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发现的自我》（1958年）中，荣格说：“任何以科学为基础的心理学都会抽象地发展，也就是说，这种心理学既会跟研究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同时又不会让研究对象在自己的视野中完全消失。”荣格说，他的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以科学为基础。这句话并不全面。荣格心理学还有隐藏的基础：神秘主义和哲学。弗洛伊德指责荣格是神秘主义者，荣格则批评弗洛伊德不懂哲学。
荣格把他的研究称为“医疗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体的病人，而每一个病人都是独特的。这是精神病医生和心理诊所的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与此不同，由研究者设定简单的问题，尽可能排除因问题的复杂性而出错的可能。这是大学心理学教授的方法。荣格说：“这就是为什么实验室心理学实际上往往都毫无启发性、索然无味的原因。”这也是接受荣格的人大多在文化艺术圈，而较少是学院派心理学教授的原因。
荣格在大学的专业是医学，但他对人的精神更有兴趣。在巴塞尔大学的一次期末考试之前，荣格在一本教科书上看到作者把精神病称为“人格之病”。看到这里，他非常激动，由此发现：“精神病学才是我的惟一目标。只有在这里，我兴趣的两股激流才能汇合……这里是生物学和精神性的共存之地。这样一个天地是我一直苦苦追寻的。”这样，荣格由医学进入精神病学。
从人格之病到心理学的发展路径，在米歇尔·福柯那里得到反响。1954年，福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精神病与人格》，1962年修订再版时改名为《精神病与心理学》。
1900年底，荣格在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Burgh觟lzli）精神病院谋得了助理医师的职位。这家精神病院是苏黎世大学的下属医院，在1860年代初开始兴建。那个时候，精神病人的遭遇很不好。为了给精神病患者以人道的治疗，德国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葛利辛格（Wilhelm Griesinger）等人在苏黎世建立一家新的医院。这是认真对待精神病的开始。葛利辛格在1865年回到德国，创办柏林医学－心理学会，于1868年在柏林去世。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到1870年才完工。在1948年之后，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儿子爱德华因精神分裂症长期住在伯戈尔茨利医院，直到1965年去世。
从1870年开业到1879年，伯戈尔茨利的前三任院长都把精神病当作大脑的生理疾病。1898年，奥古斯特·福雷尔（Auguste-Henri Forel，1848－1931）就任第四任院长。福雷尔是苏黎世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蚂蚁学家，致力于监狱改革——监狱和精神病院在当时没有大的区别。福雷尔在担任院长20年，为伯戈尔茨利赢得业界的认可。他于1898年辞去院长一职，专心学术。1905年，福雷尔出版了《性问题》，被认为是瑞士的第一位性学家。美国著名的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也是昆虫学家和心理学家，他的《人类男性性行为》比福雷尔的《性问题》晚43年。 福雷尔提倡优生学，被认为是纳粹大屠杀的第一步。到1942年，《性问题》已经出到了第17版。
实际上，福雷尔在1920年已放弃种族主义，并在纳粹掌权之前去世。他反对死刑、反犹，支持跨种族婚姻。为了解决白种人和黄种人高低的争论，他不切实际地提出交换抚养儿童。因为他的人道主义，在1978年到2000年之间，福雷尔的头像被印在（最大面值）1000瑞士法郎纸币上。
荣格到伯戈尔茨利的时候，院长是福雷尔的继任者布劳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布劳伊勒是“精神分裂症”、“分裂型人格”、“自闭症”、“矛盾心理”等词的首创者。布劳伊勒在1898－1927年担任院长，引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作为治疗方法，也有所保留。荣格担任布劳伊勒的助手，开始学习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家精神病院是荣格进入心理学领域的第一步，他后来的老师弗洛伊德也是从精神病学走向心理学的。
到苏黎世之后，荣格一连六个月把自己关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的大墙内，研读五十卷的《精神病学概论》。他在自传中把精神病院比喻为修道院，当然，那是他的修道，不是病人的。那时，精神病学的教师忙着给病人定性和定量，对病人要说的话没有兴趣。荣格说：“他们感兴趣的倒是如何作出诊断或如何去描述其症状和编制出统计数字。”虽然荣格读过“人格之病”的说法，但那时的精神病医生还没有普遍接受这一观念。要等到弗洛伊德受到重视，这个观念才得到推广。
在荣格到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不久，一位年轻女患者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用当时的术语说是“早发性痴呆”，预后不良。荣格认为她患的是一般的抑郁症。他使用联想实验，从患者的无意识中找出了抑郁的原因。原来，这位女子在婚前认识一位富有的工业家的儿子。这位年轻男子是许多姑娘的追求目标。女病人很漂亮，认为自己有很大的机会把他搞到手。但这位男子对她似乎无动于衷，于是她嫁给了别人。五年后，当她听说这个男子当初对她也很有好感的时候，她得了抑郁症。那个时候，瑞士的乡村饮用泉水，其他用途则是来自河里的脏水。这位年轻的母亲没有制止女儿喝洗澡水，还给儿子喝了一杯。儿子没有受到感染，女儿却得伤寒死了。她的抑郁症急性发作，被送进精神病院。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荣格决定把病因告诉她。如果这位女子的病情因此加重，荣格的事业就会陷入困境。两周后，病人出院了，而且再也没有被送到精神病院。
这是荣格第一次尝试利用病人的无意识治疗精神病。这样的病例以后还有很多。
本系列主要介绍与荣格心理学相关的文化，一般避免直接涉及他写的病例。理由之一：他给出病例一般都很长，压缩后会失去一些有用的细节，而报纸文章的篇幅有限；理由之二：荣格的“无意识”的内容建立在人类文化的基础之上。因此，对于荣格这样一位知识丰富的心理医生，了解他的知识背景可能比读他写的病例更有助于理解他的理论，也更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精神和时代；理由之三，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谈精神病治疗和心理分析是不负责任的，尽管只是介绍，不是诊断。社会中的江湖郎中和鸡汤大师多如过江之鲫，不应该助长这个风气。
荣格在自传中说：“我常常看到有人由于满足于对人生问题作出片面或错误的回答而成为精神病患者的。”“人生问题”实际上是信仰问题，但不一定是宗教的。当时有许多人不再信仰宗教，他们把世俗的物质追求作为替代信仰。荣格说：“他们寻求地位、高攀的婚姻、名誉、外表的成功和金钱，这些人即使获得了他们寻求的一切，却仍然不幸福并患上了精神病。”这是一种现代病，全球流行。获取物质的成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求。
精神病的一个源头是精神狭隘，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荣格说：“这种人通常局限于一个极为狭窄的精神生活范围之内。他们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和充实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成为眼界更为宽阔的人，他们的精神病一般来说便会消失。”这说明精神病患者能够通过自我提升而痊愈。
荣格把精神病看作是心理病症，而不是当时流行观点认为的生理性神经病症，如早发性痴呆被当作精神分裂症。很多精神病是由焦虑引起的。
关于宗教信仰和精神病的关系，荣格还说：“我的病人大部分不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那些失掉了信仰的人。来找我诊治的人都是些迷途的羔羊。甚至在今天和在这个时代，信徒仍可以有机会在教堂里过‘象征性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想一下弥撒、洗礼、效法基督，以及宗教上的许多其他方面的体验就可以知道了。”荣格认为，对于许多人，宗教具有象征意义，而不是虔诚的信仰。他重视“象征”，探索象征掩盖的真正状况。这个传统在荣格之前就已经建立。阿拉普拉（John G. Arapura）把象征主义者——研究神话和语言的德国学者——称为“另一群浪漫主义学者”。
约翰·阿拉普拉说：“焦虑是西方精神性中的一个基本成分，而且不容争辩地具有它在基督教本身之中的根源。”他引用圣保罗的话：我们在自己的心中呻吟，等待被上帝选中，使身体得到拯救。阿拉普拉认为，基督教的末世论被延误，其中包含着期待、痛苦和宽慰。这种等待是焦虑的来源。
阿拉普拉没有说到的是，基督教是一神教，暴怒的上帝控制一切，可能施加的惩罚同样使信徒焦虑。《等待戈多》或许是对这种焦虑的一种解释，也是对焦虑的解构。等待的无意义也许可以解除焦虑，却使人们陷入无聊。人生在焦虑和无聊之间摇摆。
作为对比，阿拉普拉说：“在由吠陀、吠檀多和佛教所决定的印度的精神领域内中，那里的焦虑总是被视为所有人类奋斗的根源，这种奋斗大多数是在宗教中进行的。现实是在焦虑被终止的地方开始的。”所以，他认为源于印度的宗教（如佛教）导向平静。这种平静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当然，平静未必就一定是好的。东方历史缺少动力或部分地由此而来。
阿拉普拉是印度人，出生在印度，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加拿大教授印度哲学和东方宗教学。上引出自他的《作为焦虑和平静的宗教》（1973年），一部比较宗教学的著作。
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是德国人，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被解除大学教职，到了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此后完成三卷本的《系统神学》。他还著有《存在的勇气》（1952年），按时代把焦虑分为三种类型。蒂利希说：“这种区分得到了西方文明史的支持。我们发现：在古代文明末期，占支配地位的是实体上的焦虑；中世纪末期是道德上的焦虑；而近代后期则是精神上的焦虑。但无论以哪一种为主，其他类型（的焦虑）也同样存在并发挥着作用。”严重而且普遍的焦虑出现在时代的末期，这是因为“意义、权力、信仰和秩序的惯常结果解体，它们便一跃而称为普遍的东西”。古代末期主要是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以及次要的对空虚和罪过的焦虑。中世纪末期主要是对上帝的愤怒、救赎的焦虑。近代后期是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其社会学背景是“专制主义的崩溃、自由与民主的发展、技术文明的兴起”。蒂利希说，这种文明战胜了所有敌对势力。
关于中世纪末的焦虑，蒂利希说：“社会的、政治的与精神的专制主义，部分地塑造了唯名论与宗教改革中的上帝形象，这就是那个非理性的、威严的、绝对的上帝；这个上帝的形象反过来所创造出的焦虑，部分地表现了中世纪解体时的基本的社会冲突所产生的那种焦虑。”上帝创造的焦虑延续到荣格时代，对少年时期的荣格有过相当大的压力。从19世纪晚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三种类型“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部分地表现为悲观绝望的“世纪末”情结，而这时正是荣格的思想发展期。对这种“精神上的焦虑”以及对理性的控制，文学与艺术在20世纪初发起反抗。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由于天主教通过人们对彼岸世界的恐惧而刺激起人们的强烈感情和恐怖意向，因此常常引发出疯癫。”他只说天主教，不包括同一源头的其他宗教及教派，这是一个疏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尔基，宗教引起的焦虑是俄国小说家和哲学家经常写到的主题，具有东正教的特点。弗洛伊德为他的犹太人身份而焦虑，但那是因为犹太人在欧洲遭受的歧视，不是上帝的惩罚和等待中的救赎。
荣格说他的大部分病人是“失掉信仰的人”。从荣格举的病例可以看出，他的病人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焦虑才患上精神病的。不过，焦虑是一个社会传统，潜伏在无意识中。宗教的焦虑可以转移为世俗的焦虑。内心的道德不安和焦虑可以是宗教的，也可能是世俗的。无意识人人都有。可是，文明史以来的无意识需要经由良好教养显示出来，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一定是学校教育）的人具有的更多是原始意象和原始本能。在一个传统被毁灭的社会中，因为没有更高的道德权威，没有最终的惩罚，许多人能够毫无顾忌地做恶，并且在事后仍然很坦然，没有一丝不安和焦虑。
在天主教之外的其他信仰（文明）体系中，焦虑未必会轻一些，例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承受着信仰给她带来的焦虑。折磨她的不仅有现世的重重苦难，还有她对死后境遇的恐惧。她的问题是：“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为了“抵罪”（“罪”实际上是她遭受的苦难），减轻她死后将受到的惩罚，祥林嫂捐了土地庙的门槛。土地庙是中国的一种民间信仰的载体。土地庙的门槛象征她的身体，让人们践踏，给她抵罪。
因生活压力而产生的世俗焦虑也会引发精神病，荣格指出了这一点。在中国，对精神病的重视程度一向不高，患者及其家人不愿承认患病的事实。但问题很严重。据2015年发表在《柳叶刀》的一项研究，中国约1.73亿人有精神类疾病，最多见的是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其中很多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研究人员说，中国平均每8.3万人才有一名精神病医生，医患比例大约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文章还说，大多数病例源于生存压力的增大，也就是说，是世俗焦虑的结果。
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在2017年的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有5400万患者抑郁症患者。国家卫计委发布消息说，中国焦虑障碍患病率为4.98%，并且呈上升趋势。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说这个病“易被忽视”。因此这个统计应该是不完全的。“焦虑障碍”是持续的紧张和焦虑得不到疏解而产生的神经官能症。卫计委给出的病因是“公众心理压力普遍增加”，与《柳叶刀》的文章一致。
焦虑和冲动可能导致自杀。据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的统计，中国自杀人数占全球的26％，自杀位居年轻女子的死因之首。近年来这个数字已大幅度下降，大约应归功于农村妇女地位的改善。
年轻人困于焦虑，老人陷入绝望。据湖北等地的社会学家调查，中国农村老人因绝望而自杀的现象很普遍。他们不是期待死后的幸福，而是生之解脱。在2014年和2015年，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些调查。从报道看，这种绝望被当作社会问题，不是心理问题。这大约是正确的。我参加过农村贫困调查，完全理解这种绝望。
抑郁症的患病率可能比统计数字更高。许多人没有求医。他们与那些被关在精神病院的疯子不一样，不会伤害别人，也不反社会。如果是在4个世纪前的欧洲，他们会被送上愚人船，背井离乡。其实，“愚人船”只是一个想象。流放精神病人的“愚人船”是福柯的发明，但他也不是凭空创造的。
（来源：经济观察网 http://www.eeo.com.cn/gcj/2017/1018/314925.shtml 201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