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度调查
二、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三、精神病人权益
四、评论呼吁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六、域外传真
2017年10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小姚

自上海徐为经抗争正大光明的离开疯人院重获自由的消息传开,使一些在精神病院“非自愿治疗”的当事人看到了希望,开始了自救的努力。
陕西的小姚日前从医院打出电话求助,说自己三次被送精神病院,现在仍在精神病院,希望早日脱离被精神病的困境。
小姚,女,29岁家住陕西安康,父亲去世母亲常年在外地工作,2011年参加工作的小姚在2012年被诊断出抑郁症和人格障。
第一次被送精神病院:
2015年正月,因小姚想和大舅舅因琐事发生了言语冲突,事后舅舅后悔内疚,担心小姚的状态,准备建议小姚的母亲带她到医院去看看为什么小姚情绪会不好,小姚觉得舅舅多事会让母亲不必要的担心,便不再搭理舅舅,而舅舅却愈发觉得小姚情绪有问题,并告诉了小姚在深圳工作的母亲。小姚的母亲鉴于其家族成员(小姚的二舅舅)有精神病史和小姚以前抑郁症的经历,加之小姚舅舅的一再催促,小姚的母亲谎称自己生病住院需要照顾,将小姚骗到了深圳,随后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对于为什么母亲会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小姚说:“以前得过抑郁症和人格障碍,让她心里一直有阴影,所以在我舅舅怂恿我去医院看看的时候,她异常紧张,开始,医生说人格障碍是不收住院的,她非常高兴,认为我的病治好了,都是她之前让我住院的功劳,为了给我巩固治疗,她又找了另外一个医生,说我在家打人打了七八年,这一次又打了半个月,医生才把我收下。”
“后来医生还把我骂了一顿,说我不诚实在撒谎。”小姚说起来还非常委屈。
问:“为什么医院不收,你母亲还坚持要送你进精神病院?”
小姚“我妈妈认为我精神病就永远好不了了(我二舅舅是重度精神病)。”
问:“你入院时医院对你做了哪些诊断和鉴定?”
小姚:“没有,我觉得医生太不负责任了,什么最基本的鉴定都没做,就简单问了几句之后就再也没有过问过。”
问:“你当时对医生表达过自己的意愿吗?”
小姚:“我当时是非自愿治疗,当时《精神卫生法》已颁布实施,我跟大夫说我是人格障碍没有必要在这里进行治疗,结果被护士绑在了床上。后来主要就是给我吃药治疗。”
问:“他给你按什么症状治疗?”
小姚:“双向情感障碍不伴精神病性的躁狂发作,说我在家打人就属于燥狂,明明都是谎言他们却认为是真实的。”
问:“这次治疗进行了多久?”
小姚:“一个月,他们医院规定的住满一个月就出院。”
问:“他们不依据疗效或者恢复状况吗。”
小姚:“没有,他们一般都是做满一个月就让出院。”
问:“这个医院叫什么名字?”
小姚:“深圳康宁医院。我母亲来接我出去的。”
出院后为证明自己没病 ,小姚多次找其他门诊挂号检查,但得到的答复主要是两种, 一类是“她是你亲妈还会害你吗?”还有一类是“住院检查的会检查错吗?”
后来问到司法鉴定中心,才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他们有没有撒谎,有办法可以测试出来。而且在小姚住院期间一切安静,精神应该没什么问题。 并告诉小姚可以写一个医疗报告找两个医生重新诊断,或者去法院起诉。因为种种原因,小姚都没有选择。
第二次被送精神病院:
这一次是2017年春节期间小舅舅到小姚家,因为不满之前他帮大舅一起怂恿妈妈送自己进精神病院,小姚便表现出不搭理小舅的态度,继而引发小舅的不满,发生矛盾,随后又被母亲送入安康精神病院康复中心。
小姚:“2017年过年三月份,我舅舅来我家,我不搭理他,因为前年过年时我大舅在背后恶意怂恿让我妈带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小舅也参与其中(我大舅也给我小舅扇风点火说我有问题),所以今年过年来我家我就没搭理他,于是就把我小舅得罪了,他便故意假装关心对我妈说让她带我去医院看一下,本身就怕我‘发病’,我舅舅故意假装关心一说,我妈的思想便产生了动摇,再加上我弟弟因为经济矛盾,吵的很厉害,想动手来打我,我便拿了一把刀自卫,弟弟就走开了,接着我妈就报警,我就被送进了安康康复医院。”
问:“这一次医院收治,经过了些什么手续?”
小姚:“没有,他们直接把我给收进来了,我想为自己辩解一下,医生连几分钟的时间都不给我。
问:“为什么这个医院也是就这么把你收治了呢?有对你进行诊断或鉴定吗?”
小姚:“这家医院更差劲,什么都不问,就说:既然是你们家人送来的嘛,你先住一段再说。连最基本的情况都没问就让我住院了,就在我快出院时,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做了个躁狂测量表的测试(我在电脑上看到给我的诊断),测量表上一切正常,他们非说是快要出院了,给我治好了,其实我一直都一样,压根没什么兴奋亢奋躁狂。这一次我在里面住了三个月,大概六月份的时候我妈妈让我弟弟妹妹把接我出来的。”
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的院,是他们认为达到疗效了,还是因为你达到了他们的治疗标准。”
小姚:“不知道。”
问:“出院小结上怎么记录的?”
小姚:“出院后我才看到我的诊断书,上写着:双向情感障碍,伴随精神病性的躁狂发作,疑人害己,冲动伤人,要求多。天啦,我什么时候被害妄想过,什么时候冲动伤人过,要求多也是怕他们不负责任,什么都不问就胡乱作诊断,可是要求有什么用!”
第三次被送精神病院:
小姚:“2017年9月由于第二次被精神病,我妹妹和我妈一直对我有看法,问题终于爆发了,一天夜里我从亲戚家回来了,与她们发生了矛盾,(她们不准我表达不满,不准我表达愤怒,哪怕再欺负我我都得忍受),她们把我送往西安一家医院,两天后,西安的医生做了无病诊断,我妈不服气,在她心里我就是有病的,她就是不相信我已经好了,于是她重新找了另外一个大夫,非得让其给我诊断有病,晚上护士就不知道给我打了什么针我第二天就流鼻血,于是第四天就离开了西安的医院转回了家。回家之后,一天晚上,我抱怨头晕,我妈非得说是精神病犯了头晕,当时我妹妹也在旁边煽风点火,说我是精神病发作了头晕。我就拿了一把刀放在她面前吓唬她,接着我妈就掐住我的脖子,我打不过她也不能动,一会儿带着警棒的警察就来到我们家,接着我就被送到了这里(精神病院)。”
问:“你当时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为什么会想着拿一把刀放在她面前?”
小姚:“我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我妹妹,让她不要再故意的恶意怂恿,我妈就看我这不顺眼那不顺眼,她还在背后恶意的攻击我。我妈一直向着她,觉得我这些年没挣钱,老生病,所以一直都记恨我。”
问:“这次还是以前的那个医院吗?”
小姚:“这次是安康中心医院第三人民医院,这次也没有经过任何的测评鉴定,他们说:反正是家属送过来的,绝对是有病家属才会送过来,要不家属怎么会把你送过来呢。他们都是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
问:“之后又给你补做鉴定和诊断吗?”
小姚:“没有。”
问:“那他们依据什么给你做治疗呢?
小姚:“不知道,他们一直就是给我吃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们给我吃的是什么药。我问过护士,但每个护士说的都不一样,所以至今我还没弄清楚我究竟吃的是什么药。我在这里已经呆了一个多月了,至今没有看到我的任何诊断书。整天就是吃药打针,最近作了个腹部彩超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问:“你现在在里边是什么状况?”
小姚:“主治大夫什么都不说,光让我吃药。我曾经找大夫对他们说:你不能对这样这样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夫就对我说:我看你也没有病,但是又不很肯定。所以给我吃的也不是治精神病的药”
问:“你把你的状况跟大夫说过没有?”
小姚:“我跟他们说过我是非自愿治疗,我只没有伤人也没有自伤,他们的收治是违法的。他们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你爱说我违法了就违法吧。”
问:“你有表示自己想要出院的意思吗?”
小姚:“大夫对我说要慢慢来,家里人对我说要听大夫的。”
问:“你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有什么要说的吗?”
小姚:“我前一阵看了一些新闻报道希望有公益律师能帮助我从这里解救出去。”
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了多年的今天,很多精神病医院还是沿袭以前“谁谁送来谁接走”的惯例,对当事人自己的意愿置之不理。很多民众甚至医务工作者都对这个被冠以“精神病”名称的群体怀有潜意识歧视和偏见,使他们的应有的权力受到漠视侵害而鲜有人关注。
目前,小姚通过微信加入了一个人被精神病者和志愿者组成的求助互助群,通过与相同经历者和志愿者们的交流学习法律知识及抗争经验。她明白天助自助者的道理,在不断学习充实自己中寻找自救的方法与机会。


“我经历的事情可以拍成电影了,而且是恐怖电影。”陈成对本刊说。
陈成是安徽淮南人,1999年稚气未脱的陈成应征入伍,在莆田当了一名水兵。在新兵连结束后,被抽到南京水训团学习。在此期间,陈成因私自外出违反队规被关了禁闭。年轻的陈成怕受处分,一连几晚都没合眼,总是胡思乱想,担心影响自己的前途,思虑过甚。在这之后,一直陷入了失眠、紧张,越睡不好越紧张、越紧张越睡不好的恶性循环中,加上水兵部队的特殊环境、令陈成愈发恐慌。他急于摆脱这种状态,可越着急就更加紧张、压抑。
随后在被抽调回老部队参加演习的日子里,虽每天忙碌劳累,可陈成却依然紧张压抑、被失眠折磨,整天浑浑噩噩的想什么都不开心、难过、甚至想到了死。陈成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状态也许与部队这个紧张的环境有关,于是就萌发了逃离这个环境一段时间,去医院住几天院的想法。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住院是最清闲的,不用训练,不外乎每天打打吊瓶无所事事,还能外出玩玩。谁知这个想法竟是他噩梦的开始。
回到驻地后,陈成向领导反映说自己老睡不着觉、心里难过、头痛。老部队的领导带着陈成去了好几次莆田95医院,很多检查都做了,却总是住不上院。终于有一天清晨,领导把陈成叫起来说:“走、今天带你去专业医院看。”“当时坐的是政委的专车。踏上了从莆田–福州–南平的死亡之路!”陈成记得很清楚:“那是2001年的9月。”
到了南平92医院后接待他们的是个白白净净的医生。陈成如实回答了他的问题,说自己紧张、压抑、睡不着觉、尽想不开心的甚至想死。最后陈成恳求他一定要让自己住上院。医生淡定的说:“需要”。
“我的毁灭之路就此开始了!”后来陈成回忆道:“当护士搜走我带的书、笔记吧我关进那道大铁门时,我的心都凉了,这难道就是我期望的医院吗?这不是传说中的精神病院吗?我怎么会来到这种医院的?我心里好怕,住院后我一直与其他病人保持距离。住院的第5天晚上,因看电视与两名病友发生点矛盾,就是互相推搡了几下,末了他们丢下一句话:‘你等着,叫你狂!’就是这句话让我的噩梦从此开始了。第2天上午查房时一位姓袁的医生把我叫了过去问:‘昨天跟别人打架了吧?’我没有否认。‘进来吧,电调’。我老老实实跟着进了病房,期间有位实习女医生提醒我:‘怎么是你?别去!’那时我哪里知道呀!我躺好后其他病友用绷带把我的双腿捆好、按住。当那股极其强大的电流从我的腿通过时、我彻底的傻了、彻底的领教了电击的厉害,那是怎样的痛苦呀!我拼命的挣扎、拼命的嚎……时间是那么的慢啊!啊、啊、啊、我不敢了、我不敢了……不知何时袁医生终于停下手。不知哪位病友插了句:‘他还骂人啦!’这时袁水平医生把电极放在了我的嘴边,那股强大的电流差点把我电晕过去!”
当本刊问起当时的情景,虽事隔多年,陈成仍心有余悸:“他们松开手后我真不知是怎样爬出病房的。那种场景太恐怖、太痛苦了,至今我的手背上还留有当时被电烂的疤痕。”
本刊:“当时没人扶你出来吗?”
陈成:“没有,都是自己慢慢爬出来的。”
“之后那位病友还是欺负我。第13天放风时,不知何故那位病友上来就打我、反倒喊:‘陈成打人了!’我的命咋就这么的苦呀!当天又是袁医生值班,他过来二话不说:‘不听话,电调!’。我当时吓坏了,这时一位很老的护士长大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陈成没动手,不能电调他。’老天爷啊!我当年怎么是那样的傻呀!那样的相信医生(想来住院)呀!我双腿颤抖着又跟着袁医生走进了病房,极不情愿的躺在了床上。当那极其庞大的电流再次通过我的身体时,我只有拼命的嚎、哀嚎、求饶。那种痛苦是世间找不到任何词来形容的,生不如死都太显苍白。时间定格了!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什么时候才结束呀!最后我放弃了挣扎任由袁医生把强大的电流一次次通过我的双腿和手,最后还是老套路电我的嘴,差点把我电死!终于熬到结束,我连下地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次比较公平、那位病友也同样被电调了,我真切的听到他在哀嚎。晚上他来到我床边说:‘对不起!我也没想到电调这么痛苦!’”
第3次是因为我偷偷的吧“氯氮平”吐掉被护士逮到了。当听到还要被电调时我简直吓疯了,我拼命的哀求、跪地求饶、死命的抱着铁门不松,其他病友全力把我往病房里拖,我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嚎!求饶……裤子都吓尿湿了。就这样经过近十分钟的拉锯,我终于是逃过了一劫,我的双臂因用力过大青紫了大片。可我的劫难却远没有结束。这之后我一直生活在“电调”的极度恐惧之中,生怕哪件事不好会招来“电调”。拼命的熬、熬、等死!逃又逃不出去。那时的我只知死期已到!天啊!太痛苦了。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在我最最绝望、濒临死亡的关口,接到病友带信的母亲突然从天而降看我来了。当我见到母亲的那刻,我彻底爆发了,我拼命的大喊大叫:“妈!妈!快点救我出去!嗷嗷……!”母亲见到我后也是嚎啕大哭。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儿子啊!你怎么成了这样呀!妈一定给你接回去,死也要死在妈的怀里!”在妈去老部队办手续的三天里时间过的好慢呀,我总是想:“妈你怎么还不回来?你怎么这么慢呀!我要出去。这几天我彻底失态了,在病房里不停的跑、爬铁门、大喊大叫。”
“我的最后一次电调是在我出院的前一天,是赖淑珍主任亲自上阵的。赖主任是个好医生,我不怪她,那时的我确实失态了,她也许不知道我之前已经被‘电调’过多次了,我也恨自己当时是那么的傻、单纯,太相信医生了。我当时为什么没跟她讲呀!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让我永世不得超生。当赖主任通知我‘电调’时,我彻底疯狂了。拼了命的哀求、挣扎。可当时脖子已经被熊医生从背后死死卡住透不过一丝气息,挣脱不了。当时我是被几名医生抬进病房的。当他们把我捆结实,当那久违的强大电流再次通向我的躯体时,我已麻木了,我知道一切都完了、晚了。我只能本能的哀嚎。任由你们摆布。要说唯一不同的就是赖主任电的是双腿,而袁电的却是单腿。接下来的步骤还是一样:电手、嘴。当电击我的嘴时我晕了过去。当时我宁愿选择死也不要再受那种罪。我彻底完了,彻底被这帮禽兽医生逼疯了。当第二天母亲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已失去了先前的兴奋劲。我已经呆了、麻木了,剩下的唯有那极度恐怖的“电调”场景和恐慌的心理,那种场景太让人疯狂了。把我电的魂飞魄散、至今我的魂魄还飘荡在南平92医院的病房里。那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地狱的第十八层。这是我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敢再住院的原因,即使在我最疯的时候。那种极度的痛苦是任何常人无法体会的。”
“很多年了,煎熬,每天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的感觉时常浮现在眼前,时间仿佛在我身上定格了,无时无刻不是被“电调”的极其恐怖的场面笼罩、身临其境、求生不得。那种场面一刻也没有忘记过、让我疯狂……我后悔自己当年为什么那样的相信医者父母心想要住院的想法、那么的幼稚、傻。”
“上天也许是补偿我,在我疯了多年后赐给了我一个善良的妻子!在她和家人的不离不弃的照顾下,如今我已慢慢的清醒。可我依然放弃不下心中的仇恨,在我最疯狂的时候我也从未放弃过杀袁畜生的念头。我知道被他毒害的人肯定不会至我一个。他就是个恶魔、禽兽、变态狂!他可以因一个毫不起眼的理由‘电调’病人。全病房的病人都怕他,因为他有手绝活‘电调’。如今我什么都可以抛弃掉,唯独被那些恶魔‘电调’的惊恐场景让我摆脱不了,身临其境。最离谱的是在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都是战战兢兢地踏入产房,眼前都是自己当年在这样的病房中被恶魔‘电调’的场景。那种场景太痛苦了。”
在与本刊交流中陈成说:“我也曾把我的遭遇咨询过精神科的医生,他们都支持我去告,可是冷静下来想想觉得特别不现实。既然是精神病了,你说的任何话别人还会相信吗?只要进了那种医院人就不可以称为正常的人了。如今我只能把我的经历记录下来,我不能就这样默默的来到这个世界默默的离去。谁又可以来帮帮我呢!”
皖淮南市凤台县顾桥·陈成·联系电话:13955478460
“我没有精神病。我是一个正常人。”为了证明这点,为了不再被送进精神病医院,2004年6月54岁的顾秀芳把两个亲妹妹和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一起告上了法庭。(编注:本文人名为化名)
顾秀芳,女,1950年生,家住上海静安区。1967年,中学毕业的顾秀芳去了外地插队落户,4年后又辗转去了西北当兵,1979年回到上海成了上海市规划局干部学校的一名老师。个性开朗的顾秀芳喜欢和年轻人接触,乐于接受新思想。而她一直单身,五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的生活方式也让她的家人颇为不解。“也许正是这一点,她们认为我有病。”顾秀芳口中的“她们”是指她年迈的妈妈和两个亲妹妹。
2003年“非典”时期,学校停课搞装修,因当时装修气味很奇怪,当时身体不太好的顾秀芳便想将这些年积累的37天公休全部拿去外出散散心,单位也同意了。也许是因为平时信佛的原因,顾秀芳旅游散心的目的地选择了去五台山,却没有想到麻烦随之而来!
顾秀芳说:“她们都认为我要出家,一去五台山就不会再回来了。”没有办法说服家人的顾秀芳最后只能带着母亲去宁波朋友家度假。
2003年6月18日晚,顾秀芳与母亲和宁波的朋友一起回到上海。第二天,顾秀芳正打算到火车站买票去五台山,两个妹妹陪她上了出租车。“车子转啊转,竟然来到了医院,我没看清是什么医院,她们说是来给我检查身体的,免得我旅游时生病没人照顾。”虽然有点生气妹妹擅作主张没有提早告诉自己,但考虑到她们一片好心,顾秀芳还是勉强跟了进去。
可随后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顾秀芳的意料。进去后医生问了她3个问题:“你感觉到什么电波干扰了你没有?你耳朵里有没有听到有人和你说话?你看到鬼了吗?”顾秀芳都如实地回答:“没有。”随后又被送去做了脑电图。
做完脑电图,顾秀芳被送到了五楼,当她看到铁门上写着【五病区】时才恍然大悟,意识到家人是把她送到了精神病医院!但为时已晚。医护人员取走了她所带的物品,为她换上了病服,并把她拉进了病房。“我想要抓住她们,但我拉不住。”顾秀芳无助的听着背后铁门“轰”地一声关上了,仿佛外面的世界在向她告别。
当天,顾秀芳被安排进了一间病房,4张床位,其中两人已经入住。10点半,医生让顾秀芳吃下了两片白色的小药片,事后知道名字叫“奋乃静”。“我企图把药藏在舌头下面,被她们发现后,只能咽下。”
顾秀芳表示,晚上她根本没法睡觉,一会儿就有病友来抢她的床,因为害怕她就只能坐在病房门口。“半夜里,一个病友开始尖叫,叫得我连门口也不敢坐了。”顾秀芳找到了厕所走道边的一张空床位,睡了过去。
第二天,顾秀芳企盼的家人和朋友都没有来看她。“我告诉医生,想通知单位,但医生说我家人不想让我单位知道此事。”当晚,经护士长同意,顾秀芳得到了一个病房的空床位。
第三天,两个妹妹来看望了顾秀芳,还带来家里做的饭菜。
在煎熬中,顾秀芳迎来入院的第五天,护士终于同意她可以打电话了。“我打给同事,告诉她我被家里人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让她来救我。她在电话那头呆了半天才相信那是真的。”
随后顾秀芳的同事赶到医院要求接她出院,但医院说:“谁送来谁接出去。”在单位同事和领导的一再交涉坚持下,顾秀芳的妹妹终于答应接她出院,但此时顾秀芳已经在精神病医院度过了78天。
9月5日的医院出院小结上写着:“入院诊断:精神分裂症;出院诊断:精神分裂症;入院病史摘要:病程4月,因乱语、行为怪异等,加剧两周,并离家出走而入院。”
出院后,顾秀芳回到了学校,继续担任班主任,但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就此近半年没有和家人有过联系。“我没有精神病。我是一个正常人。”为了证明这点,为了不再被送进精神病医院,顾秀芳左思右想,决定用法律途径解决此事。2004年6月21日,虹口法院受理了顾秀芳的诉讼,她要求两个妹妹以及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向她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和抚慰金5万元。
顾秀芳的小妹告诉记者,她们家人的确发现姐姐有些迷信的地方,经常要烧香拜佛,还说些奇怪的话。而且,她提出要去五台山时,正是非典高发期间,家人都很担心她的安全。并且在顾秀芳离开前,她还把家里的事情都做了清楚的交待,家人都认为她是决定出家,因此竭力阻拦。
“姐姐住院后,我们怕区精神卫生中心误诊,还去过市精神卫生中心做过咨询,说了姐姐的一些迷信行为,那里的医生也认为姐姐的精神状态不好。”顾妹妹告诉记者,虽然姐姐告了她们,但她们并不难过,因为不论官司输赢,对她们来说都不算坏事。“如果姐姐打赢了官司,就说明她身体健康,我们就算赔偿也开心;如果官司打输了,姐姐也可以相信自己的确有病,就可以积极配合治疗。”
顾秀芳的单位同事眼中的顾老师是乐观开朗的人,无法相信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位和她共事了10年的同事告诉记者,她和丈夫曾经一起去医院看望过顾秀芳:“我非常了解她,她的思维和行动都是正常的。”另一位男同事也告诉记者,他可以以人格担保,顾老师不可能是精神病人,“当时学校装修,油漆味道重,她身体不好,说去五台山静心,但没过了几天,居然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医院,我想不通。”他说,正是在他的坚持下,顾秀芳的妹妹才答应接她出院。“她出院后,还是和以前一样上班,当班主任,工作也很正常。”
事后上海某区精神卫生中心医务科负责人表示:“由于精神病人的自制力很差,所以一般监护人同意就可以收治。如果要本人同意,那就需要他具有自制力,即对自己的疾病有所认识。但不管是否真是精神病人,他都不会承认自己有病,所以只能相信医生的诊断。”对于顾秀芳的病例,该负责人表示。“精神病是一种特殊疾病,没有精确的仪器进行指标性的诊断,只能凭借医生根据病史和逻辑推理进行诊断。”
同时记者就此从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精神疾病专家委员会了解到,当时上海除了他们外,还有两家专业机构可以作司法鉴定,即上海市安康医院和司法部司法鉴定研究所。“以往我们一般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精神鉴定,但现在也逐步开始接受民事的精神鉴定了,只需要向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提出申请就可以。”该负责人表示,像顾秀芳这样的情况,现在完全可以直接进行司法鉴定。
对于顾秀芳案件,她的代理律师———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律师表示,类似状告其亲属、精神卫生中心共同非法对其进行强制医疗的案件在上海已经不是第一起,而类似案件的根源在于我国现有法律对精神病人的认定、监护、强制医疗等问题存在疏漏、立法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空白。最终,由于当时立法在精神病人的认定、收治、监护、强制医疗等问题中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和漏洞,顾秀芳的“被精神病”一案最终败诉。
之后,吴冬律师专门写了文章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统一的精神卫生法,并借鉴法治国家通常的“人权保护优先”的做法,在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前,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2010年,《精神卫生法草案》出台,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吴冬再次呼吁在精神卫生法中引入“司法复核”制度。然而很遗憾,在2013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的精神卫生法中,吴冬提出的“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前进行司法审查”的观点没被采纳。
最近中国社会流传了这样一句话: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以上言论原先我以为是无聊之人说说而已,想不到竟是当今一个缩影,更是某个特殊群体的行动指南。
笔者愚钝天生热血,爱国家,爱民族 ,爱见义勇为…特别是2013年02月从新闻上看到:2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人及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时说,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习近平的讲话经各大媒体传播后,我热血更沸腾了…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又指出,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
习近平以上言论同宪法第35条第41条有共通之处,我再联想到过去的封建皇帝还劝谏纳谏,现在我们的习总与中国共产党不见得不如封建皇帝吧。
于是我这个吃地沟油命的人,操起了中南海的心。经常公开在微信上写一点批评和建议文章,我想习总和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会保护我的。
想不到为此不仅蒙受牢狱之灾还被关精神病医院差点出不出来,今年2月22日市国保周耘以上海市闵行公安局的名义,说我写政论文章把我刑事拘留,但我国目前没有写政论文章罪,就张冠李戴以寻衅滋事罪抓我进看守所。
在看守所他们对我的审讯只能用四个字形容吹毛求疵,从我被抓的当天我就把我的微信密码给了周耘,(因为我一贯认为我所作所为都是公开化,合法化的)可是他们还不甘心,一次审讯中国保陶美俊问我,你知道周耘今天为什么不来吗?他到广州出差去腾讯公司查你的资料去了,你不承认也没用,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定你的罪。
我回答如果我被判刑我是上海第一个因言获罪的人,陶美俊回答我:你放心在上海你既不是第一个因言获罪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人。
言下之意他们要赤裸裸践踏法律大开杀戒,当天我被搞得昏迷不醒,是被看守所警察与其他在押人员七手八脚抬回监室,当天晚上看守所医生在我已渐清醒的时候送我第五人民医院救治,我荣幸地享受到有三位警察还有三位武警一支冲锋枪陪伴我去医院就医的超高待遇…
从2月22日被刑事拘留,到最后把我送精神病院在看守所近三个月,既没有拘留延长单,我也没見到检察官。
5月16日周耘以我不够刑事处罚宣布对我释放,又告诉我给我行政拘留十天, 同时宣布送我去精神病院住院,当时我问送我去精神病院干什么?周耘回答我,医院生活比这里好,如果你不去就在这里。
在上海市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门口我警告了周耘: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周耘听了很淡定,对他的警告就如对牛弹琴或者是同夏虫语冰。
然而,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心理犯罪素质没有周耘这么坚强,我用同样的话警告了他们,并向他们指出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国家机器,把一个健全的人送精神病院关押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将来法制健全了,一定会得到清算,希望医生守住自己的良知。
医生回答我:“没办法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公安局把人送进来我们必须收。”
我说那么你们可以把我早点出院,医生说也不行,出院必须得到公安同意。
下午我的家属赶到医院,住院医生告诉我家属我最起码要被关到19大后…
医生在我住院期间没有给我服药,并且配合我家属向公安要求放我回家,在医生的关心和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我5月19日上午出院,出院前一位女医生警告我下次你不能进来啦,如果再进来你就出不出去了…
想不到某人某组织在我这个老年人身上,竟然创造了世界奇迹,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位精神病人住院医生不给服药?又有哪一位精神病人,住院三天就出院?而且是被公安局强制送进医院的精神病患者。
我的出院小结更是世界奇葩,除了充满了自相矛盾,就是既体现了医生的良知,也体现了红色恐怖的痕迹…我抄录一点与大家分享:
姓名:任迺俊 年龄:65 第1次住院
入院日期:2017年5月16日 出院日期2017年5月19日
门诊诊断:精神分裂症
入院诊断:1.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2.低钾血症
出院诊断: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入院时主要症状及体征:
意识清,仪态整,接触尚合作,定向力完整,注意力集中,未引出幻觉,错觉及感知障碍未见妄想…
诊疗过程:因未发现明显精神病性症状,故暂未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经家属与闵行公安分局协商后办理出院。
出院时情况症状与体征:意识清,仪态整,接触主动,注意力集中,未见错觉,幻觉及感知觉障碍,未见明显幻觉及妄想,情绪尚平稳,意志要求存在,智能尚可,自知力无。
我的一位律师朋友见了这份出院小结大怒说:“明知道检查了你没有病,为什么诊断上有病?”要人肉这位自相矛盾的医生。
我不同意,我说:“医生能在症状与体征上讲我没病,不给我吃药,就算不错了,在诊断上讲我有病,应该是红色恐怖下他出自于无奈。”
后来有人说不应该人肉医生,应该人肉送我到精神病院的国保周耘。
在看守所周耘就警告过我,如果我今后再写文章他就再抓我。我虽然不是为求生害仁的人渣,但也不是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仅仅是个普通好人,出来后不敢写文章了。
可是我现在想想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
习近平要求我们这些党外人士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为什么习近平的话不听,去听这个人渣的威胁之言?
这人渣是共产党和习近平的警察吗?我看不但不是警察,精确的讲应该是共产党身上的癌细胞,周耘属于典型的上海王立军之流,他们没有保卫共产党他们是在给共产党多制造点敌人。
更严重的是周耘是赤裸裸的给习近平脸上抹黑,习近平要求我们这些党外人士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而周耘把我们讲逆耳之言的人抓起来,不够刑事处罚就再丧心病狂的送精神病医院,这不是给世界造成这样的现象吗?我们的习总是讲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的隋炀帝。
要知道历史的教训是讲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蒙蔽百姓,鱼肉天下焉有不亡之理。
即使周耘没有这个祸心,难道他自以为自己比习总伟大,习总是软弱无能的汉献帝,他是当今一代枭雄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可是周耘这曹操也太小了吧!及得上曹操的一个小脚趾头吗?
我强烈要求有关方面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证实习近平不是讲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请把周耘之流绳之以法。同时我再一次警告王立军之流的酷吏周耘,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不会天下无敌,好话讲得再多也必死无疑。
基本如此,鬼见愁。
上海任迺俊
2017.10.3
2017年10月19日,本网获悉,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北京“隆重”举行,网络上出现了包括监狱、殡仪馆、甚至幼儿园都在喜迎十九大的“感人”场面,而在湖北省广水市精神病院,里面却囚禁着已故伤残军人的遗孀李本凤,原因也是因为这举世瞩目的十九大!
广水已故伤残军人遗孀李本凤,今年已经60岁了。上世纪70年代,李本凤的丈夫在部队由于特殊工作长期在山洞中,造成一级伤残,并在部队检查出肝癌晚期后转到地方广水市二医院治疗,仅仅三个月就去世了,当时儿子才两岁,好在政府给予了李本凤和儿子每月享受丈夫抚恤待遇。
到2009年,广水市民政局将李本凤和儿子的抚恤待遇停发,并将抚恤待遇的证本以欺骗的方式收走。从此,李本凤为讨回公道上访至今,广水市人政府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对李本凤实施疯狂的打击报复,于2014年将李本凤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零六个月。李本凤出狱后继续上访,但被更加丧心病狂囚禁精神病院,强迫吃药打针。今年十九大前,广水市政府又将其送进广水市精神病医院。
广水市精神病康复医院以囚禁已故伤残军人的遗孀李本凤来喜迎十九大,也算是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总结“四新”中遗漏的第五“新”了。更为无耻的是,毫无医德而替无良政腐助纣为虐践踏人权的广水市精神病院,其门口居然还刷上醒目的“依法打击涉医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标语。


【民生观察2017年10月25日消息】本网人权观察员刚刚获悉,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失联多日的福州鼓楼区访民林宝英,今天(10月25日)终于有了消息。她趁跟随维稳人员出来买菜之际,将事先写好的两张纸片趁其不备悄悄塞给路人,恳请路人拨打110报警向外界传递信息,救她出黑监狱。
林宝英对捎信的人说:“我的女儿叫朱桂兰,10月13日,我和女儿到北京上访,被福州当局雇佣的黑保安从北京绑架回福州,他们抢走了我五千元钱,两个背包,我的手机也被抢走,我无法与外界联系”。
据林宝英说,在被绑架期间,她被关押在福州市五一招待所017房间,三班轮流看守,每班五人,其女儿不知被关押在哪里。因担心身患精神疾病的女儿的安危,林宝英不惜割婉抗争要求黑保安放自己出去寻找女儿,然而黑保安无动于衷。
本网人权观察员多方求证得知,林宝英女儿现已获自由,但林宝英却再次失去消息。林宝英身患严重精神疾病的女儿,不断哭嚎寻找她的妈妈,希望能够得到外界的关注拯救她的母亲。
据悉,林宝英现已七十多岁,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村民,因自家房屋被政府与开发商强拆而走上维权之路,现已上访十年有余未果,且不断遭当地方政府打压、管黑监狱。
林宝英电话:152-5910-4076
中共十九大今天已经“胜利”闭幕,但福州当局对民间的维控打压却仍没有结束。民生观察会继续关注福州林宝英的消息。


近日,湖北省十堰市一少年为了逃避父母的管教,竟然报假警,称自己精神病复发要杀人,并在现场求警察将其抓进看守所。
10月29日17时许,湖北省十堰市东岳分局东区派出所接到一男子报警,称自己精神经病复发了,想要杀人。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全副武装赶赴现场。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位置,民警到达现场后,迅速进行了布控,并四处搜寻。一番寻找后,并未找到报警人,却发现一少年鬼鬼祟祟躲在大树下,手里还拿着一把小刀。
见到民警到来,该少年表示自己就是报警人,并兴奋地说:“快把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吧!”面对这“奇葩”的要求,民警感到困惑不解,和少年谈话分散其注意力,随后趁其不备将其控制,并带回派出所询问。
经民警询问得知,少年叫小伟(化名),今年17岁,在城区某中专学校念书。平时家里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很高,管教也十分严格,每次放学回家后,爸妈就一直在念叨学习成绩的事,还总拿自己和别家孩子比较。
这让小伟感到很郁闷,为了逃避管教,小伟便想到假若自己要是进了监狱,父母就管不到自己了。有了这种想法后,小伟便找来一把小刀,伪造成要行凶的样子,然后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了解事情真相后,民警对小伟的荒唐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告诉他报假警和持刀行凶的严重后果,告诉他父母的不易,多体谅长辈的心情。经过一番劝解,小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会好好听父母的话,不再做出糊涂的事。随后,民警联系到小伟的母亲将其领回。
(来源:法制晚报 http://www.fawan.com/2017/11/02/623338t185.html 2017-11-02)
高庭星期一判受精神病影响而杀妻的古稀老汉入狱两年。由于老汉去年3月就被收押,若扣除行为良好而享有刑罚折扣,他相信能在近日出狱。
江炳义(译音,69岁)去年3月13日下午3时和下午约4时35分之间,在盛港康埔桦弯第296C座组屋六楼住家误杀妻子黄芝玉(译音,家庭主妇,63岁)。
退休前为飞机维修技工的江炳义,去年1月割除白内障后变得严重抑郁,进而疑神疑鬼,以为家人会杀他,于是决定“先发制人”,对妻子下毒手。去年,他在妻子叠衣服时从后捅她,然后补上多刀,总共189道伤势。
(来源:联合早报 http://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71016-803333 2017年10月16日)
今早6时许,上水清河邨清显楼发生伦常血案!21岁儿子持刀砍伤父母,导致两人重伤。警方中午交待案中细节,揭疑犯有精神病纪录,而其父有打骂他的习惯,但今次案件的起因仍在调查中。
案发在清显楼10楼一个单位内,警员中午再到单位检走染血枕头、床单及菜刀。大埔警区刑事总督察郑则恒交待案情指,21岁疑犯起床后突然不由分说在去厨房取出一把12吋长的菜刀,砍向其父亲的头部,导致他头、脸、颈均有多处刀伤。疑犯的母亲闻声到客厅查看,惊见两人正在纠缠,于是连忙上前制止,但她亦被疑犯砍伤头、颈以及背部。
疑犯父亲负伤离开单位,并由10楼走楼梯到大堂向保安员求救。保安员惊见他血流披脸,立即报警。新界北冲锋队人员接报到场,在单位内拘捕疑犯,疑犯更向人员指「我好憎我老窦」于是用刀砍他。
受伤的父亲现正在威院接受手术,暂无生命危险;母亲则在北区医院留医,亦无生命危险。警方将通宵拘查疑犯,初步调查疑犯在北区医院有精神病纪录,而他与父亲的关系向来不和,据悉其父经常指骂及打他,包括指责他没有工作,早几日亦曾发生争执。翻查资料,警方过去未接获该家庭有家庭暴力的纪录。
(来源:星岛日报 https://goo.gl/FYLTPX 2017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