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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成语“云浩止耕”嘲讽基层乱象火爆网络

    4月下旬,内蒙古开鲁县种植户被要求交“增补承包费”才能耕地一事,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开鲁县建华镇党委副书记纪云浩纪云浩因为粗暴阻止农民下地、公然宣扬自己“不懂法”而“一夜成名”,火爆出圈。因为其嚣张跋扈的言论和态度,引发大众热评,其成语“云浩止耕”也被新鲜出炉,迅速火爆网络。

    4月22日,官媒《中国三农发布》报导,“中国红干椒之都”、中国北方县域最大的红辣椒生产集散地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一些农民正在春耕,可有镇、村官员却阻止他们下田耕种。而且种地要先交钱。地方官员给出的解释是,该农户将承包的荒地改成“水浇地”,就要加收“水浇地钱”。该报导中的视频显示,开鲁县建华镇双胜村村委会一副主任蛮横地说:“上边让我敛钱我就敛钱。”

    “我姓纪,我叫纪云浩,是建华镇党委副书记,你可以录。”在镜头中,凶神恶煞般的开鲁县建华镇党委副书记纪云浩阻止农民春耕而“一夜成名”。面对排山倒海的舆论压力,官方被迫发出通报,称新增耕地有偿使用,是开鲁县“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试点工作采取的处置方式之一”,即由村集体对新增耕地收取有偿使用费,总之就是一句话,收费有理有据,没问题!干部的态度问题就免职的免职,警告的警告。但网友质疑他们只是替罪羊,通报被诟病“避重就轻”,大家所关心的土地问题、收费依据等问题,都没有呈现出来。

    事件的背后,是一起涉及土地承包费的争议。几位农民承包了4000多亩的荒地,合同期限为30年,目前还有10年到期。经过20年的辛勤整治,这片土地已经从荒芜变得肥沃,成为了丰收的良田。然而,在今年的春耕之际,村干部突然要求每亩地增加200元,增加100多万元的负担。农户们认为这一要求不合理,拒绝缴纳额外的承包费。然而,村干部却采取了强硬措施,不仅阻挠了农户的春耕作业,还威胁要扣留农用车。

    网民批评说:“这不就是翻版的:租了毛坯房,装修了一下,然后房东赶人涨租金么?”“没有契约精神很危险的。”“要善待耕田的人,不扶持还要搞破坏,这种人才应该抓起来。”“这个道理就是我租了房子,花钱豪华装修,生意好了,就涨租金。”“别人辛苦改造,还要窃取别人的果实,手段真高。”“一句话,这块地能攒钱了,要涨价要收回,如果这块地没油水,屁事没有!”

    在知乎,《如何看待开鲁县种地先交钱事件?》吸引了近千个回答,数百万浏览量。菲喵回答说:“体制内最下贱的就是乡镇干部,宁愿考县城事业也别考公来乡镇,事业编可以骑驴找马,乡镇公务员服务期不能辞职只能走辞退,辞退了你考县里市里就不能考了。生来就是干脏活累活背锅的。上头拼命压任务,让你去和群众对线,搞不定去县里开会指着鼻子往死里骂你,下去强行执法又要给人拍抖音,县里一看闹大了,马上锅甩给你,真是好一朵白莲花。”

    先学会爱自己回答说:“同为乡镇基层公务员,对这个事情说一下看法。首先要说明一下,这乡村两级的领导干部,该撤职撤职,该处分处分。并且我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按定格处理,能处理多重就处理多重!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的话,事情只能说是糊弄住了。因为很简单。收耕地钱这个事情,绝对不可能只是乡村两级,干部一拍脑袋就做出的事情。肯定是更上级的领导安排他们做,或者说是逼迫他们做的。干了这么些年乡镇的公务员。太知道某些领导的尿性了。安排工作的时候,直接咬死必须完成,必须做到,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真等出了问题的时候,一拍两脑袋我没让他们干,我不知道,都是下面的人胡搞。总之就是一个滑不溜秋,工作干的好了,那是我领导有方。工作干的差了,那是下面人胡搞。所以这次的事情如果只停留在处理乡村两级的话,我觉得那还不如不处理。因为,一旦这样的处理了最基层的人员。那以后谁还真的帮助上级背锅和干活?而且我敢肯定的是。村干部说是一亩地收200块钱,到了最后200块钱能落5块钱在村里就不错了。但是那些拿大头的,是不会出来承担责任的。”

    网易号“大东北的小豆包”发布文章《古文新解之“云浩止耕”》,文章说:

    云浩者,科尔沁开鲁人也,以勇武闻名于当世。

    其年十七时投军,两年后归乡,再三年为六扇门捕头,时年二十有二,因善学且技精,又转为镇副书记之职,虽为撮尔小官,然已手握权柄矣,威势愈重,民皆惧遂卑服之。

    甲辰年谷雨,农家皆力赴农事,有数大户拥千亩良田者,欲以机械耕之。然此时,云浩集保甲等阻之。曰:“廿年前,汝等租用草滩沼沙之地,已成可耕之良田,昔租用之费甚贱,今不相宜也。汝等如欲耕之,则需另纳一亩二百之钱,否则,耕田之不能也。”

    其数大户之田约四千亩之巨,此费甚巨也。

    故众农皆不服,曰:“吾等租赁之地时,地甚贫,无人租也。后吾呕心沥血,以牛粪等肥田,填坑整地,历廿年终成良田,然云浩等以此耕田欲重征租费,何以服众?吾等之心血为何哉?况征费吾等不服,府衙何不行诉讼于法庭,以法官断之为宜,奈何强行阻耕乎?今节气日近,若不再耕,则一年之田废矣。”

    然云浩等终不允,纠众阻于农机前,令曰:“若为再耕者,则扣人押车矣”,是为“云浩止耕”。

    后有京师记者来,以实事记录登之于网,民观之皆怒,愤意汹汹,口诛笔伐。云浩等遂皆罢。

    豆包君曰:今为千古难逢之盛世,行法治,倡公平,官民平等,官应爱民,民之奋斗亦应为褒奖。然云浩等以蕞尔官,擅用威权恫吓于民,以拘押人车阻农耕大计,岂不知“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云浩等何其谬也!

    况官民之诉,国有法庭以断之,云浩等奈何视而不见哉?

    故云浩等不自知也,以其权势威压于民,终为之罢,皆其自作自受,徒增天下笑料耳。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孙旭阳在其微信公众号“卖杏花”发表文章《云浩暴力学分析》,文章说,在被免职(请注意这不属于处分的一种)后,云浩一定还会很委屈,在全国各地的官员中,他还会收获很多同情。在土地现场动粗的,不止他一个官员。相反,跟很多同行比,他还相对克制。照视频中所说,他这一方就是喊来二百号人,把那几个承包户揍一顿,对方还能蹦蹦日天不成?只要来自官员,或被官员默许的法外暴力不会被追究,那么他们必然会越来越依赖用暴力解决用法律没法解决,或在领导要求的时限内依法解决不了的问题。

    孙旭阳的文章说,武力阻耕现场,云浩和承包户使用暴力的收益和风险严重不对等:最致命的是,承包户无法求助于本应中立裁决的警方,因为云浩一行中就有穿警服的。你确信要报警吗,哈哈你好,我是110,我正在你身边……云浩一方打人抓人,100%的收益,0%的风险。你要是云浩,你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另一边,要是承包户胆敢反抗,现场会挨顿打是必须的,还会马上被抓,沦为祖国的敌人,刑拘文书上的犯罪嫌疑人,子孙都没资格去接受云浩的传帮带。基层的这种管治逻辑,我称之为“三尺以内的暴力“。只要你很清楚对面代表祖国的那群人,可以随便打你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你大概率会老老实实做个群众。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微信公众号“亮见”发表文章《“云浩止耕”,报应来了》,文章说,让作者感到迷惑的是好像整个事件里,就纪云浩一个坏人。就像官方通报说的,是“个别基层干部对待群众态度蛮横、言语粗鲁、工作方式严重不当”?可看完“中国三农发布”的视频,你就能发现,出镜的开鲁县建华镇所有的官员,就没一个像样的。从村委会副主任到村党支部书记,从镇长到镇党委副书记兼政法委员,从政府到警察,从村里到镇里,这哪里是“个别基层干部”的问题?这TM是系统性的崩坏!

    魏春亮的文章说,整个事件里,最可怕的都不是纪云浩书记的那句“我也不懂法”,而是建华镇双胜村村委会副主任华泽亮的那句“上边让我敛钱,我就敛钱”。纪云浩的那句话,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气话;但华泽亮的那句话,却是实打实的真心话。这句话,一上来就把所有朦胧的遮羞布撕了下来,以至于后面再撤什么“情势变更”“增补承包费”,都是遮掩不了“敛钱”的本质。只是,要“敛钱”的“上边”,到底上到哪里?是建华镇,还是开鲁县?这才是真正的让人细思极恐。现在,把所有的舆论焦点都放在纪云浩身上,无疑抓偏了。

    著名作家六神磊磊在其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发表文章《镇上要对农民小火慢炖,大火收汁》,文章说,最近篮球圈流行一句话:小火慢炖,大火收汁。看篮球的都知道。之前,当地将土地包给农民,白纸黑字的合同,明明地签了三十年,让农民去耕作,这就是小火慢炖。当时土地多为贫瘠的盐草地、荒地,所以承包费收不高。农民拿了承包权,施肥、打井、整田、平地、灌溉,半生心血都搭在上面。二十年过去,土地价值增长了,从盐草地、荒地变成了水浇地,贫壤成了沃土。有人不干了,镇上派出纪云浩和浩浩荡荡的执法队伍来了,要收钱,一百多万拿来,不然就别种,单方面宣布“这片承包地不让你种了”。这一波大火收汁,收得稳准狠,火候精确,恰到好处,蓝翔厨艺学校都学不出来。

    六神磊磊的文章说,这件事,对纪云浩副书记其实是个教训。——明明单位收钱,我又不拿大头,怎么我出名了呢?我也是个奉命行事的“打工人”啊。最后怎么就小小处理了我呢,老板们个个“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之前我分析金庸的时候就讲过:做坏事,最怕有表演欲。这世道,坏人未必倒霉,但是表演欲很强的坏人,多半要倒霉。段天德要祸祸牛家村,就悄无声息祸祸得了,你冲到前面演什么?郭靖长大了不嘎你嘎谁。当打手,办坏事,敷衍一下得了,别那么带劲。

    六神磊磊的文章认为,种田还种出罪过来了,这个在我们传统价值观里是很荒谬的。千古以来,只有鼓励耕种的,少有严惩耕种的。到了农时,古代天子都要扶犁,表示鼓励耕种。小时候在街头看春联,都是“继先祖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条正路,唯读唯耕。”农民把盐草地、荒地种成了良田,应该奖励农民,怎么还成搜刮农民了呢?有首元代小曲是这样的: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你不让人家农民谷雨,大家真的会让你小满的。到时候看你大寒不大寒。


  • 由开鲁种地受阻看中国农民身上的枷锁

    (编者按:连日来网络热评如潮的开鲁阻扰农民种地事件,再次将中国农民披枷戴锁情形裸逞于世,让人看清今日中国广大底层农民基本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及其生产生活自由权被公权力肆意蚕食剥夺的现实,使人醒悟到没有宪政民主、法治人权,农民就维护不了自己起码的劳动生活权利。)

    一、当“我不懂法”成为权力的荣耀,农民就只剩下了苦难

    4月22日,中国三农发布报道,在内蒙古开鲁县建华镇,有多名村民在20年前,承包了村集体的土地进行农作物种植,当时约定的合同期限是30年,承包费已经全部付清。

    但就在合同期限还有10年才到期的情况下,当地镇政府突然要求增加承包费,否则就终止合同。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土地性质发生了改变,承包的时候是沙沼地,价格便宜,现在变成了耕地,土地升值。

    沙沼地变成农田,那是这些承包土地村民20年间不间断投入资金物力人力后,改良了土地的结果。按道理,即便现在再怎么眼红这些村民的收益,也不应该单方撕毁承包协议。

    有话好好说,是和谐社会每个人都该遵守的道德和法律约束。即便谈不拢,那就对簿公堂,由法律依据相关条款来裁定。

    但当地镇政府一没有与承包土地的农民好好谈,二没有诉讼,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手段。就在村民用农机开始耕地的时候,乡村两级干部叫来了警察,不仅扣车,还将种地的农民强制带走。

    乡村两级干部这样做有法可依吗?有理可循吗?有,的确有。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下达的行政命令就是法,就是理。

    不可否认,涉事土地升值,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之前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可以重新协商。

    但就事论事,此次涉事的承包土地,之所以升值,是农民在缴纳了承包费后,他们经过近20年时间努力换来的结果。

    沙沼地的时候无人问津,政府也不愿投入财力物力改善土壤,但一旦看见别人通过努力将荒地变成了良田后就开始变卦了,这是红眼病发作后的典型症状。即便民法典也不会支持。

    当下,正值春耕时节,这样阻挠农民种地引发的后果将非常严重。

    春种秋收,农时不等人。镇政府如此粗暴扣车,警察如此强制抓人,这样的事件若不及时解决,土地耕种一旦错过时令,损失的不仅是土地被荒了一年,更是农民未来的希望。

    事件发生后,中国三农发布的记者采访带人强行阻止村民耕种的建华镇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纪云浩,纪同志坦言“别找我,我不懂法”。村委会副主任还表示,我不给你讲法律,上边让我敛钱,我就敛钱,什么条文法律。

    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威。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很多地方的官员根本就没有契约精神,滥用职权肆意妄为,随意单方面撕毁协议,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备受质疑。

    现在的有些官员啊,不是不懂法,他们不遵守法律的最大底气,是把自己当成了高高在上甚至可以逾越法律约束的官。他们早已忘了初心,迷失在权力带来快感的游戏当中。

    总以为,我是干部我怕谁,一副我就是天王老子的形象。进而官员敢于以“我不懂法”来作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理由,堂皇地向世人显摆权力对法律蔑视的霸道。

    二、为息民怨的掩人耳目之术

    据微信视频号“开鲁融媒”消息,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4月23日再次发布情况通报。

    全文如下:
    4月22日,“中国三农发布”报道了“内蒙古开鲁县蹊跷的增补承包费”相关信息,开鲁县委、政府高度重视,针对报道反映问题,第一时间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组织开展调查核实,现就反映情况通报如下。

    一、关于“蹊跷的增补承包费”问题。报道所反映问题的背景是开鲁县作为上级确定的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试点单位,针对“国土三调”较“国土二调”新增加的耕地开展的高效利用试点工作。报道中提到的“增补承包费”,是开鲁县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试点工作采取的处置方式之一,即由村集体对新增耕地收取的有偿使用费。

    二、关于“阻拦不让种地”问题。建华镇双胜村实施试点工作过程中,一部分新增耕地大户不愿交纳费用,导致已交费用的农户产生攀比心理,由此产生了阻碍翻地行为。目前,通过县镇村三级协调化解,该村群众已同意采取诉讼方式主张权益,解决矛盾问题,确保不再有阻碍翻地整地、贻误农时等行为发生。

    三、关于个别基层干部对待群众态度蛮横、言语粗鲁的问题。针对报道中反映的个别基层干部对待群众态度蛮横、言语粗鲁、工作方式严重不当的问题,开鲁县委已给予该镇党委副书记免职处理,并由县纪委监委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县纪委监委对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可能存在的其他违纪行为,也正在开展调查。

    这个处理结果从过往中共对待民怨极大官员处理方式,通常采取先行政处罚以不息民怨,待舆情过后再换岗启用,可见预见随后结果。这显然不是治本之策,而是应付民情的掩人耳目之术。

    三、网络怒潮,民心难欺

    针对开鲁县阻扰农民耕地,网络怒潮汹涌:

    沉默之剑_3b1e4c2[广西网友]:这种官员和公安就是典型的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耍流氓。

    勤劳d朱莉安娜_赤芒[安徽网友]:农民是最辛苦和可怜的,他们的生活也很艰难,这些贪官污吏就是吸老百姓的血汗钱!可恨!

    高尚D莎拉_冰牧[福建网友]:这种水平的镇干部和村干部,只警告处理?难道以后还要重新使用?当地那么缺少人才?

    耳聪目明d辛普森_九晏[山东网友]:开鲁县的官员太缺德了,本应该是政府治理的不毛之地,政府不想办法治理,用卑劣的手段欺骗承包人,故意以象征性的承包费形式承包出去,承包人拿到地投入巨资把不毛之地改造成良田,这时候政府在出来抢夺承包户的土地,这样的官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

    凤凰网友[广西网友]:革命成功了老百姓不是都翻身当家作主了吗?嘿嘿,原来也只是改天换地,还另有主人,老百姓依然还得做牛做马啊!

    生如夏花_54ca9b4[广西网友]:重要的是,收费通知是县里发起的,县里都没有懂法的吗?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坚韧不拔DE利安德尔_冷茵[江西网友]:那个村委会副主任说了一句大实话“上面让我们敛钱我们就敛钱”!出了这么大的事,难道开鲁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不需要担责?

    凤凰网友feixiang[上海网友]:要涨价也要等旧合同结束签新合同时涨啊现在这样中途突然涨价属于敲诈勒索。

    一帆风顺666789[河南网友]:村镇干部黑社会化,土匪流氓成性,应该严肃处理。仅撤职是不是太轻了。县政府是人民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

    邢兵卓[河北网友]:法律并未赋予土地现状调查如土地登记证一样的效力,土地性质是否发生变动,仍然应该以土地证为准,這是讓人倒退。

    喵喵:被免除职务的员工虽然失去了原有的职位和工作内容,但仍可留在组织内部并可能被重新安排到其他岗位上继续工作。他们的相关福利和权益通常会得到保留或部分保留。

    风往北吹:这招我见过,先回家放假,过几年又在其它重要岗位工作了,因为他只是奉命执行任务。

    开心就好:这种情况现在农村到处都是,不要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因为我们平头百姓只和苍蝇打交道,没有见过老虎咋样,对于农民苍蝇比老虎更可恨

    君子比德如玉:开鲁县的表面功夫做的很好,明面上看处理涉事领导干部!最重要的还是要收增加的费用!但是在这里没有说明!还是县一级的政府太极打的好………

    春华秋实:目前,这个事件的处理很肤浅,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很显然,收取土地增补费用是县里面定的,被处理的那几个人只是因为收取态度不当,费用还是要收的。

    孤狼的獠牙:与其说增补承包费是开鲁县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试点工作采取的处置方式之一,不如说是增补承包费是开鲁县强増承包费的手段之一。因为承包合同是在增补承包费之前产生的具备法律效应的合同,也因为当初包给种植户的是无法耕种的荒置土地、更是因为承包户自己出资出力吧承包过来的荒置土地改良成水浇地以后所产生的收益让发包方眼红了;最重要的是合同还没有到期,承包方还有合法使用这些土地、合同还在合法延续期之内。

    自由:总结:农户认为钱不该收,农户可以去法院起诉,意思是不去法院告,那还是要收钱。能不能告赢那可不好说。干部对待农户态度不好,那肯定不对,给了个处分完事。那镇政府怎么不先去法院起诉农户,拿到法院的判决,如果农户拒不执行,然后申请强制执行不就没这事了吗?你们心里就没法律,认为你们就是法。

    四、中共官媒对开鲁事件的反思

    开鲁县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基层单位,其干部理应是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和维护者。然而,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权力的滥用和法治的失守。基层干部的言行举止,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也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当权力成为某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法治成为空谈,那么社会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谈起?

    这起事件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基层治理问题,它更是对当地政治生态和法治环境的一次深刻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权力滥用现象?为什么基层干部会如此漠视法律法规?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从当地的政治生态、权力运行机制和法治建设等多个方面去寻找。

    在政治生态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正之风,导致权力运行偏离了正轨。一些基层干部可能受到个人私欲的驱使,将手中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这种权力观的扭曲,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

    这起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些地方干部的权力观念问题。在新时代,我们要坚决反对和纠正这种滥用职权、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我们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违纪违法行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在权力运行机制方面,可能存在一些漏洞和缺陷,使得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当权力失去制约时,就容易出现滥用和失控的情况。因此,建立健全的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保障。

    在法治建设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导致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和落实。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石,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然而,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法治精神的缺失和法律法规的失效。这说明当地在法治建设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提高干部的法律素养和法治意识。

    内蒙古开鲁县春耕受阻事件是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它暴露了当地基层治理的严重问题,我们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加强法治建设,提升基层干部的法治素养和责任意识,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稳定、法治有序的社会。

    对于基层权力的监督和管理,不能仅仅依赖于媒体的曝光和舆论的压力。必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确保权力的运行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同时,也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让他们真正明白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

    这种反思有一定深度,但不能仅仅局限在开鲁,而事实这种肆意侵害剥夺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在中国极为普遍。

    五、中共当局剥夺农民耕地由来已久且习以为常

    改革开放后农民被剥夺土地承包使用权在中国极为普遍,各种报道可说俯拾皆是。

    据2007年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总部设在四川成都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消息,成都锦江区粮丰村村民代表向他们投诉说,该村的土地被市政府以租代征,农民失去生活来源。粮丰村村民村民杨茂君对自由亚洲电台说,2年前,粮丰村全部土地被成都市政府按照当局颁布的《78号令》"以租代征",“我们不同意,但他们、还有黑社会的人给我们强拆了,11月8号把房子推倒了。”

    杨茂君说,该村的村民的土地被征用后,至今土地荒芜,村民安置也不合理。按照该处理方案,每个大人只有2万元,小孩1万元,不到年龄也不买社保。为此,村民们日渐穷困潦倒。“都是赔了1200、2000多的。我们因为上访遭报复,就只赔了1200。”

    杨茂君说,当地政府在执行所谓的“78号令”时也大打折扣,没有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被农民发放经济补偿,“按78号文件,我们这里是属于经济适用房,也得3000多一个平方。买不到类似的房子了。”

    天网人权中心负责人黄琦说,粮丰村土地征用出现的问题在中国可以说是冰山一角,“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没有按照标准去执行。有些有势力的就超过标准好几倍给与赔偿,对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就是按照国家政策的赔偿他们也拿不到。”

    黄琦表示,农民丢掉土地就失去了谋生的手段;“现在,农民的赔偿力度差距太远太远了,举个例子说,他们的土地价值是每亩900到1000万,今天我算了一个帐,他们所有得到的各种赔偿每亩没有超过20万,也就是说农民只拿了土地价值的2%。我觉得按照这种办法赔付下去的话,农民的不仅吃了大亏,而且对于明年后年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又没有一技之长,很快就会陷入生活的窘境之中。”

    再据自由亚洲电台2007年12月报道:江西石城县要兴建法院、检察院,用低价强占农地,更派出300多公检法人员,暴力对付村民。大批官方人员进入梅福村,开始推填农民的田地,有个村民试图阻拦推土机,被七八个政府人员强行架空,从上田滚到下田,头破血流,另外一位阻拦的村民也被几个大汉强压在地上。在现场拍摄这些情况的村民的相机被公安强抢。

    据村民反映,赔偿款项被干部层层盘剥克扣,所剩无几。记者采访了该村的温小姐,她说,她们一直都不同意政府提出的赔偿方案,认为46元一平方米的价钱太低,比国家规定的最低赔偿价格84元还差一截,当时她们家680平方米的田地里都种满了即将收获的菜,“因为我的田里面是种的莴笋,还要20多天才可以收,我们不同意他们将我们的田平掉,因为我们也没有拿钱,当时挖机上来的时候,我老爸就上前跟开挖机的师傅讲,叫他不要过去,我老爸一上去,警察就全部围上来了,把我老爸抓下来了,我老公想上去把他们拉开,我老公也被按在地上了。我也上前想把他们拉开,我是不希望打起来,它政府机关那么多人,我们才这么一些人,那我一上去就把法院的陈院长拉开,我就拉了他的袖子一下,他就抓住我,然后拳头就打到我的头上,其他人也就把我打到地上,把我从上面这块田摔倒下面那块田。”

    据了解,光是温小姐所在的生产队被强征的土地就有17,000平方米,此次征地达到40000平方米。温小姐说编制人员才200多人的县人民法院为什么需要25000平方米的土地,不排除当局一部分用来兴建房屋谋取暴利。

    六、中国农民头上的“五座大山”

    中国国内媒体发表分析:长期以来,中国农民面临着种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五座大山”——土地、住房、医疗、养老与教育。这些问题是长期困扰着中国农民的难题,也是影响着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实现农村的现代化,我们必须推翻这五座“大山”,让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

    第一座“大山”:土地问题 土地是农村的生命线,但是由于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合理,土地承包期限过短等问题,导致了土地流转的困难。此外,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土地被分散在很多人手中,导致土地的利用效率低下,同时也增加了土地资源的浪费。

    推翻第一座“大山”的关键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应该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土地流转渠道。同时应该加强土地管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此外,应该通过土地整合、流转等方式,使得土地利用效率得到提高。

    第二座“大山”:住房问题
    住房问题是困扰中国农民的又一大难题。一方面,农民的住房条件比较差,缺乏基本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房地产市场不健全,住房供求关系不平衡,导致了农民购房难,价格高企等问题。
    为了推翻第二座“大山”,我们需要推进农村住房改革,完善农村住房保障政策。应该通过政府出资修建农村住房,同时鼓励农村建房集中化,减少住房成本。同时,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村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推进农村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使得农民能够享受到公平合理的住房价格和优质的住房条件。

    第三座“大山”:医疗问题
    医疗问题是农民面临的另一重要难题。由于农村医疗设施和医生的不足,农民在面临疾病时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有效的医疗保障。同时,医疗费用也是农民的负担之一,一些农民在面临疾病时甚至无法承受医疗费用,导致了许多悲剧的发生。
    为了解决第三座“大山”的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医疗设施和医生的投入,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同时,应该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农民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第四座“大山”:养老问题
    养老问题是一个全社会都面临的难题,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养老问题更加突出。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很多农民没有得到养老保障,一旦退休就会陷入无保障的状态。这不仅给农民本人带来了困难,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压力。
    为了解决第四座“大山”的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养老保障。政府应该出台更加优惠的养老政策,为农民提供养老金、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服务。同时,应该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推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加多样化、便捷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第五座“大山”是教育问题
    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没有在一个起跑线,但是报考的分数却是同样的对待,现在你说农村的孩子想接受更好的教育,将来他们有出息,就必须得到城里去上学。
    因为好的老师和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里,农村孩子到城里去,那么父母就必须得跟着一起去陪他,没房子的需要租房子的,租房子需要交房租费。买房的呢,还得还贷款,额外还有什么生活费呀,补课费,孩子的学杂费以及各种红包费等等,这农村的孩子要付出的更多的费用。

    七、“农管”是新架到农民脖子上的枷锁

    据独立学者分析:在中国,城管没完,农管又登场。号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农管,是共产中国2023年的新名词、新武装。农管一出现,农村就不得安宁。到处传来惊人视频和画面:不准农民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强令改种谷物、玉米、番薯。“叫你种什么就种什么!”农管队不仅动手打人,而且还动手拔起农民的蔬菜。不准农民自行杀猪,否则每头猪被罚款8万多人民币。农管队动手抓鸡抓鸭、运走猪只,擅自卖掉,款项不知所终。不准农民在鱼塘四周种玉米、豆角,不准农民在自家门前树上栓绳子晒被子,声称有碍观瞻。农管在农民的田地里动手砍树、推倒树,遭愤怒的男主人持长棍打翻在地……

    据称,农管队早在2018年就成立,一直没有大动静。2023年忽然开始大动作,明显对应习近平超期连任、习家军全面夺权之后,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极左路线。农管突如其来,人们不禁要问,所谓农管,究竟管什么?管得有多宽?中共官方回答:农管队主要是打击"侵农害农"等违法行为,不会干扰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但,其实际行为,却恰恰就是侵农害农、干扰和破坏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还是农管们自己说了实话:“你说我们农管算什么?你们交管管不了的,我们管。你们城管管不了的,我们也要管。王权特许,先斩后奏,这就是农管。”其中,“王权特许,先斩后奏”这类话,并非一般农管人员说得出来,必定来自内部文件。可见,中共高层和党媒故作为农民服务,唱白脸;但在内部,已经下达“狠狠整”的最高指示,由基层农管人员唱黑脸。

    官方宣称,农管将对全国农业农村实行执法监管,涵盖种子、农药、兽药、饲料、农机、动植物检疫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渔政等所有领域;并监查监管农民生活。管的范围,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按照中国人的口头禅,真可谓“管闲事”、“管得宽”。

    中国官媒2023年3月报道,在黑龙江省,因为农村的稭秆露天焚烧,“农管”对农民罚款逾1.78亿元,去年11月1日至12月15日期间,行政拘留了185人。至此“农管”已经完成了初始扩权。

    由此,让人联想到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商鞅变法,厉行富国强兵,同时管死人民,故意让人民陷入贫穷、弱小、愚昧,以供统治者任意驱使,充当战争炮灰。习近平意在发动台海大战、甚至不惜与美国决战,故而急忙忙赶造战争体制、制造战争气氛。今日能强种强征粮食,明日就能强抓强征壮丁。这,大概才是成立、壮大和武装农管队的真正目的。

    详情请看:

    1、中国三农发布:政法委员阻止农民春耕,不是不懂法,是心中无法
    https://gentie.ifeng.com/c/comment/8Z140qRStV0

    2、警察抓人镇干部毁约,阻挠农民种地事件,就怕公权力滥用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0FJ2FCV0545IHZV.html

    3、农民种地要先交钱、干部下田拦春耕?内蒙古开鲁县再通报:镇党委副书记被免
    https://www.sohu.com/a/773762903_115479

    4、社论:内蒙古开鲁县春耕受阻事件,基层权力滥用与法治失守的警钟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0FK7PDT055665GS.html

    5、网民评论
    https://gentie.ifeng.com/c/comment/8Z1aTHFnCD3

    6、成都粮丰村土地被强占村民四处上访无门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and-20071127.html

    7、广西合浦当局暴力镇压数千蔗农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bao-20071204.html

    8、独家报道:法院违法抢地,农民失去生计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qiangdi-20071204.html

    9、该醒了!必须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4座“大山”,这是农民的心声!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3LKN5HG0532B33T.html

    10、评论|陈破空:农管粗暴登场,习近平赶造战争体制。王沪宁献计商鞅模式?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js-04242023092451.html

    11、“农管”如土匪入村,习真正目的令人不寒而栗
    https://news.popyard.space/cgi-mod/newscroll.cgi?lan=tw&r=0&sid=15&rid=872001&v=ranked

  • 公众质疑“放水保送”伤害公平竞争与体育精神

    4月14日,在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中,中国选手何杰夺得职业生涯中的首个半程马拉松冠军。然而,这场比赛的胜利却引发了一场关于体育精神与公平竞争的争议。比赛视频显示,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原本何杰明显落后,但3名非洲选手似乎有意放慢速度,疑似做出摆手的动作示意何杰快点往前跑,还有选手一边跑一边转头看何杰,感觉刻意不要超过他,最后何杰在3人的“护送”下,反超过他们穿越终点线,以一秒之差获胜。

    该事件在海内外社交媒体平台都引发极大关注。甚至包括路透社、CNN、FOX Sports、《卫报》、《每日镜报》等世界重要媒体都对中国这个赤裸裸对体育竞技精神进行侮辱的行为进行了报道,其中FOX Sports引述中国网民评论,在标题处形容今次半马以“尴尬”方式完赛。事件更引起世界田径总会的关注,发表声明说:“我们注意到网上正流传一条本周末北京半马比赛的影片,并了解到当地相关部门目前正在调查。对这项运动的诚信,于世界田径总会来说是最优先事项。”

    中国运动赛事腐败、舞弊屡见不鲜。中国官媒就曝光过在中国体育多个领域年龄舞弊,并且是“政府行为”,2019年在中国武汉举行的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上的定向越野比赛中,中国定向越野队集体爆出作弊丑闻,他们在赛段中通过秘密标记抄近路。国际定向越野联合会据此取消中国队比赛资格,而中国官方严禁传媒报道这宗丑闻,原因是早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军运会揭幕,丑闻令到习近平的“强军梦”破灭。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7个月,23名中国顶尖游泳运动员对同一种强效违禁物质的药检结果呈阳性,但在中国高层官员悄悄帮他们洗清了禁药嫌疑,且负责监管体育兴奋剂的全球机构决定不予干预后,他们得以逃避公众的审视,继续参加比赛,后来还赢得了奖牌,包括三枚金牌。

    在微博,批评中国比赛造假让自己的运动员获得胜利的声音一面倒,网民纷纷嘲讽当局在举国体制下为了所谓的“国家荣誉”而不断在运动赛事领域制造的腐败及舞弊。一名网民写道:“这肯定会是何杰职业生涯中最尴尬的冠军。”帖子还说:“如此大型的组织者和如此知名的赛事,这真的把体育精神推到了可耻的境地。”

    二淋淋5说:“假球到假赛,中国体育怎么了。”听海小筑99说:“这是对马拉松比赛公然亵渎。”猫头叶一说:“国足:我早就说了,不是我的原因。”飞天猪Jason说:“我以为中国只有足球有假球,想不到马拉松都可以这样玩。”莫言兔毛毛说:“跑个马拉松都这官僚。”随心一天依旧说:“怪不得这几年来收入缩水,原来跑步前进都在进水了!”

    酋长的部落格说:“太失败了,以后客串的演员要培训一下,至少要演得真实一点嘛……”于大侠zzZ说:“太尴尬了,何止没想争,人家都想去推他了!!”瑞天空skyray说:“演员演的小朋友都看出来了,观众看的都看明白了,可是都在假装鼓掌,这个世界真有意义。”

    在知乎,《如何看待2024北京半程马拉松黑人运动员主动减速让何杰夺冠?》的问题吸引近千个网民回应,400多万浏览量。早恋已晚回应说:“再次证明无论什么东西只要被国内搞熟练之后那都是权力的游戏。”我差点乐出声回应说:“小红书看到个更狠的评论:黑人抬冠。。。抖音看到个评论:但凡谁敢超何杰,那几个老黑能干死他……”

    宇过天青回应说:“前段时间解说员杨毅在自己的喜马拉雅电台讲了一个何智丽的故事,叫做《复仇的女人》。大意就是何智丽被教练逼迫让球,何智丽混双让了,但是单打没让,结果被教练组排挤,最后远走日本,最终在广岛亚运上复仇中国队,击败邓亚萍夺冠……看来,“安排让球”、“内定冠军”这种事儿,在中国体坛早就有传统……但是以前,我们只能安排自己的运动员让;现在我们都能安排老外让了……”

    浪浪山熊狮虎回应说: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竞技比赛。堂而皇之地将“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竞技精神变成了“人情世故”!何杰也成功的再一次刷新了自己的“热度”!继无锡马拉松PB破纪录之后,北京马拉松轻松斩获“水王”头衔。被对手明晃晃地放水才拿到的冠军,还是冠军么?冲刺阶段陪跑黑人的摆手、阻拦自己队友给何杰让道,这都已经完全不避讳任何人了。今天看直播的人不在少数,但这种事,能堂而皇之地摆在当面上来么?让子弹飞赶紧申遗吧。”

    长刀归介错人回应说:“多年前陈佩斯的小品,身为邮递员的他需要在运动会上给洋人陪跑让路。现在新时代啦,该洋人给我们陪跑啦,还不赶紧骄傲地挺起胸膛。”双笑生回应说:“某君在某单位当领导,前阵子他们单位搞了一个游泳比赛,最终年逾不惑的他居然力压一群五大三粗的精壮小伙勇夺第一。当然了,这种让领导先赢的例子其实不算新鲜。新鲜的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游泳比赛靠狗刨夺冠军的。”

    大脸男回应说:“再次验证了我的观点,国内所有的比赛,如果全部扒光了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比足球干净的,没几个。足球倒霉就倒霉在影响力太大,价值太高。足球打假球,好歹还得装模作样,尽力去演到别让人看出来,好歹还有胆魄把主席主教练金哨一锅端,别的项目呢?别的项目呢?光明正大,明晃晃的就把事办了。篮球的假球不用说,我好奇的是,罚款过千万,取消两只季后赛球队成绩,两队主帅加起来禁赛八年,这么大的事故,篮协和cba公司最起码的管理责任都不负?你能想象某地出了重大事故,当地的一把手二把手不受牵连?现在,国际级马拉松赛事,赤裸裸明晃晃假赛,还有运动员号码布都出来了人都到了被取消参赛资格,是为什么?”

    Jekyll Hyde回应说:“除了吃相比较难看之外,主要涉及到的问题涉及通过商业操纵影响体育公平。能把戏演成这个样子,摆明了不把公平竞赛精神放在眼里,直接挑衅观众说“我就这么干了,你想怎么地?”原本,按照组委会和赞助商的设定,在排除了所有非特步的竞争对手,何杰有极大概率夺冠——如果没有转播镜头,只剪最后几十米,还可以宣传“中国速度在最后一刻超越国际速度夺冠”,配合上何杰赛后身披国旗高呼“巴黎奥运要跑出中国速度”,爱国营销拉满。但是,由于演技过于拙劣,不仅偷鸡不成,反而引起了巨大的风波,陷入了“涉嫌操纵比赛”这种影响体育赛事根本的重大问题。”

    作者顾意在微信公众号“观人随笔”发表文章《这事玄乎,得查清楚》,文章说,当我们跑马拉松,跑的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推广马拉松赛事,宣扬的到底是什么?意义可能有很多,但对比赛规则的敬畏,对体育精神的尊重,无疑是重要的一项。这种规则意识给人们、给社会带来的积极意义,也不仅仅是在体育上,它也会形成行为习惯和认知,激发对公平公正的追求,以及树立坦坦荡荡的人生态度。若比赛不公平,则成绩无意义。

    作者夏冰在微信公众号“酷鹿体育”发表文章《北京半程马拉松是如何陷入舆论漩涡的?》,文章说,稍有分析与判断能力的人应该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方三人中哪怕有一人想超越,那么最终获得冠军的应该都不是何杰。从一路“陪伴”,到挥手示意何杰超越,再到何杰冲线瞬间的振臂欢呼,只能说三名分别来自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实在是“太憨厚”了,几乎让人一眼便看出了他们的“纯朴”来。

    夏冰的文章说,如何处置即将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何杰,似乎已经超出了赛事主力方的“权力范围”。于是,一句“水太深”似乎也就成为了所有问题的答案。顺便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当你在家中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其实暗处已经挤满了蟑螂!这几年中国马拉松比赛呈井喷式发展,春季更是办赛的高峰期,当大家这一次突然发现让自己难以接受的“保送冠军”问题时,其实各种隐藏的问题与交易,已经不知道存在多少及持续多久了……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微信公众号“亮见”发表文章《明目张胆,丢人现眼!》,文章说,竟不知也不敢相信,弄虚作假,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把戏,什么时候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堂而皇之了?他们之所以为恶而不畏人知,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他们敢这么干,知道即使这么干,也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大不了发几句“正在核查”“会有后续”之类的通报,越来越多的事情,不都是这么处理过来的吗?不让作恶之人之组织,付出无可挽回的代价,让他们及试图效仿者不敢再这么干,那么他们就敢一直这么干。顶多再下次的表演中,换几个演技更好的演员。

  • 中国经济“光明论”下苦苦挣扎的民众出路

    (编者按:在中共高扬经济“光明论”大旗下,中共国家统计局如期放出了2024年第一季度国民收入增长6.2%的卫星,震撼世人,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的民众深感自己拖了国民收入的后腿。严酷的现实经济环境,使挣扎在中国社会的民众不得不认真思考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从而对中国政治改革走向市场经济、人权法治与宪政民主日益怀抱期待。)

    一、令人惊诧的6.2%“高增长”国民收入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6日消息,2024年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9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6.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50元,增长(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96元,增长7.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7%。

    按收入来源分,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6585元,增长6.8%,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7.1%;人均经营净收入1959元,增长6.8%,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7.0%;人均财产净收入988元,增长3.2%,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6%;人均转移净收入2007元,增长4.8%,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7.4%。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9462元,增长6.4%,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2.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2870元,增长5.7%,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4.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243元,增长7.8%,中位数是平均数的79.5%。

    此数据一出,网民舆论哗然。

    二、中国国民的相对真实收入状况

    中国人真实的收入水平是多少,我们不妨看看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和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编发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2023年12月26日对外正式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5.47亿人。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数为5250万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42.85%。  

    若以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3.64亿。也就是說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这个数据就是中国最为真实的现实国情。绝不能忽略中国的分配结构仍然是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事实,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还在生存线附近徘徊。他们游离于这个盛世之外,他们没有渠道发声,社会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这个社会沉默的大多数。  

    这个数据与前中国总理李克强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约1000元”的说法是吻合的。  

    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收入为零,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到3.64亿。也就是说,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的6亿人的群体中,来自农村的比例高达75.6%,这说明绝大部分低收入群体仍然分布于农村地区,城乡分割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6亿人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2%和34.8%,说明中西部仍然是中国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中金公司的数据显示,2022年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口累计13.28亿,占14亿总人口的94.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家庭为单位,将中国14亿人的人均月收入分为11个等级。546万人的月收入为0,2.1589亿人的每月收入为0至500元,2.0203亿人的月度收入为500至800元。1.2404亿人的月收入在800至1000元之间。这意味着超过2亿人的月收入低于500元,约5.5亿人的月入低于1000元。月收入1000-1500元的有2.4389亿人,月收入1500-2000元的有1.7263亿人,月收入2000-3000元的有2.0735亿人,月收入3000-5000元的有1.5695亿人。由此可以计算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有13.2824亿人,占总人口的94.87%。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月收入超过5000元,基本上就超过了95%的人口。

    如上国民收入,显然与统计局刚刚公布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9元,有天壤之别。

    三、高增长数字下的严酷的中国经济形势

    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逆风之一:就业

    美联社在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中国经济重要统计数字报告时以非常委婉和客气的笔调指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就业。虽然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城镇失业率为5.2%,但中国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14.6%。这比去年12月的14.9%和6月的近20%有所改善,但仍然突显了中国年轻人在疫情之后仍是找工作难,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打击损害了私营企业的投资。青年失业人数不包括学生。”


    (焦虑中求职的人们)

    相对而言,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在报道同一消息的时候则更为直言不讳。该报3月18日发表的报道说:“说到先前占中国经济活动20%的房地产业,其危机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前相比,新建筑工地数量下降了60%。2023年,中国大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6.3%。使情况更糟的是,2023年夏季青年失业率为21%,今年1月份中国当局按照新的计算方法将这一数字降至14.9%。”

    法国财经新闻报纸《论坛报》3月18日以《中国开年艰难,经济形势仍不明朗》为题发表报道说:“中国今年设定了5%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是该国几十年来最慢的增速之一。然而,北京认识到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因为中国仍面临结构性困难。

    “本星期一中国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经济开局喜忧参半,家庭消费低迷,但投资和工厂活动加速,反映出复苏不平衡。新冠疫情过后,人们期待已久的2022年底经济复苏是短暂的,而且不如预期强劲。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局面。这抑制了家庭支出,而房地产业危机和青年高失业率正在影响购买力。”

    中共官方公布202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5.3%,超预期,但是百姓却感受不到经济的热度。微博上“35岁找工作有多难”的标签引发很多普通中国人的共鸣。

    彭博社资深记者任淑莉(Shuli Ren)说,中国的经济数据令人感到困惑,尤其是每天都目睹经济停滞的中国人。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公布的数据,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年均增长5.3%,轻松超过预期和二会设定的“5%左右”目标。

    关于中共伪造经济扩张统计数据的指控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如果问问普通中国家庭、公司甚至税务人员,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优衣库(Uniqlo)母公司迅销表示,截至2月29日的上半财年,该公司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收入增长12%,增速远低于美国和欧洲业务。

    迅销首席财务官冈崎健(Takeshi Okazaki)上周表示,中国消费者已经捂紧钱包,并且更加精挑细选。

    根据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城镇储户调查,截至2023年底,只有9.5%的受访者表示就业前景良好。社交媒体微信上充斥着“35岁找工作有多难”的标签,网民们纷纷讲述经济萧条、企业裁员、自己找工作或自主创业的辛酸。

    第一季度家庭储蓄增加了8.6万亿元,意味着居民不敢花钱,一些银行为保证利润叫停了长期固定收益产品。

    代表中小企业晴雨表的中证2000指数今年下跌了20%。

    与此同时,截至2月份,政府财政收入同比下降2.3%。

    有网民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2024年和2023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做统计验证,结果发现2024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3.97%。在加入产业权重后,中国2024年第一季度名义经济增长也只有4.01%,远低于官方公布的5.3%。

    四、经济下滑下3800万人选择拒缴“养老险”,更有4300万人直接退出

    媒体披露,中国经济下滑,失业情况严重,导致中国社会保险也出现危机。中国网民日前贴文指出,中国近期有3800万人中断养老保险,更有4300万人直接退出。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在社群上评论道,这反映了经济下行,薪酬降低,许多人无法及时缴纳,但这样的状况不仅使已经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收入受到重创,也会让养老基金出现资金断链危机,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扩大。

    高瑜在推特上贴出中国网友文章指出,「养老保险是确保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的重要保障机制,但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数量庞大的中断养老保险缴纳和退出养老保险的现象,据报导,全国范围内约有3800万参保个体突然中断了养老保险的缴纳,这似乎表明他们突然对未来的社会保障失去了信心…。」

    该文章还写道:「在当前经济不稳定、就业压力增加以及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一些人可能感到不安和焦虑。人们可能担心自己的养老金是否能够保障到位,是否能够在退休后过上稳定的生活。事实上,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则文章在中国网络已经搜寻不到。

    中国希望年轻人为退休攒钱。现年30岁、没有工作的陶·斯威夫特(音)对此没什么兴趣。“退休领了养老金那种东西,”他问道。“我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说一定能拿到手。”

    生活在南方城市成都的陶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在网络论坛上和朋友间,年轻人在质疑是不是应该为养老攒钱。有人选择不交,理由是工作机会匮乏,工资低,觉得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他们的这种怀疑态度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从一个年轻社会变成了正在迈向老龄化的社会。生育连续七年下滑,加速了劳动人口少于退休人口那一天的到来。

    快速变化的人口结构给中国现有的这个资金不足的养老金系统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4岁,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进一步增加了压力。

    中国目前面临走向资本主义的四十年来最剧烈的经济放缓,这导致许多人失业,或者没有多少可以用于储蓄的余钱。

    和其它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已经渡过了人口的卢比孔河。资金不足的养老金计划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但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困境的同时到来动摇了人们对这一系统的信心。

    上海一处购物区。一些年轻人称停止缴存退休金的原因包括工作机会短缺和薪水低。

    五、北京胡同中的经济寥落掠影

    北京一眼望去,你会以为这是一幅经济繁荣的完美图景。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些店铺的销售额寥寥无几。

    这一情况正在全国各地上演。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已开始放缓,在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管控取消后,经济增长未能恢复到人们所期望的水平。随着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中国股市跌至五年来最低水平,消费者信心下滑,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好工作。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在对外国媒体发表讲话时告诉世界:“中国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依然强劲。”“‘下一个中国’仍然是中国,”他说。但随着中国一年一度的橡皮图章式议会闭幕,关于决策者是否采取了足够措施来应对中国经济萎靡不振的问题仍然迫在眉睫。

    当成百上千名游客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来转去时,一位卖煎饺的女士说,现在的行情“很一般”。她刚解释到一半,她的一位同事就在店里大喊,说他们正在亏本。

    “我们不忙,现在是淡季,也是两会期间,街上的人少了,”她说,她指的是在北京市中心举行的为期两周的人大和政协会议。

    在相邻的一条胡同里,黄包车夫耐心地等待着顾客,但营业额却很低。“生意不好,很一般,”一位车夫说,“国家的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然而,北京的决策者们对经济前景仍然充满希望,他们指出,有消息称202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5.2%。

    从北京市中心驱车大约一小时,你就能看到成百上千名这些农民工聚集在北京外郊的街道上,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在当前的经济逆风中,这些外来务工者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一名男子睡在台阶上,双臂紧紧交叉,以抵御初春的严寒天气,而另外两名男子似乎在出售铺在地上毯子上的小型工具和建筑物品。虽然中国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这些农民工的劳动,但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保障。

    在宽敞的人民大会堂内,中国总理李强表示,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将是中国政府今年的工作重点。他高调宣扬着中国取得的成就,但同时也承认中国的经济问题,并阐述了政府重振经济增长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愿望都寄托在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等先进产业的发展上。然而,政府未能宣布许多人所希望的重大刺激措施。问题是,这是否足以拯救中国经济。

    鉴于目前的青年失业率,国家未来的命运与校园内的大学生们关系最为密切。去年六月,青年失业率超过21%,创下历史新高,中国政府因此暂停公布这一统计数据。此后,政府重新调整了方法,恢复了该数据报告,但青年失业率仍接近15%。

    “[我认为社会应该]给年轻人更多机会。不要逼他们,不要给学生施压,”经济专业学生李新元(LiXinyuan,音)在北京市中心附近一所外国语大学的校园外说。“年轻人,我觉得我们压力很大。”

    六、唱响经济“光明论”下的欺瞒世界

    中国围绕经济的舆论战持续发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要求全国工商联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定发展信心,共同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去年12月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共高层两个月内至少四次提出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受访学者分析,中国料将在今年持续收紧经济舆论;经济情况越差,舆论可能相应收得越紧。

    中国共产党当局持续强调所谓的“正能量”宣传,并以严惩为威胁禁止传播有关中国经济(以及数不清的其他领域)的坏消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种有好有坏的数字报告似乎是显示了该报告是平衡客观的,因而是可信的。

    然而,当今中国的大环境、大形势使中国当局发布的新闻和数字令外界以及众多中国人感到难以置信。

    在中共当局坚持不惜代价强行推行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三年使中国经济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中国经济没有出现中共当局以及外界所预期的增长率强劲反弹,反而因失业率高企、国内需求萎靡不振和占中国经济近乎半壁江山的房地产业不断暴雷等因素而举步维艰。

    在这种大形势下,中国当局对民间的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实行限制和封杀,对调查中国经济状况以便使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有所依凭的一些外国尽责调查公司进行突击搜查和罚款、拘留其职员进行讯问;中国国家安全部也发出严厉警告,声言唱衰中国经济是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将予以严惩。

    于是,中国官方和外界对中国经济基本状况的评估如今便常常呈现出一种天壤之别或风马牛不相及的状况。

    例如,中国官方宣传说,中国经济在2023年达到了5.2%的预定增长目标,高居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首,取得骄人成绩,但美国调查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基于它的调查计算指出,中国实际增长率仅为1.5%左右。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新闻》则指出,2023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29年来首次减少。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头两个月中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9%的数字之际。日本《东洋经济》杂志网络版发表报道说,“中国房地产巨头今年1月至2月房屋销量减半,情况严重;北京、上海、深圳等主要城市的需求也在萎缩。”

    分析人士认为,北京目前着力驳斥外界的悲观声音,但这些论述较符合目前的经济形势。“官方可以管控企业、学界和网络大V公开层面的言论,但无法管控民众私下的讨论,刻意地去压制这些言论的结果,可能让不满更多地累积,并让大家越来越相信民间和外部的论述”。

    七、中国突破经济困局的出路

    中国问题专家罗谷认为:正如我在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中文版为《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中所写,若实行某些政策改革,有助于刺激信心和消费的激增。例如,改变二元土地制度,让中国农村居民也能像城市居民一样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利;开始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结束数亿流动人口和农村居民的不平等待遇,让他们获得与城市居民类似的教育、医疗和养老金。据人口学家蔡昉估计,农民工的平均消费比城市户口的居民少近四分之一,相当于2万亿元(2810亿美元)的消费损失,约占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7%。遗憾的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认真准备好废除户口、二元土地制度,或改革经济的其他关键领域。

    经济学家文贯中认为:今天,中国三大源泉日趋枯竭。作为第一源泉,外资流入日趋减少,民营企业丧失信心,不愿投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躺平化,劳动力丧失活力。农地污染,城市土地过度开发,房市空置率上升,农民和农民工受到购买力和户籍的限制,无法成为城市化的天然接盘手。作为第二源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主要依靠抄袭外国科技,本土科研缺乏内生活力,而发达国家已决心切割和中国的高科技合作。从第三源泉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已束之高阁,改用以党代政,架空市场,阻止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面对增长的三大终极源泉的枯竭,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自然做出十分悲观的判断。中共一直以经济高增长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来源。面对经济下滑,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这为民主转型提供难得的契机。

    经济学者史桔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路在何方?我认为需要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政治上改弦易辙走向宪政民主,建立法治国家;经济上建立充分的市场经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作用;外交上崇尚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这些改革既不同于邓小平改革开放,也与当今中国的政策和价值追求背道而驰,但别无选择。

    盖思德(Roger Garside,前英国外交官)认为: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容忍专制体制的人民,将不会容忍一个使其重回贫穷的体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长期认同温家宝观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既得利益精英将意识到,若要保护他们剩余的财富和权力,若要拯救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领导一场政治革命。他们将动员愤怒的民众推动体制变革:引领一场政治革命,号召以自由媒体来问责政府、以独立司法来捍卫人权,并确保军警忠诚于国家和人民,而非某个政党。

    详情请参看:

    1、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9元,人均工资性收入6585元
    https://new.qq.com/rain/a/20240416A038D200

    2、中共官宣首季GDP5.3%为何百姓感受相反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4/18/n14228796.htm

    3、中国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3%,高于市场预期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40416/china-gdp-q1/

    4、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不愿交养老金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40408/china-pensions-youth-retirement/

    5、最后一道防线失守!怕领不到、失业缴不起中国4300万人退出养老保险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78420

    6、从北京的胡同小巷看中国经济困境中国政府需要解决这些难题
    https://is.gd/1VVl7D 

    7、中国经济遇到了大麻烦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40119/china-economy-xi/

    8、世界媒体看中国:经济好消息与坏消息
    https://is.gd/iAm5yv

    9、世界媒体看中国:经济走势又如何
    https://is.gd/4BJrGO

    10、2024年中国经济五问
    https://www.jpmorgan.com/insights/global-research/economy/china-economy-cn

    11、习近平要求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分析:经济舆论管控料将贯穿2024
    https://www.zaobao.com.sg/finance/china/story20240208-1467244

    12、罗谷、文贯中、盖思德等|中国经济困境:原因、出路与政治意蕴
    https://chinademocrats.org/?p=2636

  • 国企变相吸血从民众口中夺食激起舆情滔滔

    近日大量重庆市民反映燃气费高涨,成为舆论焦点。重庆多处市民的燃气费用猛增,网友在社交媒体花样吐槽,一时之间,消息冲上热搜,在社交媒体和各大平台上引发热议。当地市民抱怨,自燃气更换新气表后,家里燃气费翻了10多倍,令人不可思议。也有当地业主爆料,自家燃气费直接从上个月的463元人民币,上涨到这个月的6170.75元。另有当地网友披露,重庆居民换表时间大多集中在去年年底,也有部分是在今年2月份前后。

    事实上,从全年下半年开始,就不断有重庆居民在重庆官方网站的所谓“问政平台”反映燃气费飙涨,但当局一直没有解决问题。4月开始,相关话题更是冲上抖音的热搜。网民纷纷猜测燃气费高涨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新表被做了手脚,有人认为是燃气公司偷偷降低了燃气的浓度,还有人猜测是燃气公司调涨了燃气价格。

    对于上述市民一系列质疑,重庆燃气公司方面坚称“未发现气表存在计量失准问题”。同时与之对应的消息是,近期重庆燃气公布的财务数据显示:2023年第四季度,重庆燃气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3.59%,营业利润同比增长112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824%。

    事出反常必有妖。虽然官方并未提及公司营业利润暴增11倍与重庆居民燃气费猛增之间有什么必然关系,但是网民议论纷纷。网民表示,用脚后跟也能想到,市民日常的燃气费用突然集体猛增,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而且,重庆燃气突然之间变得很“赚钱”,原因也不简单。

    对此许多自媒体直言国企“抢钱”。根据网民爆料,燃气费暴涨的不止重庆市。网传一张燃气费账单显示,四川省某地一个小区业主的燃气费高达17,290元。有自媒体人指出,上海的自来水已经涨价20%,甚至超过50%,“因为自来水是国有控制的,可以弥补财政收入。下一步就是电价、通讯及网络费、火车以及地铁票价的上调了。”中国“基础物价通胀期”已经开始。有媒体人认为,当局在财政紧张压力下,将大幅提高水电等基础物价。

    在滔滔舆情之下,重庆燃气集团两度就此事作出回应。4月10日,重庆燃气集团回应市民称,收到个别客户反映燃气费用高、怀疑气表计量不准的情况,“对此,我们秉着高度负责的态度,逐一核实情况,及时回复处置,得到了用户的认可。”4月12日,重庆燃气集团又发布《澄清公告》,称该公司“新更换的气表均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具有检定合格的标识”,且“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未发现已复核气表存在计量失准问题”。

    民众对燃气集团所谓的“得到认可”“未发现问题”的说法纷纷质疑。如果燃气公司对于“个别客户”反映的情况都核实过了,而复核过的气表都没有问题,那么之前用户反映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难道是用户自己操作不当?如果是这样的话,类似问题如此普遍,是不是也应该科普提醒一下居民正确的用表方法,避免大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吧。没有具体的核查情况,也没有查明的真凭实据,此两纸通告,很难让民众信服。

    随后,更多市民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燃气表计数异常的情况,燃气集团的澄清公告也被删除。有网友表示,出现此类情况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垄断。燃气仅此一家,既是选手又是裁判,消费者即时发现问题,恐怕也“投诉无门”。而这次事件即使群情激奋,依然对其无可奈何。网民嘲讽:“明明可以靠抢,为什么还要弄得这么复杂呢?”在民众质疑声中,4月13日晚,当地宣布成立包含公安等在内的联合调查组,进驻相关重点燃气企业,就该事件展开彻底调查。

    4月17日,微博网友反馈,经过相关部门的协商,重庆的燃气表竟然“自行”减缓了运转速度,这验证了一位自媒体博主“木木”的爆料。木木的爆料说:“据内部人士爆料,燃气公司并没有在表上做手脚,而是在燃气里面做了手脚。它在燃气里面加了工业氮气。工业氮气物美价廉,一方只要三角钱。但是加入了工业氮气以后,天然气里面的燃值会降低,所以要加压。”

    中国的水、电、燃气、网络都是由中共国企垄断。网民总结“五大小偷”,嘲讽中共当局压榨百姓:中国最近民间小偷是少了,可是官方小偷暴增,五大官偷横行无忌,1.气表偷气2.油表偷油3.水表偷水4.电表偷电5.手机偷流量。

    在知乎,《川渝多地被指换新表后燃气费异常》专题吸引了6600多条讨论,1100多万浏览量。其中《如何看待重庆燃气第四季度利润暴增倍,调查组进驻倒查3年》的问题就有1200多条回答,显示民众对国企垄断下民生日艰的关切。

    商业Y观点回答说:“据我所知,深圳很多小区更换了燃气表后,费用都有了成倍增加。这是深圳去年底发生的事情,此次重庆和成都也发生了一摸一样的情况。其实大概率不用倒查3年,就查查此次燃气表发生了些什么巨大变化就好。因为真正的差异不是3年陆续提高的,而就是更换燃气表前后发生的,而且是巨大的变化。老百姓是没钱,不是没智商,不是傻。不用推测都知道设备出了问题。”

    北府小兵回答说:“财富不能共享,债务必须均摊。一百多万亿的城投债、地方债不会凭空消失,总要找人买单。自从全国统一换了智能电表、智能水表、智能燃气表,指针读数怎么跳动就不受控制了,周围的人都感觉到费用增加了很多。去年是电费、自来水费、汽油价上涨,今年开始了燃气费上涨,与老百姓生活有关的必需品都会迎来一波价格上涨,就跟古代盐铁专卖一个道理。如果是温水煮青蛙,慢慢涨价,估计老百姓也就忍了。但是,重庆作为试点城市没有把控好节奏,干的有点猛了,步子迈大了扯着蛋,搞的全国都知道了。”

    追光者回答说:“不受监管的权力,远比所谓的资本要可怕。”阳光明媚回答说:“核子事件可以说明,只要后山够高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鼠头鸭脖事件可以看出:鼠头也可以鉴定为鸭脖的!云梦泽可以告诉你:他们很随意,你却很难过,法律无奈何!你说我该如何看待?”

    波多野猫叔回答说:“捂不住了才会说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以后这种事越来越是常态。可问题矛盾出在哪了呢?个人认为1、可能跟税源不足有关;2、本身企业的窟窿太大,突然有人查了,做账是来不及也不能瞎做了。”

    无志青年回答说:“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从2022年开始国内很多社会热点背后的底层逻辑只有一个:谁来替代土地出让金成为新的开源方式?稅利债费,你总要有一个拿出来,不然有多少人要跟着喝西北风。信不信无所谓,因为我们从来都没得选。”

    作者我是葱哥在其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故事”发表文章《这简直就是入室抢劫》评论道,“一边是居民燃气费用出乎异常地翻倍,一边是涉事企业大赚特赚,天然气却没多卖多少,这种巧合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文章表示重庆燃气事件的发酵过程说明,“光靠燃气公司自查自纠,或让市民和燃气公司来回扯皮,解决不了问题”。尤其燃气、自来水、电力等都是直接关乎民生问题,这样的公司公然作假“从群众口中夺食”,已经触碰了社会的底线。

    作者老粉1974在微信公众号“凤羽财经”发表文章《重庆燃气利润暴增8倍,重庆人不干了……》,文章认为,这些基础民生的,是肯定要涨价的,不过不会像重庆燃气这个涨法就是了。要怎么涨呢?要像油价,涨涨跌跌,不要急,不知不觉的。国际原油价150的时候,油价6块多,国际油价80的时候,这不也92号8块多了嘛…青蛙,要用温水煮。

    作者燕子女侠在微信公众号“燕七公子”发表文章《重庆燃气耍流氓,就这么算了?》,文章说,燃气集团的回应很有意思。群众问的是:“为什么大范围的用户反映近期的燃气费用出现比往常高,甚至翻倍的情况?”而对方回答的是:“我们的燃气表没有问题!我们的计量方式也没有问题!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的表有问题,可以把燃气表送至官方的第三方机构检测!”

    燕子女侠的文章说,这就很像我们去问为什么某个劣迹斑斑、或者根本不符合资格的人会担任要职一样,对方不会说提拔他的原因是什么,他的优势具体在于哪里。而是会说:“任用流程符合规定,不信的话可以查。”又像我们追问为什么建一个雕塑就要几百万,对方不会把明细给你,也不会明确告诉你它到底贵在哪里。而是会说:“招投标符合流程规定,不信的话可以查。”请记住,在切实利益面前,一切顾其左右而言它的回答都是耍流氓。而用“符合流程”和“符合规定”来搪塞质疑,把调查责任甩给举报群众的行为,则更是流氓中的流氓头子。那他们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呢?原因显而易见,老百姓只是穷点,但并不是傻。

    网易号“慎独赢”发表文章《这次闹大了》,文章说,燃气表没有问题,才是更严重的问题。随着重庆燃气事件不断扩大,人们才突然发现,行业垄断实在太可怕了,因为不仅是燃气,也不仅是重庆地区,全国各地区都出现过燃气和水电费突然飙升的情况,虽然每次都有居民反映,可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经过三年疫情,钱是越来越难赚,可各种生活成本却越来越高,当专家们一次又一次高喊着要刺激消费的时候,百姓想的却是,我拿什么消费?消费以后我的养老、住房、看病、子女教育等等,谁来管?消费很容易,难的是赚钱。当人们的生活成本在不断增加的时候,活着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易号“历史总在押韵”发表文章《嘲笑欧洲人用不起天然气的回旋镖飞回来了》,文章说,仗着自己垄断经营,就敢明目张胆的在用户气表上做手脚,这是在消耗公信力。重庆燃气利润突增八倍,这都是在吸老百姓的血。试问,如此操作真把老百姓当傻子吗?柴米油盐酱醋茶,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以前是柴排在首位,现在天然气取代了柴,可见这是民生保障,在这上面动心思,虽能割到所有人的韭菜,但失掉的是民心。

    历史总在押韵的文章说,除了川渝地区,全国很多地方的人都在反应气表可能存在问题。其实除了气表,电表就没问题吗?用电量比发电量还多,是怎么做到的?水表就没有问题吗?油表就没有问题吗?只是有的东西不能明目张胆的涨价,特别是现在国际气价还跌倒谷底,更没理由涨价,只能变相缺斤少两来增加收费。这些国企变相吸血,这不是成了一种“苛捐杂税”吗?

  • “毒地”危害下的黎民

    (编者按:广泛存在于中国大地的“毒地”日夜不息地在毒害着国人,触目惊心的中国癌症数据也在不断敲响着国人生存恶化的警钟,然而将土地污染情况定为国家秘密,封锁、打压一切披露土壤污染状况的信息,并出台政策法规日益宽松放任“毒地”,让世界看清中国严重的民生状况与导致“毒地”的制度成因。)

    一、触目惊心的癌症第一大国

    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2024年全国癌症报告》披露,2022年中国癌症发病基本情况:新发病例:482.47万;世标发病率:201.61/10万;男性世标发病率高于女性(209.61/10万vs197.03/10万)

    据WHO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人,占全球23.7%;死亡人数300万,约占全球30%。中国癌症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位列全球第一,目前中国恶性肿瘤负担日益增重。


    (中国各种癌症占比)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中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癌症大国”。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29万例,其中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人,占全球23.7%;全球癌症死亡病例996万例,其中中国癌症死亡人数300万,占全球30%,而中国人口只占全球18.05%。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死亡人数接近1000万,2020年中国癌症死亡人数高达300万,将近百分之三十死亡人数的死因是癌症,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死亡的最主要死因。但是中国官方媒体竭力掩盖环境污染是影响中国癌症高发病率、癌症高死亡率的一个最主要因素,多宣传致癌三驾马车:抽烟、喝酒、肥胖,还有少运动、熬夜等等,强调个人的行为、生活习惯等因素是致癌的主要因素。

    二、掩盖不了的“毒地”危害

    据食品伙伴网报道,4月12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4年第8期通告,检出餐饮食品、糕点、食用农产品、水产制品和饮料等5大类食品18批次样品不合格。

    其中2批次食品检出重金属污染问题,分别为常州市武进区雪堰张鲜生生鲜店销售的百合,镉(以Cd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无锡大统华购物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销售的鲜百合,总汞(以Hg计)和镉(以Cd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镉是一种蓄积性的重金属元素,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长期食用镉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对人体肾脏和肝脏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免疫系统,甚至可能对儿童高级神经活动有损害。镉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长过程中富集环境中的镉元素所致。

    总汞属于重金属污染物指标,主要通过环境污染带入。汞是一种毒性较大、熔点低、易挥发的银色液体金属,俗称水银。食品中的汞元素主要以金属汞、无机汞和有机汞的形态存在,其对人体的毒性大小与其存在形态密切相关,危害较大的是有机汞。百合中总汞(以Hg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使用了含汞农药,或者是在生长过程中富集了环境(其中重要的是土地)中的汞。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将某一个癌症病例或者癌症死亡病例与某地的环境污染因素直接联系起来,并成功获得赔偿的先例。2015年12月,江苏省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曾爆出骇人听闻的“毒地”案,造成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有493人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个别的还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学校附近正在开挖的地块上曾是三家化工厂,专家称校区受到的污染与化工厂地块上污染物吻合。一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显示,化工厂地块上苯并芘等普遍超标严重,其中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它在地下水和土壤中的浓度超标达94799倍和78899倍。但是常州市政府坚称,学校所在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

    三、中国粮食产区“毒地”状况

    据中国国内一份土壤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分析,重金属因其不可降解、移动且具毒性的特性,直接或间接通过食物链威胁着粮食安全、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事故频发,尤其是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报告调研的结论:

    (1)我国耕地土壤污染点位超标率平均为21.49%,其中轻度、中度、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97%、2.50%和5.02%.污染物以Cd、Ni、Cu、Zn和Hg为主,污染比重分别为17.39%、8.41%、4.04%、2.84%和2.56%.南方粮食主产区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重于北方.四川盆地、长江中游及江淮地区、黄淮海平原、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点位超标率分别为43.55%、30.64%、12.22%、9.35%、1.67%.

    (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重金属点位超标率从7.16%增至21.49%,20多年间快速增长了14个百分点.其中Cd、Ni、Cu、Zn和Hg的污染比重分别增加了16.07%、4.56%、3.68%、2.24%和1.96%.除三江平原外,其他4个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重金属点位超标比重增加趋势显著,且南方地区的Cd、Ni和Cu超标比重变化量高于北方,而Hg和Cr增速低于北方.

    (3)南方较北方主产区受人为活动影响大,四川盆地受人为活动影响最为严重,长江中游及江淮地区和黄淮海平原次之,东北地区的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则以自然因素为主,采矿业、工业、污灌水是五大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重金属的最主要的污染来源,除北方粮食主产区污灌污染重于南方外,其余污染源中,南方粮食主产区污染超标率及污染物种类均重于北方。

    四、令人震惊的毒大米

    在《“有色”米——湖南衡东县稻米重金属污染调查》(Cadmium Rice: Heavy metal pollution of China’s ricecrops)一文中,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分部(Greenpeace East Asia)的研究人员对湖南省一座有色金属冶炼工业园附近的农田、闲置土壤、地表水和稻米进行了采样。湖南是中国水稻产量最高的省份。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一些点位的土壤镉含量超过国家健康标准200倍。这是一条新的证据,表明在几十年的快速工业化和经济高增长后,中国部分土壤出现了严重退化,而此类证据正在越积越多。本项研究采集的所有稻米样品中,只有一份里的镉含量没有超出中国设定的食品安全标准。

    自从2013年广东省的一份政府报告称44%的稻米样品出现了镉含量超标,并引起人们的关注以来,“镉米”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广为人知的名词。不过,绿色和平组织的这项研究把“镉米”概念扩展到了“砷米”、“汞米”和“铅米”上。在这四种有毒物质中,只有汞的含量显得相对安全。

    五、中国五分之一土地被重金属污染

    环保部门曾发布过一份5页长的调查总结报告,所公布的数据令人震惊:大约五分之一的中国农业用地受到镉、镍和砷等有毒元素的污染。绿色和平组织的有毒物质专家武毅秀担心,受污染的食品可能在全国流通,环保专家武毅秀在北京对德新社记者说,“这关系到食品安全,非常令人担忧。”据估计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和工作在含有剧毒的土地上,却全然不知。

    迄今为止,中国当局从不向百姓透露哪些地区的土地被严重污染。武毅秀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告知民众实情,否则人们无法进行自身防护,因为土壤中的毒素是看不见的。

    污染程度超过政府公布的信息

    武毅秀还担心土壤所含毒素远远超过所公布的数据。她说,“公布的信息简短而且很含糊,土地的污染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政府迄今公布的情况。尽管如此,实际调查数据仍然很不准确,因为每54平方公里才进行一次取样检测。”

    中国社科院的陈同彬认为,土壤污染尤其危险。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援引他的话说,“土壤污染要比空气污染、水污染更难治理。”陈同彬警告说,土壤中的毒素不仅会被植物吸收,也会污染地下水。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骆永明的研究表明,仅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江苏、辽宁、广州、重庆等地污染企业搬迁数千家,置换约2万余公顷工业用地。

    2004年至2012年,重庆搬迁了137家污染企业,而这些企业原址基本位于黄金地段;江苏连续三年陆续搬迁4000余家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留下了大量污染情状不明的场地。

    这些被遗留的场地污染到底有多大面积?严重程度如何?究竟有多少在未经治理的情况下被投入使用?目前没有权威统计数据发布。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各类不同性质的全国污染场地应以万计,其中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

    以北京为例,2001-2005年间,北京搬迁了142家工厂,置换出878万平方米可供重新利用的土地。而据北京市环保局污染场地管理科科长李敬东说,自2004年至今,北京市已知的污染场地仅有十几块,已经修复的只有8块。

    由于国有老厂的环保设施和意识缺乏,对于污染物的处理相当简易。当年的农药厂对农药残渣等有害化学残留物的处理方式,基本是就地排放掩埋,有的离地面仅五六米,因此不少经过处理的毒地依然污染物浓度很高,甚至超过有关监管标准的成百上千倍,有的污染物深达地下十几米,有些污染物迁移至地下水,并扩散,导致更大规模的污染。

    六、因“毒地”急性中毒事件

    被污染后的土壤,对人体带来的危害有直接与间接两种途径。间接途径是通过地下水、地表水以及空气影响到人体健康,直接途径则是通过扬尘,或者儿童玩耍时不注意将污染土入口等方式。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全国发生过多起由于场地污染而致急性中毒事件,随着土地开发建设加速,类似事件呈上升趋势。

    2004年4月28日,位于北京市南三环的宋家庄地铁建设工地,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被送至医院,其中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出事地点是一家农药厂的原址。

    2006年7月,位于江苏苏州市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了20亩污染土地,6名筑路工人挖土翻起有毒土壤时昏迷。

    2007年春节前,武汉黄金地块——赫山地块施工现场,随着深层土壤被挖出,刺鼻的味道越来越浓,有工人陆续出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由于不知实情,继续作业,最后,数名中毒工人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

    曾参与北京化工二厂地块调查采样的一位污染修复行业人员描述,毒气从直径50毫米的采样管不断外冒,用打火机即可将其点燃,足见污染物浓度之高。在此种环境中作业,会危害人体,造成恶性中毒事件。

    “中毒事件属于急性事件,这表明场地污染已达到很严重的级别,而更多长期居住在污染土地的居民将可能是慢性中毒,病情可能在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显现。”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说,根据污染物种类和浓度不同,有些会有较长潜伏期。

    七、土地污染和土地污染传播的途径

    根据中国土壤学会的定义,人为活动产生的污染物进入土壤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土壤质量恶化,并造成危害的现象,称为土壤污染。当土壤中有害物质过多,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时,就会引起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有害物质或其分解产物在土壤中逐渐积累,并且通过“土壤→植物→人体”或“土壤→水→人体”间接被人体吸收。土壤污染会导致农作物减产和农产品品质降低、农作物中某些指标超过国家标准、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大气环境质量降低,并最终危害人体健康。

    土壤污染传播的途径,主要包括:
    (1)经口摄入土壤;
    (2)皮肤接触土壤;
    (3)吸入土壤颗粒物;
    (4)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5)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6)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其中许多污染传播的途径,并不为人们所察觉,比如在苏钢毒地上辛苦劳动了几十年的苏钢工人、连续了施工几年的建筑工人,新入驻几年的居民等等。还有毒地临近的居民,经过这块毒地的行人,都有受土壤污染的危害。

    八、“毒地”成为国家秘密——制度保护下的毒地

    其实在中国谈论土地污染这个话题的风险是很大,因为土地污染数据是官方定义的国家秘密。

    从2006年起,原国家环保总局(现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部)联合启动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预计耗时五年,至2010年完成,投入资金高达10亿元人民币[4]。这次调查的目标是:全面、系统、准确掌握全国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状况,查明土壤污染类型、范围、程度以及土壤重污染区的空间分布情况,分析污染成因,并提出环境管理措施。但是过了预计完成的时间,中共政府迟迟没有公布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结果。

    2013年1月30日,北京董正伟律师向环境保护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他还要求环保部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措施方法信息。一个月后,环保部给他出具了一份《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书称:“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规定,环保部不予公开”。董正伟介绍说:“此前,环保部多次对媒体称土壤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数据报告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公开。”如今环保部不敢公开,“由此看来,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十分严重”。

    谈论中国土地污染这个话题,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这是两个恶法,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两把利剑,随时可能落下。

    把土壤污染数据列为国家秘密,其目的就是要掩盖中国土壤污染严重的真相,掩盖中共发展模式的错误。但是,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居住环境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国民众和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土壤污染状况数据根本不是什么国家秘密,这个问题必须在公开场合大声地谈,中共政府必须公开土壤污染状况的数据。

    九、“毒地”祸害的法规成因

    近年来广受关注的“苏钢毒地”涉及两份土地检测报告,涉及2007年制定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暂行)和2018年制定的《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善良的人们以为2018年的标准一定比2007年的更加严格,所有在2016年招标时合格的土地到了2022年就成了致癌物超标50多倍,这似乎是最合逻辑的解释。事实正好相反。2018年的标准比2007年的更加松宽。如果按照2018年的标准,强致癌物质苯并(a)吡超标50多倍,那么按照2007年的标准,苯并(a)吡超标在92倍至1136倍之间!根据湖北省肿瘤医院院长魏少忠医生提供的信息,苯并芘含量每增加1%时,肺癌的死亡率即上升5%!

    2007年制定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暂行)明确指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的是指建设用地上居住、工作人群长期暴露于土壤中污染物,因慢性毒性效应或致癌效应而对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这就把土壤污染与致癌效应直接联系起来了,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在取而代之的2018年《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中,关于土壤污染与致癌效应之间关系的这段文字就消失了。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实例。

    最后提醒广大民众,在中国土壤污染数据属于国家秘密,特别引爆苏钢毒地案又涉及到一个从英国引进的雷丁中学,这可能被注解为境外敌对势力。这样讨论苏钢毒地问题,可能就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但是,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居住环境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国民众和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土壤污染状况数据根本不是什么国家秘密,这个问题必须在公开场合大声地谈,中共政府必须公开土壤污染状况的数据。

    2020年中国癌症死亡人数300万。从2013年到2023年中国死于癌症的人数高达几千万。什么时候土壤污染数据不再是国家秘密!?什么时候中国人可以在公开场合大声讨论环境污染与致癌的关系!?正所谓:千万冤魂何日再思量。

    详情请参看:

    1、国家癌症中心发布:2024年全国癌症报告

    https://finance.sina.cn/stock/med/2024-02-14/detail-inahywnk4247937.d.html

    2、重磅!中国癌症死亡率出炉

    https://www.sohu.com/a/756642245_121118854

    3、WHO最新发布:中国肿瘤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全球第一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537801

    4、中国粮食重金属超标

    https://www.hjkx.ac.cn/hjkx/ch/html/20181034.htm

    5、江苏检出18批次不合格食品,有鲜百合、老式蛋糕、即食海蜇头等

    http://news.foodmate.net/2024/04/685641.html

    6、土地污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9F%E5%9C%B0%E6%B1%A1%E6%9F%93/1501755

    7、王维洛|中国土壤污染数据竟然是国家秘密

    https://yibaochina.com/?p=251968

    8、中国稻米产区重金属污染严重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430/c30soil/

    9、中国城市的“毒地”

    https://chinadialogue.net/zh/2/41911/

  • 中国多少人正遭受连坐(株连)之苦?

    (编者按: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广泛存在于今日社会各个公权力颁布的法规中的,荼毒广大民众,反法治、反人权的专制统治“连坐”制度,随着年初人大一代表提出合宪审查而再次为世人关注,然而,万恶的“连坐”制度没有因关注讨论而稍息,从近日众多维权人士、上访群体、宗教信众等等不断遭受“连坐”之苦,可以看到中共为了维护其极权统治延续而肆意践踏法治与人权的本质。)

    一、近日披露的倍受“连坐”迫害的异议维权人士的家人

    据美国之音4月6日报道:几家人权组织表示,近几个月来,中国加大了对人权律师及其家人的迫害力度。一名律师生病的妻子被剥夺了领取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权利,两名律师的子女一再被地方当局强迫辍学。

    美国之音(VOA)已联系中国外交部寻求置评,但尚未收到回复。

    3月31日,中国16名人权律师和持不同政见者呼吁向中国人权律师周世锋捐款,他的家人难以支付其妻子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因为她无法领取社保或退休金。

    周世锋的妻子张美英自1995年严重中风以来一直残疾。自2015年周世锋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七年徒刑以来,他的妻子一直无法定期支付她的社保费或妥善处理她的退休手续。2015年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镇压了300多名人权律师。

    其他人权律师的家庭一再遭到强迫驱逐,而学校则在地方当局的压力下一再将他们的孩子拒之门外。

    在2015年镇压期间因颠覆罪被判处四年半徒刑的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璋,自去年4月以来已被房东或旅店驱逐了十几次。他说,强制驱逐是中国当局对他及其家人进行报复的一部分。

    2015年对人权律师的镇压在中国被称为“709镇压”,因为它始于2015年7月9日。从那天起,中国当局开始针对独立法律倡导人士,并逮捕了数百名律师。

    除了强行驱逐外,王全璋说,他11岁的儿子在过去一年中多次被学校拒之门外。“由于去年我们被迫频繁地搬到新地方,我的儿子很难在同一所学校呆足够长的时间,”他说。他并补充说,由于当局的压力,一些学校会拒绝接收他的儿子。

    “去年10月,当我们试图离开中国时,海关官员拦住了我的儿子和另一位人权律师的女儿,说他们被禁止离开中国,因为他们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说。

    从那以后,王全璋和家人搬到了南方的广州,并试图让他的儿子进入朋友推荐的私立学校。


    (王全璋一家)

    “仅仅一周后,近20人突然出现在学校进行‘检查’,他们一再骚扰之后,学校被迫搬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王全璋说。

    由于目前还不清楚他的儿子何时可以重返学校,王全璋正在为他报名参加一些在线课程,以确保他能够继续学习。“当局知道我的儿子是我最大的软肋,所以他们试图让他无法上学,希望这能阻止我批评他们,”他告诉美国之音。

    一些人权倡导者说,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对中国异议人士及其家人的迫害力度。被拘留的人权律师余文生和妻子许艳的儿子余镇洋曾被短暂拘留,自去年11月以来曾两次试图自杀。

    维权网4月2日披露。余镇洋约一个月前在北京被警方以袭警为由关进看守所,前不久才取保候审释放。出来后,余镇洋服药自杀,因及时抢救脱险。

    消息还披露,余镇洋因父母常年被打压,一直患有抑郁症,一年前从高中辍学。余镇洋上一次自杀是发生在去年11月18日,经医院抢救得救。当时余文生夫妇仍被羁押中。

    “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子女的迫害有所增加,现在已成为一种新常态,”前天安门学生领袖、纽约人权组织执行主任周峰锁说。他通过电话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二、中国广泛遭受“连坐”之苦的群体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7月3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美国“以‘网络自由’为号召,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这种说法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这就是俗称的中共新专政对象“新黑五类”。

    在提出被简称为”维教异网弱“的新”黑五类”人群之后,文章的结论是,”中国宜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在很多人看来,这无异于说,要严厉控制和打击新”黑五类”,防止他们被美国利用来颠覆中共政权。

    近十多年来,中国大批维权和异见人士在遭受当局迫害和整肃的同时,他们的家人也未能免于“被株连”,不断受到各种程度和形式的骚扰和打压。许多人摄于威胁被迫沉默或配合,但仍有人无奈下选择发声,为自己和家人声张正义。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021年在1月13日发布的《2021世界人权报告》中批评中国当局在持续打压人权捍卫者群体的同时,日益将维权人士的家属作为打击目标。

    中共划定的专政对象“新黑五类”究竟有多少人?

    据律师网报道,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57.48万多人。

    而据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2017年2月的估算,中国有3.5亿多宗教信徒,包括1.85-2.5亿佛教徒、6000-8000万基督教徒、2100-2300万穆斯林、700-2000万法轮功修炼者、1200万天主教徒、600-800万藏传佛教徒和数亿有各种民间信仰的人。根据波士顿大学的2020年世界宗教数据库,有4.99亿民间和民族宗教人士(34%)、4.74亿不可知论者(33%)、2.28亿佛教徒(16%)、1.06亿基督徒(7.4%)、1亿无神论者(7%)、2370万穆斯林(1.7%)和占总人口不到1%的其他宗教信徒,包括590万道教徒、180万儒教徒、2.05万锡克教徒和2900名犹太人。根据基督教维权的非政府组织美国敞开大门的《2022世界观察名单》报告,中国有9670万基督徒。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2015年的数据,中国的犹太人口为2500,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开封。

    再据关注信访组织统计,中国每年有1150万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只是为了陈述冤情,讨回公道。这些信访民众也就是“新黑五类”中的弱势人群。

    至于异见人士、网络领袖有多少人,从中共最高检今年两会报告说去年涉国安入狱逾240万人,可见一斑。因为其中很重要一部分当是这些异议人士与网络领袖。

    如此可见,在中国当下被中共极权列为专政对象的“新黑五类”当有两亿多人,而这些人的家属遭受连坐就是逻辑必然。而现实的事实也验证着中国如此庞大群体正遭受的不幸。

    三、中共“连坐”的类型

    据人权组织“保护卫生”报告——《惶恐不安的家人:21世纪中国株连现象》,通过梳理2015年以来媒体对株连案件的报道以及与十几位中国维权人士的访谈,识别出最常见的六大类株连案件,总计约50起案件(2015年至2022年)。由于限制因素,包括可用来源的数量和类型(媒体报道和采访)、报告仅将焦点放在人权捍卫者、以及株连做法的非法本质,报告中的株连案件仅代表真实数量的一小部分。它们通常不会被正式定义为株连,因此没有官方数据。

    人权捍卫者的母亲,父亲,儿子,女儿,兄弟姐妹,女友和友人均可成为中共株连做法的受害者,年龄范围从婴儿到退休老人。

    六种最常发生的主要株连类型是:

    1.失去自由

    包括:软禁、强迫失踪、无医学理由非自愿送入精神病院、拘留、正式逮捕和监禁。例如:2016年至2017年期间,当时被拘留的活动人士吴淦的年迈父亲徐孝顺多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总计长达两年,直到最终撤销指控。

    2.失去收入

    包括:冻结银行账户、降职、终止雇佣关系、取消社会保障金。例如:2017年警方逮捕活动人士肖育辉一个月后,他的母亲失去了每月600元(约合82美元)的低保或福利金,这是她唯一的收入来源。

    3.失去教育权

    包括:拒绝报名入学、被退学,影响范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等。由于警方经常迫使家庭搬迁(失去住所),他们的孩子常常不得不转学。例如:现流亡美国的活动人士刘四仿,其8岁的儿子在2020年遭遇退学。刘当时接受媒体采访说:“上个月的时候学校找我太太谈这个事情。意思很明确,当然也没有直说,意思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孩子继续在这学校读书了’…我现在是在美国,当局痛恨没有把我给捉拿归案,所以对我家人下手来报复我。”

    4.失去住所

    包括:从住所被强制驱逐,甚至是带着年幼孩子的母亲。例如:维权律师谢燕益的妻子原珊珊及其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当时还是婴儿)在2015年至2017年谢燕益入狱期间多次被迫搬家,谢律师获释回家后,又再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2020年,袁珊珊因前一年被驱逐而在法庭上获得了有限的赔偿,她的房东承认应城管警察要求将她们全家赶出公寓。

    5.出境禁令

    包括:拒绝出境和国际航班登机、没收护照、拒绝签发或换发新护照。例如:于淼曾在上海经营一家出售政治书籍的书店,2018年关掉书店后举家搬到美国。2022年,其妻谢芳回国看望生病的母亲,在中国待了几个月后,在机场打算飞回美国时被拦住。警方后来告诉她,只有她的丈夫飞回中国才允许她离开。他们怀疑他从美国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共的文章。

    限制出境也成为中共“劝返行动”的常用工具之一,家庭成员往往被当作人质而限制出境,直到劝返目标同意回国为止。保护卫士此前发布的报告《困于笼中:中国日益泛滥的限制出境问题》(2023)深入研究了中国的限制出禁问题。

    6.人身暴力

    包括:殴打、威胁、虐待致死。例如:2019年,时任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74岁的母亲因拒绝告知警方银行账户密码,警方对她拳打脚踢。当李文足的丈夫–维权律师王全璋失踪时,她表示经常收到便衣警察的死亡威胁

    其他类型的株连:研究者还发现了少数其他类型的株连,包括一起剥夺就医的案例。2017年,活动人士翟岩民的妻子刘二敏需要手术切除胆结石,但被警方阻止前往接受治疗。这一延误意味着她之后不得不进行更复杂的手术。

    四、广泛存在于中共各式制度与法规中的“连坐”

    株连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追溯到古代的帝制时代都曾写入法律中。然而,在现今的中国,虽然在任何法律文件中找不到有关株连的描述,然而,作为一个主要目标是维系中共权力垄断的威权国家,株连的实施仍然广泛。

    当株连的形式属于司法或行政监管的范畴,比如刑事拘留或出境禁令时,官方会透过两个主要途径执行惩罚。第一种是对含糊不清的法律进行过度广泛的解释。第二种是由警察发起的非法行动或捏造的指控。

    一些国内法内含糊不清和过于宽泛的措辞被滥用,并成为施加株连的借口。例如《出入境管理法》66和《监察法》67中规定的一些惩罚,包括基于模糊的国家安全或调查理由所施加的出境禁令,这类惩罚很容易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附加到家庭成员身上。前者已经运用在很多维权律师的家属上,甚至包括打算出国求学的小孩。这种模糊不清的措辞为中国共产党、警方、检察官和监察委员会带来了滥用权力的空间。

    《出入境管理法》不仅允许在模糊措辞的“国家安全”理由下实施出境禁令,第12条更指出任何人都可能因任何理由被限制出境。在“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的”(实际上是任何政府机构)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等情况下,官方都可以对当事人施加出境禁令。

    《监察法》(第30条)则允许对“被调查人及相关人员”实施出境禁令。“相关人员”的概念可以根据监察委员会的意愿下作诠释,朋友、同事以及家属等都可被解读为“相关人员”。

    当中共针对家庭成员采取刑事处罚时,他们通常使用捏造的指控(例如刘霞的弟弟)或将合法行为扭曲成刑事行为(例如王利芹试图引起大众关注其丈夫王藏被拘留的情况)。

    其他形式的株连,如被强制驱逐、殴打、拒绝入学和失业等,可能源自于警方或政府的压力,但因为这些迫害已经脱离了官方执法的范围,所以很难被证明。不过有些涉案的房东和雇主已经确认了官方的施压行为。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在司法实践中,在侦破无果的情况下,当事人可向法院起诉,由整栋楼的住户分摊损失。如果住户能提供事发时不在家证明可免责。如果根据物理定律,证明自己所处位置抛掷物体的落地点不可能达到路人被击中的位置,亦有很高的概率被免责。所以,如果找不到肇事者,几乎所有住户都要被连坐了。

    梁慧星是《侵权责任法》立法参与者。他赞成连坐,称“第87条是中国侵权法对传统侵权法极大的创造性发展”(此连坐法在全世界是唯一唯二的)。

    中国连坐广泛存在于公权力实施统治的各领域。在全国各个城市浩大的拆迁运动中,很多政府都采取株连式拆迁,钉子户或不愿接受开发商条件的,则拆迁办出面,动员其亲属配合,如配合无效者则可能被辞退、停职,某妻子在离婚诉状中写道:“株连拆迁,使我精神已崩溃,而不得不强忍伤痛,挥泪与自己深爱的丈夫提出离婚”。还有“株连式维稳”,北大某知名教授在网上发表言论:“极少数伊斯兰极端宗教分裂暴恐分子严重妨碍了包括维族群众在内的生存底线,我同意一些网友的意见,恐怖分子很难预防,不易清除。怎么办?连坐。其家属亲属及所在的清真寺的阿訇,应该连坐。”还有教育界内的连坐制,一人搞有偿家教,首先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不作为的责任,全校年终考核和每位老师年终奖发放金额受影响。有家长称:“儿子所上的小学,班上进行分组,一人未完成作业,会让全体组员罚抄——包括抄课文。这种‘连坐制’让儿子常被牵连,孩子压力好大。”当然还有计划生育控驭的连坐法,不一而足。

    五、中共的株连目标及其深远危害

    从夏、商、周三代就出现、由法家商鞅和韩非设计的严刑苛法连坐制,绵延几千年,可谓深入今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成为人人不自觉接受了或者不以为非的国民性,这是中国人专制人格的集体基因之一。这种心理意识既可配合极权管治,又会让某些人一旦担当社会管理角色时,自动采取这种聪明的苛法。法家“牧民”之不择手段,通过连坐法可谓达到极端。

    今日中国,由于株连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因此只能从背景中推断出中共持续使用株连的原因。当维权人士被拘留或监禁时,株连或株连的威胁很可能是为了让他们招供或阻止家人为他们辩护。获释后,任何株连做法都很可能是为了迫使他们放弃维权工作。当维权者移居国外时,株连的目的很可能是迫使他们回国或者让他们在海外消声。中共深知,对亲人安全和自由的内疚和恐惧是一种强大的胁迫力量。

    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对此有大量记载。接受本报告采访的律师以及媒体的引用也提出了中共持续使用株连的类似原因。当前身陷囹圄的律师覃永沛,曾说他相信对家庭成员采取株连手段是为了让维权律师不敢抗争。

    活动人士和作家温克坚说,当局阻止维权律师陈建刚的孩子上学是对其揭露其当事人受酷刑情况的报复。

    连坐法有两个深远影响的要害:任意绑架与不择手段。“意志绑架”除了强加于人的可恶之外,它利用可以毁灭了你最珍重的价值来要挟你,让你在二难选择中痛苦,做出违背自己根本原则的抉择。在漫长的连坐绑架历史中,造成了中国人渐渐放弃了做人公正和不伤害他人的原则,慢慢演化出卑鄙小人的心性。绑架是最快使人成为小人的途径,它违背了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使无辜者产生了冤屈的心理,必须报复。

    绑架还带来了不合法的任性行政之泛滥,让官员甚至执法者有了任意扩大权力与任意解释法治的权利,突破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法治原则,滥施恶法而没有限制,不讲证据,不严格限制和追究犯法的精确责任,却任由同情心绑架一大片,制造更多的无辜冤案,这就是史密斯说的执法者的“无限能力”。在现代社会,立法者竟然以非法思维去制定恶法,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其次,中国行政官员有一个习惯,为了事功,为了解决管治难题,可以不择手段,只要破案,只要平安维稳,只要行事的结果,不管程序公正,这是中国实用主义逻辑认定的:目的正确就是手段正确。但人类公义的逻辑却是:坏的手段它不可能合用于正确的目的。程序公正才能确保目的公正。

    六、“连坐”制违反的法律与公约

    中共认可的株连行为违反中国的宪法和国内法。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此外,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的第35号一般性评论中指出:“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该评论特别将集体惩罚列为“极恶劣的任意拘留的例子”。第16段明确表示:“极恶劣的任意拘留的例子包括拘留被指控犯人的家属,而其家属并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扣押人质和被捕者以索取贿赂或为其他犯罪目的。”

    禁止任意拘留的原则也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第9条中有所提及,其中指出:“人人有权享有身体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无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之自由。”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13条确立了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权利在《儿童权利公约》第28条中也有所重申。该条表达了对平等教育机会的要求,而且两个公约都要求各国实现全面的免费义务小学教育,所有儿童均能享有和接受中学教育,并且同时提供免费教育或经济援助。

    《儿童权利公约》第16条强调,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受非法攻击,第37条亦指出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这既表达了对儿童在任意拘留上的保护,也包括对任意限制言论自由或行动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11条确认了人人有权享受适当生活程度的权利,当中包括适当住房权。这一权利被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解释为“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该委员会解释,这一权利不仅仅意味着头上有一遮瓦的住处,适当住房权应被视为“安全、和平和尊严地居住某处的权利。”

    适当住房权的保障意味着所有人都应有最低限度的安全和法律保护,以免遭强迫驱逐、骚扰和其他威胁。同时在有国际法的基础下,有获得补救的权利。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2条所规定的居住选择权和自由迁移权亦与适当住房权有所关联。该委员会认为:“强迫驱逐的事例显然是与《公约》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只有按照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在某些特别例外的条件下才是允许的。”

    该委员会同时认为适当住房权与享受公民和政治权利相关,例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包括租户和其他社区基础的群组)、居住自由权、参与公共决策权是必不可少的。适当住房权亦与反歧视、个人私生活、家庭、寓所或信件不受到专横或非法的干涉的权利有关,这些权利都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中有所提及。其中第17条指出,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无理或非法侵扰。

    《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中确立了工作和自由就业权,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7条中亦同时详细阐述享受公平与良好之工作条件的权利。该项权利与人权捍卫者或他们的家人息息相关,特别是株连涉及到任意限制他们的就业权时。

    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22以及23条所示,就业权与获得或维持收入和储蓄,或社会保障息息相关。这包括了在失业、工作场所生病、残疾、家庭成员死亡或其他意外事件等情况下,获得保障以及不受歧视的权利。这能确保事主免受生计丧失的影响,并支持其获得其他社会保障,包括充分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等。

    株连所导致的任意解雇是对就业权的侵犯,因为该举剥夺了人们的收入以及社会保障权,而且还违反了禁止任意干涉个人隐私的规定。

    七、没有实质意义的“连坐”合宪性审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涉罪人员近亲属受限制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有的市辖区议事协调机构发布通告,对涉某类犯罪重点人员采取惩戒措施,其中对涉罪重点人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近亲属在受教育、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权利进行限制。有公民对此提出审查建议,认为这样的限制措施实际上属于“连坐”性质,应予停止执行……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都应当由违法犯罪行为人本人承担,而不能株连或者及于他人,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有关通告对涉罪人员近亲属多项权利进行限制,违背罪责自负原则,不符合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也不符合国家有关教育、就业、社保等法律法规的原则和精神。

    另据报道,2023年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人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就影响其子女、亲属参军、考公、进入重要岗位的规定,应予以彻底摒弃,否则会对受影响人员极不公平。该观点一度引发舆论热议。

    再据澎湃新闻报道,继“连坐”做法被全国人大叫停后,最高法日前作出的一份调研报告建议,应规范犯罪附随后果在犯罪人入学、就业及社会活动中的限制,“特别是严格控制对犯罪人亲属的限制和影响,非必要不对犯罪人亲属作出上学、入伍、就业等方面的限制”。

    在中国,犯罪附随后果是指犯过罪的人及其亲属、特定社会关系人因其犯罪或刑罚处罚记录所产生的权利或资格限制、禁止或者剥夺等后果。

    在此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非必要不对犯罪人亲属作出上学、入伍、就业等方面的限制”,那么此处的“非必要”相应的就是“必要”,而这种“非必要”与“必要”完全就是主观意志的反应,就是统治者意志的任意发挥,根本不是从人权与法治角度来坚决予以取缔,这事实就是纵容连坐的存在。这也是中国今日连坐依旧泛滥,并且必将延续的症结。

    详情请参看:

    1、异议人士获释多年后中国当局仍在迫害其家人

    https://is.gd/H2AWaN

    2、余文生儿子再自杀,异议人士子女心理健康引关注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4/04/03/125499686.html

    3、维权评论:从王全璋之子被剥夺受教育权看当局的株连手段无人性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4/03/blog-post_88.html

    4、新”黑五类”改变中国
    https://p.dw.com/p/15idE

    5、惶恐不安的家人:21世纪中国株连现象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node/662

    6、全国人大叫停连坐,治安处罚法修订引热议,十大宪法事例出炉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40103896289.html

    7、新老访民受到严格限制

    https://p.dw.com/p/JSi1

    8、中国2021年宗教自由报告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2021-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china/

    9、中国当局一手打压良心犯一手株连家属骚扰迫害

    https://is.gd/uWxxH0

    10、连坐法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深刻影响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7627.html

    11、最高法调研“连坐”规定:非必要不对犯罪人亲属作出上学、入伍、就业等方面限制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4_01_11_722012.shtml

  • 小学生视频引爆舆论揭秘权力近亲繁殖网络

    4月3日,一名小学生在课堂上谈“我的理想”的视频引爆网络。影片中小男孩对着镜头表示:“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因为我爷爷是行长,妈妈是副行长。(我)要继承我的爸爸,想要继承我们的家产。”小男孩身后屏幕上的文字要求:请你也用上这样的句式说说你的理想:我长大以后想______。因为______,所以______。视频中的小男孩,正是根据该句式讲出了前述内容。

    影片不断发酵,很快冲到微博热搜榜,引发轩然大波,质疑国有银行竟能违法“近亲繁殖”,行长一职都能“世袭”,网民指出,此事最让人细思极恐之处其实是小男孩家庭给他灌输的观念,即使是之前江西的周公子也只说了“家族传承吾辈责”,没敢把国企和他人财产直接当成自家的,但小男孩却直白点出了“家产”一词,无不揭示了“公权私用、公产私有”背后的残酷真相。

    官媒也发表评论指出,此事既涉及银行员工管理、社会公平问题,又关系到家庭对孩子的职业启蒙和理想教育,不宜只当成是“童言无忌”,一笑了之。随着视频内容引爆舆论,农业发展银行总行甚至在内部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行部迅速组织排查是哪家的孩子,尽快溯源,消除舆情萌芽”。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舆情关注》显示,要求各省排查是哪一个行的情况,是谁家的孩子。

    在媒体及网民的层层追问下,4月7日,农发行安徽省分行新闻发言人终于承认,视频中的学生确实是该行员工的孩子,其父亲是某县支行行长,母亲是某市分行机关部门副主管,孩子的爷爷、外公曾是农发行员工,均已退休多年,爷爷是支行普通员工、外公曾担任另一县支行行长。

    虽然当地的回应没有回避遮掩,公开了孩子上两代亲人的任职信息,从制度依据、关系形成等方面部分解答了公众心中的质疑。但是,这种一家几代人“都吃银行饭”的客观事实,依然难以让人们打消心中的就业忧虑。网民纷纷在微博留言,把这名小孩的言论联想到坑爹的“李刚”事件,即当权阶层把职位和利益世袭化。网友将之调侃为“三代农发行人的传承与守望”,认为它赤裸呈现了一个权力近亲繁殖的关系网络,且“大概能够看出某个地级市的权力结构。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1179万人,比去年还要增加21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公众视野的“银行世家”显然是对公众这种共同心理的伤害,消解了官方就业政策的公信力。

    微博大V“还是那个盘”说:“童言无忌,三代农行人,本身就是人家的家产,有错么?再说,央企国企到底是啥德行,我们老百姓能不知道?”

    微博大V“顽皮的郭贝勒”说:“咱们这,泛体制内,都要拼背景。能力和努力,都不如关系,吃苦和奉献,都不如送礼。最大的差别是,子弟有门路,底层没机会,利益共同体,才能进圈子。无论真假,背后的很多事,都是这么定的。”

    靖江微视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微博大V“如皋老猫”说:“童言无忌,一不小心把真话说出来了。

    视频博主、微博大V“1900影剧室”说:“表面上是童言无忌,实际上人民群众渴望公平”;

    视频博主、微博大V“御风司水梁美丽”说:“阶级固化、利益固化⋯⋯三代烟草人、三代电力人、三代行长人。”

    法律博主、微博大V“张三同学”说:“别拿童言无忌自欺欺人,小小年纪竟然把银行当成家产,准备以后继承,看到视频确实震惊。是怎样的环境让小孩说出如此言论,是否存在耳濡目染?

    “小孩的言论并不能说明家人存在任何问题,但是把公家财产当作私人财产,揭露的是社会现象,‘三代的人传承与守望’是客观存在的,电力、烟草、银行、石油、煤气⋯⋯”

    网民雨落尘埃2019说:“大家都是心照不宣,这种企事业单位,都是掌握在自己家族的手中,代代相传。”网民只谈雪月与风花说:“三代银行人三代烟草人三代铁路人,当然还有三代农民工三代外卖员,现实就是这样的。”

    作家、微博大V“边江说”说:“这没啥好奇怪的,银行业靠资源人脉完成业绩,别说祖孙三代,旁系全围着银行的也是屡见不鲜,曾经我一师弟大学期间就开着保时捷来学校,老爸是某二线城市城商行三把手,这哥们毕业后挂在老爸银行里,没有人见过他,只知道他名下挂了几十亿存款,从来没上过班。至于全家都是行长的,那更是常见了,总行行长是行长,网点主任也是行长,大行熬资历小行看业绩,见怪不怪。”

    在知乎,《当地农发行回应「小学生发言想当农发行行长『想要继承我们的家产』」,如何看待此事?哪些信息值得关注?》的问题吸引了2400个回答,700多万浏览量。“我是海贼王的女人”回答说:“他只是把潜规则讲出来了,银行里面早就基本上都是二代了,都是一代传一代,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好工作通过母婴和性传播。”

    “好奇害死猫”回答说“他只不过是做了《皇帝的新衣》里最后那个小孩罢了,现在应该有一堆大人在忙着证明他不是行长的孙子吧。”

    “知乎不让再叫麻醉”回答说:“孩子你错了,现在很多国企招聘都不许三代内直系亲属在同一单位,所以你不太可能继承农业发展银行,你大概率会去继承别的兄弟银行,然后兄弟银行家的儿女来继承你们家的农发行,这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玩法。”

    医生“如风”回答说:“知道黄巢为啥,天阶踏遍公卿骨了吧。这帮货,玩的太明显了,都不掩饰了。”

    医学博士“非临床医学院学生”回答说:“我中学同桌是省建行行长(不是啥支行)的儿子,全班都知道他最有钱,组团去他家看电影,他家的气派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他并没有去建行继承他爸的家业,他现在在工行当行长,所以继承这回事,不存在的。”

    作者张三丰在其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发表文章《想当行长的小孩说出了残酷真相》,文章说,现在已经没人讨论“阶层固化”了。很多人的努力,都是在“固化”自己的生活水准,即便是普通人,也有很大可能下降,能把“当下”固化下来就不错了。这个小孩说出了某种真相:只有能够“继承”的,才是真正的阶层固化。

    作者麦杰逊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确认了!这确实是某银行行长的公子》,文章说,如果你是银行行长,当你的孩子在说他的梦想的时候,建议你一定要教他这样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热爱金融行业,所以我长大后也想进入金融行业,为国家的金融行业做贡献!苟利国家生死,家族传承吾辈责!”你看,同样的意思,按照我的说法,这样说是不是就正能量很多了?

    作者竹不倒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小小年纪,就知道“银行是他要继承的家产”了?》,文章说,要搁在200年以前,我一点也不奇怪,谁震惊谁傻叉。但放在2024年,我感到可怕。还记得之前网上流传的那句调侃的话吗,好的职位像艾滋病一样,只通过母婴、血液和性传播。

    竹不倒的文章说,那个苏联的笑话各位都有印象吧?将军的儿子问:“爸爸,我长大了可以当将军吗?”父亲答:“当然可以。”儿子又问:“那我可以当元帅吗?”父亲答:“不行,因为元帅也有自己的儿子。”这世界之颠倒,实在让人忍不住拍手叫绝。

    作者纸上建筑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把行长当家产来继承?》,文章说,既然爷爷能传给父母,父母当然也能传给孙子。人家两代人已经齐齐整整都在同一间银行的屋檐下,下一代再弄进去有什么复杂呢?这跟“三代烟草人”的传承一样,怎能不令大众浮想联翩呢?

    纸上建筑的文章说,显然孩子并没有夸大讲述,舆情也没有不正常,如果面对这“三代烟草人、三代银行人”的固化现实无动于衷,恐怕舆论才真不正常。哪有什么童言无忌,这无非就是讲述家里的日常,爷爷外公在银行,父亲母亲在银行,他们家都在银行,银行就是他们家,已经传了两代了,有什么理由不能传到第三代,说一句“继承”夸张吗?如果对这样的现状大众都感觉没问题,恐怕这社会才出了大问题。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其微信公众号“亮见”发表文章《堂堂国有银行,咋就成了你家的家产?》,文章说,那个一脸认真的小朋友,像安徒生童话里最后那个口无遮拦的小孩,说出了光腚的残酷事实。不是说好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怎么你却要偷偷接班银行行长?张雪峰说,穷人家的孩子至少晚熟10年,还是太保守了。人家从小受的教育都是【三代银行人薪火相传】,我们怎么和人家相比?

    魏春亮的文章说,当成人的世界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穷人可怜的自尊心时,我倒是愿意看到有北极鲶鱼、江西周公子,以及实话实话的小朋友,来不时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只是,这个小朋友还是不一样的,子承父业、孙承爷业不稀罕,即使周公子也只说“家族传承吾辈责”,也没敢把国企和他人财产直接当成自己的“家产”。可能正是小朋友,才以童言无忌的形式,将现实揭露得格外残酷。小朋友不过说了实话,重要的是背后的家庭、血缘和关系网。

    魏春亮的文章认为,这是一种日益分裂的现实,一些人在出生时就被预订了坑位,看似选择有限,但因是肥缺而格外有保障,没有人愿意踏出这温暖的舒适圈。另外一些人,看似拥有数不尽的机遇,但因缺乏机遇和积累,往往要白手起家,拿命换前程,反而步履维艰。前者多一个坑位,后者就少一个机会;前者往上爬一寸,后者就可能往下坠一分。以前,这样的差别往往还包裹在一层玫瑰面纱下,以后,赤裸裸的操作和心理,可能都不背人了。堂堂国有银行,咋就成了你家的家产了?谁又能不羡慕呢。

  • “敏感”泛滥下的中国人权灾难

    (编者按:在中国敏感日益泛滥到一年365天的程度下,中国人民生活困苦艰难与人权灾难深重可想而知。导致这种全年敏感的根由是极权统治者恐惧人民,而产生这种恐惧的最深层原由是权力合法性缺失及权力摧毁了人民的一切希望。)

    一、今年中国传统清明节增加新的“敏感”防范内容

    现正值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即中国文化中上坟扫墓祭奠先祖的节日,却成为了中共严控国民的“敏感日”。

    据网络微信及推特传出的消息,中共不仅加强了对全国各地可能形成纪念活动重点场所的控制,如天安门、一些陵园等待,甚至前总理李克强出生及求学地也受到严密控制,在李克强出生家乡附近的大桥,为防止国民到那献花纪念,而被三步一岗三步一哨地防控着。而国内一批异议人士更是被中国当局直接警告控制,不得参加清明纪念活动。

    如辽宁异议人士姜立军4月3日发微信说:“刚刚接到有官部门一个电话,叮嘱我清明节期间千万不要组织或参与关于钱(前)总(理)李(克强)的怀念活动。”

    还有独立作家黎学文跟贴也发文说:“不知啥时候,清明节也成了敏感日。我也接到电话…”

    可见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已成为中共的敏感日,而今年增加了防范纪念前总理的内容。

    当然,应该说中共将清明列为敏感日已不是今年开始,而是早在1989年六四屠杀后,便每年提防国民纪念那些为国殉难者了,就将清明作为了防范国民的敏感日了,只是今年将此敏感日内容增加了不许对自己政权的前总理进行纪念,让人诧异。

    二、中共长期来的重大“敏感年”

    据《国际先驱论坛报》在3月初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以确保“敏感年”的社会稳定。

    德国之声报道:(2019年)这一年里,里程碑式纪念日接踵而来: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30年;达赖喇嘛逃离西藏流亡印度60年;10月1日中共建政70年。

    发迹于动荡与革命的中共,在导致千百万人死亡的内战中获胜,于1949年夺得政权以后,一直对“动乱”高度警惕,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3月5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召开的第一天,习近平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据地方政府发布的工作重点显示,特别是今年,中国官员担心,敏感的纪念日可能会成为导火索。今年是天安门学生运动的30周年,1989年6月3日夜晚,天安门广场附近发生的血腥武装镇压结束了席卷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要求民主变革的学生抗议活动。

    今年也是标志着历史转折点的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100周年,是西藏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60周年,以及造成数百人死亡的新疆民族骚乱10周年,新疆是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关进转化营的中国西部地区。

    政府还准备在10月份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纪念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

    自从1月份的那次会议以来,各省、市、镇已经推出或更新了监测和控制危险的计划。例如,湖南省官员发誓要偿还与政府有关的企业欠下的债务。东部山东省的党委书记刘家义也呼吁处理好不满的退伍军人的问题,这些人要求获得更好的福利。

    地方政府已通知警方,在“敏感的周年纪念日”之前,对抗议活动保持加倍的警惕。2018年,支持罢工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发起的小规模抗议活动,已经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导致了拘留和警告。

    “防止经济社会领域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上月下旬说。他说,由于有了互联网,“一件小事情都可能形成舆论漩涡。”

    三、在中国日益泛滥的“敏感日”

    据自由亚洲电台今年3月采访报道: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分别于3月4日和5日在京开幕,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同时,这段时间也是当局的所谓“敏感日”,各种监控、维稳措施提前就已升级,引发民怨四起。那么,到底中国现在都有哪些日期是“敏感日”?它们又都敏感在哪里呢?

    进入“两会”时间异议人士揭露当局维稳监控:被困在救助站的伏玉霞告诉本台:“因为现在是‘两会’,就是害怕我去北京,把我弄在救助站关押的。外边,二十四小时由派出所派人守候,早上和中午都有过来,看看我在不在房间。”伏玉霞说,她在派出所询问期间,被强迫采集指纹等识别信息,所长还警告她:“只要是我再要说去北京,就再次刑拘我,并再次判刑。”本台记者试图联络牛山镇派出所核实以上信息,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随着中国的政协、人大“两会”本周一和周二相继在京召开,全国各地陆续传来访民、异议人士等被骚扰、被旅游及被监控的消息。

    原中国海洋报记者、杭州自由作家昝爱宗在2月27日发表了《“两会”前夕我的一点声明》,引发舆论关注。昝爱宗在声明中说,他被杭州公安政保内部控制为“重点人员”,“享受”很多特别的“待遇”。比如全国“两会”就要召开了,他又要面临很多压力,政保警察等频频敲门,找他谈话。他在声明中反问:“‘两会’与我有什么关系?我非人大代表,也非政协委员,也不是拆迁户、上访户和法轮功,我只是一名写作者,一个非知名网友,为什么杭州市公安政保却不肯放松对我的维稳监控?”昝爱宗还说,每年几次敏感日,他不是被外出,就是被保安贴身跟随,当局“有必要浪费这个人力物力吗?”“如此维稳,是真的维稳吗?”

    北京独立记者高瑜上周二(27日)在海外社交媒体X发帖,揭露了当局的骚扰:“今天北京各区国保又齐出动,打电话的打电话,上门的上门,原因是同一个,石家庄国保向北京通报,该市一个被严控的异议分子SYP(注:孙愿平)要来北京,要阻止北京敏感人士同他聚会。”高瑜对本台证实,她当天已被“上岗”。

    其实,昝爱宗、高瑜等人在“两会”期间的“待遇”也是无数被中国当局“维稳”的访民、异议人士在“敏感日”的普遍遭遇。随着中国当局不断加强对社会的监控、限制以实现维稳,所谓的“敏感日”越来越多,可谓不胜枚举。本台日前在社媒平台X征集网友和各界人士意见,制作了一份2024年度的“敏感日”日历,虽然未必很全面,但对当局的高压管控可略窥一斑。

    四、中国“敏感日”的种类

    据自由亚洲疲通过网上调查,然后根据反馈将中国“敏感日”大致分为五类。

    一、中国官方的重要年节庆典

    首先,中国官方规定的年节假期很多都被视为是“敏感日”,最典型的如“十∙一”国庆节。这是当局最重要的纪念日,每逢五周年、十周年,相关安全防范尤其严格。通常,“十∙一”之前一、二周,北京全市即针对在京访民展开大搜捕。外地访民和异议人士更是无法前往北京。

    “七∙一”建党节也是官方高度防范的敏感日。这天,海内外的异议人士常常发起各种针对中共的抗议活动,揭露控诉其暴政。同时,这一天也是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港人称为“港殇”日,以往在香港,常有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但自2020年港版国安法通过后,相关活动申请都被禁止,民主派还被国安警察上门搜屋等。

    每年的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纪念日也是敏感日。

    传统的清明节,民间扫墓和祭祖活动较多,也成了所谓“敏感日”。当局通常会阻止民众在这一天凭吊一些敏感人物,比如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上海青年杨佳、民运人士李旺阳等。

    此外,一些您可能想象不到的法定节日如今也都成了敏感日,比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以及“五∙四青年节”。

    二、中国当局的重大政治活动

    每年的全国政协和人大“两会”,以及每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会都属于中国当局的重大政治活动,广受国际媒体关注,自然也是当局维稳的重点“敏感日”。

    每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会是决定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的会议,通常在秋季举行,日期不固定,但都被官方视为高度“敏感日”。2022年10月的中共20大,中国公安机关为确保大会“顺利召开”,提前3个月组织全国各级公安人员联合展开所谓夏季治安“百日行动”。据报道,共抓获逾140万名所谓“犯罪嫌疑人”,维稳力度空前。

    三、重要历史事件或近年热点事件纪念日

    另一类“敏感日”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近年热点事件的纪念日。这其中包括一些当代政治人物的诞生、逝世纪念日,比如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也包括一些重要事件纪念日,如文革爆发纪念日,“六四”纪念日,“709”案纪念日,“512”汶川地震纪念日,“白纸运动”纪念日等。

    习近平的生日这几年也开始变得特别敏感。“一到6月15日,各种隐喻都不行,甚至就是跟他生日同一天的、日本漫画《机器猫》里的胖虎,漫画里设定他是这一天生日,所以胖虎在那一天是敏感词。”

    近年来,习近平执政下加强洗脑宣传,一些容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纪念日,如“九·一八”事变及抗战胜利纪念日,抗美援朝胜利纪念日等也变得更加敏感。

    中国当局针对西藏、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打压近年来不断加剧,这也让当地的敏感日特别多。比如,3月10日“西藏抗暴”纪念日,7月5日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纪念日等。此外,整个穆斯林斋月,包括开斋节,以及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也是属于敏感日。

    1999年7月20日,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发动了针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镇压,“720”也成为一个重要纪念日,也是当局重点防范的“敏感日”。针对中国的家庭基督教会,当局则会在“圣诞节”前后加强控制。

    四、重要国际活动和外国政要访问期间

    中国当局一向注重“形象工程”,因此也把一些重要国际活动和纪念日作为“敏感日”,进行维稳,比如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2023年的成都大运会和杭州亚运会,以及在西安举行的中亚峰会。此外,还有每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5月3日)、“国际人权日”(12月10日)等等。

    有时,外国政要来访期间也会成为“敏感日”,比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及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2023年4月13日访华,北京当局就限制了多名人权律师的人身自由,余文生律师和妻子许艳当天在前往欧盟大使馆的途中则被警察带走失联。

    五、突发性敏感事件

    前广州公安、网友“二大爷”告诉本台,中国的敏感日除了固定的,也有突发的,就如胡佳所说的四通桥事件、以及白纸运动的爆发,当局的维稳处理机制也很复杂:“特别是像白纸革命这样的事件,它会分发成很多块任务,像专案的工作组这样,有负责网络维稳的,负责现实维稳的,还有各种各样舆情反馈的。中共的维稳网络它是一个整体的,并不单单是一个部门,整个政府都会联动起来。”

    刘力朋告诉本台,应对敏感日,警察主要是以“硬”的抓人为主,而“网信办”则是负责监控网络舆情。他说,网络方面的具体控制手法包括很多种:“(比如)提前在墙外搜罗这些敏感词,就是平常不容易去把它设成违禁词的那种,你一设网上没东西了,这种他们在这种敏感日的时候都给你屏蔽了。再有就是搜舆情、搜新的敏感词,看有什么变体,然后关注相关的用户,比如说,‘709’的时候,你找出这些律师相关的用户分组,把他们全禁言了。”

    五、对文明世界恐惧而日益扩大的敏感范围

    由媒体调查中国敏感分类可以看到中共统治下各种敏感日在日益增加,而敏感范围在日益扩大,中共不仅对中国国内各种事件敏感,现在日益对一切文明世界的节日也恐惧敏感。如近年来对一切西方文明强大的国家或地区活动,如美国国庆,也产生敏感,而对台湾国庆也是防范有加。

    如2023年7月5日有推特发文:章詒和在北京的7月4日,被上崗。今天都5號了,還沒完沒了,竟然起衝突。

    推特@ZhangDong_SCH发文:以前只有中国的敏感日才被上岗。现在连美国的国庆节也成了给你们加岗的敏感日,很快法国的7月14日,德国的10月3日是不是也都悬了?一个政权对自己的国民如此恐惧,如此不堪手段打压,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可见他们的末日不远了。

    六、侵犯人权的罪恶使敏感日益增加

    有分析人士表示:今天,中共除了对法轮功“敏感”,每天还必须“敏感”失去土地的农民集体抗暴;“敏感”在强制拆迁中居无定所的城市居民的维权运动、“敏感”被腐败份子搞垮的企业里那些失去工作、无法养家糊口的失业工人、“敏感”支付了昂贵的学费后毕了业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更要“敏感”像正义律师等看透了共党本质的良心人士。可以说,一年365天,天天都被共党当成了“敏感日”。

    自由亚洲电台在社媒发帖对于中国的“敏感日”到底都有哪些,不少网友给出了具体日期,还有网友则说:“兲朝党国每一天都很敏感,生怕有‘不和谐’的事物发生。它们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更有的网友说:“365天里,天天敏感,天天玻璃心,天天乳滑。”

    针对当局这种“敏感日”越来越多的现象,公安出身的网友“二大爷”认为:“我觉得这有可能代表近年来,他们是把这些(维稳)手段常态化了,而不一定是针对这些时间节点。‘敏感点’要根据它的重要程度来划定,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领导说敏感就敏感。”

    中共前学校教授蔡霞@realcaixia说:中共的“敏感”日子越来越多,常规的敏感日子:两会、6.4、10.1、胡耀邦与赵紫阳忌日,其余的视每年情况临时增加敏感日。中共每到敏感日之前,必安排好“敏感人”,以防出“情况”。而且,中共的敏感人名单不断加长。前几年钱多时,警察陪着“敏感人”出京旅游,现在没钱了或许上门“站岗”“警告”多了。

    推友@realcaixia于Mar 4,2021发文:是的,这个恶党将来会无日不敏感,因为太阳出来他们的罪恶就暴露无余,人民便于直接找他们算账。然后黑夜也会敏感,虽然黑夜能掩盖他们的罪恶,但也能掩护人民对他们扔黑砖!他们将二十四时心惊肉跳,直到被人民审判才心里安然。

    然而,对百姓而言,每一个中共的“敏感日”,都是民众遭受中共骚扰、绑架、监禁、酷刑甚至虐杀的日子。在中共“敏感”的每一天,百姓何谈舒心和太平?

    七、敏感日对人民的普遍化危害

    中国泛滥的敏感日深深地毒害着国人,不仅使被极权视为敏感人士者权利被剥夺,使普通民众遭受侵害,就是体制内官僚也深受毒害。

    据前中央学校教授蔡霞@realcaixia,于Mar 4,2021说:每到敏感日前,各地必派下级官员到京,协助北京大规模驱赶访民。迫于压力,这些“截访”官员必须参与驱赶、捆绑、虐待、连哄带恐吓访民的行动。有良知的官员内心充满罪感,不断地自我谴责。我有一个老同学曾经被派到北京执行“截访”。我请她吃饭时,她说她内心受不了,当时就眼泪汪汪,回去后不久辞职了。几年后,我去当地参加同学50周年聚会,得知我的这位老同学回去后很长一段时间陷于精神抑郁状态,老同学们都为她担忧,但谁都不敢当面提起。大陆有良知人士,无论你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都是这类残暴统治的受害者。

    网友@conanshang说:是共党的敏感日,让我这种没有强烈政治主张的人都遭殃了,我喜欢的一个网站NICONICO因此无法直接访问了。RT

    八、造成中国“敏感”泛滥原因

    造成中国敏感泛滥,敏感日365天都是的原因是中共恐惧,而恐惧是灭绝人民的希望。据媒体报告,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表示,中共毁掉百姓所有希望,当然惧怕人民。

    伊曼纽尔表示,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外国投资大幅下降,中共并没有让数亿人摆脱贫困。

    他说,中国本能成为国际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中国所处的国际体系原本是能做到让数亿中国人脱贫的,但是中共却背弃了这套国际体系。结果是,(共产)中国也被国际体系背弃了。

    “当北京背弃国际体系时,你猜怎么着?世界其它国家——或者至少是他们关心的发达国家——开始把背转过去了。”伊曼纽尔说。

    伊曼纽尔指出,被国际体系排斥在外其实是中共害怕的一部分,但最让中共惧怕的还是中国老百姓。

    “是的,他们害怕美国;他们害怕集体、团结的周边临国。但他们最最惧怕的是中国老百姓。”伊曼纽尔说,“他们有理由害怕中国人民,因为他们对中国老百姓连最基本的承诺都未兑现:‘你们给我们安全和权力,我们会让你们实现中国梦。’他们已经粉碎了老百姓的希望。”

    详情请参看:

    1、敏感纪念日接二连三中共强调政治忠诚
    https://www.dw.com/zh/a-47813974

    2、“敏感之年”2019:习近平的焦虑与不安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226/china-xi-warnings/

    3、2009:政治敏感年的中国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indepth/2009/12/091219_2009review_china

    4、中共的“敏感日”何其多
    http://huiyuan.minghui.org›articles

    5、从两会看中国的“敏感日” 网友:党国天天敏感天天乳滑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kw-03052024093536.html

    6、美大使:中共毁掉百姓所有希望当然惧怕人民
    https://lingbaxianzhang.blogspot.com/2024/04/blog-post_58.html

    7、学者专家评说敏感日
    https://twitter.com/realcaixia/status/1367141527441539072

  • 由垃圾污染问题看中国民生困境

    (编者按:一个国家的垃圾处理能力直接关系着该国的文明程度与人民的生活水准。中国多年来高发的垃圾污染维权事件,显示着中共当局在处理垃圾上存在着严重侵害公民权利与危害公民生活健康问题。在中共自诩经济高速增长而指引世界发展时,中国居民基本环境安全生活保障都无法达成,由此可见中共关心民生承诺的虚假。)

    一、上海普陀4000户居民为垃圾中转站维权

    据中房报3月29日《上海普陀区4000户居民与湿垃圾中转站的博弈》报道,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路971号湿垃圾中转站,距离小区163米,因一天几百吨湿垃圾,垃圾站出入口正对楼栋,不仅每天都能看到进进出出的垃圾转运车,垃圾异味也对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健康隐患。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板块分布着9个小区,涉及周边居民近4000户。

    距离近、体量大,业主们纷纷对湿垃圾中转站的选址、批复、建设,可能存在的空气污染、异味等影响居民身心健康的因素提出了质疑。

    针对上述问题,2023年10月开始,多名业主自发前往几个在售楼盘售楼部讨要说法,业主们的维权自此拉开且愈演愈烈,以距离湿垃圾中转站距离最近的紫薇花园业主抗议最为激烈。业主们已多次向开发商、相关部门投诉,但业主在楼盘维权实则毫无收获。不得已,业主们再次将一封长达81页的《桃浦湿垃圾站反对意见书》送往开发商、普陀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及相关部门,一时间在上海引发热议。

    二、中国城市垃圾的严重状况

    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披露,2020年,全国共有196个大、中城市向社会发布了2019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经统计,此次发布信息的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3.8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498.9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84.3万吨,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23560.2万吨。

    其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是上海市,产生量为1076.8万吨,其次是北京、广州、重庆和深圳,产生量分别为1011.2万吨、808.8万吨、738.1万吨和712.4万吨。前10位城市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总量为6987.1万吨,占全部信息发布城市产生总量的29.7%。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国家,中国产出的垃圾量在世界上也位居前列,众多大城市面临垃圾围城之困。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超过美国成为城市固体废物(municipalsolidwaste)产出最多的国家。该报告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垃圾产出上面临如此巨大和迅速的增长。”

    以杭州为例,杭州市市政部门在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杭州产生的固体垃圾量每年增长大约17%,相当于全国平均增幅的两倍。而据杭州市城管委统计,当年一季度,杭州每天平均产生生活垃圾8400吨,3月份,最高一天的生活垃圾达到9700吨。《杭州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修编(2008~2020年)修改完善稿》预测,到2020年杭州市区日均垃圾量为12000吨。

    由此可见,中国垃圾迅猛增长,对居民生活影响日益增大,几乎无人可以逃脱垃圾污染造成的危害。

    三、环境污染维权风起云涌

    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在,对生活环境安全健康要求日益提高,由此而引发的环境维权风起云涌。

    据有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城市发生的动荡,首要因素是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伤害与恐惧。原因有三:一,环境污染已触及市民底线,威胁到健康和生命。一个人可以安于附近的企业家比自己富一万倍,但无法容忍孩子因这个企业的污染而得病。二,环境维权跟政治无关,不挑战现行体制的权威,市民不必顾虑被扣政治帽子。三,环境问题与“违法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不同,它的影响范围更大,一个大型化工厂可影响一百万人,当数万、数十万人有共识时,就很有可能突破孤单个体的恐惧,共同走上街头。

    2012年有研究报告显示:过去5年中国大规模群体性骚乱,大部分与环境维权有关。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伤害与恐惧,已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首因。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29%,2011年,环境重大事件增长120%。

    在这些环境维权群体事件中,许多就是因为垃圾中转站与处理场严重影响公民生活安全健康而引发的群体维权。如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广州番禺等等,因垃圾焚烧厂维权事件,以及江苏吴江垃圾焚烧厂在万人抗议声中下马,可堪标志性垃圾维权事件;还有2021年广州垃圾压缩站项目进行建设工程批前公示期间,保利花海湾上千名业主们群情激愤,他们通过12345、人民网、信访、寄联名信等方式进行了近千次投诉,终于换来一次垃圾压缩站建设听证会的机会,也是垃圾维权的典型案例。

    四、垃圾转运站建设存在的问题

    研究分析引发居民抗议维权较多的城市垃圾中转站主要存在的一些问题,事实上也同样是垃圾压缩场、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等垃圾处理场所建设存在的问题。

    01.规划选址未合理论证

    早期建设的垃圾转运站,在场址选择的过程中未经过科学的分析,导致建成之后的转运站位置分布出现问题,有的转运站建设在远离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方向,垃圾收集及转运车来回往返,造成运营成本不必要的浪费;有的转运站远离居民生活垃圾产生的高负荷区域,或者考虑周边居民反对刻意避开城区,超出了设计规范要求的垃圾转运服务半径,导致环卫工人工作时间变长,垃圾收集转运成本增加,交通拥堵时环卫车辆不能及时到位等问题。

    垃圾转运站的位置选择未能充分考虑区域功能、人口密度、环境影响等因素的变化。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拓展,旧城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推进,工业企业、高校的外迁均可能导致城市中心城区居住用地的重新分布,城市人口逐步向郊区疏散,中心城区人口逐渐减少,导致中心城区转运站分布出现不均衡。转运站的选址工作应注意与城市中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合理规划建设用地,让垃圾转运站因服务范围区块人口变动的影响减少到最小。中心城区的垃圾转运也不应局限于行政区域的划分,应按照就近、及时、方便的原则进行清运,提高清运效率,降低清运成本。

    02.工艺设计未统筹考虑

    1.工艺选择不成体系
    地区未深入实践“环卫一体化”的收运体系,转运站建设主体及运营主体不一致,各区县城内中转站是城管局或城投集团建设管理,县镇又由各级乡镇建设管理,项目建设单位缺乏统一指导,对垃圾收集转运的工艺选择缺乏科学分析,存在一个县的几个乡镇建设了几种不同压缩工艺转运站的情况,导致同一县城不同乡镇配备的垃圾收集转运车不同,操作方式不同,车辆设备型号多而复杂,不便于各乡镇车辆在故障检修时相互调配使用,增加了后期运营维护和管理的难度,协同效率及应急处置效率偏低。

    2.占地面积与转运规模不匹配
    转运站建设过程中,未完全按照《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47-2016)提出的相关指标进行建设,有的转运站建设面积过大,超出了规范上限,功能却未进行相应的扩展,浪费土地资源的同时增加了项目建设费用;有的转运站场地面积较小,在运营过程中经常出现收集车、转运车站内排队拥挤的现象,影响垃圾转运效率;还有的转运站过于考虑周边居民的邻避情况,建设方厂址选择只能考虑辖区边角区域,工程地质条件较差,项目建设场坪费用甚至高于转运站主体设施建设成本或设备采购安装成本,导致整体项目投资过大,增加财政负担。

    3.站内附属设施不健全
    多数转运站在建设过程中只注重主体结构建设,忽视了厂区内附属设施的完善,影响了转运站的正常运营,如除臭设施设计、污水处理设计、车辆回转场地设计,消防道路设计及给排水设计等,另外大部分垃圾转运站对厂区景观、绿化、铺装、灯光及小品设计重视不够,距离生态型、花园式转运站建设有不小的差距。

    03.运营环境污染及邻避
    尽管生活垃圾转运模式不断完善,但转运过程中垃圾洒落、臭气扩散、污水滴漏及机械噪声等二次污染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垃圾转运站的环境卫生问题一直是转运站运营管理的瓶颈。在转运站运营过程中,垃圾车的行驶、装箱、卸料等过程会产生灰尘、垃圾散落,环卫车辆进出站及压缩设备工作时会产生噪声;生活垃圾在站内短暂停留时因发酵或暴露等原因会产生恶臭气体,由于垃圾的暴露、有机质腐败夏季往往会滋生大量的蚊蝇,垃圾转运过程中渗沥液及冲洗水未有效收集等,这些问题均会对周边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

    转运站转运垃圾的特殊属性,是比较典型的邻避设施,而转运站邻避原因很大一部分是运营过程二次环境污染造成的,传统转运站由于用地规模较小,环保设施未设置或者不达标,作业过程中臭气、污水、噪声、垃圾撒落等环境影响普遍存在,周边居民对此反应强烈,不断投诉占用公共资源。因此,在转运站运营过程中应格外注重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以提升转运站在居民心中的形象,使得未来转运站的规划选址更容易得到附近居民的认可。

    04.转运功能不能满足垃圾分类要求
    传统转运站的建设,仅能转运其他垃圾,少部分可以兼顾餐厨垃圾,在垃圾分类新形势下,传统转运站在前端分类收集和末端分类处置中间未充分发挥分类转运的作用。很多区域通过制定“四分类、四颜色、四环节”的垃圾分类方案,即将居民生活垃圾分为厨房垃圾(绿色)、其他垃圾(橘黄色)、可回收物(蓝色)、有害垃圾(红色)四种类别,前端进行严格的分类投放,但是相应的转运环节却不能实现有效的分类运输,传统转运站由于转运功能的单一已经严重制约了垃圾分类的推进工作,如何拓展升级转运站的中转功能,将是解决垃圾分类工作梗阻问题的一项关键工作。

    05.清洁直运的困境
    近年来国内若干城市开展生活垃圾清洁直运试点,通过桶车直运、车车直运等运输模式创新,将生活垃圾从收集点直接运输至垃圾焚烧厂,虽然清洁直运对转运站二次环境污染问题的改善效果明显,但据统计,关于垃圾运输不及时和噪声扰民情况的投诉却日益增多,直运模式下环卫车辆线路延长,应急调度困难,原区域转运站的网格化服务缺失,运输车辆不能随叫随到,造成垃圾清运不及时。大型直运车辆每天进出居民区附近,运输时间往往以每天清晨时间段为主,势必会影响到部分人群的生活质量,投诉的内容还涉及到影响市容、车容车貌、臭气影响、垃圾撒落等方面。另外,直运点的增多,直运车辆的配置、驾驶员及辅助工的配备也随之增多,公共财政负担也不断增加。

    06.综合体建设标准规范缺失
    传统转运站的建设,目前可参考的规范主要有《生活垃圾转运站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109-2006)、《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标准(CJJ117-2009)》、《生活垃圾转运站评价标准》(CJJ/T156-2010)及《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47-2016)等。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也有自身专用的单独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但是对于综合性建设的环卫综合体建设标准尚存在空白阶段,对环卫综合体的污染控制标准、技术标准、运营技术规程及运营监管技术规程尚需完善。

    五、中国垃圾污染问题根由探讨

    据研究中国垃圾环境污染问题机构提出:看看现实,中国阻碍垃圾源头减量、扭转物质流恶化态势的因素,到处可见——

    增长型的经济理论仍然统治学界和官员,GDP指标仍旧凌驾于幸福、健康和生态;发展经济基本等同于鼓励快速和大量的消费。

    国家没有物质管理的政策,限制包装、塑料袋这样的政策落实不彰。有害物管理也跟不上,生活垃圾中的有害物质竟被排除出环保系统的管理。

    国家没有对源头减量,也没有给循环利用足够的资金支持。相反,金融政策没有往前端治理倾斜,而是鼓励末端技术,包括CDM(清洁发展机制)。

    环保部门不能独立行使环境监察和执法的权力。在巨大利益面前,在能够转移问题面前,决策者当然很积极。

    继续歧视回收大军。不能把回收大军看作循环经济建设的一部分,也就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规范他们,减少环境污染。

    全民环境知识还不足,将环卫等同于环保。

    另据自然之友研究报告:中国生活垃圾管理现存十大问题:

    1.我国垃圾管理体系中的术语体系较为混乱,亟待清晰化、明确化。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定义不清晰、易混淆且缺乏有效检测;生活垃圾“减量化”定义语焉不详,相关法律与实践严重脱轨,歧义严重。
    2.生活垃圾管理目标的优先顺序不明确,尤以生活垃圾“三化”——减量化、资源化与无害化为代表。
    3.当前管理政策中存在目标不一致、甚至相互抵触的情况,如垃圾分类减量与大力推动焚烧之间的冲突。
    4.生活垃圾前端管理目标大多难以监督与测量;社区垃圾分类减量的有效推动方法尚未形成。
    5.相关决策与规划程序中缺乏足够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空间。
    6.财政投入和优惠政策不够合理,过于偏重末端处理。
    7.垃圾处理设施的污染物监测范围偏小,监测标准偏低,难以有效全面评估环境健康影响。
    8.政府各部门在垃圾管理工作上的权责划分不清,存在“九龙治水”的问题,缺乏一个负责解决垃圾问题的政府管理核心进行协调。
    9.我国现行垃圾管理法律法规之间的层次和“手段-目的”关系不清晰。
    10.垃圾焚烧与填埋等末端处理设施引发诸多社会争议与环境损害。

    六、解决垃圾污染维权问题的建议

    据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任提出化解中国垃圾污染维权问题需要从如下几方面着力:

    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得到公众信任的关键。尤其是在建设的时候,需要公开透明,包括让老百姓了解垃圾焚烧厂采用什么技术、排放是否达标、怎么保证这些垃圾焚烧厂排放符合要求、谁来监督等信息。

    除此之外,还要严格排放标准。现在我们已经提高了排放标准。我们原来的二恶英排放标准与欧洲相比松了很多,即使达标仍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垃圾污染维权诉求因牵连较广,仍呈现维权难的现状。

    为了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还是要首先加强立法,制定标准和规范。我认为,应该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环境纠纷处理法。现在,这方面的法律我们都没有。还要根据环境纠纷的特点,制定相关的法律,把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司法鉴定的范围。

    即是要建立完善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公众对排污企业的监督制度;建立行政机关执法的监督制度;制定关于环境决策、公众参与的制度。比如,建垃圾焚烧厂,垃圾中转站,垃圾处理场,首先要争取当地公众的意见,这样来操作就会好一些。

    追踪研究环境问题的“自然之友”针对解决垃圾污染问题提出:改善中国生活垃圾管理的十大建议:

    1.对垃圾管理的“三化”进行重新定义。“减量化”应该仅指前端行为,即“预防垃圾产生”,而不包括垃圾既已产生之后再通过某种方式减小体积、减少重量的过程。“资源化”应以“无害化”为前提,不能将重获资源、但同时也产生有害物质的过程视为“资源化”。

    2.明确垃圾管理“三化”优先次序,即减量化(抑制产生)、资源化(循环利用、堆肥、能源重获)、末端处置。同时,“无害化”应作为覆盖垃圾管理工作全过程的基本前提;同时,各级垃圾管理部门应明确意识到“垃圾管理”与“垃圾处理”理念的根本不同,建议将垃圾管理决策目标放在“垃圾管理”的生命周期体系下进行,而非重视末端的“垃圾处理”体系。

    3.中央政府宜对全国垃圾管理进行长远规划,建议考虑设定如下2025年远景目标:
    (1)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园林垃圾单独回收处理,实现这三类垃圾的零填埋、零焚烧处理目标。
    (2)单位GDP垃圾产生量下降至2010水平的80%。
    (3)清理和修复所有非正规垃圾堆放场,并且保持垃圾处理设施存量占地面积不超过2010年的水平。
    (4)生活垃圾处理过程的二恶英产生量和汞产生量都下降至2010年水平的10%。

    4.在垃圾管理长期规划方面,建议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垃圾减量、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和减少二次污染四方面。其中,预防垃圾产生需要进行更多的部门协调工作,并且落实生产者责任;而垃圾分类是改变末端处理现状的必经之路,却也是垃圾管理部门目前的软肋,应该在规划和实施上都得到加强,尤其是垃圾分类清运和社区垃圾分类工作。

    5.建议各地政府部门按照当地垃圾管理的特点,进行“生活垃圾产生量”分类监测,并依此统计资源回收率和垃圾减量成效。

    6.依据《循环经济促进法》,落实“强制回收名录”,实践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使垃圾的源头制造者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鼓励和促使其改善基于减量的设计和生产工艺。

    7.改善补贴制度,改变补贴重心,将补贴重点转移至垃圾分类减量和厨余垃圾回收处理;改革垃圾收费制度,实行分类收费、按量收费。

    8.对于主管部门,应尽快完善垃圾末端处理设施全程环保监测体系,扩大重要污染物检测指标范围,加强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建立第三方监测和公众监督制度。对于社会层面,应尽快成立能够代表各方观点的、长期专注于生活垃圾管理议题的咨询委员会,并认真听取其意见。

    9.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垃圾产生源管理规划、资源回收规划的概念,把二者和现有的环境卫生规划整合到统一的生活垃圾管理规划中,并明确制定单位;完善垃圾收运的行政许可制度,尤其是废品回收方面的许可制度,同时需兼顾民间回收业者利益;政府应该将废品回收体系纳入生活垃圾管理的整体规划,并且在城市规划中给予废品回收规划用地。

    10.垃圾处理设施应严格执行“先有规划,后上项目”的程序,垃圾末端处理设施的招标、设计和建设过程应对公众透明,应杜绝“垃圾处理设施开始运营后,公众才发现有这些设施存在”的情况

    详情请参看:

    1、上海普陀区4000户居民与湿垃圾中转站的博弈
    http://m.fangchan.com/news/129/2024-03-29/7179308107276030219.html

    2、2020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 https://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gtfw/202012/P020201228557295103367.pdf

    3、垃圾污染维权被指举证诉讼难多引发群体事件
    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JFKlV

    4、环境维权引发中国动荡
    https://chinadialogue.net/zh/2/41698/

    5、新环卫收运体系下垃圾转运站存在问题及发展前景分析
    https://ecep.ofweek.com/2023-10/ART-93011-8420-30613702.html

    6、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展望
    http://www.chinaeol.net/zyzx/sjhjzz/zzlm/fmgs/201803/W020180904515902166400.pdf

    7、中国生活垃圾管理:问题与建议
    http://forhead.org/uploads/soft/120612/5-120612161H9.pdf

    8、保利花海湾维权,公园绿地变垃圾压缩站——哭诉广州市荔湾区政府不作为、广州市荔湾区规划局不作为,不知是否有贪污腐败?!
    https://groups.google.com/g/weiquanwang_chrd/c/U3Jfg6ymHU8

    9、中国垃圾:该不该焚烧
    https://www.dolc.de/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6319

    10、分类制度推广三年多后,中国垃圾处理行业怎么样了?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1088140.html

    11、让“放错位置的资源”回家
    http://www.81.cn/jfjbmap/content/2022-09/08/content_3237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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