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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0年11月27日消息】四川蓬安河舒镇原尖峰社区二社50多岁的黄常碧，有3.3亩的承包地。由于多病丧失劳动能力，而孩子又长期在外打工，只能挣到一个人的生活费，根本不能照顾黄常碧，所以在2016年黄常碧顺利纳入建档立卡扶贫户，享受每月兜底保障300元的扶贫补助。2020年涨到390元。

成为建档立卡扶贫对象的早几年，地方政府不问不管，也没有安排扶贫解困的帮扶人。直到2019年7月，安排一位中学老师代为帮扶。帮扶的方式也就是隔段时间通知黄常碧，到社区领生活用的米面油。疫情期间也是每周看一次再送些生活用品。

此前，由于失地加上房屋破损无力维修，向当地政府申请维修资金，可是基层官员迟迟不做答复，修缮计划也就一拖再拖，直到房屋彻底坍塌成为废墟，黄常碧再无任何期待只好到处流浪居无定所。2019年4月突然生病，因居住地和户籍地不一致，黄常碧不能被医院正常接收入住。为此，黄常碧反复向县乡两级领导反映，请求解决不能正常入住公立医院的问题。等到解决医疗费用的问题时，也只给解决部分的医疗费用。从此又因为这场大病，变成彻底的特困贫困对象，数千元的医疗费一直是黄常碧的心头之患，至今还没有还清欠下的私人借款。所享受的扶贫兜底保障待遇，和帮扶人前来看望慰问送的米面油水果等，远远不足以抵消借债看病的医药费用。

在疫情之后召开的复工复产脱贫攻坚现场演练问答会上，由于黄常碧和家属没有按照党委政府的意思作答，被严厉训斥是与党中央习主席背道而驰。又不按党委政府的意思签“已经脱贫”的立卡户名册，被地方政府雇佣的流氓悍匪，深更半夜到黄常碧居住地，进行恐吓威胁强迫“必须按照党委政府的意思”，处于无奈和恐惧被逼之下只好签字。

这就是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被脱贫的真实内幕。一般的外部人是不知道其中的内幕，看不到事情的真实细节和具体过程。也是总理李克强被蒙蔽，也想听到底层基层说一些真话的社会现状。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27日消息】202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政府试图利用这样的国际运动会彰显它的国力，熟不知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丑闻。

成都市官员以政府名义勒索承办单位，将巨额回扣私吞，这次运动会中国中央财政拨款里高校承办方有五千万经费，成都市主管官员先向四川大学书记交涉承办部分项目的事宜，初期校方觉得这对高校的发展是件很好的事情，但在放款时有官员提出五千万中成都市政府要拿走四千万、校方明白了其出演的是白手套角色，成都市的官员太黑太大胆猖狂，公然抽习近平所谓风清汽正的耳光，由于四川大学的行政级别高于成都市政府，学校党委决定中止承办大运会项目。

成都市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指令成都大学接替四川大学承办大运动项目，毛洪涛书记看到项目经费由五千万抽走四千万，用一千万去办五千万才能办到的项目最终灾祸落到自己头上顶着，毛洪涛自杀，被抽走的四千万被推卸到毛洪涛身上。

日前，广西钦州市南区政府网站发布，钦南区二轻工业联合社11月17日发出《关于钦州市羽绒制品厂部分职工违规选举对抗组织的情况通报》称，羽绒厂原班子职工不服从联社任命决定，违反规定，另搞一套，组织职工自行选举厂长和职工代表，此行为错误严重，性质恶劣，选举无效。此则消息让人读来啼笑皆非，从中看到钦州当局的法盲本性，同时也深感中国当下权大于法，组织强奸宪法，以组织公然剥夺公民选举权、参与权及结社自由权的宪法权利的严酷现实。

据通报称，钦州市羽绒制品厂原领导班子拒不执行巡察整改，不服从联社财务统聘统管监管，拒不配合财务审计监督。根据原班子的错误事实和不作为，联社决定调整厂领导班子，免去黄兆宝羽绒厂厂长职务。羽绒厂原班子职工不服从联社任命决定，违反规定，另搞一套，组织职工自行选举厂长和职工代表。2020年10月30日擅自发布公告，选举黄兆宝等11名退休人员、容振强等11名在职职工为职工代表；11月6日擅自发布公告，选举黄兆宝为职代会主任、容振强和陈家威为副主任，选举黄兆宝为厂长。此行为错误严重，性质恶劣，选举无效。

从中共钦州南区政府通报可以看到，钦州羽绒制品厂职工选举自身企业的职工代表，成立职代会，并选举自己的厂长。这从职代会作为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而言，职工代表理所当然地是职工自己选举产生，而不应该是所谓组织任命或从中操作的指定人员。钦州羽绒制品厂职工选举自己的职工代表，这于法于理于情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竟遭致中共主导的所谓联合社否决及通报。

要了解清楚这次羽绒厂职工自己选举代表被否决问题，就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联合社”，依照中共官网介绍：联合社主要是指在一定行政区域内设置的合作组织联合体，如某乡养鸡合作社、某县养鸡联合社，某市养鸡联合会等。联合社性质，属于合作组织联合体，一般条件：由农民发起创立等；专业条件：须由该专业的带头人发起创立等。

从介绍可见，联合社是个行业自发性联合体，不应该是中共官方主导的权力机构，也不是管理行业内各企业的机构。

然而，钦州二轻工业联合社的官方介绍却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令、法规，以及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自治区、市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的指示、决议，结合实际，制订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工作职责：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令、法规，以及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自治区、市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的指示、决议，结合实际，制订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⑵指导二轻集体经济的发展，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监督实施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⑶负责二轻系统各类生产、技措、技改、基建、财务月、季、年度报表的汇总、分析和上报，向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二轻系统在发展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并提出相关的建议。⑷负责全区二轻行业管理、指导、维护、协调和服务。⑸承担区政府交办的有关事项。

由钦州二轻工业联合社的介绍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社已经是个受命中共统治需要的权力机构。对联合的企业具有管理权，具有对经营管理领导人任命与职工代表指定的权利，而对企业职工自己选举代表与厂长具有否决权。如此，联合社事实上就成为了主管企业一切的权力机构。这显然与联合社应有的性质相违背，而成为了行业企业的婆婆。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共大陆出现的联合社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当时中共通过在自发名义下的强制性暴力手段，将大量民营企业收归合作社下的集体或国有。改革开放后，中共一度放松了这种权力主导下的联合社管理，但是中共党首习近平上台后，力主国进民退，叫嚣国有企业是自己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于是在全国强化推进对民营企业与集体企业的管控，成立了各种操控民营与集体企业的机构，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在中共大陆注册的私人合资企业也常被归于集体企业名下，如此一来中国私人合资企业就事实变成了中共管控下的集体企业。

从中共钦州南区二轻工业联合社本次任命羽绒厂厂长与职工代表，而否决职工自己选举代表与厂长来看，联合社已经完全剥夺了职工宪法赋予的选举权、参与权与结社权，事实将整个企业变成了中共权力主导下的国有企业性质。

中共为了延续自身极权统治，近年来在全国推进公私合营，将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一批民营企业强制纳入改造合营范围，事实就是再次重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化道路，将私营经济国营化，消灭私有制。钦州当局公然以“组织”名义，通过联合社剥夺职工选举代表，成立职代会，进而选举厂长的履行宪法权利的行径，揭示着中共统治对企业强化管控，让一切企业姓党的实质。

中共集团肆意剥夺职工宪法权利，将所有企业以组织名义强制姓党，接受极权管控，重回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路，这必将带来中国经济重复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崩溃命运，给国民带来毁灭性灾难。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尊重宪法，保障企业职工参与权、选举权与结社权的宪法权利，给企业以自主经营的活路，给中国经济以生机。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7日

法国思想家福柯曾指出，在精神病的发现、诊治过程中，表面上看是知识、科学的作用，实则透出权力和统治的魅影。这一论断，曾经在前苏联得到了事实的印证。1967年，为压制不同意见者，克格勃在安德罗波夫主导下，曾经大规模将正常人投入精神病院。前苏联解密资料显示，直到1988年，情况才发生转变。苏联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1998年，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列别捷夫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一书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并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终止了，而刑法典第128条规定了将他人非法关入精神病院的刑事责任。”

在我国，一些权力部门也使用“被精神病”这一手段来让维权者及不同观点者噤声。据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称：“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这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的风险。”为了整治精神病诊疗领域的乱象及纠正“被精神病”的情况，全国人大于常委会于2013年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新法施行后，被精神病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有一些权力部门花样百出的规避新法，以所谓的“疗养”、家属同意等为名，把执意维权及坚持发表不同意见的正常公民，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关押“治疗”。

2020年11月14日，本网志愿者应约采访了江西访民张云华先生，他向本网介绍了他因到北京上访，被江西维稳部门强行关押到精神病院整治的过程。采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张云华你好！请问你为什么事情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呢？

张云华：我是因为劳资纠纷，在2008年6月19日上午来到北京市在全国人大信访处递交信访材料。在递交材料的途中，我被新余市一名高姓驻京办人员拦住说“省高级法院有个副院长正在省驻京办，你的信访问题涉法涉诉，我安排你去向他反映诉求好不好？”我信以为真，就跟着他上车直奔江西省驻京办事处。

但是，我刚一下车就被我原单位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森林实验中心（简称亚林中心）两名副场长、一名护林员以及多名江西省新余市驻京办人员暴力推进并关押在新余驻京办的四楼，关押到19日19时30分许时，我又被一名警察和三名截访人员乘车押送到北京西火车站，登上了Z133次直达特快列车。次日（20日）清晨抵达南昌后，一出站就被塞进了另一辆警车。20日10时许，警车停在了亚林中心森林公安分局。一下车，我就被几名警察推进并控制在该分局会议室。

20日16时许，分局长赖发兴叫我捡好东西上车，我以为是送我回家，没想到却被6名警察乘坐一辆面包警车押送到了宜春市精神病院。在门诊部门口，一名白大褂医生与赖发兴局长耳语了几句后，然后我就在未问明病情也未做任何检查的情形下，直接推搡进了住院部第四病区强行关押“收治”。

志愿者：他们怎样强制关押的？

张云华：就是我说我没有精神病，不愿意进去，警察和医院护工就强行推搡我进去，把我推到住院部的大铁门里锁住，不让我离开这铁门。我被关进去以后，森林公安分局长赖发兴，还搜走了我身上的手机、现金、银行卡、身份证、信访材料等随身物品，不让我与家人和外界通讯联系。我一进病房，就感到这里好可怕，那些真疯子们一拥而上，找我要烟抽、要酒喝、要东西吃，就像花果山群猴一样，各种怪异举动令其毛骨悚然。

志愿者：你被关押了多久？

张云华：关了483天，一年多。

志愿者：入院后，医生是怎样给你治疗的？

张云华：一开始，我向医生声明我没有精神病，但医生完全不予理会，他们拿来了不明药物让我吞服，我害怕药物有毒副作用，就拒绝服用。没想到，医生却叫来了几个男性护工，强行把我按倒在病床上，然后用绳子把我四肢捆绑在床上，再用筷子撬开我的嘴巴，把药物塞进我的嘴里，再用水灌进去，最后他们还拿来手电筒照我的嘴里，检查我有没有把药埋藏在舌根处，在确认完全吞下去以后他们才离开。他们硬是把我捆绑在床上两天两夜，把我的全身肌肉都捆麻木了。

志愿者：你被捆绑起来，那吃饭、喝水、上卫生间怎么办？

张云华：吃饭的时候，他们给我解开一只手，让我用一只手凑合着吃；喝水的时候他们会让其他精神病人给我喂水，这些真正的精神病人大都神志不清，常把水杯里的水泼洒在我的脸上、身上、床铺上，让我睡在上面很难受，医院居然让精神病院护理其他病人，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精神病人本身就是病人，况且他们还有精神问题，万一他们病发袭击被护理的人怎样办？这非常危险，我也非常担惊受怕。还有，这里面喝水的杯子都是医院让病人们混用的，非常不卫生，有的病人有感冒啊、口疮等等疾病也都是共用一个杯子喝水，真不知道卫生监督管理局是怎样监管这家医院的，万一哪个病人得了传染病，然后共用一个杯子喝水就有可能相互传染。我原本不想喝混用水杯里的水，但是我被捆绑在床上两天两夜，期间我让医生给我拿一个一次性的水杯喝水，但医生不理睬，在口渴难耐的情况下，我也不得不喝下这混用水杯里的水。

我小便的时候，医生不肯给我松绑，而是让其他病人拿来尿壶给我接尿。那些接尿的精神病人们神志不清，手脚不便，他们一次次的把尿液撒漏在我的裤子和床上，把我身上搞的异味很大，并且打湿的裤子和床单我睡着特别难受，我叫医生护士给我更换他们也不换。大便的时候，医生就派来几个人给我松绑一会儿，但他们会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我，等我解完了立刻就把我拉上床，再次捆绑起来。

志愿者：对你的所谓治疗，就是强迫你吃药吗？还有没有其他方式？

张云华：有啊，他们还多次电击我。电击是相当难受的，就是把我捆绑在床上，然后拿来所谓的电疗仪，对着我的太阳穴，胸口等部位电击。仪器通电后，我的脑袋就嗡嗡做响，身体止不住的抽搐，头晕目眩想呕吐。看得出来，他们这是假借所谓的电疗，对不听话的人实施迫害恐吓，那个所谓的电疗仪，它的电压是可以由医护人员掌控的，而医护人员会对不听话的上访举报人加大电击力度，让他们感到害怕而停止上访。在这一百多天里，我从来没用看到那个病人是用电疗治好病的，这个电疗仪纯粹是用来打击震慑不听话的人的，你如果不听话、不服从他们，他们就会用高强电流，把打的你投降为止，而且还不留下什么伤痕证据，让你将来想控告他们都没有证据；还有，在这一百多天的时间里我都被关在病房里，从不准我出门散步、晒太阳，也不许我的亲友来看望我，对我实施精神折磨。

志愿者：他们关押你，通知你的家属没有？

张云华：没有，我辖区的公安分局局长赖发兴搜走了我的手机、现金、银行卡、身份证、信访材料等随身物品，还交代医院不许我与外界通讯。我是在被关几周后，同病室的病人亲属来探望时，我央求其帮我打电话告知家人的。我二哥得到消息后，很快找到医院要求放人，但是医院却声称“没有警方的同意不能放人”，随后我二哥又找到辖区警方表示我从来没有精神病，并要求放人，但警方又推脱到医院身上，就这样相互踢皮球不肯放我。

志愿者：你为什么被关押了483天这么久呢？

张云华：我听医院的人说，原本只想关押3个月就放人的，但是他们在询问我出去后还会不会上访，我就说还想到北京去上访，结果医生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警方和社区。不久，维稳部门就通知医院，延长关押我到次年国庆大庆以后再放人，目的是防止我再到北京上访，影响政府举办国庆节大庆活动。

志愿者：你被强制治疗长达483天，医药费谁出的？

张云华：我又不是自愿来治疗的，我不会出一份钱，我也没有钱给付这么长时间的医疗费。费用是押送我来的维稳部门出资的。

志愿者：你被抓进精神病医院后，医院有没有给你体检、做精神病鉴定？有没有筛查你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被收治条件？

张云华：没有，医院根本就没有给我做体检，更没有做精神病鉴定，我被抓进去后医院直接给我强行打针、灌药。我告诉医生我没有精神病，不能被强行收治，但医生根本不听我辩解，他只说是政府让收治的，也是维稳部门缴纳住院费的，所以他们只听维稳部门的安排。

志愿者：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此外，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据您所讲，你曾强烈要求医院放人，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放人呢？

张云华：医院说我的送医、监护人是政府部门，没有政府领导的同意医院是不会放人的。显然，地方政府和医院的做法是违法的，他们这是在找借口非法拘禁、迫害上访人员，他们是想以关精神病院的方式恐吓上访人，阻止他们上访举报地方政府的不法行为。

志愿者：在你被关精神病院之前，你的日常生活都正常吗？有没有自残或殴打他人的暴力伤害情况？

张云华：我的家人和邻居多人给我出具了书面证明，证明我的日常生活一切正常，我家也没有精神病家族史，更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和自残的情况，这可以到警方的出警记录中查询到，他们把我绑架进精神病院“整治”，就是想迫害我，阻止我上访维权。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院的？

张云华：我被关在精神病院一年多，我二哥等人多次尝试营救我都不成，直到09年10月国庆大庆活动结束以后，警方和社区工作人员才来到医院让我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到北京上访才会放我，我迫切希望出院就被迫写了保证书。之后，政府人员就给医院结账，最后开车把我送回家的。

志愿者：你回家以后生活恢复正常了吗，可以自由出行吗？

张云华：回家以后，我被警方警告，出行要事先报告，获批后才能前往。

志愿者：你出院后想过依法起诉他们吗？

张云华：想过，我被非法关押精神病院一年多，身心备受摧残，日常工作无法完成，给我造成了重大损失，我本想找律师控告警方和医院，但无奈拿不到住院证明、证据。我曾经找医院索要住院证明、病例记录、出院证明等手续，但医院说是政府送医并付的住院费，所以住院证明只能交给政府部门，不会交给我的。最终，由于难以取证，加之中国的公检法是一家，我和朋友认为控告警方和医院的胜算不高，最后就不了了之。

志愿者：好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愿你早日维权成功！

张云华：谢谢大家关心！

采访地点：江西新余市仙女湖
采访时间：2020年11月14日
张云华联系电话：13036280341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27日消息】2020年11月26日上午10点，北京维权人士全世欣被控“寻衅滋事”一案，在北京海淀法院山后法庭开庭审理。该案此前，已三次变更开庭日期。

法庭只允许尚宝军律师一人进入。其他人被以“疫情出现反复”为由拒绝进入旁听。

开庭不久，公诉人以需要调取新的证据为由要求延期审理，法庭同意。

全世欣的起诉书称，全世欣自2019年注册并使用推特，散布大量不实虚假信息，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全世欣，女，1976年1月1日出生，北京市人，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东平庄56号居民，维权访民，贪腐举报人，网络推友，人权捍卫者，中国在押维权人士。

全世欣早年曾因个人宅基地及住房被政府强拆而被迫维权多年，至今仍未获批宅基地或获赔住房，成为无家可归的北京土著农民；在维权过程中，因全世欣发现地方干部有严重贪腐现象，并公开向多个职能部门举报，随后遭地方当权者严厉打压和非法拘押；

2018年9月21日，因使用互联网翻墙软件在推特上发表对中共当局及执政者批评言论，被网警监控发现，而被北京海淀区警方因言获罪，立刻以“寻衅滋事”罪由行政拘留10天；

2019年6月3日，又因身穿写有“蔡奇见家属”字样的白色短袖T恤，高喊要求与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见面递交相关材料，寻求解决问题，而被海淀区警方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由行政拘留5天；

2019年7月25日，再次被海淀区警方莫名带走，后被以“寻衅滋事”罪由刑拘，好友疑称，这与其曾在推特上多次发表言论，尤其是发支持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等言论有关；

2019年8月31日，其被北京市海淀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

2020年5月26日，其被起诉，起诉书称其，“自2019年注册并使用推特，散布大量虚假资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由此触犯刑法，需要提交法院审判。

2020年11月26日该案在北京市海淀区山后法院开庭审理。

其目前被羁押于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民声观察2020年11月26日消息】四川泸州市古蔺县德耀镇燕岩村村民胡良琼（身份证：510525197110217902）和胡良辉（身份证：510525198207187898）是姐弟关系。在国家开展退耕还林期间，将5.4亩土地的承包期限改为30年，并获得国家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

2015年村委会无视土地承包法和承包权限，强行将这块土地划转给村书记的堂嫂张某某造林。年底的时候提前14年强行变更了土地承包权属关系。令胡氏姐弟更加难以接受的是，村委会不仅漠视法律随意更改土地承包权属，而且还对胡氏姐弟长时间的劳作投入和生资成本，也没有给予合理合情的补偿，并且将2015年国家给予退耕还林的补助费9000余元，也被官员们私自截流侵吞。

土地是姐弟全家七口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村委会和村干部的专横跋扈徇私舞弊，导致全家经济窘迫。截止到今，即没有享受过精准扶贫的政策，也没有被低保福利的优惠，遭受到的全是村委会和基层官员的特别歧视与恶意欺凌。

为此，胡良琼和胡良辉姐弟俩走向投诉控告举报的上访之路。为了喊冤，多次向省、市政府投诉无果后上京上访。赴京的路途屡遭基层组织派政府人员拦截跟踪、恐吓遣返，始终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到国家信访窗口客观地反映基层组织的真实问题。

为了不让姐弟上访喊冤，村领导诱骗谎称说“（你们）属于扶贫对象，改造危房后可以补贴6000元。”但在危房改造后，村委会又出尔反尔，不予兑现自己承诺。只好再次上访，上访控告的多年中，遭遇的除了欺骗之外剩下的就是殴打受伤和关押拘留。更加恶劣和蹊跷的是，在姐弟上访的时候，简陋的房子遭遇大火被火烧毁。有人多次报警，没有人前来处理。房屋烧毁殆尽，事后村镇领导不闻不问，找了他们很多次都是不了了之。

如今胡氏姐弟依然一如既往的走在喊冤控诉的抗争道路上。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倾听，更没有人为他们遮风避雨嘘寒问暖，真正的处于饥寒交迫的呐喊之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又打着维稳的名义，再次拘留胡良琼，肆意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镇村政府与干部依然还是恶意欺凌刁难，恣意恐吓威胁遣返，凸显极端的乱作为行为。胡氏姐弟希望通过网络喊冤，能够得到上级领导的明察秋毫，维护弱势百姓的合法权益，彰显法律政策的公正与公平。

此文章为民生观察网站转发来自于保护卫士的文章：
原文链接：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node/317

中国警方有一种新型消失人权捍卫者的方式，即完全违法剥夺他们的名字。

我们今日发布的最新报告《嫌疑人的消失》，是《强制隔绝》系列报告三部曲的第一部，研究警方如何强迫为受害者（大多数是人权维护者）在看守所以假名登记，以阻止他们会见律师。根据中国法律，被羁押人员有权在登记进入看守所48小时内会见指定的律师，然而，用假名登记意味着：

·律师根本无法找到被羁押人员
·有权给其存钱存物的家、朋友根本无法找到被羁押人员

在我们的研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案件受害者从未予以会见自己指定的律师。

被以假名失踪于看守所，受害者更有可能遭受酷刑、虐待和逼供。使用假名也有助于警方隐藏敏感人权案件的拘留细节，而不被其他监友向外泄露，也可能有助于让警方掩盖重伤或杀害受害人的案件。

我们的研究表明，许多被迫在看守所使用假名登记的人，此前曾在中国的秘密监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体系中度过数月，在那里，除了看守和审讯人员，他们被单独关押，完全与世隔绝。当受害者被转移到看守所，再次以假名为他们登记，他们失踪的时间就会更长，因此也延长了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折磨。

中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曾被多个联合国机构谴责为等同于酷刑和非自愿失踪。

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黑暗时光结束后，受害者仍然无法与亲人取得联系，一些家人甚至只能担心最坏的情况，即他们的家人已经死亡。

当人权活动人士翟岩民被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转移到天津的看守所时，警方以翟天成这个假名为他登记。当他的妻子试图要求会见时，看守所回答说，他们的登记簿上没有叫翟岩民的人。当时已经97岁高龄的父亲急于寻找儿子，他恳求翟岩民的妻子每天推着轮椅带他出去，甚至晚上也要上街找他。

通常受害者被迫与假名相伴长达半年，但也可能是几年。人权律师王全璋在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秘密监禁后，他以假名在两个不同的拘留场所（即使被判刑后）生活了长达三年零四个月时光。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25日消息】日前，广州维权人士张五洲被控“寻衅滋事”及“妨碍公务”两项罪名一案在清远市清城区法院开庭审理，案件未有宣判。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和便衣进行戒备，现场有十多名维权公民围观被制止和驱赶，其中张五洲好友梁颂基和梁一鸣被带走。

此次是张五洲两年内第二次被审判，上一次是在2018年10月，当时因在华林派出所目睹广州律师孙世华被警员殴打并为事件发声明作证而同样被控上述二罪，最后判刑一年零六个月，于2020年4月刑满出狱，“六四”期间因举牌纪念“六四”三十一周年及反对香港“国安法”而再次被捕。

案件于周二（24日）下午三点在清城区法院开庭审理，辩护律师及多名维权公民提前到达法院周边，现场布满制服警察、便衣人员以及多名骑警，在路口截查及驱赶路人，不准车辆及行人靠近法院大门。前往旁听的张五洲好友梁颂基和梁一鸣在法院附近被控制并带走，傍晚时梁颂基被释放回家，而梁一鸣25日中午才被释放。

庭审方面，当事人张五洲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行为与言论不构成任何犯罪，所谓的证据更是荒唐可笑。辩护律师对所列证据逐一质证后，详细作了无罪的辩护意见，并在最后提出案件属于言论自由的问题，当即遭到审判长的制止，辩称此说法与案件无关，并强行打断辩护律师继续申辩发言，案件未有当庭作出宣判。

相关报道：曾举牌支持香港的张五洲遭酷刑
https://msguancha.com/a/lanmu4/2020/0724/19971.html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25日消息】尹哲等11人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2邢初4号刑事判决书，认为一审法官认定该案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系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徇私枉法判决，并已向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现该案正在二审中。

经阅卷和调查，律师了解到以下情况，2019年2月23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搜查了尹哲、屠帆夫妇的住宅，扣押了尹哲、屠帆夫妇以下大量财物、物品，但没有依法处理，这些财物至今下落不明，其中包括：

一只手镯（价值30万元人民币，2017年底购买）；一块江诗丹顿表（VACHERON constantir GENEVE白盘黑皮带，价值20万）；一块伯爵手表（PZAGET白盘皮质表带，26万）；施华洛饰品一盒；工商银行存单一张（凭证号003221049，9600元）苏果购物卡合计17000元（500面额14张，1000面额10张，另有2张面额不详）；大润发购物卡6张（面额记载不详）、智汇卡9张（面额不详）、维利唐V2P卡1张、德基卡1张、维利康卡1张、智汇吉利卡4张；戴尔笔记本电脑1台；苹果手机3部、美图手机1部、华为手机1部、未注明品牌手机1部；ipad平板电脑1台；建设银行银行卡2张、农商银行卡1张、中国银行卡2张、浦发银行卡2张（上述银行卡是否有存款及数额不详）。

另，尹哲、屠帆家中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搜查后，酒柜中2012年产的30瓶茅台酒丢失（估价约10-14万元），该30瓶茅台酒未计入扣押清单。此外，据其他被告人家属反映，其被扣财产亦有类似情形。

以上扣押清单均未依法给物品持有人或所有人。根据在案卷宗，公安机关随案移送的“涉案财产清单”，上述财物均不涉案，也未移送。

南京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宣判，判决书未对上述扣押财产做出处理，上述财产自被扣押至一审判决已达8个月。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邮件、电报或者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

一审程序中，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区分局向检察院移送了《涉案财产清单》，清单中不包含上述财物；检察院提起诉讼的涉案财产清单也不包含上述财物；法院也按照涉案财产清单做出了判决，同样未涉及上述所列财物。

这些财物下落不明，不翼而飞。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没有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第十五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对涉案财物处置工作进行相互监督。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法律监督。上级政法机关发现下级政法机关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确有错误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要求限期纠正。第十六条、健全责任追究机制。违法违规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涉案财物的，应当依法依纪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5年3月30日，最高检要求，“发现办案部门、保管部门截留、坐支、私分或者擅自处理涉案财物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滥用职权等依法追究责任”。办案人员、保管人员调换、侵吞、窃取、挪用涉案财物的，按贪污等依法追究责任。

上述情况，家属已于2020年11月21日书面反映给江苏省和南京市政法委以及纪委公检法等有关部门，24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热线短信回复，此事不归其管，已将该材料转南京市公安局。

家属认为，南京市检察院没有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随意推诿。

其他收件单位目前均未回应。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25日消息】2020年11月24日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已于近日拒绝了孙大午之妻刘会茹递交的变更刑事措施申请。这意味着，刘会茹将无法被取保候审。另据公开消息透露，孙大午的大儿媳张媛和二儿媳马晓晨以及大午集团财务主管卢志英，均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拘留。

孙大午在2003年被指向3000多户农民借款达1.8亿元，因非法集资的罪名被收押。最终，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同时也被判处罚金30万元。此案当时引起法律界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

知情人士表示，本次案件和2003年的案子无关。

变更强制措施申请被拒

据大白财经观察报道，2020年11月11日，河北省高碑店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发布警情通报：经侦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午集团）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11月1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据了解，当日子夜时分，河北保定市采取异地用警，对大午集团相关人员采取集体刑事强制措施。当时抓了28人，几乎都是集团高层和孙大午的至亲，最后有5个人放出来了。

有接近大午集团的社会人士表示，当晚被警方控制的除孙大午之外，还有他的妻子刘会茹、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其中大儿子孙萌是集团董事长；二儿子孙福硕是集团副总经理、酒业公司总经理。

孙大午某亲属提供了一份11月21日由高碑店市公安局签发的“高碑店市公安局不予变更强制措施通知书”显示：刘会茹出生于1953年10月13日。于2020年11月20日申请对已被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刘会茹变更强制措施。“经审查，我局认为刘会茹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决定不予变更强制措施。”

据了解，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范辰律师是刘会茹的代理律师，上周五即11月20日向警方递交了变更刑事措施申请，主要考虑到刘会茹今年已经67岁了，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可谓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同时刘会茹不参与大午集团的决策和经营，不可能涉及违法犯罪，更不涉及暴力性犯罪，也不属于其他不能取保候审的情况。11月23日家属收到了不能变更强制措施的通知书。

有接近大午集团高层的工作人员表示，孙大午儿媳张媛是大午集团下属大午小学的校长，因为提供了银行卡，用于走账，也被牵扯到非吸案中。孙大午二儿媳马晓晨是酒业公司副经理，连同大午集团财务主管卢志英，三个人的拘留通知书都显示，涉嫌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7年前已经涉案“非吸”

据媒体报道，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因发生于2003年的“孙大午案”而为人所熟知。2003年5月29日，孙大午被指向3000多户农民借款达1.8亿元，以非法集资的罪名被收押，他的两位弟弟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与总经理孙德华以及财务处长也都被扣留。关于孙大午是否有罪，在法律学界引起广泛议论，同时，包括柳传志、巴曙松在内的众多商界及学界人士也针对此案发声。

最终，孙大午被徐水区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同时也被判处罚金三十万元。

据大午集团官网显示，大午集团创立于1984年，员工9000余人，大午集团是河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注册资本8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萌。

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是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镇郎五庄村人，现担任大午集团监事长，为公司大股东和最终受益人，持股比例为43.75%，公司对外投资企业达30余家，业务范围涵盖畜牧、种业、饲料、食品、酒店、金融、康养等多个领域。

大午集团被公认是孙大午和妻子两人在一片荒滩地上靠养猪养鸡亲手打造起来的。

当年孙大午涉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前，为解决鸡饲料而向乡里乡亲借玉米就埋下了“祸根”。

据媒体公开报道：周围村庄的农民把粮食存放到孙大午那里，企业给打借条。半年后新粮食收获了，这些存粮如果仍然不需要取回去，就按国家的收购价变现，就高不就低。

即农民存放1000斤粮食，最高按0.80元一斤折算，半年后就可以变现为800元钱，不提走就开始计利息。就是这样的方式，孙大午在没钱办企业的情况下，跟农民以实物交易解决了养殖的原料问题，资金也盘活了，也就有了“粮食银行”的称号。

孙大午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判刑后释放出来。有村民表示:以后我们还借给他粮食，但再也不让他打条子了!

公开资料显示，孙大午的结发妻子刘会茹目前担任大午集团副监事长职务。

大午集团官方信源“大午采风”曾公开报道，在大午种禽公司“35年再出发——2019大午种禽公司总结表彰大会”上，种禽公司员工为第一代种禽人监事长孙大午、副监事长刘会茹，颁发了“创业勋章”。集团副监事长刘会茹发表了获奖感言：

我不适合演讲，我适合干活儿。要说有什么感受，我真的谢谢大家。年轻真好，我要是再退回几十年去，我还跟大家一块儿干。现在不行了，已经老了，退休了。

当时在创业的时候，养1000只鸡，50头猪，真是艰苦。养鸡，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我就在鸡舍里跟鸡一块儿睡，确实刚才宣传片里一放老照片，我都掉眼泪了。现在，年轻人们干的事业真是越来越大，我很欣慰。

刘会茹在即兴演讲中回忆道：那会儿是散养鸡，冬天冷，鸡蛋粘上粪，卖不了，我就给人家洗了，还会告诉人家先把洗过的鸡蛋卖了，“这种鸡蛋不好存，你要是放时间长了，就容易坏”。后来他们也相信我。我没有钱，他们就把钱都存到我这儿来，就这么发展起来了，所以，我对养鸡很有感情。我喜欢养鸡，现在我还养着几十只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