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公民来稿

                 
                    2007年3月5日，浙江省天台县访民徐江姣在北京上访被抓回后，在天台县“天皇温泉山庄”遭县政府雇佣的打手毒打，门牙被掉三颗，腿被打残。事情发生后，浙江省八十多位维权人士在六四天网发表了《关于访民徐江姣被政府豢养的暴徒毒打的声明》，此声明不久在海外多家网站转载。3月8日，天台县委书记徐鸣华亲自看望了徐江姣，答应赔偿她26万元，并表示“诚心诚意帮你解决问题”。然而五年多时间过去了，徐鸣华也调到其他地方高就了，徐江姣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偿，而且还多次被拘留。
据徐江姣最近拿到的一份材料证明，当时的省委书记习近平对徐江姣被毒打一事是知情的。据这份材料透露，2007年3月26日，浙江省政府参事陈大良给当时的浙江省信访局副局长何程写了封信，信中写道：“尊敬的何副局长，我特地为您送上有关截访问题建议，请求在百忙之中关注一下。据我了解，这次天台访民徐江姣在京上访时被截访人员不择手段雇佣打手，把她门牙打落三颗，现在天台医院治疗。这事已被国外媒体和港台媒体借此借口，攻击我国的人权制度。此事正在北京开会的习书记和您都知道了……”。4月2日，当时的浙江省信局局长徐令义（现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请天台、下城区、临安三地信访局将此三人的接访情况报省局”。
既然习近平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为什么对这一千古奇冤不解决呢？现在习近平官越当越大，马上就要当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了，徐江姣也将成为他的臣民了，她衷心希望已经了解她冤情的习近平象徐鸣华那样“诚心诚意地”帮她解决问题。徐鸣华作为一个小官可以出尔反尔，但她相信习近平不会这样。徐江姣说，她不奢望习近平象外国和台湾的总统那样关心老百姓，但她希望习近平象中国历史上开明的封建皇帝那样关心自己的臣民，到少也应该象慈禧太后那样最后给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个公道。但愿徐江姣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浙江省人民政府以及各部门领导：

 

     您们好！我是钟亚芳，是证据确凿的浙一医院两核污染事件双重被害单亲母亲，是惊天之冤的‘被精神病”受害者。为给单亲核污染被害女儿钟知含讨公道，2008年2月起被逼进京上访控告包庇凶手制造冤案（既不依法立案侦查又拒绝进行听证）的桐庐县公安局局长周建杭（现荣升为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局长）、桐庐县政法委副书记赵华丰、桐庐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所长洪春潮等枉法官员，而再惨遭这些枉法官员滥用公权力公报私仇的致死报复迫害——于2009年10月2日起被欺下瞒上、以权代法在桐庐上海快乐度假村的“学习班”非法关押2个多月，后又被以权代法层层造假成“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精神病人”于2009年12月9日非法关进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收容治疗”591天，导致肝脏占位、核污染病体长出几十个肿块、全身浮肿、高血压等危及生命，但非法鉴定伪造的“偏执型精神障碍”却因我言行、思维正常，而并没有被安康医院使用过一颗精神病药物进行“治疗”，更甚于2011年7月22日从安康医院释放由救护车接回家后直至今日，“民事行为能力”早已依法恢复并“诉讼主体资格”早已得到多家法院（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桐庐县人民法院）认可的我，仍被桐庐县当局无法无天又无人性的枉法官员继续明目张胆荒唐以“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为由打着“维稳”的旗号，雇佣6名社会人员24小时非法监视居住，长期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毁坏名誉，剥夺信访权，甚至继续残忍扣发病假工资以及不准家人单独陪同接受手术等救治生命剥夺生命。我生于1967年3月5日，浙江桐庐县人，原系桐庐县中医院主管护师，住浙江省桐庐县桐庐镇惠民小区，联系电话：15306516215。

 

2012年7月27日，我突然接到曾在北京上访时认识的刘德才打来的电话，他说我的电话是别人告诉他的，杭州市公安局把我关进安康医院非法精神病收容治疗一案，浙江省公安厅的复查结果他家人已收到但被洗掉了，所以没有给我，他已于6月28日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提起“复核”，省人民政府已收到“复核”材料。

 

为此，为维护合法权益不再受到侵犯，根本没患精神病，依法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我钟亚芳，今特向浙江省人民政府以及各部门领导声明以下：

 

1、 本人钟亚芳从来没有授权委托公民刘德才向杭州市公安局、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人民政府等任何部门代为处理我钟亚芳被“非法精神病鉴定，非法精神病收容治疗”的相关案件，公民刘德才之前及今后所做的一切依法不但不具法律效力，且是严重的侵权违法行为。

 

2、 本人钟亚芳的第二代公民身份证2009年在北京上访时就已遗失，任何人拿着钟亚芳的二代身份证原件到任何单位及部门都不能证明是我钟亚芳本人。

 

3、 2009年12月8日，与桐庐县公安局等的枉法官员串通勾结的杭州市公安局审批人员公然违背《刑法》第十八条及公安部等规定，作出的错误第139号《肇事精神病患者收容治疗通知书》，白纸黑字载明荒唐内容为“钟亚芳家属：兹有钟亚芳因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经本局批准同意现已送杭州市安康医院收容治疗”。而绝非是拒不纠正触目惊心冤假错案的杭州市公安局趁我被非法羁押在安康医院期间，在没有我钟亚芳本人委托授权处理此信访事项下，违法受理并于2011年3月31日对其他公民刘德才作出公然造假、睁着眼睛说瞎话、荒谬内容为“刘德才：你要求撤销我局第139号《肇事精神病患者收容治疗通知书》，我局经研究，现答复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十四条规定，钟亚芳经司法鉴定患有精神疾病，并存在多次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肇事行为，我局对其予以收容治疗，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并无不当”的违法、无效、虚假错误《杭公群信（2011）26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所称。

 

 

 

抄送：浙江省省委赵洪祝书记

 

      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

 

      浙江省人民政府信访局

 

 

 

声明人：钟亚芳

 

                             2012年7月30日

 

 

 

附：有关我核污染钟亚芳、钟知含单亲母女的冤与惨，与我钟亚芳为维权上访再惨遭惨无人道“被精神病”灭口之灾的报复迫害，以及浙一医院核凶手李林法与桐庐县当局枉法官员的残忍与歹毒的详细情况，敬请各位领导看附后我钟亚芳已于2012年7月13日邮寄给桐庐县人民法院：请求依法确认被告桐庐县公安局在全国公安网上发布“钟亚芳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 ”公开信息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起诉状》。

 

                         我叫马秀云，2009年3月18日上午，汉阳区政府为了得到我家的房产证，派人了一批人抄了的家。没抄到房产证，惨无人道地把我的弟弟杀成了重伤，我弟弟挣扎着走到汉阳大道（梅家巷的路口）倒下，被送进五医院抢救。护士提了一大袋血衣对我说：“这是你弟弟的血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弟弟肺被捅穿了，血流干了回生的希望只有百分之零点零几，这是从你弟弟身上搜出来的两千多元存折和四百多元现金”当时我听了这话我昏了过去，我醒来求医生求护士一定要救活我的弟弟，我跪在地上祈求上苍：一定要我弟弟活过来，不管以后的路多苦多难，我都会牵着我弟弟的手走过人生的每个春夏秋冬的。

详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7e164ac9010138n3.html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的“枪口”对准了老百姓

http://www.soso.com/q?unc=i400044&cid=union.s.wh&ie=utf-8&w=%E6%AD%A6%E6%B1%89%E2%80%9C%E9%BB%91%E7%9B%91%E7%8B%B1%E2%80%9D%E5%9B%9E%E6%97%8F%E5%A7%91%E5%A8%98%E9%A9%AC%E7%A7%80%E4%BA%91%E7%9A%84%E6%8E%A7%E5%91%8A%E4%B9%A6&searchRadio=on武汉“黑监狱”受害者，回族姑娘马秀云的控告书http://hb.qq.com/a/20090319/000037.htm汉阳居民楼跑出血人 歹徒伤人后企图灭证（图）

     我中午回家吃饭看到我家的一幕，我惊呆了，我边打电话边下楼，一个警察过来了对我吼道：“你喊什么地喊不就是盗窃”我看这个“盗窃”得剧本，汉阳区那些犯法官员早就编好了，就在这天他们惨无人道，真枪实弹在我弟弟身上演了一出“盗窃”。我问建桥街派出所主管我弟弟案子的付警官和乌警官他们说很忙，没时间管这个案子。我找到所长王怀亮，王怀亮对我吼道：“你敢说是拆迁公司杀了你弟弟，你知道拆迁公司是谁？拆迁公司就是政府，政府就是拆迁公司.”原汉阳区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李国汉为了保护指挥拆迁的犯法官员（也就是杀我弟弟的幕后指挥者）和杀人凶手，原汉阳区政法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李国汉把这个案子定性为“入室盗窃转化为抢劫”。我对此结论不服，我依照《宪法》第41条上访，遭到汉阳公安的堵截、追杀、关法教班，为了让我永远闭口，原汉阳区政法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李国汉给我捏造了精神病鉴定书。在丈夫和孩子强烈抗议下，我被讲法律的建桥街派出所所长王怀亮为首的土匪强行地推上送往精神病院的面包车，强行关押精神病院。我想办法把我关在江堤街卫生所的黑精神病院的消息发布出去了，记者找到了阮成发市长，精神病院的阎安伟气愤地说：“把他的身上从新给我搜一遍”护工在我身上没搜到任何东西。把他的床上再给我搜一遍：阎安伟说。护士有没搜到东西。阎安伟气得发疯了：“还有他的肚子，给她做个B超,看她肚子里有什么东西”我反诘他：你知道你在犯法吗？你的医德到哪去了？

     我的亲朋好友向精神病院和建桥街要人，阎安伟：“他和正常人一样。”建桥街的书记叶平恶狠狠地对我丈夫说：“你要我们给维修房子，装防盗门我们都做到了，你连老婆都管不住。”（这些都有录音在）。

我弟弟被杀后他们多次找我丈夫家的亲戚说和“私了”这起杀人案件（软硬兼施），给我们望江花园80平的一套房子，我不同意。致使我丈夫一家恨我：“只顾手足情不顾亲情”只从拆迁公司进梅家巷拆迁他那年迈多病的父母和我幼小的孩子一直以来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特别是他们亲眼看到我弟弟被成重伤在医院抢救，亲身经历我被讲法律的建桥街派出所所长王怀亮为首土匪强行关押的一幕，他们一家都害怕了。他们不敢和我来往了，更不敢和我说话。我从精神病院出来没多久，我丈夫就带着孩子和他年迈多病的父母蜗居在昌家湾72号，我租住的对面，我们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从不敢和我说话。

 

今年三月底，建桥街一领导打电话给我说：“恭喜你！你有喜了。你有了知心爱人，我们还要给你送情。”我听了这话一头雾水，我哪来的知心爱人，我每天都在上班，回家就网上维权，我问他：这谁说出来的，他要站在我身边我非铲他两嘴巴。我还没离婚。过了几天，我去问他们，他们说是谣言！他们又会在我老公面前怎么说？

 

今年6月21号我老公殷庆润在汉阳法院以我们夫妻感情不和向法院提出诉讼。

     半个多月前汉阳区政府以给房租的名义诱惑我丈夫，想骗取我家的房产证，要我丈夫把房产证放在拆迁办由他们保管。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我老公这些时怕我和孩子建立感情了，这么热的天不知把孩子带到那去了？

       现在的政府官员要有多邪恶就有多邪恶！

                       2012年7月28日

                              马秀云

    2012年7月20日，上海维权市民李玉芳、王扣玛等四人前往北戴河避暑（21日、22日是双休日，信访办休息不办公，又恰逢北京36度高温，所以想在北戴河避暑2天，等到星期一再信访），不料竟遭当局警方拦截、搜查、遣送、关押。时值中美新一轮人权对话之际，当局又制造了一起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

 

   7月20日星期五去北京的火车上刚好碰到几位上海访友，于是结伴同行。由于是周末，信访部门两天不办公。近两年因为北京警方向所有旅馆、宾馆下了警告通知，禁止上海所有上访市民入住，违者将遭严处（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竟没有入住旅馆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找不出第二个国家, 抑或我们都是被通揖的罪犯?）。可以想象上海上访市民在北京的生存有多么艰难。加之北京天气炎热，于是我们想到了去北戴河避暑游玩两天再回北京。当晚23:23分到达北戴河。在进入游区检查站时，不知何故必须出示身份证并经电脑扫描。接着更意想不到是电脑上显示出一大串上海上访市民们黑名单。检查站所有警察马上紧张起来，叫我们拿好行李下车并对我们随身所有物品一一拍照。之后随即将我们移交给北戴河地区信访劝返处拘禁起来。第二天(21日)下午15:00点被上海驻京办从北戴河地区信访劝返处接走。22日上午12:00再被上海驻京办交由杨浦区工作组接回上海。回到上海被大桥街道信访办主任吴云海和大桥派出所民警直接送往军工路共青森林公园黑监狱关押。直至27日下午16:00点解除非法拘禁。整整七天，我就象一个被抓捕的遣逃罪犯，被河北、北京、上海等各地警察一路严加看押，最后送到共青森林公园“黑监狱”关押。然而恶梦并沒有结束：共青森林公园黑监狱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黑监狱长年没人住，阴暗潮湿，房子周围都是很深的草丛，死臭的河蚌到处都是；马桶里有蚂蝗，淋浴房里有蜈蚣，并从下水道里往外爬；房间里满是蚊子和不明飞虫，整个房间、包括被子等物品充满了一股浓烈、恶心的霉臭味；门外好多野狗野猫乱窜——。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就是人犯，也该有起码生存环境吧。当局哪里把我们当人看。你们随意剥夺人的自由，又将我们当猪狗一样对待，你们还有一点人性吗？

 

   就此我对他们提出抗议：要求换地方，改善拘禁环境。他们不理采。在共青森林公园黑监狱的三天，由于长时间被囚禁在空气不畅的房间里，吸入大量的霉味，身体感到不适，咽喉发痒咳嗽，头晕，没力气。祈求恶人发善心是不现实的。只有靠反抗争取权利。27日上午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非人虐待，我以死抗争，割脉、头撞墙并大声呼叫。撞得我额头满是包。此景被看守发现并被他们阻止，此后他们对我严加看管；为了停止他们对我的迫害，最后我选择了绝食来抗争。毫无人性的看守，迫于我以死相博的压力，终于在下午16：00时我被解禁回家。回到家，我虽然感到全身酸痛，有气无力。但还是感到很欣慰，

因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自由和权利的获得，不能靠祈求和施舍，需要的是不懈地努力与抗争。

 

   同时和我一起去北戴河避暑的还有王扣玛，他比我还更惨。他家房子被非法拆迁，母亲被关黑监狱迫害致死。他进京为母伸冤却遭来牢狱之灾，获刑一年半。在狱中被迫害，生命垂危，曾二次开出病危通知单，未能出狱已致残。这次2012年7月22日上午被多名警察押上1462次（北京到达上海）火车，23日上午到达上海。长宁区警方从府村路将他接到江苏路派出所，立即作讯问笔录。下午2时他感到身体不适，警方还是派了5个警察将他押送拘留所。在途中他身体已处在半昏迷状态，这才临时决定送王扣玛到长宁区中心医院进行抢救（在警方的搀扶下）。经诊断高血压220～225徘徊，生命随时出现危险。直到晚上11点半才释放回家。目前被警方多人24小时监视在家。

 

     7月23、24两日，中美第17次人权对话。美国国务院人权事务助理国务卿波斯纳批评中国整体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完美的。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试问：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走，是人权得到改善了吗？随意剥夺公民的自由，对公民随意软禁、关押，是人权得到改善的表现吗？对公民冯正虎非法“囚禁”160余天，是人权状况取得的新进展？如此种种，洪磊，你能代表中国人民吗？

 

李玉芳：13817117957

2012、7、29

上海市闵行区吴泾镇的动迁失地农民，在经历了镇政府的专政工具，拘留，关押，棍棒的殴打“洗礼”之后，又在2012年7月24日，吴泾镇的动迁失地农民第19次集体进京上访，在上海火车站进站口遭遇政府人员与二十多名不明身份人员的堵截，至少有2名上访百姓受到伤害，在上访百姓的强烈抗议下，终于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期间在火车上受到十几名不明身份人员的监控。7月25日到达北京，这些不明身份的人员又伙同当地政府派到北京的截访人员，一起堵截，跟踪正常的上访的百姓，至今有5名上访百姓失踪，至今下落不明26日上午在国家信访办，中纪委，全国人大的门口，遭遇声称是上海资金办的不明身份人员的严加盘查，后在北京南站北广场又遭到这批不明身份人员的围堵，恐吓，殴打，当时在北京南站北广场有几百名的旅客目睹了这和谐的一幕（吴泾镇的失地农民也希望在广场上的旅客能支持吴泾人民的维权行为），也有南站的录像忠实的记录吴泾镇失地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进京上访的过程中历经磨难，永不退缩，勇敢的吴泾人民从2011年2月14日至2012年7月29日已有534天静坐抗议没有散去。
2012-7-29

 

正在静坐吴泾镇的动迁失地农民

笔者手里有一份荒诞的判决书：一个花季少年的人命只值1178.60元。事情发生在十一年前。2001年5月21日，浙江省安吉县递铺中学初一（九）班学生李竞前在一场兰球比赛中倒地死去。李竞前生于1987年12月29日，死时还不到十四岁。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父母在将他送进学校时特别关照过，要求学校不要让他参加体育活动，特别是比赛之类的剧烈的运动。但是学校置若罔闻，不仅没有阻止他参加体育活动，而且还让他参加球赛。更有甚者，李竞前倒地后，学校没有及时将他送医院抢救，而是送到校医务室磨蹭了半个多小时，导致其不治身亡。

 

事故发生后，李竞前的父母李新发、夏树理认为递铺中学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但学校“补偿”2.5万元后就不再理他们了。2002年5月20日，李新发、夏树理起诉到安吉县法院，要求参照《上海市中小学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赔偿13万元。当时，浙江省尚无类似的法规，教育部已经制定并颁布了将于2002年9月1日生效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条文内容基本上相同，所以参照《上海市中小学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未尚不可。安吉县法院在判决书中也承认递铺中学对李竞前的死亡有责任，但认为《上海市中小学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不适合浙江，于判决递铺镇中学赔偿李竞前父母死亡补偿费、丧葬费共8288.80元，比学校原先赔偿的还少16711.20元（判决书称学校未在庭审中提出返还，可视为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法院还判决死者父母承担本案诉讼费7110元，并限于判决生效后五天内缴纳。

 

这样一来，李竞前的死亡补偿费和丧葬费8288.80元减去诉讼费7110元后，只剩下1178.80元了。安吉县法院的判决书是2002年8月19日打印的，李竞前父母收到是十多天后了。但12天后生效的教育部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第(七)项就规定“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予以必要的注意的”应承担责任。李竞前父母在李竞前入学时不但口头告知而且书面告知李竞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学校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但中国的法院总是千方百计为强势方说话，并与强势方联合起来欺负、压迫弱势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的法官有一种思维定势：强势者得罪不起，巴结强势者，今后可以作交易，好处会大大地有。在这种思维定势的支配下，才会出现安吉县法院近乎天方夜谭的判决。

一农民被违法决定劳动教养两年，后经法院判决撤销，另被判决获国家行政赔偿。但时间已经过了十二年，不但要不回获赔的钱，而且中途再一次被劳动教养两年……

 

我叫胡光荣，是湖北省随州市（现为随县）尚市镇净明村三组农民。1998年那一年里，我被原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予以劳动教养。被抓走后，家里如同断了顶梁柱。从此在家里的妻子因患风湿病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成了残疾人，民政部门发放的残疾证上显示：三级肢残。我的大女儿在我被抓走后也不得不辍学。

我被劳动教养两年一案，经湖北省原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1999年10月9日以（1999）襄中行终字第72号终审行政判决撤销。

1999年11月2日我被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同年11月4日，我依法向原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书面提出赔偿申请，要求原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支付赔偿金，并为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但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法定期限内未予答复。为此，我在2000年3月28日向原随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原随州市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于2000年6月20日以（2000）随行初字第5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由被告湖北省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按1999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33.25元支付原告胡光荣428天的赔偿金14231元；案件受理费579元，由被告湖北省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负担。

湖北省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不服判决，向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中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于2000年10月24日终审判决驳回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上诉。

2000年12月4日，我向一审原随州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未予理睬。2001年6月16日，我再一次向原审法院挂号邮寄了强制执行申请书，后又陆续多次在法院和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之间来回跑，均无功而返。

在索要赔偿的过程中，令我未预料到的是，2002年1月18日，原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再一次决定对我劳动教养两年。这次的理由是说我曾经“伙同他人盗伐林木”。按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三）项予以劳动教养。但所谓的“同伙”没有一个因此被得到任何处理。

为此我向湖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认为“劳教决定”不但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且适用法律依据错误。姑且不说没有那些事实，即使是盗伐林木，因为《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三）项关于劳动教养对象是指“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而不是指盗伐林木案件。盗窃与盗伐林木是两个明显不同的概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36号》解释第九条规定，只有将他人所有并已经伐倒的树木窃为己有，才以盗窃论。因而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仅凭想当然的行政行为属适用依据错误。

不论是林业行政案件，还是林业刑事案件，均不属于劳教机关管辖范围。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此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依据，属超越、滥用职权行为，其无权作出乃至二年的劳动教养决定，此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但是我的复议申请后来还是被驳回。

我认为这就是我依法索赔的后果。因为我太天真，没看是向谁索要赔偿。在“坐牢”两年后，不管再劳教是否合法，但这先前生效的行政赔偿判决书我认为还是应该兑现。后来，我又多次去法院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讨要赔偿时，工作人员感到吃惊：你还想要钱？

时间又过了这么久，按照法律规定，赔偿人迟延履行赔偿义务的，应按双倍计付利息。这样计算，利息就早已超过了赔偿数额。但是，向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索要赔偿，我估计法院根本就没打算执行。

我现在想，既然我去讨要赔偿这么难，时不时又给我劳教，我能不能低价转让这个没兑现的国家行政赔偿判决书呢？如果有胆大的请和我联系。我这个农民确实不敢再要了，要不然我又要被劳动教养。

 

胡光荣

2012-7

 

 

 

 

我叫唐清波，现年48岁，家住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白沙河村六组。我的小女儿唐明玉，是湖北师范学院文理学院一年级学生，于2012年3月29日在湖师科技大楼八楼（校方称六楼）坠亡。

 

出事前几天，我女儿打电话说寝室同学要把她赶出寝室，并且用脏话侮辱她，寝室同学的家长打电话给老师，要求开除她，并威胁恐吓她。2012年3月29日上午8点左右，辅导员罗小茜发着很大脾气给我来电话：“唐明玉有三种选择，陪读、休学、退学！我不会为这事紧耗着！！！”于是我赶紧和女儿联系，女儿表示很害怕被学校开除，要求陪读，同时也表达了师生态度粗暴恶劣的情况。当天下午6点左右，我接到学校领导电话说女儿从六楼坠亡，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给我们全家致命的打击。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学生的欺侮，老师不当的处理过程中，转瞬就消逝了。

 

3月30日晚，我们从几千里外的家乡赶到学校处理善后事宜，校方将我们家属限定在旅馆附近；事发地点和女儿所在学校宿舍等地方都不让去，还将学生证、身份证、保险单、报名单据和死亡证明等扣留；每个家属都有1~2个校方人员盯着，就连出去打公用电话也被盘问和监视。期间，我们家人悲痛万分，没有任何食欲，少量进食也只是维持生命，不让自己垮掉，而校方派来的领导老师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将此种悲痛万分的事情置若罔闻，这严重伤害了我们家属本就沉痛的心，也是对死者的极不尊重。随后，校方趁人之危，称只有签字才能见到女儿，我在万分悲痛、头脑混乱、精神完全崩溃的情况下写了个名字，也不知上边写了些什么，只想尽快见到女儿。事后证实，这是他们早已设好的圈套，企图通过蒙骗、麻痹、威逼、打压等手段（收买他人、封锁消息、毁灭罪证等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来推卸责任，极力维护校方名誉与利益，置受害人家属的感受于不顾，置天理公道于不顾！

 

造成这场悲剧，校方负有完全的直接责任：

 

1.事情处理不当，将寝室同学矛盾归结到我女儿一个人身上，纵容学生和家长欺负侮辱她，辅导老师不等家长赶到就进行粗暴地处理，将事情推向极端，把我女儿逼死。

 

2.事后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家长，而是一个半小时后才打电话说人没了直接（根本没有抢救）送到了殡仪馆，在此期间毁灭证据，编造谎言，设置圈套，推脱责任。

 

3.处理善后事宜时，校方一味推卸责任，对家属设置圈套，隐瞒事实真相，限制人身自由，利用我们在黄石举目无亲的情况大摆迷魂阵，大打官腔，打压胁迫诱逼我们签字，敷衍了事。

 

4.校方擅自删除我女儿手机内的QQ聊天记录、短信和通话记录等相关证据，捏造所谓“证据”，并精心杜撰出若干篇相关文章帖子，扭曲事实真相，将所有责任推到当事人及其家人身上，甚至动用网络写手和网络水军来恶意诽谤攻击受害者及其家属。

 

5.学校逼死我女儿后，利用我女儿和家人身份证及户口本信息领取保险赔偿金，对领取的金额和账目我们全然不知情。校方置学生安全于不顾，利用死人的方法领取保险赔偿金，从中获益。

 

为此，我强烈要求：

 

1.澄清事实，还我公道！！！

 

2.严厉追究校方疏导、教育不力导致我女儿死亡的责任，并对责任赔偿问题作出处理；

 

3.公开我女儿的校园方责任险的保险赔偿详细账目，以便家属知情，落实当时承诺的校园责任险（“8-12万或更多，30万封顶”）；

 

4.退还我女儿学费。

 

5.赔偿我女儿20年抚养费，我们的养老及精神损失和误工费。

 

我一个农村人，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养了二十多年，努力把她培养成人，现在好不容易上大学了，却突然这样被学校逼死了，给我和家人造成无比沉痛的打击，这种伤痛永远无法抹去。不管我女儿怎么样，她在父母眼里都只是个孩子，我带去她报名时放心地把她交给学校，学校只要把她好好地交到我手里不就行了？为什么要逼死她？！现在我和她妈妈精神崩溃到边远，做不了任何事情，我们以后该怎么办？

 

学校招生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说“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结果由于校方的错误造成悲剧后，它们又推卸责任，用谎言掩盖真相，打压胁迫诱逼家属签了“不平等条约”，早知道是这样，我绝不会把自己辛辛苦苦养育20年的孩子交给这样黑心的、草菅人命的学校!！！

 

尊敬的领导，恳请您亲自过问，以告慰我女儿在天之灵！

 

我们全家不胜感激。

 

                                 申诉人：唐清波

 

                              联系电话：15872737953

 

                                2012年7月

 

 

“7·23”动车追尾事故已经整周年了。周年祭日不禁要对那些遇难的人们表示哀悼！灵魂得到安息！灾难不再重演！严重的事故之后铁路部门是否从中得到真正反省？

事实并不尽然。一直以来，铁老大的地位始终无从撼动。我国特有的体制和畸形的铁路司法制度致使铁路老大依然牛逼。在每一例与铁路局诉讼当中，老子当被告的案子儿子审理，无一不是铁路局胜诉。而这些年来一直叫喊铁路法院从铁路局剥离开的行动并未真正落到实处。所以，仅仅血的教训还不能足以促使这种现象改观，改变现有的铁路司法体制才是出路。

制度的完善，有时候媒体的监督，乘客的执著，也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共同推进社会发展。如“7·23”动车追尾事故之后对乘客赔偿标准的变动。又如去年一起乘客状告铁路局列车晚点案件，在今年4月首次获得赔偿，堪称史无前例。由于铁路局利用和不惜浪费审判资源的强势，后者获得赔偿并不表示胜诉，当事乘客为此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用他的话说：“如果铁路局代理人真正为铁路局的利益考虑，就应该对当事人宣传法律，按照法律规定主动接受我当初的和解意图解决纷争，以节约双方的诉讼成本。而不是利用我国铁路审判机关暂未完善的体制挑起诉争走后门。其实双方为本案的两审诉讼所发生的费用早已超过诉请应承担的赔偿”。而且，悄然的赔偿未能在制作的法律文书中体现，以致铁老大也永远不会承认败诉事实。尽管如此，乘客获赔已经有了零的突破。

“赔钱不可能，有本事去铁路法院告我”，铁路局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乘客较真“铁老大”一审败诉

本案事由源于列车晚点6小时，导致乘客吴先生无法按时到成都。对吴先生的投诉，随州火车站一直未处理，还声称让到铁路法院去告。2011年9月8日，吴先生当真将武汉铁路局、随州火车站和襄阳火车站告上铁路法院。尽管吴先生举证、质证充分，11月18日，吴先生还是收到驳回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

吴先生是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他于2011年7月18日在随州火车站购买了一张7月26日从随州到成都的T247次硬卧车票。作为成都法院一起案件当事人，以便赶在7月27日下午14时到法院参加庭审。本次列车正点到随州站应为18时59分，开车时间19时01分，如果不晚点到达成都时间是次日10时47分，赶在14时开庭时间完全充裕。

2011年7月26日，吴先生准时来到随州火车站乘车。可次日早晨，列车行至安康前后广播突然通知：本次列车到达成都将晚点6小时。一听到广播，他立即找到列车长请求采取补救措施。列车长答复：等列车到达州后看能否改乘动车进行补救。但列车到达州时，列车长告诉吴先生，如果乘达州的动车还需等近两小时，这样以来时间并不能提前。列车长说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乘坐本次列车。最终列车到达成都晚点六小时。后来列车长向吴先生出具了列车晚点六小时的证明。

吴先生未能按时赶到成都，案件审理另行排期，造成误工和其他损失。回到随州后，他多次向随州火车站协商解决，未得到满意答复。对有乘客索赔的情形，车站工作人员感到惊愕，不但称铁路部门不可能给乘客赔偿，而且答复如果不满意让到铁路运输法院去告。

“铁路企业就是共产党的企业。

焦点指到铁路，就是针对共产党”？

铁路部门和吴先生都深知，在我国铁路司法体制现实情况下，到铁路法院起诉它的上司铁路局，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在起诉之后审理之前，吴先生多次到随州火车站或通过电话协商解决办法。车站答复：请吃饭、送礼交朋友可以，但赔钱不可能。

2011年10月8日，随州车站主任黄女士在电话中这样对吴先生说：“我跟你说，赔你钱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交个朋友，用其他方法做个朋友倒是可以的”。

次日，随州车站的黄女士和钱站长与吴先生再通电话：

……

黄：我今天再一次跟你沟通，我还是那个意思，除了我请你吃饭以外还用其他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不一定非要谈钱，不要拿货币来衡量这事。

吴：因为国家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损失只能用货币计算。我那个损失是非常直接的损失，比如我买票的钱、出租车费的钱、还有误工损失，其他的我都没提。

黄：你不就是这钱吗？

吴：是啊，对你们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我知道，如果吃饭你可能花一万块钱，那何必呢？铁路有钱我也知道。

（钱站长接过通话）

吴：钱站长你好！上次那个晚点的事，我来过你们车站多次了，也和黄主任沟通了几次。我和你们说的事非常简单，也就是我的直接损失：去的车票、回来的车票，这些费用我都实际出了。还有误工损失，时间确实耽误了。这些损失对你们来说是小损失。为这事我还要跑路费精力。作为讨一个公道，上次和你们沟通没沟通好。

钱：这些情况我都知道。这个事一个是天气的原因，再一个是在这里晚点不多，如果这样你赶到成都还没有影响，后来是列车的责任晚点六个小时。

吴：要是晚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还没问题，可晚点六个小时，一天的工作日也才六小时到八小时。

钱：一个是你不应该告我们，第二个是因为天气影响，是不可抗力。

吴：这个不是不可抗力，首先，是不是天气原因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天气原因影响行车。另外即使是天气原因……

钱：有天气预报啊，包括气象局都有的其他情况。你受的损失我们表示理解。

吴：是啊，天气可以预报啊。所以第一，天气原因不属于不可抗力。第二，其实我状告的主要是武汉铁路局。但为什么要列你们呢？因为我是在这里买的车票，我们之间是合同关系。

钱：你说的我都知道。我现在只能代表铁路方和你沟通。用其他方式对你进行协商处理。

吴：从最开始我到你这里来就是想商量解决好这事，根本没打算起诉，打官司是很费精力的事，初始就没有想打官司，所以我跑了几趟来解决这问题。

钱：你别认为两千块钱好象没多大的事，不是马上就能拿到。

吴：我知道，你们吃一顿饭，一万、五千块钱都用得下。

钱：这不是铁路的钱，也不是我个人的钱，一分一分都是共产党的钱。

吴：不是。你们铁路企业是大企业，这与共产党没有关系。

钱：现在这不是铁路上的企业，是国家企业。所以铁路企业就是共产党的企业。

吴：这与共产党没联系。

钱：你把矛盾的焦点指到铁路上。这铁路是不是共产党的？

……

钱：我们讲了半天，你应该考虑。这是天气原因。你可以打电话问问。

吴：我不认可，天气原因究竟是哪里塌方、被雨水冲垮了？有哪些证据？所以现在我不深究这天气的事。即使是天气原因依法这也不是不可抗力。

钱：铁路上的事，我想搞个证据那还不容易？

吴：是啊，你们的工作人员已说过了，说这个官司我打不赢。我知道，法院是你们自己开的，这我清楚。你们有这种心态所以才有这种财大气粗。

钱：我们老乡在一起喝喝茶、送你些香烟。

吴：这不必要，为这事我请你吃饭也是可能的。我请你吃饭、送你香烟，这都没问题。这事解决好了，我请你吃饭有可能我花的还不止这些钱。

钱：我们铁路企业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大家都对共产党的企业不满。

吴：这个跟共产党没关系。你们企业究竟做得怎么样，大家都看得见。

钱：我再说这点你看有没有道理：比方说七月份这次“7.23”事故发生以后，所有网络和媒体都狂轰乱炸。

吴：是啊，这事发生以后你当时埋车呀、抢通不抢救，你们确实做得不对嘛，这些事实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看到了。

钱：那你看有什么想法。

吴：我的想法还是那个意思，要求很低。赔了就算了给个说法。

钱：你还是要按照那个要求就算了。行了行了，那我再向上汇报好不好？既然你不满意那就汇报了再定。

吴：反正铁路法院是你们铁路部门开的。你的心里肯定有数。

……

老子当被告，儿子审理

2011年9月8日，吴先生将武汉铁路局、随州火车站和襄阳火车站告到襄阳铁路运输法院。他认为，他在随州火车站购买了车票，双方运输合同成立。在列车运输过程中，铁路部门没能将乘客安全正点送达目的地，且未能采取有效补救措施，应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一百一十二条规定赔偿因违约而致的损失。赔偿应包括误工费、交通费和卧铺补助、伙食补助费、公杂费等。

在此之前，吴先生曾咨询武汉铁路运输法院：运输法院归铁路局管，这样的案子如同在儿子那里告他母亲是否合适？女法官直言不讳地说那没办法，目前的关系就是这样。并指导让吴先生到襄阳铁路运输法院去起诉。

2011年10月27日，此案在襄阳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时，武汉铁路局作为两家火车站的主管部门口头答辩。意欲给吴先生措手不及。（其实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要求，“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铁路局在开庭时提供自己制作、无拍摄来源、无具体的发生地点，且都是选择在田边地头、农家房前屋后、村庄周围、公路边，无确定的时间和确定的地点展现树木损坏的照片作为证据。该局代理人认为，列车晚点是由于遭遇恶劣天气，属于不可抗力因素，不应承担责任。

而吴先生认为，所谓不可抗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而天气是可以预报的，发生风雨不是不可抗力中不能预见的因素。每个常人就能为自己的出行关注天气预报提前采取应对措施，而作为铁路企业怎么就不能尽到自己应有的注意义务呢？被告代理人所称“没有注意到有关天气预报”、“不相信天气预报百分之百准确”的说法，不是铁路企业应有的负责任态度。如果真是由于树干砸中线路，这种常人都能预料的情形也应该在铁路企业的预料之中而进行改善，如平时排除障碍物、不能在铁路沿线设备近距离植树防止事故发生等。即使行车是受暴风雨影响，也只能说明铁路企业平时维护和防范不力。

吴先生还认为，从他购买车票时起，双方之间合同成立。被告理应依约按《铁路法》、《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十条“确保旅客运输安全正点”的义务将乘客送到目的地，但由于列车长达六小时晚点，且未能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致使他不能按时到法院达到开庭目的，构成违约。对此，应赔偿各项损失。

凡得知此事的人都说，从历来案例中在铁路法院与铁路局打官司的没有一宗能胜诉。果然，吴先生在2011年11月18日收到一审判决书。原审法院虽然在判决书中对双方形成的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对铁路局不可抗力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但在判决中依然采信铁路局与本案无针对性、关联性的所谓证据，且在引用法律、规章条文时断章取义，不顾我国《合同法》、《铁路法》、《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分别是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铁道部制订的规章中明确具体的规定，故意对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视而不见。从而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没有赢家的裁定

吴先生不服判决，向被上诉人武汉铁路局的下属——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出了上诉。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定于2012年3月27日上午9时开庭。

吴先生在开庭时充分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他认为，原审判决对列车在行驶到安康前后才预计晚点6小时的事实以及在还未实际发生损失前其采取要求改乘动车防止损失扩大的积极措施均未予以认定。使人产生铁路局没有责任的错觉。通过举证证明，即使随州车站也认为列车晚点是列车的责任。而车站电子显示屏显示的内容并没有晚点6小时的信息。作为在车站仅晚点一个多小时的列车来说，是人们可以接受的承受范围，乘客当然要选择继续乘坐该次列车。其他改签、退票等方式均不是防止损失扩大的措施。但列车行驶到安康前后才广播播报预计将晚点6小时。如此罕见的晚点预计时间并不是发生在随州而是中途，谁能有先见之明提前利用有效的时间、有效的交通工具、有效的地点随州选择改乘其他交通工具？

由于列车长达六小时晚点，且未能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其违约给乘客造成了来往车费及误工等损失。铁路局理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何况如此晚点6小时的情况实属罕见，又不是经常发生，依法承担了违约责任、不摆铁路老大的谱又何妨？

在有关媒体的关注下，经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法官权衡利害的说服，2012年4月25日，铁路局赔偿吴先生2000元人民币。但是收到的法律文书既不是判决，也不是调解，而是以民事裁定书的形式以撤诉了结。因为这样就不能在法律文书中看出赔偿的痕迹，铁老大的架子也就依然不倒。对此吴先生表示同意，因为自打开始他就没想诉讼，只是向一贯被称为老大的铁路局讨个说法。虽然在拿到2000元赔偿后收到裁定，不过吴先生的诉讼成本也许远远不止如此。

此案从起诉到审理都使吴先生感到对这种体制的困惑：按照法律规定，有利害关系者应当回避。但以铁路局为被告，本案只能向其下属铁路法院起诉。其他法院均不能受理。如果想提出回避根本就无从起诉，再说，向谁提出回避申请呢？而且上诉到中级法院也还是没有回避铁路中级法院是铁路局下属的事实。

如果这种在儿子那里告老子的制度不能改观，有理不能胜诉的事实将会仍然继续发生！

2012-7

 

7月17日是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开门接访日，接访地点设在浙江警察学院 。因浙江警察学院迄今不把房改房卖给我，我决定去向公安厅领导上访申诉。上午7点半乘194路公交车去警察学院，但该路车现在好象改变了路线，直接开到滨江区政府了，我中途换车，因路线不熟，耽误了半个多小时，9点多才到。

警察学院大门口，已有30多个访民在排队领号，领号的地方是在传达室。传室里坐着七八个警察，外面有20多警察和10多个便衣在维持秩序，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进门要过两个关口，先是安检。上访者要把手上的包打开，把身上的打火机、照相机及其他电子产品（手机除外）拿出来，如果你有饮料，必须先喝一口给他们看看，以证明你带的不是汽油。包里的东西检查过后，一个保安拿着金属探测器，在上访者全身上下探测一遍。安检结束后，访民凭身份证到传达室领号，领了号后由两个警院学生带到100多米以外的小礼堂登记。我包里装着照相机，是准备回来的时候和熟悉的访民一起拍个照的，但在安检时被拿出来存放到传达室。当我领号时，一个女警官看了我的身份证后，对旁边的人说：“吕耿松来了”，他们耳语了几句后，那个女警官就打手机说：“林科长，吕耿松来了”。然后她对我说：“你先站在旁边，等会儿有人来接你”。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一个30多岁的警官来了，问我：“你就是吕耿松？”我说是的。他叫我再等一下，会有人带我去。当时我以为是学院领导要单独接见我，心里还想着怎么跟他们谈。过了一会，一个佩着三级警司警衔的警官来了，林科长叫我跟他走。有两女访民看见我走，也跟了过来。我问这两个女访民是哪里人，她们说是杭州人。她们一路走，一路骂共产党腐败。其中一个说：“公安厅的电话借给骗子打，你说好笑不好笑？”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昨天她接到一个电话说她的医保卡马上就要停了，要了解情况再打另一个电话，她就打了对方提供的那个电话，那个电话叫她往一个银行账号上打钱，她知道这是个骗局。她去核查了那个电话，却是省公安厅的电话，她就骂公安厅是骗子，公安厅说没有打过那个电话。听了她讲起这件事，我想起我也接到过两个类似的电话，也说我的医保卡马上就要停了，但打给我的两个电话开头都是00019，好象是外国的。看来中国的骗子是无孔不入。

我到登记大厅后，先碰到张义才，然后又碰到沈炳炎、周妙英、沈寿荣、徐雪良、叶金娥和她父母亲。后来，凤加文两姐妺、刘训连、朱瑛娣、裘玉梅、沈利华、王利民、许捷、梁丽婉、陈美佳、陈渭湘、施云法等陆续到来。下午邹巍也来，但他没有进大门，在外面等，一直等到我们上访结束。中午公安厅提供盒饭，矿泉水可以随便拿。据老访民说，只有公安厅的厅长接待日才有免费午餐，其他地方、其他时间都没有这种待遇。之所以提供免费午餐，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公安机关与访民之间的矛盾最尖锐，有安抚之意；二是从安检方面考虑，进门都是严格检查的，如果让访民到外面去吃饭，那么进门时势必还要检查一次，这会引起与访民冲突，如果不检查，则又怕带来安全隐患，所以用提供午餐的方式把访民软禁在学校内。

  登记大厅是个小礼堂，我数了数位子，共有442个。礼堂挂着“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横幅。这是警察学院对学生灌输的教育，“党”置于祖国、人民和法律之上。我的入场证号码是106号，进去我便到靠门边的一个警号为015479的男警官那里去登记。那人看了我的名字后，对我说他是市里的，我的问题是省厅管的，他叫我到前面去。我到了前面，一个警官叫我等着，轮到我他会来叫的。我就坐在大厅里，看见熟悉的人就和他们聊天。11点20分左右，我听到有人在叫135号去登记，便去质问那个说会叫我的警官为会什么不叫我。他说叫过了，我说叫了我怎么不知道？他说确实叫过了，我也不再追究他，到一个警号为010023的女警官那里登记。女警官看了我的名字后，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把我的身份证、入场证和上访材料拿到前面，交给一个警号为000166号的人，那接了我的材料后，又打了一个电话，而且打了足足有一刻钟，然后把我的入场证拿走，把身份证和材料留下。我问他好了没有，他不理我，继续打电话。这时别人都吃饭了，朱瑛娣叫我先把身份证和材料拿回来，吃了饭再说。我就把身份征和材料拿回先吃饭。

  饭后大家休息，到下午2点才开继续登记。午休期间，有个女访民胸前挂前着“要求刘力伟厅长接见”的纸牌走过来，梁丽婉给她拍了张照片，然后说：“刘力伟的粉丝都过来”，于是几个挂着“要求刘力伟厅长接见”的访民都走过来，梁丽婉把手机调好后交给我，说：“吕老师，你给我们拍下照片”。我接过手机，按了几下。谁知梁丽婉调的是视频而不是照片，当时大家都没有察觉（放到电脑上才知道是视频，但因把视频当照片拍，图像很糊），刘力伟“粉丝”的合照没能留下，留下一点点遗憾。

  大约2点半的时候，萧山访民凤加文轮到接见，但过了一会她又回来了。我们问她为什么回来了，她说她要刘力伟接见，但接见她的人不是刘力伟，而是一个副厅长，她说副厅长没用，她不要他接见，大家都称赞她做得对。这时王利民和许捷对我说，吕老师，你也要求刘力伟接见，不要副厅长接见。我说我倒希望张景华接见，因为房改的时候他是浙江公安专科学校主管后勤的副校长。说着，我想起刚才不知道有没有登记，就到前面去问000166号。000166号说还没有登记，我问他为什么不登记，你把我那张入场证弄到哪里去了？我叫他马上给我登记，他说不登记，叫我坐在哪儿等。我问他等到什么时候，追住他不放。他跑到前面，叫张义才去接见，张义才问他是不是刘力伟接见，他说是不是刘力伟要由他们安排，不能由张说了算。张骂他：“放你的狗屁，你算什么东西！”他灰溜溜地想走，我拦住他，要他登记，或者把入场证还给我。他就往台上走，朱瑛娣说：“吕老师，你追上去！”我没有追上台去，而是往台下兜过去，仍拦住他要求他给我登记。朱瑛娣、王利民、许捷、施云法、张义才等十多个访民都赶过来骂000166号。这时一个佩一级警督警衔的女警官对我说，你们不要骂他了，我带你过去登记。此人大概是公安厅信访处的负责人，1995年我陪一个老乡到公安厅去上访时曾见过她。我对她说，就在这里登记吧，那边是市里的。她说，你是杭州市的，要在那边登记。于是我仍来到010023女警官那里，此时她再也没有说什么，很快就登记了。这时我才明白，这几个人推来推去，原来是根本不想对我的上访进行登记，这事先都预谋好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一进门就有人打电话给“林科长”，而林科长让人把我带到大厅里就晾在一边；这些接待人员看到我的身份证后就给外面打电话商量什么。幸亏访民们帮助了我，否则我真的被他们忽悠了。

 

 我们跟00166号吵了后，王玲儿的侄女对我们说，此人参加过抢王玲儿的尸体，并说是“依法抢尸”。这一下，大家都对这位“依法抢尸”的警察括目相看了。

 4点半左右，我终于轮到接待了。一个学生把我带下楼，穿过大操场，往行政大楼走去。我问这个学生，你放假没有回家？他说，回家了，是学校打电话叫他来的。我对他说，我原来也是这个学校的教师，因为反对共产党的腐败，被学校开除公职，他们连本来应该卖给我的房子也不卖给我，所以今天来上访了。他“啊”了一下，说“有这样的事？”到行政大楼门口，校办公室主任周钦远远地跟我打招呼，说：“吕老师，你亲自上访啊？”我说：“切身利益，不亲自来行吗？”。周钦是1985级的留校生，是我教过的最早一届学生。他现在已经是三级警监，穿着白警服。去年12月我到警察学院去找傅国良没找到，碰到周钦，发现他是校办主任，在他办公室坐了一个多小时。出来时，他从16楼把我送到大门口，这可以用“亲自”两个字。我离开这个学校18年了，为反对共产党独裁坐了牢，他没有象别人一样把我当“敌对势力”看待，仍对我执学生礼，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好，没有认为他说的“亲自”两字有讽刺的意思。在行政大楼门口，有许多警察，其中包括学生。在门外，有十多个便衣站在车旁，大概是各地来的截访人员。那个学生把我送到了五楼，说你就在这里等吧。在楼道上，也有十五六个警察和五六个穿便衣的小伙子，守着六七个访民（访民和截访人员一眼就能看出）。这时一个70多岁的男访民从接待室出来后，连呼不公平，不肯走。一个40岁左右的二级警督走过去叫他离开，接着五六个警察也围上去，那老汉举起材料，喊着“造假！造假！”，无可奈何地被警察撵走了。过了会，一个也是70多岁的老太太哭哭啼啼地被一个警察带上电梯，四个穿便衣的小伙子立即跟过去，拥着老太太上电梯，估计这个老太太是到楼上去见厅领导的。

  接着，就轮到我了。我的接待室在五楼，接待我的是副厅长张景华，我原来也猜想应该是他接待。1993年我离开学校时，他还没有进学校，大概是房改的时候他从部队转业到浙江公安专科学校当主管后勤的副校长，现在他是省公厅排名第一的副厅长，也就是“2号”。因厅长刘力伟突然离开，所以张景华是今天接待中级别最高的人了（一级警监，警号是000002）。张景华坐在栯圆形的会议桌中间，他的右手是一个一级警督，右二是一个二级警监，再过去是一个穿便衣的，在栯圆的顶上，是一个级别较低的警察 。往左面，左手是一个三级警监，左二是个穿便衣的，再旁边也是一个级别较低的警察。这架势，象个刑事审判庭，访民像个受审的被告人，初来的访民，肯定会吓得说不出话来。我进去时，有个温州平阳的女访民还在陈述。她是个民营企业家，好象是被赌场老板骗去了三百万元，温州警方不立案。她陈述的时候，不断地被张景华旁边的人反驳，还不断地催她早点结束。

  我虽然早就听说过张景华，但没有见过他。张景华身材魁梧，一口浓重的北方口音。我对他说，我的案情很简单，没有刚才那位女士那样复杂，诉求也很简单，只是要求学校按政策把房改房卖给我。张景华听了我的陈述后说，你说的第一点没有法律依据，因为你已经不在学校工作，第二点有道理，但学院给厅里写了报告，说你住的不是成套的房屋，所以不能卖给你。这时另外几个帮腔的人马上说，按房改政策，独用成套公有住房可以卖，但不成套的是不能卖的。我一听，觉得情况有了转机，因为他们现在的借口是说我不是成套住房，而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于是我胸有成竹地对刚才所说的两条理由逐一申辩。我说虽然我现在已不在学校工作，但我在该校工作了十年。国家进行房改的目的之一，就是对我国职工长期低工资实行补贴，补贴的形式就是低价购买房改房。我刚到校时，每月工资是40元，一年后为60.5元，四年后调到88元，1992年调到120元，1993年我就从学校出来了，这十年我一直拿这么低的工资，以后实行高工资，我一分也没有享受到，国家的补贴，我无疑有份。至于第二点，我的住房当然是成套的。张景华说：“学校认为，你的住房有一个房间隔给了107室，所以不能算成套的”。我说：“当时学校的分房方案上是分给我一个小套的，但小套已分完。当时正好有个老干部要分一个大套，大套也没有了。按学校的规定，小套是一室一卫加厨房间，大套是三室一卫加厨房间。107室、108室是两个中套，共四个卧室，108室隔掉一个卧室给107室，正好符合小套和大套的要求，所以学校就这样作了处理。”那个一级警督说：“你隔掉了一个房间后，就不是成套了。”我说：“所谓成套，就是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和卧室，我三样一样也没有缺，怎么会不是成套的？”另一个帮腔的说：“你割掉了一个房间，破坏了房屋的结构，就不是成套的了”。我说：“我这边仅仅是用几块砖头封住了门，完全没有破坏结构；倒是隔壁要从墙上打一扇门，破坏了结构。这些都是学校做的，如果说破坏了结构也是学校的责任，这个后果不能由我们承担。”我接着说：“我发现你们接访有个习惯，总是想方设法为被上访人辩护，好象是在审案，而不是在倾听上访人的申诉。”张景华说：“你这个说法有道理，对学校的情况我有所了解，我再去看看图纸”。我说：“你去看图纸最好，图纸上肯定清清楚楚地画着107室、108室是两户成套的住房。”

结束的时候，我对张景华等人说：“就这么小一套房子，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申请，但学校就是不肯卖给我。请你们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如果你们处于我这种境况，你们会有什么感受？”张景华说：“你的诉求不算高，我会考虑的”。

我想，张景华如果不变卦，这次上访应该是成功，公安厅也是抱着化解矛盾的态度来对待这次上访的，尽管在登记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最终还是受到了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