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1年7月21日上海市赵汉祥老人和妻子、弟弟赵汉云、二阿妹赵汉英、四阿妹赵汉珍及家人，继续在多伦路99号房内维护自己房产权。
我们家人今天与虹口区政府、四川北路街道、信访办张主任，进行友好谈话。并且收集了赵汉祥及家人在多伦路99号房内相关资料，向虹口区政府有关负责领导回报。今日应该平安无事了。
今日访民；还是去了六人员，继续声援了赵汉祥家人维权。赵汉祥老人向所有；声援、关心、支持、访民和世界各界媒体及其它人员，表示衷心感谢！赵汉祥将继续维权彻底胜利。
详情与赵汉祥本人联系（13524763424）
2011年7月21日16点58分钟著
[下午 05:50:06] 雄鹰 说： 最新消息；上海市、黄浦区、新黄浦房产集团公司、办公大楼秛动拆迀人掲护元——带领一帮人占领，希望名界人士声援。详情与揭护元本人联系（13917380232）
2010年2月20日，李惠芳及陈启勇遭陷害，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呈报收容劳教李惠芳一年三个月，也许是因李惠芳零口供“极不配合”，被上海市劳教委处以一年半劳教，被送往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女子劳教所，后又被转至安徽省宣城南湖女子劳教所。2011年7月7日李惠芳被解教回沪。陈启勇则被虹口分局呈报劳教一年。被市劳教委处劳教一年，送往殷高路上海市第四劳动教养管理所，2011年1月21日解教。为何会被处以劳教？你我心照不宣。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四村派出所出具的《于宜川四村39号405室110的工作情况》所述李惠芳及陈启勇的“违法事实”如下：“2010年2月20日14时15分许，接分局110指令，宜川四村39号405室有社保队员被打。我所接警民警立即到场，经现场了解是长宁区一上访对象李惠芳与虹口上访对象陈启勇暂住此处，今长宁民警上门对李惠芳宣读告知书并录像拍摄，陈启勇从长宁民警手中夺下摄像机并将摄像机藏匿，同时殴打长宁分局新泾所文职人员。接警民警了解好后便回所向值班领导作了汇报。值班领导带了值班组同志赶到现场再次调查事情经过。了解好情况后值班领导要求李惠芳到所解决此事，李惠芳当场拒绝到所处理，民警出示工作证件后对李惠芳进行口头传唤，又遭上访对象拒绝，并扬言如果将其带至所内就死在现场，民警随即实施强制传唤，上访对象见民警要对其强制传唤就拿起菜刀放在自己的颈部，并威胁民警，陈启勇在民警强制传唤李惠芳时曾用拳击打民警。民警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只能暂停强制传唤。期间，李惠芳多次扬言如果将其带至所内就死在现场，陈启勇亦表示会到北京上访。17时15分许，接上级指令，将李惠芳及陈启勇强行带离现场至宜川派出所， 所增援民警及长宁区增援民警到场后，民警随即对两入进行了强制传唤，将李惠芳及陈启勇带至宜川新村派出所。在实行强制传唤时，李惠芳欲用头撞击铁门，被民警制止，陈启勇则用脚踢强制传唤李惠芳的民警”。
上门偷拍隐私、违法宣读《四无告知书》行为遭抵制后，来者拒不出示身份证件和《传唤证》，反要李惠芳及陈启勇到所解决偷拍隐私、违法宣读《四无告知书》一事。但至今未解决上门偷拍隐私、违法宣读《四无告知书》问题。李惠芳及陈启勇被处劳教后，受到上海乃至全国维权人士和访民朋友的声援和支持。知名维权人士冯正虎、艾未未、莫少平、丁锡奎、杨慧文、万亚峰、许正清、马亚莲等或撰文声援或担任李惠芳及陈启勇辩护人以实际行动声援，上海广大访民更是热心捐款。陈启勇开庭时众多访民朋友赴黄浦法院法庭内外声援、李惠芳开庭时众多访民朋友不远2次千里奔赴合肥声援、去年9月更有众多访民远赴安徽宣城南湖女子劳教所看望李惠芳。上海乃至全国维权人士和访民朋友全力声援李惠芳及陈启勇之恩将永远铭刻在心。今天李惠芳及陈启勇以感谢信方式向撰文声援、前往上海市黄浦法庭内外以及远赴安徽劳教所外声援李惠芳及陈启勇、慷慨解囊踊跃捐款知名维权人士以及全国和上海的广大访民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向前来出席欢迎李惠芳及陈启勇解教聚餐的广大访民朋友表示衷心感谢。维权之路曲折漫长，将拿起法律的武器，还我诉权，还我人权、讨回公道。
再次感谢冯正虎、童国庆、常雄发、许正清、沈佩兰、马亚莲、杜阳明、蔡文君、王扣玛、顾洪斌、崔福芳、田宝成、邵满根、朱政、韦开珍、朱瑞英、贺志勇、谢忠安、吴雪伟、吕龙珍、童莉雅、韩忠民、赵迪迪、高信翠、朱黎斌、陆瑛、陆福忠、陈燕燕、李俊、刘义良、李彩娣、李卫青、孙建敏、吴慧群、王成起、陈载忠、陈秋菊、仇志平、范桂娟、陈恩娟、黄德伦、金国强、吴育青、奚仁娣、徐鸣、杨伟明 、张雄明、段春芳、陈国贵、黄苏沪、朱金娣、郑培培、卫玉华、丁菊英、袁春生、魏勤、吴党英、李贵荣、金国强、吴小平、张燕红、陈宗来、周坤、谢礼祥、徐秋琴、赵惠琴、吴育青、张秀芹、吴如云、张瑜、施亚萍、葛蓉、申琴芳、薛岳忠、谢金华、赵迪迪夫妇、叶根生、宣雅芳、李兰贞、端木家寿、王承起、徐金芳、金永强、董美丽、何茂珍、裘美丽等众多访民。因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出敬请原谅。
李惠芳 陈启勇 叩谢
李惠芳手机：15801849258 陈启勇手机：13585973365
2011.7.20
在今天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蒙冤姐妹们与腐败分子之间的战争会更残酷、更复杂、更激烈。腐败分子依仗手中窃取的权力、雄厚的经济实力、庞大的腐败网络，根本不把我们蒙冤姐妹们放在眼里。我们蒙冤姐妹们告到那里腐败现象就出现在那里。我们蒙冤姐妹们费尽精力，耗尽财力。终日煎熬在上访路上，国家信访部门与地方政府紧密配合，把我们蒙冤姐妹们当猴耍。我们千里迢迢不辞辛苦来到国家首都信访部门，本想把自己的冤情向国家领导人倾诉一下。想不到的是挂着国家各部门的信访招牌，里面负责接谈的却是地方截访者。我们上访者到头来不是雪上加霜，就是不了了之！案件要想真正依照国家的法律公正的顺利解决，那可就太难太难了！
如果我们蒙冤姐妹们能齐心合力团结起来，把自己的案件及受迫害的经过详细的整理出来汇聚在一起。有组织、有纪律、遵纪守法，去悼念八位英灵、求助八位英灵。八位英灵一定会恩赐我们蒙冤姐妹们战胜腐败的无价法宝。同时也会引起国内外媒体的高度重视！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也会大力支持我们的。对当今腐败也是最有力度的鞭挞。人心齐太山移！希望蒙冤姐妹们以理服人，遵纪守法。相互监督、相互保护、相互支持，精诚团结、相互学习，发扬一下八女投江舍身取义的大无畏精神，为全人类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法治革命。彻底铲除司法腐败。命案不破绝不收兵！目前联合在一起的蒙冤丧子姐妹们有：马波、李云华、马桂平、孙小平、彭静梅、赵月花、吴梅花、李先花、范淑兰、李玉兰、宋若贤、沈佐玉、李玉莲、魏玉荣、王魁珍<袁喜旺>、陈本玉、苗福、陈志达、范怀荣<田成礼>、史延增、杨章英、、、、我们将把每人的具体案件及所遭受的迫害，如实整理出来。请全世界新闻媒体及时跟踪报道。让中国早日多出现几位“包青天”，使我们蒙冤姐妹们的冤案尽快得到解决。
哈尔滨市冤民马波于北京
2011年7月
缓缓地翻开我们家族在上海的历史长卷，竟是同中华民族的觉醒息息相关。事到如此，作为嫡孙的我还是翻开这一页。
祖孙三代，一代不如一代
我的祖父赵植初，是一个从广东到上海闯荡事业，通过个人努力发展成为著名的茶叶商（英商杜德洋行买办）。他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时期，也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中华民族革命作出了贡献。20世纪初期，在上海市多伦路区域内置地造屋，并将多伦路的93号到99号房产留给后世，这是一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传世建筑。该房的中部为入口门廊和二层露台，三楼正中一间四面玻璃窗，为主人观赏街景、喝茶、聊天，夏天内凉的休闲室。整个立面构图中间虚两边实，门窗简洁美观，反映了向现代过度时期的建筑风格，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这座别墅就位于现在作为上海市区11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的多伦路内，多伦路全长约550米，整体建筑具有“小万国建筑博览”之称 。
我父亲赵仕兴于1982年故逝。父亲曾于解放前，在中央航空公司任职。由于爱国不愿受国民党，我父亲赵仕兴留在国内，等待解放后为国效力。多伦路93号在上世纪50年代初，由时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的王造时，带着两名全身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被强行征用。当时父亲害怕，只好勉强接受了他们的租用。王造时于1955年2月，由于他本人因素，归还我父亲租用房。可在时隔数月后，某天有一大批身份不明人士，又强夺我们当时居住的93号私房，我们只能住到多伦路99号房内。为此父亲当时非常气愤，直接赶到当地的街道等行政单位去交涉，但我父亲得到结果是，被劳改一年多。我父亲至死就是不明白，爱国的结果，竟是父辈的祖业至今迟迟不还，自己还为其蒙受劳改之冤。父亲在临死之前痛苦地说：“我此生为人老实，从未败过家，但到头还是败家，我死后是无颜面对我的父亲和祖上。”
本人赵汉祥，68岁。作为赵植初嫡孙的我，从出生起就住在多伦路93号。过后，由于前面所述的历史原因，一直住在多伦路99号父亲的私人住宅内。我从小在红旗下长大，一直受党的教育培养。由于自己努力的学习，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后勤6443单位工作。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我被划归为“黑五类”子女，风华正茂的前程就从此结束了。我和我家人经历并承受了很多特殊时期的苦难。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家又会经历一次苦难。也许是自己受过党的教育和培养，至今我仍确信我们的国家是法治国家，遵守《宪法》是立国之本，因为《宪法》是至高无上的。但是，我这十年所亲身遭遇，又使我无法相信：这些腐败分子居然都能窃取党和政府各部门的领导职务，他们都在“扛着红旗，反对红旗”，掠夺我们的私产，摧毁和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来满足他们的永无止境的私欲。
权贵薛全荣的霸道与掠夺
1993年的某一天，我们蛰居多伦路99号的家，曾传来一个喜讯。当时一位虹口区房管局私房科的一位干部，告知了我们：“明天你们家派个人去办手续，落实政策，归还你们多伦路93号的私房。”我们全家沉浸在喜悦中，党的阳光终于照耀在我们的身上了。但我去办理手续时，街道房管所一拖再拖，拖了半个月仍未解决。为此，我正和工作人员论理时，其中的一名工作人员作风相当粗野，甚至还抡起袖管要打人，好像我们 是“强盗”，正在抢夺他们的“私产”。现有的资料简介上，表明多伦路93号整幢房产已归还房主，现在为陶艺馆。我们是私房的主人至今未收回93号房产，那么这幢房产到现在一直属于哪个房主呢？是我们的家园，却不归还。这是什么世道啊？
嗣后，更大的灾难降临我家。1999年4月的一天，时任虹口区区长薛全荣以区政府的名义发出《限期拆迁决定书》，动用了大批武警、警察、还有部分在虹口区政府任职的办事人员，用暴力方式将我们全家赶出家门，不花一分钱就霸占了我们家唯一仅有并蛰居多年的祖传花园住宅，并非法出租给他的朋友经营古董商店。在户口簿上，我至今还是该私宅的户主，但我无权无势，只好有家不归，居无定所，流浪街头至今已有十年了。我母亲已近九旬高龄了，却与和我们一起风餐露宿。还有弟妹四家，也一起煎熬那份人为造成的残日。有时我悲伤地想：难道我们还在延续着比父亲遭遇更惨烈的痛苦！
我们家族曾经居住近百年的家园，就这样被践踏了。赶走了原来住民，迎进了新权贵！我们是在什么时代啊？是清初的满人入关在大肆圈地时代，还是英国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大肆掠地时代？难道时任虹口区一号首长的薛全荣也是一个信奉权力决定资本的人吗？看看现在的多伦路，假的太多。多伦路的动拆迁，就是某些相关职能部门的虚假杰作，借假“市政拓路”项目建设需要拆迁大量房屋及其附属物之名，实际上是为政府中的腐败分子大量敛财。以我们家的房产为例，该房根本没拆，被时任虹口区区长薛全荣赠予他的好友，即浦东罗山路锦阳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的杨月兴。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回自己的家却被定罪为我抢夺别人的财产房屋。1999年12月16日我住回多伦路99号自己家里时，因不知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第二天到多伦路视察观看腐败分子的战绩，晚上10点左右的时候，在时任虹口区区长薛全荣的指令下，四川北路派出所派出大批警员，把我像抓猪一样扔进警车内，恶狠狠地暴打我一顿，使我多处有伤，治疗了好几个月。在派出所内，我又被非法拘禁一整天，当我要警察出示抓人的法律凭证时，他们就耍赖，不肯出具传唤文书。而且，当时的笔录里还诬陷我抢夺别人的财产房屋。难道警察真的是只会做颠倒黑白的伎俩吗？难道他们真的是腐败分子的奴才和帮凶吗？对我家的遭遇来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司法不公正的上海法院
时任虹口区一号首长的薛全荣，这位“实干家”曾在相关会议上公开扬言：“动拆迁死一些人没什么—–。”他在虹口区可以一手遮天，他的腐败体系的势力也是强大的，所以他敢把百姓的命视如草芥。但是，我们不屈服，我们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后来，我认识了有正义感和有良知的郑恩宠律师，并请他做我们的辩护律师。郑律师听了我家相关情况后，一直嘱咐我们：“应该相信法律，只要经过司法程序，相信法律能还一个公道。你们不要走北京上访的道路，申诉是可以的。”就是这么一个十分讲究法律原则和追求正义的律师，他竟被地方上一小撮腐败分子恨之入骨，最后使他也蒙受牢狱之灾！我尊敬郑律师，他不为名和利，只为追求法理的平等和公正。
但是，在踏入司法程序后，使我彻底明白：上海法院为一小撮腐败分子开启了一条龙服务。上海法院实际上是在做践踏法律的“公平公正”的勾当。一审、二审法院及上海市高级法院对《房屋拆迁许可证》沪拆字（98）第25号文件的判定，只承认盖政府的公章就是合法的，而不是根据房屋还存在的客观事实来判定。事实上，多伦路“拆迁许可证”的颁发是违法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拆建，理应通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专家委员会的论证或有国家级、市级政府核发相关“许可证”，虹口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无权核发“拆迁许可证”。而且，由虹口区建设委员会提出的“市政拓路”申请也是假的，多伦路99号房产至今仍在原址上矗立着，这座具有历史文化风貌的建筑物是不会被拆建的。不动产的真实证据应当可以推翻虚构事实的盖橡皮公章的文书类证据。现在，法院认可所谓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沪拆字（98）第25号的文书，就是使那些腐败分子抢夺他人合法财产的非法行为合法化。
我们至今仍非常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庭，给我们家发来2005年2月28日（2004）行监字第132号的文书函，函中明文写道：“你们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沪高行字第274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向我院提出申诉。本院已将你们的申诉材料转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处理，请等待处理结果。”但是，我们至今仍未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处理结果。更令我们诧异的是，我们与法院处理我们相关案件的法官交涉时，他居然蛮横无理地说：“你要的处理结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去要。”地方法院竟然如此看待上级的文函，这不是在拿法律和诉讼程序开玩笑吗？如果法院为了各种利益而不遵照法律法规办事，那将产生危害效果是多么巨大啊！
我的老母亲现在已像“祥林嫂”一样生存着，作为子女的我们无法让我们的老母亲重回故里，内心是如此的焦急和不堪。难道在胡锦涛主席提倡的和谐社会里，我们要回我们的家园和生存的权利竟是这么难吗？难道我们这一辈仍继续延续比父辈更加不幸的苦难吗？难道上海非法行政、司法不作为，我们只有依靠民众自己的互助力量才有希望夺回祖传的私宅吗？
联系地址：上海市多伦路99号
邮编：200433， 手机：13524763424。
以下是近日上海访民声援连续抗议的赵汉祥的图片：
控告人：梁喜成，男，43岁，杨小琴，女，42岁，家住河南焦作博爱县，阳庙镇小梁庄系受害人梁聚韦父母。
被控告单位：博爱县公安局
被控告人：法人代表局长孔全民，刑侦局长李立虎
控告事由：谁在保护禽兽不如的杀人犯？梁建设杀我11岁幼儿梁聚韦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让证人辨认，久拖不与侦破，让杀人凶手逍遥法外。
控告请求：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立即捉拿凶手梁建设。予以法办，让躺在太平间里的儿子早日入土为安。
我村霸梁建设，他父亲曾是检察院领导，他二弟是村支书，表弟是公安局副局长，他妻侄儿是公安刑警队长，依仗权势，在村中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他妻子侄女20多岁，曾被霸占了3年之久。
事因与亲戚梁建设有矛盾冲突，于2009年2月26日下午。我11岁儿子梁聚韦在放学回家路上，被我村霸梁建设骑摩托车带走杀害，博爱县公安局长孔全民起初不当作命案处理，县公安局其一局长是疑犯亲戚，凶手父亲曾是检察院领导，处于人情关系，对提供有关证据，线索不采纳，不让证人辨认疑犯。公安局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久拖不办，致使二年多没有任何处理结果，在铁证的事实下，公安局怎么能说没有线索呢？公安局将上级层层糊弄，虚假向上级汇报案情。
2009年2月26日，下午，我儿子梁聚韦放学没有回家，问儿子几个同学，说下午放学后，儿子被一个圆胖脸，两鬓有白发穿黑皮衣，黑裤，黑皮鞋的男人骑摩托车带走了，当时有同学问：聚韦，你去哪里呀？我儿子高兴地说，你别管，还给骑摩托车人打着月白色雨伞带走了，有（梁聚韦的老师杨利明2009.2.26晚证明）为证，有（同学杨志康2009.2.26晚证明）为证有（同学徐顶国2009.2.26晚证明）为证。当时，我们问证人再看到带走我儿子的那个人能认得出来吗？证人回答非常干脆：“能够认出来”，可是公安局从未让证人辨认过嫌疑犯，几个月后，只是到阳庙派出所让辨认多年前拍过又放大的身份证相片，身份证相片与本人很大差别：令人费解的是案发当时，为什么不让证人辨认疑犯。公安局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被害人梁聚韦，11岁，生前在阳庙镇杨庄小学上学，2009年2月26日下午，很晚不见儿子回家，多方打听后儿子的几个同学说下午放学后，儿子被一个男人（梁建设）骑摩托车带走了。晚上7点半左右，我们拨打110电话，说儿子出车祸了，事发现场，在距离杨庄小学南1公里处的公路上。在接电话前，也就是7点左右，在杨庄保利超市附近，我们看到梁建设骑摩托车从南向北驶来，正是案发现场方向，体貌特征跟儿子同学描述的一模一样。就是梁建设。
事发当天下午，梁建设在我村街西停留。下午3点多左右，梁建设给我打了个威胁电话说：你快出来一下，不出来让你后悔一辈子………。一个多小时后，我儿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他带走，又过一个小时，我儿子被杀害。倒在路边……
事发现场，远离我家一公里外东西大道公路边，那里不是我儿子放学回家的路程，也不是娱乐场所，更没有亲戚朋友。孩子躺在路边，头朝东，脚朝西，面向南，左侧为何会伤那么重，左肩胛骨完好无损，车子压到左胸部是如何从肩胛骨过去的，如果是被车碰撞或碾压，书和木糖醇小瓶，为何没有被甩出去？而是紧挨身体两侧。附近20米居住的居民说，没有听到刹车声音，车辆撞击东西的任何声音。交警队经过现场勘察，没有发现刹车痕迹，现场没有发现血迹，只看到我儿子右耳流出一道血迹流至下颌处不在往下流，左大腿内侧，有一大片挫伤，如果是车压，骨头为何完好无损。孩子放学时给梁建设打的月白色雨伞在现场也没有找到，以上种种疑问，交警队认定不是正常的交通事故，而是第二杀人现场。
案发前，疑犯和我的通话记录也不予承认，我们去他家找孩子时，他妻子说他下午出去了，也说是他带走了我儿子。案发当天，疑犯也没有解释清楚自己到底干什么去了？
事发前，有次晚上我丈夫下班回家时，碰到梁建设在我家正当他强行要求和我发生关系时，我丈夫冲进屋里，他仓惶逃走，一怒之下，我丈夫将他丢在我家的车子砸毁，随后，梁建设凶狠的说：等着看……果然梁建设对我十岁的幼儿下了毒手，凶惨害死我儿子。
案发后，我们带着证据多次找县公安局局长孔全民，请求为我们伸张正义，局长竟然说出，我就不伸张正义（有录音为证）。
案发6个月，博爱县公安局没有立案，也不曾上报，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案发8个月后，县公安局草草出了一张疑似被杀案受理单。
于2010年11月份，我和公安局两名警察到焦作市去接近疑犯有段录音已被公安局制成光盘存放博爱县公安局里。县局和市局鉴定文书曾给过我们，2010年5月份省厅发放的鉴定文书为什么不给我们呢？
下面有段主要录音内容：
见到疑犯我说：“我已经活40多岁了，能不能在我死之前，让我知道我儿子怎么死的；”他说：“我不知道，你要问这个，以后不要问我”；我说：“当时，你把我儿子带走时，那月白色雨伞呢”？他停顿了一会说：“我不知道，我给公安上说了，我对你儿子好，我随时随地，不论白天黑夜我都能把他带走”；我说：“如果有人指证你，就是你把我儿子带走的，你还有啥说的，熟悉的人还有谁能把他带走呢”？疑犯侥幸的说：“无论白天黑夜，我都能把他带走……公安局里我有亲戚，我是不会落网的……你是想经公安给你十万元钱，还是想让我承认后坐监狱呢？（以上句句实情）录音内容已制光盘公安局保存。
精神崩溃的我强烈要求，上级领导给予足够重视，尽快处理将凶手捉拿归案，绳之于法！为我无辜的幼儿讨还公道！可怜的孩儿早日入土为安！
以下附件：
1、 报案人的证言
2、 我儿子同学徐顶国证言
3、 我儿子同学，老师证人证言
4、 公安局从未让证人辨认疑犯。
控告人：梁喜成 杨小琴
手 机：13203985979
2010年底，退休老工人、原葛店化工厂统计员周城市，因住房被强拆到北京上访，回武汉后被绑架到东西湖（城郊区）一座“黑监狱”，折磨了18天，带着遍体鳞伤到医院治疗。精神备受摧残，失语，记忆丧失。他的妻子依据他的依稀回忆，写了一篇《绑架十八天》的报道，在互联网上发表（附在文后）。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有的人简直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竟然发生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这不是法西斯么！
3月3日，我们武汉“黑监狱”控告团的四名代表，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递送了武汉市有座“黑监狱”的《检举控告书》。“黑监狱”是武汉某些部门的某些人建立的，属于公职人员犯罪，理应由上级检察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受理查处。武汉“黑监狱”的建立者、指挥者、施暴者，严重违反《宪法》《刑法》和《警察法》。我们要求对武汉市“黑监狱”的建立者、指挥者、施暴者依法追究法律刑事责任，对所有受害者赔礼道歉和赔偿。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接待人员，看了我们的《检举控告书》后对我们说，“这是政府的行政行为，我们管不了。”拒绝接收我们的《检举控告书》，说“你爱找谁，就去找谁！”我们认为，“这不是‘政府的’行政行为，而是‘政府的部分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说：“政府公职人员犯罪，我们管不了，爱找谁找谁！”这显然是纵容犯罪。
3月7日，我们四个代表到湖北省人民的最高权力机关——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请他们解释检察院拒接我们的《检举控告书》，是否合法？武汉市某些国家公职人员建立“黑监狱”，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违法犯罪，该由“谁接受由谁查处？”省人大法制委的同志支支吾吾，不做正面回答，在我们一再追问之下，他们说“你们应该找省信访局。”我们郑重举报公职人员违法犯罪，省人大法制委答复由“省信访局接收查处”。信访局是法律机关吗？这显然是忽悠我们。
3月9日，我们来到省信访局，更加令我们失望，他们始终不正面回答对武汉市“黑监狱”的《检举控告书》由谁受理查处，他们说：“根据国家信访条例的属地管辖原则，你们应到各人所属的住地去解决。”这不是糊涂官打糊涂百姓，简直是糊涂官打冤枉百姓！我们是武汉市“黑监狱”受害者控告团，犯罪的主体是建立“黑监狱”的武汉市政府机关的某些公职人员，能管辖他们的当然是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怎么变成了我们居住地的父母官呢？我们一再据理力争，他们一口咬定，“这是请示过上级决定的。”
3月10日，我们来到汉阳区信访局，刘局长说：“你们到处跑，最后还得到我们这里来解决，我跟你们早就说过了，找司法机关没得用。”刘局长提出要到我们控告团代表“家里谈。”
多么美妙的“法制社会”啊！我们检举武汉“黑监狱”的建立者、指挥者、施暴者的《检举控告书》，最终要到受害者家里来解决，这是什么“法制”“法治”啊？他们心中还有法律吗？还有人民群众的尊严吗？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中，维护“黑监狱”的声誉，比“黑监狱”受害者的权益更重要！
我们的控告，算走到绝路了！唯一的希望是找共产党，“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可是，我们到了中共湖北省委连门也进不去，只好给中共湖北省委政法委书记吴永文同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检举控告武汉“黑监狱”的遭遇，并附上给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举控告书》。我们这是向亲爱的党诉说，我们想，作为管全省公检法司的共产党机关领导人，读了这些令人发指的材料，一定会震惊，一定会批示！因为我们的控告材料句句真实，受害者的叙述字字是血！
这封信3月16日挂号投寄，我们等啊等啊，盼共产党能为我们撑腰做主。一直等了半个月，终于在3月31日等到了“回音”，中共湖北省政法委的一位女同志打来电话，她说“我是省政法委的，你们寄来的信件收到了。我们看了的。”开头她不相信武汉市有“黑监狱”，不相信“黑监狱”有残暴行为，“抓你们的是警察吗？车子也是警车吗？”我们说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请她细读我们的检举控告材料，并欢迎他们到武汉调查，并愿意陪同他们一起到“黑监狱”对证，她最后说“你等我们的电话。”这个电话“回音”给我们极大的鼓舞，共产党省政法委书记终于派人过问了！
等了一个星期没有音讯，4月6日我们依据省政法委那位女同志的“来电显示”，打电话询问查处情况，这位女官员说“这个问题正在查办，查办后再与你们联系。”
又等了一个星期，4月14日我们打电话给省政法委，那位女同志说“我已经把你们写给我们的信交到市政法委了，你们给个时间，我通知武汉市政法委，要求他们来接待你们。”当即约定在4月18日上午，我们到中共武汉市政法委。
4月18日上午9点，武汉市政法委一位姓吴的官员听了我们的诉求之后说：“我们会调查情况处理的。”我们一等又是十来天……
4月29日，我们“黑监狱”受害者17人来到武汉市政法委，找到那位吴姓官员，了解他们“调查处理”的情况，他没有回答我们，只说：“你们的事，我们很重视，但是我们是不会去直接管的，……这样吧，你们到市公安局去。我写个要他们接待你们的书证。”
我的天，我们控告的是武汉市有关部门（包括市公安局）某些领导人，他们却要我们去找市公安局，要求他们处理，这不是秦香莲告状，交给陈世美同志来审理吗？
4月29日上午10点半，我们17人还是硬头皮来到武汉市公安局，在信访窗口接待的警官（警官号为031607）对我们说：“你们这事我们无法接收。”我们问“为什么不接受？是政法委开书证，要我们来的！”他说“是上级通知我们不接收。”我们问“是那个上级？”他说：“我无法告诉你们，我也没办法，你们该找谁就去找谁！”
2011年5月6日，我们只好再次打电话，向省政法委的那位女同志求助，因为是她把案卷转到市政法委去的，我们把市政法委和市公安局接待我们的经过告诉她，希望省政法委能够支持我们把检举控告“黑监狱”的事有个着落！哪知，她完全改变了当初的态度，判若两人，反而训斥我们说：“他们都不能接收，我们也无法接收，……你们要追究国家公职人员犯罪和违法行为，那是不可能的。在电话里还威胁我们说：“你们还想要他们来抓你们吗？……你们到北京去告我们，我们也不会怕的！”这位女同志显然是受了省政法委吴永文书记的委托，早有准备，答复干脆利索。她这是代表省政法委书记讲的话吗？
为此，5月8日我们再次给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吴永文写了一封挂号信，反映两个月来，湖北省和武汉市政法委对我们检举控告武汉市“黑监狱”，上下忽悠的经过。一个月过去了，音信全无！
6月6日我们再次打电话到省政法委那位与我们联系的女同志，她拿起电话，听是我们的声音，看是我们的来电，就挂断了。数次都是如此。看来她对我们的检举控告是不理不睬了！她留给我们的最后音信是：“你们到北京去告我们，我们也不会怕的！你们还想他们来抓你们吗？”
是的，他们在北京有人，他们是不怕的！
我们呢，我们在全国也有人，真正的共产党和人民一定会支持我们！
共产党真的就管不了“黑监狱”吗？真共产党一定管得了“黑监狱”！
在一号公告里，我们是向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政法舆论界的朋友们发出呼吁：请支持声援我们对武汉市“黑监狱”建立者、指挥者、施暴者的控告。
我们将陆续公布有关武汉市“黑监狱”的材料。
正义必胜！
人民必胜！
武汉市“黑监狱”受害者控告团
代表：
毛礼红（电话：13871356181）
周城市（签字）
李永红（签字）
李玉琴（签字）
赵 林（签字）
2011年7月
这是武汉市“黑监狱”受害者控告团代表。左起：毛礼红（中国共产党党员、上士军衔、复转军人）、周城市（退休老工人、葛店化工厂统计员、中南书法研究协会高级书法师）、李云红（桥口区禽蛋加工厂职工）、李玉琴（武汉市劳动模范，车间女工主任） 
2011年7月6日 纽约阴转晴，上海拆迁户艾福荣、曾霞敏等再次来到联合国大门口抗议。
连日来，他们的举动引起了更多路人和媒体的关注，几乎过往路人都会停下匆忙地脚步关注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用中英文向路人详细介绍了关于政府抢劫人民，上海世博使数以万计上海人失去家园。他们。合法上访寻求公道，却遭遇政府的持续打压，家破人亡，没了活路。
大家都很同情他们的遭遇，声援他们并合了影。
请各界人士持续关注！
联系他们：
艾福荣：347832630 曾霞敏：7183005666 葛丽芳：7184501446
地址：联合国大门口 E-mail：ask4un@gmail.com
我叫徐玉景，河南南阳桐柏县人，现因本人苦苦上学而努力的结果不但找不到！而且还丢失了归宿和迷失了方向！进而带来了更多的损失和痛苦！以及极大的打击和伤害！苦诉无果，青春年华眼睁睁的付诸东流！万般无奈，在社会主义和谐的法制社会里，向各级领导,新闻媒体,社会各界网友再次声援求助,讨个说法:
一.声援求助
1、计划内招生工商局委培至今没工作
本人1998年毕业于郑州市财税学校,本属于计划内招生桐柏县工商局委培,毕业后却分配到粮食局；到粮食局报到,档案户粮关系转入后却始终让我等消息.2004年河南省粮改制时突然把我分到固县镇粮管所（也有介绍信），所长当时就说正在粮改，已经不存在粮站了，你还是粮食局的人去找粮食局。98年毕业至今不让我上一天班，没发一分工资生活费，[2005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登报解除(张定山口头说在2005年12月的中国劳动报)与我的人事劳动关系只承认13380补偿金(口头)；我不答应也没签任何协议]；98年至今工作安置，工资，等一切均未解决！常年多次反应不处理！听很多人说已被人顶替！终于明白98年到现在是为了等2004年的粮改制政策想把我抹掉！纯属人事操作！现在人事局也没我的编制！
苦苦贷款上学！如今是没有结果！家有父母年迈七旬，并且一残一病！为了我的事耗财伤神！向有关部门反应都推掉！县人事说他们该做的工作已做完！且编办说我没资格去查！市仲裁说要挖掉一个公务员的编制！市人事局办公室说找信访，县粮食局强迫我买断！市粮食局沉默！找县信访还是糊弄我！还说他们办事从来不签字盖章，只要我签字就行了！市信访不登记复核说是某个领导的意思已处理完了！县纪委说不是他们的事！市纪委说他一个部门办不了！教委说是人事的事；组织部说不是他们管的事！县仲裁说找粮食局！法院说先仲裁；县法律援助中心说找政府！本地律师说无能为力！省里说找政府，政府又不让见！省仲裁说不是他们受理范围；如今已没人来管！还说我精神有问题来诬蔑我！
2.无生活来源且家境贫寒，申请政府救助却屡屡受挫
从98年毕业到粮食局报到后我就常年无业在家，自已在五岁时由于天气下雨家里进水，屋里垫上砖头自己在吃饭时不慎滑倒，当时筷子扎进我的左眼，由于没钱，失去光明，本人立志好好学习，然而现在发生顶替让我失去最佳治疗时期！没有自有的房子，现住在哥姐租的房子里！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生活仅靠姐姐哥哥照顾！父母因我上学贷的款（向村委贷的）至今还没还完，还是外债累累！且父亲在雪地赤脚手扒莲藕供我上学现手指都没有指甲！全身是癣急需要治！父母年过七旬！并且母亲常年病重！父亲因房倒腿折！总于在08年底盖起了全家共筹的房子，大姐夫因家寒卖血（一次）照顾我家供我上学而染丙肝他自己都没有家！他儿子挫学在京打工支持我反映！2010年二姐夫和另一位亲人同时发生重大车祸!两人重残！全家人生活极度拮据无助！为生存，近期我多次到当地信访，民政部门申请政府给予救助，但冷言冷语让我伤心、痛心更寒心！说我要有失业证，年青办不了！我是算失业还是有业呢？父母的低保单村里已盖过章签过字粮食局要走不给我！
二．讨个说法：
1，委培协议为什么我没有？
本人95年在吴城镇一中上学，当时在三（1）班，成绩在校前10名内，按照招生计划类别为委培；委培单位和录取学校要签一份协议，并且还要和被录取的学校学生签一份协议，可是我被录取却没有；到郑州市财税学校报到时，学校老师检查问我要委培协议时，我惊呆了，正准备让陪我一起去的幺爹回家办时，老师说：“在学校交委培协议费是一样的，到时候你档案就有一份协议，以学校签的协议为主”我就听了学校老师的话，因经济和通讯条件有限年少的我后来也没有多问了。经人事部门确认：协议应以学校签的为有效，其它个人与单位签的无效！郑州老师说的还是对的！我惊呆的原因是我在一中填写时我就问班主任要过他说就一张，我说拿去复印，他说只能有唯一一张！我没有！
2．招生计划为“一名”!而我们一起去上学的共有“六名”！他们在上班为什么我却上不了班？
招生计划的制定本人并不了解多少，而在南阳市下的招生计划为“一名”是桐柏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委培，列的学校，代号，专业等十分明目，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是先按志愿再按分数从高往低分数录取。其它五名应该是县里下的计划吧！他们都在上班我却没班上！粮食局高志杰和刘强表态：2009年说我再不听就不管了，2010年说让我到武汉富士康去，2011年却说让我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心去，这些单位也要招生计划吗？也要经过人事局的手续吗？也要大分办盖章吗？要河南省财政厅的章？
3．桐柏县人事局大分办为什么要篡改我的材料，又压制我的分配时间目的是为什么？改我的性别又是为了谁？ 我的编制又是在哪呢？
在98年毕业按学校的手续流程经南阳市人事局回来按时报到！时间为98年7月21日，报到证上有两处都可显示！按粮食证明和户口证明等日期，大分办应该在1-3个月给本人安置完毕！可是并不如此！报完到本人几乎98年下半年都在大分办的门口！记得当时有一位男同志骑着自行车问我在门口等有啥事？我说报完到什么时候分配到单位呀？他说：“你别这样等了，每年分两次，每次有三批，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分别是在3月和9月，到时候他们会贴出来！有你名字你就来，没你等下一批，回去吧！”且非要我留个电话！农村哪有电话呀！就留了当时我姐在县城打工的人家（刘建华）的电话（他复印过我所有的证件和材料）！ 当时中央电视台CCTV1就报到过：“没有及时分到单位的最长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可是99年他们依旧没把我分下去！仍旧压制两年，在2000年7月27日本人又来到大分办的窗口时！有一个男同志拿着未填的介绍信说：“就剩你一个人的啦！”一边写一边说，我看着他写的同时！说：“为什么不给我分到工商局！”他说：“给你分了就不错了！”看到他写99年时，我又说：“我是98年毕业的，不是99年毕业的！”他说：“没关系”，我说：“你改过来吧”，他又一次说：“没关系”，当时旁边还有一个男的想笑而没笑很得意的样子！当时我想他们无非就是为了掩盖当时没及时分的超期政策吧了！当我接过介绍信再看时，又一次问他说：“是粮食局还是企业，如果是粮食局我就去，如果是下属企业我就不去！”另一个男的却发话了：“不去拿过来撕了”还把手伸出来要夺的样子，开介绍信的说“我们分到单位都是这样写的，在局里还是在企业是由单位内部定的！你不去拿过来盖个作废章作废，还放这不给你分算了！”我没走也没作声！另一个男的说：“当天之内有效”，他看下午近5点时，又说：“24小时内”，接着又说：“明天上午9点拿介绍信去粮食局准时报到，不去过期自动作废！”，开介绍信的人说：“快去吧，现在说不定他们还没下班”，当时我跑步去粮食局下班了！第二天准9点，粮食局人事股张林来到粮食局三楼最西头，先打开门，我说来报到时，她笑着说等她领导来了给他，”说着她拿过去看！正好人事股长张定山也来了！接过介绍信没看就说：“你回去等通知吧！”不到一星期档案也提了过来。而现在大分办开给粮食局的名单上我已然还错写为99年毕业生，更吃惊的是我的性别却成了女的！本来要复印的粮食局纪委刘强不给我！大分办的存档还是女的！而听一些领导人说还应该大分办给我开一张工资介绍信！如今我也没有！他们说没有就不对！报到证上盖着河南省财政厅的章为何不见我的工资呢？我的编制到底去哪呢？为所欲为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录取名单上的有的同学回来就上班了！而我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工作呢？粮食转移证明上盖上“毕业分配”的红字！介绍信上又盖有“河南省财政厅毕业分配专用章”！我的工资又去哪了？
4．桐柏县粮食局为什么不按置我上班到后来借粮改制政策强迫我买断呢？为什么要改我的身份呢？为什么又要抽换我的干部档案？
桐柏县粮食局接收了我的档案户粮关系却不接收我人，目的又是何在？1998年到2004年共6年呀！不按置我，推迟我！粮改制还没推行呢？而在2004年7月又把我分到一个不存在的粮站去！粮管所的所长根本就不认我！我又没在所里上过班！而粮食局为什么说1998年—2005年我在粮管所上班呢？2004年7月这正是在粮改制进行时！而粮改制的纪律其中一条明文规定：“不准突击提拔和调整干部，乱开口子调进人员，逆向操作调整人员，以人划线返聘人员”为什么粮食局违纪把我调出，强迫我买断，不买断还是什么都没有呢？这不是掩盖还是什么？更伤心的是如果买断没有明确的书面数字，更不拿政策依据；口头说，一会儿是7000元，一会儿说是10000元，一会儿说13380元，一会儿说20000元；就连保险基准还说法不一呢？这政策如同买卖也看人的心理吗？说我是干部已经比其他职工多多了！还说在2005年12底最后一期的中国劳动报上登报解除与我的人事劳动关系！让拿报纸拿不出来！为什么骗我？经律师说这是违法的！经人事部门说粮食局无权介开具介绍信，更无权决定我的去留！本人的档案一直在粮食局人事股，当我发现我的档案被换且材料极少时就立即向已向市.县纪委反映过请求保护档案！纪委说不要紧让找刘强！而粮食局纪委书记刘强说别人拿去看了！看完还给我！偷偷抽换我的档案又是为了谁呢？这又是谁在看呢？为什么在2008年还在看呢？而现在又说我是粮食局的职工而不是干部！为什么前后矛盾呢？我的档案一直在粮食局人事股！人事部门说我档案在哪人就在哪！粮食局为何又不认呢？为什么人事股张定山还要问我要档案保管费每年300元呢？有这一说吗？本人家境贫寒申请的低保单已签过字盖过章被粮食局要走,若买断就有,不买断就无!苦苦贷款上学难到是为了和粮食局作交易吗?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一个定论的说法呢？一致的说法呢？
三．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里！在我们党领导的纪律严明的社会里！垦求领导听听我的心声吧！
由于自己的上学连累了不少的人，造成家庭现在的困境！使父母到了晚年还不安心！使他们忧伤！无论我过的怎么样让他们二老受苦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痛！这些年来家人和我本人受到的困难一些没有经受的人是不知其中的辛酸和痛苦的！学业完成而人事局和粮食局如此的为所欲为！日久见人心！他们的算盘对一个当时年少贫困的我蒙过一时！而过不了国家的纪律政策法律条文和大家雪亮的眼睛！他们的谋算成功至今还在庆幸着！而我还在为生活挣扎着！一个是失业还是有业？是农还是非农？一无所有的单身的受伤的我再次向全中国有正义的人士发出久埋内心冤屈无助的呼唤：“关心关心吧！救救我吧！”
联系电话：15938453216 QQ:1397175471 邮箱:xuyujing123456@126.com
2011年6月24日上午9时，本人——童斌按约到武汉市洪山区政府大楼5楼与区政法委彭书记见面商谈我家房屋被强拆一事；因彭耍约，我就找其他官员，无人搭理，情急之下我手持喊话器喊话：“守法公民，房屋被毁，无处居住，请求坐牢。”这时来了7个大汉，口里叫着“搞邪了，敢在这里喊喇叭，你找死”！把我的喊话器抢去砸坏了，把我拖到走廊一处没有监视摄像头的地方，一个圆脸的大汉朝我胸部打了一拳，之后他们全部冲上来围攻我，乱拳之下我被打倒在地；我的兄弟当时在情急之下拍下了那一黑幕，他们几个人围攻上去抢走了我兄弟的照相机砸坏，罪证被他们销毁了，还出手打伤了兄弟，把他当犯人一样双手像架飞机反架着，直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晚上睡觉胸部很痛动弹不得；当时我疼痛难忍，越过五楼的栏杆想跳下去一死了之，被他们拖了下来。
报警后，110到了现场，做了记录。区政法委付书记派车派人送我到武汉军区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胸部闭合性损伤”（左6—7肋骨骨折）。
我的房屋被毁，求生不易，打得我疼痛难忍，求死不成。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啊！！！你的子民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难道你视若无睹吗？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无罪公民，落魄如此境地，你能否替民主持公道，查一查是谁在犯罪？
一个无辜公民：童斌
2011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