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2月5日消息，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小三盘村村民杨秀娟于日前被抓走，有消息传出杨秀娟已被拘留，而此前被判刑半年的小三盘村村民杨玉秀二审则被维持原判。

 

据浙江维权人士林炳长发来的消息，前天杨秀娟和小三盘少数村民又到位于小三盘村的港口工地上，结果被指阻挠施工。杨秀娟随即被抓走，今天有消息说杨秀娟被拘留了，村民们正在进一步了解她的情况。

 

另外，小三盘维权村民杨玉秀在此前被判刑半年后提起了上诉，近日杨玉秀二审被维持原判。2009年6月19日，小三盘村村民集体到工地上阻止施工方占领他们村海涂并施工，结果当天十四位村民被抓走，其中就有杨玉秀。其它十三位村民先后被释放，杨玉秀却于2009年7月 25日被批准逮捕，逮捕的罪名是涉嫌故意损害财物罪。

 

2009年12月4日，杨玉秀被洞头县法院宣判故意损害财物罪成立，获刑半年。

企业退休的职工同志们：

 

春节临近之际，企业退休职工十人代表小组全体成员，向全市企业退休职工拜年，敬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既然是给大家的公开信，当然要说点与大家相关的事情，也算是把大家委托的事情做个简单的汇报，希望能给大家在春节晚宴，亲朋欢聚的时候，填补点聊天的话题吧。

    自2006年4月20日，25家企业退休职工代表，向市政府递交了要求解决的14项不公平待遇问题的诉求，至今快四年了，问题解决的怎样，大家有目共睹。总的情况是：由于政府机构分级负责的模式，街办企业区政府不管，区属企业市政府不管。在群体上访的压力下，有关部门也做了一些口头答复，但多数是忽悠。我们认为由于市政府领导不利，造成了同样干了三十年的退休职工，享受着不同的福利待遇。市属企业的问题，在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解决的比较好，但也因为把退休职工分成：改制前、改制后、有预留、无预留等等，这种区别对待的办法，把政府不作为和政策失误造成的问题，嫁祸于退休职工，造成许多退休职工蒙受损失。特别是以改制为界的改制后退休职工，多项福利费得不到解决。如部分同类型企业退休职工的取暖费只补贴3年的，其余部分政府不补，企业不管，政府变相的强制了退休职工为企业买单，侵害了退休职工的利益，维护了企业老板的利益。

关于十四项不公平待遇问题，到目前为止，政府只是解决了拖欠退休职工的部分福利待遇问题，对退休职工不公平待遇问题，如：5000元阳光工程，140元生活补贴，35%住房补贴，城镇供热体制改革落实问题（前期我们“公平正义是权益的保证”—诉求1，做过详细介绍）等等，至今八字没有一瞥。这些问题在退休职工当中已经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就拿阳光工程来说吧，做为纳税人的企业职工一年能拿多少过节费（垄断企业除外）？估计全市平均不会超过500元，享受5000元与享受500元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怎样产生的？一年到头一分钱也拿不到的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又当何论？难道说他们就不过节吗？大家不禁要问：这是与国际接规的结果还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如果说这是掠夺与被掠夺的产物，不知是否过分？其它的几项，广大群众已经认识到其不公平与个人权益的直接关系。共同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目前政府拒不提供证明文件，我们正在努力争取。

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政府连我们要求提供相关文件看看的知情权都给剥夺了。半年多来，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烟台市人事局、烟台市财政局，以书面形式提出获取相关文件的诉求，他们公然对抗国家政令，置侵犯公民的知情权于不顾，给出的回答不是信息不存在，就是不在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之内，但事实并非如此。对此，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向烟台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提起诉讼（简单的理解就是打行政官司），给出的答复是维持原答复意见。几次不规范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盖的都是烟台市人民政府的大红印，这是烟台市最大的一枚印章了吧？当时看了如果说毛骨悚然有些过分，但确实有几分害怕，终究我们是些草民。向烟台市复议办公室提出的诉讼，回复的《行政复议决议定书》盖了烟台市人民政府的大红印，用意何在？是否意谓着到此为止的意思？对不按程序进行复议，单方面做出的“决定”应属非法，也盖了烟台市政府的大红印，怎样理解？上级机关认可下属机关的错误处理行为，盖上烟台市人民政府的大红印，这说明了什么？针对我们的问题不禁要问，烟台市人民政府这枚印章的神圣权威何在？这枚印章还能起到维护公平正义的作用吗？

为了维护这枚印章的权威，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赋予我们的权利，代表小组于2010年1月18日，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诉状，状告烟台市人事局和烟台市财政局（根据有关规定：“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根据七天的时限规定，2010年1月26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立案决定，三个月内人民法院将作出一审判决。耐心等待三个月吧。过好春节，来年春暖花开时，有了结果再向大家汇报。

通过几年来争取个人权益的实践，大家学习了解了许多政策法规，希望大家在今后争取个人权益的活动中，时刻牢记遵照政府的法律法规，谢谢。

            祝大家身体健康  阖家欢乐

企业退休职工十人代表小组

 2010年2月5日

2010年2月3日天下午两点钟，深圳市公安局上南派出所上寮警区无故传讯肖青山，问他什么时候离开深圳。肖青山说可能过年要回去一趟，下午四点钟肖青山回到住处后房东找他说：“什么时候能搬走?” 肖青山问房东为什么?房东说是派出所民警天天来找麻烦!并威胁说如果再租房子给肖青山住就对房东不客气。

 

房东哭着求肖青山“麻烦你搬走，放我一条生路!” 肖青山听了非常气愤，立即打110报警。但打了两三个小时却一直没有民警过来处理问题。肖青山又跑到上南派出所要求找所长问明原因，但所长躲在三楼不下来。这时肖青山在派出所里面大骂“土匪警察”，然后气愤地走了。 

2010年2月4日上午肖青山在投诉无果的情况下，在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抗议，下午又到深圳市市政府和邓小平巨幅画像下抗议，高呼”打倒强盗政府”。下面是今天抗议的图片。

 

 

 

 

以下是民生观察今天（2010年2月4日）收到的重庆访民的控告信，重庆访民介绍此信已于今天以传真、电话等方式寄往了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北京市小红门派出所等多处。

 

 

控告人：重庆市全体冤民

被控告人：北京市朝阳区安元鼎保安公司，车牌号：京E—22942 京E—30984等等

控告要求：

要求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区公安分局小红门派出所依法查处安元鼎保安人员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扣押身份证和手机的违法行为，并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为合法公民讨还公道。

事实和理由：

我们是重庆市的冤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房屋居住权以及其它合法权利已申诉、控告多年。按照国家规定的法定程序，我们已进入最高人民法院或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程序，由于一些职能部门长期不作为的违法行为致使冤民们滞留北京流离四所，使居住和生活无着落，冤民们只得携带随身物品—–控告状、衣服到处声援。冤民们自然也乐意去自己的首都—天安门，还想去看看毛主席遗容。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警察看见这些衣着坡烂、面容焦悴的模样、还有那沉甸甸的状子就叫其到国家信仿总局马家楼接济站，由中央政府责令当地政府采取救济措施。然而，当地政府官员却利用大笔钱财雇请安元鼎保安公司，由安元鼎保安公司保安员强制带至朝阳区小红门辖区私自设立的住房。（地址：安元鼎接待中心）一关就是好几天，多的一个月、两个月，由保安员强制扣押手机、身份证，不准冤民随便走动，门口由多人把守，年龄最大的有82岁的老太太，小的有10岁左右的儿童，里面大多数是老弱病残者，安元鼎保安公司的负责人自称；“他们是国家信仿总局分流中心、是受政府的授权委托”请问；那一级政府可以授权委托保安公司人员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那一级政府又可以授权委托保安公司人员限制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元安鼎保安公司打着政府接济中心的旗号招摇撞骗、蒙骗群众。

根据以上事实，元安鼎保安公司已违反《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30条（一）、（二）项、第45条的规定，安元鼎保安公司的行为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他们的行为已触犯《宪法》第37条以及《刑法》第238条、第239条的规定，故控告人要求公安机关依照《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23条、第39条、第45条的规定依法查处，并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致

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冤民呈上

2010年2月3日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2月4日消息，今天下午二点，西安市建设银行高建中、田冬等四人诉建行陕西省分行、西安市建行劳动路支行非法裁员买断工龄纠纷一案二审在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开庭。

 

据原告代理人张宏介绍，建设银行在2003年至2005年间，将全国共十一万多职工以所谓“买断”的方式裁员，陕西省有二千多人。买断员工反映，当年的“买断”行为属不合法的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职工们说受欺骗了，多年来职工们因此上访不断。西安建行的买断职工此前将建行陕西省分行、西安市建行劳动路支行告上法庭，一审却败诉。

 

另外，今天山东省烟台市军转干部曲世涛发来消息，他状告烟台市社会劳动保障局、烟台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一案传来好消息，刚才烟台市中院通知他，他提出的行政诉讼，烟台市中级法院可以立案，让他有空把诉讼费交上。

 

曲世涛说他准备今天下午就去烟台中级人民法院交诉讼费。曲先生还说：“不管我的诉讼是否胜诉，只要坚持，把那些行政不作为的地方政府个别部门送上被告席，就有意义”“下面就看烟台中级人民法院能否公正、公平、依法办案，希望大家继续给与关注和支持”。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2月4日消息，江苏省苏州市访民付金男自2009年11月初被关进当地的“黑监狱”后至今已有三个多月，而在此前，付金男刚刚遭到拘留。

 

据付金男的儿子介绍，他家位于苏州市高新区通安镇，他家的房子是2007年7月30日强拆的，至今一分钱还没有补偿，为此付金男一直在上访。2009年10月19日，付金男及另外三名访民在北京上访期间来到了天安门，并对警察说他们是来上访的。北京警方闻讯后很快将四人扣留。10月22日付金男被押回苏州后，被通安镇派出所人员接走，随即宣布拘留十天。十天拘留期满后，付金男并未获释。11月2日，付金男被通安镇派出所转到苏州市一家宾馆关了十天后，即被转到临近的光福镇梅山岛一宾馆内，直到今天付金男还在这座“黑监狱”内。

 

付金男的儿子说，他父亲现在这座“黑监狱”内被通安镇政府派出的多名人员轮流看守，政府人员要求付金男接受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才放他出去。付金男对此予以了拒绝，这意味着他春节将很难回家。

 

作者：胡泳 稿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昨日在北京召开的“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抨击“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

    ■网络胡话 之胡泳专栏

 

    昨日在北京召开的“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抨击“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这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按照张的看法，其实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它是官商结合走到极端的一种产物。并非张一人有此隐忧，吴敬琏先生早就警告说：有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按照庄礼伟先生的研究，权贵资本主义原是针对亚洲一些国家的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庄礼伟认为，亚洲式权贵资本主义除了“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的共性之外，还具有以下特性：前现代性，即无权势者缺乏独立人格，依附心态非常严重；体制性，如政治上的崇拜权力，经济生活中过多的政府干预，法制不健全等等；家族性，家族、密友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贪污金额普遍巨大；全社会性，上行下效，各种层次的朋党关系、密友关系从低到高形成了全社会性的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精英和权贵阶层的大面积腐败，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这些特性的很多迹象已然在我们身边显现，但在互联网业，张朝阳是第一个出来抨击这种危险发展趋势的企业家。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在当下大环境中，中国互联网业已很难独善其身，这个行业在高歌猛进的年代所生发出来的理想光环正在消失。

 

    我所说的理想光环，并不仅仅指一代互联网企业家欲用互联网改变中国社会的雄心壮志，更包含这些企业家认为自己是特立独行的一群(the best)而其他行业的企业家不过是“其余的人”(therest)的那种认知。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自信？因为相对于中国其他领域的企业家攫取第一桶金的“原罪”，互联网领域产生的财富似乎是“干净钱”；相对于中国本土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任人唯亲、缺乏制衡、动辄“脱轨”的管理，互联网企业似乎从诞生的第一天就产权明晰、治理结构优良且面向国际市场。互联网企业家们被称为“阳光富豪”和“知识英雄”；并且，他们还有一笔其他行业都自愧弗如、望洋兴叹的“吹牛”资本：本土互联网企业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击败了各自的国际对手，这是在中国经济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完胜场面。

 

    而在今天，知名互联网企业家张朝阳出来大声疾呼，“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无时无刻地妨碍竞争。”“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毫无疑问，这意味着阻碍创新和扼杀竞争的阴云正在逼近中国互联网。

 

    我没有和张交谈过，但我想，以张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家(请注意，我说的不只是像张朝阳这样的大企业家，还有众多中小企业创业者)可能忧虑这样一些现象：

 

    *　互联网曾经是中国经济中被管制最少、准入门槛最低的行业，企业家精神得以在这个行业充分爆发。然而，今天的互联网已经“许可证当道”，不仅耗费着经营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在限额发放的稀缺性资源之上极易产生寻租和黑幕交易。

 

    *　新媒体蕴藏的巨大商机和市场，开始引来国有资本的垂青，导致这个领域的运营风险升高，在实践中已有民营资本含辛茹苦将一个新媒体领域做大，国有资本以国家法规政策为令牌，前来低价强行收购、坐享其成的例子。在网络视听领域，运营风险是触手可及的；在其他领域，风险也恰似不知何时会爆发的活火山。

 

    *　在互联网这样一个本该充分竞争的行业，垄断的大象是否有可能无情地踩过蚂蚁？垄断的国有企业借助行政力量排斥竞争、恢复垄断，这种在其他行业一再发生的事情，在互联网业也不无可能出现。国人都已熟知一个行业由一家企业独占会出现什么后果：没有创新、没有服务、唯利是图。如果在互联网业也出现垄断进竞争退的情形，行业所有的活力都将丧失殆尽。

 

    *监管过度，网络企业动辄得咎。目前网络行政的监管主体几乎遍及政府各大部门，各行政部门根据本部门主管的行政业务对互联网出具不同的法律、法规，无形中增加了互联网企业的“制度成本”，同时也容易造成行政部门相互推诿责任和争揽权力——— 它们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于是“偷菜”必须变成“摘菜”；手机搜索引擎把“美女”列入敏感词管理；QQ群因含动漫词汇而面临关停……

 

    互联网不是当年的神奇之地了。当监管者高度关注这个行业，当“国家队”蜂拥进入这个行业，它就不再会有属于自己的神话。在2009年很流行的一本书《沸腾十五年——— 中国互联网1995-2009》前言中，作者林军曾用充满激情的笔触写道：“本书记录了一群在中国创造属于自己历史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是在中国互联网自1995年兴起的波澜壮阔中的弄潮儿……这些人的名字直至今天依旧如雷贯耳，他们的故事恒久流传。”中国互联网还会产生新的故事么？老故事还会恒久流传么？无人知晓。由此，我们可以深切理解弄潮儿张朝阳的忧虑。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作者：胡泳 稿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昨日在北京召开的“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抨击“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

    ■网络胡话 之胡泳专栏

 

    昨日在北京召开的“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抨击“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这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按照张的看法，其实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它是官商结合走到极端的一种产物。并非张一人有此隐忧，吴敬琏先生早就警告说：有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按照庄礼伟先生的研究，权贵资本主义原是针对亚洲一些国家的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庄礼伟认为，亚洲式权贵资本主义除了“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的共性之外，还具有以下特性：前现代性，即无权势者缺乏独立人格，依附心态非常严重；体制性，如政治上的崇拜权力，经济生活中过多的政府干预，法制不健全等等；家族性，家族、密友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贪污金额普遍巨大；全社会性，上行下效，各种层次的朋党关系、密友关系从低到高形成了全社会性的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精英和权贵阶层的大面积腐败，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这些特性的很多迹象已然在我们身边显现，但在互联网业，张朝阳是第一个出来抨击这种危险发展趋势的企业家。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在当下大环境中，中国互联网业已很难独善其身，这个行业在高歌猛进的年代所生发出来的理想光环正在消失。

 

    我所说的理想光环，并不仅仅指一代互联网企业家欲用互联网改变中国社会的雄心壮志，更包含这些企业家认为自己是特立独行的一群(the best)而其他行业的企业家不过是“其余的人”(therest)的那种认知。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自信？因为相对于中国其他领域的企业家攫取第一桶金的“原罪”，互联网领域产生的财富似乎是“干净钱”；相对于中国本土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任人唯亲、缺乏制衡、动辄“脱轨”的管理，互联网企业似乎从诞生的第一天就产权明晰、治理结构优良且面向国际市场。互联网企业家们被称为“阳光富豪”和“知识英雄”；并且，他们还有一笔其他行业都自愧弗如、望洋兴叹的“吹牛”资本：本土互联网企业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击败了各自的国际对手，这是在中国经济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完胜场面。

 

    而在今天，知名互联网企业家张朝阳出来大声疾呼，“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无时无刻地妨碍竞争。”“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毫无疑问，这意味着阻碍创新和扼杀竞争的阴云正在逼近中国互联网。

 

    我没有和张交谈过，但我想，以张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家(请注意，我说的不只是像张朝阳这样的大企业家，还有众多中小企业创业者)可能忧虑这样一些现象：

 

    *　互联网曾经是中国经济中被管制最少、准入门槛最低的行业，企业家精神得以在这个行业充分爆发。然而，今天的互联网已经“许可证当道”，不仅耗费着经营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在限额发放的稀缺性资源之上极易产生寻租和黑幕交易。

 

    *　新媒体蕴藏的巨大商机和市场，开始引来国有资本的垂青，导致这个领域的运营风险升高，在实践中已有民营资本含辛茹苦将一个新媒体领域做大，国有资本以国家法规政策为令牌，前来低价强行收购、坐享其成的例子。在网络视听领域，运营风险是触手可及的；在其他领域，风险也恰似不知何时会爆发的活火山。

 

    *　在互联网这样一个本该充分竞争的行业，垄断的大象是否有可能无情地踩过蚂蚁？垄断的国有企业借助行政力量排斥竞争、恢复垄断，这种在其他行业一再发生的事情，在互联网业也不无可能出现。国人都已熟知一个行业由一家企业独占会出现什么后果：没有创新、没有服务、唯利是图。如果在互联网业也出现垄断进竞争退的情形，行业所有的活力都将丧失殆尽。

 

    *监管过度，网络企业动辄得咎。目前网络行政的监管主体几乎遍及政府各大部门，各行政部门根据本部门主管的行政业务对互联网出具不同的法律、法规，无形中增加了互联网企业的“制度成本”，同时也容易造成行政部门相互推诿责任和争揽权力——— 它们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于是“偷菜”必须变成“摘菜”；手机搜索引擎把“美女”列入敏感词管理；QQ群因含动漫词汇而面临关停……

 

    互联网不是当年的神奇之地了。当监管者高度关注这个行业，当“国家队”蜂拥进入这个行业，它就不再会有属于自己的神话。在2009年很流行的一本书《沸腾十五年——— 中国互联网1995-2009》前言中，作者林军曾用充满激情的笔触写道：“本书记录了一群在中国创造属于自己历史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是在中国互联网自1995年兴起的波澜壮阔中的弄潮儿……这些人的名字直至今天依旧如雷贯耳，他们的故事恒久流传。”中国互联网还会产生新的故事么？老故事还会恒久流传么？无人知晓。由此，我们可以深切理解弄潮儿张朝阳的忧虑。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