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第五十三期

大马约有30%的人患有心理疾病，如忧郁症和焦虑症等，民众受促不应把精神疾病标签为负面词，应及时求医勿让病情持续恶化。
因精神疾病导致一宗接一宗的悲剧发生，人们的心理疾病已隨著社会发展隨之而来，但只要大家懂得正视问题、学会预防及调整身心，精神疾病就如普通生病般是可康復的，也可进一步避免悲剧再发生！
根据2015年国民健康和发病率调查（NHMS）报告显示，我国如今越来越多成人面对精神健康问题，患病率从2006年的11.2％增至2015年29.2％，在9年內共增加了超过2倍。
根据卫生部2015年统计显示，全国共有420万人面对精神问题，患者都是16岁以上，平均每3人就有一人有精神问题。
病患逐年增加
现代人生活步调紧凑，工作繁忙、经济负担、家庭和人际关係等都將城市人压得喘不过气，导致患上精神疾病的人数逐年增加，惟精神疾病却常被人以有色眼光看待，把患有疾病的家属关在家里，不与任何人接触，殊不知这样做，將导致患者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造成家庭悲剧的发生。
马来西亚精神健康协会副主席兼马大精神医学专科副教授黄章元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社会大眾和政府对精神疾病的警觉性已渐渐开始提高，民眾已不再抗拒接受心理辅导，在疾病初期时已立即求助。
预防胜于治疗
「无疑这是健康的趋势，但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尚浅及警觉意识低，虽然政府已意识到重要性，而开始培育精神科医生及举办身心健康活动，但预防胜于治疗，希望可以先注重预防工作。」
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家庭结构小，家庭成员只有夫妇和小孩，当一方需要倾诉时，没有太多的对象；而现代人忙于工作，社交网络和朋友圈子狭窄，均是不健康的趋势，而教育方面也忽略了心理发展的重要性。
「根据最新调查显示，大马约有30%人患有精神疾病，除了精神分裂外，也涵盖『现代精神疾病』如焦虑症和忧鬱症。」
他强调，预防和初期治疗的效果会更好，病情不会突然出现且发作，必定会出现预兆，就如生病感冒般，大家自然会去就医，那为何不开心或失眠时却抗拒见医生？失眠和难过都不是羞耻的事情。
勿自行停药不复诊 病情復发后果严重
生命线协会资深讲师陈云娟表示，根据我国发生精神病患伤害或杀害亲友的悲剧案例，大部分涉及的是曾接受精神病治疗后康復的病患，但由于病友在没有医生的批准下自行停药或不再复诊，才导致病情一发不可收拾。
注意求救讯號
「病友或家属勿自当医师，治疗精神疾病需要时间、耐心和金钱，一旦病友自行停药，病情总有復发的一天，届时的病情將更加严重，因此必须根据医学方式去完成治疗过程。」
她指出，当一个人出现消极想法、没有食慾、不想出门、不想沟通和失眠等症状维持2週后，或已出现轻微精神障碍疾病，惟其自我意识还很强烈，他会向亲朋戚友诉说及发出求救讯號。
「惟上述过程很快，一旦错过这段期间，將进入中严重阶段，届时已不再发求救讯號，也没办法维持正常意识，或將作出伤害自己和別人的举动。」
病向浅中医　別为面子不顾身子
加影美华山庄第8区居民协会主席刘云汉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精神疾病是社会常见问题，每个人都有患上精神疾病的可能，因此大家应该正视问题，才能够对症下药。
他说，精神疾病主要是因心理或生理因素导致，心理是压力问题，而生理则是因为身体和脑部有缺陷而导致，不同的问题需寻求各別方式解决。
「我曾协助居民解决类似的案件，有个10多岁的青少年与人发生爭执时亮刀，十分危险。我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得知他生于单身家庭后，知道他是因为与人爭执，產生自我保护的意识，才会作出举刀的行为。我劝服其母亲后，她让孩子接受专业心理辅导，才把问题解决。」
勿歧视精神病友
「另外一宗案件是一名补习中心的女教师报案被院长非礼，经过了解和调查后，我们在闭路电视发现教师在黑板乱涂鸦的不寻常行为，再加上她是单亲的家庭背景，估计她有心理问题，因而把她送到辅导室治疗。」
他坦言，很多人为了面子的问题，不愿踏进精神科的大门，但这不是害羞的事情；而父母亲扮演的角色更是重要和直接，必须从小注意孩子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在叛逆时期的行为，勿让孩子一直压抑情绪，到之后失去理智。
士拉央甲洞达雅花园居民协会前主席陈钟灵指出，大眾不应以负面的態度看待精神疾病，甚至避开和歧视精神病友，这样不但將加剧病友的心理压力，也会加剧社会对疾病的误解和歧视。
「家属必须坦然面对及接受，才能够让病友寻求专业辅导。每位患上精神疾病者的病情是从轻微开始，主要及早接受治疗，就可以用药物控制病情，才有康復的机会。」
（来源：东方网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central/zm8001463  2016年11月19日）

回目录

据政府数据估计，现时全港约有100至170万人患有精神病患者，当中约20万人属于严重精神病。面对为数不少的精神科药物需求，政府医疗资源却未足够令每一位有需要的病患，得到最好的药物治疗。公共医疗机构往往以资源有限为由，要求精神病患者先服用副作用较多和较严重的第一代抗精神病针剂（俗称旧针），直至患者出现副作用，才转获外国已广泛使用、可减低病患复发风险的第二代抗精神病针剂（俗称新针）。服药的病患无权选择更好的药剂，医疗机制又受限于资源问题，故此，重新思考现时的精神病患服针指引，是减轻病患负担的重要一步。
 
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认为，只有由政府增拨资源，以新针取缔旧针，才可减低病患因服药而有副作用的风险。协会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新针虽然成本较高，但效用更佳，病患康复较快，长远而言，可以每年节省港币3.9万元的医疗成本。当七成使用旧针的精神病患，需要承受肌肉抽搐、吐舌、视觉模糊等副作用的时候，新针却能将副作用机率减低至1%，为一时的成本考虑而放弃长远的优势，实在是得不偿失之举。外国如澳洲、美国、英国等地，均渐渐以新针代旧针，其中澳洲的新针使用率更高达82%，而香港却只有仅仅5%的病患可以接受新针注射。
 
在精神病患数字持续增加且未见回落的当下，病患的权益实在不容忽视，从长远的角度看来，医疗拨款的数量，以及资源分配的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改善，以提升患者的生活质素，免受不必要的痛苦。
（来源：独立媒体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6198a 2016-12-02）

回目录

毒品不只残害心灵对身体的摧残也是全面性。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公布一份与台大公卫学院合作的「毒品防治数据库」毒品大数据的分析结果，比对吸毒者与正常民众在各种疾病的住院率，结果发现有吸毒纪录的毒品犯的住院率是一般民众的10倍以上，当中，40到49岁的吸毒者，因罹患药物性精神病的住院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102.12倍。
台大公卫学院院长陈为坚表示，这份数据是根据刑案纪录表处理系统、三、四级毒品行政裁罚系统与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案件管理系统所得到的毒品大数据与2010年到2013年的健保数据库进行比对所得到的结果，发现有吸毒纪录的毒品犯的住院率是一般民众的10倍以上。
陈为坚表示，从传染性疾病住院来看，40到49岁的吸毒者，因艾滋病住院的机率是同年龄未吸毒者的55.21倍、20到24岁的吸毒者，因罹患淋病、梅毒及其他性病的住院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19.83倍。精神疾病住院部分，40到49岁的吸毒者，因罹患药物性精神病的住院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102.12倍。研究也发现，各年龄层的吸毒者，急性及亚急性心膜炎的住院率，是各年龄未吸毒者的29倍到43倍。
此外20到24岁的吸毒者，因膀胱炎住院的机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59倍、因睪丸炎及副睪丸炎的住院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12.29倍。陈为坚推测，过去有研究指出，K他命会造成泌尿道表皮黏膜发炎、进而影响生殖系统，推测跟K他命的吸食有很大关系。
陈为坚表示，过去国家对毒品危害还没有一个能够全面掌握毒品危害的数据库，透过毒品大数据与疾病关联性研究发现，吸毒对人体造成的残害是全面性，当中传染性疾病、各种精神病、细菌性心内膜炎、膀胱癌、睪丸炎、精神转化剂所导致的疾病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藉由研究数据所显示特定疾病与吸毒的高度相关性，也可供医师进一步研究相关机转。将来还会进一步做何种毒品会导致何种疾病的数据分析，协助毒品防治。
（来源：苹果日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123/995473/   2016年11月23日）

回目录

 亮相人物：西工区黎明小区居民于桂珍
　　亮相缘由：30年来照顾患有精神病的妹妹不离不弃，甚至放弃了再婚
　　如果你的亲人患病需要照顾，你会用半生时间去守护她(他)吗？
　　家住西工区黎明小区的于桂珍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为照顾比自己小两岁、患有精神病的妹妹，她离婚后也未再婚，30年来对妹妹不离不弃。
　　1 妹妹懂事又胆小，积郁在心患了精神病
　　天不冷的时候，几乎每天清晨，68岁的于桂珍都会牵着妹妹于桂芹的手，在小区里散步。66岁的于桂芹很瘦，体重不到40公斤，加上患有胆结石，脊背已挺不起来，每走十几米就要坐在姐姐准备的小凳子上歇一会儿。姐妹俩手牵手安静地走着，这温情的一幕30年来在于桂珍、于桂芹的生活里反复上演。
　　11月22日，洛城大雪纷飞，于桂芹蜷缩在卧室里的沙发上，望着窗外的雪花，若有所思。
　　“桂芹，该吃饭了，我给你炒了你爱吃的菜。”当天妹妹早饭吃得少，于桂珍10点多就为她做好了午饭。
　　看着妹妹埋头吃饭，于桂珍向《洛阳晚报》记者讲起她与妹妹的故事。于桂珍的老家在山东龙口，兄弟姊妹共9人，于桂芹是最小的妹妹。在于桂珍的记忆里，于桂芹小时候很懂事，但也很胆小，上小学及在生产队干活时总被人欺负，而她又总是把委屈藏在心里，渐渐地开始头疼，再后来神智出现异常，16岁那年被查出患了精神病。
　　从此，于桂芹成为于桂珍心中再也放不下的牵挂。
　　2 父亲一人照顾妹妹，让她放心不下
　　1968年，除了两个出嫁的姐姐，于桂珍和其他兄弟姊妹随父母到青海定居。两年后，她独自到湖北襄樊工作。
　　远离亲人，孤独的于桂珍时常与父亲通信，而在父亲的每一封回信里，于桂芹都会写下一句话——“姐姐，我挺好的，你不要惦记我”，妹妹的话让她感动，也让她更想家。
　　因为母亲积劳成疾，到青海后卧床不起，哥哥们结婚成家了，其他弟弟、妹妹还要上学，父亲一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桂芹，让她放心不下。1972年，于桂珍放弃湖北的工作调回青海，开始了边工作边照顾妹妹的日子。
　　于桂珍在青海工作11年，其间父亲和同事多次给她介绍对象，可她一直拖到31岁才结婚。于桂珍说，主要是因为她的心思在妹妹身上。结婚没几年，因性格不合，于桂珍于1983年离婚了。同一年，她所在的黎明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计划迁到洛阳，她纠结了很久，最终在父亲的劝说下，才带着不舍来到洛阳。
　　3 心思几乎全在妹妹身上，没有再婚是怕她孤单
　　1985年，患糖尿病的父亲身体每况愈下，照顾于桂芹越来越力不从心。这年春天，79岁的父亲带着小女儿来到洛阳，一是想给于桂珍找对象，二是看看她的生活环境，为小女儿寻找合适的归宿。
　　“一年后，我随父亲、妹妹回青海，再回来时就把妹妹带来了。”于桂珍说，1986年，父亲病逝，临终前给她留下一句话：“要结婚，要照顾好桂芹……”此后，于桂珍就牵起妹妹的手，再没放开。
　　“照顾妹妹这些年，就没想过再给自己找个对象？”记者忍不住问。
　　“说不想是假的，这些年很多人给我介绍过对象，都被我婉拒了。”于桂珍说，“我没心思找，我怕男方嫌弃我妹妹，怕我结婚了，妹妹会觉得孤单……”于桂珍陷入沉默，两眼泛起了泪花。
　　4 最怕妹妹走丢，“妹妹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妹妹年轻时常常在床上、沙发上大小便，我天天得给她洗衣服和被褥。”于桂珍最怕阴雨天，一下雨衣服、被褥就很难干，出门看天的习惯她至今保持着。
　　相比在床上大小便，于桂珍最怕妹妹走丢。
　　201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于桂珍去小区附近菜市场买豆腐脑，回家后发现妹妹不见了，便疯了一样出去寻找。她踩着积雪边喊边找，最终在小区西边两三公里远的小路上发现了妹妹。
　　“桂芹穿得很薄，脚上还穿着拖鞋，拿根笔蹲在地上乱画，身上都是雪，冻得直打哆嗦。”于桂珍快步跑到妹妹跟前，二话不说拽住她的手就往回走，一路训斥妹妹，一路止不住地流泪。
　　30年来，于桂珍记不清妹妹走丢了多少回，有人劝她不要再找，可她总是回答：“你别和我说这话，妹妹要是在我手上丢了，我不仅对不住逝去的父亲，自己也死不瞑目！”
　　于桂珍说：“他们不懂，这么多年，妹妹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不见了，我也就不完整了。”
　　5 偷偷去过几次福利院，“不忍心让她一个人生活”
　　岁月不饶人，于桂珍的身体越来越差，感觉照顾妹妹越来越吃力。
　　今年4月，于桂珍生病了，觉得自己快当不了妹妹的“拐杖”了。在住院治疗期间，她想了很多事，最纠结的就是妹妹以后的生活。
　　近3年，小区里的居民、社区工作人员曾多次上门，劝于桂珍把妹妹送到福利院，但都遭到拒绝。
　　“我其实偷偷去过几次福利院，每次都是隔着大门看一会儿就扭头走了。妹妹就像我的孩子，我不忍心让她一个人生活。”如今，意识到身体随时可能垮掉的于桂珍似乎不再这么倔强。
　　说话间，妹妹起身去洗手间，于桂珍下意识地站起来护着妹妹，念叨着：“我把妹妹带到身边照顾整整3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俺姐妹俩都老了……”
　　“妹妹啊，要是我先走了，你可咋办啊！”
　　“嗯！”
　　听到妹妹习惯性地应了一声，于桂珍叹了口气……
（来源：洛阳新闻网http://news.lyd.com.cn/system/2016/12/01/030064252.shtml 2016年12月1日）

回目录

朱莉叶，女，现年70岁，一位执着的上访者。从2004年第一次上访开始，一直持续至今。
在乡村场域的语境中，她是一位地道的“神经病人”。
朱莉叶作为“神经病人”的社会身份，在村落里至少是成立的，尽管到目前止，仍没有权威渠道确定她的“神经病人”的医学身份。
我们在村落中驻村调查近一月，在她所在的村以及附近两个村，我们接触到的人都表示，她是一个“神经病”。以致于我们提出要亲自面对面地与朱莉叶访谈一个上午时，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眼神似乎在问我们，我们居然找一个“神经病人”访谈，我们的“神经”是否也出了问题？
在和朱的一次访谈中，朱对我们说，她丈夫以及她的三个儿子和儿媳们，也都认为她是个“神经病”，幺儿子和幺儿媳还以替她治风湿病为由将她带到神经医院检查，当她得知是检查神经病时，她笑着讥讽幺儿媳，平时不管她，此时却愿意花钱给她看病，才是真的有神经病。
一、报警及与警察纠纷
朱莉叶进入我们的视野，缘起于2013年7月我们到江南某省江洲乡派出所的一次调查。
所长介绍说，朱莉叶是该所近年来唯一一例涉警上访案例。
在当前的上访研究谱系中，大多均属于涉法涉诉部分的研究，对于涉警上访，关注者相对较少。
2012年4月8日，朱莉叶打电话到江洲乡派出所报警，说是自己的金耳环、金项链和玉手镯被盗。接电话的是警察小王，朱要求派出所所长亲自下来处理。所长说，他正在外面处理案子，实在脱不开身，问朱莉叶能否缓几天。
这并非朱第一次为家里失窃之事报警，从2004年起她就开始给江洲乡派出所不断报案。
因此，朱此前与所长有过多次照面，但对于所长的话，她无法判断出真假，只好作罢，但要求其他警察必须到场。
警察小王和村治保主任一起到朱莉叶家察看了现场，东头的门确实撬坏了，家里的场景似有失窃的可能。
一个星期后，朱莉叶来到派出所，她找到所长问东西是否找到了以及人抓到了没有。所长解释办案有个过程，并戏言，要不请朱把人抓来。
朱则反唇相讥，如果她能抓到人，她要找警察干什么？
半个月后，朱再次来到派出所询问，并十分气愤。她认为派出所办案拖拉，敷衍她。
没有得到理想结果，她就杵在门口不走。
派出所民警老曹问她又来干什么，她不接腔，装作没听见。
老曹就嘟囔了一句“滚”。
朱听了后非常气愤，并质问老曹凭什么要她滚。
她说，这派出所是共产党盖的，不是老曹私人的，她是到共产党的派出所来办事的，不是到老曹私人家里办事，老曹没有权力叫她滚。
朱的质问很有趣，其背后反映了普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要求党的干部为民办事的理直气壮。显然，即使是乡村场域中所“建构”抑或“真实”的一个“神经病人”，也能够善于运用国家的意识形态为自己说话。
因为朱莉叶此前长时间的上访和不断找派出所报案，老曹与派出所的同事其实心里都憋着一股火。朱的质问，让曹一时竟无言以对，便索性粗鲁起来大吼“你给老子滚，你滚不滚？”朱回应说“我硬是不滚”。
曹的粗鲁同样导因于他对朱作为一个“神经病人”的认定。
于是，他的粗鲁加码：“你妈的个X，一个神经病”。
这激怒了朱，她上前与之理论，被曹“推了一下”左肩。
这个在曹眼里的“推了一下”的动作，在朱的说法里是“打了一掌”。
究竟是“推了一下”还是“打了一掌”，定性是很模糊的，而这种模糊的空间为纠纷发生的双方提供了各自的解读理据。
一般来说，上访者之所以上访，大体上总还是“权利”多少受到侵害所致。但并非所有“权利”遭到侵害就会引起上访，两者没有必然关系。即使如朱莉叶这样一个在几乎所有人看来都是“神经病人”的上访者，她之所以发动针对警察的上访，也是在她的“权利”受到警察老曹的“侵害”后，在与整个派出所的互动中发生的。
老曹“推”的时候，所长刚好出来看到，朱莉叶对所长寄予了“厚望”，要求所长证实老曹“打”了她，并要替她“出气”。
让朱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的是，所长说没有看到。
在派出所，这一刻，朱近乎“绝望”。于是，她想到了上访。
二、涉警上访
朱首先到县城的法医鉴定中心做了鉴定，花了400元，但没有验出什么伤情。
朱将法医鉴定结果作为证据。先是带着这份“证据”返回派出所，要求派出所赔偿她到县城的路费和鉴定费。
派出所无人搭理她，于是，她找到乡里，先是找书记，书记要她找分管的副乡长，副乡长要她找主管的综治办主任，综治办主任不断跟她说好话，很亲热地姨妈长姨妈短跟她做工作以安抚她。但在朱看来，好话一箩筐，并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不过，她觉得综治办主任的“敷衍技术”让她舒服很多。
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朱莉叶开始了上访。
上访的诉求很简单，一共三条：一是，要求老曹赔偿她400元法医鉴定费和往返县城的100元路费；二是，要让有关方面都知道有个叫曹XX的警察打了她；三是，有关方面应该对曹进行教育，以帮她出气。
上访的第一站是县公安局。
第一道阻力便是门卫，将她拦在外面，不让她进。
这让她很恼火，她大声质问，这是你门卫个人的公安局吗？这是人民的公安局，你凭什么不让人民进去？她说，她又没有背炸药，她进去是办事，不是要炸公安局。
朱的意志和毅力以及她援引的宏大话语，让她进门成功，但上访仍然未果。
此后持续一个月，她天天往县城和市里跑。
她显然没有再计算她每天跑的路费和误工，甚至问题得不到解决所带来的身心疲惫的成本。因为，这一成本远高于她要的500元。这也说明，她不纯粹是为了钱。“出气”，似乎是挑拨她“神经”的更为重要的考量，而这种“执拗”，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她作为一个“神经病人”的界定，反过来说，“神经病人”的社会身份又更加无助于她的问题得到解决。她的任何真话，在没有铁的证据面前，都很容易被人们当成胡话和笑话。
法医鉴定的结果，让朱莉叶明白一个道理，即她的“维权”仅能从上访这一特殊的行政救济中得到满足，而解决的可能性又取决于她不断地重复上访的坚持程度。
除了县公安局外，朱莉叶陆续到过县信访局，县政府，县检察院，县法院。在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她又上访到了市检察院，市纪委，市信访局，市人大，市公安局。在市一级的上访，其结果基本上都是让她回县里找相关部门解决问题，而在县里的上访，则基本上都是让她回到乡里解决问题。
然而，正是因为乡里“无法”解决她的问题，她才会到县里和市里上访。
吊诡的是，导因于维稳的“神经”，县乡两级对此均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甚至将朱莉叶纳入“特护期”中的重点包保稳控对象之一。
三、家庭纠纷
应该说，涉警上访的发生，是朱莉叶的访中访，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朱莉叶说她是个苦命的孤儿。
八个月丧母，十岁丧父，十一岁丧祖母，此后，朱莉叶跟随一个出嫁了的姑妈生活。
或许，童年的缺乏安全感，为其花甲之年后迈向上访之路埋下了种子。
个人安全感的缺乏，有时与对社会安全感的缺乏可能是同步的，寻找一种确定性成为人们克服不安全感的日常生活实践。
朱莉叶在姑妈所在的村子长大，并与该村一民办教师恋爱结婚。刚结婚时，她十分勤劳本分，她丈夫的主要精力是教书，而她基本上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与农活，并生育了三儿一女。
这些后来都构成朱莉叶针对丈夫上访的苦难诉说材料。
步入中年后，村民发现，朱莉叶精神开始间歇性地有问题。
有三个指标，基本反映了朱的不正常状态。一是，在与人争吵后，朱会缠上人家，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中，直到别人见到她就躲起来；二是，她开始偷东西，而且是喜欢偷小东小西，如村民家里的瓜果，集市上的鱼；三是，生活作风上有不检点的嫌疑。
这三个指标，让朱的丈夫如芒刺在背。夫妻俩因此而陷入冷战与热战相结合的漫长过程中。
2003年，朱的丈夫退休，因为早期转成了公办教师，退休后，她丈夫有一笔不少的退休工资，到目前为止，每月约有3000元。
在朱看来，这是一笔不小的钱。
朱的三个儿子均在市区买有房子，且生活相当优越，女儿远嫁在广东，但生活条件同样很好，孙子亦已成家立业，且也有很好的条件。因此，她判断，丈夫的钱既然不给她，又不可能给子女，就有可能给别人，这个别人最有可能是外面的女人。
这个判断让她抓狂。
最早的时候，朱发现家里的一个垃圾桶不见了，她怀疑是丈夫偷了给情妇。
于是，夫妻俩大吵，她丈夫觉得莫名其妙，并对她大打出手。结果是，夫妻分家，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生活。
但夫妻分家的结果更加让朱怀疑丈夫偷家里东西给别的女人，无论她丈夫如何解释，她都认为是狡辩，并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
朱让自己的生活作风更为“放荡”，但她以为是“秘密”，实际上，在邻近几个村都传为笑谈，她被远近村民讥讽为“每周一哥”，而这些“哥”们大多都是村里的老光棍，他们每次给朱支付数额不等的微薄费用。
2004年年初时，朱发现又丢了一个垃圾桶，她报警，并怀疑是她丈夫偷的。
后来，她又发现自己要做衣服的一块布不见了，这让她“千真万确”地“判定”是她丈夫偷了给了别的女人，她再次报警。
然而，警察不可能因为一个女人打电话报警说她丈夫偷了家里的垃圾桶或者一块布就出警，因为这在正常人听起来就觉得滑稽。可是，这在朱看来，她的垃圾桶和她的布是天大的事，她将自己等同于人民，认为人民的事，不管多小的事，人民警察就理应管管。
显然，朱对一个全能型政权乃至政党的期待，与现实无法完全吻合，这种张力，因为她的“神经”问题，而被放大到了极致。
四、涉夫上访
因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朱的丈夫与她的儿子媳妇们对她都无法忍受，儿子媳妇们认为她给他们丢了脸，她丈夫最后搬到儿子那里住。
这一举动，让朱莉叶更加“坐实”了她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的“想象”，而且，她坚定了丈夫和子女都不管她的判断。因而，她开始找丈夫要“工资”，她说她早年含辛茹苦帮他生养四个子女，且承担了几乎所有家务和农活，现在老了，丈夫有退休工资了，理当应该管她。但朱的丈夫认为自己的钱要养儿子和孙子，这让朱觉得很搞笑。
一个要，一个不给。
于是，朱莉叶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她先给乡里派出所不断打电话报案，要求他们处理他丈夫，理由就是自己的东西被他丈夫偷了给别的女人了，这些东西，主要是垃圾桶，布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之类的。派出所开始还派警察下来察看，但通过从村民以及村干部那里了解，他们认为这个“神经病人”的话无法确信。
面对派出所的“消极态度”，朱开始到派出所上访。
派出所告诉她，上访要到乡里去找综治办。于是，朱便不断到综治办上访。
对于朱提出的很多啼笑皆非的诉求，综治办当然无法满足。
朱便开始找乡里的书记和乡长以及分管稳定的副乡长。刚开始时，他们都能耐心接待，并做她的思想工作，但渐渐地便无法忍受。
乡里亦曾派人会同村干部到朱莉叶家里进行调解，但是，朱的丈夫无法接受调解，他说，她就是个神经病，你们也信她的？
乡里建议，如果朱想找丈夫要钱的话，朱可以走法律诉讼渠道，他们告诉她，上访无法解决她的问题。
关键在于，她不仅要丈夫给她钱，而且还要求政府出面解决她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的问题，她要求政府惩罚她丈夫，帮她出气。
所以，乡里的态度让朱莉叶很诧异，也很不满，她认为政府不可能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分明是被她丈夫收买了，不想帮她解决问题。
在乡里僵持不下后，她便开始到县里上访，在县信访局、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县妇联等跑了几圈后，县里找乡里了解情况，乡里如实进行汇报，开始时还为了让县里确信朱莉叶是一个“神经病人”，曾经带着朱的儿子一起到县里接访。
县里也开始逐渐对她“疲惫”了。
朱的丈夫和儿子们，更加忍无可忍，认为朱的作为，让他们在“全县”都颜面扫地。朱的丈夫要求和她离婚。乡里的领导亦建议朱可以与她丈夫离婚。
但朱表示，现在在还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她丈夫都不管她，且在外面还有女人，她如果离婚了，她丈夫就更加彻底不会管她了，也就彻底会跟野花好上了。她认为她不干这种傻事，她说，只要她不和丈夫离婚，她丈夫就得管她，野花也就始终是野花，总有一天会被风吹走的。
在朱看来，县乡两级都“坏”透了，竟然不管她的问题。
她相信，往上走，总有个说理的地方。她相信，共产党一定能帮她出气。
于是，她便开始到市里上访。
从市信访局开始，她走遍了市政府、市教委、市法院、市公安局、市妇联等部门，市教委说她丈夫已经退休了，无法管他的事，她很纳闷，她认为退休了也是教育战线上的退休职工，作为主管单位怎么就管不了呢？其他部门基本上都是批转到县里，县里再批转到乡里。但市妇联的领导亲自到她家察看了情况，并叫来她丈夫调解，尽管问题没有解决，市妇联的领导给她送了100元慰问金和1个水杯。
市妇联的“善举”让她相信自己上访是对的，更加坚定了她往市里跑。
朱莉叶长期往市里上访，让市里很“疲惫”，市里不断批转到县里，让县里“压力”很大，县里不断批转到乡里，让乡里“愁死了”。
在不断上访后，经县法院调解，从2005年开始，朱的丈夫答应每月给她300元生活费。
到2009年时，朱认为丈夫兑现不及时且赖账，于是继续上访追加讨要，并提出要像粮食直补一样直接打在她卡上以留证据。后经县乡调解，朱的丈夫答应标准上浮且打卡，后来，标准上浮到400元每月，但打卡支付的承诺实际没有兑现。
因此，朱继续上访。
伴随着朱莉叶不断臆想着丈夫偷了她的东西，她的诉求亦不断追加。
她现在要求：一是，丈夫给她的生活费要上浮到500元每月且每半年结算一次，要求钱直接打卡；二是，她丈夫躲着不见她，她要求政府帮她把丈夫找回来；三是，要求她丈夫回来后写一个保证书，内容写“凡是朱莉叶家里的东西丢了，都保证是丈夫XXX偷的”，并要求乡村干部在保证书上签字公证。
与此同时，因为频繁臆想失窃，因而频繁报案，派出所不胜其烦，于是才有了本文开篇时与派出所警察老曹冲突的故事。
也因之，从2012年开始，朱莉叶增加了针对江洲乡派出所警察老曹的上访。
五、其他
目前来看，朱的诉求显然是公权力无法解决的。也因之，朱莉叶的上访仍会持续。
朱莉叶的上访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恰恰如此，它才具有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的深度。因此，朱莉叶上访案例本身就具有理解当前农民上访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很难说，朱莉叶的上访不是在维权，尤其是在她上访后期。但我们也分明能够看到，她的上访并非维权那么简单。而当前学界在上访问题研究上却主要且普遍地停留于对维权的想象。
不得不说的是，朱莉叶上访之初并没有任何针对公权力的意图。其初期上访的动力机制实质上是家庭内部纠纷的延伸，其真实含义是求援。如果我们硬要界以一种类型以名之，或许可以叫做求援型上访，其背后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纠纷问题。
然而，针对如何处理朱莉叶求援的事情上，有关各方显然缺乏有效手段，更谈不上解决机制。这种处理人民“小事”的乏力与无方最终在互动中逐步将公权力也绑架进来了。因此，被求援者最终却戏剧性地又有几分必然地成为了求援者的被告对象。
这样吊诡的局面出现其逻辑其实并不吊诡。要想解决这种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还非常艰巨。那就是，在公权力与普罗大众之间应该构建一个清晰的合理的边界。当务之急，也许可以做两件事，其一是，公权力本身需要受教育，它必须明白，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无数个体，它无法做到全知全能，其二是，公民或者说群众同样需要受教育，他们也必须明白，公权力还真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公民或者说群众自己也不是幼稚的小孩，他们自己应该去探索自己日常琐事的解决之道。
当然，朱莉叶因其特殊的“神经病人”的特质，恰好放大了边界不清晰所带来的巨大张力。但也正是因此，其上访故事才显得十分有趣和有意义。
（来源：观察网http://www.guancha.cn/LiuYanWu/2016_11_30_382312_2.shtml 2016-11-30）

回目录

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虽然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有如打开精神医学的潘多拉盒子，但对于台湾目前过度一面倒的精神医学信息，这本书的出版绝对可以产生重要的平衡效果。
文：彭荣邦（任教于慈济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系，专长是现象学心理学，拉冈式精神分析，以及批判心理学史）
大概很少有一本书像这本一样，〈前言〉几乎就是一份清楚的「自我交代」。
本书作者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是位杰出的医疗记者，他为《波士顿环球报》所写的系列医疗报导，曾经让他和共笔的同事一起获得1999年普立兹奖公共服务项目的提名殊荣。除此之外，他也是专门出版临床试验新知及媒合临床试验的全球性网络平台CenterWatch的合资老板。
在《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之前，他曾经写过《疯狂美国》一书（2002年初版，并于2010年再版），深入检视了美国治疗精神病患的历史。照理来说，他应该相当有资格谈论精神疾病的相关议题，不需要进行这么多的「自我交代」，担心读者会误解他写这本书的意图。
可就像惠特克在〈前言〉的一开始就明白指出的，精神医学及其治疗的历史在美国社会是个相当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或者说，是个很容易激化立场的「政治地雷区」。「自我交代」因此是他不得不穿上的防护衣。他必须告诉读者，他不是别有所图，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质疑精神医学的主流说法；甚至，以他身为出版社老板的立场，或许不淌这趟浑水才是明智之举。笔者自己也观察到，过去几年来在台湾精神医疗议题的公共讨论的确也渐趋火爆。或许在这篇导读的一开始，我们可以先简单地考察一下，至少在欧美的部分，这个政治地雷区是如何成形的。
反精神医学运动的起落
1960年代，对于长期受娱乐文化洗礼的读者来说，最直接的联想可能是「嬉皮」、「大麻」、「反战」或「摇滚乐」。这些浮面的印象没有太大的差池，它们共同指向一种存在于当时欧美社会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现象──对旧有体制不满、甚至起身抵抗。在精神医学界，1960年代也一样动荡不安，因为后来风起云涌的所谓「反精神医学」运动，也正是在当时那种「反叛」的时代氛围之下成形。
提到「反精神医学」运动，论者往往把它早期的发展和几位重量级的学者及著作勾连在一起，例如：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连恩（R. D. Laing）的《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精神病院》（Asylums），以及萨斯（Thomas Szasz）的《精神疾病的神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不约而同地，这些学者都对「精神疾病」是否可以被当作如同「身体疾病」一般的疾病实体来认识和治疗，提出了来自不同思考方向的深刻质疑。
连恩认为，精神病患者的行为不一定非得被视为某种「疾病症状的表现」，它也可以被视为患者「存在经验的表达」。这意味着，精神病患者看似不合理的行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懂得如何聆听，我们就可以理解精神病患者的主体经验，接近他们的世界。
傅柯在《精神疾病与心理学》（Maladie mentale et psychologie, 1962）时期的立场和连恩接近，也认为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能以身体疾病的方式来认识，而必须从患者的存在经验来加以掌握。可是到了《疯癫与文明》，傅柯就远离了存在现象学的立场，而是把精神疾病视为当代社会在理性化过程中，对「疯狂」经验的排除与禁闭。因此，「精神疾病」并非如物体一般实际存在，而是由精神医学参与其中的、当代社会复杂权力知识关系所形构。
 
相对于傅柯宏观的历史论述，高夫曼的《精神病院》则是具体而微地从绵密的人际互动中，考察「精神疾病」是如何在精神病院这类全控机构内被模塑成形。高夫曼的考察发现，「精神疾病」的实体性是病患在自身社会网络中被以特定方式标签化（污名）的结果。萨斯则在《精神疾病的神话》中明白地指陈，精神疾病不是发现，而是一种「发明」，它的圈围和界定其实仰赖的是一套诊断标准，是被制造出来的「神话」，和身体疾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这几位重量级的学者，并不见得认同自己被归类在所谓的「反精神医学」的阵营（「反精神医学」是后来才由南非精神分析师戴维・古柏〔David Cooper〕给出的命名），傅柯及连恩即曾如此公开宣称。他们之中，有些人确实积极参与了精神医学体制的改造，例如高夫曼和萨斯，他们在废除非志愿性精神住院治疗联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萨斯的言论尤为辛辣，立场始终坚定，参与行动上也最积极，因此一直被视为美国「反精神医学」运动的旗手，虽然萨斯觉得自己不是「反精神医学」（anti-psychiatry），而是「反强制精神医学」（anti-coercive psychiatry）。
在重量级学者的思想支持及反文化的时代氛围支撑下，反精神医学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于促进欧美国家重视精神病患的人道照顾，例如精神病患照顾的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及小区精神医疗体系的建立，有重要的贡献。然而，正因为反精神医学的重要支持火力来自于其他的反文化团体，例如同志团体、女性团体或黑人团体，这些同盟力量的消散自然也成了反精神医学运动的隐忧。
在反文化健将被学院吸收为明星教授、政治保守势力重新盘点集结、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等因素下，反文化力量的形态由台面转入日常；反精神医学运动也失去了从旁襄助的力量，在1980年代初期急速退温。在英国，连恩及其同盟友爱兄弟协会在金斯利会所建立的实验性治疗小区难堪落幕，友爱兄弟协会也随之分崩离析，反精神医学运动几近瓦解；而在美国，反精神医学运动的发展则是随着萨斯与山达基教会的合作，一步一步踏进了政治地雷区。
是合理批判，还是恶意毁谤？
山达基教会（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是由罗恩・贺伯特（L. Ron Hubbard）于1950年代初期成立的新兴宗教组织。它的组织庞大、信徒众多，而且具有相当的政经实力，不过由于其行事上的争议，在美国和不少国家都被视为异端。不管是从历史恩怨（有些精神科医师认为贺伯特有严重精神疾病）或是从教义（山达基认为精神医学否定了人的灵性，提供错误的治疗）来看，山达基教会对当代精神医学的作为相当不认同，同时积极抵制。
问题是，如果考虑到批判主流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萨斯和山达基教会的合作，的确出现了削减论述能量和挤压论述空间的后果。萨斯及其他反精神医学运动倡议者的形象被极端化了，他们的著述因此失去应有的力道；批判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也被激化了，进到这个场域发言的人很容易被贴标签，也很容易用标签对待发言立场不同的人。姑且不论山达基教会的功过是非，但明白摆在眼前的是，这个宗教组织对许多人来说并不是正信宗教，如果需要取得公众认同，与这个教会扯上关系绝非明智之举。
因此，萨斯和山达基教会的合作，对反精神医学运动来说，就出现了额外的政治变量。萨斯本人在2009年的访问中，提到他为什么和山达基教会一起成立了「公民人权委员会」（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他指出，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山达基教会是唯一一个有钱、有权、够活跃，而且愿意为精神病患的不当监禁付出的组织；虽然他并不相信其教义，但是他并不后悔自己和山达基教会合作。
重启反思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
惠特克在本书中就指出，山达基教会与反精神医学运动的合流，表面上是主流精神医学出现了强大的对手，但实际上却是适得其反。山达基教会似乎在无意中成了主流精神医学的「队友」，让他们得以轻松对付批判的力量；因为主流精神医学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对手标签为「山达基同路人」，根本无须正视其提出的论据。
从这个脉络来看，惠特克的著作因此有了特别的意义：他想藉由《疯狂美国》和《精神病大流行》，重新打开反思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惠特克在2010年为《疯狂美国》再版所重写的序言，和《精神病大流行》的序言类似，都有清楚「自我交代」的意味。这样的自我交代，表面上看来像是自我保护，但从论述策略来看，却是一种必要的「切割」，因为他想重起炉灶，再次开启反思当代精神医学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疯狂美国》和《精神病大流行》是姊妹之作，都是惠特克针对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主的当代精神医学所做的重要批判。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惠特克首先是以「历史」为其论述的主要武器。他在《疯狂美国》2010年版的序言里提到，这本书的副标题「糟糕的科学、糟糕的医疗，以及对精神病患的持续不当对待」（Bad Science, Bad Medicine, and the Enduring Mis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正是一个清楚的宣言，他想藉由这本书重述精神医学的历史，而且说的是一个跟精神医学主流叙事完全不同的故事。
这个论述策略，对于已然被封闭的论述空间来说，有无比的重要性。任何一个体制的掌权者，都会对这个体制如何走到现在有一套官方说法，而这个官方版本的叙事往往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历史，凸显了某些历史事实（例如，为何是我当家作主），却也遮蔽了另一些（例如，某些关键事件的发生只是历史的偶然）。掌权者很在乎这个官方历史，也会不断地添加新事迹，小心地维护着这个历史，因为其权力的正当性就建立在这个历史叙事之上。
当代精神医学的官方历史所说的，几乎就是一个生物精神医学的进步史，而我们所有人，都因为生物医学的进步受益。这个以生物医学为主的历史叙事，对精神医学中的其他治疗范式（例如精神分析），或其他文化的治疗范式（例如台湾的牵亡仪式），或者以边缘化或古董化的方式处理，或者根本就省略不提。
官方历史本质上是一种维护体制的历史，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历史视野，我们就很难跳出体制的意识形态框架，想象出其他的可能性，即使当前的体制已经陷入危机。幸运的是，真正的历史——事件因为各种可能性条件的因缘聚合而浮现或隐没——其实并不是这么「干净」地线性开展，而是充满着冲突、断裂和替代的动态过程。这意味着，只要有足够的历史材料，它总是蕴含着另一种叙说的可能性，一旦以不同的方式叙说，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就会随之变化，而改变体制的可能性就蕴含于其中。
接续着《疯狂美国》对当代精神医学主流历史叙事的松动，惠特克在《精神病大流行》更使用了另一个或许让某些人恨得牙痒痒的论述策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代精神医学强调实证研究的「让证据说话」，然而，不管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或证据的解释上，却不时出现选择性强调或是有意无意的疏漏。因此，惠特克特别强调，他不仅愿意接受实证研究「让证据说话」的游戏规则，而且他用来左证论述的数据，几乎都出自精神医学的主流期刊。
只不过，他问的可能是当前研究范式不常提出或试图回避的问题（例如，服用某种精神药物的长期成效），他所累积的论述证据和观察，可能来自目前的精神医学忽略、甚至视而不见的研究或个人经验。
台湾：美国主流精神医学全球化的现场
1950年代之后的「精神药理革命」影响的不只是美国，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特别在1980年代之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精神药物治疗模式，几乎是以肩并肩的方式，快速扩张到全球各地。虽然著名的精神科医师及医疗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早在1988年的著作《反思精神医学》（Rethinking Psychiatry）中就指出，我们必须正视为什么占了全世界80％人口的非西方社会，必须沿用一套深植于欧美文化的精神医疗模式，但是他与同事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太大地撼动精神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
让我们暂且搁置对精神疾病生物性的争议，任何一种所谓的「精神疾病」，它都有疾病诊断道不尽、甚至忽略的主体经验，而且是由精神医学参与其中的复杂权力知识关系，和病人日常生活的绵密人际互动所形构。换句话说，「精神疾病」的实体性，其实是一种镶嵌于特定时空、社会文化的整体部署，牵一发而全身动，我们在惠特克的历史叙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笔者认为，这也是凯博文多年来提倡精神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biopsychosocial）的深刻意涵。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美国主流精神医学的全球化，就成了一件相当可疑的事情，因为它的整体部署，很难拆解输出而不改变本质。「精神疾病诊断」及「药物治疗」是最容易跨国输出的部分，但是构成「精神疾病」整体部署的其他向度，例如社会福利、特殊教育，以及其他接应精神病患的体制和人际网络，恐怕就很难跨越国界，或至少在速度上远远落后。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只有「部分输出」的精神医学，很可能改变或遮蔽了某些正在酝酿中的历史过程。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的诊断及药物治疗在台湾所引起的激辩，我们或许可以试着这么理解。即使精神科医师怀着最大的善意给予治疗，但因为这个「精神疾病」的整体部署只有部分输出，原本对病人较为全面性的接应，到头来只剩下药物治疗。结果是，精神科医师越努力，整体偏斜越严重，可能引发的争议就越多。不仅如此，部分学童在课堂上的「注意力不集中」或「坐不住」，可能和台湾社会正在经历的快速变动有关。ADHD的质疑往往是由学校老师发动，而这其中有多少复杂问题是被单纯地「医疗化」，笔者心中一直存有疑问。
►谁得了「不专心」的病？注意力缺失症（ADD/ADHD）的社会学观察
虽然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有如打开精神医学的潘多拉盒子，但对于台湾目前过度一面倒的精神医学信息，这本书的出版绝对可以产生重要的平衡效果。
（来源：关键评论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4885  2016/11/26）

回目录

天气渐寒，当得知湖南省张家界市精神病院患者急需御寒衣物后，近日，张家界市慈利县冬泳协会一行来到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为患者送上“温暖包裹”，帮助患者度过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寒冬。
“我们协会才成立不到两年，这是我们一点点心意。”几句简单的话语，却能温暖人心。慈利县冬泳协会会长赵方君、秘书长杜斌、副会长候延军一行10人来到张家界市精神病院，为精神病患者送来了干净的被套，新的保暖鞋和衣裤。
此前，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通过红网张家界分站发出“征集令”，发布了一篇题为《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他们，期待您的爱心过“暖冬”》的稿件，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帮忙捐赠冬季衣服，帮助张家界市精神病院患者过“暖冬”。在获悉讯息后，先后有很多爱心志愿者、部分爱心商家为患者送去了过冬衣物。
张家界市精神病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非常感谢爱心人士对精神病患者的关心和关爱，真诚邀请充满爱心的您，与大家一起携手，为该院的贫困患者送一份关注，赠一份真情，献一份温暖。
（来源：红网http://news.163.com/16/1115/18/C5UBK1UB000187VG.html  2016-11-15）

回目录

乌兹别克已故独裁总统卡力莫夫的千金古莉娜拉（Gulnara Karimova）据传遭毒杀、草草埋葬，但早在2014年，一间英国公关公司曾发照片，指古莉娜拉遭穿迷彩服的守卫粗暴对待，并指她「纯粹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软禁逾7个月，甚至传出是被关进精神病院。
古莉娜拉遭守卫拉扯的照片，被认为是在首都塔什干拍摄，照片中古莉娜拉被多名守卫包围，她看来尝试反抗。同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取得的录音显示，古莉娜拉说：「与女儿受到的对待『比狗更差』，需要紧急医疗协助」，她当时表示：「如今房内外，基本上被数以百计的镜头及特别器材围绕，阻止任何方式的沟通。因此这对我及女儿施加了巨大压力。」
古莉娜拉曾经是爸爸核心圈子的成员，被视为卡力莫夫的继承人，后来却失宠，并因涉嫌与犯罪组织有联系而被起诉。瑞士当局2012年曾调查古莉娜拉洗钱的指控，去年更在美国当局的要求下冻结怀疑与她有关的资产。
一名曾参加她葬礼的国家保安厅消息人士表示，古莉娜拉的一对子女仍在乌兹别克，不过一名家庭成员则否认相关说法。
（来源：苹果日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124/996143/   2016年11月24日）

回目录

布碌仑8大道于7日发生伤人案，一名华裔男子因精神病发作，手持建筑用的射钉枪威胁姐姐与母亲，并失手将钢钉打中母亲脑门。警方接到报案后如临大敌，派出大批身穿防弹衣警员封锁现场，将该华男制伏后送医，受伤的母亲经急救后无生命危险。
案件发生在8大道5617号的一栋民宅内，当日上午9时左右，居住在该处的一名华裔男子因精神疾病发作，开始在家中撒野，其姐姐与母亲试图对他进行控制，但遭到男子反抗，期间他拿出一把装修房子用的的射钉枪威胁吆喝姐姐与母亲，并射中年近七旬母亲的额头。由于持有武器，警方接到报案后派出三辆紧急任务警车赶至现场，从车上下来近十名身穿防弹衣的特警，进入室内后用电击枪将华男控制住，并成功将其母亲与姐姐救出。
上午约10时30分，受伤的母亲先被救护人员带出室外，身穿蓝色裤子，红色毛线背心的她，额头上明显插着一根钢钉，并很快被送上救护车。约十分钟后，大批警员将一名身穿红色背心、黄色短裤，光着双脚的华男押出，捆上担架，送入救护车。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员在一旁戒备，华男仍旧不断反抗，右手臂上还挂着几根银色的钢钉。
据知情者透露，该伤人华男为广东人，患有精神疾病，但是平日有按时服药，因此之前情况一直良好。6日晚间其精神状况突然恶化，当时家人就准备报警将他送去医院，但是之后又因情况好转而作罢。哪知次日早上他突然再次发病，并做出威胁与伤人举动。好在过程中姐姐偷偷通知正好不在家中的华男妻子及时报警。
布碌仑8大道近期频传精神疾患者伤人案件，约在一周前，华裔男子陈朱达(Zhuda Chen，音译)曾经莫名冲入他人住宅纵火，并用餐叉将屋主捅伤。被警方逮捕后，被控二级非法入室、纵火、攻击等12项罪名。
（来源：世界新闻网http://www.worldjournal.com/4521579/article-%E7%B2%BE%E7%A5%9E%E7%97%85%E8%8F%AF%E7%94%B7-%E5%B0%84%E9%87%98%E6%A7%8D%E6%93%8A%E4%B8%AD%E6%AF%8D%E8%A6%AA%E9%A1%8D%E9%A0%AD-2/  2016.11.8）

回目录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
苏联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虽由不同派别和思潮构成，但其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法制秩序方面”是一致的。
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储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上面写道：‘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而1972年瓦吉姆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一贯宣称政治生活高度民主，言论自由，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性是苏维埃新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正是在追求这种目标的苏联出现了经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相对弱一些的自然科学界涌现出了大量持不同政见者。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励其不断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权势，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
“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不过，一开始“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股社会思潮，并没有成为一场运动。到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持不同政见者”逐渐成形为运动，它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由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构成。各派主张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在反对复活“个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法律秩序是一致的”。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联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甚至是危机，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却把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当作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
为了强化思想工作，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机构拟定了新时期强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措施，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甚至有人提议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政治教育。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向世人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政府不断新建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勋章和奖状漫天飞，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更把这种粉饰太平的举动推向高潮。
但是到了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进行监督的人。
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团体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社团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以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无以为生。
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
尽管勃列日涅夫明确宣布，苏联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然而。从6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和安全部门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来打击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言论自由与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联邦增补了刑法关于反社会秩序罪的第190条。
新增加的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内容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据更侧重于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方面，这样一来为执法机构随意解释法律条文，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留下很大的空间。
1967年安德罗波夫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为了加强同所谓的思想颠覆活动进行斗争，经过苏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其任务是组织反问谍工作和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第五局主要由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大学生和无组织青年、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以及专门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的处室构成。
克格勃第五局初期大约有200多人，1967年克格勃强化了自己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当中招募了24952个新的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15％，并超过当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二倍还多。为了监督人们的思想和情绪，苏联的领导愈来愈经常求助于用特殊手段进行这种调查工作的专门机关，这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安全机构不正常的膨胀，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现象持续存在下去。
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是苏联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经常使用的办法。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公开表示反对政府审判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并在要求为两位作家减刑的公开信上签名，从此，她的作品出版遭到限制，甚至她的名字都很难在刊物上出现，最后被作协开除。尤为严重的是一些因为持不同政见而被开除公职的人，很难再找到工作，他们只能靠家庭和朋友资助，以及干私活为生。
除了开除党籍、公职，收回住房，取消在莫斯科居住的权利之外，甚至还可以用“寄生虫”(不劳而获)的名义把持不同政见者遣送到边远地区管制劳动二到五年。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就曾以“寄生虫生活方式”的罪名，被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到边远地区强制改造劳动五年。
对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当萨哈罗夫《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开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发，并且在西方广为传播后，尤其是萨哈罗夫明确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的游行后，他就被禁止参与原子能实验计划了。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建立苏联人权委员会后，政府加大了对萨哈罗夫的政治压力。
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并很快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从此，苏联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在政府压力下，40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萨哈罗夫，“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再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内外政策的声明……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
1975年10月初，当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苏联政府再一次掀起批判萨哈罗夫的浪潮。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一份有关“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档案，要求克格勃在国外加紧散布西方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论。
1980年初，由于萨哈罗夫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萨哈罗夫的问题，决定将其流放到不向外国记者开放的高尔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才允许他重回莫斯科。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活动从法理上讲并不违背苏联宪法的要求，这给执法机构处理持不同政见者增加了难度。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发生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请尊重苏联宪法”的示威游行。
1966年2月苏联政府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两人7年和5年徒刑。1967年A.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里斯基等人，因为编辑并在西方出版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诉讼材料《白皮书》，遭到逮捕，而后又逮捕并审判了发起声援支持A.金兹伯格等人的L.鲍戈拉兹和P.利瓦伊诺夫，这样每一次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总会激起新的一轮抗议，引发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此外，就我们所知，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和欧、美、亚、非各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因在本国或国外撰写和出版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国家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讯的情况。”
即使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最成功的一次审判，效果其实也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么好。1972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雅基尔和克拉辛，雅基尔的父亲是著名的基辅军区司令，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对雅基尔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勃种种压力下屈服了，他们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见者。
1973年夏天，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有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被告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承认自己有罪，并呼吁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放弃行动。为了这场表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出马，威胁利诱雅基尔和克拉辛，让他们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配合克格勃工作。据后来移居西方的克拉辛在其自白书《法庭》中透露：安德罗波夫要求他们“是否考虑一下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外国记者面前讲讲话？他们写了多少关于你们案件的谎言。应该洗一洗他们的脑子。要让西方知道，你们在法庭上讲的话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只是不要以为，我是在收买你们。”
尽管这场戏进展很顺利，克格勃的目的达到了，苏联的报刊杂志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尔和克拉辛的悔过是真诚的，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两人和政府在道德与政治上的肮脏性，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二人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
送进精神病院与驱逐出境
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幕，通常的做法是把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对社会没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实际的人，直接宣布为精神病患者，不顾本人和家属的反对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从而迫使受害者放弃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不去进行所谓的反社会活动。
或者是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或第190条的规定(诋毁苏维埃国家和制度，扰乱社会秩序，不服从国家管理人员)，而后由法院起诉并立即进行精神病学鉴定。通过鉴定宣布该人为无责任能力的人，这样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不公开审理，判决将其送人精神病医院强行治疗，从而，避免以前多次在政治案件审判中所面临的被动局面。
苏军退役少将格里戈连科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格里戈连科曾在第18集团军服役，1964年因为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被关入精神病医院。1965年出院后，格里戈连科以搬运工为生，拒绝领取战士养老金，并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不仅积极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斗争，而且，还筹划成立人权组织。正是为此，1969年5月7日格里戈连科在塔什干被捕，谢尔比茨基法医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其为精神错乱症，送往专门的神经病医院接受“治疗”。后经劝说到美国治病。
若列士麦德维杰夫因为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关批判李森科的书，并对苏联生物学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70年5月29日就被从家里强行抓到精神病院，准备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主治医师利甫希茨认为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有二重人格，
“他是个生物学家，可同时他又总是做许多和他的直接责任完全无关的事情。再说，他总是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总想对某些事情进行斗争。”但由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抗议，20天后若列士一麦德维杰夫被释放。
驱逐出境乃是政府制裁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谈判期间，苏联开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伴随着犹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马克西莫夫、戈尔巴涅夫斯卡娅、阿马利里克、金兹伯格、西尼亚夫斯基、图尔钦、布科夫斯基、格里戈连科、若列士·麦德维杰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远远多于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一些不愿离开祖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甚至不惜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强行将其递解出国，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被赶出苏联的。
1970年10月初，当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讯息公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积极介入对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处理，并准备在他出国领奖时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索尔仁尼琴却决定不出国领奖，打乱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
1974年12月14日《真理报》和《讯息报》同时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的命令”，随后，索尔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被判罪的苏联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为i072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当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所公布的数字可能与实际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按刑法一般条款审判的，而且，被判处送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远不都是经过法律手续的。此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通过行政、党或别的渠道施加压制的形式处理的。但是，通过这一材料最起码能够说明70年代以后，政府尽量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审判，而采取其他各种方式了。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社会病态的自然产物，并不像苏联当局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果。
（来源：阅读屋http://www.readhouse.net/articles/82651692/ 2016-11-22）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