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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0年7月15日消息】包头王永明案已经开庭审理十多天，庭审过程中违法之处多如牛毛。因辩护律师当庭举报公诉人李书耀向被告人家属索贿，辩护律师要求该公诉人回避，被检察长徐亚光驳回回避申请，14名辩护律师认为法庭毫无公正可言，无奈只得含泪与家属和被告人解除委托。7月14日，律师们应约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提交了李书耀涉嫌受贿的证据。当天晚上，律师们入住呼和浩特市的酒店，遭到公权力的打击报复，包头警察非法闯进宾馆，认定律师费是赃款，告知律师欲查扣。

据刑辩社发出消息称，2020年7月11日下午，庭审中，辩护律师当庭举报该案公诉人李书耀向被告人家属索贿30万元，律师要求当庭播放索贿录音，被合议庭违法紧急制止。

7月12日，庭审时，辩护人惊讶发现，被实名举报、申请回避的检察官李书耀仍然以公诉人身份参加庭审。检察长徐亚光对此未加制止，称合议庭已作出决定，李书耀不需要回避，涉嫌受贿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30条回避情形中的请客送礼，并且纪委调查没有结果前，辩护人也不得申请回避，再就此问题提出回避申请，就是扰乱法庭秩序。严重缺乏常识和违反法律规定。

7月13日，庭审中，辩护律师申请对涉嫌受贿30万的检察官李书耀和检察长徐亚光提出回避申请，检察长徐亚光无视法律规定，不依法处理回避申请，竟然对其本人的回避申请发表意见，不承认其本人的种种不当履职行为，不认可李书耀须回避，转而建议合议庭当庭驳回回避申请。

7月14日上午，一开庭，法庭宣布驳回对涉嫌受贿的公诉人李书耀的回避申请，辩护律师要求发言，法庭不许，继而违法强推庭审。14名辩护律师看到法庭如此毫无公正可言的做派，认为已经无法依法辩护下去，只得跟家属和被告人解除委托，含泪离开法庭。

7月14日下午，审判长宣布休庭，开庭时间另行通知，休庭后让被告人家属签署2天内重新委托律师的承诺书，家属皆未签字。随后，14名辩护律师应约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提交了李书耀涉嫌受贿的证据。

7月14日晚20时许，一群自称是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分局的警察，通过非法查询到的信息，到了已经解除委托的律师在呼和浩特市所入住的酒店，未经许可强行进入房间，告知包头王永明案的律师费是赃款，应予查扣，要求将律师费转至公安局的指定账户，同时，警察要求律师签收落款时间为2020年7月14日的通知。律师们一致认为，该通知是违法的，且律师费不是赃款，律师们拒绝签收。

包头警察的这种认定缺乏常识，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他们这样胡来是什么目的？是对解除委托的律师的打击报复吗？是事先恐吓被告人家属将重新委托的律师吗？不论什么目的，这种行为严重违法，假如认定成真，将严重威胁刑事辩护制度。

部分律师就此紧急发表声明。后续，律师们将向各单位和部门进行依法维权。

附：包头案部分律师反对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公安分局认定律师费是赃款的声明

2020年7月13日，包头案的部分律师接到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的电话，请律师到呼和浩特当面提交包头稀土高新区检察院李书耀检察官涉嫌受贿的证据。7月14日，律师应约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提交了李书耀涉嫌受贿的证据。

当天，部分律师入住在了呼相浩特市的酒店，晚上8时许，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公安分局一群不明身份的警察，通过非法查询律师在呼和浩特所入住的酒店的信息，未经许可到酒店房间，告知包头王永明案的律师费是赃款，要求律师退还律师费到公安的指定账户，警察要律师签收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公安分局作出的、款时间是2020年7月14日的《通知函》。律师们一致认为，该落款时间是2020年7月14日的《通知函》是违法的，且律师费不是赃款，律师们拒绝签收。在此，律师郑重发表如下声明：

第一，法律服务合同是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订立的合同，不是律师个人与委托人订立的，律师费是律师事务所收取的，不是律师个人收取的。

第二，在判决没有确定之前，不可能认为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财产是赃款，更不可能认定律师费是赃款。

第三，律师提供了法律服务，收取的律师费是合法有效的，是律师的服务所获得的对价。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公安分局认定律师费属于赃款的行为，明显违法，属于侵犯合法财产权的行为，就类似于，王永明在医院住院治疗了，花费了上百万的治疗费，公安能认定医院收取的医疗费是赃款吗?此外，王永明等人曾在包头市两级法院打过几十次官司，难道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也是赃款？显然，认定律师费是赃款，这是十分荒唐的。

第四，律师费不能按照赃款进行查扣，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律师在介入王永明时，案件已经侦查终结，涉案财物也已经被查扣完毕。即使是赃款，律师事务所在收取律师费时也不可能知晓，律师事务所是善意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被告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1.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2、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3、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4、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因此，律师费不属于被查扣和追缴的财物范围。

第五，王永明案侦查程序已经终结，案件已经进入审判阶段，已经开庭审理十多天，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公安分局现在调查所谓的赃款，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

第六，王永明案是冤案，涉黑不成立，其他指控也基本不成立，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公安分局已经查扣了王永明等人几千万的现金和财物，涉嫌违法。律师敦促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公安分局立即停止一切违法行为，撤销冤案，律师已经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控告。

第七，律师今天入住呼和浩特的酒店，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公安分局的警察查询律师的住宿信息，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律师对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分局警察权的肆意违法表示强烈抗议。

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公安分局将律师费认定为赃款的行为，严重违法，是用公权力报复律师的依法辩护行为。如果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公安分局的违法行为得逞，意味着所有涉及财产罚没刑事案件的辩护制度，将彻底灭亡!

江苏天伦律师事务所吴俊律师
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李永恒律师
山东天盟律师事务所王振江律师
2020年7月14日

【民生观察2020年7月14日消息】人权捍卫者姜家文从北京强行遣返回辽宁丹东后以疫情为由被限制在宾馆隔离14天，隔离欺瞒后拖延隔离时间，还非法没收了手机，隔离期间并且非法限制手机通讯电话出入。然后微信被限制三天无法登录，姜家文被释放自由后再次返回北京。

姜家文告诉本网：他是在2020年6月22日在北京开阳桥南458车站刚下车被等候在那里的北京市丰台公安局国保抓捕，被送到右安门派出所地下室办案区询问窒非法关押强行作笔录：办案人员问：姜家文你在网上发表恐怖言论了吗？姜家文回答：你们无中生有，姜家文三月二十日刑满释放后就被丹东当局限制人身自由70天，（两会）结束后五月29日返回北京微信就被你们连封两次。

姜家文说：他在网上话己经说到头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姜家文说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你们无缘无故为什么还要抓我？姜家文右臂桡骨骨折就是在丰台公安局看守所关押期间故意伤害致残至今钢板还在里面。请丰台公安首先给个说法！办案民警不予答复。简单问了问就算走完程序了。

姜家文在派出所非法关押6小时后由辽宁丹东驻京办工作人员交接后押送回丹东隔离，在小宾馆隔离时门被铁丝拧死，无人理会。这是隔离还是以疫情为借口非法稳控一目了然。只有历害国才做到创新式隔离。实际就是以疫情为借口打压维权人士限制人身自由，严重侵犯人权。

2020年七月七日下年13：15隔离结束，丹东市元宝区公安分局七道派出所副所长魏士微带领三名警员到隔离处将姜家文接出直接带到派出所关进办案区讯问室再次非法做笔录大至与北京警方相似，8日午后16点释放，手机被扣说是上级审查没结束。10日上午9：00左右姜家文到派出所取手机时，派出所告诉姜家文说徐州警察向你了解吴继新的情况，要姜家文配合。

2020年7月10日上午10点三十分，江苏邳州县警方三男一女，不怨千里来到丹东七道派出所调查吴继新的情况，江苏邳州警方主要问“难友互助”微信群是不是吴继新建的，群主是不是吴继新，你是谁拉进群的？吴继新在群里发表过言论与其它什么贴子等一些信息情况？

姜家文回答：一无所知不知道。整个调查情况简单，姜家文说：吴继新无任何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丹东警方没有干预。

姜家文最后还询问了江苏警方目前为止你们把吴继新关押在哪里？徐州警方告诉姜家文说：吴继新现在旅店没事。

吴继新到北京是徐州相关领导同意他上北京的，吴继新是2020年6月17号到北京，6月21号下午2点被北京海子角派出所警务室打电话去派出所后失联至今无音讯，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吴继新信访案件是在地方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才继续进京维权讨公道要说法的，吴继新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江苏徐州不应该非法限制吴继新的人生自由与通讯电话权，请徐州当局不要再制造冤假错案，最近中央一再强调政法委对积压案件追责问题的自查，吴继新的信访案件已经是属于多年的积压案件，应该合法合理的依法解决问题。而不是非法关押吴继新了事，请徐州当局立即释放吴继新，不得非法限制他人的自由权，姜家文没有指正吴继新有任何违法行为，如果吴继新被继续关押或者被关进看守所，都是江苏徐州当局再次构陷迫害维权人士，江苏徐州当局这一野蛮行为应该受到强烈谴责。

本网站将继续关注吴继新失联的情况。

【民生观察2020年7月14日消息】2019年12月20日王红艳律师被指诈骗一案，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但时至今日，七个月过去了，该案既没有宣判，也没有因“未在审限内结案“而让被告人先行取保回家。

王红艳是在炜衡杭州所执业的一名70后女律师。其代理律师为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肖霖，李律师及多名了解案情的知名学者均认为，王红艳不构成诈骗罪。

在观察者看来，王红艳是继吕先三、林小青等律师之后又一因法律事务而失去自由的律师，境遇值得关注。

那么，王红艳为何被指控诈骗罪？

事情是从一起民事纠纷开始的。2007年12月，被告人生某以一家公司的名义向其表姐傅某某借款1200万元，但一直未还。2017年夏天，生某与傅某某姐弟俩重新签订还款协议书，确认该公司和生某要向傅某某归还本息2520万元。

这笔2520万元的还款，则由生某实际控制的亘某公司及另一家公司作为担保。

另一方面，刑事案件起诉书称，2017年10月开始，生某开始以亘某公司名义，参与某大型公司下属关联公司的循环贸易。所谓“循环贸易”，也就是通俗说的“刷现金流”，即上下家签订贸易购销合同，但不流转货物，从而增加各方业务量，便于向银行申请贷款或承兑汇票。

起诉书显示，律师王红艳卷入该案。2017年11月至12月期间，生某因无力偿还前述巨额债务，遂与律师王红艳串谋，商定由傅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以查扣打入亘某公司账户的“循环贸易”走款。王红艳还请郑某作为傅某某的代理律师。

事实上，在本案中，王红艳与生某、傅某某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代理关系。

生某与傅某某等人的债务纠纷，是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年1月，该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须返还傅某某本息2600.5万元，并约定违约金300万元，生某、亘某公司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指控的“骗局”此后开始了。

刑事案件起诉书称：2018年5月7日，生某与王红艳串谋后，指使傅某某以生某未履行还款义务为由，申请杭州市下城区法院强制执行，并递交暂不查控被执行人相关账户的申请。5月14日，下城区法院执行立案。

起诉书还称，5月15日，生某明知亘某公司已被强制执行，仍隐瞒真相与前述大型公司下属关联公司签订了金额为4029.075万元的购销合同，进行循环贸易，并将该信息告诉王红艳，王红艳指使郑某要求下城区法院立即查控亘某公司相关账户。过了两天，循环贸易过路款打入该账户，其中2900.5万元被冻结。

之后，被查扣过路款的公司两次向法院提出的执行异议，均被法院驳回。该款始终冻结在亘某公司账户里。

李肖霖律师认为，这是一个不构成犯罪的案件。首先，生某的犯罪动机是不合情理的：他面对的是自己的表姐，表姐对他的债务偿还的要求，就是首先偿还完1200万元的本金，剩余的几年以后再还都可以。但生某被指控的做法，仅仅是将自己的债务换了一个债权人，且债务的压力更大。

一些知名法学学者了解本案案情之后，也认为王红艳并不构成诈骗罪。他们表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红艳存在与生某等人进行诈骗的通谋。

在前述学者看来，王红艳的行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民事诉讼中，介绍郑某作为傅某某的律师，二是部分参与债权债务相关协议的起草，三是在民事执行过程中，通过郑某向法院申请查控生某及亘某公司等的银行账户。

学者认为，这些行为都有合理解释。一方面，介绍郑某作为傅某某的律师，是因为傅某某通过生某要求给其介绍律师，而王红艳曾代理过生某的案件，基于利益冲突，不能再担任生某相对方的律师。另一方面，关于起草相关债权债务合同，王红艳只是提供了合同模板，并未参与借款分成的讨论和制定。

与此同时，王红艳笔录始终称，其认为亘某公司的所谓“循环贸易”是真实贸易，生某的笔录也印证地显示，其告诉王红艳该贸易是真实贸易。

在前述学者看来，也就是说，假设生某行为属于诈骗，王红艳没有与生某等人通谋实施诈骗，也不知道生某要进行诈骗。

李肖霖律师还解释，5月15日（即：签署循环贸易合同当天）郑某之所以向下城区法院递交“要求立即查控被执行人财产的申请书”，是因为法院要求：“现在法院要求一旦立案必须三天内查扣，不得递交延期申请，你必须提交一个撤回延期查扣申请的申请。”

李肖霖律师认为，该事实表明，要求立即查扣的申请，并不是王红艳要求郑某紧急去做的。

作案需窗口期，纯属巧合不可能人为规划。本案一审于2019年12月20日进行。李肖霖律师还当庭提出了“窗口期”的概念，在本案当中，也就是用来比喻窗口打开到关闭，可以供人进入作案的时间长短。

辩护人认为，一方面，法院的查扣行为留给适合作案的时间既不确定又是十分短暂的。冻结银行账号的具体时间，当事人是不可能精确控制。法院通常在执行申请提交得到立案以后，基本上会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集中对立案的执行案件进行查控，开窗时间可能出现在一周之间的任何一天。

进而，到被相关人员知晓账户被冻结而不会再往该账号汇款的时间，在商界朋友圈里可能就有两天左右的时间，这必然导致窗口的关闭。这是本案的第一窗口期。

李肖霖律师说，本案的第二个窗口期，开窗时间是循环贸易公司何时会打款，闭窗时间点是款项停留在亘某公司的账户上的时间有多长会被划走。而循环贸易公司在何时签约、何时打款的时间，同样是外人不可能精确控制的，“从该已经发生过的循环贸易交易时间可以看到，签约后，该公司实际打款的时间可以相差20天”。

相关证据显示，一旦签约决定做循环贸易，亘某公司账号的U盘将交给循环贸易公司，后者会更改密码，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向亘某公司账号打“购货款”，款项一旦到达亘某公司的账号，将会在两个小时内分多笔转走。

“要想扣住这笔钱，必须法院事先查扣，等候被害人入套。但对方公司有20天的打款可能性，第一窗口期几乎等不到第二窗口期就会关闭。想恰好两个窗口期都在同一天出现而成功，几乎是不可能事先实现规划准确的。”李肖霖律师说，这完全是一个巧合。

李肖霖律师通过数学方式计算道，法院冻结账号的时间有7天七种可能性，循环贸易公司的打款有20天20种可能性。根据数学原理，两者同时发生于同一天的可能性就有：7×20=140种可能性。而如果把第二窗口期的开窗期考虑进去，即款项一旦到达亘某公司的账号，将会在两个小时内分多笔转走，1天又有12种情况，那么就是140×12=1680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还必须加上事先知道法院和循环贸易公司开始行动才可以开始计算的可能性。

他分析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诈骗是主观故意犯罪，起诉书指控三被告人之间精确谋划进行诈骗，而在面对概率事件时，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好比买彩票是不能够进行计划然后购买的，但同样会有极微小的中大奖的可能性。从来不会因为有大奖出现，而反推出该中奖人事前进行了精确的规划，按预计的思路和行动拿到大奖。人们会说这是运气。本案的这种巧合类似于买彩票中了头奖，但不能反推是行为人事前进行了精确的计划然后行动的。因为概率问题是随机性的，无法预先精确计划的，中大奖的现象和得奖人智力高低无关。这就是巧合。

此外，生某还当庭陈述，循环贸易公司汇款之前是非常谨慎的，他们会先在你的账户里转进转出几元进行试探。在这种测试面前，任何窗口期几乎都没有用处。

李肖霖律师还透露，庭审当天，听完辩护人的辩护之后，公诉人放弃了第二轮辩论。但截至目前，七个月过去了，王红艳案一直没有宣判。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显然，王红艳案已超过审理期限。

在此之前，同样是经常办理民事案件的女律师林小青，也曾引起全国关注。

据媒体《上游新闻》2019年报道，林小青案起诉书认定，林小青作为青海合创汇中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律顾问，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方式对被害人实施敲诈勒索。庆幸的是，舆论关注之后，2019年7月，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撤回对林小青的起诉指控。

而吕先三案看似没那么幸运。据《新京报》报道，2019年10月，合肥律师吕先三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一案，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一审因诈骗罪判处吕先三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目前吕先三案正在二审审理当中，今天正在召开二审庭前会议，我们期待好消息。

王红艳案走向又会如何？王案的辩护人及家属表示，希望法院能依法尽快作出公正判决。

【民生观察2020年7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长沙富能公益仨”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已由长沙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韩冰囡秘密向长沙市中级法院进行起诉，而办案单位长沙市国安局、长沙市检察院及“官派律师”均未主动知会家属。

据案件当事人之一程渊妻子施明磊女士透露，日前致电长沙市检察院案管处查询案件进展时被告知“长沙富能”案已由案件承办检察官韩冰囡秘密向长沙市中级法院进行起诉，而之前该检察官从未主动与家属接触，反而一直拒接电话并设法躲避家属的查询与交涉。

据了解，自从案件由办案单位长沙市国安局移交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韩冰囡一直避而不见，连带拒不告知“官派律师”的具体信息及联络方式。期间家属多次尝试接触及追问，并向相关部门邮寄多份信息公开申请及控诉材料，但始终未见确实回复。

“长沙富能”案发生已快满一年，家属聘请的律师一直不获会见，并以仨当事人已有“官派律师”为由将律师拒之门外，而当局却至今不予告知家属“官派律师”的具体信息，包括从属律所等信息，对方亦从不向家属通报有关案件的情况。

纵观整个案件的发展，从所谓的立案侦办到目前秘密起诉至法院，中共当局始终采取黑箱作业的方式进行操作，在刻意减少此等政治迫害案件的曝光率。

施明磊表示，将会联同其他家属一起于下周一（7月13日）前往长沙了解案件进展。不过较早前，众家属亦曾一同前往交涉，但无功而返。

中共当局将法律当作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将公检法司执法机构当作维护极权统治的工具，明确提出法院姓党，执法为党，党在法上，由此完全抛开社会公平正义，任意践踏法律条文，不顾司法程序，赤裸裸地侵害公民权利。使整个执法完全沦为黑恶化。新近长沙富能案的整个办理过程，就再度鲜活验证着中国大陆执法就是执行中共党的专政意志，而与法律全然无关。

据民间公益机构“长沙富能”被拘押的负责人程渊妻子施明磊日前跟媒体反映：“今天（7月11日）我再次致电长沙市检察院案管处，惊闻承办人韩冰囡已经于6月24日秘密将长沙公益仨起诉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因为韩冰囡检察官一直拒绝提供官派律师信息，也拒接家属电话，家属们对于案件进展无法及时获知。下周一，家属们会去长沙了解案件进展。”

可见，长沙富能案整个案件至今都完全处于黑箱化，不允许家属及其家属聘请的律师了解任何情况。在完全阻绝外界了解案情下，中共长沙执法当局肆意深文周纳，陷人以罪。

“长沙富能案”中被拘押的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议题。程渊更是资深的公益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及艾滋病歧视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性诉讼。

2019年7月22日三人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刑拘，在被羁押一个多月后于8月26日被长沙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后经长沙国家安全局数次违法延长侦查期限。

拘押程渊当天，程渊的妻子施明磊被办案人员违法采取戴黑头套、手铐、连夜审讯20多个小时，还被警方拿程渊女儿要挟以使其屈服，并且随后对施明磊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扣押其与案件无关的物品，包括证件、手机、电脑、医保卡、银行卡，并在第二天冻结了施明磊的银行账户，导致其接下来的几个月不得不为生计问题疲于奔命。程渊的哥哥因在推特上质疑此案而被警方两度传唤。

三公益人士自刑拘至今未能见到家属聘请的律师，并且家属聘请的律师还遭官方强行解聘，官方强行为当事人指派律师，代理该案件，而官派律师的资料信息一直拒不告知家属，承办该案件的法官对家属一直避而不见，令家属求告无门十分无奈。

程渊妻子施明磊依照法律程序，多方向有关部门申请信息公开，但均遭无声回应。在历经近一年的长沙国安等执法部门完全黑箱化作业后，现在长沙检察部门居然秘密将案件起诉到了长沙中级法院。

从长沙富能案整个过程来看，中共长沙执法当局公然违背事实，抛弃法制，肆意践踏人权，完全采取黑帮化制造案子，具体有如下表现：其一、枉顾富能为社会公益服务的性质，不以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从事公益工作的事实为依据，肆意构陷富能颠覆国家政权，至今不对家属及外界公布任何被拘押者的所谓犯罪事实，完全肆意编造构陷，严重违反执法公开透明原则。其二、整个执法程序完全黑帮化，不遵守任何执法程序法规，不给家属及其聘请的律师以任何案情里民信息；其三、采取封建株连手段，传唤并监视居住程渊妻子施明磊，抄没其与案件人完全无关的各种证件与银行卡，逼家属生计于绝路，还以他们尚未成年的女儿来要挟，还将程渊的哥哥两度传唤；其四、采取强迫手段粗暴拒绝家属聘请律师对案件的介入，强行解聘当事人家属聘请的律师，强行指定官派律师代理本案，并且还对家属与外界拒绝透露官派律师信息，不允许家属了解任何律师情况与案情。公然剥夺当事人律师代理权、律师会见权、司法救济权；其五，近一年来不允许被羁押人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仨人与家人通信联系，不允许家属依法会见，剥夺被拘押者的通讯权、家属会见权等等。

从长沙富能案一年来的整个过程中，可以说找不出一点依法办案的痕迹，而是完全抛开了中共自己颁布的各种法规，赤裸裸撕下了曾经宣称依法治国的面具。

当然，中共当局从来就没有过按照法律办事的意识与传统。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际，那是血腥革命，没有任何法律可言。而夺得大陆政权后，又祭起阶级专政，将法律当作资产阶级的成份消灭，砸烂公检法司；文革后虽然有过短期的反省，从表面恢复了一些执法机构，但骨子里中共当局仍然信奉的是党管一切，党治而非法治，法律只是服务于党的需要，而不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公民权利。近年来，随着中共十八大新当权者登基，更是公然提出政法效忠于党，法律不能当挡箭牌，在全国公然上演种种违反法制、践踏人权的政治构陷案件。今天，长沙富能案整个违法侵权办理过程，就是中国当下执法抛开法制黑恶化作业的真实写照。因此，长沙富能案让世人再度看清中共当局建设法治社会口号的真伪及黑恶化执法的本质。

民生观察 2020年7月12日

【民生观察2020年7月12日消息】2020年7月11日，包头王永明案继续开庭。

今天出现自庭前会议以来最激烈的冲突，律师展现了中国辩护人的风采。

在前几日的庭审中，法庭非法剥夺李爱军律师和李啟珍律师的辩护人资格，不允许两位辩护人参加庭审，迫使两位辩护人在法庭外“地摊”辩护，这激起了全体辩护人的愤慨。

今天上午，辩护律师们提出先解决两位李律师的出庭辩护问题，法庭对此不予理会，强行进行宣布案由、告知诉讼权利程序，企图强推庭审。多名辩护律师要求举手发言，均遭到警告，又有多名律师要求审判长回避，还是被连续警告，法庭一片混乱。

混乱中，袭祥栋律师发现公诉人方的书记员在庭审中偷偷录像，遂提醒法庭立即休庭处理此事。休庭后，辩护律师担心书记员删除录像、毁灭违法证据，便过去查看并要求法庭封存。这时，在庭的法警一拥而上，向律师扑上去，公诉人、法警、律师乱作一团。混乱中，徐昕教授被法警野蛮的推搡两次，遂引起更大的混乱和言语冲突。

在这场混乱中，徐昕教授等多名辩护人面对违法的控方、合议庭、法警，毫无惧色，坚持依法辩护，展现了中国辩护人的风采。

当庭爆出公诉人索贿丑闻

在下午的庭审中，爆出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公诉人之一李书耀曾向被告人家属索贿30万元。辩护律师当庭向法庭举报，并要求播放索贿录音，合议庭却违法阻止了律师的要求。

虽然未当庭播放李书耀索贿录音，未能直接确定其涉嫌犯罪。但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李书耀当庭表情极不自然，未做任何解释。不但不像前几日庭审中那样频繁的打断辩护律师发言，反而是一次“反对”也没有喊。休庭后，有旁观者发现他的上衣后背都湿了。

此事实在令人震惊，法庭应当立即决定休庭，并将犯罪线索移交相关部门进行查处。

该案的审理违法之处多如牛毛

自庭前会议至今，该案的审理违法之处多如牛毛，细数如下：

1.女性被告人遭到男法警殴打。2020年7月5日，开庭期间，女性被告人石莉芳在被押解途中被包头市昆都仑区法院的夏姓男法警殴打，性质极为恶劣。

2.侵害辩护律师的执业权益。李爱军、李啟珍两位辩护律师，因其他案件开庭，征得各自被告人的同意，并向法庭进行了书面告知，完全具有暂时离开法庭的“正当理由”。但却被法庭认定“拒不到庭、拒绝辩护”，被法庭剥夺了辩护的资格。

3.合议庭组成违法。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第16条的规定，本案必须适用七人合议庭审理。法院本应依法告知被告人有权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但未通知。

4.不公开审判，未庭审直播。偌大的审判庭，只有十多个旁听者，空余200多个席位，却将旁听者阻止在法庭外。合议庭还以不具备直播条件为由，违法不许庭审直播。

5.一审诉讼在二审法院的法庭开庭。“法无授权不可为”。该案涉及40多个民事案件，终审法院就是包头中院，相关法官跟该案有利害关系，可能成为证人，不应在此审理。此案实际上已没有二审程序，严重违反二审终审制。

6.审判员主持庭审。《刑事诉讼法》《最高法刑事诉讼法解释》《庭审规则》规定的非常清楚，审判长主持庭审并维持庭审秩序。但二位审判员不仅主持庭审，而且还对辩护律师予以警告，严重违法。

7.违法召开联席会议，未审先判。案件尚处在审查起诉阶段，稀土高新区检察院组织公、检、法、政法委等部门召开针对此案的联席会议，不审查证据、不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对案件事实认定涉黑、涉案财产处理等事项“达成统一共识”，完成了对此案的秘密审判。

8.公诉人方当庭辱骂辩护律师。2020年7月8日庭审，一名检察官助理公然说辩护律师在“表演”，并朝着袭祥栋、吴俊、王振江、周海洋、冯延强等律师进行辱骂：“一群法盲”。第一公诉人徐亚光还说对辩护律师说了“什么宪法”“伎俩”“放肆”等话。

9.起诉书达不到起诉标准。比如将红红、贝贝这类昵称，直接定性为绰号；比如将宋老二、老乔这类寻常可见的称呼，也直接定性为绰号；再比如将公安机关写成“东安机关”，将兵写成“斌”，将月写成“年”……更为严重的是，组织犯罪和个人犯罪不分，违法和犯罪不分，指控被告人的具体事实不明，指控的具体事实不明。严重违反《刑诉规则》第三百五十八条，即“起诉书叙述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必备要素应当明晰、准确”之规定。　

10.公诉人拒不送达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书。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公诉人回避的申请，在法庭宣布休庭1小时后，第二公诉人李书耀便宣读决定书，抬头是“稀土高新区法院”，而不是申请人。直接违反《刑诉规则》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即“人民检察院作出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后，应当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如不服本决定，有权在收到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书后五日以内向原决定机关申请复议一次。”

11.公诉人公然蔑视法庭权威，随意缺席。在检察院收到法院的庭前会议通知后，本案第三公诉人人闻立新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连续缺席两天的庭前会议。

12.公诉人严重滥用法律监督权。在辩护人发言时，公诉人当庭宣读法律监督意见书，严重违反基本的规则条款。

13.检察官助理当庭发言。庭审中，检察官助理发言。辩护律师指出其没有发言资格后，竟毫不收敛，继续发言。作为该院检察长的第一公诉人徐亚光也不予制止。

14.公诉人不履行该有的法律监督职责，未关注女性被告人被殴打事件。本案女性被告人石莉芳在被押解途中遭到法警的殴打，此事件性质极为恶劣。但负有法律监督责任的公诉人未予丝毫关注。

15.公诉人非法参与审判程序，操控庭审地点。本案第一公诉人徐亚光当庭表示，是他参与决定了将庭审地点设置在包头市中级法院的法庭，严重违法。

如此严重违法的庭审，怎么能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怎么能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样的庭审，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

休庭时，徐昕教授捂着胸口，神情痛苦，嗓子沙哑的说：“在这样严重违法的法庭上，多待一分钟，都可能随时被气死。”

【民生观察2020年7月12日消息】陕西宝鸡人龙克海（微信名：龙刻海）是一名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也是一名多年来追求自由民主的热心公民。现年54岁的龙克海由于长期在推特、脸书、微信上转发一些针砭时弊的文字图片等，先后数次被警察约谈并遭到威胁警告，更在2018年下半年被户口所在地的甘肃省徽县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行政拘留15天。拘留期满后的龙克海，不满警方的处罚，一方面把自己的遭遇通过推特、微信等公开发布，一方面向甘肃省徽县地方法院提出国家赔偿，因此遭致更加频繁的“喝茶”。2019年3月4日上午，龙克海在一个微信群里以语音留言的方式告诉群友，说他居住地宝鸡市的国保又通知他下午去派出所“喝茶”，他断然拒绝了；之后至次日（3月5日）下午，群友在群里不见龙克海露面，遂有人拨打龙克海电话，发现其手机关机。后经多方打听，于3月下旬得知其已被宝鸡市公安局渭滨分局以“寻衅滋事罪”刑拘。5月15日，龙克海的儿子龙少腾和他的律师才收到刑拘通知书。

据知情人透露，龙克海被捕后警方提出，只要龙克海删除其在推特、脸书、微信上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侮辱最高领导人的文字、图片、视频，并写下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就可以放他回家。该无理要求被龙克海断然拒绝后，2019年11月11日上午9时至12时，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法院姜谭法庭在不允许家属和其他公民参与旁听，并以“案件涉及个人隐私”为由的情形下，对龙克海案件进行了秘密审判。检察机关指控龙克海在推特和脸书上发布丑化侮辱诽谤国家领导人、辱骂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龙克海的律师和他本人当庭作了无罪辩护和陈述，认为其言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范畴，故认定其行为无罪。11月26日，龙克海律师接到宝鸡市渭滨区法院的通知，告知龙克海寻衅滋事罪成，判刑一年半。

得知自己因言获刑一年半，龙克海表示不服，并在其被拘押的宝鸡市渭滨区看守所里提出了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2020年7月10日上午9时，龙克海案件二审开庭审理，至12时左右庭审结束。据龙克海现任律师朱宁介绍，龙克海再次进行了自我辩护和陈述。尽管龙克海在被捕前就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然而他看起来精神状态还不错。法庭上的龙克海用轻松的语调向法官表示自己从不认为自己有罪，而是这个一党专政的政体因为害怕公民的言论自由而采取的政治性报复手段。他还表示，虽然自己今天失去了自由，可是并不后悔，反而对自己多年来的坚持和信仰更加坚定，也深信未来的中国一定会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据了解，由于有关方面从一开始就把龙克海案件定性为敏感案件，因此当地警方对龙克海的律师和家属采取了特殊的“关照”措施，要求他们不能对外发布龙案的消息，否则会影响他们的饭碗和出国等。迫于强大的压力，龙克海的一位前律师最后被迫退出。另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媒体，朱宁律师之所以在2020年6月接手龙克海的案件，是因为身为龙克海表哥的他，在今年春节发现龙克海没像往年一样回川探望他的母亲也就是龙克海的姨妈时，产生了疑虑，打电话给龙克海的儿子龙少腾后才得知龙克海已于去年3月4日被警方拘押。于是朱宁律师提出接手龙克海案件，遂成为龙克海现任律师。

据朱宁律师介绍，由于龙克海一年半的刑期即将于今年的9月20日到期，根据他的经验判断，尽管二审结果并未出来，但他认为改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维持一审判决的可能性极大。从中国当局多年来针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案例来看，媒体认同朱宁律师的判断。不过媒体也认为，随着国际社会和国际人权组织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当局对国内异见人士、宗教人士、藏人、维吾尔人的政治迫害手段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加入到谴责并制裁中国的行列中来，而背离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中国，势必如一叶破帆孤舟，被人类文明抛弃在夜色茫茫的大海上。

【民生观察2020年7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2020年6月15日上午，住重庆市江北区的黄绍翠到江北区大石坝派出所，去领一天7元的生活费，然后就突然失踪了，至今已经25天，无任何消息。

黄绍翠，女，生于1969年6月17日，身份证号51082419690617095，户籍地：四川省苍溪晶陵江镇东方六组。

据重庆访民反映，2020年6月15日，黄绍翠曾告知友人她要到重庆江北区大石坝派出所领取生活费，但之后黄绍翠就没有任何消息了，至今已经失踪整整25天了。

2018年11月19日黄绍翠被江北区大石坝派出所把手膀打断、头也被打，现在成了残疾，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她出门害怕被派岀所跟踪所以手机都不敢用，东躲西藏，她非常可怜，一个弱女子，又是一个文盲，希望友友们关注！

黄绍翠在失踪前曾写过一封申诉信，讲述其遭受的迫害经历，原文如下：

2001年6月17日夜晚我在收摊回家的路上，被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分局大石坝派出所民警以查身份证为由，强制将我拖到派出所并关押在楼梯间小黑屋里，因我不服与他们发生了口角，所以他们使用暴力执法，故意用铁凶器将我大脑严重打伤，伤口长达几公分深至骨膜，腰背部，肩等全身上下多处淤血，多处软组织严重受伤，鲜血湿透衣衫（血衣被派出所工作人员毁掉)。

从那以后我记忆失常，天天头痛，生活无法自理，丧失了劳动力，既无经济来源又无人照顺，只能用大量的止痛药来缓解疼痛。我去过重庆市各大医院检查过，病情特别严重，因为我没有钱看不起病，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到至今每年40度的天气，我仍然要穿毛衣，毛裤才能度日，头痛特别严重，已留下病根。我拖着病痛的身体四处打工无人要，还被江北区公安局关进监狱33天，出来后我居无定所被逼迫住进石岩洞，被他们发现后将我的衣物和棉被及生活用品等全部烧毁。

2014年9月15日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接待日，我刚走进4号接待室，就被工作人员拖出来，不接待我，本月24日市局请黄泥塝派出所民警将我关进渝北区拘留所。

2014年10月5日上午，我在街上卖了1毛钱的姜，被城管用手掐我的脖子，没有死，之后他们叫来警察，把我抓到石门派出所，从上午8点一直关到12点，并带上脚镣手铐，故意踩我的脚，我不服，他们说“老子的天下”不服去告。当日下午，我去找分局，不接见我。

2018年4月1日至2日我去找江北分局，不接见我。3日下午3点石马河派出所民警给我带上脚镣，手被反在背后，限制我人身自由至第二天，不给我饭吃，不给我水喝，大小便失禁，他们把我当成神经病，由大石坝街道出钱，石马河派出所将我关进重庆市精子山精神病医院9日，后被强制拖出医院。

我居无定所，吃的是别人的残羹剩饭，穿的是别人的旧衣破鞋，我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使我精神受到沉重的伤残，经鉴定为“颅脑颠病”。老公得知情况后，离我而去，使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四处躲藏着当地维稳人员的追赶，并被江北区公安局和大石坝派出所以及辖区街道等各个部门暗箱操作，内外勾结，而最悲惨的还在后面。

2018年11月19日，我到重庆市政府去上访，被他们内外勾结多个部门，并通知江北区大石坝派出所和大石坝街道工作人员强制将我拖到他们汽车里，有多人在车里等候，其中有人坐在我头上，其他的人轮换掐我的脖子(具有杀人动机)，在杀人灭口没得逞后，故意强制将我的右肩关节拉脱位，筋，骨打断，多处软组织受伤，多处淤血严重，他们并没有给钱我去检查、治疗等，让我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使我受尽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疼痛和折磨，给我造成了严重的伤痛，这是导致我终生伤残的直接原因。

他们还随时派人跟踪监视我，我到每一个部门上访都要被那里的工作人员打骂，或者被派出所工作人员强制拖到他们那里使用非人的手段，或者关进监狱，甚至上千元的钱也被他们没收，却从未归还给我，或者将我关进精神病医院等，使用残酷的非手段，这十几年里多次派人将我脚打伤、踩伤、筋、骨打断，以及全身打伤，全身软组织受伤，使我受到精神摧残和身体折磨。

这十几年的上访生涯，使我负债累累，他们对我一个捡破烂的一个拾荒女人也不放过。这惨绝人寰的日子都是他们在掌控，在操纵，他们已违反了宪法，侵犯了我的人权，使我下定决心要上访喊冤告状。在此，我借助互联网呼唤全国媒体都来关注重庆人民过着受压迫的生活，希望正义不再迟到，还我公道，还我人权！

我的诉求如下：
（一）解决住房（有产权房或廉租房）
（二）从2001年6月17日至处理完毕为止当年的社会平均工资计算，以及所有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
（三）多次将我关进牢里的拘留证给我，多次关我进精神病医院的病历和报告给我
（四）公安机关将我赶到石岩洞居住期间，将我的衣服和棉被以及生活用品等烧毁对我进行赔偿

至今上述事项一件都没有给我落实，而当地有关部门向上级报告已经给我处理了，纯属子虚乌有。

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得到沉冤昭雪，铲除黑恶势力，深挖彻查关系网保护伞，求一条伸冤之路，公道之门，还我人权！

申诉人：黄绍翠

【民生观察2020年7月11日消息】继两周前律师申请会见许志永以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遭到拒绝后，近日，“厦门聚会案”目前在押涉案人丁家喜和许志永的辩护人赵永林及张磊律师提出会见申请，不过申请继续被驳回，理由仍然是“有碍侦查及可能泄露国家秘密”。

几日前，丁家喜辩护人赵永林律师开车去到位于临沂市临沭县青云镇的看守所进行交涉，准备申请会见，但遭到工作人员拒绝，理由是会见需要办案单位批准。期间律师发现看守所的电脑系统内并无丁家喜的存在，不过接待赵律师的警员口头表示丁的确羁押在该所。

赵永林律师向该名警员提出想给丁家喜存钱，亦遭到拒绝，该警表示，丁家喜案件特殊，他没有权力代收转交。赵律师又表达了家属及外界对丁家喜包括身体健康在内的忧虑，所方回复正面且自称会依法处理。另外有关会见一事，所方答称在获得办案单位批准后会在指定地点安排视频会见。

前日，许志永的二姐按照律师所述及致电看守所后，从河南开封到临沭县看守所存钱，但因当日非存钱日期，到第二日成功为丁家喜及许志永存上生活费。不过许二姐拿到的存钱收据上显示丁许二人名字，而看守所的电脑系统内却查无此人。经询问后工作人员称，专案组不允许看守所将二人名字录入电脑，不过工作人员表示，保证丁许二人能够收到钱，并能看到存钱单据。

丁家喜和许志永因涉及“厦门聚会案”被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系公安部成立的“12-13专案组”案件，最早由山东烟台警方经办，目前转由临沂市公安局办案，目前丁许二人被羁押在临沭县看守所。而曾在案件早期被捕的四人已于6月18日获得取保候审回家，四人包括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及李翘楚，不过到目前为止，除李翘楚正为许志永发声外，其余三人尚未公开露面。

【民生观察2020年7月11日消息】6月17日，北京知名人权律师余文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遭到秘密宣判，余文生获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余文生表示不服判决坚决上诉。案件曾于2019年5月，截至目前为止，余文生律师已被羁押两年半时间，但当局一直未批准律师会见。

据悉，周四（9日），由余文生妻子许艳女士委托的辩护人河南郑州常伯阳律师去到徐州市中级法院，就当事人余文生上诉一事进行交涉，但遭到阻滞，工作人员以法院电脑系统内并无余文生案件相关情况记录为由，直接拒绝常律师的办案跟进。

随后，常伯阳律师又赶到徐州市看守所，所方派人接待并告知余文生案已经进入上诉阶段。常律师提出会见申请后，所方致电与徐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联系商议后答复称，国保不同意此次会见申请，未表示因何理由拒绝。

许艳女士表示，作为妻子，支持丈夫上诉，并主张无罪释放余文生。许艳同时要求江苏省高院能保持法律底线，秉持法治、公平、正义的原则，弘扬依法治国的精神，创建法治社会造福人民，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

网友刘先生认为，余文生案从头到尾都是秘密进行，从案件开庭审理到宣判，家属及律师均不知情，并从被捕当初直到目前上诉阶段，一直不准律师会见，中共当局明显难逃秘密审判政治迫害的罪责。急公好义的余文生律师多年来办理过众多人权、宗教以及其他敏感案件，并曾撰文批评政府以及习近平，正是中共统治者需要打击肃清的严重障碍，因此缺乏实质“犯罪证据”之下只能以言立罪秘密审判，以此迫害反对声音。