迷彩服，下身穿着一条咖啡色裤子；他的个子矮矮的，他的脸膛黑黑的，他的头发白白的；他的嘴里叨着一根叶子烟（旱烟）烟杆，他的手上牵着一头黄牛，他的肩上扛着一付铧犁，他是十多亿中国农民中的一员，真是再普通不过。
我面前的这个老人很了不得。拿起粉笔，走上讲台，他是个教书育人的教师；走回家里，他是两个大学生的慈祥父亲，是个熟练的“锅边转”；下到地里，他是个熟练的犁把式。
他更令人肃然起敬而又愤愤不平的则是：从18岁开始，教书36年，他的教学成绩受到学生、家长，以及教育部门好评。但是，当了36年教师的他，至今竟然还是一个没有职称，没有职务，也没有名分的“三无教师”。就连每月领取的区区447元钱，绝大部分，还是“非法收入”。
他叫胡连友，现年55周岁，贵州省纳雍县厍东关乡大坡小学非正式教师。
让我们来听听胡连友老师的故事，听听他是怎样的一个教师，怎样的一个农民，又是怎样如他自己深有感触地所说的那样，发挥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能量，一年工作、干活“370天”的。
记者：请问，大坡小学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你是哪一年进入学校教书的，你的教学成绩如何？
胡老师：大坡小学是1972年初，由集体创办的民办小学。建校之初，学校连正式的教学楼也没有，学校因陋就简，就在一个老旧民房里开展教学工作。1976年2月，大坡小学缺乏教师，初中毕业，刚满18岁的我被招聘为教师。现在，大坡小学有教师20来个，有1000多个学生，当时，学校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教师，几十个学生。就在我进入学校的第二年吧，原教学房屋老旧而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学生对教室的需求。学校筹集了一点钱，想修教学楼。但是，这点钱远远不够。没办法，我只好和其他教师一起，背沙子、抬石头，无偿投工投劳修建教学楼。所以，说我是大坡小学建校的元勋，也说得过去的。
我很热爱教书育人这项对娃娃们有益的工作，所以，我当教师，并不仅仅只是把教师当作“饭碗”来对待，我的追求是：既要教好书，更要育好人。在几十年的教学工作中，我的教学成绩在学生和家长中间，是有目共睹的。在将近四十年的的教学生涯中，我获得过不少教学奖。什么优秀教师、优秀辅导员等荣誉称号，我也不止一两次得过。我走上讲台以来，不仅上语文、数学两个主科，其他副科如音乐、体育、社会与品德、政治等等，小学所开科目，我全都教过。就在2007年，我担任的四年级语文科目，均分为乡二类第一，数学均分为全乡第一。
（胡老师指着旁边看热闹的一个曾经的学生）：他是我的开门弟子之一，他们家四个弟兄姐妹，都当过我的学生。（该学生补充说：我们弟兄姐妹的共同感受是：胡老师是东关乡少见的，教学水平很高的老师。比方说，乡村教师，一般来说，拼音教学是个弱项，但是，胡老师的拼音，在拼、读、写上，都很好。现在毕业来到学校的许多科班大学生，教学水平根本不能和胡老师相提并论。比如我的妹妹，她现在也是个教师，但她的教学水平跟胡老师相比，四个字：有待提高。胡老师这样的好老师要是早些转为正式教师，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来，作为他的学生，就更加幸运了。对此，教育部门应该感到愧对胡老师。可惜啊！）
记者：应该，有的父子或母女都是你的学生，你的学生当中，有不少考取大学的吧。
胡老师：是的，不光大坡村，附近许多村寨的学生，都跑到大坡小学来读书。一家四五姊妹是我的学生，一点也不稀奇，有的人家，一家两代，甚至是一家三代，都是我的学生。几十年来，我的学生最少也在1500名以上。我的学生当中，考中各类大中专院校的，起码有300来人。
我的三个孩子，小学一到六连级，都是在我的班上读书，我两个女儿，如今都在遵义师范学院读大学。她们两姐妹，是我教书生涯的两个得意之作，是我教学成绩的两个最好注释。
许多分到本校，甚至是分到本乡其他学校当老师的大学生，他们都奇怪为什么学生喜欢我上课，我的教学成绩为什么总是名列前茅。因此，他们往往要我向他们传经送宝，甚至“不耻下问”，以大学生身份坐到我上课的教室里，听我这个初中生的课，以便有所收获。
记者：请问胡老师，你的职称是什么，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以及相关情况，好吗？
胡老师（搬出一个木箱子，翻出一大堆红红绿绿的证书）：你看，这是1979年，纳雍县教育局给我颁发的民办教师聘用证书，这是1981年，我的民办教师培训合格证书，这是1982年，毕节地区教育局颁发的民办教师合格证。1985年、1986年，我参加了小学数学、语文教材法过关考试并都获得合格证。1991年，我又通过全省统一考试获得贵州省教委颁发的教师专业考试合格证书。
近年来，我一直都没有当班主任了，因为，正式老师当班主任，年底有好几千元绩效工资，如果我来当班主任，就会形成绩效工资的浪费。以我的教学成绩，我可以评得更多、更高的荣誉证书，可是，评先选优，往往与职称和增加工资挂钩，评给我，除了得个红本本，其他什么好处也没有。所以，评给别人就评给别人吧。
我的教育学、心理学早都考过，并过关了的。普通话过关，也不成问题。问题是，我的最高“文凭”，只是个初中毕业证书。那年，民办教师参加中专函授考试，过文凭关，但因为我已经超过35周岁，失去了参加考试的资格。
记者：听说你当过校长，后来怎么没当了？
胡老师：什么校长，那叫“负责人”。那是1986年9月，因为实在没有合适人选，上面将我封为“负责人”。这一“负责”，就负责了整整14年之久，直到上面派来了正式校长。这14年，人们口头称呼我校长，我一直诚惶诚恐的，不是我当不好这个校长，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啊！
记者：请你谈谈你当教师以来的收入情况，以及相关想法，好吗？
胡老师：刚刚当民办教师的时候，我的月收入，只有15元，外加每年200斤包谷。好多年后，才变成了33元。但无论怎样变，都远远地没有正式教师多。如果说，我也有“工资”的话，如今，每个月由县财政拨下来发给我的“工资”，就是47元钱了。另一笔收入，可以说是“非法收入”，这就是大坡小学每月发给我的400元钱。为什么说这是非法收入？因为，这是大坡小学从办公经费里省下来发给我的。根据有关规定，学校是不该如此挪用教学经费的。所以，这400元对我来说，算是 “非法收入”吧。
与学校的正式老师收入相比较，我真的很心灰意冷。比如我们学校，去年才走上讲台的特岗教师，人家每月就有1800元收入，年底还有几千元绩效工资。而和我工龄一样的正式教师，人家则是3000多元，年底也有几千元绩效工资。曾经，有几所私校找到我，叫我到他们学校去教书，他们说，在他们那里，文凭、职称不那么重要，他们只看重教学能力，他们给我的报酬，是这里的三倍以上。可是，我没有去。我没出息，我不忍心离开一双双渴望着我的小眼睛，我舍不得离开我洒了36年汗水的大坡小学。有时候真想不通，真气恼自己：干的是同样的工作，我干的比他们好，为什么，我的报酬就比他们少了这样多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什么政策？我为什么不离开这里？
是啊，说我是民办教师，可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先后对民办教师进行辞退和“民转公”，也即说，民办教师是个被“消灭”了的事物，中国没有民办教师了；说我是代课教师，代课代课，这只能是临时“代”一下吧，哪有一“代”，就是36年的代课教师？说我是每月领着47元“工资”的正式教师，更不靠谱，我根本不在编。再说，全中国，哪有拿着47元工资的正式教师？
我是大坡小学年纪最大的教师，教龄最长的教师，也是收入一直处于最低档次的教师。目前，东关乡有小学代课教师4个，其他三人，代课时间只有两、三年，可是，他们的收入，只比我少22元。财政发给他们的工资，是25元，我比他们“优惠”22元。
有着一大摞教师合格证，还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却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名分的教师，这算怎么回事？
记者：两个女儿读大学，开销很大啊，你这点收入，能供得起她们读书？
胡老师：两个女儿，都读的是师范学院，一个学英语，一个学艺术。我这辈子，看来没有当正式教师的命了，好在不久之后，我两个女儿能为我圆上这个梦。每年，两个女儿的学费，每学年要12000元，每月每人500元生活费，还有来回车旅费等。我当教师一个月的收入，一文不剩给一个女儿做生活费，还差3元呢。
为了给女儿生活费，我一年起码要干370天的活路。清早起来，我就喂牛、喂猪，然后去学校上课。中午回到家，除了自己弄饭吃，就是喂猪、喂鸡等等。下午放学后，马上跑到地里，挖地，薅泼等等。我那二亩地养不活我们一家以及我喂养的牲口，所以，我还租了别人16亩土地来钟。不说别的，光洋芋，每年，我都要收2万多斤。养一条牛，比养几头猪都累人。别人家的一条牛是一条牛，我家的一条牛，却是实实在在的两条牛。除了扛着犁铧吆着牛为我犁地，冬月间地里没有庄稼的时候，我还吆着它为别人家犁地，每天能有60来元收入。除了这些，我还忙里偷闲在附近打零工，每天挣个三、四十元。
我也有“灰色收入”的。那就是，正式老师生病或有事的时候，他们就找我给他们代课，每节课代课费为5元。这样低的收入，也只有我肯干了，正式老师，谁肯干？每年，正式老师都要上交一份上百页的教案，他们的教案，往往都是请我写的，报酬，每份50元。
我的大孩子是个儿子，他没考取大学，到广东打工三年了，一直没回家来过。除了自己的生活费，多余的钱，都给他两个妹妹读书用了。我的老伴熊家凤，快五十岁了，为了贴补两个女儿，也到广东打工，给人刺绣东西，每个月有八、九百元收入。年前，她回家来过年，现在都还没走。现在是农忙季节，她走了，我忙不过来，所以，她要帮我忙完地里之后才去打工。今天，她到乡里办事去了。
全家如此忙活，也不够供养两个女儿读书。为此，我先后在银行贷款，向私人借钱，现在，还欠着3万多元外债。我这辈子，看来还不清这笔钱了，只好等着女儿们毕业挣钱后，自己来还这笔钱吧。
记者：你认为，你没能够转成正式教师，是什么原因，你因此找过什么部门没有？
胡老师：有人说，1986年，民办教师第一次转为正式教师的时候，我之所以没有被转为正式教师，是因为我生养了三个孩子，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可是，根本的原因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一次有三、四个民办教师，他们和我的情况一样，也是生养了几个孩子的，可是，他们都被转成正式教师了——他们有的有关系，有的会活动，我没关系，也不会活动，所以我没转，他们都转了。还有人说，我之所以没能转成正式教师，是因为我的文凭太低。也不是这原因，那些转为正式教师的人，和我一样，只是个初中学历的人，很多的。更何况，我的双科教材教学法考试，都是过关的。这样的情况并不多，不少被转为正式教师的代课教师，他们的合格证可没我的多。那时候，我的想法是：我的教龄，教学成绩比他们都好，这次转不成，就等下次。没想到这一等，机会就这样一次次过去，又是25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非正式教师。
2008年7月9日，我将我的情况和要求写成书面材料，请厍东关乡政府、中心校，以及大坡小学盖上章，趁着当时纳雍县县委书记搞“大接访”的时候，将材料交了上去。当年7月16日，纳雍县教育局对我反映的问题做了个荒唐的书面答复。（翻出那份答复，指点着）你看，答复里竟然说，“经调查，县教育局1993年根据国家计委、国家教委、人事部、财政部教计字（1991）1354号，毕署发（1992）091号文件精神，对全县教师作了一次全面整顿。根据整顿情况，经县整顿民办教师领导小组审查，报地区整民办教师领导小组批准，你已于1993年2月27日被纳雍县教育局以纳教字（1993）56号文件辞退，不再属于民办教师。且我县民办教师凡符合转正条件的，已根据黔教发（1999）522号全部转正。现无转正政策，无法予以解决。”
当时，我一看到这个文件，就懵了：1993年，我就被辞退了，别说见到辞退文件，就是听也没听说过，也没有任何一个教育部门或领导和我说，我被辞退了啊。再说，我都被正式下文辞退了，还能继续教书18年之久？我当时和过后都叫他们找辞退我的文件给我看，可是，人家就是不找，或者说找不到。还有，“现无转正政策”就“无法予以解决”，这也说不过去啊，你根据你列举的那些文件来落实我的问题，不就得了，怎么会无法解决？这明明是有法不依，有错不纠啊……
多年来，我想去地区，去省里，去北京找教育部、找信访等有关部门给我落实政策，可是，我哪有时间？我一走，我的学生怎么办？我的牛、猪、鸡鸭怎么办？我哪有余钱剩米跑这事？连上一趟县城，我也得计算着车费、饭费，精确到角角钱呢。真是不好说，不好意思得很啊！
记者：那么，你现在找记者诉说你的情况，你的基本想法是什么？
胡老师：我今年都吃56岁了，我的头发，几乎全被粉笔灰染白了。我人老了，身体大不如前了，种庄稼，打零工，我真是为了自家娃儿和人家娃儿硬撑着的，要不然，我早都不干了。你想想，我的两个女儿正在用钱的时候，一旦我不能下地干活，不能打零工，学校这里也一分钱没有了，我的两个女儿怎么办？我到了六十岁被请回家，一分钱退休金也没有，我怎么安度晚年？
大坡小学有两个教师，他们当年也是我的学生。当了近四十年老师了，落得今天这个样子，我都实在不好意思见我的学生们。我真的很灰心，要不是娃娃们需要我，要不是我还想再看看有没有转成正式教师的机会，最后等到一个老有所养的结果，我早都回家“躲懒”了。有时候又这样想：就这样一走了之，我也太不甘心，太不合算了。我很想转成正式教师，一者待遇不一样，对我，对我的家庭很重要，二者到了六十岁，我就有43年教龄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希望自家43年的汗水，43年的辛劳耕耘，得能够到国家一个正式的认可啊！
这对我这颗接近冰点的心，该是多大的安慰，多大的温暖啊！我这个要求，过高了吗，过分了吗？
我盼望这一天，已经盼了36年了，我还将继续盼望下去，盼望下去……
撰稿：李元龙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1-4
胡连友与他的学生
如今的大坡小学
胡老师在课堂上
中午回到家，赶紧切猪草喂猪
下午回到家，得忙地里的活
遗憾，奖状再多，也没能为胡老师转成正式教师“立功”
唯一的休闲娱乐：抽自家栽种的叶子烟
养一头牛，比养几头猪还累人，可是，这头牛是胡老师的“摇钱树”。两个女儿读大学，有老黄牛一份功劳的
官方答复令胡老师转正无望
这篇访谈录的主人翁，名叫刘天权。
32年前的10月份，高中毕业的我来到当时的贵州省毕节县何官屯公社大渔洞大队，到正在修建中的利民水库当知青时，就是住在刘天权家。如今，这里叫做毕节市官屯镇大渔洞村。
刘天权，小时候，他是个爹死娘嫁人的孤儿；青年时代，他成了人家的“接脚杆”上门女婿；从20多岁开始，他就开始在城里背背箩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计；壮年，他唯一的亲身儿子被人害死，至今命案未破；老年，背了三十多年的背箩，还是放不下来……
笔者：今年多大年纪了，什么地方的人，请你介 绍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刘：过了年，进入兔年，我就吃六十岁的饭（我方说法，即今年将年满六十岁）了。我出生的地方是毕节县水箐公社大湾大队，现在，我的家在毕节市官屯镇大渔洞村下干沟组。
笔者：听说你是个孤儿，还当过兵，请你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好吗？
刘：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不知得什么病，因为无钱医治，他的病越来越老火，最后就死了。对了，他死的时候，我才五岁。父亲一死，我的母亲因为家里太穷，就不管我死活，跟人跑了。她这一跑，我就成了无人抚养的孤儿。我是靠着邻居、亲戚施舍，或者我自己讨饭吃长大的。我长到十二、三，就能种地养活我自己了。到了十八岁，也就是1969年，我报名当兵，并成了一个铁道兵。我没有进过一天学堂，是个文盲，因此，到了军队上，也只能是做些挖土方，抬石头，背泥巴的事情。总之，轻松活路得不到做，都是干苦活路、笨活路。我当了六年的兵。人家有关系，或者有文化、有技术的战友退伍后，都安排了工作，我一样条件都没得，只好回农村当农民，农忙时节种地、农闲时节背背箩为生。
笔者：你生长在水箐大湾，后来怎么来到官屯大鱼洞当上门女婿的？
刘：当兵六年回来之后，老家父亲留下的，本来就破烂不堪的土墙房早都倒垮了。那时候的转业军人没什么钱，我哪里修得起房子？没有钱，没有房子，哪个女的肯跟我？正在没有着落，有人给我介绍了官屯公社大渔洞的常开飞，说是她男人虽然死了，但她不想离开老家，如果我愿意去她家那里，她就和我过。我一听，我一个无亲无故，无家可归的人，人家肯要我就不错了，哪个还管得起有人笑无人笑？我就来到她家，和她成了一家人！
笔者：你妻子的前夫是怎么死的？你来她家的时候，她的孩子多大了？
刘：她的男人是1976年夏季的一天，在山上砍柴的时候，下起了大雨，打起了大雷，她男人给雷劈死了。她男人死的时候，留下了五个娃娃。我来他们家那一年，最大的一个娃娃才9岁，最小的那一个才半岁。
笔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大背箩的，为什么要当又苦又累的大背箩？
刘：我是从1977年，也就是我和她在一起过的那一年开始进城背背箩的。我算算……对了，从26岁开始，到现在，我都在毕节城区背了34年大背箩了。你想想，我来到这个家的时候，五个娃娃像雀窝里的雏鸟，见天伸着手要穿的，时刻张着嘴要吃的，光是靠着他们家那点地，够吃、够穿吗？为了这五个娃娃，除了种地，下井挖煤，上山砍柴，什么脏的、累的，我都做过，可是，还是不够一家人的吃穿。后来，我听村里的一些人说，他们进城给人背东西，虽然很累，但怎么也比窝在家里找钱多。我一没有技术，二没有文化，想想这是我到城里赚钱的唯一办法，我就不管丢人与否，就自己编织了一个背箩，到城里当大背箩来了。
那时候，我年轻力壮，一背能背200来斤，都是在工地给人家背石头、砖块等。十来年前，我就不行了，最多只能背百把斤了。你问我背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农村人，庄家老二。庄稼老二是没有退休年龄的。反正，能背一年是一年，能背一天是一天，背到背不动的那一天，甚至背到眼睛闭的那一天，我才放得下背上的背箩吧。
笔者：你和你妻子生养的那个孩子刘勇是怎么死的，请你详细和我说说，好吗？
刘：是的，我和我妻子只是生养了一个孩子，他就是刘勇。当时，刘勇和官屯镇岔河村大地组的张美谈恋爱，可是，张美的父亲张明福不同意。2005年2月15日那天，张明福认为刘勇要带着张美私奔，就设下圈套，将刘勇和他的同母异父的四哥陈绍文和侄子陈文璧骗到利民水库边上，伙同自己纠结来的二十多人，将陈绍文和陈文璧捆绑，拘禁起来，然后对刘勇进行毒打，将刘勇打昏以后，在他身上绑上石头，将他丢进水库。刘勇，就是这样死在了水库里。
我第二天知道此事后，打捞不到刘勇的尸体，就向官屯派出所报了案。可是，直到整整八天之后，派出所才来到现场。这个时候，我组织亲友打捞尸体已经三天。因为水库水太深，我们又没有专业设备，所以，我最后还是没有打捞到刘勇的尸体。公安们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无法定案。因此，虽然现场有目击证人，虽然我们明知杀死刘勇的人是谁，可是，至今，人家还是逍遥法外。
这样多年以来，我找人写了材料，找记者（2005年秋季的一天，刘天权和他妻子在城里找到还是某都市报特约记者的我，要我给他的儿子“伸冤”。我当时答应了他的。可是，很遗憾，还没来得及采访，我就被国安抓进监狱了），找媒体，找公检法，找信访办，但是，都没有作用。我儿子死的时候，才24岁，他要是还活着，就刚好30岁了。
笔者：如今，你和你的家人们过得还好吧？
刘：也就是饿不着肚皮、冷不着身子吧，讲好，好从哪里来？你看到的，十来年前，大儿子右腿生病，落下高度残疾，走路要拄拐棍，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马上四十的人了，也还没结过婚——又穷又是残疾人，那个女的会嫁他这样的人？其他儿女，没文化，人又老实，除了种地过活，没有其他找钱的办法。前年翻修知青的时候住过的那个老房子，钱，都是我背背箩存下来的。
2009年春季的一天，我在给人背东西的时候，从二楼滑倒，跌下地面，医去了一千多元不说，两个来月的“生意”旺季，就这样给白白地“浪费”了，弄得连五六百块钱一只的小猪，也买不起来喂养。不是有好心人给了我600元钱，那一年，我们连猪，也买不起来喂养。
不是生活逼迫，不是家里没有什么温暖，我也不会长年累月在外面背背箩。大背箩不好当啊，又苦又累，还受气的很。这几十年来，被“老板”骂，被“老板”打过多少回，我都记不清了。有时候，身体不好或不小心摔了“老板”的东西，我也赔了不少钱。
“老板”欺负大背箩，大背箩也欺负大背箩。你别看，在毕节背大背箩，也有“行规”的——桂花市场的大背箩，你就别乱窜到新街上去；新街上的大背箩，你就别乱窜到桂花市场来。乱窜，其他大背箩就会骂你，甚至打你。
笔者：你们家这样的情况，应该每个人都有低保的吧？
刘：有个鬼！我们家没得亲戚当干部，也没有钱送礼，所以，除了有残疾的大儿子和我有低保外，其他人都没有。
笔者：毕节看好清样给他来到当时的贵州省毕节县何官屯公社鱼你知道的，我现在不是记者了，你们小儿子的事情，如今的我帮不了什么忙。我只能把你的事写成文章，发表在网络上，除此之外，我真的无能为力了
刘：我晓得没什么作用，但总比没人写强吧——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李元龙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1年3月
大背箩刘天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