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访民数据库

  • 建立全民监管  让“毒胶囊”事件不再重

     


     


    2012年04月20日09:37   


     


      19日,是“毒胶囊”事件的一个收官之作。仅在当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分别责令吊销三家胶囊生产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同时,该局公布检验第一批抽检结果,修正等9家药品生产企业使用的胶囊铬含量超标,并责成相关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对违法违规企业予以严肃处理。修正药业就“毒胶囊”事件公开道歉。


     


      在持续发酵的“毒胶囊”事件中,记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公众在痛斥违规企业丧尽天良,呼吁依法严惩;涉事企业却直呼“冤屈”,并称自己是“受害者”;有媒体认为,监管不力是造成“毒胶囊”入市的主要原因,应当为此负责;监管部门也很委屈“我们就这几个人,每个企业都派人盯着也不现实”。


     


      显然,相互指责、抱怨解决不了问题,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杜绝“毒胶囊”事件的再次发生,似乎更具现实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几位专家。


     


      违规企业有意逃避责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相关专家认为,《中国药典》对明胶空心胶囊有明确的标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对药品生产企业的供应商管理也有明确的要求。某些涉事企业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完全是知法犯法。因为,取得GMP认证的企业,如果严格遵循GMP的生产规范,供应商提供的“毒胶囊”不可能轻易蒙混过关, 根本不会出现药厂采购“毒胶囊”的情况发生。


     


      违法成本低,客观上造成“劣币驱除良币”。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举例说明,譬如说有三家企业,另外两家生产“毒胶囊”,成本很低,即使被查到也就交个几万的罚款,这点钱对于一个上亿企业而言几乎微不足道。而我呢,守法经营,却逐渐没了生意。为了生存,现实逼得你就得造假制假,客观上创造了守法致贫,违法致富的“丛林法则”。如果在欧美国家,企业一旦违规,罚的倾家荡产不说,还要追究刑事责任,这叫“高压线”管理方式。如此高的违法成本,任何企业都难以承受,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敢造假试试?


     


      引入上市许可人制度,实现对原料供应商的双重监管,降低“毒胶囊事件”发生的风险。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相关专家建议,在药品上市管理方面,学习成熟市场实行的上市许可人制度,把责任界定清晰——制药企业是药品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出了事,首先拿制药企业说事。因此,作为采购方的制药企业,就有很强的动力对原料供应商进行监管和约束,在制药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双重监管下,原料供应商自然不敢造假制假。

  • “打扮”统计数据让哪些人获益

    2012年04月16日05:59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在局务会议上表示,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对此,统计专家指出,如果深挖数据造假背后的授意者及获益者就会发现,要想从根本上遏制和杜绝统计数据造假,就必须改革干部选拔评价机制,只有彻底斩断造假背后的利益链,让造假者无利可图,才能还统计一个风清气正的环境。


     


      数字出官 官出数字


     


      统计数据造假问题由来已久,比如,地方GDP总和屡超全国数据;“被统计”、“被增长”、“被富裕”等诸多“被”字头话语纷纷出现。光鲜数字的背后,是装扮的繁盛,虚假的红火,既有地区招商引资的利益驱动,也有团体和个人的利益追求。民间流传的一副对联对GDP造假的现象和过程作出了解释:“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金勇进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其实数据造假有其规律性,即:越是强调、越是热点的数据越容易被造假。“强调”本身就是一种唯意志论,如果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经济数据也就容易出问题。GDP数据造假,正是强调经济增长、“唯经济增长”这一政绩观的体现。


     


      实际上,今年国家统计局已经改变过去地方数据层层汇总的方式,推行数据直报,期望从技术手段和方法上提高统计效率和质量,防止数据造假,此举可谓用心良苦。但在此期间,山西河津等地却被曝出地方部门干预企业真实数据上报的事件。媒体调查也发现,不少市、县、区通过成立“统计改革小组”或印发文件的方式,对企业直报数据采取行政干预,甚至实施“数据双轨制”。


     


      金勇进指出,可见,面对当下地方政府深厚的“GDP情结”,统计局的内部管理仍无法抑制地方数据造假的冲动,人手一套软件也不能解决制度设计上的障碍,数据造假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深思。


     


      一味追求“漂亮”政绩单


     


      有人说,统计是“社会的温度计”,是决策者研判形势进行决策的“罗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王二平研究员则形象地把统计比喻成 “号脉”,他对本报记者说:“号脉是为了发现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号错脉了,结果可想而知。”


     


      金勇进表示,即便数据造假是个别现象,它也会损害政府的整体形象,正如马建堂局长所言“统计的公信力就像层窗户纸,捅破了容易,维护、修复很难。”此外,如果形成了弄虚作假者升迁而老实人吃亏的风气,就会扰乱干部选拔评估的导向和基础,危害很大。


     


      金勇进说:“就统计局本身的工作而言,他们没有造假的动机,我认为最需要追求政绩的是地方乡、县一级的中下层干部,他们最需要一个‘好看的数据’,需要者也就最容易成为授意者及受益者。”正是在追求更“漂亮”政绩单的强烈冲动下,数据弄虚作假才有了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


     


      切断造假背后的利益链


     


      那么,怎么预防数据造假?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统计机构虽然在业务上接受国家的统一领导,但在干部任免、业务经费保障等关键环节还主要接受地方政府管理,地方统计干部的“官帽子”也主要掌握在地方领导手中。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统计部门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如何更好地为当地党政领导需求服务”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此,王二平表示,从制度设计上看,关键是地方统计机构要实行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独立运作、独立评价、独立报告,从而更加独立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此外,修订后的统计法已于2009年发布,但至今仍有个别基层政府机构置统计法和国家统计制度于不顾,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干预企业独立真实上报。分析个中原因,金勇进说:“现在虽然有统计法,但谁来执法,犯了法怎么办,执法的依据是什么,还不清楚,发现错数,不过是再退回去重报,大多还只是停留在说服教育或者通报上,没有足够的惩处力度和威慑力。”


     


      他尖锐指出,其实,统计数据造假并非“工作失误”,数据造假不仅是统计领域的腐败,还是与此利益攸关的社会群体的腐败,因此,对造假者须用重典,加大问责和惩治力度,严惩方有足够的威慑力。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改变干部选拔考核的导向和机制。只有釜底抽薪,切断造假背后的利益链,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让造假者无利可图,才能彻底消除地方政府干预数据的利益冲动。

  • 政府应履行责任尽快解决医患冲突问题

                                      


     2012年3月23日下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事件,患者李梦南购买一把水果刀,来到该院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对4名医务人员行凶。实习医生王浩离门口最近,不及躲闪,被刺中颈动脉,后因伤情过重,不幸死亡,其余3名医务人员在躲避和搏斗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受伤。


     


    事件发生后再次震惊社会,这是一起暴力凶杀案,也是一起清楚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社会舆论应毫无疑问地谴责行凶者,但现实却不是这样。腾讯网在转载此事件报道后,竟然有4018人在网站设置的“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选择了“高兴”,占到总人数的65%。


     


    同时,这类恶性事件并不是今天才有,此前就已发生多起,且有越演越烈之势。2009年6月21日,一名患者术后死亡,家属组织医闹手持匕首冲进南平市第一医院,致使10余医护人员被砍伤,其中一人身中6刀; 2011年1月31日,死亡患者家属在新华医院急诊楼门口设灵堂、拉横幅,而后冲入心胸外科病区,捅伤心胸外科副主任。行凶者还企图将受害人从八楼推下,事件致十名医护人员受伤;2011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她曾经的患者持刀砍成重伤,引发业界震动。


     


    这类事件的一再发生,说明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政策原因。看看社会大众和网友一边倒的评论,就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是一个上班族,但是生病不敢进医院。原因很简单,高昂的医药费让我却步。我的理解是,医院就是屠宰场”;“老百姓现在看病真的不容易,尤其是在外地,有的医生对病人的态度是让人寒心。不管你有什么病,也不管你的情况,一开药就是几百,让病人苦不堪言。”;“医疗体制不变,这类事件还会重演”。


     


    医院和医生乱开药、开新药、开贵药、开大处方、开大检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仅如此,一些医生为了达到多开药赚取回扣的目的,还常夸大患者病情或者隐满患者病情,以致贻误患者的治疗时机。这些行为大大加重了患者的负担,产生对立和仇恨情绪就在所难免。


     


    尽管社会和舆论对此抨击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并没有管住医生手中的那支笔。其原因就在于目前以“以药养医”为核心的医疗制度。据资料显示,现在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不及医院支出的10%。为了保证医院的运转,为了提高医生的办公条件和生活待遇,医院和医生对于卖药就有了巨大的难以遏制的压力和动力。


     


    当医患冲突发生后,不仅仅医院和医生是受害者,患者和整个社会都是受害者。很显然,加大投入、改变现行的医疗体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是政府的责任。


     


    我们注意到,从2009年开始,政府就启动了医改行动,并在17个试点城市对公立医院进行了以医药分离为主的改革试点。但时至今日三年的时间已过去了,公立医院的改革还未全面铺开。我们认为这一试点过程的时间太长,做法上过于保守和谨慎。医患纠纷与悲剧性事件不能再重演了,是到了政府履行职责、全面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了。在此,我们建议政府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投入,全面铺开对公立医院的实质性的改革。这既是百姓的呼声,也是整个社会的呼声。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2-3-29

  • 劳动者理应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2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时期促进就业的发展目标,其中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另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2011年全国共有24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


     


      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首先显示了国家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 “劳动最光荣”的口号曾经响彻中国大江南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够让这些普通劳动者更多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更为重要的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表明了国家着力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姿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证,而切实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表现之一是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表明,1993—2007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68%增至14.81%,增幅为3.13个百分点;企业的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个百分点;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49.49%降低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劳动者方面和资本方面的利益诉求很可能大不相同,甚至发生冲突。不可否认,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一些政府部门在处理企业与劳动者关系上,往往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出现更多偏袒资本的现象,而工人的基本权益和合理收入难以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导致劳动者报酬多年来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农民工讨薪难,是这方面问题集中表现。


     


      廉价劳动力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人口红利”被津津乐道。但是这种优势如果不能适时转型,必将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劳动者收入过低,中等收入阶层占主体的“橄榄型社会”就无法形成,消费能力就无法有效提高;另一方面,企业既然使用廉价劳动力就可以轻松获取高额利润,必然缺少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


     


      国际比较来看,韩国的经验可资借鉴。研究表明,由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期出台《最低工资法》,韩国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韩国因此顺利实现社会结构转型,中产收入阶层和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都超过了70%,为迈向高收入国家奠定了基础。


     


      无论从推动经济增长还是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增加劳动者收入大棋盘中一颗棋子,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 铁道部如此回应民众伤了国人的心

    据《新京报》报道 ,2010年4月,肢体残疾人青年夏文涛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残疾人乘坐火车可以享受半价票优待。今年全国两会上,1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也共同提交了相关建议。


    针对人大代表要求为残疾人优惠乘火车的提议,2011年11月9日,铁道部做出了书面回复,称无能力承担更多票价优惠(实际上,铁道部从没有为残疾人提供优惠票价)。


    铁道部为中央政府的下属部门之一,主管与铁路运输、建设等行政与经济事务。依据《残疾人保障法》公共服务部门应当为残疾人提供方便优惠的服务,残疾人事业是由政府统一安排和促进,是有政府的预算支持。铁道部以“无能力承担”来拒绝履行法定义务,看起来很合情合理,但铁道部已经违法失职。


    《残疾人保障法》于1995年5月1日开始实施,2008年进行过修订,该法律第五十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残疾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便利和优惠。盲人持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电车、地铁、渡船等公共交通工具。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对残疾人的其他照顾和扶助。


    但至今,乘火车旅行的残疾朋友,不但没有依法享受到免费或者优惠的票价,而且在乘坐火车时会发现一系列不方便残疾人出行的问题,比如:没有方便轮椅上下火车的滑板、火车的座位间距狭窄,不适合轮椅行动、没有坐便池等。此不合法以及不合情理的状态持续如此之久,有铁道部门的过失,亦有残疾朋友维权不及时的一面造成的。法治的进步,权利意识的觉醒,铁道部面对的“债务”亦越来越多,铁道部的服务水平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公众要求铁道部依法履行法定义务的有利工具,而在权力与权益的博弈中,挑战与困难并行前进。


    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9月28日发布的《中国行政透明度报告》(2010年度),铁道部在43个国务院下属机构的得分排名中,位列第41,排名倒数三名。在此有二个事例,对铁道部傲慢态度可见一般。


    2010年乘客杨金柱乘坐动车时,购买二等座车票后发现所在车厢实为餐车,申请铁道部就餐车火车票事项信息公开,遭到拒绝。2011年5月起诉于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铁道部败诉,在败诉后,铁道部是否继续履行公开信息的义务,媒体没有追踪报导。7.23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朱芒、《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宝成都先后向铁道部申请公开遇害者人数等事故信息,铁道部给的回复是,请申请人自己到报纸新闻中查找相关数据信息。


    铁道部对公民夏文的提议置之不理,对人大代表的提案却以“能力不足”的模糊词语来回复,这在法治环境下会被看成严重的不称职行为。“能力不足”的原因为何,是国家财政不足,还是铁道部经济状况入不敷出,每一笔帐是如何计算,这需要向人大代表以及公众交待清楚。而且国家财政支持问题、铁道部收支情况,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都应当公开并让社会公众知晓和监督的事项,含混不清的答复,只会让公众对铁道部提出更多的质疑。


    铁道部的面纱已经被揭开,但傲慢的铁道部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高姿态,继续不公开,继续以含混不清的言论面对公众的要求和质疑。这正如同一次某记者与铁道部副部长的问答,在7.23温州动车事故灾难后,有记者问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铁道部门是否为了尽快通车而放弃对伤员的救助”时,陆东福却以“此问题伤害了铁路职工的感情”来回复记者的提问。铁道部这个回答确确实实伤害了十三亿中国人对铁道部殷切的感情。


    民生观察评论员柳梅


    2011-11


     

  • 侵权面前,人人“平等”——从官员上访谈起

     


    李元龙


     


    也就是两个月之前的事情:2011年8月26日半夜,福建省第六届人大代表谢培养家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溪里村21号的房屋被秘密拆除。“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方面的拆迁通知,也没有签署任何的拆迁补偿协议。”谢培养多方求助无果,于10月11日上午,和十多位老人一起到福州市晋安区信访局静坐。


     


    人大代表是干什么吃的,有何义务和权利?“选举和罢免政权机关领导人的权利”,“同一切违法行为作斗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这是本本上载明的说法。口头上的说法,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则是“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省级人大代表的房屋居然被秘密拆除,还“多方求助无果”,只好到信访局“静坐”维权?这样一桩小小的维权事件也搞不定,他怎么去履行“选举和罢免政权机关领导人的权利”,“同一切违法行为作斗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一户家人遭到了侵权,他也无计可施,他怎么去履行一个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为人民”谋求福祉、洗雪冤屈?


     


    有人居然不把人大代表当“星宿”,胆敢如此“轻薄”、“非礼”人大代表,那么,其他本本上载明权力了得,人们心目中好不牛逼的特权阶层,他们在侵权面前,也会享受到人人平等的“权利”吗?


     


    网上一搜索——哇,眼镜一下掉到地上的同时,这篇文章的标题也横空出世:侵权面前,人人平等。


     


    不信,请看看下列侵权引发的上访事例。


     


    55岁的陈业友是河南省南阳市建委河道管理处的一名公务员。陈说,他是河道处的法规科长。法规科在河道处是一个综合部门,主要负责单位的政策法规、信访、社会治安、执法监督、涉法涉诉等方面的工作。因此,他本人也可以说是一名信访干部。然而,让陈业友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位一向站在政府立场说话,替政府辩护的法规科长,如今因为房屋被强行拆迁,竟然也成了上访户,告起了政府,这让他伤透了心。


     


    多方求助无果,福建那位人大代表谢培养不是到信访局上访静坐吗?老谢,睁开你的眼睛看看2010年1月6日《新民周刊》的报道吧: 广西桂平,一个原本名不经传的县级市,最近因为一起上访事件全国闻名。让外界对这起原本并不复杂的上访事件引起关注的是一名叫吴宗明的上访户,他要反映的问题虽然具有代表性却也比较普遍——征地拆迁纠纷,不同寻常的是他的身份——桂平市原信访办主任。


     


    明明知道“上访无用”的信访办主任最终被逼选择了上访,上访果然不出其所料,没有作用。无奈之下,这位昔日的信访办主任,只好求助媒体。


     


    老谢请留步,我们记者,也为了维权而不得不上访呢。


     


    请看有关报道:三年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王涛拖欠600多名职工工资一千多万元。而王涛自己两年来共违反规定累计多领工资十余万元。……广大记者极为愤怒,2008年6月26日,齐齐哈尔电视台、电台百名记者、播音员、主持人集体到齐齐哈尔市委上访告状,反映广电局的问题,要求讨还公道。


     


    记者们也请另请高明,市领导,也有不能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上访去了。


     


    请看《凤凰周刊》报道:田万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不稳定因素”。作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田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维稳曾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两年前女儿田小龙被强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田万昌最终不得不带妻女进京上访,成为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


     


    这一新闻还有一个很抢眼球的看点:田万昌的妻子在地方国安系统工作多年。两年来,夫妇二人多次陪女儿进京上访。出于身份考虑,田万昌在上访时面戴口罩,尽量避免直接露面,只从“技术层面”指点女儿,并与女儿保持一定距离。


     


    从维稳干将,到偷偷摸摸的上访户,到“不稳定因素”,从国安到不安全因素,铁的事实说明:侵权面前,人人平等。除非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你又“顾全大局”,不告状、不上访,否则,照样维稳你,照样截访你。


     


    相信组织,相信法律,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且慢,警察,检察官,法官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他们也上访维权呢。


     


    请看下例公、检、法上访的报道或帖子:


     


    一,公安被侵权。


     


    1,十多年前,贵州一个公安局长因为办案得罪了大人物被免职,多方鸣冤叫屈未果,他也多次跑省城、上京城上访,但最终还是没能达到目的。


     


    2,昨日(去年10月的一天),山东省郯城县两名警员代表该县300馀名公安,携带40名警员的签字材料,进京上访。他们指该县原公安局长涉嫌侵吞建房款项、变卖国家资产,将集资房变成商品房,令警员无力购买。


     


    二,检察官被侵权上访事件:


     


    1,我是天津市津南区检察院检察官,从事检察工作26年,作为一名检察官深知百姓遇到冤案,想讨个公正万分的艰难。但让人想不到的是,作为一个执法者遇到冤案,同样也讨不到公正。今天我怀着万分沉重的心情在网上公布我未成年女儿惨遭绑架,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法官利用职权权钱交易、枉法裁判的真实情况以及两年来艰难申诉的历程。希望能引起全国人民和中央领导的关注。


     


    2,2004年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女检察官王超群举报其检察长胡志忠伙同检察院会计陈彤,贪账妄法,私自截留办案罚款没上交国库上亿元人民币。接报案后,经三级纪委核查属实后,首犯被法院判无期徒刑后,对其它涉嫌人员和暗中团伙当权者未做处理,这些人对举报英雄明里威胁,暗中做案对女检察官进行人身攻击,四年中,多次被主管领导勒令调出检察机关,三次被无故停职,中央对举报英反腐英雄有明文奖励规定,可该市非但不奖励反而支持涉嫌人员迫害王超群,是上下一条线的包癖。在2007年《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发布后这些家伙不但没有投案自首,反而变本加利的迫害案件举报人王超群检察官,并写恐赫信,声称“如不离开检察院要你的命”等等手段;


     


    3,廊坊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女高级检察官张晓丽,经她手办理的几千起案件无一错案,先后被河北省检察机关高层次复合型专家、全国检察机关专家型人才。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三次,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中国优秀青年卫士、全国人民满意检察官等荣誉称号。2005年5月1日,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就是这样一位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好检察官,竟然因为被怀疑是污告高层干部包“二奶”的涉嫌人;被关押250天。


     


    看到了吧,检察机关,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法律监督,也即给受到警察和法官冤枉的人“平反”。遭受了冤屈,只能跪求中央领导关注,甚至受到生命威胁,自己的反,也平不了,也上访维权,足见侵权面前人人平等之说,并非危言耸听。


     


    二,法官被侵权,穿着法袍上访。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口,一名身着法袍的中年男子,高高举起了白底黑字的大号“冤”字。这是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叫冯缤。“执拗”的法官冯缤,在发现难以用法律诉讼为妻子维权后,遂走入了上访之路。他的上访,是由诸多搏出位的表现组成的,穿着法袍溜进最高人民法院去递状子,穿着法袍到省高院门口喊冤、拦车……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要求法院依法立案、审理。周围多数人认为他不识时务、自毁前程,而他自认为是在为“法律的信仰而战”。


     


    城管者,侵权大户也。可是,侵权大户,也有被侵权而上访的一天。


     


    请看2009年6月的一篇报道:济源市少数城管队员因待遇问题集体上访一事,记者今天对该市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郭茹进行了采访。郭茹表示,感谢新闻媒体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少数城管队员因待遇问题围堵政府大门,造成了不良影响……


     


    文革时期,有一首打油诗如此嘲弄人整人的现象:闻道人需整,不整不成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侵权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专制制度下的特色产物。侵权没有豁免权,只看谁的权力大。


     


    2010年3月12日,北方网转载了一篇平面媒体报道: “信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民建广西副主委刘庆宁在提交的一份关于信访的议案中第一句就这么写到。不过,他认为到领导办公室和生活地点闹访、不分场所找领导闹访等信访问题很严重,已经“严重影响领导正常生活秩序和正常工作秩序”,所以提交议案,希望修改《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


     


    ……


     


    他提出的方案是修改《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他在方案中列出了20种信访行为应受到刑事处罚。其中就有多次静坐,判刑三年。


     


     “再闹,我卡死你”,这是2010年12月13日上午,安陆一基层信访官员在面对几个上访的农村妇女时在市政府信访室和几位政府官员面前发出的,带有强烈的黑恶性质的狠话。


     


    请这位人大代表刘庆宁和安陆基层信访官员看看本文前面那位人大代表谢培养,看看广西桂平市原信访办主任的下场,即使以前确实读过,现在也再读一遍宪法,看看自己的议案与宪法是否冲突,想想要是有一天,你被侵权上访时也有人给你放这样的狠话,你该如何?要是没有千百万网民的怒斥,刘庆宁你的议案真被采纳了,那么,总有一天,现代版的请君入瓮,就会发生在有“法治社会”之说的今天,发生在你的身上。侵权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心存侥幸。


     


    首发:民生观察工作室

  • 监察部等四部委“严打”暴力强拆管用吗?

    新华社消息,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四部门近日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调查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57人,其中副省级1人,市厅级4人,县处级20人,乡科级及以下32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1人。


     


    据介绍,此次查处的11起强拆致人伤亡案件均发生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后,其中,属于违法违规强拆致人伤亡的6起,属于依法依规组织拆迁但由于现场处置不当等原因发生人员伤亡的5起。


     


    在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违法强拆引发伤人一案中,区拆迁办在只与圣潮足道馆所在4层小楼的房屋产权所有人魏军签订补偿装修款协议,未按照有关规定与承租人签订补偿协议的情况下,于今年5月2日凌晨,未经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执行,报经区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后,组织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人员和民警对圣潮足道馆实施强拆。承租人持刀阻止强拆人员进入,砍伤1名协警和1名强拆人员。辽宁省纪委、监察厅决定:给予兴隆台区区长刘世杰行政记大过处分;免去李炜兴隆台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职务;给予区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李岩行政记过处分,并撤销原拟任其为兴隆台区副区长决定;给予区城建环保局党委书记、局长、拆迁办主任于申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创新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创新派出所所长杜怀俊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兴隆农场党委书记、场长魏军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依法罢免其市、区人大代表职务,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给予振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崔兰芳、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教导员周中达行政记过处分。魏军等6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违法强拆致人死亡一案中,长春市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未与长久家苑棚户区改造项目中的182户居民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于今年3月26日与其委托的东霖拆除公司组织雇用数百人、18台钩机进入拆除现场,采取暴力手段对多栋楼房进行强行拆除,致使未及时撤离的被拆迁人刘淑香(女,48岁)被埋窒息死亡。监察部责令长春市政府向吉林省政府并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责令长春市市长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吉林省纪委、监察厅决定:给予长春市副市长王学战行政记过处分;给予长春市朝阳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华维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给予朝阳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曹望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职务;给予朝阳公安分局局长孙钊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朝阳公安分局纪检组长杨青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纪检组长职务;给予朝阳公安分局长久路派出所党支部副书记、所长王立成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调离公安机关;给予朝阳区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区拆迁办副主任范铁军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给予朝阳区区长公开电话办公室科长潘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给予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徐源江,朝阳区委常委、区长助理、区拆迁办主任毕洪鹰等4人党纪政纪处分。科信公司总经理杨喆等11名涉案人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上述处罚结果无论从处理范围,还是处理力度来看都是近年最严厉的一次,网上许多人对此给予了肯定。我们也相信,这样的信息释放,将对暴力强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摄作用,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仍然是靠行政强制力在推行,并且带有运动式的特征,这是强拆领域里的一次“严打”。令人疑问的是,“严打”能持续多久?“严打”能解决根本问题吗?如果过一段时间这股风过了,是不是暴力强拆会依然如旧?


     


    要解决暴力强拆问题,首先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暴力强拆的泛滥,是源于政府和官员与民争利、与民劫财;是源于政府和官员掌握着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是源于官商勾结,权力黑社会;是源于人权和法制不彰。


     


    因此给老百姓说话与主张权利的机会,营造一个真正的民主和法制的社会才是根本,“严打”要进行,制度建设更重要。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1-9-27

  • 王传福为比亚迪之错买单被批让工会充当傀儡

    民生观察综合报道: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 自2011年8月29日,王传福与其比亚迪汽车大范围裁员之事为外界所知之后,这家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与神话相反的一面开始暴露出来。其在裁员方式上的残酷性,与其野蛮成长一样。一旦进入被裁的名单,无论比亚迪能给出转岗、内部招聘还是其他方式,都已经不再重要。被裁者最好的选择是自动地离开,比亚迪汽车不再愿意支付相应的成本。


     


    此事中,工会长出了隐形的翅膀,它没有飞到工人面前。原本应为工人利益而存在的工会,却成为企业决策的附和者。所以,世界上的工会有两个,一个是工会,一个是中国的工会。于王传福而言,工会仅仅是其手中需要的一枚橡皮章,而这也是中国汽车行业的橡皮章。


     


    在本田汽车南海工人因待遇与资方发生冲突时,这家工厂的工会表现出了非人的一面。各方资本都纷纷站到了企业一边,地方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的丑陋昭然于天下。以本田南海事件为由,王传福在处理裁员事件时,可以完全不用顾忌被裁员工的建议,他只需遵循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即可,而他也的确在这样做。而这样的方式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是如此的廉价,因为王传福要求廉价。


     


    就在王传福进行裁员时,世界上其他的整车制造商与零部件供应商正在紧张的处理与工会和工人之间的矛盾。


     


    2011年9月20日,铃木印度公司的两家工会迫使资方做出让步,就提高薪资与雇员人数进行再次协议。自8月份开始,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曾数次爆发。工会始终在为工人的利益进行抗争。虽然印度的劳动力成本同样低廉,在维护工人利益面前,工会站到了第一线,其工会领导人不惜被警方逮捕。


     


    2011年9月19日,巴西4.3万名汽车零部件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他们要求资方增加9.5%的工资。这4.3万名工人就职于900家零部件企业,他们公选出的工会开始于资方进行谈判。警察与保安并没有出现在工厂之中。


     


    2011年9月18日,美国克莱斯勒位于底特律Dundee的工厂的工人,在UAW的组织下已经通过了罢工决意,如果克莱斯勒的资方不能就工人待遇、雇佣工人的数量提出获得UAW认可的方案,那么他们便开始罢工。他们的罢工决意并没有被戴上扰乱底特律的秩序的帽子。


     


    2011年9月15日,丰田澳大利亚工厂的3000名工人开始罢工,他们认为丰田汽车在过去39个月中仅为其涨了11%的工资,已很难使工人满意。工会是此事的主导方,它认为通货膨胀的速度增加了工人的生活成本,资方应该保证工人的利益。丰田答应与工会进行协商。


     


    此事说明,中国本土的整车制造商可以足够富有,但这不见得他们可以有与世界汽车市场相匹敌的商业文明与商业道德。一个不能尊重工人权利的整车制造商,不可能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市场。因之,中国本土的整车制造商大多只能在中国本土掘金。


     

  • 究竟谁来监管“地沟油”?

     


     


    民生观察综合报道:据第一财经日报消息,公安机关近期破获的特大“地沟油”案件,揭开了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零售等黑色产业链,案件令人惊心,暴露出来的食用油监管机制的种种问题则令人揪心。


     


    地沟油问题被揭露出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为此出台《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但通过破获的案件人们惊讶地发现,生产“地沟油”的黑窝点披着正规工厂的外衣,并实现机械化规模生产,销售渠道更具隐蔽性,足见地沟油黑色经济链正越来越猖獗。


     


    “地沟油”制售从小作坊到大工厂的“产业升级”,反衬出监管机制和措施的缺失。在警方侦破的这起“地沟油”案件中,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零售等各个环节,都没有看到监管部门的身影。这样的监管缺失,加大了社会关于食用油安全的忧虑。


     


    “地沟油”猖獗暴露出属地监管的弊端。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按属地监管,跨地区监管在不少地方基本变成谁都不管。一旦“地沟油”产业链把不同环节放到不同区域,如从四川、浙江等地收购粗炼油,到山东等地进行深加工,销售到河南等地,“自扫门前雪”的监管就失去作用。


     


    打击“地沟油”黑色产业链,杜绝“地沟油”毒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是各级监管部门的职责。公安机关近来破获这次特大案件足以表明,不管调查难度多大,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多强,只要顺应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呼声,找准工作努力方向,打击“地沟油”犯罪总会找到好办法。


     


    建立一个各部门共管的网络,显得相当迫切。各职能部门如能资源共享,群策群力,对涉嫌制售“地沟油”的线索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同时充分调动社会群众积极性,设立专门的举报投诉平台,方便群众提供线索,打击地沟油的行动必将取得更为突出的效果。


     

  • 用一场社会进步运动拯救中国食品

    2011年09月05日


     食品安全已成中国社会切肤之痛。苏丹红瘦肉精牛肉膏地沟油塑化剂三聚氰胺工业用冰醋酸等等奇怪名词已经深深嵌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制造出末世般奇观。借用民间段子,不难体会到一个普通中国人过着怎样一种荒诞的“幸福”生活:


     


      “早上喝一杯三聚氰胺毒牛奶,吃两个硫磺熏毒馒头,夹根河南产瘦肉精猪肉火腿,切个苏丹红咸鸭蛋,来两口膨化粉做的面包,中午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石膏豆腐,毒生姜,麻辣烫加止泻药,再买点牛肉膏牛肉炖点膨大西红柿,回到豆腐渣工程房,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增白剂加硫磺馒头。饭后抽根高汞烟,晚上钻进黑心棉被窝。白天黑夜,渴了喝杯塑化剂饮料,饿了吃点塑化剂奶粉钙片,中国人的生活太幸福了”。……


     


      关于中国食品安全的段子非常的多,但却不是中国人所共有的生活写照。因为,在中国,有“自供运动”。在一个无产阶级当政的国家里,“自供运动”却是分档次的。高端的“自供运动”里,人们可以包下大片农田、山地,在“自留地”里实现西方先进国家的食品生产模式,确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块肉每一粒粮食都经得起检测。此种模式下,那些据说由于成本高昂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IP模式(注:建议加个注)啦、“通用良好生产规范”(GMP)啦,“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体系”(HACCP)啦,通通都成功引入并一一实现。对于生活在这种供应模式下的人们来说,什么毒物,都是浮云;什么成本,都不在话下。


     


      人所共知,当年的苏联,就曾搞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自供”。当然,在特权阶级终于想到要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有所表示、准备通过改革,将“自供”的优越性略略向工人阶级有所扩大的时候,这种昂贵的供应方式旋即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成了压垮前苏联这匹骆驼的一根稻草。历史的教训如此鲜活而深刻,我有理由阴暗地去断定,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正享受着这种“自供体系”的政权,会重蹈前苏联的旧辙,去尝试搞什么特供扩大体系。


     


      民间的“自供运动”则是“用钱投票”:或呼朋唤友,共同出资,在一尚算放心的地方包下一块小小土地,请人耕种;或在高端超市中花数倍于菜市场的价格买供港蔬菜有机食品进口油盐醋……


     


    高端低端,都是一个目的:虽然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但要尽自己所能,不吃“中国制造”。


     


      只是,在食品工业化时代,以农业社会的方式去应对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问题,注定了这场在中国方兴未艾的“自供运动”只能成为少数人的梦想,安全的食品只能是少数中国人的专属奢侈品。“自供”的存在,恰恰成为中国现状以及中国模式的写照,不仅抹不掉、反而更是增加了民间段子里描述的那种“幸福”生活的荒诞感。


     


      在如今食品安全系数排名靠前的美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吃着早餐、看着《屠场》里美国肉制品生产黑幕的描写时,恶心得把手里的香肠扔出窗外的故事;1906年之前美国也面临着与今天中国类似的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过,美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并不仅仅依靠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颁布《肉质食品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物法》这样的法律条文。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空前繁荣,但是两级分化严重,腐败等罪恶横行,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或者中产阶级均对现状不满并发出声音,而新闻界更是报道了大量的腐败丑闻和美国下层社会的惨状。在民意的压力下,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重拳出击打击垄断集团,保障劳工利益,保护环境、保障食品安全,最终使美国得以重新焕发活力,真正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可以说,今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食品安全体系,是改革的结果,是社会进步运动的一个成果。


     


      21世纪的现代社会里,前赴后继的食物中毒事件,换来的却是专家们“六成食品添加剂无检验标准”的哀叹;反复多次的运动式安全治理,换来的却是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故越来越恐怖。神农尚能以一人之力,尝遍百草而写出利国利民的《本草经》,现代化的社会,我们现有的管理方式却见不到有司的触动和深思。


     


      无论是特供压垮前苏联,还是食品安全问题推动美国社会进步,都给今天的中国以启示。当安全感和希望成为奢侈品,饮食成为毒药,民怨沸腾对政府信任一降再降,社会进步运动必须进行,且无其他捷径。

Are you sure want to unlock this post?
Unlock left : 0
Are you sure want to cancel sub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