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先进也许只需要精英来代表，但一个国家的文明却体现在弱势群体所受到的对待。高楼大厦华堂美舍映衬不了棚户危房，弱势者的哭泣也不应被赞歌掩藏。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残疾是一个总称，包括损伤、活动受限以及参与的限制”，“残疾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它是一种复杂现象，反映了人体特征与他或她所生活的社会特征之间的互动关系。要克服残疾人遇到的困难，就需要进行干预，消除环境和社会方面的障碍”。
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12月13日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不认为残疾是一个医学、慈善或受抚养的问题，而向世界人民挑战要把残疾问题作为人权问题来对待。因此将残障人士的权利仅仅停留在健康或者经济救济是对残障问题的简单和低俗化。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9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9年底，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入库持证残疾人3681.7万人。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2630.7万；636.2万60岁以下参保重度残疾人中，618.2万得到政府的参保扶助，享受代缴比例达到97.2%。299.1万非重度残疾人享受了个人缴费资助政策。1070.8万人领取养老金。全国有50.9万人次农村残疾人接受了实用技术培训，6190名贫困残疾人获得康复扶贫贴息贷款扶持，4662个残疾人扶贫基地安置6.2万名残疾人就业，辐射带动10.0万户残疾人家庭增收…..。从这个公报上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残疾人事业有了很大进步，许多残障人士得到救助与帮扶。但是联合国大会和《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出的将残疾当作向世界人民挑战作为人权问题来对待，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不像官方报告那么简单和光鲜。
民生观察正是基于《残疾人权利公约》将残障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人权挑战，而对中国国内残障人士的现状进行采访研究和报道，以增进大家对残障人士现状的了解，促使政府和民间在改善残障人士生存和权利做出更加务实的努力。对残障人士权益的报道可以促使我们深思，或者这些报道只是一些个例，但却让我们忧虑，我们文明的底线在哪里，弱势者除了感激，他们勉强的笑容是否隐含着泪水，他们的身体已经受到伤害，心灵是否还在深深地被刺痛？
本文就结合民生观察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农村残障农民权益保障状况的备忘录》、《关于部分农村残障人士特殊待遇的走访情况》等文，并结合其它报道以及笔者掌握的情况做一个简略的评述。
首先让人感到不适的是，志愿者来到巴中市南江县贵民乡所受到的待遇。笔者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一个四川一企业为了拓展知名度，就跟政府联系要到养老院慰问孤寡老人，团市委、妇联领导一起，带着记者和摄像机随。养老院里面干净整洁，老人们穿着得体，笑容可掬，幸福得像是要流溢出来。整个画面让人感动。可是不久，一个朋友的亲人在里面受了欺负，再次前往，却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环境脏乱差，房间里老人的被褥许久都没有洗过，也没有任何人提供这些服务，老人们私下都说院长贪污了他们的伙食费，经常对他们报复，管理员基本不在，即使在也是粗声粗气。
这次志愿者也遭遇相同的对待，只要你是上级打了招呼的，他们就配合你演戏，给你看和谐的美图，如果你是私自前往，那么，你就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你不要说想得到真实的情况，更可能受到盘查，甚至被当成敌人。这些村干部都是人精，他们深深知道，一切的报道和数据都是他们提供的，是假的不作数的，真实的情况暴露出去，他们就将无地自容。不但所谓对残障人士的优待是易碎的肥皂泡，而且这里面还有他们对这少得可怜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掠夺。
南江县的残疾人每个月领到手的钱总要少50元，还习惯性的给村干部买一包“中华烟”（零售价大概45元）。这就是这些基层干部对凡是前来关心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员保持戒心的原因。
虽说官方报告里提到中国建立了许多残疾人托养和服务机构，但是在民生观察的走访中，许多的残障人士，上至90多岁，下至几岁的都未能享受这些待遇。按说一个人身有残疾，政府就具有扶助的责任。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其它手续和波折。按劳取酬是劳动力市场的规律，依规对弱势群体帮扶也只是照章办事的程序而已。可是在现实中对残障人士的确认和帮扶数额都是由工作人员来操作的，这就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
一个名叫海爷的孙子的8岁智障小孩，父母长年在沿海打工不回家，这也跟他们无法接受智障孩子有关，他跟着高龄的祖父母生活。为了孩子好过点，也为了孩子不损坏庄稼，祖父将孙子用铁链拴住，由于住在乡道边，官员就会担心上级检查路过会看到，而影响他们的政绩。相识的村干部告诉海爷，有些事情管民政的副乡长说了算，但是得花应有的代价，于是在送了一头山羊后，这个智障小孩得到的补助是最高的，达到每月450元。这个补助也是挤掉其他人的名额得来的。
没有人知道这个名额到底是多少，虽然可能在上面会有一个计划，但是在下面没有人知道，所以不是因为你残障了你就必然有资格得到帮扶，得到批准才是最关键的。而这个批准有时则完全是随意的，或者就是寻租的机会。虽然不至于将残疾补助发给完全不具资格的人，但是发给这个而不是那个，发多发少却是残障人士难以控制的。比如，一直广西打工的小平20岁时左手在劳动中被切断，现年43岁了，一直没有受到民政与人道救助。在他得知今年精准扶贫快完，当即回到家乡巴中。当他到扶贫办要求房屋改造，却发现他的生活用房被贴上生产用房的标识，这样必须改造的房屋就不用改造了。
更加让人忧虑的是许多残障人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扶助，甚至连相关残疾证明都得不到。上海曹秀珍右眼失明，骨折，患有多种疾病，街道和居委会都说给办残疾证，可职能部门却一直不给办。导致其到北京上访。
残障者得到医疗救助的机会渺茫，除门诊不在医保范围得不到报销，重病虽然可以通过新农合报销大部分住院费，但是每次住院都涉及大量的检查，实际剩余需要自己负担的部分也是不菲，所以对这些拮据的残障人士来说，不到疼痛难忍或涉及生命安危时也不会到医院去。
虽然如残疾人联合会上述报告所言，中国对无障碍出行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包括障碍环境建设和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法规、政府令和规范性文件，但是无障碍出行对许多有这方面需要的残障人士和老人、孕妇和小孩来说仍不敷用。今年8月1日，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实施八周年的日子，以广东的残疾斗士朱明建为代表的残疾人向广州、深圳、佛山、河源、惠州、东莞等21城市交通警察支队各邮寄了一份《关于交警部门依法落实监督占用无障碍通道车辆的建议信》，证明无障碍出行还任重道远。另据红星新闻报道，今年11月2日，在天津工作的何先生去北京参加北京联合大学针灸推拿转业的自学考试，订了酒店，酒店却以“酒店没有电梯，且盲人入住必须有直系亲属陪护”为由拒绝他入住。
在相关报道里，我们也看到，残障人士特别是农村残障人士除了在生活的不便、经济的困窘外，他们的发展利益根本得不到任何的保障，这些发展利益包括接受教育和就业。除了聋哑孩子有些地方可能有聋哑学校外，其他孩子无法进学校读书，更遑论深造。一则消息称，10月31日，盲人女孩吴潇最终放弃报考陕西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因为她要求提供一份盲文试卷而遭到校方拒绝，尤为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在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微博发起的一场投票中，有102人认为“学校出于慎重考虑，拒绝情有可原”，有73人认为“不合理，剥夺他人受教育的权利”，对残障人士权利忽视者远超重视者。
残障人士得到补贴的门槛也是非常高的，要求得评为一、二级残疾才会得到很少的补贴。一、二级残疾按规定就是生活不能自理。而三、四级这些永久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障就没有机会得到长期救助。佳木斯某老人，因糖尿病引发白内障导致双目失明，最后被评为三级残疾。广安某敬老院某老人从小视障，双眼只能看很近的东西，连六级残疾都没有评上。巴中医院专家都认为是永久失去劳动能力，可是评审机构就是不给他评定。
残障人士的权益保护最终要达到残障人士与其他公民平等地、有尊严地生活，可是我们看到残障人士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相当狭窄，他们的选举权基本被他人代理，他们领取救助也基本被基层官员以他们身体不便而操纵于他人之手对残障人士的关爱，不仅是年节时发一点慰问品，以显得政府的关怀和制度的优越，更重要的是将社会救济制度制订得更加人性，落实得更加实在。同时舆论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其中，才能杜绝演出式的和蜻蜓点水式的救济，甚至成为一些官员捞取政绩和搜刮钱财的机会。毕竟残障只能是身体的问题，而解决残障才是社会的问题。残障人士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道路还漫长，就目前而言，还不足书写宏图，只足以使我们警醒和努力。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