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公民来稿

  • 静坐29天,巧遇冯老师

     


    8月26日星期三早晨7:30后,70多名失地农民从莘庄工业区的四面八方奔赴一中院,请中院为民立案。失地农民陆续走进立案大厅,为了提醒法官尽快立案,失地农民拿出了“我要立案”的胸牌挂在胸前。


       这几天天气经常下雨,给老农民们上法院增加了困难,但老农民心中有火啊!工业区各级领导,特别是居委干部不为百姓排忧解难。老是出来刁难上访人员,如今老农民们拿起法律武器,状告违法行为。这些居委领导又是一对一或二对一,所谓开导劝解,提醒维权老农民。想升官想表现,几个居委领导还用威吓方法恐吓老人…….所以失地老农民不怕暴雨,坚持上法院静坐,表示不怕恐吓和坚定维权的信心。


       10点半左右,大门中突然出现冯正虎的身影。只见冯老师神采奕奕面带笑容,坚定有力走进了法院。人们用敬仰的目光注视着,万人尊敬的勇士。是啊!攻击你的人是极少数,这些人为了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古人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冯老师您为人民奔走,您为弱势群体呼吁,您为国家民族的兴亡进了匹夫之责,督察简报就是证明。向党的领导,国家机关领导,人大代表畅谈领导们看不见,听不到的基层状况和呼声,光明磊落。所以莘庄工业区失地农民为一见冯老师的风采而高兴,衷心祝福冯老师,冯老师一家健康幸福!愿冯老师的冤案早日平反,愿冯老师多为人民说话,多出简报,共同分享。


     


    莘庄工业区失地农民


    2011年8月26日

  • 湖南江永退休干部李才源及其家人的控告书

    举报人、控告人:李才源,男,现年72岁,汉族,退休干部,住湖南省江永县潇浦镇千家峒路108号二楼,联系手机:15807482005


    举报人、控告人:廖开贵,女,现年55岁,瑶族,居民住址同上,系李才源之妻,身份证号:432925195507251628


    举报、控告事项及请求


    一、             请求有关部门依法立案查处汤荣石指使何炮成打击报复、毁坏哄抢财物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责令赔偿经济损失1083000元。


    1995年,举报、控告人李才源在江永县厂子铺乡与允山镇合并工作期间,为了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向县计生委举报了汤荣石的胞兄嫂奉四妹(乡计生专干)包庇乡农电员宋安灵超生六胎,未结扎又没有受到超生处罚的事实。经县计生委调查核实后,奉四妹受了批评,并被调离允山镇工作。奉没有去上班,儿时停薪留职在家。奉四妹为此对举报人李才源怀恨在心,伺机报复。1999年汤荣石(现任东安县委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调任允山镇党委书记,奉四妹及时复职上班。这时,她认为报复举报人的机会来了,遂与其夫胞弟汤荣石密谋策划,千方百计对举报人进行报复,事实如下:


    1、              汤荣石利用担任允山镇党委书记之便,以借故规划建设市场为由,强行终止举报人与镇政府签订的香柚树承包经营三十年的合同,给两举报人造成经济损失三万多元,至今还有两万多元尚未补偿。


    2、              1991年举报人、控告人廖开贵在厂子铺乡政府旁边建了一栋榨油厂房,榨油生意很好,收入很大。汤、奉看见了有些嫉妒,即起报复歹心,制造谎言说举报人侵占集体土地建厂房,利用职务之便,指使何家湾党书记何炮成挑动40多名不明真相的村民,每人给劳务费27元,于2000年10月25日趁两举报人均不再家之机,窜入举报人的厂房,将举报人的厂房全部拆除,榨油机捣毁,厂房内全部生产设备和生活用具及木材全部哄抢一空。给举报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六万多元,至今停业损失达108.3万元。


    3、              汤荣石还认为对举报人李才源报复不够,还未满足其嫂奉四妹心中仇恨。为此,汤荣石和奉四妹时刻企图将举报人置于死地而后快。2001年汤荣石暗中对下界头村的村民黄文孔协议,对黄许诺,只要黄设法谋害举报人成功,便可安排其当村长,并给其4000元酬金。由于当时有好心人相告,汤荣石的阴谋策划才未得逞,汤荣石还扬言:“不搞垮李才源,誓不为人!”。


    4、              2003年,汤荣石指使原允山镇镇长何建兵将上届党委安排给举报人李才源的退休住房暗中卖与他人,强行将举报人一家赶出,并把举报人李才源的左手砍伤,花费医药费600多元。致使举报人一家流落在外,无家可归。


    二、             请求上级部门依法查处县委。县人大、县政法委、县公安局等部门领导包庇、纵容汤荣石、何炮成违法犯罪的行为以及违法动用警力对举报、控告人廖开贵衣服上访三次违法拘留、一次违法追捕的报复陷害行为。追究他们的党政纪责任,以至刑事责任。并责令赔偿举报、控告人被拘留和追捕期间的经济损失、精神损害共计59.5万元,恢复名誉公开赔礼道歉。


    举报人受到汤荣石、何炮成打击报复、毁坏公私财物犯罪行为的侵害后,为了求得法律对公民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合法权利的保护,曾数十次向江永县委、政府、人大、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等部门举报、控告。请求有关部门依法立案查处,追究汤荣石、何炮成的刑事责任和党政纪责任,并依法赔偿经济损失。但有关部门官官相护,包庇、袒护汤、何两人的犯罪行为而迟迟没有依法查处。举报、控告人遂依法逐级向市、省有关部门控告,直至进京上访,以求得问题的解决。江永县有关部门和领导不但对举报、控告人提出的举报、控告不依法查处,对合理诉求不解决,反而对举报、控告人依法上访进行压制、打击、报复、违法拘留和追捕。事实如下:


    1、2007年4月2日,举报、控告人喊冤赴京上访,4月24日江永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太福带领警力到北京将廖开贵押回江永县公安局进行刑讯,不准上访。因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廖开贵于同年9月22日又进京上访,9月27日,江永县公安局的四名干警,将廖开贵押回江永县公安局,送拘留所,违法拘留廖开贵10天。


    2、2008年6月25日举报、控告人廖开贵进京上访。7月3日被江永县公安局的人押回县公安局刑讯逼供、并送县拘留所,违法拘留廖开贵10天。李太福还威胁说:“你廖开贵如果再上访,抓住你判你的刑,要像打桃川周树军一样,把你打成一个半死不活的废人。你李才源也一样,如继续上访、告状,就停发你的工资。”


    3、2008年7月16日,是举报人从拘留所出来的第三天,李太福又指使县政法委召集警力,到处找人制造假证据,决定对两举报、控告人抓捕送劳教。据知情人相告两举报、控告人不得已含泪深夜逃到长沙好友处避难。在长沙避难期间,李太福到处派警力设卡追捕,后得知举报人在长沙,又派允山镇党委书记周建志带领江永县公安局干警到长沙与长沙市刘正街派出所的民警联合于7月26日深夜十二点冲进旅社。不容分说,抓捕两举报、控告人,导致举报、控告人赤身裸体,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后,连夜押回江永县委党校。李太福暗中指使允山镇党委书记周建志做举报、控告人的工作,许诺安排廖开贵工作,并买5年的养老保险等种种利诱手段来塞住举报、控告人不上访,两举报、控告人当场给于拒绝。李太福气急败坏地说:“你们的案子没有什么处理!你们就死了心吧”


    4、2008年12月25日,两举报、控告人又进京上访。受李太福指使,2009年1月2日下午,由允山镇镇长李世忠接回江永后,直接送江永县公安局,捏造廖开贵到天安门参加游行、闯中南海等莫无须有的罪名,违法拘留廖开贵10天。同时将举报、控告人的所有信访材料扣押,至今还有五份重要材料没有归还。(这五份材料涉及某领导违法违纪的问题)


    综上所述,汤荣石、何炮成的行为已分别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4条、第268条、第275条之规定,构成报复陷害罪、聚众哄抢罪、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请求依法追究汤、何两人的刑事责任,并赔偿举报人的一切经济损失。依法上访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而以李太福为首的江永县各级各部门领导违反宪法和法律、《信访条例》及中央的有关规定,包庇犯罪,不但对举报。控告人提出的举报、控告事项不予办理,还利用手中的权利违法动用警力设卡、拦阻、追捕、拘留上访人,实施打击报复,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54条之规定及其它有关规定,构成报复陷害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及党政纪责任。


     


     


    此致


     


                                                        举报、控告人:李才源、廖开贵


    2011年8月

  • [图文]无锡吴世明就暴力拆迁及父亲被逼死的控告

     


    尊敬的领导,您们好:


    我叫吴世明,我要控告无锡市北大街派出所民警鲁鹏徇私舞弊,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保护非法拆迁黑恶势成员潘亚伟及没有合法拆迁手续的盛昊拆迁公司,颠倒黑白,滥用公权力逼死我父亲,将我不少于七次进行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强逼我签订不平等协议。


    北大街派出所民警鲁鹏在明知道该组织没有合法手续情况下,将我多次非法拘禁,以所谓故意伤害罪为由,并在第三人民医院不让医生给我看外伤,故意纵容包庇该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在没有合法拆迁手续的情况下已多次在该地区行凶作恶,在我被非法拘禁放行前潘亚伟又继续作恶将其他被拆迁户打伤,北大街派出所又将其他被拆迁户非法拘禁,为此我多次和鲁鹏而及其保护伞交涉,并严正提出,要求北大街派出所政府信息公开从这次拆迁以来所有被拆迁户及被拘禁人员信息公开,可至今未果。


    关于北大街派出所颠倒黑白认定我故意伤害黑恶势力人员潘亚伟,对我多次非法拘禁和监视居住,这些证据充分证明北大街派出所民警鲁鹏及领导的犯罪犯罪事实,铁证如山:1:民警鲁鹏在三院不让外科医生给我看外伤;2:一进派出所不用和潘亚伟对质就将我关押扣留,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利害关系人以及北大街街道拆迁推进组郭部长理应回避,可郭部长在北大街派出所打电话给所长秦丰要求严办,干涉司法公正,可见他们犯罪团伙的危害不一般。


    关于故意伤害:


    1:北大街派出所民警鲁鹏和北塘分局相关领导在明知道其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保护犯罪分子及其团伙


    2:该犯罪团伙多次设局将我和该地区其他被拆迁户骗到盛昊公司殴打,然后和该地区派出所串通一气设陷抓捕我地区广大合法被拆迁户。


    3:2010年5月18日晚上潘亚伟等人在明知道我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为了达到他们的非法日的,故意行凶杀人,以潘亚伟为首和盛昊公司设局将我骗至该拆迁公司往死里打,并扬言拆迁也不是没有打死过人,至少5、6个人一起动手,其中潘亚伟首先动手打击我的头部,致使我当天身体多处受重伤,生命垂危,我没有机会还手打人,也没有能力还手。(有照片和三院病历本为证)


    4:即使像他们所编造的那样说我伤人,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对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他们逼迁,打人是有组织的犯罪,有专人伪证人和收买、威逼来的所谓的拆迁户。所谓潘亚伟骨伤鉴定为轻伤只能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黑恶势力成员凶残性,即使让我打,他在不还手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能力赤手空拳将其打成骨折,这只能证明他对我下手之狠之重,他的目的是要剥夺我的生命,仗着自己有黑后台和北大街派出所、北塘分局的保护,搞恐怖逼迁,故意搞放纵行为,由言行转化为行动,在2010年5月19日该犯罪团伙成员之一潘亚伟对我地区被拆迁居民恶打。在被放出来之前我就质问北大街派出所所长秦丰,你不是说潘亚伟被我打骨折了吗,怎么又能打人了呢,不知道公安局的鉴定轻伤报告是怎么出来的,他的这张报告这么容易出来,不知道又敲诈了多少被拆迁户,还有北塘分局对我的监视居住和拘传证又是根据谁家法律条文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要保护的是合法性还是非法性,不知道他们收了多少黑钱,又分了多少黑钱!!


    关于拆迁的非法性


    1:该地块是市交通产业集团2006年买,所有的手续已过期。拆迁实施单位是通荣拆迁有限公司,拆迁期限是2007年9月12日—2008年6月30日,盛昊公司并不是该项目拆迁单位。


    2:该地块于2009年12月已倒卖给无锡世茂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和无锡世茂新发展置业有限公司,可去国土局查证,而且价格7408万元明显低于市场价,存在严重腐败问题,按我国相关法规应重新审批立项,规划,所以其手续无效,非法。


    3:调整为世茂新发展置业有限公司也没有举行听证会,公证单位也没有到场公证。


    4:按照我国拆迁土地相关审批法律规定,其程序应该是先立项、规划再批地,而该项目是先立项、批地再规划,其属程序违法,违反我国规划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北大街派出所民警鲁鹏在明知该地块系非法情况下,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将我非法拘禁,公开上门抓捕拘押我。


    按照政府信息条例第十三、十四条规定除国家机密、商业机密、个人隐私,所有事项必须公开,我已多次要求去年从拆迁以来被关押案件,特别是和拆迁相关案件及潘亚伟相关案件,公安局北塘分局及派出所是政府职能部门,理应受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约束把所有案件向民众公开,可至今未果。从我收集的材料来看,该黑恶势力组织,特别是潘亚伟及其保护伞危害性极大。他们恐吓我母亲,逼死我父亲,打人杀人无恶不做,我本人抢救的及时,要不然也被他们打死,至今头脑昏昏,左右眼留下残疾,左眼睁不开,斜视,视力严重下降,牙被打掉,面部部分肌肉轻度瘫痪,由于北大街派出所民警鲁鹏等人的庇护到医院不让看外科医生致我留下终生残疾。民警鲁鹏以所谓的病人无钱支付为由拒绝我看外科,病历卡上有鲁鹏签字为证。我当时身上有钱,即使无钱也可以通知家属来付,为什么还要扣下我的病例本,综上所述,潘亚伟等人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危害极大,人神共愤,我强烈要求检查机关查办危害人民的黑恶势力保护伞民警鲁鹏及北塘分局相关领导。他们徇私枉法,玩忽职守,滥用公权力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致使许多居民遭受黑恶势力非法逼迁,设陷抓捕使许多维权被拆迁户蒙受不白之冤。


    根据我国拆迁评估条例,评估应双方协商指定,而不能单方指定,但是该地区所有居民都没有参与协商,所有的评估都是单方指定的,所以他违反了国家评估条例。由此导致了拆迁的非法性,更导致该黑恶势力成员串通北大街派出所民警鲁鹏和相关保护伞,采用非法手段牟取非法利益,想尽办法设陷抓捕我地区合法维权被拆迁户,逼死我父亲,恐吓我母亲,殴打该地区的居民,其危害性不亚于旧社会上海滩流氓黄金荣和四川文强,该地区居民无比痛恨,强力要求党中央有关部门查办这类危害民生的案件,再此强烈要求惩办凶犯及黑恶势力保护伞还我及我地区居民一个公道,真正实现胡总书记所说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谋,情为民所系”惩办凶手和黑保护伞,维护中央的权威性,让省委罗志军书记2011年5月20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打白条。


    地区无日月,神州盼青天!


     


     


                                           控诉人:吴世明


                                          电话:13357913800


        2011年8月


    附:丧尽天良逼死我父亲


     


      北大街派出所民警鲁鹏等参与非法拆迁勾当,以帮助办理分户,低保为由来我家中,我父亲躺在床上,逼迫、恐吓我父亲签订不平等非法拆迁条约,被我父亲拒绝后就说你不签你儿子就要坐牢。不久,就上门抓捕扣押我,我就央求他我父亲身体有病,你们不要逼他,我要带他去上海大医院进一步治疗,鲁鹏知道后不但不给予照顾,而且还给我来一张监视居住,非法剥夺我人身权利,并威胁我你不签订拆迁协议,你父亲休想去上海就医,我父亲一再询问我不去上海大医院治疗的原因,我在实属无奈的情况下告诉他实情,我父亲得知该情况后,当场晕死过去,醒来后他告之我我家原住火车站、汽车站附近,系崇安区门面房产权房。


     


    北大街街道、北大街派出所以及分局在明知是非法拆迁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明目张胆对抗中央有关政策,我父亲以绝食相抗争,几次交涉无果,我父亲临终遗言:民警鲁鹏、街道潘亚伟是害我父子的罪魁祸首,潘亚伟打杀我儿子,鲁鹏颠倒黑白制造冤案将我儿子关押,拒绝看外科医生,关采用非法手段不让我儿子陪我去上海就医实属可恶,灭绝人性,丧尽天良,我决以死来抗争。由于民警鲁鹏和盛昊拆迁公司,街道潘亚伟勾结在一起不断骚扰迫害导致我父亲病情加重,无法去上海在医院医治,导致我父亲绝食身亡。


    北大街民警鲁鹏、盛昊拆迁公司和街道潘亚伟仗着自己有黑后台撑腰,一而再再而三地迫害被拆迁户,制造冤假错案,在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党中央,江苏省省委书记委罗志军同志2011年5月20日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后继续顶风做案,变本加厉地对我进一步地迫害,滥用公权力,无视党纪国法制造许多人间冤案,在这里我再次恳求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坚决查处这类公开和中央、省委叫板的黑恶势力保护伞以及幕后黑手,如不严厉查处不足以平民愤,不足维护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在无锡百姓心目中的威信,绝不能让那些害群之马来威害我党在百姓中的威信和美好形像,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党的政策阳光雨露,实现胡总书记所说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谋、情为民所系”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


    吴世明


     


    吴世明

  • 湖北谌才银看守所内暴死十余年难获国家赔偿

     


    我叫肖凤珍,现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处理我的国家赔偿申请案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致使我的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的情况反映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的丈夫谌才银是一个老实本份的农民,1994年11月9日,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局在未办理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之下,将谌才银传唤到公安局并非法予以羁押,同年11月12日,谌才银在黄陂区公安局收审所被人活活打死。


     


    谌才银被无辜殴打致死后,历经公安、检察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侦查、起诉、审判最终将直接打人的凶手判处了死刑。同时也查明了黄陂区公安局纵容他人殴打谌才银的事实。但是由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严重失误,直到2010年11月22日,我才收到1996年2月1日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书》。


     


    收到这份迟到了15年的判决书后,我立即依法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国家赔偿的申请,其主要理由是:


     


    1、请求人提出国家赔偿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请求时效规定。


     


    2、受害人谌才银在看守所内被人殴打致死,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局存在严重过错。


     


    3、受害人谌才银并不属于收容审查人员的对象,黄陂区公安局对谌才银的收容审查程序严重违法。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于2011年3月10号下达不予受理通知书,其理由是:我的赔偿申请不具备《国家赔偿法》的溯及力,故不予受理。我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其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一款、第三款,对于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前但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仍然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适用当时的规定予以赔偿,当时没有规定的,参照《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由于谌才银一案虽然发生在1994年11月12日,但被依法判决确认的事实发生在1995年1月1日以后,且1995年1月1日之前对发生在看守所关押的人犯被打致死的国家赔偿没有具体规定,故应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


     


    我们申诉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5号将此案的申诉材料转给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但又不作出具体处理意见,问其理由,答复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属于形式错误,应予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上一级人民法院才能受理。如此一来我一个弱女子在武汉中院、湖北省高院之间来回奔跑,至今仍无结果。


     


    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行为严重违法


     


    基于上述事实,我认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了掩盖自己在刑事案件送达文书上的严重错误,不惜以更加错误的方式阻碍我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后果是直接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


     


    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第104条、第10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应当依法向被告人送达诉状副本,并在判决后向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及时送达法律文书。然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却严重违反刑诉法的规定,在二审裁定下达十五年之后才向我送达1996鄂刑一终字第4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致使我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严重失职,让一个已遭受重大打击,失去主要劳动力的家庭,再次受到了来自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直接侵害。我从1994年起就乞讨生活拖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至今,这其中的艰辛又有谁能知道?难道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违法送达行为就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吗?


     


    其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形式上的错误,并不能掩盖其实处理程序上的错误


     


    武汉市中院的错误纠其原因,是为维护本地公安的利益,官官相护、权倾一致而作出的极不负责任的决定。作为上级法院理应依法纠正。但奇怪的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武汉市中院的法律文书格式不符为由,拒不受理我的申诉,而在我多次的追问之下,两级法院之间居然将责任互相推诿,武汉中院认为省法院将申诉材料下转是错误的,他们可以用通知的方式不予受理此案,而省高院认为:武汉中院的通知形式不是国家赔偿案件的决定形式,他们不能处理。我们弄不明白,既然武汉市中院连法律文书的形式都错了,那么其内容不是更加错上加错,明知武汉市中院下发了错误的文书,湖北省高院又为何不敢纠正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湖北省高院的刑事判决送达错误,直接导致了我的国家赔偿程序障碍。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上、下两级法院相护推诿,置百姓的利益于不顾。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用一句失误而能够解释的通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对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的放纵,对人民群众生命权的犯罪。


     


    现将上述情况予以反映,请求大家的帮助。                        


     


                                         肖凤珍


     


                                        2011/8

  • 国家一级运动员田甜过斑马线时被电车撞死的真

                 作者:田先春       时间: 2011年7月27日


     


    各位网友,我,一个独生孩子的父亲,现已是风烛残年;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含辛茹苦,把女儿培养成了国家一级运动员。由于女儿田甜在武汉集训考试途中走斑马线时被公交电车撞伤,送往武汉市第三医院抢救,狠心的医院不及时检查救治,不负责任的医生延迟手术,湖北省体工大队领导在手术关键时不签字,而导致我年仅21爱女田甜不幸死亡。从此,我一个令人十分羡慕的家庭,成了家破人亡,人财两空,陷入绝境。由于武昌交警大队的违法行为,使车祸真相至今难以见天日,让九泉下的女儿死不瞑目。一个失去爱女的父亲为此奔走呼号了九个年头,其间女儿的母亲急疯成疾,爱女死亡的第二天奶奶含悲而去。我葬了爱女又到殡仪馆守孝老母忘灵七日,我还不明不白落得了拘留十天,劳动教养一年的遭遇,曾几次被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的殴打,造成肋骨两根断裂,关押在北京“安元鼎黑监狱”没绐治疗只有自巳喝自巳的尿断病根。


     


             走斑马线被车撞  交警处置乱作为                   


     


         2002年11月3日9时50分,湖北省乒乓球队用车送田甜等一行六人去考试,考试完毕后,她们回单位,在湖北教育学院门前走在行人斑马线时,突然被武汉市电车公司的鄂A65702号车违规行驶撞飞二十米远,当时被紧急送往武汉市第三医院救治,七天后死亡,女儿的奶奶闻讯悲痛而去。当时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正在召开,为顾全大局,我七天内热泪葬了爱女又含泪安葬了母亲,一直到律师朋友问我女儿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时,我才想起去查找。于是我去有关方面多次上访索讨,直至2005年7月11日武昌大队才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寄达给我。在交通责任认定书中,把事实颠倒黑白,严重的弄虚作假。2002年11月14日交警盖了章,直接把死亡通知书给我,而15日制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记载的田甜只是头部受了重伤,田甜走斑马线时负全责。让人不解的是:2002年11月15日武昌交警大队处理田甜车祸的黄、颜警官给我家属出具了一张3000元的欠条,要按时找交警拿钱,当我们去找交警时,他们推脱,不可能有这回事,而我要告交警时,立马就给了钱。2004年10月中旬,武昌交警大队三次去荆州找我,要求按16.8万元私了此事。我不同意,要求公布真相。令我十分生气的是:2005年7月11日收到的交警责任认定书与我和律师2004年9月27日在武昌交警大队取得的责任认定书复印件不是同一个版本。为此,我去有关方面举报,但至今都得不到任何处理,多次到武昌区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均不受理。


     


                延迟手术八时整,耽误最佳抢救时


     


    女儿田甜发生车祸后,第一时间被送到了武汉市第三人民医院,入院诊断为:受害人车祸撞伤当时昏迷,无发热、无恶心、呕吐,无大小便失禁症状。尽管医院上午12时35分对田甜进行开颅手术,但下午5点左右,我赶到武汉市三医院时,立马找到了外科龚主任,要求转到同济医院治疗,可龚主任不同意,并吓唬我:“转院途中生命有危险,本院不负任何责任,并同意我在武汉市请专家来三医会诊。”于是,我通过关系花2000多元请来了协和医院的专家,专家来后,可三医院又不准专家进入女儿田甜的病房,心急如焚的我去找体工大队领导帮忙协调,但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于是去找主治医生龚主任,但在医院却无法找到他的踪影。无奈,专家只好离去。


     


    当天下午5点40分钟,我们家属发现女儿田甜腹部隆起,急忙求医生检查,才发现脾脏破裂,6点30分送手术室做第二次手术。女儿苏醒过来,吼着爸爸,快救命,用两只手反复要拔掉嘴里的氧气管我拼命的按住女儿的双手,护士跑来用纱布将女儿的双手捆在了手术车的架子上从六楼病房到一耧的手术室里女儿都在挣扎,吼着。晚上8点30左右手术做完,医生将切除下的如星状破裂脾脏给我看,并说:现在血已经给止住了放心吧!


     


    我在医院艰难而痛苦中守候了七天六夜,最后一晚是三医院骗我说:田甜的病情已基本稳定了,要朋友强拉我去招待所休息。可是,第二天天刚亮,我去医院时,见到的却是女儿尸检和整容后的尸体,下午我可怜的母亲听到孙女的噩耗,在万分悲痛中离去。令我想不通的是:女儿从送到武汉三医的那天起一直到死亡后,都没有收到过女儿田甜的“病危通知书”,也没有医生向我说过女儿的病情。于是我怀疑是武汉市三医院和主治医生受人之托,丧失天良,间接故意不作为是造成女儿田甜死亡的原因。


     


    2008年秋,我将女儿田甜的病历复印给了一位医学专家审阅,专家看后很是气愤:“车祸发生在上午9点50分,10点15分检查完毕,11点50分才开始脑部手术,下午6点30分才做脾脏切除手术,耽误了最佳的抢救时间8小时,使血返回容量速减,加重了各器官供血供氧不足衰竭死亡。”


     


    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给女儿田甜所作的湘雅司鉴[2009]法文审字第497号,法医文证审查意见书上指出:被鉴定人车祸后入急诊,院方应注意有复合型创伤存在,应仔细检查胸腹部排除内脏器官破裂,进行常规胸片、B超、腹部移动性浊音、腹腔穿刺等检查。院方在被鉴定人在入急诊科至第二次手术前较长一段时间内未进行腹腔穿刺或腹部B超检查,以至腹部出血量增多,出现失血性休克,加重病情,所以武汉市三医院诊断、治疗存在不足。


     


         2008年8月,我拿着女儿的病历和相关材料,找到武汉市卫生局要求做医疗鉴定,卫生局以此事已超过时效不予受理。


     


                  省体工大队无人性  队员出事麻木不仁


     


    女儿在抢救时,我因为没有关系请专家来会诊,只好求体工大队领导吴济鹏,要他出面,可吴当场拒绝我的请求。后来我花钱请来了专家,在三医院不让专家进门时,又求助于省体育局的领导,同样遭到了拒绝。


     


    女儿的遭遇到有关方面调查时,与她们三人同行的胡云要为女儿作证,省体育局游泳教练不准许,我们家属同胡云单独交谈,教练在旁边威胁:“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表态,小心下课!”等等。省体工大队领导还在会上打招呼,不准同学朋友到医院看望田甜,知道谁去了就让谁下课。


     


    由于省体工大队法人吴济鹏等人的种种违背常理的做法,田甜的惨死,激起了我对省体工大队领导的极端仇视,当时,我就砸了吴的办公桌,吴报警,后在周领队做工作,说让他们开会研究,我才离开。


     


    2002年11月20日,省队领导单方制定协议,要我找单位和居民委员会开来困难的证明,田甜的父母每月享受300元左右抚恤金,但我把证明写来后,省大队的领导口头承诺如石沉大海。女儿在湖北省乒乓球队集训和正式进队十多年,曾多次获奖。1999被评为“精神文明运动员”,2000年被授予“优秀共青团员”,2001年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证” 等等。


     


    2008年5月8日下午6点多钟,由于我的上访,前湖北省体育局长李建民紧急召开了局党委会,在会上向我保证:“你们田甜的家属是弱势群体,就像四川大地震一样我们是组织我们来帮你们。要求刘书记找现在对田甜最有利的文件,只要田甜能沾得上边的就向田甜倾斜,田甜的工伤、保险、退役等问题办完后报局党委批准;田甜生前两次出国当时组织的原因出国未成,造成田甜2万元的损失由省体育局组织解决;由于当时的领导冯梦雅、吴济鹏对田甜生前的问题处理不当,由组织出面和两位前领导谈话后,一定给田甜父母一个满意回复。”等等。


     


    事到如今这些承诺却没有任何一件得到解决。


     


     


     


                  含悲忍泪讨说法  不幸遭遇被劳教


     


    女儿含冤而去,母亲含悲离逝,妻子为女急疯成疾,我只好含悲忍泪去有关部门上访讨说法。


     


    2009年7月25日和8月11日,我为女儿之事在北京上访时,湖北省驻京办事处两次用黑社会绑架了我,并将我关押在“安元鼎黑监狱”,其间把我的肋骨打断了两根。


     


    8月11日湖北省驻京办李主任给我写下“保证不绑架田先春”的保证书。2009年9月10日,我拿着“保证书”去公安部状告湖北省驻京办,但公安部收到材料后,给我路条建议我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投诉。在高检院信访登记窗口不给我发表格,引发争执,保安看了材料后却给荆州市驻京办打了电话,驻京办动用警车警力将我押回荆州,要拘留我五天,我不签字,问凭什么拘我,而得到的回答是:“五天你不签字现在拘留你十天看谁很吧!”。在拘留所的第三天,沙市区公安局劳教管委会胡主任到拘留所找我谈话。他问:“还去北京上访吗?”我回答:继续上访!随后胡主任给我送达了劳动教养《聆询告知书》,胡主任对我说:“准备劳教你一年,暂未定,两天后再来和你谈话,看你的态度。”第二天,我找到拘留所的周警官,提出请求劳教聆询申请之事,可周警官对我说:“没事的,你放心,你是正常上访政府不会劳教你的,只是吓唬一下你罢了。”可是我被拘留十天期满后民警直接送我去了沙洋劳教所。


     


    直到2011年4月18日才在我哥哥手中拿到{荆劳审字(200)第224号}劳动教养决定书,而至今没有收到过解除劳动教养释放证。胡、周对申请人的聆听申请不予以理会,剥夺了我劳动教养的聆询权益。拘留我十天也没给我拘留证就不明不白的送我到沙洋劳教所,实施劳教。劳教两月后在没有撤销{荆劳审字(2009)第224号}劳动教养决定的情况下,又不明不白地被劳教所释放。像这些政府工作人员不作为、乱作为能够安邦定国吗?能够和谐社会吗?


     


        我痛恨这起交通肇事,我痛恨武昌交警的违法行为,我痛恨武汉三医的黑暗与无德的医生,我痛恨省体工大队的领导的麻木不仁,我更痛恨自己的无能,让女儿走行人斑马线被公交电车撞伤致死的真相难以大白于天下!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田先春


     


                           身份证号:420400194907140510


     

  • [组图]重庆石柱县农委官员称“双规”后遭刑讯逼

    我叫罗建红,我和老公黎万祥结婚已经20多年了,婚后第二年,我们有了女儿,从此,我们夫妻恩爱、孝敬父母、关爱女儿、和睦邻里,恩恩爱爱的过着幸福生活。他在重庆市石柱农委上班,业余时间他除了钓鱼这唯一爱好外,平时不打牌、不喝酒;年年被单位评为先进,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个求上进、工作忘命的好同志,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位知疼知热、性格温柔的好老公,在女儿的眼里他是一位既严厉又慈祥的好父亲,在他爸妈的眼里他是一位嘘寒问暖、十分孝顺的好儿子。我们从来与世无争,女儿很乖巧、听话,今年刚考上重庆大学。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在今年的农机风波里,重庆市石柱县检察院职侦局办案人员谭勇等人知法犯法采取拳打脚踢、扇耳光和长时间不准睡觉、不准吃饭、不准上厕所等多种惨绝人寰的非法手段,严刑逼供强迫石柱农委黎万祥等几个当事人,按照他们拟定的思路承认经销商陈一强在刑讯逼供下胡编的所谓受贿事实。至今他仍被关押在看守所里,我和女儿只有整天以泪洗面,因此事我们瘦得不成人行,他母亲哭瞎了双眼,父亲也因此一病卧床不起,我们多次向市、县有关部门和领导申诉,可石沉大海,我们一家人都是小人物,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在茫然忙无助的情况下,只能向社会大声疾呼:谁能救救我们?
         我老公黎万祥于3月28日被石柱纪委“双规”,于3月30日被送往湖北省利川市警示基地(利川市纪委、检察院刑讯逼供逼死冉建新的家乡)接受审查,4月27日离开利川关押到垫江、石柱等地看守所。在开始的10多天里,由于黎万祥没有利用工作之便收受任何人所送钱物,一直不能按他们(石柱纪委和检察院联合办案人员)的要求承认所谓的受贿事实。从此,恶梦开始,他受到了办案人员谭勇等人的非人折磨。工作人员眼看不能从黎万祥等人口中得到他们所要的所谓受贿事实,于是就胡乱找个经销商陈一强,要他编造给黎万祥等人行贿的假事实。从4月8日起,石柱检察院谭勇等人把石柱经销商陈一强,通过三天三夜的刑迅逼供。陈一强在经不起办案人员三天三夜惨无人道的折磨和非法诱供(陈一强给她家属的信和石柱看守所监控录像中能看到的伤情可以作证)的情况下,被迫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编造出了对黎万祥等人的所谓行贿事实。然后,他们把从陈一强那里非法得到材料,给黎万祥看,要黎万祥按那上面所说内容供述自己所谓的受贿事实,只要和那个材稍有不一致的,他们都拳打脚踢,当事人无奈的只好按陈一强所说的作了让办案人员满意的供述。
    7月26日在县法院开庭对黎万祥进行了审理,在庭上,黎万祥当庭推翻了以前的供述,并要求查看4月17日从纪委“双规”转送检察院至4月25日在检察院立案期间的同步录音录像,他要求法院还原事实真相,还他清白,可被检察院拒绝。就在庭审快结束时,黎万祥上厕所在庭外看见了在利川对他刑讯逼供的人,黎万祥当时情绪激动并当庭指控了他,说他是第一个打他的人,有人认出他就是检察院职侦局工作人员谭勇。
    由于所有事实皆为虚构,他们所做的材料漏洞百出,公诉人也不能自圆其说,所有供述中都存在行贿地点、经过、缘由相互矛盾和差异,在此列举一二:
      一、从黎万祥的供述和陈一强的证言之关联性来看,二者间存在着诸多明显的矛盾和差异,不能充分有力地证明黎万祥涉嫌犯受贿罪。
    1、关于2008年底受贿5万元的相互矛盾之处和不合情理之处。
    (1)行受贿地点、经过、缘由存在着矛盾和差异。
    首先,就地点而言,陈一强的两次口供都说,他是从门市部楼上办公桌上把钱拿到楼下门市部给黎万祥的,而黎万祥的几次供述都说,他是在门市部里面的办公室得到钱的。依据相关证据证明,2008年陈一强只是在农机大厦下面租了一间小门市部,该门市部根本就没有办公室。2009年1月13日陈一强从胡力手中转租了有五间门面的门市部,于同年2月2日陆续搬入,该门市部有一个小办公室,但根本没有楼。因此在行受贿地点上明显矛盾。此外,陈一强供述在2008年底给周建明、马学章每人5万元均是在门市部里面的办公室给的,且周建明、马学章都是从后门走的。然而客观事实是,2008年时租用的门市部既没有办公室,也根本没有开设后门。可见,陈一强的供述是在胡编乱造。
    其次,就行受贿经过而言,2008年行受贿的经过,当事人应该是清楚的。然而,陈一强的两次供述都说,是他亲自到黎万祥的办公室专门把黎万祥叫到他门市部里,从二楼办公室拿钱下到门市部送给黎万祥,而黎万祥的多次供述都说,是陈一强打电话给他,让他到陈一强的办公室里得到了钱。二人所说的行受贿经过大相径庭。
    最后,就行受贿缘由而言,陈一强的两次供述中均说,是因为2008年在石柱县万亩辣椒示范园区微耕机招投标中,由于得到黎万祥在招标中给他打了高分,使其中标从而卖出110台微耕机,因而各行贿5万元。根据相关证据显示,万亩辣椒示范园区微耕机招投标是在2007年12月份进行的,于2008年1月起实施。然而相关证据证明黎万祥于2007年10月至2008年4月在重庆市江津区挂职农机局局长助理半年,该招投标进行时,黎万祥本人不在石柱县,且不是招投标委员会成员,他怎能给陈一强打高分?由此证明黎万祥没有利用职务便利或影响力为陈一强谋求合法或非法利益,亦由此说明陈一强的该供述是虚假的。
     (2)陈一强在2008年底共行贿15万元明显违背常理和客观事实。
    首先,根据陈一强的两次供述,正是基于黎万祥、马学章、周建明在万亩辣椒示范园区微耕机招投标给予关照(即打了高分使其中标)使其卖出了110台微耕机,因而在同一个时间段给每人5万元,共计15万元。根据有关证据证明,2008年一台微耕机毛利是800—1000元,按高限计算,陈一强卖出110台微耕机,其高限的毛利也只有11万元,可陈一强却要拿出15万元去行贿。如此,陈一强不但没能盈利,反而还要承受4万元亏损。须知,陈一强是一个商人,商人就是谋求利益最大化者,如若陈一强作出行贿15万元的举动,则与商人的本性和人之常情明显背离。
      其次,相关证据证明2008年石柱县农机局局长是彭德斌,分管副局长是谭长伟,谁都清楚,真能为陈一强谋取利益的是二位主要领导,可陈一强未对二人行贿分文,反而要对无足轻重的黎万祥、马学章、周建明三人各行贿5万元,这于情于理是说不通的,只能证明陈一强是在胡说。彭德斌、谭长伟都证实万亩辣椒示范园区微耕机招投标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的,他们作为一般人员是参与不进去的。
      最后,2008年底陈一强共行贿15万的资金来源是虚假的。根据陈一强的两次供述,均表明他是用2008年底出售农机所收到的货款去对三人行贿15万元的。而客观事实是,所有销售农机的公司(包括陈一强的兴农公司),其销售旺季为每年的3-5月份和7-8月份,其余时间均属销售淡季,基本上无生意可做、无货款可进。可陈一强在销售淡季的2008年底却能用销售农机所收到的货款15万元去对三人分别行贿,这在客观是不可能的,因而是虚假的。
       2、关于2009年8-9月行受贿1.5万元的相互矛盾之处和不合情理之处。
     (1)行受贿1.5万元的缘由是矛盾的,与客观事实完全背离。
    根据陈一强的供述,2009年8-9月份他之所以向黎万祥等四人行贿,是因为他手中持有多的可以申请国家补贴的农用机械卡,由于黎万祥等四人给予帮助和方便,使其得到了虚报50台汽油微耕机的补贴款6万元,从而便用6万元分别向陈以宁、黎万祥、马学章、周建明各行贿1.5万元。而黎万祥的多次供述中均声称,他受贿陈一强送的1.5万元是因为,陈一强想和他搞好关系,给予陈一强帮助和支持,但从未提到在可以申报补贴的农用机械卡上给予帮助或支持,从而骗取国家补贴款。据相关证据证实,重庆市是从2010年2月8日在全市范围内才使用农用机械卡的,在2009年根本就没有农用机械卡这个名称和利用该卡进行补贴申报与管理。由此证明行受贿缘由是虚假的,同客观事实不相符合。
     (2)陈一强在2009年8-9月份共向四人行贿6万元的资金来源是虚假的。
    根据相关证据和客观事实可知,国家对农用机械的补贴款项是直接给予生产商,而不是给予各级经销商的。如若陈一强在黎万祥等人的帮助下,利用农用机械卡虚报了50台汽油微耕机,从而骗取6万元国家补贴款以行贿,那么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陈一强虚报的是哪一个或几个生产商生产的什么牌号的汽油微耕机?陈一强是怎样同生产商合谋骗取该6万元补贴款的?该补贴款由国家首先直接支付给了哪一个或几个生产商的?生产商是如何转移支付给陈一强的?以上问题均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由此亦证明2009年8-9月份陈一强共计行贿6万元的资金来源是虚假的。
     (3)2009年8-9月份陈一强向黎万祥等四人行贿6万元是有悖常理的。
    如若陈一强确实在黎万祥等几人的帮助下,利用得到审批的农用机械卡,与生产商合谋骗取了国家6万元补贴款,按前述的事由,该6万元是由生产商从国家那里获取后,将6万元悉数交给陈一强,而陈一强又将6万元分文不剩地行贿给黎万祥等四人,那么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陈一强和生产商费心费力与冒着风险骗取6万元后分文未取,毫无收益,这是同商人本性和一般人类理性完全背道而驰的,因而是无理性的。由此亦反证陈一强是不可能行贿6万元的。
     3、关于2010年8-9月份行受贿9600元的矛盾和不合情理之处。
    (1)行受贿缘因存在矛盾。陈一强的供述表明,由于在黎万祥等人的帮助下,于2010年多报了40台汽油微耕机,从而套取国家补贴款4.8万元,将该4.8万元分成五份,在陈一强本人和黎万祥等四人中进行平分,将3.84万元分别在同一时间段向黎万祥等四人分别行贿9600元,而黎万祥的多次供述中均未提及到利用多报40台汽油微耕机骗取国家补贴一事,只是简单地宽泛地说到给予陈一强一般关照之类的话。由此证明行受贿的缘由明显存在差异和矛盾。
    (2)所供述的行受贿时间有悖常理。
     陈一强的两次供述和黎万祥的多次供述中,均说到行、受贿时间为2010年8-9月份。然而如果确实存在行受贿,那么从2010年8-9月份到2011年3-4月份作出相应供述时,时间不到半年,二人都忘记了行受贿的具体月份,而用两个月的时间段来界定行受贿时间,这是违背正常人的记忆规律的。除非陈一强和黎万祥在进行不间断的多次行受贿。由此亦证明本次行受贿存疑太多,经不住推敲。
    三、受贿资金的去向存在明显问题:供述材料上说,他是用于打牌、装修房屋、抄股、给妻子和女儿过生买礼物用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除了钓鱼,平时是不打牌的;我们家房屋是2006年就装修好了,2007年入座,怎么可能用会2008年以后受贿的钱去装修?再者,他抄股的钱都是找朋友借的,这些都是可以证明的。当公述人在起诉书中说他用受贿的钱给女儿过生日的时候,她哭了,一个人跑到审判厅外厕所伤心的哭了,她知道,十多年来,因为家庭条件不怎么好,他爸爸从没有在生日的时候给她买过礼物,每次生日都是在家给她炒她最喜欢吃的“鱼香肉丝”就算给她过生了,她在厕所哭了很久,直到庭审结束,好多人劝她,她近二个多小时才出来,她还是个孩子,她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他爸爸要乱说?
    四、从我老公写的所谓“悔过书”情况来看,他是在受到非人待遇后,被人强迫抄写的,我知道他的水平,他既不是散文家,又不是抒情家,就连以前他写情书都写不出个啥东西来,他哪有那个水平写这么好的、催人泪下的“悔过书”哟。从内容上看,上面说他出生在农民家庭,从小去卖冰糕供弟弟们读书,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从小就生活在石柱县城,父亲在单位上班,母亲做点小菜生意,家庭虽然不算富裕,但也还过得去,他从未卖过冰糕。
    最后,我想让大家看看重庆市石柱县的检察院谭勇等人是怎样用刑讯逼供让我老公和所谓行贿人屈打成招的俩份材料:一是所谓行贿人陈一强写给她老婆的一封信,要求她老婆向有关部门反映谭勇等人的逼供行为;二是黎万祥在石柱看守所写给检察院公诉人的一封情况反映。     

  • [组图]致邵阳市委童书记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童书记:


        我们是新宁县万塘乡杉树坪村村民,现因杨家桥水库放水抗旱救灾纠纷,特致信于您,请您在百忙中过问此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家桥水库位于武冈市司马冲镇大坪村与新宁县万塘乡杉树坪村交界处,权属隶属新宁县万塘乡杉树坪村,对方对此权属均无异议。


        杨家桥水库因为区域划分等历史原因,才形成权属属新宁县修建地却在武冈市区域内,1958年由杉树坪村村民用良田山林土地兑换修建而成。


        今年因为抗旱救灾,新宁县万塘乡杉树坪村民去杨家桥水库放水抗旱,武冈市司马冲镇大坪村委书记竟然无理不许放水抗旱救灾。新宁县万塘乡杉树坪村民把此情况向村乡领导汇报,然后新宁县万塘乡人民政府、杉树坪村委就此事与武冈市司马冲镇、大坪村委多次协商调解无效。现旱情严重,田地开坼、禾苗干枯,看着一大水库水不能救禾,村民心急如焚!如不解决此事,损失惨重!


    长期以来,武冈市司马冲镇大坪村对此水库的权属均无异议,先前新宁县万塘乡杉树坪村村民对此水库的使用如常。可是,今年天逢大旱,新宁县万塘乡杉树坪村的禾苗急需水源灌溉,而武冈市司马冲镇大坪村村委书记竟无理不许杉树坪村民放水抗旱救灾,自已的水库竟不能放水抗旱救灾,这是哪家的道理?武冈市马冲镇大坪村委书记你哪来的权力阻止我们抗旱救灾?你这个刁蛮书记是如何上台的?你还有党性原则吗?武冈市委市政府领导你们怎么能让这种不顾人民死活的人当村委书记呢?


    武冈市马冲镇政府领导,漠视新宁县万塘乡杉树坪村民的合理诉求,推诿不作为,是严重的渎职,请童书记严惩这些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武冈市马冲镇政府领导!


        而且乡村两级领导对此纠纷多次协商无法解决,现特请童书记在百忙中过问此事,督促武冈市委市政府火速查办这一无理阻挠抗旱救灾的司马冲镇大坪村刁蛮书记,解决好这个抗旱救灾的问题,我们翘首以盼!!


                                                            新宁县万塘乡杉树坪村村民


                                                                  2011年7月31日


     


     


     


     

  • [图文]北京访民纪念7.23遇难者

    北京访民葛志慧与全国最底层民众在北京南站高铁桥下,沉痛哀悼温州 7.23 高铁遇难朋友!强烈要求追究领导责任!还事实真相!


     


    我们虽说是冤民受当地政府迫害无家可归,生活在猪狗不如的北京大都市天子脚下,渴望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救我们于水火中的难民。但是我们比7.23遇难者的亡灵们,我感到很幸福!为了死去的亡灵!强烈要求给家属以交代!给社会及罪层民众以交代!追究领导责任!


     


     

  • 上访二十年冤民范红花境况不断恶化需要关注

    范红花,53岁,山东省高密市人,电话:13522290193。


    范红花1988年开始上访,上访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结果是家破人亡。大哥死亡,大嫂自杀,二哥患上精神病,二嫂离家出走,丈夫亦患上了精神病,范红花本人患上严重心肌炎。


    范红花的大哥范作传原为某部队副连长,学习雷锋标兵,1970年范作传的岳父孙燕安被口头宣布为是叛党分子并畏罪自杀,因此受到株连,回乡成为工人。之后,通过自学,获得记者证。1974年,范作传在为孙燕安平反冤案的过程中,发现时任拒成公社团委书记的赵凤池的打、砸、抢行为。因此,范作传于1987年3月先后五次向潍坊市和山东省举报揭发赵凤池的打砸抢行为和将拒城河公社的单际金折磨至死的违法行为(压杠子20余次)。范作传因病情加重,便让其弟范作财和妹妹范红花于1988年7月25日到中央继续举报赵凤池的违法行为。


    举报未果后,范作传及其家人反被赵凤池伙同孙立忠打击报复,事实如下:


    一   1988年7月底,范作传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党员除名和开除公职,失去经济来源,造成范作传的两个孩子失学,妻子孙玉花(原教师)饱受打击后精神失常,无钱治疗,最终死于井中,孙玉花遗书一封为证。孩子各奔东西,范作传家破人亡。赵凤池操纵将范作传家断水断电,范作传只能吃雨和雪水,最终精神失常,与2009年腊月含冤辞世。


    二  1988年7月底,(范红花的二哥)范作财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党员除名和开除公职,失去经济来源,造成范作财之妻携带女儿离家。赵凤池操纵将范作传家断水断电,使范作财精神失常,在这种环境下生活20余年,至今无人照顾。


    三  范红花被工厂以回家等通知的名义造成失业。范红花的丈夫高继阁被赵凤池的操纵下被故意陷害为故意伤害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赵凤池伙同孙立忠采取伪造、隐匿、毁灭、隐瞒证据的手段,使得高密县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尽管不断申诉,但2004年最高法院驳回申诉。这起冤案造成高继阁精神失常,范红花也不堪多年报复陷害的折磨,于1999年患上严重的心肌炎,在北京友谊医院顾复生医生出钱的帮助下才通过手术安装上心脏起搏器。


    范红花和其丈夫原先都是有工作单位,因为上访,范红花所在的化工厂,高继阁所在的糖厂都将二位开除,并将二位工作档案销毁。为此范红花和其丈夫开始为他们的养老问题上访,2011年7月10日在高密市政府上访时,高继阁被抓,精神病发作,将公安局的一台电脑桌推倒,电脑损坏。高继阁以“故意损害财物罪”刑事拘留,现关押在高密市看守所。


    2011-7-28

  • [组图]复转军人共产党员毛礼红两次遭受“法西斯

     


    我叫毛礼红,男,现年46岁,汉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服役五年,历任战士班长、年年被评为优秀,现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华润啤酒公司职工。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是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政治集团,我从入党时起,就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就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从此,时刻按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
        我们劳动群众创造的公有制企业——武汉东西湖啤酒厂,2000年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就进行暗箱操作非法改制,2003年又被非法转卖给华润公司,我们的工龄被买断成为雇佣奴隶,每年工龄按2500元买断,外加5000元底金,工人们称为“卖身钱”,全部被克扣。2004年经过职工的联合斗争,才支付部分在职职工“的卖身钱”按年工龄800元计算,有人违背国家法令,蒙骗东啤职工,贪污了我们工人的“卖身钱”!许多退休职工连这800元“卖身钱”至今还没有拿到。作为共产党员,本能的对那些消灭劳动群众公有制,实行资本家私有制,背叛共产党给工人群众造成苦难的事情,非常气愤,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不断向上级组织和政府反映,以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因此被非法绑架关押到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西路高湾41号“渣滓洞黑监狱”,进行法西斯式的血腥摧残。


     


     


     


    这就是武汉的“渣滓洞黑监狱”——柏泉西路高湾41号


     


    第一次受难


    2009年6月10日,华润啤酒厂人力资源部的办事员黄腊梅通知我,到人力资源部谈劳动关系。上午10时,我和我爱人来到武汉华润雪花啤酒公司的人力资源办公室2楼,厂方办事员黄腊梅与我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正在互相交谈时,突然冲进8、9个未着警服的大汉,穿的运动衣和休闲服,一个大约40多岁的中年男子说,“把他抓进车里去”。他们一起上来就抓我,我说“凭什么抓我?”,他们没有任何解释,更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两个人就用手压住我的头,两个人抱我的双脚和手,拉的拉,推的推。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法绑架公民,我作为一个人民解放军大学校培养的军人,决不能让他们绑架,拼命反抗,我的爱人也上前死命的拉住他们,不许绑架,并且大声呼叫,“他犯了什么法?你们怎么象土匪一样抓人?”我更加愤怒,整整和暴徒们斗了约半个钟头,终因寡不敌众,被他们死死的按住。我爱人拼命拉着他们不放手,大声哭喊,与他们讲理,说“你们要拿出证据来,他犯了什么罪?你们怎么可以用这种强暴的手段!”哭喊着,“大家看看,是谁在违法呀!”他们恶狠狠地说,“再喊叫,把你也抓起来!”当时华润公司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在场,看着他们非法绑架的暴行,都不敢作声,只是听到有人在小声嘟噜着什么,围观的公司员工大约有3、40人。有个员工说了一句,“凭什么抓人?还有王法没有?”他们听到后立刻恶狠狠地说,“围什么围,跟老子滚开,再不滚开连你们也抓!”于是他们更加使劲把我拖下楼,往他们车子里塞。我爱人随即向110报警,但没有出警。


    我被几个暴徒强制塞进了小车子里,是两厢银灰色小轿车,没有车牌号,在车子里,他们仍然不松手,我的头被他们死死的压住,脚也被他们死死的抱住,双手被反扭到背后,我一点都不能动弹,只觉得头晕得很,全身上下直冒冷汗。


    车开了大约有半个小时,就停下了,虽然看不到车外面,但能听得到大铁门打开的声音,还有大狗汪汪的吠声。他们在车里面大声训斥我,“老实点,不老实,老子打死你!”他们可能看我没有力气反抗了,就把我拉起来,迅速把一块黑色布往我头上一蒙,外面的一切我什么也看不着了。他们把我拖下车,不知高低的被拖着走,然后上了二楼。只听到二楼开铁门“吱”的声音,把我拖进了一个房间,他们拿掉了蒙在我头上的布,我一时睁不开眼,眼睛很模糊地看见了大约20平米的房间,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木床板在地上,站在我身边的全是身穿警服的警察,室内2人,门口2人。还有左室右室,都住着警察,还有不少女警察,他们时不时地看下我,一个警察说,“你要老实点,就好办”,不知道什么意思。


    关在囚室里前两天,整整两天不给饭吃,当我找警察要饭的时候,那个警察说,“老子就没饭吃,你他妈还想要饭,老实点,等着吧!”我说我又饿又渴,他恶狠狠地盯着我说,“你还想当工人的领袖,还时不时地去上访,当领袖上访就是这个下场!”我大声喊,“我要找你们领导”,立刻来了好几个大汉,站在我面前,其中一个警察说,“老子就是领导,再叫就打”。我知道他们什么违法的事都敢做,只好不作声了。


    他们根本不让我睡觉,他们人多换班,在囚室里走进走出,晚上也是如此,两天里最多能睡5个小时,想睡得要命,我想喝水他们不给,没办法和他们说理,只好在上厕所时尽快偷偷喝点自来水。白天还好,每到夜晚大约9点、10点左右,那大狼狗嗷嗷的叫,特别听到楼上和一楼被关的人,有的哭泣,有的大声呼喊“救命救命!”特别恐怖。本来窗门可关的,但不准关,整个室里都是蚊虫,那里的各种蚊虫没见过的都有,天气热到37度40度,真是度时如年!


    第三天的中午,送来一次性小碗饭,一杯水,我不到一分钟吃喝完了,他们看我吃喝这么快,一个警察狠狠地说,“妈的,饿死你!”到了大约三点左右,进来几个警察,他们抬了一张桌子和板凳,放了一本书,要我好好的看,说“你要老实点,要和我们好好的合作,你的事非常严重,不合作就判你7、8年也不多。”我说“为什么?”他狠狠地说,“你还问我为什么,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知道。”我说“我没做违法的事,我只是维护自已和全厂职工的合法权益……”,话还没说完,他盯着我说,“你再说对你不客气,有你说活的时候,你要老实,好好的学习有关信访条例、治安处理法、刑法。”他们要我抄,我抄了一篇又一篇,晚上同中午一样一小碗饭,一杯水,吃完后,就是抄。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让我睡了一会,蚊虫太多了,根本就睡不成,总在打蚊子,浑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天还没亮,一个警察就来叫,“起来抄,要认真的抄,不然还要受罚。”


    第四天,上午抄下午也抄,进来两个没有穿警察衣服的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警察,他们来看我抄得怎么样了,他们说“抄慢了”,就给了我头上一拳头,我说“凭什么打人”,他俩一起说,“打你这个头头,你跟老子到现在还不老实。”我一气之下和他们对打了起来,他们人多,很快进来了7、8个人,把我按在地上,拳打脚踢,边打边骂,“狗日的,还不老实!”不一会儿,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当时,我其实没有力气和他们打,只是想着要和他们拼命,拼一个算一个。第5天早上,我起来,不知怎么搞的,头脑感觉什么也记不得了……!


    我出来的那天,他们把我用布蒙着头押上车,估计快到家时,他们把蒙布拿掉,我下车,他们扬长而去。我到家,没有眼泪只有仇恨,首先问家人“把我关了几天?”家人告诉我“15天”,我被折磨得瘦的家人都快不认识了!我爱人看着我哭个不停,嘴里叫着,“天在哪里?法在哪里?……”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复转军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就因为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被野蛮绑架关押在柏泉西路高湾41号(铁门上边有一蓝色小牌41号)渣滓洞黑监狱,剥夺人身自由15天,没有任何法律手续,这天下还有王法吗?


     


    二次受难


    作为共产党员退伍军人,长期接受共产党和解放军部队的教育,对不合理的事情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我仍然相信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同职工一起继续向上级部门上访反映“卖身钱”等问题,政府部门互相推托最后作为“遗留问题”拒绝解决,直到2010年5月31日许多东啤职工忍无可忍,被迫以罢工的形式表达述求,讨要我们的“卖身钱”,并且向中央巡视组驻武汉代表打电话(68881715)反映。我的向党诉求,却遭到武汉黑恶势力的报复,再次被非法绑架到武汉“渣滓洞”黑监狱24天,进行法西斯式的血腥摧残!


    2010年6月1日中午11时,厂里进来了一辆依维柯的白色公安警车,我在厂上班的时候.,东西湖区刑警队长,来到我上班的地方,对我说“你是毛礼红吗?”我说“我是!”他向我介绍说他是东西湖区刑警队长,说“今天中午,我请你出去吃饭。”我说,“我不认识你,我不去。”他说,“我是在保护你,你怎么心里没有数呀!”我看他没安好心,就说“我不去!”他说,“请你不去,行,哪我们谈谈行不行?”.我说“好”,他说,“现在厂里已停工两天了,你看该怎么办?”我说“不关我的事,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厂方的责任,厂方现在做的剥削压迫工人的事让全厂职工反感。”他说,“你应该去说服职工上班。”我说,“凭什么要我去说,我又没有叫他们去停工,我只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他一怒之下说,“老子听职工说,你是职工的代表,就是你不断的上访,才影响到全厂的职工!”我说,“我只是上访反映‘卖身钱’问题,我没有做违法的事,我想告诉你的是,企业职工为什么要停工,你去问问全厂的职工!”他狠盯着我说:“把你抓进去,你就老实了!”他边说边出门,不一会,就进来了7、8个区政府人员说,“这么大的厂你想把它搞夸,简直太猖狂了,你是在犯罪,把他抓起来!”立刻冲进穿休闲运动服的四个大汉,首先抢了我手上的手机,然后就一个强行抓住我的头,两个人抓住我的胳膊,一个按住我的脚,把我摁在地上,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即使我犯了法,也不至于你们用暴力的手段,你们什么手续也没有,就乱抓人,那不跟土匪一样吗?”我说,“用不着你们抓,要我跟你们走,我就走!”他们就放了手,这时四个头顶国徽大盖帽穿着制服的警察,在前面押着我,后面是区政府官员,还有冲上去抓我的四个穿休闲服的人,把我带上了依维柯的白色警车,和我一起上班的行政部工作人员二十几人,他们都看到我被警察和区政府官员带到了车子边,这些警察很快抓住我的头和手,把我架上了车,车很快离开了厂。开车的警察说,“把他的头蒙上”,一个警察用一块黑布蒙住了我的头,车开了约半小时就停下了,他们又架着我下了车,把蒙在我头上的黑布拿下来。有个个子不高的警察,别人叫他“胖子”,他一眼就认出了我,第一句话就是“09年6月10号被关了15天,哈哈,还不老实呀,现在可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警察把我押到了二楼一个室里,左右都是警察室。


    前四天,我只吃了一次性一塑料小碗的饭,只喝了一小塑料杯水,6月天蚊子较多,在这四天里,他们把窗户打开,故意放进蚊虫对我叮咬,每天睡觉不足5小时,气温都在37度以上,白天时不时地有区政府官员找我谈。因我在区政府上访的时候认识了区政府官员,就是名字我不知道,人还是认识的。他们每次对我说,“现在厂的职工都不上班了,只要你能帮助我们让全厂职工上班,我们就立刻放你出去。”我说,“职工上不上班,那是他们的事,他们是自发的,是他们的合法权利,我无权来阻止他们。”他们遭到我的拒绝后,不再和我谈了,我每天又饿又渴,头也晕得很。


    到了第五天,他们把我换了个囚室,晚上8、9点,进来了穿迷彩服的9个年轻人,都在20岁左右,说“老子今天打的就是你!”他们手里拿着竹棒,浑身上下一阵猛打,一会儿我的背部、胳膊鲜血直流!


     


     


    胳膊被“渣滓洞”暴徒打伤后留下的伤疤


     


    我说“凭什么打人?”他们说,“进来就得受教训!”我忍无可忍,堂堂的共产党人复转军人男子汉,凭什么无辜被打,我就被迫还手,另外四个一齐上来,把我按在地上,四个人又对我拳打脚踢,不一会我被打的伤上加伤,我没有吭一声,他们直打的累了,满头大汗,看我脸色苍白,这伙暴徒才罢手。一个警察还威胁说,“我们已经打死了六个,再多你一个也无所谓!”


    一天在“渣滓洞黑监狱”里,哪个叫“胖子”的暴徒,拿了个麻绳,带了8、9个穿迷彩服的年轻人,四个人把我的胳膊一个人抓一个,拧到背后,另一个穿迷彩服年轻人用麻绳,把我的两个手腕子栓在一起,然后拉到靠防盗门约两米高的铁栅门处,把绳子穿到铁栅门的上边,把我反手吊起来,一个人拉,我的胳膊就象要断了一样,当脚离开地时,另外几个穿迷彩服的年轻人就拿竹棍狠狠的打,手打累了,他们又用脚踹。原来他们这样把我背手吊起来打,是防止我还手,面对这些惨无人道的警察,我想他们就是披着解放军迷彩服外衣的法西斯暴徒,在法西斯暴徒面前,求饶是没有意义的,是他们使我亲身体验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渣滓洞,共产党人革命先烈遭受折磨时的感受,想到革命先烈,我作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军人,无非是有人贪污我们工人的买断工龄费,每年工龄买断应付2500元,5000元底金,只给我们每年工龄800元,作为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共产党员向上级部门反映,就遭到如此关押摧残,我把怒火压在心头,一声不吭,汗流如注,最后一直被打的昏过去!从此以后每逢阴天就浑身疼,一点劲都没有。


     


     


     全身多处受伤 


    这些穿着解放军迷彩服外衣没有人性的暴徒,是如何审问的呢?一个警察问:“你嫖娼了没有?”我说:“没有。”又问“你有女人没有?”我说“有!”一个警察问“谁?”我说“我爱人。”他说:“谁叫说你爱人。”“啪啪”就是两个耳光!这些暴徒简直一会儿不打人就难受,这就是武汉“渣滓洞”的警察!


    这些没有人性的暴徒,一次要我只穿着裤头,面对墙壁,逼迫对着墙壁做耍流氓动作,四个穿迷彩服的年轻人,拿着烧红的烟头,对着我的脊梁和屁股进行威胁,“要贴紧墙”!这就是穿着解放军迷彩服的武汉警察,我当过兵,穿着部队发给我的迷彩服,那形象是捍卫祖国,捍卫人民!只有流氓才想得出来的下流刑罚,这些警察简直是最低级下流的流氓,这就是武汉“渣滓洞”的警察!这些穿着解放军迷彩服的武汉“渣滓洞”警察,他们这样摧残工人兄弟、共产党员、复转军人,他们与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徒流氓有什么区别!我愤怒的说,“你们把日本鬼子摧残中国人民的刑罚,用来摧残我们工人共产党员,这是犯罪!”他们说,“这是上级要我们整你们,我们不这样整你们,我们也过不了关,交不了差。”到底是上级叫他们犯罪,还是自己犯罪推给上级,或者共同犯罪呢?


    一天,这些法西斯暴徒,逼我站在牢房的墙角,有8个穿着部队迷彩服的暴徒,用篮球同时朝我头上使劲砸,一会我就被砸的头晕眼花,他们一边砸一边取乐!这时他们又把另一个房间被关的一个华润啤酒厂的青年工人胡北发,拉过来站到另一个墙角,用篮球使劲的砸,不多一会就把这个年轻人,砸的昏倒在地!他们过了打人的瘾,扬长而去!


    他们天天这样的摧残,把我打的遍体鳞伤,这样的伤太明显,后来他们就换刑罚。还是那几个穿迷彩服的暴徒,把“黑监牢”的黄色薄军被折起来,围着我的前心后背,轮流飞脚朝我的前心后背踢,我当即被踢的吐血,表面上还看不到伤。他们又把非法抓来的啤酒厂青年工人胡北发带过来,同样用薄军被围住前心后背,暴徒们轮流飞脚朝他的前心后背踢,被踢倒在地不能动弹。连续几天武汉“渣滓洞”的暴徒们用同样的方法,对我们进行摧残。这些警察和重庆“渣滓洞”的侩子手有什么两样?


    他们本来不打算把我关押24天,就是因为他们把我打的浑身红肿青紫,怕出去后被社会曝光,他们有所顾忌,所以一直等到第24天,大面积的伤不明显时才把我从“渣滓洞”放出来!放出来时还强迫吃一种什么药,吃了以后就头疼难忍,然后什么上前就记不清了!


    和我受过“渣滓洞”同样刑法的华润雪花啤洒厂的职工,还有赵林、李新华、胡北发、董建等十几位职工,都受到了法西斯“渣滓洞”严酷摧残!


    同志们,同胞们,武汉还是人民共和国的天下吗?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能容忍“渣滓洞”、“黑监狱”存在吗?能容忍披着人民解放军迷彩服和人民警察外衣的法西斯暴徒流氓存在吗?我们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血能白流吗?在宪法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人阶级能遭受如此“渣滓洞”暴徒的摧残吗?


    武汉“渣滓洞”非法绑架,限制人身自由,私设公堂非法审讯,酷刑殴打共产党员、工人群众、复转军人,并且强迫服用毒药丧失记忆……。他们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犯罪集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恐怖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的毒瘤!为此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举并严正控告!


    2011年3月3日,我们武汉“黑监狱”受害者控告团,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武汉市“黑监狱”法西斯暴行的《检举控告书》,(见2号公告)人民遭此劫难,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却拒接接收,放纵犯罪,还是“人民”检察院吗?


    同胞们,这里还有天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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