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六十三期

  • 两精神病人涉杀人案被采取强制医疗

    近日,朝阳法院、通州法院分别对辖区内发生的两起杀人案的被告人做出强制医疗刑事决定书。两人分别砍伤、杀害了自己的室友和保姆,后因患精神疾病被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但因仍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最终被法院决定强制医疗。

    据介绍,这两起案件因涉及个人隐私,均不公开开庭审理。

    大学生砍伤室友

    朝阳法院审理的该起案件中,被告人是休学的学生徐某(化名),2017年4月13日3时许,在朝阳区北京中医药大学男生公寓宿舍中,持菜刀砍伤22岁的同学小张的头部、颈部,造成小张头面部多发皮裂伤,并致颅骨骨折,面部7处创口,累计长9.5厘米,经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小张身体所受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一级。

    朝阳检察院认为徐某故意杀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并向法院提供了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证据,提请法院按照刑诉法相关规定,对徐某强制医疗。

    庭审中,其法定代理人及诉讼代理人同意申请机关的强制医疗申请。

    法院认为,徐某虽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但其疾病尚在治疗期,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综上决定对徐某强制医疗。

    男子杀死保姆

    另一名被申请强制医疗的是38岁的罗某。通州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6日10时许,罗某在通州区梨园镇某小区的家中,无故持菜刀多次砍保姆小陈的颈部等部位,致小陈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经鉴定,罗某患精神分裂症,实施违法行为时受精神疾病影响,辨认及控制能力丧失,评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民事赔偿问题已经和解解决。

    法院认为,罗某持刀杀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严重危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已达到犯罪程度,虽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但其精神疾病尚在治疗期,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且其监护人、亲属无法承担有效治疗、监管被申请人罗某的责任,故罗某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

    综上,法院做出对罗某强制医疗的决定。

    目前两决定已生效。

    (来源:新京报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2017/10/29/462094.html 2017-10-29)

  • 特朗普称德州教堂血案是精神病引起 与枪械无关

    正在日本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周一在记者会,被记者问及枪支管制问题,他指德州教堂枪击案是由精神健康问题引起,并非枪械的问题。

    特朗普表示,对于枪管问题会深入探讨,但目前仍然为时尚早,并指出如果其他人无枪还击,情况可能更糟。

    特朗普说:”我们可以探讨枪支管制的话题,但可能为时过早,幸运的是,有人用枪试图阻止疑犯,否则情况可能会更坏。”

    (来源:湾区新闻 http://www.ktsf.com/trump-on-texas-mass-shooting/ 2017-11-6)

  • 疑产前抑郁 孕妇堕楼一尸两命

    一名怀孕20周的妇人,昨晨堕楼倒卧在住所大厦地下,头破血流,并压毁楼下多辆单车,救护员到场证实孕妇已丧生,一尸两命。家人接获噩耗在现场痛哭,伤心非常。

    警方表示,案件初步无可疑,列作有人从高处堕下处理,不排除有人因产前抑郁跳楼丧生。
    堕楼毙命的怀孕妇人姓庄(38岁),生前与丈夫及母亲同住大埔汀角路19号富善花园第二座一单位。据悉,女事主有精神病纪录,疑因怀孕而患上本港不常见的产前抑郁症。

    昨午1时20分许,孕妇龚姓(56岁)母亲回家不见女儿的踪影,但窗户打开,心感不妙,慌忙落楼查看,赫见女儿已倒卧大厦对开的临时单车停泊处,陷入昏迷,现场有多部单车被压毁。未几,警员及救护员到场,证实堕楼妇人身体有多处骨折,头盖骨碎裂,伤重死亡。

    警员封锁现场调查,死者多名亲友到场了解情况,各人神情哀伤。一名男亲友情绪激动,一名女亲友哭成泪人,需女警从旁安慰,并取来一张椅子让她坐下休息。警方在现场无检获遗书,稍后将剖尸检验死因。

    去年5月10日,一名19岁怀有九个月身孕的少女,到石硖尾邨美亮楼18楼一单位探望契妈期间,突然由睡房窗口一跃而下,撞毁楼下停泊客货车,重伤昏迷,送院抢救无效,酿成一尸两命。据悉,死者曾向亲友提及,担心日后的育儿问题,疑患有产前抑郁症。

    (来源:大公报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7/1018/3504023.html 2017-10-18)

  • 疑患精神病突发狂 男砍死女佣后自首

    一名疑患有精神疾病的巫裔男子在印度尼西亚女佣前往其住家打扫时,突然发狂挥刀将女佣砍死,并砍断女佣的3根手指,事后再骑摩哆到警局自首。

    这起命案是今午下午约3时,在打昔重组村第30路的一间住家内发生。据了解,34岁男嫌犯患有精神病。

    怡保警区主任岑振强助理总监在案发现场受访时说,嫌犯是使用巴冷刀挥砍女佣的脸部及后脑,再将女佣的3根手指给砍断。「嫌犯过后在下午3时30分,仍若无其事地前往巴占警局自首。」

    他续说,40余岁死者是兼职家庭帮佣,她是受嫌犯父亲雇用前往嫌犯的住家做打扫,警方案发后在客厅及厨房之间发现其尸首,并在屋外发现凶器。

    岑振强表示,警方需将嫌犯送往精神专科进行精神鉴定,目前嫌犯被扣留在巴占警局,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调查此案。

    据嫌犯一名亲戚披露,嫌犯与退休公务员的父亲同住,母亲则住在吉隆坡,嫌犯育有2名孩子,惟目前正与妻子办理离婚手续。

    他指出,他今午载嫌犯的父亲外出办事,曾要求嫌犯随行,但男嫌犯拒绝,未料到会发生命案。

    (来源:东方日报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215799 2017年10月9日)

  • 调查指15%港人患可确诊精神病 当中3%属严重程度

    精神健康问题对都市人造成困扰,过去有研究调查指香港共15%患者有精神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即至少逾100万人患有精神问题,当中3分1没有求医。港人对「精神病」字眼感到负面,加上担心被标签化,即使患病亦不愿求医。有组织将在下月3日至5日举行「香港精神健康研讨会」,希望找出方法,令精神健康的话题不再成为香港人的禁忌。

    「香港精神健康研讨会」由顾眷患者基金会及香港精神科学院合办,以「关注精神健康 – 摆脱卷标」为主题,下月3日5日在香港医学专科学院举行,邀请不同国际嘉宾就教育体制、医疗环境、健康的工作空间、长者需要、法制及政策制定,及媒体报道六大范畴进行讨论。

    研讨会讲者之一的港大医学院精神医学系教授陈友凯指,过去有研究调查显示,香港可诊断的精神病人士占约15%,当中约3%属严重程度,另精神病人士有3分之1未有求医。他指,香港一直以来对精神健康问题感到忌讳,担心被标签化亦不愿求医,其中「思觉失调」、「精神病」等字眼令人对精神健康问题感到负面,期望透过研究会寻求方法改变香港对精神健康的态度。

    研讨会最后一日设有公开论坛,可接触香港不同的心理健康组织机构,并有专家免费指导心理健康意识培训,及可与专家研讨心理健康的对策、交流知识,有嘉宾分享各自心理健康的小故事。

    (来源:星岛日报 https://goo.gl/FwEX1x 2017年10月17日)

  • 逆子斩父:不了解精神病征 打闹损亲子关系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学系教授李诚表示,若小朋友自幼有精神或情绪病,但无正式求医或接受适当治疗,便会出现不同病征或行为,包括上课散漫、显得懒散、学校操行差,经常「郁身郁势」,若家人不了解或不知道病征,便会误会子女「难教」或顽皮,尤其是低下层家庭资源不足,一般会用打闹方式处理,从而破坏亲子关系。如小朋友得不到合适治疗,父母对待的方法恶劣,读书成续又欠佳,在其成长过程中便会充满失败,致性格或处事方法都有缺陷,或会加重病情。

    李教授指出,今次涉事的儿子突然擸刀斩父亲,或许是因长期受到打闹,内心已积存一定程度的恐惧及仇恨,因而想方设法解决。根据他的临床经验,这种想法是有迹可寻,可以积存数星期、数月或数年,慢慢加深至一定程度时,开始分唔到现实或虚幻,觉得有人想害自己,要付诸行动保护自己,因而酿成血案。他提醒,患者在发病前有征兆,如家人发现患者开始自言自语、 疑心大开始疏远家人、出现失眠征状、觉得出街不安全而留在家 ,或在身上收藏武器自卫等,便应尽快联络其医生。

    李续称,精神病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发展,因此以往的诊断未必准确,其行凶原因一定要「面对面同佢倾,等佢讲出嚟先得」。但由于医疗资源匮乏、公立医院人手不足,令不少精神病患者轮候治疗需时极长,睇症时间仅得数分钟,他直指:「分分钟病情恶化咗都睇唔出」。

    另外,即使医生经验足够都可能会「走漏眼」,加上精神病与普通身体症状不同,随着病情发展,病人疑心会逐渐增加,知道如何应对医生,「可能会讲大话收埋收埋,等医生唔知佢病情差咗」,因此几分钟诊症时间确实不足。李教授认为,政府应加强家庭医生训练,将轻度精神异常病症的治疗工作,交由家庭医生负责,以腾出专科空位予严重精神病患者。

    (来源:东网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71026/bkn-20171026173554883-1026_00822_001.html 2017年10月26日)

  • 精神疾病真的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免死金牌”么?

    “首先,民事责任不能免除,也就是该赔的钱一分都不能少,自己难以支付则需要家人来支付。其次,只有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才能免于刑事责任。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精神病人都可以免于刑事责任。”

    我们看过许多犯罪分子拿出精神疾病的诊断证明来逃脱罪责。那么精神疾病的诊断证明,是否就成了“免死金牌”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真的精神疾病

    首先要说的是,精神疾病患者伤人是没有指向性的。不限于某个特定的人,如果你专门去伤害你的仇人,无论如何是很难用精神疾病解释的。比如杀医伤医事件的凶手,治疗效果不理想,甚至亲人离世,家属心情难以平复,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拿着武器到医院里,有指向性地攻击,就无法用精神疾病来解释和开脱了。

    但要注意的是,很多有精神问题的人,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更没有诊断证明。所以说不排除很多违法犯罪分子本身确实有精神问题。这个比例没有官方统计,但是应该比想象的高。

    2.伪装精神疾病

    答案很显然,没有一定经验的人想装精神疾病,非常容易被识破。大部分人其实都不知道精神疾病的特征,上来就吃屎喝尿,装得太过了。这也许在古代行得通,孙膑也是通过这个方法逃出庞涓的控制。然而现代医学对于精神疾病症状的观察要科学得多。许多特征性的症状是精神病人特有的,有经验的医生一眼就可以判断。

    比如在回答量表的时候注意“诈病指数”, 这些问题就是要看看你有没有认真地在刻意装病。一些答案很明显的问题,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可能认为什么题目都反着答就可以装病,这真是大错特错了。

    最关键还有精神疾病的病史,不仅要有精神科的就诊记录,还需要精神科医生早先开具的诊断证明。这些都是司法鉴定的重要依据。精神疾病可不是你说有就有的。

    3.伪装成功

    《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只有在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犯罪,才能免于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也就是说,犯罪时是否有精神症状是判断的重要依据。即使有精神疾病的人,也具有发作期和缓解期。不管是强迫症、抑郁症还是精神分裂症,在缓解期的时候看上去和正常人别无二致,甚至感觉比一些上班族还要健康。在这段时间,是完全有能力和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但如何鉴别患者犯罪时属于发病状态?人的判断免不了主观,连特朗普都可以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美国多名精神科专家诊断为精神疾病,不具有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但其实精神疾病并不是你想诊断就可以诊断的。简单地说,没有接触当事人并且获得授权,精神科医生就不能做出诊断。

    有些人认为只要有精神疾病,就可以犯了白犯。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首先,民事责任不能免除,也就是该赔的钱一分都不能少,自己难以支付则需要家人来支付。其次,只有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才能免于刑事责任。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精神病人都可以免于刑事责任。

    4.逃脱刑事责任

    2013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予以强制医疗。

    如果精神疾病患者在发病期伤人,可以不受法律制裁,但是一定要强制住院治疗。即使逃脱死刑,也不会完全自由,很多会被强制治疗,因为你有伤人杀人的行为,可能需要去隔离治疗,或者是长期强制和精神病人共同生活,直到被医生认为病情得到控制。

    患者还需要长期服药,精神疾病的药物可不是想不吃就不吃,因为神经科医生、护士和护工每天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督促患者完成吃药的任务。如果你进入精神病院就变得跟好人一样,说自己瞬间好了,可没有那么容易。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http://www.sohu.com/a/198835435_120100 2017-10-19)

  • 豫章书院背后:少年“被网瘾”,谁该被治疗?

    近日,豫章书院通过关小黑屋、罚跪、鞭打等暴力对待学生的新闻再惹争议,将杨永信的网瘾戒除方式又拉回舆论漩涡。慌不择路的家长签下“生死状”,一手把孩子推进网戒所的铁门。哪知这根救命稻草早就被市场和资本熏黑了,为了驯服不择手段。从冲突迭起的家庭到网戒学校的极权世界,青少年就这样被一步步推向了权力压迫的底端。

    近日,在一篇名为《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的文章中,化名邹远的学生向作者讲述了自己在江西南昌的网瘾戒除学校豫章书院的经历。在三个月中,他先后遭受了严重体罚、囚禁,甚至性骚扰。而此时,距离2008年杨永信的网戒学校遭到曝光已过去近10年。暴力、恐吓、惩戒与高额的收费,这样的网戒中心依然肆意横行。

    在故事的另一端,许多家庭依然在被网瘾折磨。扭曲的家庭教育、游戏商的诱惑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沉迷网络。面对终日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孩子,许多家长除了恐吓威胁、诉诸武力之外别无他法,焦虑与无奈之下,网戒学校成为这些家长最后的希望。

    网瘾少年历险记

    把孩子送入网戒学校的家长也许不会想到,在之后的三个月内,他们的孩子将忍受多种刑罚、吃令人作呕的饭菜、做苦力,甚至被关进黑屋长达数日。即便有幸离开这里,谄媚的面具、紧绷的神经,以及对父母的怨憎乃至心灰意冷,也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伴随他们。

    据曾在豫章书院受训的网友透露,这里的惩戒措施由轻到重分为三层。一间不到十平米,窗户被封死,只有被子、枕头、尿盆、水杯和一桶水的“小黑屋”,是惩罚违反者链条的顶端。在此之下是打竹戒鞭、打戒尺、罚站。用来打学生的龙鞭是钢筋做的,有人见到一个小女孩受鞭时,有几下没打准,打碎了旁边的大理石地砖。

    豫章书院的事件让人们在惊愕之余觉得似曾相识。早在2009年,柴静就探访过杨永信的网瘾治疗中心,这家网戒中心里有一间13号治疗室,任何少男少女,无论之前多么不听话,怎样顶撞父母,怎样大声反抗,只要进了那个房间,40分钟后出来就会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百依百顺,声音轻的像蚊子哼,有的甚至当场向父母跪下认错。

    在此班酷刑的威胁下,学生只得顺从。孩子们学会了迎合、带上面具,什么话能让教官满意地点头,怎么做能让教官在惩戒记录本上为自己划去一道,他们摸得一清二楚。

    认罪的潜规则是“使劲往重里说”,孩子们在撰写的故事里称自己吸毒、贩毒甚至强迫少女卖淫、杀人。把自己描述得劣迹斑斑,凸显改造成果。家长震惊,杨永信宽慰,“你看你以前多危险啊”。
    ——ONE实验室 《飞越十三号室》

    然而,网戒学校并未真正解决这些网瘾少年的问题,他们的配合不过是压力下的委曲求全。走出网戒学校后,再次沉迷网络的人不在少数。这种现象被网戒学校称作“复发”,一些孩子因此被家长多次送回去进行“再治疗”。

    他们对父母和网戒学校的憎恨也未就此停止。许多学员将进网戒学校那几个月视作他们人生最糟糕的体验,而父母也被当作一手把他们推入泥沼的人,成为多数学员的发泄对象。
    从网戒中心附近宾馆跳窗逃跑后,他在外面飘荡了12天,最后跟父母签了个协议。协议规定,父母不再送他回去,而他不能再提电竞。他恨网戒中心,恨父母,更恨他们对网戒中心的维护。
    ——ONE实验室 《飞越十三号室》

    网瘾少年们的怨恨,从网戒学校的出口持续到入口,甚至弥漫在今后的数十年里。

    争议中的网瘾:“病”从何来?

    从电击到体罚、从遍体鳞伤到突然死亡,恨铁不成钢的家长把孩子送进了集中营,目的只是为了戒掉一种莫须有的疾病——网瘾。 “网瘾”的诞生不过是近20年的事,医学话语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相互动,共同完成了对这种“顽疾”的建构。

    网瘾最初只是美国精神科医生伊万·戈登伯格在社区论坛内编造出来的名词。他编造了”手指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敲打键盘的动作”等7条诊断标准,声称自己发现了”网瘾”这种精神疾病。戈登伯格承认,他对网瘾障碍的定义只是对第四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内容的一个拙劣的模仿。

    戈登伯格没有想到,自己一时的恶搞竟引来精神卫生界一场持久的争论。自1995年以来,美国精神病学界做了大量关于”网瘾”的学术研究。但即使是全球最先提出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美国心理学家金伯利·杨,也认为网瘾只是行为依赖,而非精神疾病。
    ——网易新闻 《网瘾:被杜撰的精神病》

    即便在最常使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世卫组织《精神与行为障碍类别目录》中,网瘾也未被认定为精神疾病。然而在中国,网瘾还是被当成一个可以被强制治疗的精神疾病,不断生根、发芽、扭曲成长、畸形变异。

    2008年11月,由北京军区总医院陶然主持制订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通过专家论证,首次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范畴,确定了网络成瘾的”6小时”标准,该标准”用了4年的时间,对3000名网瘾患者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时间标准为9.3±3.2小时,最终取其下线及其整数,定为6小时。”
    ——网易新闻 《网瘾:被杜撰的精神病》

    随后,网络成瘾标准便在部队医疗系统开始推行,并被媒体大肆宣传。但2009年,卫生部在对《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征求意见时,否定了将”网瘾”作为临床诊断的精神病,认为目前”网络成瘾”定义不确切,不应以此界定不当使用网络对人身体健康和社会功能的损害。

    2016年9月3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务院卫生计生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出台网络成瘾的本土化预测和诊断测评系统,制定诊断、治疗规范,这似乎为“网瘾戒治机构”提供了合法性。然而在2017年1月6日公布的《送审稿》中,这段文字已被悄然删除。“网络成瘾”被修改为“沉迷网络”,“矫治”的字眼也不见了踪影。

    “被网瘾”:当网络成为亲子问题的替罪羊

    即使官方文件不再倾向于将网瘾视为疾病,但对家长而言,“网瘾”这个词却及时而精准地为孩子们接连数小时、数十天沉迷网络的病态表现提供了解释。如此,“网瘾”被家长视为一种病,成为转型时期一系列亲子冲突的替罪羊。

    实际上,不良的家庭关系也是造成青少年网瘾的重要因素。中南大学的邓验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在完整度低、关系不和谐、采用忽视型和暴力型这两种教养方式的家庭里,青少年的网瘾比例更高。

    另外,家长“望子成龙”也是让孩子陷入网瘾的凶手之一。有知乎日报《孩子有了网瘾,是家庭出了问题吗?》中有答主提到,多数父母在孩子身上寄托了向上流动的巨大希望,于是学习成了几乎唯一的关注点,结果就是当孩子在该领域表现不佳时,将产生被忽视感,找不到自我价值。这一点也在BBC纪录片《网络瘾君子》中得到证实,影片中,有学习不佳的孩子承认,打游戏让他觉得自己很厉害。在此情况下,游戏设计商在游戏中加入了各种激励把戏,很容易就吸引了这些低自我效能感的孩子。

    然而,在社会剧烈变迁的转型时代成长起来、又在网络迅速普及的时代成为父母的家长一辈,一边承担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一边有意无意将自己的压力转嫁给孩子,同时又未必理解网络的“妖力”。沉迷网络被归咎于为孩子自身,面对终日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孩子,许多家长显得笨拙无力、简单粗暴:

    在网瘾的梦魇下,这些父母来不及细思网瘾戒除方法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就掷下重金、签下“生死状”,一手把孩子推进网戒所的铁门。哪知这根救命稻草早就被市场和资本熏黑了,为了驯服不择手段。彼时的家长不会想到,网戒的这段经历,会代替网瘾,成为日后横在他们与孩子之间最大的藩篱。

    他们在子女教育上伤痕累累,备尝悲哀。最极端的案例中,一个母亲曾几次试图用煤气了断儿子的生命。一个承诺可以改造孩子,并且看起来效果惊人的网戒中心成了他们的选择。即使知道孩子被电,也有家长说,“那也比进监狱强。”
    ——知乎日报 《临沂网戒中心十三号室,杨永信依然在帮助网瘾少年》

    在网瘾的梦魇下,这些父母来不及细思网瘾戒除方法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就掷下重金、签下“生死状”,一手把孩子推进网戒所的铁门。哪知这根救命稻草早就被市场和资本熏黑了,为了驯服不择手段。彼时的家长不会想到,网戒的这段经历,会代替网瘾,成为日后横在他们与孩子之间最大的藩篱。

    被治疗:暴力惩戒与网瘾利益链

    在顽劣的孩子、焦虑的家长、医学界与媒体对网瘾“模棱两可”的叙述中,网瘾治疗机构看到了商机。

    卫生部在2015年称,并没有批准任何专门治疗网瘾的医疗机构。当前国内的企业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中,也不存在“网瘾治疗”这个经营项目。不过由于在工商注册登记时缺乏明确的行业标准与资质审核,一些机构获批准或注册的经营范围与网络成瘾戒除不相关,但实际上却通过“网瘾治疗”开展收费业务。

    这些机构大多声称采取封闭式、军事化管理。据媒体报道,一些网戒机构用铁丝网和高墙将青少年围困起来,命令青少年做高强度的俯卧撑、跑步、站军姿,甚至对青少年任意施以体罚。然而,尽管校方声称物体发,但青少年遭教官殴打致死、重伤二级、伤残八级这种极端情况频频发生。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7年,安徽阜阳的18岁少年小磊在网瘾学校两天之后死亡,死者全身上下有20多处外伤,从头到脚几乎没有好的地方。

    其中电击疗法最令人惊愕。电击疗法需要将患者的手脚捆绑住,并用护齿类的工具塞入患者口中,然后接通电流,置于患者前额两侧诱发抽搐达到治疗效果。据某网戒机构学员描述,“那种感觉生不如死,电太阳穴就像用毛线针从一边扎进去,再从另一边扎出来的感觉差不多。电手基本是电头疼痛的四倍。”

    因争议太大,以及“安全性、有效性尚不确切”,卫生部在2009年叫停了电刺激治疗。但一些网瘾治疗机构仍在用“低频脉冲治疗”代替电击治疗继续营业。“低频电子脉冲疗法”是将两根针扎进虎口,然后对两根银针进行通电,网戒机构向家长描述称这种疗法实施以后丝毫没有疼痛,只是“麻了”。而接受治疗的青少年则表示,“像有无数个针扎了进去,每一个细胞都在疼。”“眼前就像电视机的雪花一样,已经看不清楚了。”

    为了彰显治疗成效,向家长收取高昂的费用,网瘾机构不惜采取令人发指的惩戒形式。同时,他们还刻意延长治疗时间,并且提供多次治疗服务。因为在这里,孩子的时间就是他们的金钱,孩子接受网瘾治疗的时间越长,被遣送回去的次数越多,网瘾治疗中心的钱包也就越满。

    出院并不是一切的终结。网戒中心有个口号,“只要你在这里挂上号,我们就会负责你一辈子!”这是很多已出院学员的痛苦之源。但凡家长认为孩子退步了,随时可令其返院治疗,有时网戒中心出动家长“别动队”协助抓捕。
    ——河南商报 《戒网瘾机构到底是怎么“戒”的》

    “不是说你家长满意你想接走就接走的,你的孩子能不能毕业需要我们的评判标准,感觉孩子不再反弹了,我放心了才让他走。”
    ——河南商报 《戒网瘾机构到底是怎么“戒”的》

    治疗机构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媒体报道,在2010年网络戒除产业规模达到数十亿。根据央视二套2008年的报道,当时杨永信戒网基地的总收入是8000万元。尽管近几年网瘾机构逐渐转入地下,但其收费只增不减。

    每所学校收费各不相同,但费用都比较高,郑州李峰教育学校的收费为32600元,学制半年。而郑州汉飞精英训练则分为29000元和39000元。
    ——河南商报 《戒网瘾机构到底是怎么“戒”的》

    网瘾治疗机构的极端手段与收费乱象家长并非不知,但“走投无路”的家长过于期待一个改过自新的孩子,因而选择默许。而网戒机构利用家长的焦虑与无助,巧妙宣传,将高昂费用收入囊中,而将孩子的身心健康置之度外,甚至将生命视如草芥。

    谁将孩子推向网瘾深渊,而谁才应该被治疗?

    纪录片中,一个孩子在影片快结束时对着镜头说:“这不是真正的疾病。这是一种社会现象。”的确,争议中的“网瘾”,是一个代际冲突、内部混乱、适应创伤性调整的社会的快照。正如在西方社会中漫画书、说唱音乐和暴力电影也曾承担了某种罪名一样,互联网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剧变和代际冲突承担了这种罪名。

    “被网瘾”的孩子大多否认他们有任何问题,而这种把青少年推向“网络成瘾”的,有不负责任的家长,更有为了盈利而进行一些列易成瘾设计的商业游戏公司,有利用这种焦虑与担忧赚的金箔满满的网戒机构,甚至包括某些为其背书的“专家”。一方面,无暇陪伴家庭、理解孩子的家长将家庭冲突的处理权重金外包给了所谓的专业机构;另一方面,盈利性的网络游戏与网戒学校从手中接过失落的下一代,并在利益的驱动之下不惜摧残孩子的身心健康。

    最终,从冲突迭起的家庭到网戒学校的极权世界,这些青少年被一步步推向了权力压迫的底端,成为代际冲突、家庭教育市场化等社会问题下的牺牲品。

    (来源:土逗公社 https://mp.weixin.qq.com/s/6Dhj7dDWhOmoz2rbu-oPPw 2017年11月4日)

  • 通识一分钟:精神病

    据医管局的数据显示,现时全港有约九十七万人患有精神病,占整体人口的13.3%,平均每八个港人中便有一名为精神病患者。然而,政府对精神病人的支持严重不足,现时公立精神科新症病人,需轮候超过两年方可接受治疗,情况令人忧虑。

    在众多精神疾病中,抑鬰症可谓最为普遍。据世卫的数据显示,现时全球有约三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而数字仍有上升趋势。

    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的指引,诊断抑郁症的标准共有九个症状,包括:

    1. 整天大部分时间不快乐
    2. 对事物失去兴趣
    3. 体重或食欲下降
    4. 失眠(或嗜睡)
    5. 思考缓慢
    6. 失去活力感到疲累
    7. 自我价值感低或感到罪恶感
    8. 无法集中精神
    9. 有自杀念头

    如果符合以上5个症状 (必须包括1和/或2) 或更多,并持续出现两星期以上,并影响日常生活,可被诊断为抑郁症个案。

    (来源:雅虎香港 https://goo.gl/AZb7Vu 2017年10月16日)

  • 谁保护强制医疗者的权益?多检察官呼吁立法

    破解“费用难、监督难、执行难”,强制医疗检察监督的“江苏模式”

    2013年5月,刘德(化名)怀疑邻居盗窃自己的物品,用刀刺伤邻居,并用蚊帐捂住邻居口鼻,致被害人死亡。经南京脑科医院鉴定,刘德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3个月后,他被送到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进行强制医疗。

    他是东方人民医院收治的第一例强制医疗人员,今年是他在东方人民医院的第5年。在这里,他每年的治疗费用达13万余元。5年来,他的治疗费、生活费都由徐州市财政承担,而像他这样接受强制医疗的人,东方人民医院还有48人。

    2013年以来,江苏省检察机关已监督执行228人接受强制医疗,与之相配套的省级强制医疗定点机构也由5个增至18个。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士称,对犯罪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既保障了精神病人接受治疗的基本权利,又防止带来安全隐患。

    强制医疗遭遇“费用难、监督难、执行难”

    因经费问题,孙强(化名)被从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转移到安镇医院精神康复科。孙强患有被害妄想症,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强制医疗。孙强具有精神病史,12岁时就曾发病,与被害人有过纠纷。案发时,孙某某认为被害人要伤害他,于是趁被害人不备,用铁耙致被害人死亡。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是江苏省内指定的强制医疗执行点,条件较为成熟。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判决后,因费用问题,孙强被转移到安镇医院接受治疗。

    但在治疗期间,孙强仍然存在暴力行为,曾袭击护工,存在危害社会的隐患。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与相关部门协商,将孙强转院到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因经费问题而耽误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不止一例。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处长张凯介绍,强制医疗精神病人因为治疗费用高,部分病人家属难以承担,且法律规定未落实到具体细则,病人的治疗费用究竟该由谁承担一直没有定论,往往是具体案情具体分析。

    “解决一例强制医疗精神病人治疗费用问题,往往要刑事执行检察处工作人员耗费半年时间沟通协商。”张光说。

    目前,解决强制医疗者的费用问题一般有4种途径:社保报销、财政兜底、民政资助与财政兜底相结合、家属承担。

    除了费用问题,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也是一大难点。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师夏说,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他们很难监督医院治疗方案是否合适、用药是否准确,“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检查手续是否齐全,核对法律鉴定这一类可操作的事。”

    实际上,强制医疗的执行并非易事,因费用问题难以解决,有的病人手续难以补全。病人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医院只能以临时性约束保护措施来限制强制医疗者,难以维护强制医疗者的正常权益。

    强制医疗由谁负责执行

    由于强制医疗存在执行主体不明、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涉及公安、检察、法院、民政、卫计等多个部门,实践中存在诸多衔接问题。

    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由谁负责执行”这一问题尚未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强制医疗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但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无相对应的内容,仅规定在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前,公安机关对申请强制医疗人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法院作出判决后,公安机关仅负责将被强制医疗人送交相关医院。

    “对于交付执行的期限、强制医疗机构确定与变更等问题,均无明确的法律规定,造成检察监督对象不明、监督乏力。”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监督局副局长张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张枫说,各地在实践中方法各不相同,有的检察院每隔半月开展1次监督,有的全程只开展1次监督;有的逐项检查公安机关和相关医疗机构履职情况,有的仅简单查看被强制医疗人是否被殴打、虐待等情况。如果在检察监督过程中发现不规范问题,有的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有的向医疗机构提出建议,做法也都不一样。

    张枫认为,由于医疗机构的特殊性,很容易出现当地办案而涉案精神障碍患者被送往异地予以强制医疗的情形,由于缺乏相关配合规定,导致办案地与执行地的刑事执行监督部门、刑事执行监督部门与强制医疗机构等部门之间缺乏信息交流和配合,很难获取强制医疗执行医疗情况信息,难以达到全面监督、及时监督的预期效果。

    “现实情况导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着手难、制约多。”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世国说,受警力、财力、机制缺失等因素制约,强制医疗在执行中还存在热情不高、意识不强、重视不够、遇事推诿现象突出等问题,甚至在遇到问题时束手无策。比如,有的地方对强制医疗人员一送了之,事后若出现转诊、外出就诊等情形均不知如何处理。

    一位检察官说,检察机关相关部门一般通过发放纠文的方式对违法单位进行监督,但由于该方式缺乏约束力,容易使监督落空。

    “应当落实更多细则,使法律更具有可操作性。”张凯介绍,目前相关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各部门在执行强制医疗时,会对随之而来的巨额费用相互推诿,这不利于强制医疗的顺利进行。而责任界定不清晰,又会导致医院、法院都不愿承担责任,不愿主动对已达到解除强制医疗条件的强制医疗者提出解除申请。

    向强制医疗机构派驻检察室

    今年5月,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在东方人民医院设立检察室,这是江苏首家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检察室。记者在该检察室看到,联席会议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建档统计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信息通报制度以及工作例会、培训学习等9项制度均上墙公示。

    “每周至少两天有专人在检察室开展工作,每季度还召集公安机关、医院,就强制医疗执行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商讨。”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韩盛哲介绍,通过建立信息报送、培训学习等制度,检察室与医院强制科加强信息交流,极大推动了执行监督的客观性和实效性。

    为防止犯罪嫌疑人利用强制医疗规定逃避应有法律制裁、普通精神障碍患者因人为因素被强制治疗等情况发生,驻院检察室通过监督,严把“交付法律文书、送交执行和收治活动”三个关口。

    此外,在云龙区人民检察院的建议下,东方人民医院改建了安康病区,以解决强制医疗患者分散治疗的现状,并在今年2月成立强制医疗科,成立强制医疗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技术指导组,定期对强制医疗患者进行病情评估。

    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处长张湧表示,对这些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实行强制医疗一方面是为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这些精神病患者的正当权利。在强制医疗指定点接受强制医疗的患者,可以保障自身接受治疗的权利,不必因家庭原因或经济条件而颠沛流离。

    精神病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这些病人的出院需要经过严密评估,这样的评估在该医院每半年进行一次,家人可以提出申请,对强制医疗患者进行评估,评定其是否符合解除强制医疗的标准。

    与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机构派驻检察室不同的是,无锡市人民检察院采用的是巡回检察的方式。

    张凯说,他们对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时,前期要对强制医疗手续、医疗机构的资质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然后,定期会见被强制执行精神病人、约谈强制医疗机构负责人,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及诉求,并对强制医疗机构在强制医疗方面是否有违法情况进行监督。

    截至目前,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共收治无锡、苏州、常州等地强制医疗人员30名,检察机关对其强制医疗情况进行了监督。

    谁来保护强制医疗者的权益

    27岁的张某是四川人,患有被害妄想症,此前坚持服药后与常人无异,案发前,张某觉得自己病愈,停止服用药物。张某觉得父亲要害他,今年5月,他将父亲杀死。接受审讯时,这个年轻人很冷静,没有愧疚感,也没有犯罪感,只是平静陈述事实。而他的母亲,既是被害人家属,也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

    精神病人难以治愈,但是当精神病被控制下来之后,这些病人该何去何从?

    2014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由江苏省综治办牵头制定的《关于加强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实施意见》,在全国较早探索建立了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服务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法。

    从2014年起,江苏确定了南京脑科医院、南京青龙山精神病医院、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南通市安康医院、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5家医院作为承担强制医疗职能的定点医疗机构。到2016年,江苏省强制医疗机构已增加至18家。

    据张凯介绍,全国每年发生的精神障碍患者引发的刑事案件有上万起,其中仅20%的精神障碍患者能得到及时治疗,检察机关对强制治疗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这一刑事执行领域的规范化、法治化建设。

    张凯认为,目前关于医疗措施、治疗费用、康复评估诊断周期等执行监督问题,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监管措施,需要尽快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起普通精神障碍患者与被强制医疗精神障碍患者分开治疗、分开管理的机制,对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集中强制医疗。
    采访中,多名检察官呼吁立法,进一步完善强制医疗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强制医疗交付执行机制、协调配合衔接机制、医疗机构的条件、监护责任划分、医疗费用的保障、强制医疗检察监督的方式方法等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以解决实践中强制医疗执行操作性差、协调配合衔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同时,要加强强制医疗检察监督力度,以及妥善解决强制医疗的经费问题。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10-24/8358972.shtml 201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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