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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跃：依据《教育法》的规定，国家鼓励支持社会组织，民间机构个人从事教育投资办学，涉及到教育许可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北京有多少所像你这样的民工子弟学校？有多少所取得办学许可证呢？

 

李登封：像我这样的民工子弟学校北京有256所，有60余所取得了许可证，也就是说四分之三以上的学校属于非法办学，我本人的学校就没有取得许可证。

 

刘飞跃：如此少的学校取得许可证实在是不可思议，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李登封：2004年、2005年刚开始批的时候，有的学校活动得比较频繁，比较早的就批了。我们学校当初放开的时候，说要批的，可能有些细节，咱也不太清楚，政府一看批的学校很多就停止审批，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很多学校就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

 

从学生规模来看，当初有些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学校还没有我们有些没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学校规模大，我们有的学校学生规模达到1000多人。就教学质量来说，我们这些没证的学校不比农村公立学校差。

 

刘飞跃：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学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李登封：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学校，政府每年给学校每个学生160元的补助呀，我们没被注册的学校就完全没有，经过10来年的发展，差距就拉大了，因为人家有160元的补贴啊。

 

刘飞跃：外界对你们民工子弟学校的硬件设施包括校舍是不是有些负面评价？指你们硬件不达标，你们可能一般租的民房是吧？

 

李登封：国家又不给我们一分的投入，全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能租民房做教室，但我们还是狠抓教学质量，认真教育学生。

 

刘飞跃：政府这么多年来居然允许四分之三的学校非法办学，这就很奇怪了，至少说明政府在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不作为，是这样吗？

 

李登封：我们办学已经有10多年了，政府说我是非法办学，就应该把我们取缔了，不让我们办，把这些孩子分流到一个好的公立学校。但是，政府要是把我们取缔了，又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子女面临失学，而政府又解决不了这些孩子的上学问题，所以只能让我们办下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就行。

 

我们这么多年背着非法的名声，培养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的孩子，到头来政府搞什么土地储备，强令我们搬迁，又不给分文补偿，对我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我觉得政府现在是该解决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了。

 

刘飞跃：谈谈农民工子女们的升学情况吧，他们在北京能正常升到高一级学校吗？

 

李登封：农民工子女不能升入公立学校读初中，更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就读北京的高中，他们必须回老家参加中考，家长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负责任的家长常把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送回老家读初中，让孩子能够读高中，进而参加高考，改变家庭的命运。成绩比较差，家长又忙于生计的，就干脆让孩子在民工子弟学校读初中，反正混完9年义务教育了事。

 

刘飞跃：学生这样来回折腾，对他们的成绩肯定有影响吧？

 

李登封：是的，必须强调的是，由于这些孩子在北京出生或者在北京长大，内心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北京人了，回到老家后，面对陌生的环境，他们适应不了，在老家父母又不在身边，教育就成很大问题。我的学校就有一个孩子，六年级时成绩在全校数一数二，父母将他送回老家，这孩子适应不了，整天哭，没办法，家长又只得将孩子送回宜民学校读初中，这么一来回折腾，孩子成绩下滑，初三毕业，也没有升学，象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真令人痛心疾首。

 

刘飞跃：我们谈一下学生失学的问题，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失学问题严重吗？

 

李登封：失学的问题在小学阶段应该说很低，因为家长就是哄也要把孩子哄完小学，但是初中就不一样了，失学率就比较高。送回老家的孩子，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管教不力，有些孩子初中读了一年、两年就失学了。

 

留在北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父母忙于生计，孩子又不愿意好好学习，初中没读完就流向社会，有的成天在网吧打游戏，晚上就去偷东西。他又没有一技之长，又不愿意吃苦，所以去偷东西维持自己的生活。在我们学校门口，我经常看到很多在社会上流浪的孩子，向在校学生索取财物。

 

刘飞跃：我有一点看法想和你分享一下，在西方，为了确保教育公平，有的实行的是“教育券制度”，也就是说孩子可以持教育券在国家任何地方读书。现在你们打工子弟学校尴尬而糟糕的处境，我认为实际上是一个教育公平和教育歧视的问题，最终使农民工子女输在起跑线上。这方面真希望国家和政府有所作为，能有效维护这些进城务工者孩子的受教育权。

 

李登封：我也希望政府重视这个问题，将这个问题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刘飞跃：采访要结束了，我想问一下你今后的打算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李登封：我现在可以说是陷在里面不能自拔了，被政府强令撤迁的时候，我就打算不再办学校了，但考虑到农民工孩子要失去受教育权，内心不好受，我们学校的老师也希望能继续为教育出力，也希望我继续办下去。不管前面的道路如何艰辛，我都要坚持下去，这是一个社会责任感的问题啊。我现在也不想把我的学校办的很大，我只希望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能有所作为，孩子能够进入到一个好的学校就读，享受到他们应该有的作为国民应该有的待遇。

 

刘飞跃：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再见。

 

李登封：不客气，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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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一直为社会所关注，因为它涉及到教育公平问题，由此引发诸多社会矛盾，令有关人士忧心忡忡。令人遗憾的是，政府不但不扶持民工子弟学校，反而设置障碍。2009年下半年，北京市朝阳区就强令9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搬迁，农民工子弟学校遭受重大损失。为此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2010年2月3日电话采访了北京宜民学校负责人李登封校长，谈及了民工子弟学校办学的艰辛、生存的艰难，教育公平问题以及政府的种种行为，下面是访谈的第一部分：

 

刘飞跃：你好，前段时间我看到北京市朝阳区强令9所民工子弟学校搬迁，民生观察作了报道，我知道您所在的学校也面临这个问题。搬迁学校，政府给予你们补助了吗？比如说给一些搬迁费之类的，你们的学生、教学设备又是如何处理的？

 

李登封：我的学校在北京市朝阳区，11月底就搬完了，政府没给任何补助，学校的设施只好贱卖，当破烂一样卖掉了，真令人心痛。我的学校有将近500名学生，全部被分流到其他学校了。

 

刘飞跃：接下来想请你谈谈你是如何开始办民工子弟学校的。

 

李登封：我是河北张家口人，2000年到北京后，工作一直不好找。有的老乡小孩没地方上学就让我帮着带。我于是就租了三间民房，买了些桌椅板凳，再加上我自己本人是大学毕业生，自己担任老师，教孩子们学习。2001年我开始扩大规模，招聘了老师，正式成立了宜民学校。

 

刘飞跃：宜民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办学首先要解决硬件问题，你的学校校舍、教学设施情况怎么样？

 

李登封：我们宜民学校是专门为到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孩子提供小学、初中教育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由于资金缺乏，政府又不给予补助，我们只好因陋就简，租借农民的平房做教室，因为它便宜。至于教学设施，实话说不得不因陋就简，能尽量节约就节约一点。如建电脑室，就去二手市场买些旧电脑，篮球架子等就自己动手做，很多都是自己动手，这样能节省很多成本。

 

刘飞跃：学校的教师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教师工作及待遇情况如何？

 

李登封：教师问题，我们一是聘请师范类毕业生，这类学生在老家政府没给他们分配工作，他们就到北京来寻找工作机会，找到我们这类学校，我们考核合格就录用了，还有就是失去工作的民办教师，由于政府清退了他们，他们就到我的学校来任教。

 

做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是很辛苦的，待遇很低，月收入只有一千左右，高的也就是一千多一点。老师们的工作量很大，比公立学校的老师课多得多了，像我们这个学校基本上就是一个萝布一个坑，一个年级就配一个老师，然后再加其他的副课老师。比如一个年级配一个老师教语文数学，全校再配一个美术、体育之类的老师。我们宜民学校有班级14个，教师23人。

 

刘飞跃：作为民工子弟学校，你们又是如何进行教学管理的呢？

 

李登封：政府从来不管我们，我们只能自己考核，比如考试我们都是从外面买试卷，或者从其他途径弄一些试卷进行考试。根据学生成绩每个学期对老师进行考核，对优秀的老师予以奖励。尽管我们是民工子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比公立学校差，但我们还是狠抓教学质量，从各方面抓的比较严、比较紧，对家长负责，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

 

刘飞跃：根据《教育法》，各级政府应当对教育投资，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指导管理，请问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如何？

 

李登封：政府对我们根本就没有投资，也没有任何补助。至于教育指导、帮助的问题，很少有人管。不过城管、综合治理部门经常来学校检查安全问题，因为出了安全责任事故，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所以他们倒是比较重视，至于教学问题，他们是不操心的。

 

刘飞跃：政府对你们民工子弟学校的关注度远远不够，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民间对你们的关心，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李登封：当然社会上对我们的关注还是挺多的，但是经济上的捐助基本上没有，主要是捐赠小孩的图书之类的，另外就是社会上的热心人士周六周日会义务来学校为孩子们辅导，办一些特长班。媒体的关注也是有的，但我认为还不够，希望你们媒体多关心我们，为我们呼吁呼吁。

 

刘飞跃：谈谈你们民工子弟学校的收费情况吧，有一些盈利吗？

 

李登封：我们每学期向学生收取500元学费，学生都是自己回家吃住，这500元主要用于教师工资、添置教学设备，然后就所剩无几，自己算是能够勉强生活下来，但日子还是过得挺苦的。这次的搬迁使得我负债累累。至于说到盈利，据我了解，盈利的学校不多。

 

 

                                                  民生观察志愿者整理

                                                    2010-2

 

“我没了人身自由，无法去筹药费，我次次被关押，我女儿次次断药，导致病情加快恶化，加快了不能医治死亡。”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县夏垫镇，因钢厂等的污染制造出癌症村，引起了境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民生观察志愿者何仁于2010年1月30日对因污染致白血病死亡的十七岁少女冯亚楠的父亲冯军作了访谈。

 

民生观察志愿者何仁（以下简称何仁）：冯先生您好，了解到你女儿的不幸，也了解到你针对环境污染不懈地抗争，我们想针对这些问题聊一下。

冯军：说起这事，我感到无助、无奈。我女儿成了环境污染的牺牲品，不仅仅让我为女儿悲痛，更为了我们这里更多的受害者悲痛。我从这些年为女儿从病到死引起的与污染的较量中，感受到政府出毛病了，这更让我痛心。

 

何仁：为什么说感到政府出毛病了呢？

冯军：说几个事例吧。女儿查出白血病，我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有可能与污染有关，再结合我们这里前前后后大量出现白血病及癌症的情况，我向当地卫生部门提出通过法律认可的有效途径化验井水的要求。可是，从我提出要求到得出化验结果，用了八个月时间。这八个月里我为了化验，费尽的周折可想而知。面对有毒有害物质的饮用水，政府方面不是积极作为，而是百般掩盖，居然还作出了工厂排放污水达标的化验。面对就在我们身边流淌着的成了臭水沟的河水，居然这样自欺欺人。政府挂牌人民政府，可是在为人民做什么？这样的政府是出毛病了。

 

何仁：为争取化验井水，你如何费周折的？

冯军：我当时找到卫生局，迟迟不给化验，被我找得急了的这里的领导说，他们要听政府的，不是我要求他们就会做的。没办法，我为此一直上访到国家卫生总局。国家卫生总局前几次督办函都不起作用，一直拖了八个来月，在我上访到工商、政法、国务院等相关部门，在道道督办下才化验。

要说这政府出毛病，再说点现实事情。在我的井水化验被严重污染的情况下，政府方面不是想到我们饮用这样的水有害生命安全，居然是想方设法毁掉我的井，也就是毁灭证据。我们这里水被污染的事实是毁不掉的。有记者专门化验了我们这里的水，有的300米深的井水都被污染得不能饮用了。在国内外的关注下，我们这里统一饮用自来水了，既然没污染，政府可以用科学的化验理直气壮地证明让这里人继续饮用当地井水！

 

何仁：能给通上自来水，说明政府还是关心你们生命安全的。

冯军：没有我们这里因污染生病死亡的家属不间断地抗争，我们这里不可能通上无污染的自来水。

象我这样的人的死活是无人关心的。我因为状告金铭公司，我陪县卫生防疫站来到我的水井采样检测时，金铭公司4名保安公然面对县卫生防疫站采样的工作人员对我殴打，把我当场打得昏死。派出所得到取水样的工作人员报案来到现场，根本不对我实施救治，最终是路过现场的我村里人把我送到医院。

 

何仁：这个事件查清处理了吗？

冯军：这事件清清楚楚，打我的金铭的人是在光天化日下作案的。在我住院的情况下，更是在我为女儿倾家荡产无钱治伤的情况下，派出所没作出任何处理，没向金铭公司要来一分医药费。当我治好出院后，派出所给调解让金铭公司赔付了医药费与误工费。公安局自始至终没对金铭公司打我的人进行处罚，并且派出所的意思是，只要我再为金铭公司打人的事追究，医药费也不给了。

 

何仁：你还受过这样的殴打迫害吗？

冯军：我最终把金铭公司诉上了法庭，就在这个案子立上案前几天后，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用东西捂住头强行塞进车中殴打后，把我扔到了武清县境内。当时我被打得浑身是伤，衣服被撕，鞋都被不知扔到哪里了。

 

何仁：你这几年的上访中，还有被打的情况吗？

冯军：直接被打就这两次，受威胁不少，我常听到这样的警告，再告下去，人身安全不能保证。

其实，比被打被杀还让人痛苦的事是被关押限制人身自由。我上访的这几年里，十几次被镇政府关起来限制人身自由。特别是遇到中央开什么会或是如奥运会等有活动的时候，镇政府都是把我关起来限制自由。镇政府的人说，不是他们要关我，是县上让这样做的。我犯什么法了？我依据信访条例依法上访，就这样限制我人身自由，把人不当人了。

 

何仁：关押你的过程中是否与你协商解决问题？

冯军：政府只是关押，根本不解决问题。让人想起来就心里痛，我女儿病重中，他们根本不伸援手，连起码的人道都不讲，把我关押致使我不能为女儿的医治做事。我没了人身自由，无法去筹药费，我次次被关押，我女儿次次断药，导致病情加快恶化，最终死亡。

说到这里，我非常感激那些向我女儿伸出援手的好心人，更要感激我女儿学校的全体师生，他们给捐了近两万元药费。

 

何仁：你的诉讼现在如何：

冯军：一审败诉了。败诉是从起诉前就认识到的，政府方面的人早就说过，让我胜诉了，下面会有更多的人起诉，所以让我胜诉是不可能的。这个一审法院颠倒黑白，以前金铭公司的污水直接在地上开沟入河这样的事实，法院置之不理，居然说金铭公司的下水道是密封路过我水井地段的，我的水井污染与金铭公司的废水没关连。用管道把污水注入河里，就不能污染地下水，这样的歪理都能上判决书，真是欺人太甚了。就是这管道排污，把这里污染源以下的鲍邱河下游300米深的井水都污染了。

一审败诉我上诉了，如果二审判决再败诉的话，我要看一看二审法院到底会再找出什么自欺欺人的歪理来。

 

何仁：但愿你的执着感动正义之神，迎来二审的胜诉。望你平安。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冯军：谢谢祝愿，谢谢您对我们的关注。

 

2010-2

 

鲍邱河

 

 

近日，四川省射洪县居民王正权投诉计划生育问题，反映太乙镇政府对其征收非法的计划生育罚款，本身就很贫困的家庭根本无力缴纳这笔巨额罚款。获悉这个消息后，民生观察志愿者潇寰（以下简称潇寰）2010年2月初电话采访了王正权先生，下面是访谈全文：

 

潇寰：请问，你是王正权先生吗？我是民生观察志愿者，最近，我们看到你发出的求救信，内容是四川省射洪县太乙镇镇政府向你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你本来就很贫困，无力缴纳这笔对你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的1.28万元，我想对你进行采访，你现在方便吗？

王正权：感谢你的采访，我现在生活很困难，家徒四壁，吃饭都成困难，而这时太乙镇政府却令我缴纳1.28万元的社会抚养费。我虽是农村人口，没有土地，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上次在上海打工的工资都被拖欠，到现在没有领到，哪里交得起这笔社会抚养费。

潇寰：现在回到太乙镇政府向你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问题，你是农村夫妻一方三代人独生子女(单传)，也就是说，你祖父、父亲和你都是独子，称为三代单传，按<<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可以生育二胎，但是射洪县却违反<<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向你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考虑到你根本无力缴纳的问题，请问症结在那里？

王正权：射洪县官员腐败得很，一个村官一年都要搞几十万元，乡镇官员要弄上百万元，县上更吓人，他们为了维持腐败的生活，肯定要打我的注意了，那管我们百姓的生存呢？

他们政府官员总是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脂民膏，不会考虑百姓的死活。

潇寰：请问你找过有关部门吗？我想即使政府有充足的理由要你缴纳社会抚养费，但考虑到你生存都成很大问题了，这笔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可不可以减免或者缓交，等你生活好转，有能力的时候再交呢？

王正权：我找过射洪县县政府很多次，跑遍了各个部门。官员们只顾自己，哪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们对我的问题总是置之不理，我几乎绝望了。

潇寰：你的遭遇很令人同情，请问有媒体报道过你的情况吗？

王正权：没有，你是第一个，前段时间（四川）南充一报社记者向我要一千多，准备报道，但我一分钱都拿不出来。记者先生，你能报道我的遭遇，我千恩万谢。我还在网络上给胡锦涛写信求救，请他管管我的生存。

潇寰：不客气，为底层民众说话，为老百姓呼吁是民生观察的义务，应该做的。另外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太乙镇政府发出两张《限期缴纳社会抚养费通知书》，时间分别是1994年和1996年，你两次生育第二胎，逻辑上说不过去，请问这是咋回事？

王正权：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三个女儿，第二个1994年出生，身体有残疾，按<<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我可以生育第三胎，就是1996年我的第三个女儿出生了，我的孩子都很乖，成绩很好，分别读初中、高中，特别争气，所以我的负担很重。希望你们能为我呼吁，解决我的问题。

潇寰：我们会尽快对你的遭遇向外披露，但愿对你的问题能有帮助，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如果有需要，我会联系你的，希望你有什么困难的话，请及时与民生观察联系，再见！

王正权：感谢你的采访，再见！

                                                    2010年2月

 

 

 

足球界名人周建国，是武汉雅琪集团的创办人，也曾经是武汉雅琪足球队的老板，周建国十余年来经营足球队涉嫌赌球。前不久，周建国非法卷款潜逃，警方对其通缉。

 

周建国旗下有两个小企业，在周建国潜逃后，工人们“三金”无着、工资无着，走上了艰辛的上访路。近日，民生观察志愿者何仁对其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职工进行了访谈，下面是访谈全文：

 

民生观察志愿者何仁（以下简称“志愿者”）：您好，您是雅琪集团的上访职工吧？听说你们职工上访被打、被抓，对你们表示同情。

雅琪上访职工（以下简称“职工”）：谢谢你们的关心。

 

志愿者：我们的印象是，雅琪集团是经营足球队的，你们是什么职工？

职工：我们这些上访工人与足球队无关。我们是雅琪下面两个小厂的工人。我们原来都是集体企业的职工，我原在武汉焊割工具厂上班，另外一个与我们厂紧邻的是武汉电动轱辘厂（音），原来都是集体企业。我们厂位于武汉唐家墩统一街。周建国看中我们两个厂的地皮，通过副市长李涛签的文件，1998年就把我们这两个厂买去了。

 

志愿者：这个雅琪集团原来是多种经营呀。

职工：雅琪集团的经营都是“投机”。兼并我们这两个小厂，是看中我们这两个厂的地皮，我们两个厂的地一共十六、七亩。2001年周建国将我们这块地卖给开发商搞房产开发，每亩地卖到八、九十万元，周建国就这样赚了上千万元。

周建国这人原来无非是一个混混，借助他的老婆在政府中做官的条件发横财。

 

志愿者：你们上访是怎么一回事？

职工：我们没办法才上访的呀。98年厂子被收购，四十五岁以下的工人每人给一万来元不等的钱买断，四十五岁以上的有一百三十来人留厂，到现在年龄大的大都退休了，最后上班的有十几人，算是在册的职工。像我这样不上班的内养职工一月一百六十元生活费，十年来都是这样，交完社保金剩三十来元。我们的医保，直到2008年才把退休的给办，我的到现在也没办。现在，周建国非法集资一亿多跑了，他是在江岸区办投资公司，当地公安正通缉他。上班工人的工资九、十两个月都没人发了，社保及医保更是没希望。我们退休、内养工人的养老金也没着落了，我们没办法，只得上访。

 

志愿者：听你所说，社保与医保好象是你们上访的焦点问题，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职工：就说我自己吧。我们厂被雅琪买去时，我过了四十五岁，但没到退休年龄，不让我领那一万来元买断金，也不让我上班，每月给我一百六十元生活费。名义上说这是给的生活费，可是，每月要扣我一百二十来元的社保费，我到手的也就是三十来元吧。我们社会保交到2008底，2009年就没人交了。

 

至于医保，此前一直都没有。后来我们一再吵，周建国才答应2009年开始给我们办，说是分退休、内养、在职三批办。退休职工的医保2009年企业只帮交了二次，本来企业一年要交五次的。退休职工个人先预交了一千，后每人每月扣六十九元。由于2009年10月周建国就跑了，我们后二批的职工的医保还未来得及交。

 

志愿者：大老板跑了、被通缉，你们到哪上访的？

职工：我们两厂的人分别找到原来主管部门，原主管部门都说他们管不了，江汉区和硚口区二家政府又互相推萎，我们就只得向市政府信访办信访了。我们原来是集体企业职工，我们的厂是副市长签字卖的，我们认为找政府是对的。

 

志愿者：你们职工上访被打被抓，具体情况如何？

职工：我们从09年10月25号开始上访，到10年元月5号，我们上访到市政府。当时我们去了三十来人，可是警察来了很多，让我们一退再退，在离政府很远的地方拉了警戒线。他们把我们赶得太远，我们要向前近些，就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就施行暴力，另外那个厂的一个男职工被打得背上都青了。我们厂一个叫曾桂菊的女职工被当场抓了起来。我们这女职工被抓后关到派出所，我们去要人时，信访办与派出所来回推不放人，到下午才把人放出来。

 

志愿者：你们的事上访到现在有解决的希望吗？

职工：市信访说，这事复杂，要慢慢办，要拿出方案，看谁来管。我们下一步准备再到市委上访，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志愿者：但愿你们的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

职工：谢谢你们。

 

                                                    2010-1-22

 

近期，民生观察工作室接到河南省鹤壁市采煤工人于加玉的妻子陈爱雨的投诉，反映于加玉在井下采煤时发生事故造成截肢的情况。事故发生后，于加玉被煤矿解雇，其工伤认定也被一再推、拖，下面是我们对陈爱雨的访谈经过：

 

民生观察（以下简称民生）：陈爱雨，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您谈谈于加玉个人的情况，以及他是哪一年到矿上工作的？

 

陈爱雨（以下简称陈）：于加玉是1972年出生的，今年三十八岁。于加玉的父亲于鹤壁煤矿1958年建矿以来就在井下工作。那时有政策，职工可以带家属，于加玉就和他母亲一起将户口迁入了鹤壁煤矿。

 

1988年，于加玉十七岁时就进入了鹤壁煤矿综合厂分厂化工原料厂上班，当时是一名临时工。在这里干了几年后，到了1992年，于加玉转成集体工，就调入了鹤壁煤矿三矿大修队工作，他就不再是临时工了，矿上从此为他交了保险。1998年，于加玉签署协议，成为炮一队一名采煤工。从1998年开始，于加玉就开始在井下采煤。由于表现好，于加玉还曾被评为“先进个人”，获得奖励。

 

民生：签署协议？是签生死协议吗？

 

陈：是的，凡是下井的工人都要签这个协议。就是要签“下井采煤是你自愿下去的，出了事故不能随便找矿上”。

 

民生：为什么要下井呢？工资很高吗？现在矿难仍然很频繁，那时候矿难更严重呀！

 

陈：没办法呀，那时候在井上工作每个月只有三百五十多元，家里还有小孩，不够花呀。到井下去工资要高些，我记得于加玉刚下井时，每月基本工资、入井补助费等加起来能拿到一千三、四百元。到了2006年，井下采煤工人每个月则可拿到二千六百多元。下去谁都害怕，都是没办法的事。

 

民生：于加玉是哪一年出的事故？

 

陈：是2003年，这一年的元月二十二号，于加玉在井下工作面工作时，左脚大拇指被砸伤。送到医院后，他的左脚大拇指不得不截肢了。

 

民生：于加玉这次住院药费是谁出的？他在医院里住了多长时间？

 

陈：这次住院的药费全部是矿上给出的，说明他是矿上的人，要不然矿上不会给他出医药费。于加玉这次在医院住了一年，他是2004年3月被迫出院的，当时矿上不肯再付药费了，还停了他工资，逼着他出的院。出院后，他二年多靠着拐才能行走。

 

民生：为什么要停工资呢？出院后他又上班了吗？

 

陈：于加玉出院后至今都未在上班，一方面是他身体不可能一下子恢复。更重要的是，2004年3月矿上让他出院时，就口头通知他合同已到期了，等于他工作就没了，自然也就没工资了。

 

民生：那这样不就是将于加玉解除工作了吗？当时你们签了合同吗？

 

陈：是的，从那一后矿上就说我们不是矿上的人了。当时根本没有合同，1998年转成集体工时，就是矿上正式的职工了，不能随便开除的。转成集体工后，每年都那样干着，没要求签合同。他们是看于加玉不能再工作了，就找借口赶他走。

 

民生：于加玉是在井下受伤的，他做工伤鉴定了吗？享受工伤待遇了吗？

 

陈：说起工伤，真让人生气。他们对工伤鉴定一直采取拖、骗、哄的方式对待我们，后来是我自己去查才搞清楚他们的内幕。我们拿到工伤证明是2005年5月16日，但是工伤证明日期是2003年3月10日。其实这个“工伤证明”，我后来找了懂这个的人看了下，他说上面盖的章是“认可”，实际上认定的只是他的伤情，矿上对外说于加玉不是在井下工作面受的伤，属非工伤，到现在我始终没看到正式的工伤文件。

 

后来我不断到北京、山东各个部门找，矿上一直不肯上报，据说报一个工伤要罚四十多万元。没办法，我继续上访，又找了些关系、托了些人，他们就给于加玉弄了个八级伤残，说是给八千元钱的补偿，其它的待遇就没有了。我不能接受这样处理，这八千元钱我到现在都没有领。我继续上访，他们就打我、威胁我。

 

民生：讲讲您上访遭打压的过程吧。

 

陈：一、二十年来我们一家一直住在鹤壁煤矿的棚户区内，于加玉出工伤后，鹤壁煤矿劳资科就赶我们走。2008年5月13日、14日、18日、19日连续几天，鹤壁煤矿劳资科派人到我家来要我们搬家，我们不肯，他们就对我们动手，但我们还是不走。

 

我到处去找、去上访，他们也一再对我进行阻止。但我们没讨得一个说法前不会放弃的，结果在2008年初，我们查到了一个惊人的事，于加玉多年来被人顶了！

 

民生：被人顶了？是怎么回事？

 

陈：2008年3月，我们查于加玉的档案时，发现于加玉的各种关系都被一个姓王的人给顶了，有人说当时这个姓王的为了这事花了二万元。除了工资等各种关系被这人顶了外，当时要求我们搬房子也是为了把这房子过户给这个人。

 

我们查到这个后，矿上才把这事停了下来。

 

民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工伤会变得这么复杂。

 

陈：我们也没想到，请多帮帮我们。

 

民生：好的，再见。

 

陈：再见。

 

                                                          2010-1-12

吴国胜是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河湾镇绿岭中学的一名代课教师，2009年12月31日他向民生观察刘飞跃讲述了他从教三十载却有十多年不得不进行上访的经历，从中我们可以再次体会到代课教师、民办教师这一位于社会底层、边缘群体的曲折、艰辛人生，下面是访谈全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吴老师，您好！我首先想了解下您从教的经历，你是哪一年开始从教的？

 

吴国胜（以下简称吴）：我是军人出身，1976年至1979年，我在部队任军体项目教员。1979年复员回到老家南陵县后，就到绿岭中学开始任民办教师，那一年我刚刚二十二岁。就这样，三十年下来，我一直在这个学校任体育教师，从未间断过，到今年已整整三十年了。

 

刘：后来你是怎么又变成了代课教师？

 

吴：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要求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农村学校的民办教师有的转正成为了公办教师，有的被辞退回家了。由于我被错过了转正的机会，就转成了代课教师了。其实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有许多共同的地方，都不被看成是正式教师，工资待遇都很低。1992年我成为代课教师后，月工资只有54元，后来慢慢加了点，到2005年也只有500元。

 

刘：我们在网上看到您许多很醒目的上访照片，说说您上访的起因吧。

 

吴：1992年，我们当地进行民办教师任用证资格考试，参加了这个考试就有了转正成为公办教师的资格。由于我教体育，那一年绿岭中学校长通知我说体育教师不参加考试，结果我没考成。但事实是体育教师可以参加考试，南陵县另一个体育教师就参加考试了。

 

1993年开始进行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时政府出台了文件，凡是1978年前开始工作的，参加了1992年那次考试得了分，并未要求得分多少，都可以转正。我在部队那三年是可以算工龄的，我如果参加了1992年这次考试，是完全符合上述转正政策的。就因为当年我们学校校长漏报，使我没能参加考试，也失去了转正的机会。

 

从1992年开始，我就陆续找有关部门反映、交涉。从1997年开始，我的上访行动就没再断过。

 

刘：上访是条不归路，从1997年您开始上访，到现在已有十多年了，期间一定有很多不容易吧。

 

吴：是的，我算了下，这么多年来我到合肥至少有数十次了，至北京也有十多次了，至于到县、镇政府上访的次数更是数不清了。您所看到的我上访的那些醒目照片，是我在安徽省电视台上访时拍的。这么多来下来，我印发资料、标语、牌子花的钱就是很大一个数目。

 

 

不过我比较注意上访时机，上访时我都是利用课余时间、假期去上访的，像奥运会、“两会”这些所谓“敏感”时期我都尽量不去上访，所以相比较一般访民，我受到的打压要少点。但这并不代表我没受到打压。2008年8月4日，芜湖市电视台《芜湖新时空》栏目到南陵县对我进行了采访，采访结束后的8月5日至7日，芜湖市电视台把以《最后的代课教师》为题的节目预告都播出来了：“痛彻心扉；教师的荣光，卑微的薪水；清贫一生，三十年兢兢业业。”但直到现在，节目都没有正式播出，被我们地方政府做“工作”给做下来了。我们地方上有干部说，要是节目播出来了，会有一批官员“倒霉”的。

 

正是由于我长年的上访，做代课教师工资又只有那么一点，我的爱人很早就去世了。

 

刘：我看到您的材料，您上访得到了包括您一些学生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吴：是的，我教的有一个学生叫张胜，后来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他多次在网上为我发文呼吁。张胜在2001年的时候，就带领绿岭中学初一至初三的九个班级的多名学生为我给当时的南陵县委杨世群书记写信。我还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姓谢，2008年8月芜湖市电视台对我进行采访时，她也接受了采访，替我说话。

 

您看到的我的材料中，还有我们绿岭中学二、三十位老师于2000年3月为我呼吁的联名信。我曾到国家体育总局上访过，国家体育总局也给安徽有关方面发函要求解决我的问题。

 

刘：那您现在的问题是否有些进展？

 

吴：有点进展，2008年3月3日，南陵县何湾镇人民政府、南陵县何湾镇绿岭初级中学联合要求我签署协议，当时前二方同意把我享受公办教师同等待遇问题由县教育局逐级向上反映，并说每个月可以给我一千多元的工资，但是要求我同时保证息访罢诉。

 

我不同意息访罢诉，没有签。我今年从教都三十三年了，像我这样的公办教师月薪都在2700元以上，我只有一千多元，因为这根本没有按公办教师同等待遇执行。我就没签字，结果他们今年一年没发我一分钱的工资。

 

刘：您是说2009年一年您都没有工资？

 

吴：是的，他们就是逼着我签字不上访，但这怎么可能呢？您现在给我打电话，其实我是刚刚从合肥回来。

 

刘：您肯定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吴：是的，问题不解决我肯定还要上访。刘老师，我们也很希望得到你们外界的支持，全靠你们了。

 

刘：我们会尽力的，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吴：不客气，要谢谢您 。

 

吴国胜

 

上访

 

驻足观看的儿童

 

支持吴老师的学生

2009年11月28日，民生观察志愿者原野在北京碰到了四川达州大竹县女访民徐美珍女士，她因为手术失败问题导致上访，多次被非法拘留。她向我们讲述了她上访的原因，并给我们查看了她的证据。现我们将此事件整理出来，公布于众。

 

民生观察志愿者原野（以下简称志愿者）：您好，请问您的病一开始是什么症状？我看到您最终是确定在达州市骨科医院住院治疗的，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了那家医院？

 

徐美珍（以下简称徐）：2004年，我摔了一跤，随后就一直感觉疼痛难忍。在去了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和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就诊后确定为右股骨囊肿伴骨折，但均因为手术费高达4、5万而无法住院治疗，后来知道达州市骨科医院能花不到2万就可以治疗，当然我就选择了这家医院。当时院方给我保证说，他们可以手术治疗，将我坏死的股骨头取出，安装人工关节，术后半个月就可以出院拆线，并且再不用拄拐杖。

 

我是1月11号住院的，在交了1万元押金后，于15号上午8点半开始手术，4个小时后，我被推出手术室，说因为出现流血多等症状，在没给我换人工关节的情况下就给我草草缝合，推出了手术室，导致我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还成了残疾 人。

 

事实上，他们不是手术问题，而是经济问题。院方说，我这个手术，再给他们5、6万就可以治好。原来说的是不到2万，现在开刀了，把我骨头拿出来了，要再放人工关节，又要5、6万，这就像你去某地方消费，他们告诉了你消费价格，但是你没消费到一定数额不让你出来是一个道理，他们拿他人的生命太儿戏了。

 

志愿者：请问您在此后要求院方给您一个公正的说法，他们是如何答复的？走了哪些法律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您得到了什么答复？

 

徐：手术后，我于2005年1月28号让我爸爸找达州市卫生局的领导，讲医院给我手术失败等情况，但是卫生局的领导不听，还把我爸爸赶了出去。第二天我爸爸又去了卫生局，卫生局的领导和我爸爸一起去了医院，但是说了几句错不在医院之类的话就走了。

 

我实在没办法，就给报社和电视台打电话，向他们求助，因为当时我彻底躺在病床上无法活动了，成为一个高度残疾人了。院方为了减轻责任，派了3名保安强行把我留在医院住院，我要求出院转院治疗他们也不同意，我被迫在医院住了半年，在电视台和报纸的介入下，我才出院了，并给了我2万8千元钱的赔偿。2005年6月20号，我开始到北京上访，因为他们不公正处理这件事情，耽误了我的最佳治疗时间，以至于我虽然在2005年11月去广州二次手术，但现在依然是什么也不能干。但是我上访，我在2008年和2009年被拘留了3次，每次都是随便找个借口就把我抓回去，说给我解决问题，可是每次回去都不给解决，把我关押起来。

 

志愿者：是否可以说一说你们当地关押你的情况？

 

徐：2008年12月29号，我和达州市大竹县信访办主任文正其、石桥派出所所长王军、安吉乡党委书记谢一杰等人在达州驻京办达成协议。他们说回到达州后，给我们解决问题，他们会认真协调医患之间的理赔问题。但是一回到大竹县，他们就拿出一个事先写好的协议让我签字，我不签字，他们就采取车轮战，轮流对我恶语相向，甚至连我向外界打个电话都不可以。最后，我被非法关押在大竹县公安局拘留所。

 

志愿者：从你的经历来看，你被医院如此对待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那么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成了残疾人，连活都不能干，自己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并且，院方根本就不存在认真对待我的问题的态度。不过，我这件事情，只要一天不给我公正解决，我就还会信访下去，因为我这辈子就被医院毁了。

 

志愿者：好，祝愿您成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徐：感谢您对我的关注，再见。

 

正在北京上访的徐美珍

民生：你被解骋后，你是怎么办的？又找到新工作了吗？

 

余：我被解骋后就没办法再到学校找工作了，因为广东代课教师已冻结了。再说我当时也没心思找工作，我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为什么我上班刚上了一个多月就解骋我？我要讨个说法。于是我就开始上访，区里、市里、省里，我不断地找，但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今年我还去了北京。

 

民生：听说你上访也被关过？

 

余：是的，2009年9月，我到北京时间上访，深圳方面知道后，9月13日，南头学校常务副校长带着人在北京找到了我。当时他们说回深圳后给我解决问题，结果一回去就将我关到深圳南安区西丽街道西丽果场的一个四合院里。南头学校派出学校书记、安全办的老师二十四小时看着我，不让我出去。就这样我在那里被关 了二十一天，直到十月八日才放我出来。

 

民生：很多访民被关押时，往往被要求签协议或写保证，您呢？

 

余：2009年9月我被关时，南头中学等方面一直逼着我签终止合同的协议，并说我的上访是越级上访，是非法上访，再上访的话就抓到看守所去。他们还说，不签协议的话就不放我出去。没办法，在他们给了我三千元的所谓“人道款“后，我签署了终止劳动合同的协议，这才得以恢复自由。

 

民生：谈谈您作代课教师的情况和感受吧。

 

余：最主要是对代课教师存在歧视现象，对代课教师的管理非常严，甚至是苛刻，学校可以随时解骋我们。像有的学校规定连续五天不上班就解骋；一年累计十天不上班解骋；还有这规定那规定，包括对日常生活都有规定，像我“光膀子“就成了解骋的理由。这些规定本来就很严格了，但实际上执行得比这更严格，老师哪怕一次、二次迟到、旷课都可能成为解骋的理由。

 

民生：你们在学校任教，收入有保障吗？各种社会保险交了吗？

 

余：收入不太稳定，寒假还有工资，但到了署假，时间长，如果你下一年度不被上年度那所学校继续骋用的话，署假一、二个月就没工资。

 

上班时学校给我们交了养老保险，但交的比例不高，一年才交二千多元。医疗保险虽然有，但看不了大病。

 

民生：你现在仍然没工作，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余：现在深圳又有不少学校在利用廉价的代课教师，一些代课教师返骋了，但我一直没法上班，整整游荡了一年，我肯定还要继续上访，我这段时间我又在准备上访材料。

 

民生：据你所知，深圳像你这样被解骋的代课教师都在展开维权行动吗？你们之间有联系吗？

 

余：我们不敢联系呀，联系了就说你是搞串联，就要抓你，现在我们都是各自搞自己的。

 

民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余：不客气。

 

                                                            2009-12

在广东深圳等地，由于其经济比较发达，教师工资相对较高，近年内地包括许多公办教师进入这些城市作代课教师，形成很大一个群体。广东代课教师的问题近年浮出了水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广东《南方日报》以代课教师问题最严重的深圳为例说，深圳全市的代课教师近万名，他们的生存状况、待遇状况往往不为外人所知。但就是这样一个群体，面临着“同工不同酬”等诸多“不公平”待遇。

 

近期，不断传来广东解骋代课教师的消息。《南方日报》写道：“广东其他地区在着力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时候，深圳的一些代课教师却愤怒了：在新学期开始前，他们莫名地失业了。而更难接受的是，一些区在不续聘代课教师的同时，还在继续招录代课教师。‘不续聘’ 似乎成了深圳解决这个顽疾的方法之一，而这些曾经为深圳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也培养出大批人才的代课教师似乎成了‘超编’的牺牲品”。

 

2009年11月底，民生观察工作室接到深圳市代课教师余尚金的投诉，反映其被解雇和上访遭关押的经历。余尚金在接受我们访谈时，除了谈到他个人的遭遇外，也谈到了代课教师共同的一些问题，下面是访谈的第一部分：

 

民生观察（以下简称民生）：余老师，您好！收到您的消息了，首先请您谈谈你现在的处境和状况。

 

余尚金（以下简称余）：好的，我现在还在深圳。被解骋超过一年了，一直没再上班，也没收入。一年多来不断在上访，不断找学校和有关方面交涉回校骋用的事，现在事情没结果。我因上访还被关过，我这几天又正在写材料，我准备把我的事情详细写一下，然后上网。

 

民生：您是哪里人？请说下您到深圳前的经历。

 

余：好的，我是河南信阳人，以前是公办教师。2003年发生非典时期，我调到了广东省云浮市做公办教师，我在那里任教了三年整。云浮市位于广东西部，经济并不发达。我在那里做教师时月工资只有一千七百多元。再加上云浮市环境不好，水泥污染和石材污染很严重，我就要求到珠三角那边去任教。当时不可能停薪留职，我就找了管教育的副县长才得以辞职，算是没被开除，2006年我就来到了深圳。

 

民生：你到深圳后都在哪些学校做代课教师？收入怎么样？

 

余：2006年8月28日，我应骋到深圳市光明区做代课教师一年，2007年8月我又到深圳宝安区一学校任教了一年。2008年8月29日，我与深圳市南头中学签了一年的骋用合同。我任教的这几所学校都是高中，这几年我作为高中教师的月工资都是五千多元。

 

民生：你是什么时候被解骋的？解骋你的理由是什么？

 

余：2008年10月13日，我在南头学校仅干了一个多月，南头学校就将我解骋了，他们给我列了三大“罪状”：一是我私自调了二节课；二是我有一次上课迟到了三分钟；三是午休时，我光着膀子改作业。

 

民生：您认为这些事真是解骋您的原因，还是另有其它？

 

余：他们这是故意找借口，故意刁难人，就是要赶我走。我是2008年8月29日签的一年的骋用合同，几天之后的9月1日，广东省就规定对代课教师名单进行“冻结”。所谓“冻结”，就是各学校不准再招录新代课教师，同时在岗的代课教师不准随便解骋。

 

本来“冻结”的政策对我来说是好消息，但最终却让我离开了学校。南头学校怕不及时将我弄走的话，我以后就走了。

 

                                                         2009-12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