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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7日，一场名为“不买房的行动”在南方城市深圳悄然发生。发起这场行动的是深圳市民邹涛，他在名为奥一网的网站上发出一封公开信，邹涛在公开信中写道：“我再一次强烈呼吁并号召广大市民，深圳楼价一日不降到市民可以接受的程度，我们就坚决不买房；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在近三年之内不要买房。”公开信一经贴出后，网民反映强烈，很快新浪、搜狐、网易等国内几乎所有重要网站进行了转载。看到这个消息的网民们迅速以电子邮件、网上签名、电话、手机短信等方式参加了这场行动，到5月8日，“不买房行动”参与人数已达16317人，其中深圳地区为11264人。同时，海内外大量的平面媒体也对这场行动进行了密集的报道，像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台湾中央社、香港《民报》等都关注了此事。随着运动的迅猛发展，不仅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和邹涛进行了对话，连深圳市政府的相关部门也不得不对这场运动进行正面回应。正是由于这次“不买房行动”的巨大影响，人们对它的称谓由“不买房行动”变成了“不买房运动”。
对于这场“不买房运动”虽然少数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主流民意和舆论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誉。对这场运动，我们不仅要看到它对目前高房价的影响，更要跳出这个问题本身从公民行动这个角度来看它的意义，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场民间自发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形式上看，这次“不买房运动”的“不合作性”非常典型，它和当年甘地号召印度人民不穿英国人的布、不买英国人的货、不读英国人的书、不打英国人的工等一样，都是用不合作、拒绝服从的方式来抗争强权和压迫，只不过“不买房运动”从表面上看反抗的是一种经济“压迫”。这次“不买房运动”依托于网络，要想实质性达到“不买房”和改变高房价的目的还有一定有困难，因此它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和象征性。但从参与的人数、规模、影响来看，称它为一场“运动”并不为过。一个人不买房是个人行为，两个人不买房是小范围的具体行为，成千上万的人不买房、买得起的人也不买房就是一种反抗，就是在对政府的政策说“不”。今天是反抗“高房价”，明天就会反抗“贪污腐败”，后天也许就该轮到反“专制”了。
前面我们把这次“不买房运动”定性是一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实际上更准确的说，它在我国是一场初期的原生态的非暴力运动，至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运动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这些运动所针对的还是一些具体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运动的本身是为了达到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目的，就像下岗工人上街游行示威为的是“要生存”、“要吃饭”，运动不具备政治上的诉求。二是运动的发起者大都是一些普通民众，他们还不具备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现代理念。他们发起各种反抗运动，是“有感而发”，是他们往往亲身感受到这些社会、经济问题不合理，是出于道德和良心，是在“打抱不平”，有些人在开展运动时，甚至非常在乎运动的“非政治性”。三是原生态的非暴力运动的发生往往是自发的民间个人的行为，带有较强的偶然性，在运动的背后没有一个组织支撑，缺乏事先的计划和周密的准备。四是中国现在仍是一个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统治者仍坚持高压统治。他们对一切民间行动都感到恐惧，都欲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后快。像这次不买房运动，现在国内媒体已被禁止报道并推动这件事，邹涛的后续行动也遭到警察的阻挠。五是由于早期的这些非暴力运动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运动所体现出来的象征意义更大。
前面我们说了，初期的原生态的非暴力运动主要是针对一些社会问题、经济民生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内许多民运同道不愿关注这些问题，认为这与搞政治无关，是小事，没有意义，他们继续坚持传统的政治运作方式，他们最感兴趣的仍是如何去组党结社，如何去提高自己的声望。我个人认为，中国国内由于一直拒绝政治改革，社会已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统治者很头疼，无计可施，已成为他们的软肋；另一方面，这些民生问题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在这些方面有强烈的意见和诉求。利用这些问题开展非暴力运动，不仅能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当局打压起来也感到很棘手，代价和成本要小得多。现在这些社会和民生问题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群众性事件此起彼伏，正可谓一遇烈火就会燃烧，对这么好这么多的“资源”弃而不用，实是民运的一大方向性错误。当我们在进行这样的非暴力运动时，不仅能扩大民运在民众中的影响，培养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和抗争意识，还使我们有事可做，有机会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整合自己的组织。当具有民主理念的人士介入这些运动时，它就不再是原始、初级的了。
当然，在目前国内政治环境仍很恶劣的情况下，开展非暴力运动有许多问题需要注意。首先，由于统治者现在仍视一切民间行动为挑战政府权威，图谋“造反”，他们随时有可能挥舞大棒和屠刀。因此，找准运动的切入点至关重要。现在国内像医疗、教育、住房、征地、拆迁等热点问题都应纳入我们的视线。其次，开展运动的方式方法也很重要。这次不买房运动，如果邹涛先生能稍微低调一点，不急于去北京上访，也许媒体的关注和支持不会这么快嘎然停止。最后，我们要善于借用体制内资源，尤其是媒体。总之，在非暴力运动的初期阶段，忍让与妥协至关重要，不硬碰硬至关重要。

                                                       2006-5-18

      自从我以《非暴力之声》为题宣传非暴力思想以来得到了许多朋友的认可和肯定，也接触和了解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我们赞同非暴力主张，但不反对别人主张暴力，民运应该百花齐放。
   对这种观点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主张非暴力从没有剥夺别人宣传自己主张的权利的意思。专制政权压制人民言论、思想自由的做法我们是不齿的。我花发时百花杀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是你有主张暴力的权利我就有批驳、反对你的权利。我以《非暴力之声》为题写过几篇文章后，有反对者不经我本人同意就公开声明永远停办《非暴力之声》，我想这种对待不同意见的做法才是不可取的。我们的做法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对那些主张暴力的人我们要告诉他们：现在已不是搞暴动、闹革命的年代了；恐怖主义已成为过街老鼠；开展暴力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以暴易暴换不来一个民主的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绝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用和平的手段实施现了民主化；大力宣传非暴力思想能有效预防中国将来出现大的动荡和分裂；我们主张的非暴力运动不等于投降主义；不等于不流一滴血；不等于不放一枪一炮；不等于不发生一次肢体冲突。假使通过我们的努力，一个主张暴力的人或者立场不定的人接受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反对暴力主张就成功了。
      其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绝对正确，但并不是百花开的都鲜艳。对那些枯黄、无生命力甚至浪费肥料、祸害同类的花我们当然要反对他。
>      最后，主张暴力而不反对暴力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有这种思想的人要么是对民运、对非暴力运动缺乏信心，要么是在观察风向。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持这样一个观点都不利于民运的发展。当我们对民运的运作方式模棱两可、心存介虑时，我们怎能全力推动民运的发展？怎能为民运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持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很容易滑向暴力的泥潭？
    尽管我是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但我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说一个主张、一种思想是正确的，其正确性也是相对的，他也只是反映了当时大部分人而不是每个人的需求和主张。由于每个人的气质、性格、经历、所处环境、认识问题的角度、各人的利益都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五花八门。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只有一种思想、一个主义。拿今天的民运来说，有主张非暴力的，有主张暴力的，有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有逢共必反的，有主张与共产党合作的。除了主张不同外，民运内部有许多组织，有许多帮派，各派之间互相群扎的现象也很严重。我想在今天民运力量薄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加强交流与沟通、加强团结与合作是非常必要的。针对这样一个现状我的口号是：民运联系你我他，大家是朋友。我本人愿意倾听您的意见，愿意成为您的朋友。
     我们是朋友，这句话我更想说给广大的老百姓。不管你来自何方，不管你从前怎样，不管你是党内还是党外，不管你是高官还是百姓，只要你能同情民运、理解民运、不反对民运我们之间一定能架起友谊的桥梁。

  许多朋友一方面理解、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又担心民运会造成国家的分裂。本人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民主运动不仅不会造成国家的分裂，而且有益与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如何解读苏联的解体
  朋友们对民运的担心一个很大的依据是苏联的解体。苏联是列宁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创立的，其历史不过七十多年。与中国比较，苏联国家的形成、各民族的和睦相处的历史远没有中国那么久远。苏联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以及斯大林的暴政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在经济上强制推行以集体农庄、国有企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政治上对反对派进行大清洗；在民族问题上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习惯，强迫一些少数民族离开自己的家园。正是这些倒行逆施丧失了社会主义制度及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失去了各民族对苏联这一统一国家的认同感，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后来苏联的分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假使没有8?19事件，苏联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专制统治，只会出现更大的分裂和动荡。俄罗斯议会曾对前总统叶利亲以分离国家的名义提出过弹劾，未获通过，这说明俄罗斯人并不认为民主运动造成了苏联的解体。
  如何看待西藏、新疆、台湾问题
   国人最为担心的便是这三个问题，具体分析这些问题有益与我们正确认识民运与分裂的关系。西藏、新疆问题的形成是共产党错误的民族、宗教、文化政策造成的。试想一下，毁掉人家的寺庙不许人家念佛颂经、把人家的传统文化当成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扫地出门，人家内心能服吗？这不就造成了民族矛盾吗？国家的认同感不就受到了损害吗？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结果，台湾人民不愿与大陆统一的主要原因在与两岸政治制度的差异。台湾是民主体制，大陆是一党专制。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台湾人民不可能接受一个曾经制造了十年浩劫的专制政权，不可能接受一个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领导人不经选举的中央政府，更不可能接受被全世界证明失败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用落后的制度去领导先进的制度是徒劳的。很明显，早日实现大陆的民主化有益于两岸的统一。
                     只有在民主的体制下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
 民主运动与国家分裂是两回事，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民族压迫、民族矛盾才是造成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对于中国已有的民族问题继续坚持高压政策只会使这些问题越演越烈。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变专制而民主，变高压为安抚，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习惯，给他们真正的自治权，国家才不会分裂。一句话，只有在民主的体制下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制造民主运动会造成国家的分裂的谎言是统治者惯用的伎俩，相信朋友们不会上当受骗。
                              中国永远不会分裂
   第一，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璀灿夺目，中华各民族兄弟和睦相处几千年，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分裂我们的一寸土地都像割去我们身上的一块肉一样。即使在西藏、新疆、台湾要求独立的人并不是多数。
   第二，从世界民运史尤其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来看，各国在民主化的浪潮中并没有出现大的动乱，政权都实现了有序更替，民主运动并没有给民族主义分子提供多少独立的机会，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因为民主运动而分裂的。巴西、智利、匈牙利、西班牙、印度、韩国、保加利亚、蒙古、罗马尼亚、洪都拉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都经历了民主化的过程，他们分裂了吗？德国不是在民主化的浪潮中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吗？
 第三，中国的民主运动历经百年，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越来越成熟，我们要求的是民主在中国的实现，我们采取的手段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和每个人一样，维护祖国的统一是   我们神圣的使命。             
>  刘飞跃
>  2000．11．5 

社会运动针对的对象是社会问题。什么是社会问题呢？社会问题是指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中国的社会问题应该说多种多样，人口、环境、教育、医疗卫生、家庭婚姻、土地等都是当今比较大的社会问题。我理解社会问题一个比较大的属性是它的非政治性，开展社会运动往往并不直接提出政治诉求。社会问题很多，开展社会运动的方法也就多种多样，不可一概而论。本文愿抛砖引玉，相信随着实践的增多，我们一定能找到更多更好的方式方法。
一、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各式各样，有大有小，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件事都去抗争。许多老百姓上访维权，其目的往往是为了解决自己受到的冤屈，维护自身的权益。民运人士关注社会问题应有自己的重点和倾向性，我们不能只关心自己的权益，更要替老百姓说话。
从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做起。像教育乱收费、高收费、看病贵、看病难、环境污染、野蛮拆迁、矿难、农民失地等都是由于政府政策不当、政府部门失职渎职腐败造成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矛盾突出，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当我们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抗争时，老百姓不仅有参与的可能而且积极性会很高。我在抗争“看病贵”的签名过程中就有80%的签字率。只有这样的社会运动才能有效推广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才有实质意义。
从身边事做起，从小事做起。在日常生活中侵犯我们个人权益的事很多。由于是我们自己被直接侵犯，抗争起来有证有据，合理合法，不仅容易得到周围人的响应与共鸣而且操作起来相对容易。总之，关注社会问题一定要找对人、找对事，有节有制。
二、关注社会问题的具体方式
关注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很多，民运队伍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发签名信、发公开信、发呼吁信，这些方式在网络和其它资讯方式比较发达的今天具有优势与可操作性。除了这些方式外，我个人认为我们应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实际些，像签名信我们能不能不只在网上搞，能不能想法在网下、在不能上网的民众中也搞起来？像关注艾滋病人士那样为某个问题付出长期艰辛的实际行动？像有些问题我们能不能到现场去做一个抗争？静座、绝食这些方法我们也不能遗忘。
三、开展社会运动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做事心态要好，不能急于求成。要求不能太高，功利心不能太强。当我们想一下子把某件事做成而又没做充分准备时，当我们要求某事一定要达到某种效果时，结果往往是失败。
关注社会问题一定要落到实处，用老百姓的话说“你们要干点实际的事”。完全是象征意义的事、完全实现不了的诉求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应尽可能从电脑旁、从网络中走到现实生活中去，尽可能少呼吁多行动。
注意安全，讲究策略。如果说我们行动的成本太高。动辄面临牢狱之灾，一定会吓跑不少民众。坐牢并不可怕，但坐牢最大的损失是我们做不成下一件事了。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该妥协就妥协，不硬来。2003年我针对强订党报这种现象进行抗争时，最初是想联合更多的被强订者一起签名，后来想到控制舆论愚弄民众是专制政权的命根子，不可能一下改变，所以还是先从自身说起更安全一些、效果更好一些，事实证明了这个想法的正确性。
四、一些有待探索的问题
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一定要有足够多的人一起行动才有实质意义，如何实现这一点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在关注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总感到势单力孤。如何找到组织支撑，如何使抗争方式固定化、人员固定化都是问题。
开展社会运动如果能和国内媒体这样的社会力量实现互动非常有意义，这里面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
                                            2005-4-4

                 
非暴力运动在当代越来越被人们了解和接受，它是相对于传统的暴力革命、传统的武装斗争而言的一种和平运动。它不等于在运动中不放一枪一炮,不流一滴血，不死一个人。在现代社会，许多国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人们对非暴力运动较熟悉，非暴力运动方式也丰富多样。本文要论述的是在如现今中国这样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开展非暴力运动的问题。
专制高压下还能开展非暴力运动？我在《两种非暴力》等文中对此作过阐述，这里只作简单论述。   
从大环境来说，整个人类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人类争夺地盘、掠夺食品等原始冲突已经终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虽然是一个高压的态势，但和独夫毛泽东所统治的时代还是有所不同，他们还不敢动辄杀无赦。另外一个动荡的局势不符合广大老百姓的诉求。和平非暴力是二十多年来中国民运的主流，说明非暴力运动在中国完全有开展的空间。非暴力运动在中国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
  在高压下开展非暴力运动我想应坚持这样几个原则。第一是非暴力的原则。由于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高压的社会，有时候仅仅因为一个电话、一篇文章、一次签名活动就会招致打压，这时容易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怀疑“非暴力运动”的可行性。这种情绪我们一定要注意克服，要能忍耐这个运动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能忍耐很多时间我们也许“无所事事”，要相信非暴力运动的前景是光明的。
  第二要坚持我们所作的事能让周围老百姓知道、能在他们中间产生影响的原则。中国民运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绝大部分群众不知道这个运动的存在，更谈不上影响力。提起这个运动，老百姓会问，又是什么“邪教”组织吧，都是些什么人在干什么事呀。出现这种情景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当局的长期的残酷打压，也与我们自身运动的方式有关。民运长期在民运内部开展，长期在国外媒体上开展，长期在互联网上开展就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后的行动应该从如何在群众中产生影响这个角度上多下工夫。
第三，要坚持多动脑筋的原则，要坚持从小事、从身边事做起的原则。政治环境越恶劣越需要我们开动脑筋，我们身边的许多事只要我们选择恰当的方式，完全有做的价值。
在专制高压下开展非暴力运动，运动方式很重要。现在有几个新名词越来越被人们熟悉和接受：“不服从运动”、“不合作运动”、“合法斗争”。这三个概念表达了弱者对付强者、文明对付野蛮的精髓。他们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面对强大的专制机器，我们一时无法改变它，但我们可以对它发出的指令、对它的倒行逆施不服从、不合作。采取这种运动方式代价小，并且有运作的空间。现实生活中侵犯我们个人权益的事情很多，意味着“不服从”、“不合作”的空间很大。比如说，五年一次的县区人大代表选举，当局要求我们去登记，去投票，不选出他们钦定的“代表”不许走。我们可以不服从这些命令，不去投票，一个人这样做影响很小，两个人这样作影响仍然很小，当条件成熟时，我们能发动千人万人不去投票，影响不就巨大吗？
最近一年我越来越认识到合法运动的意义。弱者对付强者，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我们的道义力量，就是我们的合法性。面对合法的东西，我们做起来理直气壮，当局要想打压必会有所顾忌，必不敢肆无忌惮。比如说工人们为求生存、求温饱、为反对企业内部的蛀虫而发起的一轮轮工潮，比如说法轮功为信仰而抗争，比如说北京居民对房屋拆迁过程中损害他们个人利益而发出的一封封公开信，比如说我本人对被强订“党报”的抗议行为都是合法、合理、合情的。最近几年推动中国民运取得实质性进步的几件大事都是合法斗争。为死难者讨一个说法，天安门母亲们赢得了国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同情。宪法赋予我们组党结社的权利，王有才、徐文力、秦永敏等就很好的行使了这种权利。
行难知易，许多朋友已开始了非暴力运动的实践，夏天的文化衫，标明自己民运人士身份的名片，一条条带政治色彩的手机短信，反对互联网管制的自请违法行动。。。。。。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去做，但我们没有去做，岂不可惜。

                                                               1999年

     中国民主党自98年诞生一来，争议一直很大，反对组党的大有人在。他们的疑问主要有这样一些：当时具备了组党的条件吗？舆论准备、理论准备好了吗？组党是不是有作秀之嫌？是不是一种机会主义、风头主义？98组党遭到了当局的镇压，给民运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98 年我在秦永敏先生租住的一门面房内第一次听到浙江组党的消息，当时的第一感觉是组党的条件成熟了吗？是不是过于急躁了？我对秦永敏先生讲了这个想法，他似乎也认可。时间转眼过去了四、五年时间，我 越来越觉得98组党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是中国民运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从组党的结果来看，能够让分散在全国各地众多的民运人士归属一个旗号容易吗？要知道不同的人的背景、认识、利益可各不相同啊！有了这种基础，我认为中国民主党已具备了成为一个全国性反对党的雏形。团结就是力量，人多力量大，有了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只要我们运作得当，难道不会有力推进民运的进步吗？至于说组党的结果是招致了镇压，损失很大。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全面，98年因组党而直接入狱的人并不多，我本人是湖北民主党的发人之一，至今是自由身。在高压政治环境下，任何动作都会遭到镇压，要想不损失除非不做事。这两年不是仅仅因为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就有几位朋友身陷囹圄吗？98组党推进了民运的进步，扩大了中国民运在国内外的影响，其成效大于损失。
    98组党最大的意义在于组党的方式，他给我们开展民运提供了新思路。98年浙江及随后各省的朋友组党采取了“送上门”的方式：主动、公开到各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这一招不仅新鲜而且管用。一方面它利用了我国现行法律赋于人们组党结社的权利，有效地开展了合法斗争；另一方面有了这种道义上、法律上的支持，他公开挑战共产党事实上对组党的禁锢。这样做理直气壮，当局一定会有点左右为难。这是典型 的非暴力抗争方式，是对当局事实上剥夺人们组党结社权利的不服从。在当前高压的政治环境下，这种方式是最可取的、最可行的。在98民主党成立前还有其他一些政党和社团，他们采取了秘密的传统的结社方式，其结果是他们的影响远赶不上中国民主党，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受到的镇压却是全面、毁灭式的。我相信98组党所昭示的非暴力抗争方式在今天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定大有用武之地。
      现在来回答本文开始提出的几个问题。关于条件是否已经具备、各方面是不是准备充分的问题。这些条件主要是针对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的具有实质意义可实际操作的组党结社而言的。98组党显然不是要组建一个立即能实际运作的政党，这样它对各方面的条件要求并不高，它只是组党的第一步，其象征意义是第一位的。至于说组党是沽名钓鱼、出风头、作秀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这样说对浙江的朋友尤其不公平。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对组党是严肃、认真和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也完全是为了推动民运的进步。当然我也同意98年后期的一些做法有抢班夺权之嫌。
   最后我想谈一谈民主党的现状及末来发展前景。现在海外民主党不止一家，国内民主党也不止一派。对民主党的分裂第一我觉得要严厉抨击，第二要正确认识。不能过于悲观，也不能掉以轻心。民主党的四分五裂严重损害了民主党的声誉，阻碍了民主党的发展。许多人对民主党的批评既源于此，许多人就是因为这种分裂对民主党望而止步，许多人就是因为毫无意义的抢班夺权而心存厌恶。民主党的现状我觉得对不起浙江的首义之举，那些民主党内的大人物们还是应做到“公心之上”而非“私心之上”。
   对民主党的分裂我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悲观。古往今 来的许多组织、许多团体都闹过分裂，当年的“毛主席”不是被逼得跳过河吗？换一句说，有限的分裂是难以避免的，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大不可谈分色变。民主党的分裂有它的客观原因。当前恶劣的政治环境、各地朋友之间缺乏沟通、民主党的开放式加入方式、党内领袖级人物的缺乏都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当客观环境好转后，我们完全可以用民主 的原则、用选举的方式、用宽容的精神对民主党进行多元整合。
   民主党既然在全国各地都有分部或筹委会，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设法让它走向统一那怕是形式上的统一，让它用一个声音讲话，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把民主党做大做强。
 

 
 鉴于和平成为人类共同的诉求，鉴于暴力的非人性、非理性，鉴于中国民主运动二十多年的非暴力之路，鉴于中国民主党党纲中对非暴力纲领的确认，我们想信非暴力定会成为政治领域中化解矛盾、解决冲突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民运定会继续自己的非暴力之路。
 所谓非暴力原则是指政府和人民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都要采取非暴力手段。一方面政府对人民在法律范围内的言行不能进行暴力镇压，另一方面人民应该利用非暴力方式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暴力是和平手段用尽后最后的选择。
 实现民主化是中国民主党的基本诉求。非暴力与民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只有用非暴力手段获得的民主才会长久稳定。以暴抗暴只会发生破坏性的社会震荡，只会降低民运的声誉，只会有益于民运的敌人。今天的民运我认为急待解决的问题是怎样让我们的民主主张被恐惧专制、厌恶暴力的普通百姓理解、接受并参与民运活动。明确打出非暴力的旗帜有益与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要我们坚持非暴力原则，保持极大的自尊心、自信心，即使我们手无寸铁也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依据非暴力原则我们反对政府对国内组党活动的镇压，反对政府对异见人士的迫害，我们呼吁政府严格遵守《联合国人权宣言》和两个人权公约，平反6。4，释放所有良心犯。  
 
 
                                            刘飞跃
                                         1999．9．12

我在《两种非暴力》一文中给中国的非暴力运动下了一个定义：是指除武装起义、恐怖袭击外的一切反抗形式。非暴力运动不等于不死一个人，不等于不流一滴血。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思考，我对非暴力思想又有一些新的认识，今天的结论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非暴力运动应有不同的重点、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方式方法，在现阶段我认为应把重点放在关注民生、关注社会问题上，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社会运动上。
一、 民运的现状是促使我苦苦思索的原因
中国的民主运动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可今天仍是一个瘫痪和无所作为的局面。我们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系统、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少、吸收新鲜血液越来越困难、我们可利用的资源少得可怜，甚至朋友们想找一个归属感都困难。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组织起一次像样的、影响能达至民众的行动（89学潮发挥主流作用的是学生），相反，借助网络涌现出来的“体制内”的知识精英们近年来却成功地做了不少事情。勿庸置疑，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当局的残酷打压以及广大民众民主素养的低下，但民运在运作思路、动作方式上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民运长期在民运圈内运行、长期在网上运行，不能深入社会、不能关注民生时怎会不走向衰弱？当我们的力量还十分弱小时，如果我们还坚持传统的政治运作方式：组党、结社、集会、开展政党运作、发宣言、发宪章搞各种空洞的政治活动，我们怎会不被残酷打压？当广大民众对政治活动还深感恐惧时，我们的政治活动又怎会对他们有吸引力？
关于政治运作我想声明一点的是我并不完全反对，我认为一定的政治活动是必需的，但不应成为我们现阶段的重点。
二、 关注社会问题 开展社会运动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具有可行性、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并且代价小
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不像政治问题那样敏感，老百姓对这些问题不仅强烈关注而且怨声载道。教育、医疗、环境、拆迁、矿难、艾滋病等热点问题已成为当局的软肋，全社会包括政府都想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当我们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呼吁、抗争、行动时，这些行为是深得人心的，在道义上是加分的，政府能随便阻止吗？能轻易把我们投进监狱吗？2004年我针对“看病贵”的签名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地政府非常恼火，想进行打压。可他们实在不敢以我抗争“看病贵”为由来整治我，只能把我前几年写的所有文章全部整理出来威胁我。
三、 关注社会问题意义巨大
有人说关注社会问题无助于我们推进民主政治，和民运是两码事，我想从这几个方面反驳这种观点。
首先，一次成功的社会运动对广大民众有很好的启蒙意义。既然是社会性运动一定会有很多民众甚至媒体参加。老百姓在参加的过程中公民意识、抗争意识必定会提升。这一点对打牢民运根基及后续发展、对将来民主体制的稳固是多么重要。同时，成本较低的社会运动会减小民众行动的恐惧感，会大大刺激他们的参与意识。
其次，民运人士关注社会问题能和老百姓甚至政府互动起来。由于各种原因许多老百姓对异议人士有偏见，认为我们是为了出名、为了钱、为了权。当我们关注他们关注的问题、当我们做了他们想做不敢做的事情时，会大大缩短我们与他们的距离、改变他们的看法。这方面我本人有切身体会。我对强订“党报”和“看病贵”抗争后，周围许多人说是善举、说是在为民请命，许多人愿意和我接触了，我生存的环境因此也改变了许多。如果我们行动的方式方法得当的话和政府互动也不是没可能。
最后，任何一项成功的行动都会诞生人才、获取资源、牢固组织，为了诞生而诞生、为了获取而获取是徒劳的。
                             
                                              2005-3-27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你们能推翻？”讲这 些话的朋友第一误 会了我们，第二犯了迷信暴力的错误。
   我们从事民主运动并不以推翻某一政权、某一政党为目的，追求政治制度民主化、追求一个自由、人权、个人尊严有保障的社会是我们的诉求。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只要接受民主制度，只要能赢的人民的选票，原先的政党不仅可以继续存在、还有机会继续上台执政。东欧发生了巨变，共产党不还是继续存在吗？台湾的民进党上台了，我们能说国民党被推翻了吗？下次选举国民党难到没机会东山在起吗？在民主社会里，说 推翻与被推翻是不科学
 的，依据人民的选票，按照一定的程序，政权轮替是很正常的事。
    暴力在历史上有过巨大的威力，也推动过历史的前进。但随着人类由贫穷到发达，由蒙 昧到开化,由野蛮到文明,人类日益识到暴力的残酷性、非理性、非人性.人们逐渐厌恶暴力，越 来越 多的国家不耻用枪杆子、用警察来解决社会矛盾、平息社会冲突.人们用民主的机制,用理性宽容妥协的精神,用对话、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问题.战争意味着人类的失败,暴力代表领导者的无能.纵观世界历史,从来没有一个落后的政权、一个失去了民心的政权依靠抢杆子而千秋万代.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人民的福祉,江山才能稳固.枪杆子不是万能的,掌握了枪杆子不等于掌握了一切..因为掌握枪杆子的士兵是人而不是机器人,他们不是统治者的奴隶,他们也有正义和良心.在非律宾，独裁者马科斯派去镇压大街上要求民主的群众的士兵不就倒戈成了群众的朋友吗?在1989年的北京,不就 有士兵不愿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吗？亲爱的朋友们，迷信暴力、作暴力的奴隶是错误的，我们要告戒中国的领导人，中国国内多年积累的问题很多，不主动进行政治变革而继续用军警和暴力坚持高压统治是非常危险的。
   作为一个非暴力的信仰者，我始终坚信我们完全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我们的目标。政治民主化已成为全球的潮流，民主的价值体系已成为普世的价值体系，民主制度是唯一不会犯重大错误的制度。不可能有任何人、任何东西（包括枪杆子）能阻止这个潮流。通过我们长期的努力和工作，普通的民众不仅会接受我们的观点，统治集团内部也会发生转变，也会意识到拒绝民主是没有出路的，最终在朝野双方的共同路努力下和平的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从1974年4月25日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证明了这个观点。葡萄牙、匈牙利、俄罗斯、墨西哥、保加利亚、西班牙、印度、智利、土耳其、巴西、秘鲁、厄瓜多尔、危地马拉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尼加拉瓜、蒙 古、乌拉圭、南非、玻利维亚、洪都拉斯、萨尔多、韩国、东德 、菲律宾、罗马尼 亚、希腊、阿根廷、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的政治反对派和民众都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向统治集团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发生了转变，最后朝野双方共同努力实现了国家的民主化。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中国人追求民主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今天我们选择了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我们深信，当我们不在恐惧失去工作时，不在恐惧职务得不到晋升时，不在恐惧坐牢时 ，不在害怕枪杆子时，我们的民主之梦一定会实现。
 
  刘飞跃
  1999．12．10
           

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到黎巴嫩“颜色革命”方兴未艾。这些带颜色的革命对听惯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人来说陌生而又新鲜，仔细研究这几起“革命”，能得到很多启示和证明。
一、颜色与革命相融合的涵义
中亚的三起“革命”都有鲜艳的颜色标志。格鲁吉亚的革命叫“玫瑰革命”，因格鲁吉亚盛产玫瑰而得名；乌克兰的革命叫“橙色革命”，又称“栗子花革命”，因为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市花是橙色的栗子花；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叫“黄色革命”，又称“柠檬革命”，吉尔吉斯坦首都市花是迎春花，为黄色，故称黄色革命；雪松为黎巴嫩国树，故黎巴嫩的革命称“雪松革命”。其实，“颜色革命”与上世纪苏东剧变时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这些“革命”都是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在成功实现政权更迭的过程中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更没有出现两军对磊长期战乱生灵涂炭的局面。人们用天鹅绒来命名，是借助天鹅绒的滑顺质感；人们用颜色来命名，是利用鲜花美丽的色彩象征“革命”的“柔性”与“优雅”。
历史上的革命总是与鲜血联系在一起，把革命与颜色、天鹅绒联系在一起，证明人类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政权更迭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改朝换代”，生灵涂炭的暴力革命不再是人民的选项，用“革命”这两个字来概括发生在这几个国家的运动已不太准确。
二、颜色革命证明：专制暴力不是坚不可催的
许多人对非暴力运动存有疑问，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以非暴力反对暴力，那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共产党有几百万军队，枪杆子在他们手中，你们翻得了天？那好，下面我们来看看颜色革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2003年11月23日，一名格鲁吉亚国民警卫队指挥官宣布，12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已选择效忠力图推翻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反对派。此前50名格鲁吉亚特种部队成员当天也已决定加入反对派示威者。在有谢瓦尔德纳泽参加的军事会议结束后，格国防部长在接受采访时并没有说明自己会效忠总统谢瓦尔德纳泽。
2004年11月25日，乌克兰国防部长库兹穆克24日表示，乌克兰不会因总统选举导致的政治动荡而调用军队。库兹穆克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现在流传着各种谣言和煽动性的声明，但他保证乌克兰军队和军事装备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出现任何计划外的调用。
在吉尔吉斯斯坦军队也没有把枪口对准人民。
我在以前的撰文中指出，枪杆子不是万能的,掌握了枪杆子不等于掌握了一切。因为掌握枪杆子的士兵是人而不是机器人,他们不是统治者的奴隶,他们也有正义和良心。以上事实证明，道义的力量是巨大的，只要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争取军队的倒戈支持是完全有可能的。当出现了这种局面，专制暴力不就土崩瓦解了吗？
三、颜色革命证明：惊呼非暴力运动会使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是统治者欺骗民众的惯用伎俩
统治者总是对人民说，稳定压倒一切，国家一动就乱了，一动就分裂了，许多老百姓也如是说。
2005年3月24日，正是吉尔吉斯斯坦运动的最高潮时期，首都比什凯克也只造成5人死亡。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一样，虽然在运动中夹杂了一些暴徒打砸抢的行为，出现了一些伤亡和流血事件，但都是一些低度的局部的冲突，伤亡人数和破坏程度相对于一场社会变革来说非常小，而且局势很快得到控制和恢复。至于“国家分裂”，尽管在运动过程中各国的统治者和中国主流媒体都惊呼“国家要分裂了”，但到今天为止，这几个国家领土仍然完整无损，各民族人民也和睦共处。事实胜于雄辩，那种认为“一动就乱”的灌输实际上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和既得利益而的一种惯用伎俩。
这几起颜色革命持续的时间都很短，而且很快朝着民主选举和政治变革的方向迈进。面对和平发展的国际潮流，统治者再也不敢轻易举起“屠刀”，人民在运动中也表现出足够的理性，我们相信颜色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容忍、对话、协商、妥协的非暴力精神一定会走向全世界。
                                         2005-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